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法 知识讲座（精选8篇）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履行家庭义务。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反家庭暴力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五条 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原则。
反家庭暴力工作应当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保护当事人隐私。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给予特殊保护。
第二章 家庭暴力的预防
第六条 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育，普及反家庭暴力知识，增强公民反家庭暴力意识。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在各自工作范围内，组织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
学校、幼儿园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教育。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诊疗记录。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家庭暴力预防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协助。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家庭关系指导、家庭暴力预防知识教育等服务。
第十条 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依法调解家庭纠纷，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发现本单位人员有家庭暴力情况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化解工作。
第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第三章 家庭暴力的处置
第十三条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单位、个人发现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有权及时劝阻。
第十四条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家庭暴力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
第十六条 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第十八条 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缓收、减收或者免收诉讼费用。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
第二十一条 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
第二十二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可以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
第四章 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第二十五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
第二十七条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二)有具体的请求；
(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
第二十九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对驳回申请不服或者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服的，可以自裁定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复议期间不停止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三十五条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依照本法第十四条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六条 负有反家庭暴力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法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家庭暴力概念
（一）家庭暴力的定义：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类型：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等四种类型。
1、身体暴力：是指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限制受害人的人身自由等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需区别于一般的夫妻吵架打闹）
2、性暴力：是指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
3、精神暴力：是指加害人以侮辱、漫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
4、经济控制：是指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的行为。（需区别于家庭理财的具体分工）
区分一般的家庭纠纷和家庭暴力。
一般的家庭纠纷，也可能存在轻微暴力甚至因一时失手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但与家庭暴力有本质区别。家庭暴力一般呈现出周期性，给受害人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程度。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
案例
丈夫打妻子属于家暴
今年3月15日，太原迎泽法院东太堡人民法庭发出了我省首例“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人兰某（女）于3月14日递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及报警记录、社区情况说明、录音录像等相关证据材料，请求法院禁止被申请人甲某（男）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迎泽法院认为，申请人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该裁定有效期为3个月。“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后，当日法院依法向被申请人送达了民事裁定书。
为确保该保护令的切实履行，还向被申请人所在单位及双方所在社区居委会、派出所送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协助、监督被申请人履行。
如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确定的义务，协请搜集、固定证据，采取相关措施，并及时通报法院。■分析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得取证
今年3月1日，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了 司法保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的一大亮点。
在家庭关系中，申请人在遭受家暴或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时，都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措施时得提供相关证据，可以是受伤照片、报警证明、证人证言、社会机构如社区、单位等的相关记录或证明、加害人保证书、加害人带有威胁内容的手机短信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的裁定，无需交纳任何费用。被申请人如果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的，根据情节给予训诫、罚款或拘留。■案例
儿子打父母也是家暴
近年来，许多社区都开设了心理诊室。家住太原某社区的居民杨某带着孩子来求助，原来，儿子一不高兴，就打他和爱人。“我是在爸爸妈妈拳脚下长大的。小时候淘气，妈妈从不考虑我的自尊，经常当着别人的面打我。有一次竟然在大街上打我，当时的情景我现在都记得。我上小学6年级时，有一次妈妈打我，我顺手挡了一下，她的表情很吃惊，还后退了。”这个15岁的男孩说：“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有能力反抗了，他们再打我我就打他们。我让他们给我买什么他们就得买，不买我就打他们；如果我在外头心情不好，回来就会冲我妈吼。妈妈对我唠叨，我就让她‘闭嘴’，她果然害怕地闭了嘴。”
还有一个案例，李某上了年纪，为了方便照顾他，女儿就带着小外孙和他一起住。小外孙爱上网打游戏，学习兴趣不高，平时寄宿在学校，周六周日一回家，就问李某要钱，上周末，小外孙又问李某要钱，李某没答应，小外孙竟抡着拖把打他，胳膊都打骨折了。现在，李某见了小外孙就害怕。■分析
孩子出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暴力，参照《反家庭暴力法》规定执行，也就是说，监护、寄养、同居关系的人之间发生的暴力，会受到法律约束。建议家长发现子女有暴力倾向，一定不要过分溺爱孩子，更不要碍于面子听之任之，要及时带孩子看心理医生，可通过社区组织解决，有必要时还要求助公安机关。不要让已经出现暴力倾向的孩子再向更可怕的方向发展。■案例
家里因为房子问题乱套了
当天，居住在该社区李大爷和律师说起了自己家中发生的事情。“我的女儿是名残疾人。十几年前她所在的单位分房，女儿正好有名额，所以我全款给她购买了一套住房。”李大爷说，可好景不长，女儿和她的爱人离婚了，他们的儿子判给了父亲，“钱是我出的，但房产证是女儿的名字，现在我想把房子给了自己的儿子，可去相关部门问了之后都被拒绝了。”
李大爷说，自从离婚后，女儿的饮食起居都是自己和老伴儿还有儿子照顾，至于女儿的儿子却从来不管不问，“外孙偶尔去女儿家也是要吃要喝要钱花，从来不叫妈，说是嫌丢人！”李大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外孙不管他妈妈，还想要房子，没门！” ■分析
取证证明很关键
北京华泰（太原）律师事务所的游凤霞律师建议，如李大爷想让外孙少分或不分女儿的房子，应在不影响他人隐私的情况下取证，可让邻居或社区开具证明，或电话录音等，证明外孙不管自己的母亲，甚至辱骂自己的母亲；也可以找中间人商量让外孙放弃属于他的那份财产。
案例提供证据很重要
女青年小青遭遇家庭暴力，被丈夫殴打后，用手机对伤情拍照，想以此为证据主张权益。不 过，当她拿着照片找到律师后，律师告诉她，这样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分析
不少家庭暴力受害者能够在遭遇家暴后对伤情进行拍照，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照片只能证明受伤害的事实，不能证明所受伤害由谁造成。要尽量在第一时间报警，由警方出具“指定医院函”，再由医院提供诊断证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条。案例第一时间报警
小刘经常遭遇家庭暴力，她最终拿着伤情照片、警方“指定医院函”、笔录、诊断证明到法院打官司。在律师的帮助下，她的家暴事实在法庭上形成不争的事实，双方离婚时，小刘获得了更多财产补偿。■分析
一、公共政策与新闻媒体
公共政策是指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特定的社会公共问题,经由一定的政治程序制定或执行的行动方针或行为准则的总称。公共政策的首要原则即为公共性,从前期的提请审议到后期的实施推进,过程中每一道程序的公共性,保证了这项公共政策、乃至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
新闻媒体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同样具有天生的公共性。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内涵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播媒介,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公开讨论的平台,成为公共意见的载体,有利于构建一个批判性的公共空间,促成理性和民主的社会政策进程;其二,传媒公共性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公益性上,重点表现为对公共政策的关注和讨论,旨在促进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代表了公众意见、公共立场和利益诉求。因此,新闻媒体的公共性决定其在社会公共议程中承担着与生俱来、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案例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是我国少数仅经二审就“极速通过”的完整法律。回顾其审核通过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29日,提起并通过草案;第二阶段,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一审公开征求意见;第三阶段,2015年12月21日至2015年12月26日,二审公开征求意见;第四阶段,2015年12月27日至2016年3月30日,反家暴法通过并实施。
本文选取了《中国妇女报》自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报道,以内容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种手段,总结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议程中的报道样式与特点,并对其产生的功效影响进行研究,从而为新闻媒体如何更好地在公共政策议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参考。
本文样本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中国妇女报》作为具有思想性、社会性的惟一一份全国性的女性大报,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与妇女有关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在《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中跟踪报道政策修改的最新消息,并借助新闻评论、专家特稿等形式对政策进行深入解读和深刻解析,表现出了高度关注,进行了长期的连续性报道。第二,在样本选取中发现,《中国妇女报》正式将《反家暴法》纳入媒体议程是在2015年8月18日,一篇标题为《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将提请审议》的新闻刊登在该日报纸的头版头条,因此以2015年8月作为样本选取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起开始正式施行,为了考察其在实施期间的报道内容,故将样本选取截止日期选为2016年3月31日。
自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通过对《中国妇女报》所有报道进行整合搜集,关于《反家暴法》的报道共计88篇,报道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新闻报道、专题、专访、评论等。从呈现形式来看,一般新闻报道所占的比例最大,约为所有报道总量的70.4%左右,其中多是中篇报道,用以对《反家暴法》的最新进展做跟进报道;新闻评论约占报道总量的20.4%,通常作为对《反家暴法》的重点和亮点进行解说和评论;专题特稿类约占所有报道总量的6.8%左右,多是专家特稿、专访类,从专业角度对《反家暴法》的漏洞或不足提出建议或批评。从版面配置来看,新闻报道多放在要闻版的重要位置,新闻评论和专题、特稿类大多安排在“法制·权益观察”版面上。从报道立场来看,《中国妇女报》关于《反家暴法》始终保持正面立场,在报道色彩上呈现支持态度,表现出对这项法律的支持与推动。
三、媒体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及功效研究
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看做一个完整的公共政策过程,那么新闻媒体参与公共政策就是随着议程发展,不断前进、不断深入的过程。
在政策形成前期,家暴问题已经是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总能引发受众的广泛讨论。正是媒介这种广泛而公开的报道行为,使得家暴问题从原本的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最终成为政策议题的一部分,立法工作也在逐步酝酿发酵中最终成型。在政策议程的审议期间,我国坚持立法工作的民主性原则,公开征集意见稿,《中国妇女报》刊载关于草案的调查报告,以及专家意见的特稿和专访,有效地传达出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对反家暴的立法工作提供了专业参考和公众建议。在政策通过正式施行之时,新闻媒体发挥有效监督作用,不断跟进报道各地的政策实施工作,并对政府的工作做出相应的评价,从而保证公共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公开公正。
(一)媒介设置议程推动公共议程的建立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于2015年8月2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正式提起,在此之前《中国妇女报》就对这一法案做了前期预热,如8月18日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将提请审议》,位于该日报纸的头版头条,由此可见《中国妇女报》对这一议题的关注程度和报道力度很高,相应地,受众的关注度也会随之对此提高。再比如8月7日的《受暴妇女杀夫,防卫过当判三缓五》和8月21日的《不堪家暴40年,七旬妇女杀夫判三缓五》,这两例关于家庭暴力而引发案件的报道,对引发受众关于反家暴立法的思考都起到促进作用。
(二)专家意见推动公共议程的科学民主
作为意见表达的平台,大众传媒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一直作为承载社会各界意见和讨论的重要载体。反家暴法的草案一审通过之后,精神暴力和虐待未被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当中,《中国妇女报》2015年9月21日的第四版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名为《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专家建议———家庭暴力应明确包括性暴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针对一审通过的《反家暴法》中一些遗漏或者不足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之后,关于精神暴力与虐待、同居等特殊关系、性暴力入法的文章也几次出现在报纸的不同版面上,如《性暴力入家暴法眼那么难?》等等。这些评论性的文章观点来自于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具备法律方面的专业素质,通过新闻媒介这一有效沟通表达的平台,有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进步性和民主性。最终,在二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中,精神暴力、同居暴力等被纳入了家暴的法律范畴当中,实现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协商民主。
(三)新闻评论深度解读公共政策
新闻评论是现代新闻中一种常见的论说性文体,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新闻事件发表看法、表明观点、指出症结、提出建议,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当新闻评论对公共议程发表观点和看法时,能够敏锐地抓住重点,通过对政策重点内容的分析解读,从而使得公共政策深入人心。
一篇名为《为什么反家庭暴力法是一部重要法律?》的新闻评论,刊登在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提请之后的第二天,文章中列举了一系列关于家庭暴力的数据,并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的对比,系统分析并论证了反家暴法的重要性以及立法的迫切性,并且在文章最后表态期待反家庭暴力法尽早出台。
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以后,一篇名为《反家庭暴力法有哪些突破?》的新闻评论,深度解析了《反家庭暴力法》的两大突破,尤其是首次在立法中明确了针对未成年的家暴行为的强制报告制度。通过对法规政策的深入解读,引导受众对《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和亮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加强受众对于法律法规的理解,有助于政策法规的有效实施。
(四)连续性报道贯彻落实公共政策
连续性报道是对正在发生并持续发展的某一重要的,受众关注的新闻事件,连续性报道的优势在公共议程中更加凸显,连续及时的报道能够完整地反映出公共议程的发生发展趋势,以及结果和影响。
在《反家庭暴力法》审议期间,《中国妇女报》始终给予长期的关注和报道,包括对最新消息的及时跟进,对草案漏洞或不足的有效建议,对法律内容的深入解析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协调政府、媒体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推进公共议程趋向理性、民主起到积极作用。而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之后,《中国妇女报》并没有对此减少关注,而是将报道的重心放在政府执行能力上。像《反家暴法实施日京湘相继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湖南拟在全省推广反家暴“长沙模式”》这样的报道还有不少,通过对我国各地关于反家暴法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力度的报道,有助于监督政府的政策实施能力,并且对其他地区的有关部门起到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总之,新闻媒体在公共议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关注社会问题制定媒介议程、跟进审议修改过程以达到公开民主、传播并解读决策内容以引导公众、监督政策运行效果以推动发展,正是基于这种长期对公共议程的关注和报道,才能真正发挥出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推动社会进程。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公共议程的决策过程在新闻媒体的作用下也更加趋于民主化、科学化。作为公共空间、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都应当思考,在日渐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现状之下,如何更好地践行公共性,保持新闻媒体的基本职业规范,为推动民主科学的公共政策议程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陈堂发.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政府过程中的作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 .路俊卫.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以新医改为例[D].武汉:武汉大学,2010.
[3] .邝艳华,叶林,张俊.政策议程与媒体议程关系研究——基于1982至2006年农业政策和媒体报道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5(10).
[4] .陈喆,陈丽园.公共政策如何通过新闻报道构建合法性——以《广州日报》广州BRT项目报道策略为例[J].暨南学报,2011(3).
什么是家庭暴力？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家庭暴力就是丈夫打老婆。事实上，据全国妇联调查，妇女、老人、小孩、残疾人等都是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暴力形式上，尽管殴打等身体侵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流，但辱骂、恐吓等精神暴力的严重性也越来越凸显。
对此，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和精神等侵害行为。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未婚同居的现象已经较为常见；而由于住房紧张等原因，有许多离婚家庭双方“离婚不离家”。为保护这部分人群的权益，反家暴法在附则中特别指出：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监护人失职，撤销资格没商量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委会、村委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据悉，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都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款，但表述较为笼统，司法实践中鲜有被剥夺监护人资格的案例。反家暴法首次明确了“暴力侵害”的特征，让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反家暴法草案还要求，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抚养、扶养费用，以防出现失职监护人故意“甩包袱”的现象。
发现家暴不报告，学校医院等要担责
“官不究，民不举”，这是我国当前反家暴工作的一大障碍。对此，反家暴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若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家暴或疑似遭受家暴，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要对报案人的信息保密。
专家指出，规定学校、医院、医疗机构、居委会等易发现家暴线索的机构有家暴强制报告义务，并鼓励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介入家暴事务，法律借此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隔离现实危险
反家暴法的一大利器，是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反家暴工作从事后惩治变为了事前预防。根据反家暴法，当事人若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即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令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措施。反家暴法特别提出，申请人的相关近亲属，也被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
反家暴法强调，如果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因为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亲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等机构可以代为申请。被申请人若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可能被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若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预防到救助，“全链条”覆盖
反家暴法对反家暴工作的主管机构、社会责任、预防教育、司法处置以及救助措施等方面作出了“一揽子”规定。在家暴预防方面，反家暴法要求，工会、共青团、妇联、幼儿园、学校等组织和机构要在各自工作范围内开展反家暴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要开展反家暴宣传，居委会、村委会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要配合协助；在救助措施方面，县级或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临时庇护所及临时生活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需提供法律援助，法院也要相应减免诉讼费用。
我国当前反家暴工作难点
传统的社会观念、不完备的法律体系、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等问题，仍困扰着反家暴工作实践。
据最高法去年统计，全国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妇联系统每年受理4万到5万件家暴投诉；近10%的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据全国妇联调查，妇女、老人、小孩是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此外，尽管殴打、捆绑、残害等人身伤害仍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但精神暴力、经济控制、性暴力等其他暴力问题也在逐渐凸显。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厅长杨万明表示，近年来我国家暴案件呈多发态势，性质不断升级，严重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平均35次家暴后才报警，犯罪事实“发现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今年7月在全国反家暴联动机制南宁试点启动仪式上透露，在我国，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反家暴法中这样写道。然而现实中，“家暴就是家务事”的观念仍非常流行。武汉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丁莉表示，自己在家庭暴力调解工作中，时常能听到当事人持有类似论调。一方面，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没想过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另一方面，邻居、亲友等家庭暴力案件的知情人，也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愿多管“闲事”。
权责不明确，协调不畅通，法律条文“执行难”。当家暴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是否就意味着受害人的权益能得到及时维护呢？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一大亮点。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保护家暴受害人安全的民事强制措施，我国自2008年开始试点。然而据最高法2014年的通报，自2008年以来，全国试点法院共发出500余份人身安全裁定，与报告的家暴数量形成鲜明对比。有专家指出，人身安全保护令“遇冷”，和目前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不够明确，影响执行效果有关。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的试点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方式一般是法院函告公安机关履行必要的保护义务，监督被申请人履行裁定。但在此过程中，法院的权责有多大，公安机关应如何履责，并无明确规定。反家暴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规定，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行。人身保护令的执行力度，有望在反家暴法实施后得到有力提升。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问题体现了反家暴工作的复杂性。丁莉坦言，家庭暴力的处置涉及公安、法院和妇联等多个部门，但现行法律对各部门的权责规定还不够细化，相关部门如何联动也没有具体的流程规范，这对反家暴的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影响。
【心软型】丈夫脾气暴躁暴力的爱终结婚姻
阿玲今年35岁，30岁那年她遇到了丈夫小杰，小杰比她小5岁，小杰对阿玲一见钟情，很快展开了对阿玲的爱恋和疯狂追求之中。但在阿玲心里，小杰始终都像是一个弟弟，所以拒绝了。但小杰始终不依不饶，不答应就缠着阿玲，弄得阿玲啥也干不了，还说要去阿玲单位闹。禁不住软磨硬泡，交往了几个月后阿玲答应了小杰的求婚。
虽然婚前阿玲就察觉出小杰性格中的专横与偏执，但令阿玲万万没想到的是，小杰婚后像变了一个人般让阿玲感到恐惧。小杰动不动就为一点儿小事对阿玲实施暴力，殴打、辱骂甚至软禁阿玲在家中，即使在路上、车站也不例外，在家中打骂阿玲更是家常便饭。阿玲几次为此离家出走都被小杰劝了回来，口口声声说因为太爱阿玲才会这样做，并且发誓不会再犯。可是小杰从没有兑现过自己的诺言。忍无可忍的阿玲最终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后，法院最终判决准许离婚。
【隐忍型】丈夫疑心病重殴打妻子获刑罚
朱女士和丈夫张某已经结婚十五个年头了，张某平时对家里还算关心，也常会帮着朱女士料理家务，可是张某疑心特别重，不允许朱女士与男性多讲一句话，还时常怀疑朱女士有外遇，只要朱女士辩解就会遭到辱骂甚至是殴打。朱女士整日都生活在恐惧中。
朱女士也想过离婚，可每次丈夫打了她后都会表现出悔意，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因为太爱朱女士而用错了方式，再加上孩子的缘故，朱女士多年来默默承受着生理以及心理上的痛苦。去年3月的一天，朱女士约了一位男客户谈业务，虽事先向丈夫报备，但眼看时间已晚妻子还没回家，张某气势汹汹找上门，抄起门外的灭火器就向妻子砸去，造成朱女士颅内出血，经法医鉴定构成重伤。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朱女士丈夫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虐待型】逆子打骂母亲导致母亲多次受伤
李某刚过30岁，初中文化的他整日游手好闲，工作没有一份是做得长久的，时间久了，李某不光不工作，在家也什么事都不干，还时常向老母亲要钱花，老母亲稍有怨言，李某便骂骂咧咧，甚至动手。
四年的时间里，李某先后因琐事殴打老母亲，导致其右股骨骨折、左股骨骨折、右肋第九肋骨骨折、双前臂大片状皮下淤血，李某甚至还用塑料护套电线将其母双手绑在椅子上，直到家中有人来访老母亲才获救。
李某的行为目无法制，无视社会公德，不光对其母亲身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还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2016重庆法检考试申论热点：反家暴法实施
重庆法院检察院考试的笔试科目为行测+申论+法律基础知识，面试形式是无领导+结构化。如果部分考生通过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则可免考《法律基础知识》，其成绩按所有参加笔试人员中该科最高分数计算。其中报考审判综合类和司法警察职位的，不得免考《法律基础知识》。根据历年公告来看，重庆法检考试通常比邻重庆公务员考试，两者笔试时间很接近。重庆中公教育希望以下重庆法检考试真题和相关备考资料能帮助广大考试全面备考，中公教育与你同行！
点击这里可以进行 >>>重庆地区在线咨询。【热点背景】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于2016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依据其规定，“同居暴力”、“精神暴力”等均属于违法行为。
【中公评析】
在公众的期盼下，反家暴法终于开始正式实施。在该部法律中，由于细化了家暴的种类和情形，并规定了多方面的权利救济途径，自然被公众寄予厚望。然而，反家暴法的正式实施面临着社会认识的掣肘，法律规定如何落地、如何施行，还需要从多方位予以考量。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行为，但却过于笼统化和原则化，缺乏实际操作性。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便法律对家暴行为做出清晰规定，却依然面临施行中的重重掣肘。儒家思想面前，国人更重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即便社会发展至今，这种思想仍然难以革除。于是，家暴被视作一种正常的现象，受害者的逆来顺受与施暴者的暴戾之气，都被看作理所当然。出于面子上的“过不去”，有些人甚至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以至于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同时，对于家暴行为，周围人也往往采取旁观态度，并不认为家暴就属于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那么，假如家庭暴力被视为“家务事”，恐怕家暴行为依然难以受到法律约束。由此可以预见，反家暴法的实施，不过是保障家庭成员权益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立法规定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反家暴法律知识要得到广泛普及，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反家暴的氛围，让家庭成员不再将家暴当作“家丑”。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点击查看重庆法检题库！
更多重庆法检考试资讯<<<点这里
毋容置疑，在当前的治安状况下，司法部门对于民事纠纷，也表现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避态度。尽管把反家暴上升到国法，但无论在警力或处置能力上，都将面临极大的考验。
从这个方面而言，对于社区、村居、妇联等基层机构组织来说，则应该积极融入和参与社会救助体系，为反家暴法的落地提供制度基础。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更需要改变之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执法思维，认真研读法律规定，做到严格有序执法。
反对家庭暴力行为，不能止于法律实施，还应该强化普法力度和水平。不管是公民个体，还是社会外部环境，以及司法机关，都要克服和扭转之前的认识，让“家事”不再停留于道德视角。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反家暴的良好氛围，让家暴行为无处遁形，真正让家庭成员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保障。
还有更多内容吗？我想看看重庆法院检察院考试的课程内容是如何设置的！中公教育公务员考试培训专家提醒您，无论哪种考试都要有一个备考计划，才能在公考大战中拔得头筹！
今年11月25日是我国第十八个“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宣传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进一步增强广大居民对家庭暴力危害的认识和妇女自身的维权意识，传递男女平等理念，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稳定，在妇女界大力营造反家庭暴力氛围。我社区为了加大反家庭暴力法工作宣传的力度，11月24日，在辖区内周边宣传栏和门栋走廊处张贴了“反对家庭暴力 创建平安家庭 促进社会和谐”的宣传横幅。
同时，我社区在街道妇联领导的引领下，成立女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妇女维权服务。开设了维权线连线、维权面对面、维权大讲堂、维权大集市四大板块服务内容，为妇女提供全方位维权服务。
和xxxx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联结起来，为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受到困扰、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专业的、科学的服务，形成了咨询、投诉、救助、维权、监督的一系列服务，构筑了家庭暴力防范保护网络，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xxxxx
据最高法2015年统计，全国约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且受害群体主要集中在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在“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的社会氛围下，这些受害人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诉诸法律，法律依据不足取证难审理难；尝试逃跑，被施暴者追打无处可逃；报警、找妇联，人家都是过来调和说几句就算了……
在此情境下，作為中国第一部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性法案，延宕二十年的《反家暴法》的出台无疑令人兴奋。这次的反家暴法有几大亮点。
亮点一：精神伤害也算家暴
根据《反家暴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家庭成员定义为“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从这简短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此次《反家暴法》所设定的暴力概念，不仅仅指身体上的暴力，也指精神上的暴力。
精神暴力又叫软暴力，它的主要特点是通过非强力的形式给对方造成精神伤害，如恶意诋毁、陷害、长时间冷落别人、充满敌意的侵扰、不理性的责备都可能造成对别人的精神伤害，这些行为都可以看作是精神暴力。
比如2009年福建莆田中院接收的一个家暴案例：原告郑某丽与被告倪某斌于2009年2月11日登记结婚，2010年5月，原、被告生育男孩倪某某。在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丈夫经常击打一个用白布包裹的篮球，白布上面写着“我要打死郑某丽”的字句，以至于倪某每次拍打篮球，都会造成郑某心理高度紧张。
在这个案例里，虽然倪某没有直接伤害郑某，但对郑某的精神造成了伤害，因此倪某违反了《反家暴法》。
亮点二：同居也受到保护
在附则中，又指出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也适用该法律。这也就意味着处于同居关系中的人之间的暴力也受到该法律的约束。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还是有遗憾，比如恋爱追求和分手后的暴力并没有被囊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共同生活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的暴力，和同居关系一样不能算作是家庭暴力，却也是个常见且严重的问题。未来也许可以考虑并入该法之中，或者另行立法处理这个问题。
亮点三：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简单来说就是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将加害人阻拦在够不到受害人的地方。这不仅突破我国“法不入家门”、“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思想，还采用事前干预的手段，保护受害人权益不受侵害于未然。
其实从 2008 年开始就有一些法院成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试点，但由于执行主体不明确，裁定主要靠震慑被申请人发挥作用。
公众对于“人身保护令”的关注则是源于2013年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案——2013年年初，李阳的离婚案一审落槌。与一般离婚案件不同，这起案件在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之外，多了一项针对李阳前妻Kim安全的“人身保护令”内容。
此次出台《反家暴法》属于人大的立法，法律效力自不多说，同时也规定了人身保护令可以不依附于其他诉讼单独提出。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行的人身保护令即可成为反家暴利器。
首先，还是举证认定难的老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家暴受害人若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需要提供自己遭受家暴的证据。由于家暴的隐蔽性和控制性，举证是一件异乎困难的事情。按照之前的司法实践，法院对认定家暴的证据要求偏偏又很高（新出台《反家暴法》没有提及如何认定家庭暴力），没有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没有医院的伤情报告，一般很少会认定这是家暴行为。
其次，强制力也缺乏保障，恐使保护令“没有牙齿”。《反家暴法》规定我国人身保护令由法院予以签发，“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但谁来监督，各部门具体如何分工，失职如何追责等问题都没有说明。如此一来，相关部门极容易产生相互推诿的局面，使申请人的权利保护陷于不稳定状态。
此外，人身保护令制度还存在保护内容比较模糊（如是否只涉及人身安全的裁定、“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具体指什么）、“保鲜期”不长（一次有效期不超过6个月）、处罚措施不甚完善等。
亮点四：打孩子不再是家务事
江苏南京一吸毒女活活饿死2个女儿、浙江金华一母亲将4岁儿子烧伤致死……近年来，多起触目惊心的家暴案件接连发生，引发了全社会对监护人资格问题的强烈关注。加大对失职监护人的司法干预力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反家暴法》明确，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委会、村委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据悉，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都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款，但表述较为笼统，司法实践中鲜有被剥夺监护人资格的案例。《反家暴法》首次明确了“暴力侵害”的特征，让法律的操作性大大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反家暴法草案还要求，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抚养、扶养费用，以防出现失职监护人故意“甩包袱”的现象。
亮点五：强制报告
《反家暴法》规定强制报告制度，赋予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报告其在工作中发现的家暴情形，通过将相关机构或人员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
强制报告制度的要点在于“强制”，它使得一些原本没有义务的机构和个人，负有了报告某些信息的法定义务。对于这一制度的社会效益，我们可以从他山之石中得到启示。在美国，例如温室气体、医疗领域利益冲突、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均有强制报告等制度。但实际上，美国强制报告制度最初的源起，却是为了防止虐待老人和儿童。
已有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美国多数州便已立法相继确立了针对老年人的强制报告制度。目前，美国有43个州制定了老年人受虐待强制报告的法律。未能报告者，在不同的州，可能要分别或同时受到罚款、监禁的处罚，还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儿童保护，有18个州规定，不论从事何种职业的任何人都有报告的责任。对于未尽报告责任的，目前美国有47个州立法规定了处罚。构成轻罪或重罪者可能被处以一个月至五年的监禁或300至10000美元的罚金，或二者并处。
正是由于严法的实行，所以儿童和老年人权益保护，在美国各州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展开。
资料来源：知乎、腾讯网、中新网、法制晚报网
反家暴论文
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安乐窝，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近年来，我市在反对家庭暴力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呈现出制度体系不断健全，执法力度不断加强，社会支持网络日益增多的趋势。但是，家庭暴力现象依然存在着，严重影响了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影响了儿童健康成长，侵犯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因此，结合实际，探寻、分析和减少这一行为，显得十分必要和有价值。
关键词:家暴现状 调解干预 建议策略
一、**市家庭暴力的现状、特点及危害
今年上半年，**市妇联系统共接待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52件，涉及家庭暴力案件18件；从法院审理案件来看，婚姻家庭类案件560件，离婚案件513件，共发放8份人身保护令；从公安部门家庭暴力接警来看，市公安局“110”报警中心因家庭纠纷接警279件，夫妻家庭暴力61件，其他家庭暴力27件，发放家暴告诫书5份。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能够反映问题的多数是受到严重伤害，还有很多妇女选择了沉默，所以究竟有多少妇女遭遇过家庭暴力，很难有个确切的数字。
根据近年来接待的情况来看，该市家庭暴力的总体特点是：发生范围不断扩大，本地农村、城市家庭、外来务工家庭都有发生。形式不仅局限于身体暴力，还包括冷暴力、语言暴力。文化程度低的多于文化程度高的，贫困家庭多于富裕家庭。在这类家庭内，习惯于“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妻子依附于丈夫生存，这类人群思维方式单一，往往通过最直接的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去年接到电话来访，当事人被丈夫打的住进医院，且对她不理不问，派出所找他谈话态度还相当强硬。后来通过乡镇妇联让某村干部出面做工作，这个村干部居然说这种女的就是要打（据说女方有外遇），作为家庭暴力第一道防线的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居然也会有这种认识。
家庭暴力作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对家庭和社会都有不容忽视的破坏：一是损害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受家暴的来访妇女，一般精神状态很差，面容憔悴，情绪低落，诉说过程泪流满面，具有轻生念头，甚至听到施暴者声音都害怕。二是危害社会安宁和稳定。家庭暴力成为目前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害妇女由于不堪虐待，会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三是危害家庭幸福和子女成长。家庭暴力除了对妇女的危害外,对子女的危害也十分严重,而且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会终其一生。曾有位新婚妇女来访，反映其丈夫遇到问题说不到两句就动手打人，婆婆劝说她：“忍着点，他跟他老子一样脾气，喜欢动手。”
二、**市妇联开展反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做法
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能力。首先注重法律法规知识宣传。依托乡镇（街道、社区）、村居的组织优势，利用三八维权周、法制宣传月、11.25反家暴日，借助悬挂横幅、知识竞赛、发放手册、举办讲座、情景剧表演、模拟法庭等载体，通过层层的普及、培训、宣传，提高妇女群众对反家庭暴力的意识。该市天山镇妇联要求每对新婚夫妇在申领生育计划时都要进行反家暴知识测试。其次注重提升经营家庭能力宣传。曾遇到两个很有对比性的案例，甲妇女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冲到丈夫单位，将办公室的桌椅搬了底朝天，然后自己四大仰趴的在地上又是哭又是跳又是骂的，后来尽管她一直闹但婚还是离掉了。乙妇女直觉丈夫有外遇，但她还跟往常一样每天跟丈夫通话，乘丈夫出差的机会去了他的公司，掌握清楚公司的经营状态，还跟公司的员工建立了感情。公司员工都在她丈夫面前对她赞不绝口，丈夫原本有离婚的想法也打消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幸福婚姻课堂、优秀家庭事迹巡讲，微信、微博推送案例知识等提升夫妻经营家庭的能力。去年市妇联进社区启动“和谐婚姻•幸福家庭”——保护你的婚姻家庭权益公益讲座，阐述了夫妻生活的艺术，智慧的处理家庭矛盾技术。最后注重提高妇女自身地位宣传。该市妇联曾组织创业女性代表现身说事，用她们的亲身经历，强调女性在社会上和家庭中有了自身的地位后，身边人不敢打也不舍得打的事实，呼吁广大女性要自立自强。
2、开展纠纷预警排查，遏制暴力倾向萌芽状态。进一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最大限度减少家庭暴力现象的发生。建立健全妇女儿童之家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室，招募熟悉社情民意、了解各家各户情况的巾帼调解员，广泛开展婚姻家庭纠纷预警排查活动，及时发现家庭矛盾纠纷苗头，对有暴力倾向的，及时予以制止和调解。该市车逻镇妇联动员村妇代会主任对本村居民的家庭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列出矛盾容易激化，有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等特殊家庭“重点户”名册，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处置，化解纠纷，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激化。如镇**社区妇代会主任在开展入户调查时发现居民朱某（男，37岁，军人）与其妻子张某（女，34岁），因婆媳关系不和殴打妻子，经过说服教育，朱某认识到行为错误，向妻子道歉。张某也承诺今后孝敬老人，夫妇重归于好。
3、加强矛盾联动联调，构筑反家暴工作网络。与法院联合设立婚姻家庭案件合议庭，注重“调解优先”，适时引入心理疏导，针对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性进行联合调处，共发放19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与司法局联合建立人民调解员队伍，巩固发展了15个妇女法律援助站、14个家庭矛盾调处站、14个个人调解工作室，及时化解各类家庭婚姻纠纷。与民政局联合成立幸福婚姻家庭指导中心，共同申报《守护成长 青春阳光》项目，在市婚姻登记处设立婚姻纠纷调解室，实施婚姻家庭辅导服务项目，开展法制宣传“幸福家庭直通车”活动，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困扰的市民提供心理咨询、情绪疏导、纠纷调解服务，为婚姻家庭保驾护航。与公安联合设立了16个家庭暴力投诉站，对家庭暴力报警投诉做到优先接警、优先处警、优先救助，依法保护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推进反家暴告诫制度，共发放了4份反家暴告诫书。
三、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几点建议
1、宣传需要广度深度。一是法律宣传的对象不能太单一。要在“平安家庭”创建过程中，加大男女平等及反家暴的政策法规宣传，重点要对男性进行普法。经常性开展反家暴进企业活动，尤其是重型企业是男性聚焦的地方。二是维权培训的对象要扩面。不仅要是加强对妇联干部和妇女群众的培训，而且要对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关键执法者进行专门培训，加大对执法者的宣传，举办法官、检察官、警官、司法调解员反家暴培训研讨，提高执法工作者的反家暴意识和工作能力，实现家庭暴力零容忍。三是宣传培训的内容要有“触痛”。要将一些身边人和事拿出了以案说法宣传震慑有家暴倾向的人群，要唤醒和增强弱势妇女的反家暴意识和能力，要将家暴与侵犯人身权利的法律问题提升到同一高度预防。
2、法律制度需要可操作性。一是放宽证据标准。法院对于原告提出的家庭暴力情节认定率低,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原告未举证或举证不充分,难以使法院认定家庭暴力；原告所举证据存在瑕疵；法院以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作为裁判的首要目标,对证据的认定较为严苛等。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对施暴方及时给以必要的处罚，加大威慑的力度，对于初次发生的家暴行为，一定要严厉制止，防止再犯；对于多次发生家暴行为的，应坚决给予制裁，让施暴方知道：家暴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三是提高律师代理家暴案件。据调查，婚姻家庭案件繁琐、代理费用较低、易被殴打等因素，导致很多律师不愿代理家庭暴力案件。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管理平台，加大对家暴受害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范围和援助力度，指派和安排专业对口优秀律师为家暴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3、反家暴工作需要社会化。反家暴工作绝不是妇联一家所能包揽的事情，必须建立社会化的妇女儿童维权机制。可以借助政府职能的力量，实行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妇女维权工作中的问题、疑难案件；借助维权志愿者的力量，扩建调解室，更好地为家暴案件开展矛盾调解、心理疏导，形成多种社会维权力量；借助公安部门的力量，在家暴投诉站为家暴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及时给予立案，震慑施暴者；借助法院和人民陪审员力量，在审判中维护弱势妇女合法权益；借助媒体的力量，及时对妇女维权的普遍性问题和典型案例进行跟踪报道，形成全社会关心妇女维权的舆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