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

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

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 篇1

朱苏力

【学科分类】法理学 【写作年份】2006年

【正文】

本文是我正在进行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引论，主要探讨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一些前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在回顾、分析国内外法律与文学研究现状的前提上，着重分析法律与文学作为法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括其现状、问题、可能性以及意义等；同时简单介绍和讨论我的研究将使用的材料、方法以及为什么。

一、现状和回顾

从文学(广义的，但主要指叙事文学)来研究法律并不是一个新鲜事。在中国，至少自90年代以来，法学界 [1]经有一些法律学者已经以不同的进路和方式触及到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其中在我看来比较有意义的有：贺卫方的论文《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文章就涉及了古代官吏“司法”中判决书写作的文学色彩，特别是那种有明显文学追求甚或有“玩文学”之嫌疑的“花判”； [2]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3]主要以古代文人的笔记、小品、故事为材料，比较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简单提出和阐发一些法律的问题；刘星首先在《南方周末》以一正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法律故事，后来汇集成册以《西窗法雨》出版，这些故事的分析都相当细致，说理性强，文笔也简洁明快；他的《古律寻义》中也有类似的追求，[4]而刘星的同事徐忠明则多年来一直坚持史学家的“以文证史”、“诗史互证”的路子，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发掘、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史料，在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中作出了长久、持续的努力； [5]与徐的研究思路类似、但材料有所不同的汪世荣则从中国古代判词，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判词，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 [6]此外，强世功讨论女权主义的论文不仅涉及到中外三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有浓重的中外法律比较的色彩。[7]

回头看来，即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构建和解释，这些著作或论文几乎已经触及到美国学者首先创设并界定的法律与文学领域的一切主要方面。贺文实际是讨论“作为文学的法律”，但侧重的是司法文本；刘作也可以属于“作为文学的法律”，但范围比贺文更宽，他实际侧重把历史记载的整个法律故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来研究；梁作、强文都更多涉及到“文学中的法律”，但略微偏重于理论问题；同为研究“文学中的法律”的徐之研究侧重的是法律史，注意的是开掘文学作品中可能作为法律史研究的信息；汪的判词研究则同时涉及了文学中的法律和作为文学的法律。

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法律与文学，但就总体而言．上述著述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自觉(强文略有例外)。例如，梁作虽然利用了中国古代笔记、故事，这些材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学的文本，但是作者的短论常常流于杂感和随想，且侧重于法律文化的讨论，与法律往往只有若即若离的联系；刘的《西窗法雨》相当善于从各种法律故事提出具有法理学意义的问题，但由于报刊专栏的篇幅限制，未能也不可能深入分析；贺文涉及了、但其关注点并不在“作为文学的法律”，自然就放过了其中可能隐含的一些问题；汪世荣的研究同样有这个问题；徐的论文最关注法律与文学，但从其专业出发，他更多是从法律史学的角度进入法律与文学，关心的是从史学的进路处理古代文学作品，开拓了法律史研究的材料，未能从理论上考察这一领域，没有提出法学理论的新问题。强文的理论思考则在女权主义和法律与文学这两个法理学分支之间游离，并侧重于女权主义考察。[8]

在这一时期，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的法律与文学写作者也许是当时执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冯象。尽管他在这一方面的有关作品并不很多，但由于他横跨两个专业的学术训练背景(哈佛英国文学博士和耶鲁法律博士)以及他年轻时的文学爱好，[9]使得他的这些不多的作品中的每一篇都显示出相当深厚的法律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功力，敏感的艺术感受力，乃至娴熟的叙事技巧。例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 [10]从作者的法律专长知识产权出发，讨论了文学艺术与广告的边界，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和广告的意识形态问题；又如在《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11]作者以小见大，进一步分析了“秋菊”困境的社会构成(为什么秋菊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和历史构成(秋菊是如何在现代化法治话语中变成“法盲”的)，并且深刻地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法治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其中隐含的悖论；不仅如此，他还娴熟地用蒙太奇的手法把秋菊同美国电影《接触》勾连起来，从时空上的无关创造出意义的相关，造成一种相当奇特的阅读效果，表现出一种在当代中国常规法律论文中所不见的叙事和论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冯象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当代法律与文学的另一个问题，即叙事(narrative)的问题，或“通过文学的法律”。而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产权——至少有一部分就是“有关文学的法律”冯象的长篇论文《法律与文学》 [12]则在中国第一次系统、概括且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诸多问题；并在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关于法律与文学的一系列比较系统的具有理论潜质但未展开论述的看法。其视野的开阔和深入，其叙事和论证的方式，在我看来，甚至超出了目前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勾勒的边界。

既然提到了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了，就不得不多说两句。尽管法律与文学的题目在美国法学界早就有了，[13]但是作为一个法学运动或领域或流派，却是自1970年代以来主要在美国法学院内发展起来的；目前，美国各主要法学院都设有法律与文学的课程，反映了这一运动的广泛影响。对这个运动，冯象已经作过很好的概述，[14]无需我在此再多说什么。在此，我只想交代一下这个运动对我的影响以及与我目前这一研究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细致分来，如同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有四个分支，一是作为文学的法律(Law as literature)，将法律文本以及司法实践当作文学文本来研究其修辞和叙事，从这一进路看来，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应当予以解释和理解的故事； [15]近年来甚至有一些作者用文学方法讲述法律，[16]这就是通过文学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同时还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法律分析其他可能的贡献，特别是解释；三是有关文学的法律(law 0f literature),研究各种规制文学艺术产品(包括著作权、版权、出版自由、制裁淫秽文学书刊、以文学作品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法律；以及四，文学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出来的法律。[17]但一般说来前两者可以且常常被归为一类，第三分支与传统的法律研究特别是知识产权的研究没有多大差别。因此，更多学者认为，法律与文学运动主要有两大分支，即作为文学的法律(作品和理论)，以及文学中的法律。[18]这两个方面都对我有所影响，前者影响我更早，但后者对我的启发更大。

先谈论前者。如同70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我也曾经爱好过文学。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不可能之生活的一种弥补，它帮助人们理解他/她当时甚或永远无法进入的生活和人。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专业的限制，由于对于理论思辨爱好的增长，由于到美国留学、远离了中文的文学环境，我已逐渐放弃了年轻时的梦。我接触到了美国的法律训练，尽管我不喜欢它太过技术化的一面，但是美国法学院的不尚空谈、反对宏大理论的思维训练却给我很大影响。事实上,当时美国法学院流行的案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故事和法律文本展开的解释。这种训练使得我开始越出传统的法律边界，看到了我自己关心的法律与社会问题。但由此而来的我的判断是，文学和法律截然不同，并且很难交叉。

改变我的一个主要影响来自“作为文学的法律”。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可以说，“作为文学的法律”当时主要关心的是法律解释问题。大约在80年代中后期。当时(至今仍然如此)我对美国宪法和美国司法制度、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和解释很感兴趣；但我又感到困惑，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总是令我难以捉摸，特别是如果仅仅从宪法的文本或围绕美国宪法的大文本来看。从注重法条和概念的学术传统中出来的我当时还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案例法传统，我还是倾向于把法律视为文本；我不能理解美国的宪法实践其实与宪法的原始文本没有如同人们想象得那么多的关系，不理解宪法法律话语更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话语实践，其含义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的传统中界定的；我不理解语词的标准含义和实践含义从来都不是来自字典(包括英汉词典)，而是社会实践界定的。特别是在80年代中后期，美国曾有一场关于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或本质含义是什么的大规模的争论。[19]这场争论实际是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20]但以学术的名目展开，各方都运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作为一个不熟悉美国实际政治过程的外来者，我居然把这场有强烈政治背景的学术争论或者用学术包装的政治斗争当成了一个纯学术问题，努力从理论上寻求某种解。

就在这一寻找过程中，我遇到了作为文学的法律。这一分支的当时的核心观点大致是，文学作品的解释方法可能有助于法律的解释，例如文学作者的原意，理解者的再创造，理解者再创造的社会条件，语言的问题等等。也是在这个探索和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接触了哲学阐释学、分析哲学以及与阐释学有关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

但是，到1992年回国之前，我已经基本放弃了发现一种解释方法或解释学来保证法律解释的统一、准确的天真想法。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作为文学的法律”的研究者没有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命题，无法用作个人理解解释文本的指南，甚至准则；而是说，在政治利害不同的群体间，在政治倾向不同的学者间，甚至在因其他原因而有不同判断的个体间，这种方法基本是没有用的。因为即使有这种准则或指南，其运用也是使用者冷暖自知的，没有一个可以反复测试的“客观的”标准。特别是当文本解释涉及重大的利害冲突时，当社会公识不存在时，至少在某些问题上，你无法要求也无法迫使冲突双方得出一致的意见。法律解释更多是一个争夺利益的战场，而不是划分利益的标准或方法。那种理想的解释状态实际上要求所有的人都诚实，要求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程度一致；这种情况不仅在人世间不可能发生，而且，如果真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需要法官了，至少不需要律师了。因此，美国的这场围绕宪法的解释学运动进入了90年代以后就基本偃旗息鼓了。表面的原因是争论双方都发现文学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解释无所裨益；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80年代末期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因年事已高而退休，新任的大法官们就总体而言渐趋保守，“解释”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某种“现实意义”。理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许多问题都不是理论解决的，而是时间和人事更替解决的，是自然的力量。

尽管以文学的解释理论乃至阐释学或语言分析哲学获得正确解释方法的幻想已经破灭，但是这种经历(包括这种幻灭的经验)仍然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种追求毕竟带着我游历了——尽管是粗略地——一些相关的领域。阐释学使我看到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解释中读者的重要性，读者的偏见(不具贬义)以及这种偏见的历史性，使我不仅看到文字、法条、书本而且看到“文本”以及文本的历史和社会构成。分析哲学使得我更加重视语言的用法和功用，重视语词使用的语境，而拒绝“正确的”语词和定义，理解了语词与其他符号之间的相通之处和互补。福柯的话语理论使我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语言的表征作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学术话语、命题的历史构成。但最重要的是，在这种追寻中，这些概念和命题对我来说已经不再仅仅是概念，不是文字的学术装饰，而是一种对自己阅读和理解经验的提醒，它或多或少地已经溶人了我的学术研究，促使我更多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使得我对事实、事件、权力、语境和文本都比以前更敏感、更宽容同时也更苛刻。这种能力的获得大大扩展了我的世界。

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法律与文学之看法的主要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法官波斯纳，并且主要是在我1992年回国以后。1993年起，我开始翻译波斯纳法官的《法理学问题》，[21]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法律与文学，另一节在讨论女权主义时也讨论了一些文学作品。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一些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从平凡的甚至是非法律的故事中提出非常实际的法律问题、法理学问题，使我大开眼界。他的另外几本重要著作也曾对文学作品做了细致的分析。

除了书名《法律与文学》的专著外，[22]他在——例如——《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以荷马史诗为材料分析古希腊社会的法律制度，分析古代传统社会的其他一些制度，[23]在《征服法律》中他也不时分析了法律与文学。[24]1997年，为编《波斯纳文集》，我开始翻译他的《法律与文学》(1988年版)，更仔细地阅读了此书，这些阅读给了我重要影响，日益感受到文学作品对于理解法理学问题，理解特定时代的法律制度问题的可能性和意义。

波斯纳以法律经济学成名，但也是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个几乎是绕不开的人物，[25]但严格说来，波斯纳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倡导者；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一个批判者。

他的《法律与文学》第一版的副标题就是“一场误会”。第二版删除了这一断言，但他仍然对法律与文学的许多研究者以及基本命题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是，波斯纳的批判并不是一般的反对，不是站在圈子外不着边际的拒绝，不是用他的另一擅长法律经济学来攻击他人的法律与文学(这种类型的反对在学界——不仅在中国——是常常发生的)。他是一种接触的(engaged)、参与的反对和批判。他充分利用了他对西方经典文学(在《法律与文学》的第二版中，他甚至包括了一些当代的流行文学作品)以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熟悉和敏感(波斯纳本人本科从耶鲁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并且是最优秀的毕业生)，同时充分调动他的法律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训练、知识、洞察力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提出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其他解释，让自己的解释同其他学者的解释在“学术和思想的市场”中竞争。波斯纳的这种进路对我的这一研究有最大的影响。

必须指出，波斯纳尽管以古典自由派(libertarian)的经济学家闻名法学界，但是他在研究法律与文学以及其他的“法律与××”中，[26]]他的分析问题的基本进路——在我看来——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兼容性。他总是把文学作品的故事放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予以考察，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人性对于制度和人的行为制约，只是他所使用的术语更多是受当代制度经济学传统的影响；并且由于经济学训练的严格和文学训练的敏感，特别是高度关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技术发展，使得他的分析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为细致和严格。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波斯纳的分析进路不仅在文学分析上而且在其他一些社会基本制度的研究上，都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路的一种改进和精致化。尽管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波斯纳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概括说来，波斯纳至少在两个方面给了本研究以启发。一是波斯纳勾勒的法律与文学的领域。他使我重新审视法律与文学的关系，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发现了一些可供法理学研究的材料。另一则是他处理法律与文学的进路，注重制度，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充分理解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注释】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法律与文学》一书的第一章。

> [注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博士。本文的撰写得到了北京大学985规划的资助。[1]

事实上，一些文学研究者也触及了法律与文学，例如对元代公案戏、包公戏或清官戏的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路子是文学的或史料的，因此，本文暂不讨论。关于元代戏剧中的有关法律的研究，可参看，张月中主编：《元曲通融》(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7页以下辑录的有关论文。[2]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203—219页。

[3] 《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

[4] 《西窗法语》，花城出版社，1998年；《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

例如，“从薛蟠打死张三命案看清代刑事诉讼制度”，《法学文集》(4)，中山大学学报丛书，1992年；“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看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历史大观园》，1994年9期；“武松命案与宋代刑事诉讼制度浅谈”，《历史大观园》，1994年11期；“《活地狱》与晚清州县司法研究”，《比较法研究》，1995年3期；“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4期；“《窦娥冤》与元代法制的若干问题试析”，《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增刊；“包公杂剧与元代法律文化的初步研究(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这些以及其他论文汇编为《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6]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安提戈涅、窦娥与鲍西亚：文学中的法律——女权主义视角及其批评”，《比较法研究》．1995年2期。

[8]这里的批评并非对这些研究的全面的学术批评，而仅仅是就其对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之理论贡献的分析批评。

[9]见《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作者简介。[10]《读书》，1997年2期。

[11]全文的一部分以“秋菊的困惑”为题刊登于《读书》，1997年11期，全文载于《木腿正义》，同上。

[12]《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687—711页。

[13]早的，例如，著名美国法学家卡多佐1925年就曾发表题名《法律与文学》的论文，但讨论的是司法文件的文学风格、修辞等问题；见，Beniamin N．Cardozo，“Lawand Literature，”in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Nathan Cardozo，ed．By Margaret E．Hall，FalIon Publications，1947；又如，庞德作导论的法律与文学选本，Amictls Curiaeced．，Law in Action，An Anthologyof the Law in Literature，Bonanza Books，无日期。[14]《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687—711页。

[15]Cf.Sanford Levinson，“Law aS Literature，”Texas Law Review，vol.60,1982，p．373ff．；Daniel A．Farber and Suzanna Sherry，“Telling Stories Out of School;An Essay 0n Legal Narratives，”Stanford Law Review，vol．45，1993，p．807。

[16]例如，Patricia J．Williams，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由于此书作者同时又是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族裔人士，因此，此书又被视为女权主义的著作和批判种族理论的著作。

[17] 例如，Richard H.Wesberg，The Failure of the Word：the Lawyer as Protag-onist in Modern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18]参看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2nd 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eter Brooks and Paul Gewirtz，Law’s Stories，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dC Lathe Law，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3；以及，Gary Minda，Postmodern LegalMovemMovements’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150。冯象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论文也是这样处理的，(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4辑．第687—711页。

[19]两篇针锋相对的代表性文献是，Edwin MeeseⅢ，“Speech befor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July 9，1985；以及William Brennan，“Speech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Oct．12，1985。两篇文章均重印于，The Federalist Society，The Great Debate：Interpreting Our Written Constitution 14(1986)。

[20]请看，Sanford Levinson and Steven Mailloux，eds．，Interpreting Law andLiteraturc，A Herrneneutic Reader，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特别是第一编“政治与解释理论”。

[21]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22] Richard A.Posner，Law and Literature，A Misunderstood Rel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此书10年后修订且扩展了，且删去了副标题。中译本，请看，《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23] 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特别是第五章。

[24]Richard A．Posner，Overcoming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译本请看，《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第九、十四、十八、二十三和二十四章。

[25]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自1988年初版以来一直是法学院使用最多的教科书之一，并且也是法律与文学运动中引证最多的著作之一。1998年此书修改之后发行了第二版；封底上广告语称“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轻松实现了当年《华盛顿邮报》的预言，该书‘将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一直是精华读本’”。

[26]]波斯纳实在是一个多面手，他是法律经济学(即法律与经济学)运动的创始人，反垄断问题专家；他的其他著作包括，仅仅看书名就可以了，《法理学问题》(1990)、《性与理性》(1992)、《超越法律》(1995)、《衰老与老龄》(1995)、《道德与法律理论的毛病》(1999)、《联邦法院》(1985，1996)、《国家大事——克林顿莱温斯基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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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 篇2

但是, 法律体系的形成仅仅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基础要素和奠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并不意味着法治建设任务的完成和法治国家的实现, 为此, 我国的法制建设就需要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4 年10 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更是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出。法治体系概念的提出, 是中国人民对长期的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法治体系的建设将国家已经制定的静态的纸面上的制定法转化为法治中国建设实践行动中的活法, 实质就是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整体建设。笔者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概念的提出标志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即以立法为主转为更注重法律的实施、将法律之应然发挥出来。但进入新阶段并不意味着旧阶段的任务就完满结束, 相反, 它蕴含了在新情景下以新方法继续推进之前工作的新要求。由此, 我们有必要明晰“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这一对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并指出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的“一字之差”有何奥妙

任何法律规范, 在一部法律内部或与其他法律的许多法律规范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内部与外部的联系, 它不是独立存在着的, 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国内法律规范如此, 国际法律规范也不例外。法律秩序并非是由像沙滩上互补连接的散沙一样的具体法律规范组成的。人们常常将规范之间的相互联系称为“法律体系”。 (3) 所谓法律体系 (Legal System) , 法学中有时也称为“法的体系”, 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4) 简单地说, 法律体系就是部门法体系。部门法, 又称法律部门, 是根据一定标准、原则所制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而法治体系的内涵究竟如何?首先, 我们要弄清楚它的来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中首次提出:“推进依法治国, 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说, 这是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次创新,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么, 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在《决定》中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明晰的释义, 而只是采取了要素列举的方法来阐明其含义,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描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大组成部分。这五个子体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撑, 共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内涵。

法治体系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当下中国法制体系是人治与法治的混合体。现行法制体系在理念、原则、制度和规范等层面包含大量法治因素, 但它在这些层面也存在许多不符合法治要求之处, 需要一个法治的体系化过程才能建成法治体系。所谓法治的体系化, 就是将法治理念和精神贯注到法律体系之中, 灌注到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制度中, 灌注到党的执政制度之中, 力图使法治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普遍观念和共同实践, 来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共同富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呼唤, 是对我国法治实践的规律性总结, 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已经成为执政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总目标, 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随着理论认识以及法治实践的深化而得以确立。明确“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两者的区别使我们对从过去以法律体系为载体的静态的法治向以法治体系为载体的动态法治的转变有着清晰地认识, 从“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 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法律体系是相对静态的, 而法治体系是相对动态的。与法治体系相比, 法律体系是一个静态概念, 它是由众多法律条文组成的, 它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 而是依靠社会人的执法司法守法行为从而实现社会规范, 践行法律的作用;与单纯由法律部门构成的法律体系相比, 法治体系则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 即它所指的、所追求的并非止于静止的法条, 而是正确、有效适用法律的这一行为与过程, 也唯此才能彰显法律的价值、作用和真正的生命力。

其次, 法律体系的“法”既包括规范国家基本社会秩序如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公民行为的法, 也包括规范国家行为、政府活动和政党治理行为的法, 但规范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和公民行为的法是其最主要的部分。与法律体系的“法”不同的是, 法治体系的“法”主要是指规范国家行为、政府活动和政党治理行为的法, 也就是说, 法治体系的“法”更多强调的是治官的法。 (5)

最后, 法治体系具有比法律体系更大的外延, 也涵盖更多的对象、并要求更多主体参与。如果说法律体系注重的更多是立法工作者的行动, 那么由法治体系包含的要素可知, 它多了对执政党、政府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民主党派人士、及广泛存在的群众这样一些主体的反应和表现。这是因为法治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立体化的、更加强调法治交往理性的有机完整的统一体, 它不只是强调立法者的活动, 而是把执法、司法、守法和法治监督等多个环节都纳入到其体系当中。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说法治体系的外延包括了法律体系, 先有法律体系后有法治体系, 法治体系是在法律体系得以形成、完善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之间的互动体现在何处

(一) 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基础与前提

从“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 是对当代中国人民法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 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内容的重大拓展。上文也讲到, 法律体系主要着眼于静态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更多强调的是制度体系, 而法治体系则更多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交往理性的有机整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强调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科学完整的有机体系, 五大子体系互相联系又互相支撑, 共同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反映中国国情、中国文化, 体现中国人民诉求的法治体系。法律体系的形成, 解决的仅仅是无法可依的问题, 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要使法律得到有效实施还需取决于多重条件, 包括法律必须是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 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法律必须体现公平正义, 必须具有权威性, 得到人们的信仰;执法过程必须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权责明确, 执法人员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具有很高的法律素养, 能够公正文明执法;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完善的法律救济制度;此外, 还须建立高效的法律监督制度, 既包括法律内部的监督, 也包括法律外部的监督, 其中法律外部的监督正是法治与公民互动的体现。因此, 要更好地解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 必须从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 “法律体系”只是“法治体系”组成部分之一, 是“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元素, 即“法治体系”中的立法环节。国家法治建设的展开正是基于国家法制的完善, 俗话说: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 法治实施就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法治体系亦难以形成。因此, 法律体系构筑成为法治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法治体系的构建应以“法律体系”为手段, 以“法律体系”为规范基础和逻辑起点。具体来讲,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既然法治体系强调法律的实施及其效用, 则必有据以适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今我国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 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备, 已经涵盖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都能做到有法可依, 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 (6) 无疑为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 只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继续完善, 法治体系建设中各要素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与进一步地规范。例如, 法治实施体系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关键, 这要求行政法这一法律部门的发展健全为其提供明确的准绳而不致落于空言;法治监督体系中涉及人大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督察监督、纪委监察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等, 欲要它们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少不了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来增强监督的力量;法治保障体系中法律纠纷、争议化解机制必然要善于运用法律法规这一工具;而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要实现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的紧密衔接, 则意味着法律体系应该不断地优化。

与时俱进是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立法进程没有终点。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 社会实践永无止境, 立法也永无止境。”我国的法律体系也不例外, “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但它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 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 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构筑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和逻辑起点, 但法律又分为良法和恶法, 只有良法之治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法治。

法律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可以治好国, 法律体系中也存在一些并不实用的法律。犹如古人云:“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 这说明立法并非多多益善, 法律体系并不仅仅只是一味地强调立法, 那些繁杂但并不实用的法律, 既耗费了国家大量的法律资源, 又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影响了法律的权威, 很有可能使得这些法律形同虚设, 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法律调节的作用。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我们并没有把立法的重心放在如何提高立法的质量上来。截至2014 年12 月, 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242 件、行政法737 件、地方性法规85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800 多件。如此数量庞大的法律法规, 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但是, 如果立法存在先天缺陷, 具有破坏现行法律秩序的负面作用, 那之后的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环节都会受其影响, 出现不可避免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 越是强调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越是要强调提高立法的质量, 因为立法的好坏、法律的善恶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的向前推进, 直接关系着“法治中国”的实现与否。

当下, 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期待, 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法律的有无, 而是法律的好坏、善恶。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相比, 目前我们的法律体系仍存在着未能全面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客观规律, 法律实效难以发挥等问题。因此, 提高立法质量, 制定良法, 实现良法善治, 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形成良法,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才能真正为法治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规范基础, 从而促进法治中国的实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阶段, 一方面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 由于本身的不足, 也由于形势的变化, 我国法律体系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法律体系中的问题都需得到重视与解决, 使法为“良法”, 则我国建设法治体系才可走上康庄大道、达到“善治”。

(二) 法治体系是法律体系的目标与追求

法治体系战略目标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建设任务的大功告成, 而是基于法律体系建设的历史承继, 仍然面临着理论证成、结构架设、顶层设计以及实践推进路径的完善问题。要真正实现法治的国家, 从来不是满足于形成一套高度完备的法律体系, 而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对相当一部分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 发挥出法的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与强制作用, 以致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推进社会变迁、保障社会整合、控制和解决社会纠纷和争端、促进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法律不能是“观赏性的”, “徒具空文的法律不是零价值而是负价值, 因为其直接伤害了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7)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是当代中国人民对以往法治实践的重大深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不仅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将社会活动和国家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 而且要更加注重法律的实施, 提升宪法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性。实现法治中国不仅仅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任务, 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他们的法治参与方式直接决定了法治的性质和方向, 直接影响了法治中国的走向。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新情景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不少促进法治与公民全方位互动的务实创新举措, 如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等等。这些措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国家与公民、法治与公民互动的可能性,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对法治的信心。法律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 是社会多元价值的契合点, 这也是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共识所在, 只有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迈进, 强调法治的实施, 强调法治的公共参与, 才能调动整个社会参与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来。显然, 对于“法治体系”来说, “法律体系”是手段, “法治体系”才是目的,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为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服务的。

三、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折射了什么

随着时代社会发展, 已有的静态的法律体系已无法有效全面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遏制腐败渎职的发生, 因此, 新的动态的法治体系的建立就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既是时代的需要, 也是法治理论的重大突破。法律制度的创设是建构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和逻辑前提, 过去我们强调法治的任务是构建静态的法制体系, 重点放在了立法上, 要求从根本上扭转无法可依的局面。而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今天, 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相较于之前的“法制体系”, “法治体系”的外延更广, 内容更加明确, 增加了法律的实施、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的环节, 并将党内法规纳入其中;各内涵之间关系更加和谐、统一, 这是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巨大进步。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体现出的是中国法治实践主体对法治规律的深刻认识, 对以往法治实践的深刻总结与升华, 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丰富, 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拓展,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了指引、奠定了基础。 (8)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 是依法治国理论的完善和升华, 也标志着我们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实质上就是从静态的法制现代化向动态的法治现代化的转变。法制现代化注重的是规范体系的变革, 而法治现代化则更加强调治理体系的变革。显然, 前者重点在于建立法律规则, 后者则强调实现规则之治, 这对我国的法治实践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巨大的进步。

因此, 可以说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是一个质的飞跃, 是一个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 是一个从平面到立体的过程。法治, 从字面意义来看,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法”, 一个是“治”。显然, 前者重点在于静态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而后者不仅仅满足法律体系的形成, 要实现的是良法善治, 重在实现治理体系的构建。从法治二字拆分的意义来看, 要实现法治, 就要求我们在注重立法的同时, 落实法律的实施, 发挥法律的实效实现规则之治。具体来讲,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 以良法确保善治。随着法律体系的形成, 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总体解决了。那是不是立法工作的使命就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古人云:立善法于天下, 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 则一国治。经过改革开放后30 多年的法治探索与实践, 我们于2011 年基本实现了构建法律体系的法治目标。但是, 要真正实现法治, 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逻辑上的起点, 构建反映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的更高的目标与追求。法治体系对法律体系而言质的突破就在于我们不光要有法律体系, 而且要有良法, 国家若善治, 须先有良法。因此, 制定“良法”以及执行“良法”才是依法治国的首要, 才是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质的飞跃。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 不只是简单地要求法律体系的形成, 而要求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以良法确保善治。

第二, 更加注重法律实施。法律体系的形成, 并不意味着我国法治目标的实现, 而是使我国法治实践中的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但从立法数量上讲, 我国已经超过了一些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法律数量可谓庞大, 但是, 在这数量庞大的法律体系中有一部分法律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其中一些甚至被称为“观赏性法律”。 (9)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体系形成后如果不能进一步推进法律的实施, 发挥法律的实效, 那再多的法律也不过是一纸具文。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无疑具有观念指引的作用。然而, 一张好的法治蓝图如果被悬置高空、束之高阁, 那再好的蓝图也不过是废纸一张。只有当我们把法律的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 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让权力运行在法律的良好轨道上,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 更加注重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法者, 平之如水。” (10)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老百姓讲一碗水端平, 如果不端平、端不平, 群众就会有意见, 久而久之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实现。我们必须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 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 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 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几千年未有之变革时期, 风险与挑战并存, 改革与发展任务艰巨。法律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解器, 作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共识, 必须体现公平正义。实现依法治国, 推动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必须发挥法律的调节作用, 实现公正司法、依法办事。如果司法不公, 社会公众则会丧失对法律的信心, 从而对法律权威的建立, 法律信仰的树立造成致命打击。促进公正司法, 就需要改革我国目前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完善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 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制度, 把司法活动纳入到全方位、高效的监督体系当中。坚决杜绝、严厉打击金钱案、关系案等破坏公正司法的案件, 要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司法公正。

第四, 更加注重法治的交往理性, 增强法治与公民的互动。从法治体系化的认知方式来看,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这是法治自身发展的逻辑过程, 具有法理上的内在合理性。但在法治实践中却人为增加了法治知识的复杂性, 正因为此, 要保证法治体系得到很好的实现, 必须增强法治与公民的互动, 让民众在于法治的互动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外延、功能、意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如此, 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热情。事实上, 建设法治中国与公众参与有着内在的逻辑要求, 公众参与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公众参与的过程, 本质上就是民主的过程。那么, 实现这个过程的工具, 必然是公众参与机制。这也就意味着, 民主的最大功能, 在于遏制专制;民主最大的机理, 在于制约和制衡权力。从历史来看, 无视人民利益的由一个人或少数人决定国家事务的体制, 就是专制的体制。在专制体制下制定出来的政策、方针、法律和法规, 难以代表公众利益, 长此以往必然会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反抗, 这样法律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而法治的过程, 就是广大民众参与的过程。就立法而言, 大多数相关利益主体依照特定的程序, 都公平地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中, 就能充分反映多数人的利益诉求, 在协商和对话中达成一致, 从而避免更大的社会冲突。就依法行政而言, 公众参与构成一种有效的政府执法行为约束机制。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但是即使是一个良好的政府, 也无法绝对避免自己的意志偏离社会公共利益。因此, 公众参与对政府的决策构成了一种约束。当然, 公众参与也可以为政府所用, 政府可以借公民的力量形成新的执法基础与后盾。由此可见, 建设法治中国与公众参与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要求, 公众参与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在中国的法治实践过程中, 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分别成为了我国不同法治发展阶段的目标与追求, 过去的那种强调构建法律体系的静态的法治观被当下强调构建法治体系的动态的法治观所取代, 这是历史的必然,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的必然选择。法律体系作为法治体系的规范基础和逻辑前提, 实际上是作为“手段”为法治体系的构建服务的;法治体系作为法律体系的目标与追求实际上是对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升华, 是法律体系的高级形态、完备状态, 法治体系比形成法律体系的要求更高。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实践的总结与升华, 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 相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的指引下, 我国的法治实践会越来越顺利, 逐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实现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法治中国的“中国梦”。

注释

11) 黄文艺.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中国法治建设战略的转型[J].新长征, 2015 (1) 。

22) 杨解君, 张治宇.迈向“良法”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法律体系的品质提升[J].南京社会科学, 2015 (1) 。

33) [德]魏徳士.法理学[M].丁晓春, 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65。

44) 张文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认知与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5 (1) 。

55) 建设法治体系推进依法治国[N].中国环境报, 2014-10-30。

66) 杨解君, 张治宇.迈向“良法”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法律体系的品质提升[J].南京社会科学, 2015 (1) 。

77) 周感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子系统分析[J].理论与当代, 2015 (1) 。

88) 丁国强.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N].法制日报, 2014-10-29。

9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12-15。

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 篇3

--------对《四种爱》的读后感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比在其他任何时代更甚，已经成为人生最大的支柱，或最后的支柱。

但是这个支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比在其他任何时代更甚，又已经变得极其脆弱，一触即溃。

这种危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常常没能把爱想透，把它看得太简单，或者混同于别的东西；我们常常只用一种爱（例如男女之爱）取代别的爱，眼光变得太狭窄；我们常常对爱过于信赖或近乎崇拜，把它当成了上帝——《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但人间的爱并不就是上帝！

这就好像一个人把桌子腿当作了房子的支柱，或者以为一根支柱就能撑起整座房子，或者以为有了几根支柱就可以不要地基！

---------摘自编者寄语这本书的名字是《四种爱》，但是在书中作者写了物爱、情爱、友爱、爱情、仁爱五种，作者的用意是什么呢，可能是我的境界还是不够，所以我还是无法解读吧。对于生活中许多最简单的问题却是最难的，就像普通的解释。那么对于“爱”这个美好的字眼，我们依然无法给他定义和解释，因为这样会将他局限化，会使得这些变得苍白，毫无感情上的相容和升华。

物爱、情爱、友爱、爱情、仁爱，集中了人们之间的感情，对物之爱，做人要有怜悯执之心，有怜悯之心的人是善良的，从心底里有怜悯执之心的人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有这种人才配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得到大众的爱的人。情之爱，这是被许多人所推从的感情，古语有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哲学上，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人有感情，而动物没有，但是生活中却又不得不凸显出另外一种反面的教材，各种灭绝人性的案件层出不穷使得人的心中觉得那些人枉为做人；友爱，友情，朋友之间的感情，熟话说的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之间的感情，兄弟之情，看过《投名状》，大多数人都会对于“兄弟”的理解又增添的浓重的一笔；爱情，一个美好的字眼，自古以来就有“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说法，可见古代人对于爱情的看着和对于爱情的向往，爱情在现代依然被赋予了一些瑕龇，包养、小三等等这些都使得爱情变得不那么完整，使得爱情蒙尘；仁爱，只要爱，就一定有受伤的危险，只有爱上一种东西，心就牵挂到了上面，不知不觉就对其产生了感情，仁者之爱，一种宽宏，一种仁者的思维和感情的注入。

上帝在开辟人性后花园的时候，让各种爱在其中生长、开花、结果时，他派我们的意志去对其“修剪”。与这些爱相比，我们的意志干枯又冷寞。倘若上帝的恩典不像雨露、阳光那样降下，意志便达不到它的目的。但是他的辛勤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起抑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只要爱就一定会受伤,一无所缺的上帝，用爱创造了纯粹不必要的造物，为的是爱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冒昧地借用生物学的比喻：上帝是位“寄主”，他有益创造了自己的寄生物，让我们可以利用他，“占他的便宜”。这就是爱，是众爱的发明者-----大爱本身的图解。来自上帝的给予之爱，使人能够爱那些本质上不可爱的人。我们是镜子，我们的亮光完全来自照耀我们的太阳。我们是为上帝而造，尘世上的人之所以激起我们的爱，只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与上帝相似，彰显出上帝的美、仁慈、爱心、智慧或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爱他们太多，而在于不太明白自己究竟在爱什么。上帝不是要求我们离弃他们，离弃自己如此熟悉、挚爱的人，去爱一个陌生人。将来等我们见上帝面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早已认识他。我们在尘世上经历一切纯真之爱时，上帝始终参与其中，他给了

我们这些经历，维持其存在，每时每刻都在其间运行。在这些经历中，凡是真的爱，即便在尘世，也都主要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我们，来自我们也只是因为来自上帝。···爱上帝胜过爱他们，我们爱他们就会胜过现在。情侣总是谈论彼此的爱情，真正的朋友几乎从不谈彼此的友爱；情侣通常面对面，沉浸在彼此之中，真正的朋友则肩并肩，沉浸在某个共同的兴趣之中。爱情要求赤裸的身体，友爱要求赤裸的人格！将朋友连结在一起的那份共同的追求或梦想，并没有让他们沉醉到彼此始终一无所知、不加注意的地步，相反，这种追求或梦想却是他们彼此相爱、彼此了解的媒介。人最了解的是自己的＂同伴＂，共同的旅程中每一步都在考验他的本质，我们彻底的明白这些考验的含义，因为我们自己也在经历这些考验。因此，随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战胜考验，我们对他的信赖、尊重和钦佩也逐渐升华成异常坚定、知根知底的欣赏之爱。要了解这一面，你最好与他一起作战、读诗、辩论、祷告。所有的人都会逝去，不要将自己的幸福抵押在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上。你若希望爱带给你幸福，而非悲痛，就必须将它倾注在那位唯一永远不会逝去的爱人（上帝）身上。-我们是为上帝而造，尘世上的人之所以激起我们的爱，只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与上帝相似，彰显出上帝的美、仁慈、爱心、智慧、或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爱他们太多，而在于不太明白自己究竟在爱什么。在友爱中，＂一位看不见的司仪一直在那里工作＂。我们彼此为友，不是自己选择了彼此，乃是上帝为我们选择了彼此。本书中有三个方面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是是路易斯把爱国主义定义为一种“物爱”，我觉得非常独特。而且路易斯的论述绝对是非常到位。

二是对“情爱”的论述。这里所说的情爱，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男女之爱（在路易斯的论述里，这是爱情）。路易斯将情爱解释为：“爱，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同时也指子女对父母的爱。路易斯分析了情爱的各种特征，我觉得他阐明得最深刻的一条是：情爱是双刃的，包含着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应该说，父母对子女的爱就体现在让子女独立。因此，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不少理智的父母会引退自己过度的爱，但也会有许多父母坚信自己是无私的，要求子女始终处于需要的境地。她们希望子女享受幸福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必须是由她们安排好的。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应该说是比比皆是。在路易斯看来，这是一种变质的爱。

三是把“友谊”定义为“友爱”，并着重论述了友爱与其它爱的不同，就是友爱最非太天性、最非必须而且并非发生在两者之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体会到友爱。

当然，路易斯所论述“爱情”的部分同样精彩。而他对“仁爱”的论述，简练到位，绝非我可以复述。

读完了这本书，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非常狭隘，很多人会认为西方就是科学技术，而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这实际上非常无知。

想要透彻地理解“爱”，那这个人必须是接近神的存在。从科学的角度讲，没人能解释“爱”产生的原因，就像没人能解释意识产生的原因一样。抛开刘易斯的那些分类，在生活中，我就时常困惑于一种情感或者行为是否是出于“爱”，而这往往要求我一直刨挖到我内心深处的最本质意识——但这又是绝对做不到的。我还是主观的“我”。克里斯喇嘛的一句话很好地暂时缓解这种痛苦：“如果‘我’的意识挥之不去，那么，就让它留下，充当上帝之仆好了。”当然，这里面的“上帝”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

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比在其他任何时代更甚，已经成为人生最大的支柱，或最后的支柱。

但是这个支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比在其他任何时代更甚，又已经变得极其脆弱，一触即溃。

难怪许许多多的人会觉得，人生的大厦或者小屋，常常岌岌可危！

这种危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常常没能把爱想透，把它看得太简单，或者混同于别的东西；我们常常只用一种爱(例如男女之爱)取代别的爱，眼光变得太狭窄；我们常常对爱过于信赖或近乎崇拜，把它当成了上帝——《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但人间的爱并不就是上帝！

这就好像一个人把桌子腿当作了房子的支柱，或者以为一根支柱就能撑起整座房子，或者以为有了几根支柱就可以不要地基！

这种危局，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你手里这本书，就可以帮助一个又一个的人，完成这个巨大的改变！当然，那需要有一点点“正心诚意”，花一点点时间去读读这位大作家的这本小小书，跟着他去看一看各种各样的爱，去想一想各种各样的爱，去体会一下各种各样的爱。

中国反垄断现状的法律思考 篇4

反垄断法是处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其实施不仅对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处于经济一线的公司管理人员也至关重要。可以合法的规范公司经营行为，维护守法企业的合法权益，制裁违法企业的不法行为。

2013年，可谓中国反垄断法大放异彩的靓丽时刻。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先是于1月份对三星等液晶面板商因价格垄断处以罚款3.53亿元，之后反垄断的矛头指向国内白酒行业巨头茅台、五粮液，并对其处以4.49亿罚款。此后于7月份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垄断高潮，包括对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及老凤祥等相关金店进行反垄断调查；对葛兰素史克等60家国际国内药企展开成本调查；对利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反垄断调查；对比利时优时比公司进行合规调查；对多美滋、合生元等奶粉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并迅速于8月7日开出中国目前最大一笔6.7亿行政处罚罚单。中国反垄断的行政执法现状，使得人们对自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已经实施五年的反垄断法高度关注。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重拳出击使得人们认识到，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领域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作用非常重要。而司法领域也恰于此时，推出了全国首例原告终审胜诉的反垄断案件，强生公司由于对经销商存在限制转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成为中国第一个被判因垄断承担民事责任的被告。

行政执法、民事司法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反垄断与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并不遥远。被尊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一旦释放他的威力，违法的垄断性行为会受到遏制，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会逐渐形成，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会得到极大的保护，最终社会经济会得到健康发展。

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起于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规定对于实施卡特尔的垄断行为进行查处。而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起始于1993年，但囿于当时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考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暂时搁置，而是先制定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可谓维护市场竞争的姊妹法，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在于制裁限制竞争行为，而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标在于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真正推动反垄断立法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入世后，同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世贸组织成员大多拥有其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而中国也亟需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反垄断法。2005年1月，中国四家医药公司被美国企业诉至纽约联邦地区法院，美国反垄断律师的现身说法，案件的事实材料，为中国反垄断立法提供了最佳的素材。最终，反垄断法历经13年，于2007年8月30日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并确定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

我国反垄断法分为八章五十七条，确立了反垄断法的管辖、垄断行为的认定、调查、法律责任等条款。明确了长臂管辖原则，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也同样适用。对于违法的垄断行为，在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经营者达成的垄断协议，又分成与竞争者达成的横向垄断协议、与下游经营者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横向垄断协议是指均处于同一生产经营环节，相互间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排除、限

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具体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抵制交易；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纵向垄断协议则是指处于上下游经营链条之间的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具体包括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则是指在经营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反垄断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 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对于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通常需要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通过合并；通过取得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集中行为。依照规定，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达到前述两条件的经营者集中，必须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以便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还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的领导机构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制定、发布反垄断指南；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等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具体管理、查处垄断行为，由目前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执法权的执法机关负责。目前执法机构已经成立，分别为商务部的反垄断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反垄断局职责规定为审查经营者集中行为、指导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开展多双边竞争政策国际交流与合作，笔者所在公司面临的中国第一起被美国提起的反垄断案件，就取得了商务部的大力支持，向美国法院出具了声明以支持中国企业的行为。价格监督检查司的职责主要是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对于价格监督的违法行为处理依据除反垄断法外，还有《价格法》，因此对实践中的价格处罚有些属于反垄断领域，有些则属于违反价格法的违法行为；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的主要负责除价格以外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方面的反垄断工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的民事诉讼影响巨大，可以说是争讼的渊薮。为我国公众所熟知的巴斯夫公司维生素C反垄断诉讼案，美国、欧盟先后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使得世界VC巨头巴斯夫、默克等公司先后退出了维生素C行业，而中国的维生素C企业抓住世界巨头诉讼缠身的时机，迅速发展壮大，并占领了国际市场。反观中国的反垄断，在行政执法领域反垄断

成就明显，但是民事诉讼领域却一直举步不前，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全国法院才受理垄断民事一审案件61件。令人欣慰的是，针对反垄断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办案实践制定了《关于审理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法院又通过反垄断民事判决，明确了一系列的反垄断民事诉讼规则，为反垄断民事诉讼奠定了基础。依照司法解释及判决的规定，反垄断民事诉讼不以行政执法机构的认定为起诉前提，只要发生了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或者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均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反垄断案件的审级参照知识产权案件，原则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此外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层人民法院也可以管辖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法院的选择，依照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确定。反垄断民事纠纷的类型主要体现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针对横向垄断协议，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由被告对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而纵向协议，由于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又不能采取推定的方式，仍旧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由原告负责提供证据。被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则要求原告不仅要举证证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还要证实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果被告以其行为具有正当性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自行承当举证责任。在法院的审判实践中，针对是否构成垄断，达到经济效果，确立了依据“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市场地位、行为动机、实施效果”等要素进行考虑的分析方法，同时考虑一些案件中的具体判断因素。另外，鉴于反垄断对于经济领域的专业知识依赖，借鉴西方反垄断案件经济学家的专家证人规则，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两名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或提请人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市场调查或者经济分析报告。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继反垄断法出台后，国务院及反垄断执法机构相继发布了《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反价格垄断规定》、《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程序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等部门规章，预计还要发布《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的指南》、《关于经营者集中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查的暂行规定》和《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规定》。这些规章同法律、司法解释一起构成反垄断的保障，提升了反垄断的执行力。但目前我国的反垄断仍存在实施中的障碍，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反垄断法条文仅仅57条，唯一的一部司法解释16个条文，而规章尽管多，但由于位阶较低，行政管理可行，民事法律诉讼则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仍需对规章进行整合，根据行政、司法实践进行完善。其次，缺乏集团诉讼及惩罚性赔偿，我国的大额处罚均表现为行政处罚，而美国的民事诉讼赔偿金额往往是天价，其原因在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行个体差额补偿原则，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整体损失的惩罚性三倍损害赔偿，这样在我国普通公民诉讼中，诉讼结果就可能得不偿失，对于垄断公司则盈利远远大于损失。最后，我国的诉讼证据规则给民事诉讼带来巨大的阻碍，在美国的反垄断诉讼实行的证据开示对于被告的垄断企业来说，不得隐瞒任何证据，双方需要将所有的涉案证据提交，如果有任何证据隐瞒

文学与中国梦 篇5

文学的中国梦，其实是怎样建构一个想象空间，去表达、想象中国。这个想象空间既是我们周围人的，也是全球华人乃至不同的人的，这是很具体的，文学想象空间不一定都是超越的。文学的中国梦实际上很具体，从作家来看是新平台的展开。中国梦有它自己独特的中国的背景，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当代的作家其实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平台，这既是纯文学的，也是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这个平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当代中国文学已经是“华语文 学”的中心，逐渐有了自己的新的全球性的位置。

另一方面是关于想象的，关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对华语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中国变成了伟大的工业化国家，虽然还有许多挑战和问题，但我们现在毕竟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影响力。当年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中国梦的一个很具体化的想象。他最远想象到了1962年，认为到那时中国人的梦想就有一个具体的展现了。现在我们超出他想象的极限已经好多年了，中国梦的想象在延伸。这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即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最大规模的发展。在这个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的新的中国故事需要我们去表现。而这个中国故事是链接着世界的。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愤青”对现实有不满意的方面，觉得和期望有差距，因为他的参照系变了。过去参照系一般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如人家;现在参照系改变了，是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这其实正说明中国在这30多年的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世界上的分量不同了。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 篇6

一、中国古代文学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后人积蓄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是祖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诗史”,从《诗经·硕鼠》到“三吏”、“三别”,从《孔雀东南飞》到《牡丹亭》,对国家社会责任担当的入世精神,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对婚姻爱情幸福的追求等,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在这些作品的学习与研读中,应引导学生真正走入作者及作品构建的历史空间,感受文学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这一历史文化的感知过程不仅是为了解与认识过去的时代文化,而且是为当前时代文化的建设及发展提供启示。章培恒先生于上世纪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命题,强调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贯通研究的科学性和重要性。章先生思考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命题的意图,是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不能从西方那里寻找方法,而应该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古今演变不仅要解决文学史的整体观,弥合古代与现代文学断裂的问题,更要在中国传统历史中寻找最有活力的东西,它的力量与负担都是存在于中国历史当中的,和现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相互关联、相互一致的,并且它仍然有活力,可以延续下来,从而与未来有关。这与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重视历史文化的养成,强调古代文学学习、研读中的当下意识,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

二、文学的灵魂是人生,是作者对自身及他生命存在的展示与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重视对文学作品中表现及折射之人性关怀意蕴的解读及认知。温柔敦厚的诗旨、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叙述的重要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压抑、束缚人性自由的印象。尤其,自1917年以来,新文学受到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的影响,将“人性的解放”作为基本的精神追求,如郁达夫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是‘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这更易于将古代文学作为压抑人性的文学与人性解放对立起来。实际上,抒写个人情志、以普世精神观照现实、表达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存在,并随着社会与文学的发展,逐步衍生为文学写作的主流。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言中认为:“中国文学从上古至近世的整个演进过程原是必然要导致这种追求‘人性的解放’文学的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速它的出现而已。”[2]其所著《中国文学史》更是以人性的发展脉络作为文学观照及史述的主线。因此,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着意引导学生思考个人面对生活时的人生选择及其展示的人文精神。如司马迁写作《史记》是发愤之作,对生平不偶之士给予高度的理解和同情,“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正统史家班固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3];明代中期以后,戏曲创作蔚为繁盛,受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文人创作戏曲,常常出于表达主体精神、抒发主体情感的内在需求,如周楫论瞿佑写《剪灯新话》和徐渭写《四声猿》云:“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4]戏曲作品多表达作家主观心灵、真实情感,如王骥德云:“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5]汤显祖《牡丹亭》所塑造的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无疑是表现人性解放思想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在教学中,只有将此类作品蕴蓄的历史人文情怀及社会文化精神加以考量,才能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

三、文学艺术审美上的思考。

所谓文学,艺术表现方式和美学意味是其根本要义之一,尤其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体现的。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有必要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审美客体加以观照,从艺术审美视角阅读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一是感知语言之美。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无语言则无文学。古人很早就重视文学的语言之美,如孔子指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传统文论更将文学语言的锻炼视做创作的关键。陆机《文赋》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沈约《谢灵运传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6]刘勰《文心雕龙》更有“丽辞”、“练字”等篇探讨文学语言问题,认为“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7]。唯有在古代文学的研读学习中重视文学语言之美,才能真正理解古代文学的深层意蕴。

二是体认形式之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形式就大的方面而言,有诗文、小说、戏曲等;更细致地分析,仅诗歌就有四言体、楚辞体、歌谣、乐府、古诗、近体等。只有了解、熟知这些不同的文学体式,才能更好地解读作品,提高文学文化修养。如在教学唐诗时,可以将古诗、近体诗的风格、体制做比较,了解近体诗格律,或者学习近体诗写作,帮助学生建立对诗歌体制的认识。又如教学明清传奇时,可以将杂剧、传奇的形.式、语言、内容的不同做比较,将昆曲依字行腔与京剧板腔体的音乐体制做比较,更深入地认识了解传统戏曲的特征。

三是领悟意境之美。意境,即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是超越语言和形式的内涵之美,是文学艺术成功的重要标尺。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8]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9]刘熙载将文学意境分为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四类,王国维则分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在教学中,应重视引导学生体悟文学意境之美。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仅仅十六字描述从军与归乡时之景,就将久役行旅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含蓄深永,味之无尽。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此诗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意,不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不然凯旋生还,乐矣,何哀之有耶?”[10]只有进入文学作品创设的意境之中,才能真正深入体悟文学之美。

自然,文学中的历史文化、人性关怀及艺术审美诸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融合的,在文学欣赏中应由综合视角加以考察。此外,虽然本科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常识为主,但文学欣赏及研究方法、视野也是应该重视的问题。只有全面平衡地处理好文学各要素的关系,依文学对象的差异选择适合的教学及研习策略,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2737-2738.

[4]周辑.西湖二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2.

[5]王骥德.曲律[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60.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9.

[7]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25.

[8]朱承爵.存余堂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792.

[9]王国维.人间词话[M].彭玉平编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