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伦理作业

社会工作伦理作业（通用8篇）

社会工作伦理作业篇1

——以郑州儿童医院为例

摘要：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是指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虑。伦理困境起因于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冲突、道德特质、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并且贯穿于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始终。笔者在参加郑州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以社会工作伦理为依托，在社会工作视域下对个案社会工作中出现的伦理困境进行解析。本文旨在利用医务社会工作中个案工作面临的伦理困境进行剖析并提出对策，帮助社会工作者尽量少进入伦理误区，面对伦理困境时能用合理的方法加以应对，最终能更好地为案主服务。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价值观冲突

引言

现代医学模式强调“生物 ——心理 ——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疗模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仅要重视患儿的生物治疗，还要关注患儿及其家长的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困扰。在此基础上，医务社会工作应运而生，上海东方医院作为领航者为我们起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然而，在触及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信息、福祉时，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伦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有鉴于此，笔者决定根据自己及同伴在郑州儿童医院的实践经历，剖析个案工作中对案主进行辅导时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以期能更好地探索新方法应对此类问题，提高为案主服务的质量。此外，这一试点项目的实施和对个案工作伦理困境的探索对于传播社工理念，普及社会工作价值观、增强大众对社工的认可度等具有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社工在进行服务当中，及时反思自身和工作方法，从而能够不断纠正失误，并能丰富和发展相关方法和理论。概念界定：

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过程中，对“伦理困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综合各家思想，社会工作伦理的概念界定为如下几点: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多种发源于价值观冲突的问题或困难，专业的道德特质是伦理困境产生的基础平台。理论基础: 1.增能理念

增能是要减少负面的观念和服务使用者的无能感。增能不仅是要赋予服务使用者“个人增能”，更要从社区及社会层面入手进行“集体增能”。

个人增能----参加者通过朋辈间的对比、学习、互相勉励的过程，重新掌握待人接物所应有的态度和技巧，增强患儿及其家长对自我的肯定，减少对自我的负面观念。集体增能----建立沟通平台，让大学生和患儿家庭彼此了解，减少社会体系间权力的差异，促进社区融合及社会关系，甚至能够更进一步重新找回应有的权力地位。

2.优势视角

概括地说，“优势视角”就是着眼于个人的优势，以利用和开发人的潜能为出发点，协助其从挫折和不幸的逆境中挣脱出来，最终达到其目标、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1）赋权。（2）成员资格。（3）抗逆力。

优势视角具有如下五个原则：

1、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

2、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

3、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的服务于案主；

4、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

伦理守则：伦理准则筛查方法（ERS）、伦理原则筛查方法（EPS）、《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中国香港社会工作注册局工作守则》案例一：小乖今年10个月，男，患有严重的急性白血病，辗转北京，广州等地先后进行五次化疗。小乖家在农村，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境不太好，目前家人为给小乖治病共花去医药费16万元，这使得本就不宽裕的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案主小乖的父亲主动向社工小夏求助，在讲述案主小乖的病情及治疗过程中，案主父母声泪俱下，这使社工小夏极为同情，为之伤心。经过初次面谈，案主父母对社工小夏抱以很大信任，并主动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请求社工小夏帮助案主。社工小夏安慰案主父母说自己会尽力试一试。后经督导指导小夏意识得到自己的错误，在第二次面谈时，小夏找到案主父母和他们聊天，安慰案主家属并向他们解释最终得到其理解和赞扬。然而，在回归日常生活后，小夏出现反移情情绪，每天都会想起案主，并为之伤心。案例一分析：

在本案例中，社工小夏初次面谈体现了同理心，真诚等丰富的人文关怀并获得了案主及其家长的信任。社工出于帮助案主，疏导案主悲伤情绪，增进案主福祉的目的出发，但由于经验缺乏和过于感性化轻易向案主家属许诺，一旦承诺不能兑现，这就会给案主及其家庭带来更大的伤害，会增加其失望情绪，降低对社工的信任度等不良后果。此外，小夏在回归日常生活后，会经常想起案主并为之伤心。这种情况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称作“反移情”，即工作者对案主产生一种非现实的感情、态度与反应。这种感情往往是专业人员过去与他人关系的经验之一，如今把它转移到所服务的案主身上。反移情会严重影响专业关系的性质，同时也会给非工作者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小夏出现反移情现象是正常的，但是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排除干扰，坚守个案工作的基本原则。

案例二：冬冬今年两岁，女，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目前在医院治疗。在社工小美看望冬冬时，冬冬刚做完手术，状况良好，母亲和奶奶在一旁照顾。社工小美和案主及其家属进行初次面谈，了解冬冬的基本情况时，因工作需要，社工小美需要冬冬家人填写有关冬冬基本信息的表格，表格上包括冬冬病情、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信息。考虑到案主及其家属的顾虑，社工小美一再重申保密原则，但是因为这些信息比较私密，案主家属担心如果信息暴漏露将会影响案主今后的成长，所以不愿意填写信息表。社工小美尊重案主意愿，没再要求案主填写先信息表。案例二分析：

在此案例中主要有以下两点伦理困境：

（一）隐私权与保密原则

保密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没有得到当事人在知情情况下给与的许可，不会向任何人披露或者从当事人那里获得资料。在此案例中，社工小美因工作需要得到案主的先关信息，所以预先向案主及其家属申明密原则以期获得案主资料，但是，案主家属担心万一将来这些资料被暴露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所以没答应社工的请求。社工小美陷入工作需要和为案主保密的两难困境。但最终小美没有再继续索要案主信息。二：案主自决

案主自决强调案主个人拥有的决定权，这种决定权不受社工影响。案主自决也是社会工作实务中重要的专业原则。在当事人需要或者要求时提供帮助，确保或改善当事人福祉，又要不干涉个人自由，这两项专业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冲突。在本案例中，社工小美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为案主服务，提高案主福祉需要完善资料，另一方面是案主具有决定自己是否愿意填写个信息的权利。小没根据伦理守则，尊重案主的自决权。对策：

总对策：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遇到伦理困境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干扰，严格按照伦理守则处理伦理难题。分对策：针对案例一

社会工作者在出现反移情并且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时可以向督导寻求帮助，必要时可以进行转介入等。针对案例二：

社会工作伦理作业篇2

本课题组对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对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各类伦理审核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对象与方法见“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功能与管理状况研究框架”一文(《中国卫生资源》杂志2008年7月第4期第158页)。

2 结果

2.1 研究伦理审核制度

本次现场资料查阅与访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医院伦理委员会均设有初始审核、快速审核与不良事件审核的相应操作规程和要求,对于初始审核的内容、会议的具体流程、评审批件的具体格式等都有较明确的规定;对于快速审核,虽然实际开展的医院并不多,但在其标准操作程序或伦理委员会章程中对此有所规定,主要涉及快速审核的申请条件、审核流程和出现异议后的处理等内容;对于不良事件的处理与伦理审核,90%以上的医院设立了明确的报告制度,80%以上的医院建立了明确的审核制度,对于严重不良事件的报告时限和处理时限有所规定。所有医院均要求跟踪审核最长时限不超过12个月。

2.2 研究伦理审核

本次调查显示,2006年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初始审核项目数量多的医院达100多项,快速审核最多的医院达20多项。初始审核、快速审核、跟踪审核、不良事件的审核情况如下。

2.2.1 初始审核。

调查显示,82.14%的医院提前数日发放初审材料,但仍有17.86%的医院在会上当场发放初审材料,初审材料提前发放的平均时间为6.05天;平均一个初审项目的审核时间为1.45小时,但个别医院初审项目的平均时间为0.5小时。访谈发现,个别医院的一次评审会议要处理10余个项目,因此一个项目的审核时间受限。

医院伦理委员会对研究项目初始审核的内容基本包括研究方案、知情同意内容和方法、研究者的资质、对受试者的医疗保护的审核,但部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初始审核未包括对受试者的个人隐私保护、给予受试者的宣传教育与说明资料以及研究对象的招募广告与宣传资料的审核,仅3.23%的医院伦理委员会考虑社区对研究项目的看法。

2.2.2 快速审核。

调查显示,为数不多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快速审核研究项目,多数应用在已通过全体会议初始审核后研究方案修改的审核,如增加无风险或小于最小风险的研究内容,但个别医院伦理委员会会因研究项目的启动时间紧迫,而将研究项目放入快速审核。

研究项目的快速审核流程主要为:提交快速审核申请→秘书或主席判定是否符合快速审核条件→秘书初审→主席或主席指派的1~2名主审委员主审→传达快速审核结果。也有个别医院伦理委员会需将主审结果电话通知其他委员,达成统一意见,若有异议则进行大会全体委员审核。也有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快速审核是在会上完成的,只是省略了研究者陈述和答辩等环节,且评审的时间较快,这种情况下,其审核材料的发放基本在会上当场发或会前半小时内,完成一个快速评审项目的平均天数约为3.67天。

2.2.3 跟踪审核。

调查显示,44.44%的医院伦理委员会没有跟踪审核,尤其是66.67%的二级综合性医院没有此类审核。设有跟踪审核的医院伦理委员会中,跟踪审核的最长时间间隔平均为7.30个月,无一个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跟踪审核的最大间隔时间超过12个月。访谈中了解到,实施跟踪审核的医院伦理委员会一般只是让研究者交一份研究进度报告,然后存档,不会对研究者的进度报告作具体审核;仅2个医院伦理委员会会开展现场实地跟踪调查。

2.2.4 不良事件的审核。

调查显示,有7.14%的医院尚未设立明确的不良事件报告制度,19.23%的医院接到不良事件报告后没有明确的审核制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后,医院伦理委员会要求研究者报告伦理委员会的时间限制,三级医院要求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二级综合性医院最短的要求在24小时内报告,最长的要求在3天内报告,平均要求报告的时间为1.5天。接到严重不良事件报告后,要求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的时间限制平均为2.14天,但个别二级综合性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对审核严重不良时间的时间限制定为7天。

2.3 委员参与伦理审核的情况

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的调查显示,2006年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平均参与伦理委员会会议总数平均为5.49次;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会议主要是审核研究项目或医疗技术的临床准入,对重大医疗服务案例的伦理咨询较少(见表1)。

3 讨论

3.1 研究伦理审核制度基本建立

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核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其目的是维护病人和受试者的权益[1]。研究伦理审核包括初始审核、快速审核、跟踪审核、不良事件的审核。目前,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已基本建立了研究伦理审核的相关制度,在保护病人和受试者权益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3.2 研究伦理审核总体较规范,但跟踪审核、不良事件审核薄弱

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在研究项目的初始审核内容上,基本包括了研究项目伦理审核的重要内容,如研究方案、知情同意内容与方法、研究者资质、对受试者的医疗保护;但部分医院伦理委员会未对研究对象个人隐私、给予研究对象的宣传教育与说明资料、研究对象的招募广告等进行审核。随着我国公民对个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增强、药物与医疗器械厂商产品宣传方式的改变,完善初始审核的内容对保护病人和受试者权益非常必要。研究项目的快速审核是伦理审核的一种快速通道,可提高审核效率。但是,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进行快速审核的项目不多,主要用于研究项目风险小于最小风险的情况,显示对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核较为慎重。

目前在研究伦理审核中,比较薄弱的是跟踪审核和不良事件审核。跟踪审核的缺失或不完善将使医院伦理委员会无法清楚地了解知情同意和受试者保护方面的真实情况;无法或不能及时得到研究项目的进展或调整信息,使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对研究项目的伦理监管难以真正实现[2]。为了使研究项目在实际进行时能切实保障病人和受试者的权益,医院伦理委员会应加强跟踪审核,而且不能停留在研究进度报告的收取和归档层面,需要由委员根据跟踪审核的申请报告做伦理审核,甚至进入研究现场审核。此外,二级综合性医院在严重不良事件的报告和审核规定上,有时间要求规定不当的现象,需要修正和完善。

3.3 建立研究伦理审核的标准操作程序

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医院伦理委员会标准操作流程,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对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核存在较大差异,尤其体现在跟踪审核与不良事件的审核处理上。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和相关学会等应推动我国医院伦理委员会标准操作程序的建立,尤其是研究伦理审核的标准操作程序的建立,以促进医院伦理委员会工作(尤其是研究项目伦理审核)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1]曹永福,王云岭,杨同卫,等.我国“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成立背景、功能和建设建议[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17(5):31-32.

职业伦理与社会失信篇3

仔细观察，今日你我身边的诸多社会现象纯属“中国特色”，专由“中国制造”。譬如，对其所在的单位、地区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的会计、审计人员绝对“混不下去”，事实上，不“为虎作伥”帮助所在单位和地区伪造业绩、政绩，已经不错了。再譬如，林林总总的职称评定有时候并非依据严格的职业标准，反而因各种各样的评审费、培训费授人们以“捞钱”的口实。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通常会受到“不正常”的赞美。一个拒收贿礼的官员会拥有“两袖清风”的美誉，一个不收“红包”的医生会受到高风亮节的称赞等等。

或许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家说我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缺失；法学家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规则模糊；哲学家们断定我们的社会严重失信；老百姓却抱怨社会变来变去，自己的生活被“十面埋伏”——警察杀人、医生害人、官员整人、商人坑人、律师骗人、老师误人、流氓欺人、记者认钱不认人——因为普通的他们没有任何资源可资利用，“吃了不少哑巴亏”。

老百姓的话很直白，然而却反映了一个相当深刻的话题：中国何时才能警察像警察，医生像医生，官员像官员，商人像商人，律师像律师，教师像教师，记者像记者，甚且流氓也要像流氓——在真正的流氓眼里，只知道祸害百姓的主儿其实是下三滥的角色。一句话，在中国，何时干什么的才像干什么的，而不是如现在，某行当一旦有人做了分内之事，铺天盖地的宣传便蜂拥而至。

这无疑彰显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缺憾。当大张旗鼓地表彰廉洁的官员、见义勇为的英雄、善良无私的好人时，恰恰在于，现实中这种人太少了。本文亦是例证，讨论职业伦理这个话题的原因，在于很多行当的人不讲求那个行当里的操守。

职业不仅仅是谋生依畀之所，更是从业者荣誉的依托。也就是说，处在同一个职业里的人，有自己交流的规矩，知道怎样共同确立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的信誉并且会自觉维护它。以此标准衡量，那么，中国显然不存在真正的职业。这大约是为什么在以上的论述中对一个从业者的群体我更愿意用行当的原因所在。

也因此，在相当时期内，假使职业伦理不是一个行业内的成员普遍具有的品格而只是某个、某几个个体独具的性格的话，职业伦理只能是“水中之月”。当我们把做什么的像做什么的定位在个体并且更倾向于对个体做评价的时候，所谓职业伦理说穿了不过是人从事某一个行当的最低标准而已。

而只有更多地把做什么的像做什么的和整个职业的荣耀紧密联系在一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它是职业伦理。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谈及律师，认为只要他（她）别只晓得“吃了原告吃被告”就行了，这显然只是一名律师乃至一个普通人的道德底线。社会以及律师职业本身对职业意义的律师，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譬如，他（她）要信仰法律精神并根据法治的规则行事，要对法律的条文足够熟悉并对法律的理论有比较精深的研究。現如今我们的心愿希望是做什么的成其为做什么的，此中的内涵距离职业伦理的要求无疑尚有一定差距。

职业伦理不是招之即来的东西，它的形成需要宏大政策环境的引导，需要某个职业形成之前和形成之后所有人的不懈努力——内部成员的有目的地构建和外部力量的促成，也需要时间使之发展、完善和成熟。正基于此，我们注意到，有些学者针对中国现实进行社会学考察的时候，更愿意用阶层而非职业作为标准；我们还注意到，由于民族传统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眼前我们所谈的职业要么尚在襁褓之中，要么行政化色彩相当浓——最明显的例子，一个行业自治组织的负责人也包括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总要与所谓的行政级别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一切也许正在改变。据说，中国省市一级以上的律师协会的领导成员大部分都已经由律师来担任，可是，没有人会否认，在职业职业化的路上，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从职业培护到职业标准的遴定再到职业自治，里面既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规范也需要从业者的自我努力和自我提高。

《行政伦理学》作业4 篇4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15分）

1、政府信任关系是指（C）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合理期待。P258

A．公民 B．公众 C．行政相对人 D．行政官员

2、客观上，政府信任关系概念所涉及的是各种主客体之间的（D）关系。P258

A．认同 B．依赖 C．合作 D．趋近性

3、政府信任关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是（A）。P258-259

A.社会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 B.政府对社会和公众的信任状况

C.行政组织下级对上级的信任状况 D.行政机构部门之间的信任状况

4、考察政府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B）。P259

A．政治疏离感的高低 B．政治信任感的高低 C．政府信誉度的高低 D．公众好感的高低

5、政府信任关系概念与政府公共关系概念的关系是（C）。P260

A．没关系 B．完全一样 C．一定的交叉和重叠 D．互不包含

6、政府信任关系与政府公共关系共同的目标指向是（D）。P260

A．政府地位 B．政府权威 C．政府形象 D．良好的政府形象

7、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可以（D）。P261

A．扩大组织 B．精简机构 C．增加复杂性 D．促进合作、提高行政绩效

8、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对于政府存在而言，（C）。P262

A．毫无关涉 B．不存在根本的意义 C．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D．可能引发一些问题

9、行政道德评价标准理想性与现实性统一表现为（B）。P295

A．道德标准理论完备，而实际执行不必苛求严格 B．兼顾道德标准要求“应然”向“实然”的转化趋势

C．标准问题的具体性和灵活性 D．道德标准要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10、之所以说行政道德评价标准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是因为（A）。P295

A．不存在超时代、超阶级、超民族的“统一适用”的善恶标准

B．世界各国在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道德评价标准上存在共通的内容

C．不同部门、不同级别行政人员道德评价的标准要掌握灵活性和具体性

D．行政道德标准是一个分层次、有系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

11、行政伦理监督互动性的直接体现是（B）。P301

A．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必须及时沟通信息 B．不同行政机构和部门之间的互相监督

C．行政伦理监督的各方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D．行政伦理监督多样性的主体全局参与

12、行政伦理监督的最终目的就是（C）。P301

A．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B．打击违规，预防犯罪

C．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准确、及时地实现 D．监督与惩罚并重

13、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是（A）。P305

A．行使工作计划审查权 B．通过报纸、刊物等媒体揭露问题 C．行使职能监督权 D．审计监督

14、行政伦理评价最重要的方式是（C）。P296

A．行政行为习惯 B．行政人员内心信念 C．社会舆论 D．行政监察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于（C）正式成立。P312

A．1978年 B．1990年 C．1987年 D．1956年

二、多向选择题（每题1分，共5分）

1、政治疏离感包括（ABCDE）。P259

A.政治无力感 B．政治无意义感 C．政治无规范感 D．政治孤立感 E．政治疏远感

2、政府信任关系的特性包括（CE）。P260

A．具体性 B．复杂性 C．内隐性 D．随意性 E．稳定性

3、政府信任关系的价值表现为（ABCDE）。P261-265

A.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能够促进合作并提高行政绩效

B.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C.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是当代法治的基本目标

D.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是确立未来社会治理模式的必要环节

E．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具有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

4、在我国，加强行政伦理监督的意义在于（ABCDE）。P304

A．有利于加强社会民主政治建设 B．有利于增强行政人员的公仆意识

C．有利于保障行政机关、行政人员正当地行使权力 D．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E．有利于减少现实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伦理道德失范现象

5、通常而言，外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包括（ABCE）。P305-307

A．权力监督 B．政党监督 C．社会团体监督 D．主管组织监督 E．群众舆论监督

三、填空题（每空2分，共20分）

1、政府信任关系的特性是：内隐性和稳定性。P2602、解决信任危机问题或重塑信任关系是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P2663、从评价的主体方面划分，行政道德评价可以分为、和 P2964、从评价的手段和途径区别，行政道德评价可以分为社会舆论、行政行为习惯和行政人员的内心信念三种。P2965、行政伦理监督的基本原则是行政伦理监督所应当遵循的准则和指导思想，它对行政伦理监督的实施工作起着指导和规范作用。P30

1四、简答题（每题8分，共40分）

1、简述政府信任关系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P262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就行政管理而言，合法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形式的合法律性，一是管理的价值观能得到公民的认同。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人们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合法性可以提升可预测性，拥有合法性，政府官员可以计算出哪些事情被期望他们去做；对公民来说，它们也可以预测到他们会怎样被官员们对待。从这一意义看，合法性概念本身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在内。

2、政府信任关系中，政府应在权力道德方面如何作为？ P271

应做到以德用权。所谓以德用权，就是要求行政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己私利，按照民意，遵循官德，把政府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告诉人民群众，把政府的关怀送给人民群众，当好信任的桥梁。由此，以德用权必须强化权力道德意识。第一，强化个体权力道德意识；第二，强化群体权力道德意识；第三，强化整体权力道德意识。

3、简述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原则的意义及内容。P280

政府信任关系建构的原则是指导整个社会信任关系建构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根据正确的原则去建构政府信任关系，对于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保证政府与公众之间利益一致基础上相互信任、合作的良性循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行政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取决于自身的组织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其目标系统能否以社会公众公认的进步的道德为准绳，并能够有效调节和平衡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需要遵循利益一致性原则、客观求实原则、公开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

4、简述内部行政伦理监督的主要形式。P308-309

内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是由行政机关内部垂直关系所形成实施行政伦理监督的系统，是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各级工作部门之间对行政行为所采取的检查和督促。主要包括：自我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

内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的主要形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监督。主要包括一般监督、职能监督和主管监督。自我监督的具体方法有多种，主要包括：工作报告、工作指导与工作督促；审查、检查与调查；召开会议和参加会议；批评、建议、处分和处罚等。

2、行政监察。在我国，行政监察是指国家监察部和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所实施的监察。

3、审计监督。审计监督是根据会计记录等有关经济资料和国家有关法规，由国家专门设立的审计机关依法审核和稽查有关单位的财务收支活动、经济效益和财经法纪的遵守情况，作出评价并提出审议报告，以加强经济管理，维护法制的监督检查活动。

5、简述加强行政人员道德建设的意义和途径。P316-320

（1）完善行政人员管理制度，加强行政人员道德建设的意义。第一，这是一种特定的行政权力约束机制建设，对健全行政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第二，这是行政体系自身健康运转的有效保证；第三，这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突破口，为行政体系的健全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P316-318

（2）行政人员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过程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实现的。其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途径可以概括为：第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树立良好的行政人员形象；第二，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充分营造学习和教育的环境；第三，强化“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磨炼。P318-320

五、论述题（3题选做2题。每题10分，共30分）

（选答两题，请标明题号）

1、结合实际，论述你对我国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评价及其对策。P265-268

关于“我国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评价”，教材第265—268页有明确阐述。

参考答案：

（1）我国当前政府信任关系评价。主要结合实际说明：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变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意识与社会和公众的价值期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并影响到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速度。

（2）引发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行政人治色彩浓重；第二，行政权力缺乏制约；第三，政府行政效能与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第四，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固守旧的行为习惯；第五，公共行政缺乏绩效评价体系，责任机制薄弱。而行政道德的匮乏是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的直接原因。

（3）我国当前政府信任关系对策。主要说明：解决信任危机问题或重塑信任关系是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要从根本上克服信任危机现象并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关系，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是要确立起一种能为社会成员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与制度性承诺。政府信任关系作为普遍信任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对于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承诺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

2、如何理解社会舆论在行政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基本方向？ P307、P296-297

关于“社会舆论在行政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教材第296和307页有明确表述；“如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基本方向”主要在第296—297页第2段。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答案要点：

（1）舆论监督是行政伦理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社会及舆论监督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直接向各级行政机关提出询问、要求、批评和建议。社会各界、各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就行政管理活动中有关问题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询问，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建议和

批评。有关行政机关要认真听取，给予答复，不得借故推诿、回避。这是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度的一项具体措施，也是调动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第二，申诉、控告和检举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伦理道德失范行为。申诉、控告和检举是人民群众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有效方式，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这种强有力的监督，对于督促国家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揭露问题，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力量。利用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量大、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可以推动社会各界、各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有效的伦理监督，有利于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社会冲击力。通过社会舆论的宣传、“曝光”等形式，可以充分弘扬正气，揭露腐败、渎职等行政道德失范行为，从而较好地协助国家行政机关对照自身检查问题，可以对行政人员当中有可能做出错误行政行为选择的人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量，有效地制约行政权力滥用。P307

（2）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揭露问题，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力量。事实上，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之所以能够产生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舆论来作为保障。

（3）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基本方向。在重视社会舆论的行政道德评价作用的同时，应区分各种不同舆论在性质和力度上的差别。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当前引导社会舆论的主线，同时，只有高度重视社会舆论的评价作用，协调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全面发展。P2973、联系实际论述我国伦理监督、评价机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P313-316

此题可分为2个小问题考虑，即“我国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的现状”和“我国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的发展方向”。关于“我国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的现状”包括：成绩部分，主要在教材313页第3段；问题部分，主要在教材第314页第3段—第315页。一般讲，回答问题要着重于阐明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关于“我国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的发展方向”主要在教材第315—316页进行了阐述。

参考答案：

（1）我国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的现状。目前，我国行政道德评价和行政伦理监督己经形成了一个以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体系，但还存在缺位、滞后以及力度欠缺等问题，主要反映在：第一，行政道德评价、监督机制的多元和无序；第二，评价、监督主体与客体关系错综复杂；第三，行政道德评价和行政伦理监督的法治化程度较低，存在着“因人而异”、“对人不对事”等问题。

社会工作伦理作业篇5

学院：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专业：	电子信息
学号：	2124090003
姓名：	刘俊

什么是工程伦理

工程伦理指在工程中获得辩护的道德价值。自20世纪70年代起，工程伦理学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兴起。经历了20世纪的最后的20年，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走入建制化阶段。

1.基本信息 3

2．界定 3

3.方法 5

4.主要话题 8

5．境域与目标 13

6.特点与态势 14

7.启示 18

1.基本信息

先谈一下译名问题。在英文中，ethics既可译成“伦理学”，又可译成“伦理”。工程伦理（学）可以有两种表述：engineering ethics和ethics in engineering。例如，在美国最为流行的两本教科书书名分别用的就是这两个术语。从使用的频率看，前一种表述略多些。那么，这两种表述是否存在着区别呢？笔者就此专门请教了哈里斯和戴维斯教授，他们回信说，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存在着任何有意义的差别。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交替地使用“工程伦理”和“工程伦理学”这两个短语，不作区分。

自20世纪70年代起，工程伦理学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兴起。经历了20世纪的最后的20年，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走入建制化阶段。本文通过三个话题来回顾这个历史过程，并展望工程伦理学的未来。

2．界定

定义涉及到对工程和伦理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在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工程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工程师，工程（engineering）和工程师（engineer）似乎是一对术语，这对术语总是成对地出现在对这两个术语的定义中。这就好像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成对地出现在对它们各自的定义中一样，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其中的一个来定义另外一个。戴维斯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循环定义，定义项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了被定义项。如何定义工程，至今仍然是充满争议的。

总体来说，对工程伦理的理解有二个进路，一是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工程，二是从职业和职业活动的角度看工程。第一个视角容易导致还原论，将工程作为技术的一个应用的部分，而不是作为一种有其自身特征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行为。在这种视野下，工程伦理也就被消融为技术伦理，因而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就曾经流行这种观点。第二种视角又容易将工程伦理与其他职业伦理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科学技术在工程职业中的特殊地位。这种视野容易将工程伦理仅仅归结为工程师的职业伦理，而忽略了工程活动的伦理维度。虽然本文倾向从第二个视角出发来理解工程，但我们又应将工程职业活动视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显然，工程伦理还与对伦理的不同理解相关。戴维斯认为，“伦理”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通常所说的道德的同义词。第二种指的是一个哲学的领域（道德理论，试图把道德理解成一种理性的事业）。第三种是那些仅适用于组织成员的特殊行为的标准。”他认为，当说到工程伦理时，这里的“伦理”是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含义上的。

在2005年《工程伦理》（第四版）一书中，马丁（M.W.Martin）和欣津格（R.Schinzinger）区分了工程伦理的两种用法：规范的用法与描述的用法。在规范用法之下，伦理指称获得辩护的价值和选择，指称悦人心意的（不仅是所希望的）事。规范用法有二种含义：第一，伦理是道德的同义词。它指称合理的道德价值，道德上所必需的（或正当的）或道德上所允许（良好）的行为，所期待的政策和法律。相应地，“工程伦理由责任和权力所构成，这些责任和权力被那些从事工程的人所认可，同时工程伦理也由在工程中人们所期待的理想和个体承诺所构成。

第二，伦理是对道德的研究；它是对第一种含义的伦理的探究。它研究什么样的行为、目标、原则和法律是获得道德辩护的。在这种含义之下，“工程伦理是对决策、政策和价值的研究，在工程实践和研究中，这些决策、政策和价值在道德上是人们所期待的。”

而在描述用法之下，人们只是描述和解释特殊的个体或群体相信什么和他们如何行为，而不去考察他们的信念或行为是否获得了辩护。马丁等人认为，描述性研究为舆论调查，描述行为，考察职业社团的文献，揭示构成工程伦理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可能。

在其规范的含义上，“工程伦理”指称在工程中获得辩护的道德价值，但道德价值是什么？什么是道德？马丁等人认为：“道德涉及到对他人和我们自己的尊重。它包括公平与公正，满足义务与尊重权力，不以不诚实和残忍或傲慢的方式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此外，它还包括人格理想，诸如正直、感激、在危难中愿意帮助他人。”

在2000年的《工程伦理导论》一书中，欣津格和马丁对伦理和工程伦理作出了三种含义的区分，这种区分对我们理解以上规范用法与描述用法的区分或许是有帮助的。首先，作为一个研究的领域，伦理是理解道德价值，解决道德问题，为道德判断作辩护的活动。它也是一个源自于这种活动的学科或研究的领域。相应地，“工程伦理是对在工程实践中涉及到的道德价值、问题和决策的研究。”

伦理的第二种含义涉及到特定的信念或态度，这些信念或态度涉及到被特定的群体或个体所采纳的道德。“在这种含义上，工程伦理是由被具体化到当前所接受的工程伦理章程的条款所构成的，……。相应地，工程伦理可以指称个体工程师当前所从事的行为。”

在第三种含义上，伦理术语和它的语法变形是“道德正当”或“正当”的同义词。“在这种用法上，工程伦理相当于一组正当的义务、权力和理想的道德原则，这些义务、权力和理想应当被从事工程实践的人所采纳，当它们被一般地和特殊地应用于工程中时，澄清这样的原则和将它们应用于具体的情景中就是工程伦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目标。”

撇开对工程伦理的定义，从研究内容上看，本文主张从下述两个视域来理解工程伦理：1）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工程必然具有其内在的伦理维度。对工程的伦理维度的研究（实践伦理）构成了工程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即欣津格和马丁如上所说的“工程伦理是对在工程实践中涉及到的道德价值、问题和决策的研究”。2）作为一种职业，工程师应当具有其自身所独特具有的职业伦理。这种与众不同的职业伦理也应当成为工程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无论工程伦理是什么，它至少是一种职业伦理”。[3]这两个方面又是一致的，这就表现在工程师的职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从研究范围上看，无论作为实践伦理，还是作为职业伦理，工程伦理均有规范性的维度和描述性的维度。

3.方法

作为一种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伦理学的方法自然地就被引入了工程伦理学中。功利主义伦理学、康德的尊重人的伦理学和德性论是三种常用的方法。对于同一个工程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用这三种方法分别地作出分析。有时应用这三种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在更多的时候，应用这三种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前一种情景会增加道德辩护的力量，后一种情景会使我们对工程中的伦理问题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这种状态是与工程中的伦理问题的性质相关的。与工程中的技术问题相比，工程伦理问题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即我们往往不能在正确与错误，是与非之间进行抉择。我们通常只能从特定的视角出发，作出不同程度的“应当”或“最好”之类的价值判断。

前述三种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将一般的伦理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场景或案例之中。哈里斯将这种方法称为“从上至下”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就意识到这些方法对于工程学学生和工程实践者是不适用的，至少不适合于面向工程学学生的教学。在20世纪后10年间，由美国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NE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的项目主要地集中在研究如何或以何种方法将工程伦理引入工程学学科教育体系中。案例法就是其中一种获得NSF资助并获得广泛认可的教学与研究方法。哈里斯称这种方法为“从下至上”的方法。

其实，工程伦理学的诞生也是出自于对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著名案例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有两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案件：一是斑马车油箱事件，二是DC-10飞机坠毁事件。这二起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而其原因在于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利润和效率放在了首位，而忽略了对公众的安全、幸福和福祉的关注。

自90年代以来，案例研究有两点主要的变化。在早期的案例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灾难性的案例研究。例如，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件中，工程师的责任和权利问题，以及由于缺失这种责任所带来的灾难。近年来，案例研究同时也研究一些“样板（或善举）工程”的案例。例如，花旗银行大厦事件和坎尼失踪事件。另一个变化是，早期案例较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而近来的案例更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前者为微观案例，后者为宏观案例。微观案例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个体或部分工程师与客户、雇主或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宏观案例所提出的则是关于社会政策和职业以及职业社团的恰当政策的问题。

案例所提供的是一些具体的和特殊的场景，我们仍然需要一般的原则和规则，并将这些原则和规则应用于其中。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三种一般的伦理方法相比，学者们认为，对于工程师而言，个人道德、共同道德（公德）和一般的职业道德更加能够为案例研究提供分析的基础和方法。

如何将一般的原则和规则应用于案例的情形中，并且这种应用的过程又能够为工程学学生所接受？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地说，基于案例研究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有决疑法（casuistry）、划界法（line-drawing）和创造性的中间方式解决方法（类似于“中庸之道”）。

除了“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这两类方法外，大部分学者认为，还需要有介于这两类方法之间的规则或原则。这些规则或原则就是具体化在职业工程社团中的伦理规范。然而，这些具体的规则或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又是存在不少争议的。

当前，方法问题是工程伦理学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之一，也是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笔者认为如下两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1）是否存在工程伦理学所独有的方法？例如，知情同意和自由选择最初是作为医学伦理学所独有的方法之一，那么，工程伦理学是否有类似的方法呢？有人认为，古老的决疑法也许可以在工程伦理学中焕发青春，也有人认为划界法或许有望成为工程伦理学所特有的方法，当然，这一问题又与第二个问题相关；2）方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从目前的现状看，学者们大多认可不同层次的方法，但都回避了方法的统一性问题，即工程伦理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方法还是一种自然科学（经验科学）方法的问题。

方法的多元化是可取的。首先，哲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均可运用于工程伦理学的研究中，不存在方法的统一性。其次，工程伦理学方法应该是一个方法论集合，在其中，至少有五种研究的方式（或方法）：哲学的、决疑的、技术的、社会的和职业的。

4.主要话题

工程伦理的制度化建设问题

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职业注册制度问题。1907年，为了抑制频繁发生的银矿事故，怀俄明州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首部规定申请职业工程师执照（或注册）所必须满足的标准的法案。此后，每个州都陆续颁布了类似的法律，要求工师程申请职业工程师执照（professional engineer，简称P.E.执照）。各州注册委员会负责管理工程师注册法案的实施。由各州注册委员会所组成的国家工程与测量考试委员会（NCEES）成为职业工程师规范化考试的管理机构。执照考试由两个独立的考试所构成：基础部分和职业实践。在基础部分中，工程伦理方面的试题占到了一定的分值。

当前，围绕职业工程师执照制度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的。一种观点主张“普发执照”，他们认为，应当将P.E.执照推广到所有的工程职业中，要求所有的从业工程师都必须申请执照。但是，将P.E.执照作为从事工程职业的前提，这在工程界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所以，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产业豁免”，它认为，仅要求那些从事与公众的安全、幸福和福祉密切相关的产业的工程师申领执照，而豁免其他产业的工程师。这种争议远远地超出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范围，政界和产业界成为争论的两大阵营。目前，无论普发执照或产业豁免的主张均不能说服美国国会通过相应的立法。在美国，目前没有执照也能从事许多工程项目，但是，当某项工程涉及到公众的安全时，那么只有执照工程师才能从事该工程的设计和实施。

大多数美国工程师是没有P.E.执照的。这意味着大多数工程师无法以可能会被吊销P.E.执照的方式来抵制参与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是否应修改工程师的注册要求而使得大多数工程师更容易地获得执照呢？除了P.E.执照外，是否有其他的方式来保证工程质量和保护工程师避免因过度的压力而变得不道德呢？

制度化建设的第二个方面便是工程社团和社团伦理章程的制定。与州注册委员不同，工程社团属于非政府组织，因此，它的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与其他职业相比，例如，医学和律师，工程职业缺乏一个统一的社团来代表整个工程界。可以大致地将美国的工程社团分成两类：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社团，以及以职业发展（实践）为导向的社团。前者如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AIChE）等，后者如美国环境工程师学会（AAEE）、美国供热、制冷与空调业工程师协会有限责任公司（ASHRAE）、汽车工程师协会（SAE）等。

在促进工程伦理的建设中，工程社团应扮演怎样的作用？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观点有：1）社团是探讨技术争论和伦理纷争的最好的场所，例如，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NSPE）下设伦理评价委员会（BER），该委员会定期地出版刊物《伦理评价委员会评论》(Opinions of the Board of Ethical Review)，在该刊物上，经常刊登一些从现实生活中收集到的典型案例，而对这些案例的道德评价是有争议的；2）职业社团应当促进而不是实施工程伦理建设。州注册委员会是执法机构，它所颁布的规章制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的维纪行为也是一种执法行为，与此形成对比，职业社团是不能实施这种维纪行为的。尽管如此，但哈里斯等人认为，职业社团仍然可以在7个方面促进（而不是实施）工程伦理建设。

工程社团通常会制定两类规则：一是职业的技术标准，二是（伦理）章程。工程社团的伦理章程试图来确立工程师应关注的主要的伦理领域。然而，对于章程的性质和功能却存在着争议。约翰·拉德（John Ladd）等人认为章程是强制性的，因此应被看作是行为的规范而非伦理的规范。而其他学者如戴维斯和昂格尔（Stephen H.Unger）将伦理章程看作是一种对承诺的指导和表达，这种承诺能够使得工程师、客户和公众知道可以向工程师期待着什么，而不止是一种强制性的工具。这方面争论的文献主要地收录在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主编的文选《工程中的伦理问题》一书中。[7]即便如此，对章程的应用范围的问题还是存在争议的。多数工程师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家职业工程社团，那么章程所包含的这些标准、规则、原则和理念是否同样适用于他们呢？

制度化建设的第三个方面便是企业伦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些企业制定了企业的伦理政策，并设有称作“伦理专员”的专职人员来负责解释和实施企业的伦理章程和政策。1992年伦理官员协会（Ethics Officers Association,EOA）成立，它拥有约900家企业会员。人们普遍地认为，EOA的成立表明了企业高层管理层对伦理实践重要性的认识。

制度化建设的第四个方面是工程伦理教育问题，即工程伦理在工程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应该说，对工程伦理学的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的是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2000年后更名为ABET公司）在1985年公布的鉴定程序，在对申请鉴定的工程学学科的要求中，就包括了努力培养学生的“对工程职业和实践的伦理性质的理解”的要求①。ABET在2000年公布的要求更具体，它要求工程学学科应当展现出她们的毕业生能够在全球的和社会的背景下来理解工程的影响，并且具有与当代工程相关的知识。它还指出，除了经济的、环境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外，学生还必须拥有额外的伦理的“设计经历”②。

在美国工程教育界，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一部分。但在如何实施工程伦理教育的问题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中一个主要的分歧在于，如何将工程伦理的内容融入到工程学教育体系中？一些院校将1-3个学分的工程伦理课程作为工科学生的必修课，另一些学校则通过开设诸如工程与社会之类的其他必修课的方式来实施工程伦理教育，还有一些学校并不单独开设工程伦理或类似的课程，而要求在工程学课程的授课内容中包含工程伦理的内容。

工程师的权力、责任和义务问题

首要条款（paramount clause）或首要义务的确立。早在19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就出现了伦理章程。早期的章程关注于诸如限制职业广告，保护小型企业，为企业投标提供咨询，以及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所承担的首要义务这样的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大多数的工程伦理章程认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是对客户或雇主的忠诚，而很少提到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

1974年，美国职业发展工程理事会（Engineering Council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ECPD）采用了一项新的伦理章程，该章程认为，工程师的最高义务是公众的健康、福祉与安全。现在，几乎所有的章程都把这一观点视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而不是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所承担的义务。然而，首要条款要求工程师做些什么，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工程师发现首要条款被违反时，举报在道德上是否是必需的，或至少是允许的[8]。

举报问题最早是从一些经典案例中引伸出来的。虽然这些案例很重要，但它们只涉及到工程师对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所负有的责任的一个方面。举报仅仅出现在某些灾难或不道德行为将要或已经发生了的时候。当前，工程社团的章程很少提到工程师在问题失控之前预测和解决问题的努力。这种缺失也同样地也反映在当前的工程伦理学的文献之中，它们趋向于关注过错和防范过错，而不是为了促进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而应该采取的措施。

利益冲突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话题。职业中的利益冲突指的是下述这种情况：某些职业利益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职业判断，使其判断因此变得不可靠（与人们所期待的相比）。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参见戴维斯主编的文选《职业中的利益冲突》一书[9]。

保密性通常是与公共政策例外原则结合在一起讨论的。虽然工程章程都有工程师通常应为客户担承保密的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例外，支持这些例外情景的原则便是公共政策例外原则。

以上四个话题更多地是从个体工程师实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职业的角度出发，那么还有二个话题是值得一提的，即职业自治和职业责任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仅略述职业责任问题。当讨论到职业责任时，有两个趋势，一是作为职业的工程师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由此所引发的问题归入下一个话题中讨论；另一个趋势是讨论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后者中，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1）对责任概念的扩展与细化，2）对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

工程活动与社会政策问题

与其他职业相比，工程师对环境有着更大的影响，然而，也仅在近十年中人们才逐渐地认识到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与环境责任相关的条款才出现在三家美国工程社团（IEEE、ASCE和ASME）的章程中。工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得到了普遍的公认，但对于工程师对环境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这种责任的基础和范围是什么，仍然是存在着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是否只有当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受到明显威胁的时候接受对环境的责任才是充分的，或者说，是否应该出自于环境自身的原因而关注环境。

工程活动直接影响公众的另一个领域是工程风险。马丁和欣津格认为工程是一种“社会实验”，这种实验给“实验”的对象（公众）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但是，什么是可接受的风险？谁来确定这种风险？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乐于采用功利主义的方法。通过可能性的产物和伤害的大小来定义风险，他们认为，如果潜在的收益超过了潜在的危害，那么这种风险就是可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公众通常是非理性的，对风险缺乏认识，所以科学家和工程师倾向于由他们来确定风险是否是可接受的。但是，公众却试图将可接受风险、自由和知情同意以及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分配联系起来。这种考虑是与尊重个体权力的方法更为一致的。

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去其他国家工作，而东道国又有着与本土国不同的实践、传统和价值观，由此便引发了工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工程是否有相同的伦理规范？或者说，是否应当制定超越不同文化的国际工程伦理规范？例如，在决定工程师何时应该采用东道国的价值观和实践，何时不应该的时候，依据什么样标准才是合适的？

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来概括工程伦理学未来的努力方向，这就是Professionalism。这个词的中文含义是职业水准、职业标准、专业主义或职业地位，其实译成“职业化”是最恰当不过的。职业化包括两个方面：专业上的卓越和伦理上的完整，也就是过硬的职业技术与完善的人格。伦理上的完整不仅在于遵守法律与职业规范，而且也在于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工程活动是一种职业行为，什么样的职业行为是社会所期待的？我们为什么会向医生毫无隐埋地坦陈病情？因为我们对医生持有一种职业信任。同样地，我们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住在高楼大厦中？因为我们对建造工程师持有一种职业信任。那么，怎样的职业行为才能满足（或符合）这种社会所给予的信任呢？对社会而言的职业信任，对工程职业者而言的职业诚信，这些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福祉与责任——美国工程伦理学述评》

美国工程伦理学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和规范，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伦理章程与稳定的学术建制，促进了美国工程的良性发展。而深入地探讨与分析其历史背景与目的，发展过程与态势，不仅有利于我国工程伦理学的产生与起飞，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工程的健康发展。

5．境域与目标

技术已经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工程师在技术各个方面的发展上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工程师创造产品与程序来提高食物产量、加强植物保护、节约能源消耗、提速通信交通、促进身体健康以及消除自然灾害等方面，也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并增进美好。然而技术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严重破坏了社会和自然环境，甚至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正如对月球和星球的探索作为工程的胜利，而航天器挑战者号在1986年与哥伦比亚号在2003年的爆炸都是忽视技术风险的悲剧。所以技术的风险，不应该被技术的好处所掩盖，同时技术的负面影响也不是简单地可以完全预见，除了基本的和可预见的技术影响，也存在潜在的二次影响。因此环境、生态等问题将长期存在，并且正在遭受伤害的人们也将长期受到危害。

这些技术的负面结果，在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对工程师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一些工程师针对这种现状积极地进行辩护，对于他们的工程活动从伦理角度进行深刻反思，这时工程伦理学应运而生。工程师通过强调工程的根本道德任务，试图加强和联合他们的职业，以此促进工程师的职业化进程。在工程师协会章程中增加一些伦理方面的要求，最明显的是几乎各大工程师协会的章程都把“ 工程师的首要义务是把人类的安全、健康、福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章程的根本原则。同时全国工程师职业协会（the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NSPE）设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积极鼓励工程师利用伦理理论来评估工程的各种活动。

工程伦理学的产生，促进安全和有用的技术产品并给工程师的努力赋予意义，也直接地增强工程师在工程中有效地处理道德问题复杂性的能力，增进工程师的道德自治，即理性地思考以道德关注为基础的伦理问题的习俗与技能。总之，工程伦理学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目的，加强工程师职业责任为手段，来规范与约束工程师的行为，提高其道德敏感性，从而更清晰并更仔细地审视工程中的伦理问题,消除道德困境。在美国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NAE)有关2020年工程的报告中，指出伦理标准是未来工程师具备的品质之一，也为工程师道德水平的提高与工程伦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6.特点与态势

在工程师与哲学家、律师、社会学家以及对职业伦理感兴趣群体的合作推动下，工程伦理学取得很大进展，研究了大量的工程伦理问题，澄清了核心的概念，论证了特定的伦理观点，并促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主要表现三个方面：

研究对象的专一化、建制化

工程师伦理问题是研究的基础和重点。许多学者从多种角度分析并探究工程师的道德困境。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工程师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虽然人们越来越重视工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但是许多工程师依然对伦理问题关注不够。肯奈滋 K 哈姆佛瑞（Kenneth K.Humphreys）结合工程师在日常生活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指出工程师的伦理困境以及工程职业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法律必要性。[5]艾德姆德西巴尔（Edmund G.Seebauer）和罗伯特拜瑞（Robert L.Barry）则认为必须明确在工程中道德问题的复杂性和道德责任，而工程师所面对的大部分道德议题都是来自于利益冲突，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环境意识，以及技术对人们的影响等，这些伦理问题也是不同的。[6]第二是工程师的责任问题，特别社会责任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了一场“ 社会责任运动”，并席卷了美国整个职业。作为发明创造的工程师更是由后台被推向了前台，成为社会责任的主要载体，而倍受瞩目。爱迪温 T 莱顿（Edwin T.Layton）认为这不仅是工程职业的问题，而且是在合作的社会中寻求尊严和自由，更是现代社会一个普遍深入的主题。广大群体如科学家、管理者、工程师以及其他公众也担负社会责任，才能使工程职业健康的发展。[7]技术哲学家斯代芬 H.恩格尔（Stephen H.Unger）指出对于技术的后果，应用和发展技术的人应该负有责任。工程师对于技术的后果负有责任，并且他们的任务之一要告知公众技术的可能结果；同时工程师作为一名雇员，缺少对履行任务所负道德责任的自治，所以需要管理部门、法院法律、工程协会来协调和处理这些问题。[8]但直到今天关于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依然是工程伦理学持续探讨的一个话题。第三是关于工程师的角色冲突问题。在工程活动中，工程师角色是复杂的、多重的，作为雇员的工程师与作为管理者的工程师，对于风险、安全、忠诚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亨利派超斯基（Henry Petroski）认为工程师角色不是单纯地工程设计者，还有多种社会角色，其活动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对于工程师应该做什么的理解需要把握工程师相关角色的关系。[9]而关于于工程师未来角色定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在《2020年的工程师：新世纪工程学发展的远景》指出工程师应该成为：受全面教育的人，有全球公民意识的人，在商业和公众事务中有领导能力的人，有伦理道德的人。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伦理学发展的途径，是培养工程师伦理道德的重要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国工程伦理建制化发展。1985年，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the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ABET）要求美国的工程院校，必须把培养学生“工程职业和实践的伦理特征的认识”作为接受认证的一个条件。2000年，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制定更为具体的方针，当前工程院校正在按照这些方针来操作。但是工程伦理学教育也面临着三方面挑战：第一，工程伦理学的学习如何被理所当然地整合进工科学生所需要的必修课程目录中？第二种挑战，应由谁来教授工程伦理学？第三个挑战，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目标是什么？而与这些挑战相关，罗伯特迈基（Robert E.McG）采取问卷调查发现，对于工程学生进行工程中伦理问题相关的教育与现代工程实践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鸿沟。而广大学生的期望，即在他们将来的工程职业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却与普遍应用于工程课堂中的工程伦理问题以及在课堂外频繁遇到的伦理问题很难是相同的。这也促成了一个广泛传播并公开声称的信条 ——更好地成为一个好的工程职业者，而不是成为一个负有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工程职业者。而对于实践工程师而言，在最重要的非技术内容上观点是存在分歧的，这也给工程伦理学教师和其他工程教育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2]

工程协会的历史研究，有助于加强工程协会的认识，理解工程专业规范的变化过程，推动伦理规范内容成熟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在各大工程社团资金的资助下，许多学者对于工程社团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米切尔迈克迈龙（Michal McMahon）研究了“新专业主义”，发现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指出科学与技术制度化历史中的新方向，在电子工程内部和技术发展的境域中说明社会和职业的变革；布如斯森克莱（Bruce Sinclair）叙述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的百年历史[14]；艾莱克斯罗兰德（Alex Roland）阐述了关于国家航空顾问协会（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Aeronautics NACA）(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的前身）管理和政治的批判历史[15]；特瑞莱纳德斯（Terry S Reynolds）描写了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历史，提出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与环境以及公共政策关系的议题[16]。由于是职业协会赞助，所以他们的历史很少关注到社会责任和伦理，最多也只是工程协会历史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有利于促进职业协会制度化发展。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实践化

自工程伦理学产生以来，一直有两种研究方法处于主导地位。一种方法是典型真实事件的案例研究方法，著名案例如挑战者号失事、三哩岛核泄露、福特斑马轿车问题等。比较全面以案例来展开研究的是罗萨 B 品库斯等人（Rosa Lynn B.Pinkus）以美国航天飞机主体发动机(the main engine of the space shuttle SSME)的决策、设计、制造为案例，通过跨学科分析其涉及到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评估，强调工程师是如何识别、表达和解决复杂的伦理难题。并指出三个最基本原则：能力（competence）、责任（responsibility）和西塞罗（Cicero）的第二信条（“保证公众的安全”）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表达和解决在实践中产生的伦理问题。

另一种方法是对于涉及到工程实践活动的概念、规范和原则的理论分析。如马丁（Mike W.Martin）等就利用如功利主义、权利伦理与义务伦理、美德伦理等基本伦理理论，分析并探讨工程中常见的风险与安全、责任与权利、诚实与欺骗等概念，指出他们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指向。[18]戴维斯（Davis）等人也做出有影响的理论分析工作。

这两种“描述性案例研究”与“理论分析研究”是韦伯（Weberian）的“理想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聚焦其反面观点。当然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反而有走向融合的趋势，即大量工程伦理案例的描述也进行理论分析，许多工程伦理理论分析研究也利用案例来证明和说明他们的结论。至于说哪种趋向更强主要取决于这两种研究方法在一定的范围内谁更有利于找到结合点其他研究方法还包括调查研究方法，如罗伯特迈基通过调查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生和实践工程师过去五年里所提交的工程伦理问题，发现并指出面向工程伦理主题的多种经验方法的价值。正如理论分析能够阐明具体案例研究的争论，精确和探究的调查工程学生和实践者的观点也同样能够拓宽焦点问题假设。[19]也有少部分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工程伦理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J 埃迈图博士（Joe Amato）描述了1944年以来美国工程职业的历史发展，并从本体论角度研究工程设计的理论，在语境中解释了技术。[20]但这种叙述性语境描述也仅仅存在于对历史的考察，在关注现实问题上显得过于空泛。

研究趋势的国际化、综合化

随着技术发展和工程应用的国际化，工程伦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课题和趋势，工程伦理学将反思全球化经济时代围绕技术发展所关涉的所有主要问题。比较突出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计算机伦理问题的探讨。计算机与隐私是否造成价值冲突？软件所有权是否应该得到保护？计算机发展所产生的道德责任，是个体责任还是共同责任呢？这些都应该在信息化社会中对“责任”进行探讨。因特网与自由言论问题以及产生的权力关系，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计算机导致的失败以及所造成的健康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关注和研究。第二，环境伦理问题的倍受关注，工程伦理学把环境伦理作为研究重要内容之一。马丁通过对于工程、生态与经济关系的考察，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生态中心主义伦理、经济中心主义伦理的伦理框架，指出环境伦理必须与个体的反思联系起来，并制定负有责任的社会政策与计划。威斯林德（P.Aarne Vesilind）则提出工程师应当如何在增加人类财富与破坏环境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在面对潜在的环境问题时，在什么情况下工程师应当为客户保密呢？哈里斯等人从工程规范与环境出发，分析了职业工程对于环境的责任范围，提出了两个折中的建议。同时专业伦理规范也开始加入保护环境责任的内容，如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伦理规范，就既要求提高人类的福利，还要求保护环境。但是环境问题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第三，对于工程应用的国际问题关注。跨国公司对于技术转移所产生的国际权利问题，以及武器发展与保护工业问题，这些都是军事领域与和平研究的道德问题。[27]而国际工程职业标准也涉及到超文化规范，跨文化规范在工程活动应用中也产生了伦理问题，如贿赂、索贿、打点、礼物等现象。同时由于工程技术的应用，也产生了世界性贫困等问题，但依然被人们所忽视。

7.启示

工程伦理学起源于对技术的批判，对工程师的质疑。所以，从工程伦理学的建立来看，我们既称其为“技术伦理学”，也可称其为“工程师伦理学”。前者主要是针对技术的负面影响，技术的消极作用，其实技术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在工程活动中得以体现，都是在工程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正如技术哲学的研究传统之一就是工程学传统；后者主要是从工程共同体出发，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对于技术设计、改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利益冲突，忠诚于雇主还是公众的冲突等道德困境。因此结合美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经验而言，首先要加强工程师的职业化进程，制定现实合理的伦理规范，促进工程师伦理制度化发展。其次加速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在工程类院校开设工程伦理方面的相关课程，开展工程伦理培训，提高工程学生的道德敏感性。再次，由于工程的境域性特征，在我国的工程活动中，不仅工程师面临着道德困境，其他工程共同体如管理者共同体、工人共同体、企业家共同体、公众共同体等都要面对多种的道德选择，与工程师的处境有一定相似性。所以在工程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关注其他工程共同体的道德困境。

从工程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上看，两大主流的研究方法，工程案例研究分析和概念、规范的理论研究，推动了美国工程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就案例研究方法而言，由于典型案例的特殊性、具体性，其就不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与适用性，这也造成方法上的局限性。而在涉及到我国工程案例的取材上，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案例事实具体原因的挖掘、收集等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关于工程师的伦理观念上，还存在对其认识上的不足，这都造成案例研究在我国很难深入地进行下去。而对于工程伦理学的概念、规范和原则，以及工程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等问题，由于在我国工程伦理学还没有起步，这些基础理论研究还需要持续争论和探讨。但是综合地利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将是我们采取的首要方法，同时还需要充分利用调查研究方法，发现我国工程中出现的现实伦理问题，了解我国工程师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困境，探究工程学生的伦理教育情况，来推动我国工程伦理学的长足发展。

从研究发展的趋向来看，工程伦理学逐步地把如计算机伦理学、环境伦理、军事伦理等纳入其视阈进行考察。同时这些问题也都是全球性问题，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知识产权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干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借鉴工程伦理学的新动向，在跨文化的道德视野中，来推进技术转移与技术引进，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展。

社会工作伦理作业篇6

近年来，“和谐”一词很流行，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善待自然。但是情况不容乐观。近些年各种的环境问题，从四川地震，到海地地震再到玉树地震，每一次都是那么的震撼。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心痛，就这样还不够让我们有所警示吗？还有南方百年不遇的旱灾。沙尘暴，臭氧空洞„大自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惩罚着我们。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人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人们总想着靠自己的力量来征服大自然，但回望事实，大自然也在惩罚着我们。所以保护环境吧，因为这也是在善待我们自己。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是描写人们由于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遭到破坏，最终给人们带来不可弥补的后果。醒无知作者用血淋淋的事实，希望唤、愚昧的人们，不要再用使用蛮力，来对付也是地球一分子的昆虫、植物。也呼吁我们，要尊重生命，谦卑为上，不要自以为是。否则将有一天，会为人类带来无可挽救的灾难，毁灭性的灭亡。

这本书的作者是蕾切尔卡逊，她是一位身体瘦弱而且身患绝症的女学者，当初，瑞秋.卡森女士，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曾遭到利益团体，化学药品制造商们的打压和抹黑。但瑞秋.卡森女士，以其专业的认知，和对生命的悲悯，不畏流

言，说出事实的真相，提醒世人：了解化学物质，毒害地球的真实事件，和环境生态，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确实，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

通过读者本书，我作为当代一名大学生来说，身上更有一份责任感，保护环境不仅要从自身做起，还需要带动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加入到这次的行动中，地球妈妈需要我们用行动去爱护她，而不是一度的开采，无节制的破坏。想想看，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地球妈妈就不会遭到如此大的破坏，而我们所要承担的后果自然也就不会如此严重。看完了这本书，心里的想法真的太多太多了，在书中特别提到的农药问题。农药在我国的使用是极其平常的，农民大批量使用农药自然是为了提高产量，而产量是来自我们永远不会满足的贪婪的胃口。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吃的也挑剔了，不但要更好，还要更多，于是，各地的农民为了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胃口，想尽也用尽各种办法来提高产

量。而对使用农药的危害却一无所知，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这种毒素还是会越来越多，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死亡的那天。而且农药还会使土地慢慢硬化，这些农药还会污染水源，不要等到问题真的出现的时候才意识到其严重性，到那时真的一切都晚了。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不是只有农药才能杀死害虫，我们可以采用生物的方法，例如，侵入害虫的天敌来消灭它等。多种树木，不用空调，来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这小小的举动就是在爱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保护地球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社会工作伦理作业篇7

善是贯穿于伦理学研究过程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石里克在《伦理学问题》中讨论了伦理学的目的, 他认为伦理学问题是关于善的问题, 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 它的任务不是产生道德, 或者用道德去指导生活, 而是使善成为人类生活的现实, 规定、裁决善的意思。他认为善的概念不需要进行严格定义, 所以研究“善”这个概念的伦理学至多只能算是伦理学研究的准备。伦理学的真正任务, 应该是研究“善”这个概念的相关知识。

具体到社会工作的伦理中来说, 我认为“善”也涵盖了伦理内容的各个方面, 是各种伦理价值观念的基础。这种善, 我认为与助人自助的宗旨也是相互呼应的,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 这种善包含的内容不仅是社会工作者给予服务对象的光明和希望的力量, 也是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所收获的、沉淀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善的力量。

在社会工作的专业领域中, 实务中的很多技巧都体现了善, 例如倾听、共情、同理、保密、自决、真诚、尊重等。只有怀有一颗善的心, 才能真正想案主所想, 了解他们的真实心境。

二、社会工作实务中善的抉择

在社会工作实务的过程中, 一线社工能深切的感受到善的力量以及重要性。最能体现善的就是作为社工对案主的同理心。真正做到这点真的很难, 因为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长大, 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价值观念, 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出现意见根本相反的情况。此时的社工要能做到价值中立, 接纳案主的价值观, 需要“善”来对不同的文化、价值以及观念进行包容和理解。

同时, 善的道德可以看成由一系列道德规范组成, 这些规范有不同的层级, 如金字塔一般。当我们解释某个规范, 我们说因为他是由更高一级的规范决定的。由此逐级推演直至最顶层的少数道德原则, 也就是善。

善的这种形态, 总会让人产生“善善与共, 天下大同”的感觉, 似乎作为道德的实践, 社会工作的过程是幸福的, 结果是甜美的。然而事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作为一线社工服务的人总是会在服务过程中经历到艰辛与苦涩, 因为在坚持善的大方向的道路上, 会遇到各种让人困扰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而同理, 是最常见, 且最能体现出善的意义, 也是比较难做到的一项。

同理不同于同情。同理能激发人们之间的联结, 而同情却只会把社工与案主的距离越拉越远。当案主内心苦闷, 倾吐诉说时, 他们需要的是同理, 而非同情。同时, 同理心还要求社工接纳案主, 对案主不加评论。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 似乎只有圣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慎重, 司法社工的实际工作在检察机关介入案件时就已经开始。一次笔者陪同检察官去看守所提审一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了价值判断:高高瘦瘦, 纹了个大花臂, 眼神冷漠, 肯定不是个好孩子。再加上之前了解的他的罪行:多次犯罪, 包括吸毒贩毒、容留他人吸毒、盗窃, 这次又是在取保候审期间再犯寻衅滋事罪, 这……其实在检察官讯问的期间我一直在做着自己的价值判断, 但是当我向他提问, 进行社会调查, 了解他的一些基本情况及家庭关系时, 我又能很好地从我的价值判断中脱离出来, 非常接纳、和善的问他问题。我时常在反思:这是不是一种伪善呢?还是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需的人生戏剧舞台上的人格面具?男孩的母亲也在, 提审完之后笔者与其母亲谈话了解家庭状况。母亲表达了她简直要对这个孩子灰心了,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改好的心情。在向笔者叙述他们的家庭, 以及男孩的成长经历的时候, 她只是一个单纯的母亲。此刻她需要的仅仅是一个人能听她诉说, 诉说这些年来为了他家里吃了多少苦、家人如何不能安宁、小时候男孩多么聪明、多么受到祖父母的宠爱。笔者的确一直在认真的听, 并表达出是的, 我懂得这种感受, 我知道这很难过。但是却无法与她分享作为一个母亲的感受, 无法说出知道经历这种事情是怎样的感受, 你并不孤单;并且, 笔者的同情心会忍不住的在心里暗自评论:噢这太糟糕了, 自己以后有了孩子如果也这样我会怎么样?我能承受这种折磨吗?

而在做个案会谈的时候, 同理心的把握也是需要忍耐力的。有时候案主可能会迟到一两个小时, 或者索性不来;而约在外面的咖啡店里时, 可能需要忍受案主随地吐瓜子壳等不良行为, 以及忍受别人质疑的目光。对于案主的这些做法, 经过反思笔者也能说服自己:或许对于我来说这是丢脸的、抱歉的事情, 但可能对于他来讲很平常, 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小事。为何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身上, 逼迫他们接受你的观念呢?

可以说,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 时时刻刻充满了价值判断, 该如何保持中立和共情, 实属不易。社会工作者在现实复杂的情境中, 既要保持尊重、接纳、不批判的态度, 而又能协助案主寻找其问题的解决策略;既要实践真诚与热心的专业伦理, 还要保持其客观冷静的个人态度;既要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 还要思考强价值介入的适切性。度的把握与拿捏实属不易。但是不要放弃, 坚持修炼自己, 真的能看到改变的契机。

在一次社区公益劳动中, 笔者通知了几个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内的男孩过来做志愿者。其中一个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是由于犯寻衅滋事罪被帮教。那天他来的很准时, 整天都在帮忙搬桌椅、活动物资、装卸脚手架、分发绿豆汤, 忙忙碌碌几乎没有停过, 干活一点不偷懒。但是, 给我印象深刻的原因不是这些, 而是他纹了个大花臂, 图案是一半佛祖, 一半魔鬼。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 善的抉择大致可以包括“善心”与“善行”两个方面。“善心”是社会工作的立足根基, “善行”是其专业保障。善心是指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价值观。保持善心, 深入探索影响自我决定和行动偏好的深层想法及情感基础, 有助于社会工作者面临价值挑战时, 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善行, 则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持守专业责任的“善”,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遵守伦理守则的约束。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 才能守住社会工作的“善”。

参考文献

“熟人社会”中的行政伦理建设篇8

关键词：熟人社会；行政伦理；建设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3－００５６－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作者简介：宋文新（１９６９—），女，辽宁盖州人，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行政伦理。

一、中国“熟人社会”的组成

中国尚未走出以“五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１］（ｐ５７）中国社会是熟人本位的社会，不仅传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且现代中国社会亦是如此。也就是说，“熟人社会”的特征贯穿于传统中国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家族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与外界的其他联系，由此形成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关系，社会稳定主要靠这“五缘”网络来维持，“五缘”成为“熟人社会”的基础。所谓“亲缘”是指包括血亲和姻亲在内的宗族宗亲关系，有父族、母族和妻族，其组织是家庭、宗祠、宗亲会等。“地缘”是邻里乡党关系，以籍贯认同的小同乡和大同乡，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神缘”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供奉之神为标志进行结合的人群，其组织形式是神社、教会等。“业缘”是以同业和同学而结合的人群，如各种商会、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物缘”是以物为媒介而进行联系并集合起来的人群，如以某种名优特产组成的行会、研究会等。

以“五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体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点，结成了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守望相助、互通音讯的 “熟人同盟”，将“人情”的情感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熟人好办事”、“多个朋友多条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正是“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熟人社会”的同盟由此衍生了同学、亲戚、朋友、战友、校友等多重关系网。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熟人社会”产生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除法律和契约之外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重要社会关系。虽然中国社会早已走出了自然经济时代，自然经济模式下的“熟人社会”也随之解体，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因素的并存以及未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使得“熟人社会”至今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且一直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并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熟人社会”对行政伦理的冲击

我国“熟人社会”的持续存在，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要求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易造成公权私用，使公务活动中的公正合理性丧失

“熟人社会”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其背后隐藏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或者是政治利益。从严格和规范的意义上来讲，公务员的公务活动是受法律和行政道德约束的，但是，在人情滥觞的“熟人社会”中，公务员自然会重视人脉关系，会非常精心地经营与同事的关系、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等，“请客绝非一顿饭”正是对人脉关系经营的现实写照。因此，在“熟人社会”的“潜规则”面前，政策、法规、政令走样或者被打折扣也就不足为奇了。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把这种现象称为“软政权化”现象，他进而剖析了“软政权化”现象的两种表现：第一，缺少立法与具体法律的遵守实施，对法律的解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松弛性；第二，社会权力掌握者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反和抵制法治的基础上，利己性地交换。由此可见，公权私用现象的存在，不仅使政策法规的严肃性遭到破坏，普通百姓的权益不能得到正当的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严重的倾斜，而且会导致公务活动中公正合理性的丧失。

同时，公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行政伦理要求公务员恰当地使用自由裁量权。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制度的规定，在行政活动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意志，自行判断并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权力。自由裁量权是一种不受强制羁束的决定权力，或虽有羁束限制，但将实施的時间、方法和程度的裁量让渡于决定者的权力。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实践中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其形式主要有：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判定情节轻重、选择处罚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权，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等。确立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包括五个基本伦理原则：公众取向原则，理性原则，公正公开原则，尊重程序原则，手段自制原则。在“熟人社会”中，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感情的深浅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上述原则很可能遭到漠视甚至践踏，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制度、法规面前可能受到不一样的待遇。“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往往导致制度形同虚设。可以想象，这种依据的潜在作用会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变得何等“自由”？而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失当会导致公务活动中的公正合理性进一步丧失。

（二）使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受到冲击

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在宪法学中，合法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合法性往往与国家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２］（ｐ１２８）“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３］（ｐ２６２）合法性之所以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是因为不同的主体对合法性具有不同的内容、标准及价值意义：合法性对于国家权力及其执掌者来说，是要求社会能普遍承认和接受其统治、管理，使其权力具有“尊严”和效率；合法性对于被统治、被管理者而言，是要求权力制度体系能具有可选择性，具有可接受性，具有某种最低程度的公平合理性。可见，争议的存在决定了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只有达成不同主体对国家权威合法性的一致，才能有民众心理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而在“熟人社会”中，公众往往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会费劲心机地去进行感情投资，努力使“人际关系”这个社会资本增值。显而易见，人际关系网的营造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感情投资的对象不是一般的普通民众，而是神通广大的能人；其次，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是少数的，大多数人只是社会地位不高的老百姓，他们有结交“能人”的想法而不具备实力，所以，在人脉投资方面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进入“熟人关系”同盟中的人一路绿灯前行，对于公务员的行政无效率、行政不作为、行政伦理缺失也只能是无可奈何。长此以往，民众的心理很容易失衡甚至产生积怨，直接威胁着国家政权的稳定。

可见，在有熟人好办事的社会中，行政伦理的缺失如果得不到控制，任其发展蔓延，会导致公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感降低，从而严重影响政权的合法性，进而使国家的公信力丧失，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

（三）容易引发庇护式腐败

所谓庇护式腐败是指“熟人社会”中的利益交换关系被运用于政治生活领域中产生的腐败。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努力营造各种人情关系是为了在利益面前寻求庇护，特别是在法制不够完善、制度不够规范的情况下，通过人情关系达到经正常的渠道不能达到的目的。庇护式腐败的典型表现是将公共权力用于私人或特殊团体利益，借助公共资源来构建庇护关系的实践，如在项目招标过程中，违背原则为熟人立项；在就业、升学等环节为熟人开“绿灯”等。

“熟人社会”之所以易引发庇护式腐败，缘于以下三点：

首先，当今的熟人中国，行政伦理发育不健全。所谓行政伦理即伦理在行政关系、行政活动中的体现，是指政府机关行政人员在履行公务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应然关系，以及调节这种应然关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讨论行政伦理问题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应从现实出发。真正的行政伦理问题不是那些正确的好听的口号，而是如何处理现实行政伦理关系中必然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如何走出行政主体的行为选择所面临的伦理取向的两难境地。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处于行政系统中的人，是首先满足向直接上级负责、让上级满意和高兴的伦理要求，还是首先满足向下负责，让群众满意和高兴的伦理要求。向上负责和向下负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构成了行政伦理问题的实质。中国官僚政治的首要原则是对上负责。即使要求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终究还是以对上负责为主；对下负责，也主要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而首先是对下级负责，当然地含有照顾和保护的意味。道理很简单，上级决定下级的升降，下级决定上级的意图能否实现，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比他们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要密切得多、直接得多。这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甚至庇护式腐败的产生是一种必然倾向。

其次，熟人政治中两张关系网的存在更易滋生庇护式腐败。在“熟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官员都处在两张关系网中，这两张关系网一张是显性的，一张是隐性的。显性的关系网即体制性的组织网络，隐性的关系网即超越正常组织关系的个人关系网络。人们通常所说的关系网多指后者。事实上，两种关系网都会导致庇护式腐败。前一种关系网使官官相护貌似“合法”，比如出于维护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形象，维护当权者的权威，对于内部产生的问题总是先捂盖子，捂不住了就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一种关系网则更易导致“非法的”官官相护，这是由于官与官之间存在非正常的利益关系，比如行贿受贿、互相请托，庇护的方式通常违背正常的程序，只能暗箱操作。由于这两种关系网的结成，使得官官相护成为普遍的现象；关系网特别是隐性的关系网越广泛、越紧密，庇护式腐败就越严重、越难以破除。

第三，“熟人社会”的宗法特性使得官员难以“出污泥而不染”。清官海瑞曾被人描绘成“古怪的模范官僚”，其原因在于，“熟人社会”的宗法性使得亲亲、尊尊畅行，人情大于国法更是不足为奇。在这样的风气下，人们会想尽办法拉关系、走后门，甚至以此为荣。对于官员本人来说，即使他内心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但仅凭一己之力也难以与主流官场风气抗争，甚至因清廉自守、严格执法而得不近人情、不讲人情、没有人情之名，在官场中就会被孤立，在社会上的亲属圈子以至熟人圈子里也会遭“敬而远之”的待遇。

三、“熟人社会”中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

“熟人社会”的产生和持续存在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与社会土壤，因此，“熟人社会”的“寿终正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来看，其“熟人社会”的结束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中国要真正纳入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去，就必须在各个方面与发达国家接轨，在行政伦理建设方面更是如此。所以，提升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程度，需要在推进社会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大力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一）加快社会转型，推进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迈进

行政伦理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熟人社会”的种种遗患与这样的需要显然是相悖的。因此，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从根本上说必须推进中国社会转型，即从目前的“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型。

与“熟人社会”相对应，“生人社会”显然是指大多数人的生存、生活越过村、镇、县、省甚至跨出国界，人们每天更多的是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说：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住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来维系“生人社会”呢？

我们要依赖法律、规则、制度以及信用体系等来维系，这些说到底都属于契约。由此可见，“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熟人社会”的生活依靠关系，“生人社会”的生活依赖契约。在“生人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制度以及信用体系得到保护，这种保护的基础是一个个契约，而不是亲情、友情等关系。在这种社会中，无论是否相熟，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一整套契约。

有了“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行政伦理建设将走出长期的困境而进入一片崭新的天地。

（二）强化行政伦理法律及制度建设

我国在行政伦理建设方面对制度建设重视不够，难以产生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所以我国一直没有伦理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没有强制性法律制度的约束，就无法控制行政人员的自利行为不滑向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因此，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使之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条件下预防失范现象，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十分必要的。行政伦理作为软件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硬件系统的功能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硬件设施，再好的行政伦理体系也很难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伦理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形式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律化，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来维护行政伦理的纯洁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虽然也在行政伦理建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还应尽快制定和健全《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国家政務活动公开法》、《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登记法》等法律，为建设现代法治政府提供法律保障。

（三）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熟人社会”与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谋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于处理公共事务。我国和国外的监督实践证明，要实施有效的监督约束，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从世界各国已有的监察机构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其特点是享有广泛的授权并有独立性，通常只向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负责，接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而不从属于其他任何政府部门。在美国，众议院内设置有“众议院行为规范委员会”、众议院的常设机构“道德委员会”、政府伦理办公室。除联邦政府外，在美国的许多州和市的议会和府也设有伦理办公室或伦理委员会。他们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即要建设好行政伦理，成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是一个必要环节。在我国的治国实践中，虽然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机关”，但因其地位等多方因素，导致其发挥的作用有限，建议将其纳入国家机关垂直管理。借鉴其他国家经验，针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中道德监督缺失的问题，可考虑在我国设立行政伦理委员会，加强对行政道德规范的执法监督，对行政人员从政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和惩处。

（四）公開政务信息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通过制度建设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就需要“透明政务”。治理“熟人社会”应把政务公开作为工作的先导，推动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创建。要“瓦解”现在的“熟人社会”，尽快形成“规则社会”，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快“阳光政府”、“透明政府”建设步伐。打造“阳光政府”，要切实推进从政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大力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认真解决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做到信息公开，在行政领域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要实行“阳光作业”、政务公开，对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国家机密，都要向群众公开。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的信息内容；对各部门政务公开信息内容进行梳理，做好相关衔接；各级政府要尽快研究规划，建立政务信息公开的考核评议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举报调查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

【参考文献】

［１］费孝通．乡土中国［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Ｍ］．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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