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作文

台北故宫博物院作文（推荐11篇）

台北故宫博物院作文 篇1

台北故宫博物院面积不大，藏品却非常丰富，其中“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毛公鼎”最引人瞩目，是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可惜我们去的那段时间，“翠玉白菜”和“肉形石”恰巧赴日本展出了，没能亲眼看到，非常遗憾。

好在博物院里还有我非常感兴趣的“橄榄核舟”和“象牙套球”。走进博物院，我们就直奔三楼展馆，展馆内有两处排着长长的队伍，被围得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大家关注的焦点正是“橄榄核舟”和“象牙套球”。队伍缓缓前行，终于轮到我们了。我看到一枚栗色核舟，比大拇指还要小，完全要借助前面的放大镜才能看清细节。可我个头太小，踮起脚尖也够不到，妈妈只好把我抱起来。终于看清楚了，我透过放大镜，惊喜地看到核舟的窗是打开着的，船上坐着八个人，神态各异，有的在喝茶，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凭窗远眺，每个人物都是这么栩栩如生。妈妈告诉我，这叶核舟讲述的东坡夜游赤壁的故事，船上坐的正是苏东坡、客人、艄公、书童等八人，船底还刻有苏东坡全文三百多字的《后赤壁赋》呢!

“象牙套球”也是雕得巧夺天工。它是用整块象牙雕成的，据说是祖孙三代足足雕了1才完工的。球内套球，每一个套球不但都刻有精美繁复的图案，而且都能自由转动。解说员让我们猜这个“象牙套球”由外到内一共有几层，妈妈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看到里里外外有七个球层层相套，而我只看到四层。其实正确答案是十七层，是研究人员用仪器探测到的，实在令人啧啧称奇啊!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博物院珍藏的书画、青铜器、瓷器、玉器等展品。一件件国宝让我们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台北故宫博物院作文 篇2

“故宫博物院”,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容器,一个在国族认同形构中无法被忽略的重要国史文化空间,一种建筑史上特殊的美学形式,也是一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象征的场域。其多元性反映了二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势与空间叙述,同时也中介了一种特殊的时代空间意识。而有趣的是,在晚近五十年来建筑史美学论述的典范转移过程,“故宫博物院”由现代主义者口中的伪文化主体性表征转而成为90年代后现代美学与精品容器的时代场景,随着晚近十余年间的新建工程,如故宫晶华与室内精品导向改装,以及故宫周末夜与咖啡香飘扬的公共空间扩大开放之举,虽在外观上仍以1960年代的折衷复古主义呈现为主轴,却再显示了此历史空间及语汇的变迁在意义承载上的巨幅转变,其不仅仅是文化措词的问题,同时也指向了博物馆产业面对全球化与城市竞逐过程的意义改写,而研究“故宫博物院”不只是美学形式变迁的问题,同时体现了文化资本在转向象征资本过程当中资本主义积累形式的转变,则其「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究竟经历了何种历史趋势的翻转?在经济与文化共同转化「文物」的同时,设计产业所形构的「观看」的方式呈现了什么样的现代性经验?而建筑外观的象征修辞面对50余年来变动的历史经验,承载了什么样的意义转换?

2民族形式的表征与转化

2.1从宫中珍品变成博物馆文物

“故宫博物院”的诞生、迁移与辗转到台是个心酸的历史,也是中国民主政体肇建的历史任务,回朔过往,其诞生于风雨飘渺的辛亥年间,此时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君主政权瓦解了,国家的领导权力正式被国民政府掌握。来年,溥仪这位末代皇帝正式宣布退位交出了国家统治权,而原属皇帝私有之清宫收藏品便由「私产」变为「公产」,1925年的国庆节下午两点「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紫禁城北面的神武门挂上了「故宫博物院」匾额1),「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图1)。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使得当时中国的华北政局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局势的改变,来年的七月故宫理事会下令各单位拣选博物院内的文物,将选择出来的文化精华装箱,1933年2月6日开启了故宫第一次的迁移,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故宫文物这才暂缓迁移的脚步,然而中共东北解放军发动了沈阳战役,第二次国共内战正式开始,开启了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台的命运(图2、3)。

1947年11月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决定以六百箱为数量,开始拣选故宫文物将最精华的文物迁运到台湾,国民政府是以保护中国千年文化结晶为口号,将故宫文物搬迁到当时局势稳定的地区(即当时国民政府政权的势力范围)2)。第一批运台的文物暂存在杨梅,而二、三批的文物存放至台湾台中雾峰乡吉峰村。

1950年由台湾工矿公司施工建造了一座三合院式的库房,目的在于保护文物的安全,躲避战争空袭的危险,初期运作只着重在文物的保存与保管,直到1956年得到美国亚洲协会60多万元的补助,建造了占地600m2的四个展览室——北沟陈列室,从1948年第一批文物登台,8年后故宫文物才开始在台湾展出3)。北沟陈列室开放后(图4、5),逐渐成为中部旅游的重地,也让海外人士争相参访,并进而促成了1961年的美国巡回展览,这也让台湾当局思考故宫的发展性。

2.2国家文化的创造:文化改造运动与正统文化的复兴

随着北沟陈列室在文化与外交上呈现活络性,政府决定在外双溪建筑一现代化的博物院,主要目的是在于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宣传4),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与正统文化论述的重要转播场域5),企图全面恢复「中华传统文化」6)。

从故宫的管理团队的组织架构来看(表1),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来台后的共同理事会及其后成立之外双溪故宫的管理委员会,故宫所有决策的事项与管理规则都是由委员会处理。管理委员会会员之行政层级高过于院长,其多数亦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重要参与人士,可见其相关性,从表2可见担任过文复会委员占故宫管理委员会过半数(表2)7)。

2.3民族形式与文化象征:故宫博物院的建筑表征

1965年8月故宫博物院正式建造完成,故宫博物院是一座四层楼宫殿式建筑,由大壮事务所的黄宝瑜建筑师所设计。在故宫建筑设计案确定之前,政府举办了一场公开的竞图,根据苏泽与王秋华两位建筑师的回忆,故宫竞图案当时有五组团队参加,当时的执行委员王世杰透过女儿王秋华将每个团队的设计图送至纽约征询几位名建筑师的意见,他们认为王大闳提出的方案较符合现代建筑的象征,这场竞图案就由王大闳所提出的设计案取得第一名。王大闳的设计案基本概念上来自密斯纪念性建筑,周遭有挑高的廊道以及象征性的屋顶,左右两侧有柱子,前后则无,一楼采大量玻璃,二楼以上为凸出的帷幕墙,就结构上来说帷幕墙是不扮演任何承重的结构角色,是斩石子的混凝土墙,其下再以外伸的梁强调出建物本身的力量,凸出的侧墙则故意退缩,在转角形成凹陷,在正立面的帷幕墙上故意在柱位的位置上做出与柱子同等大小的内凹空间,藉以形成虚体的柱子,侧面则强化实体柱子,屋顶采用倒伞状结构,反梁正十字的交叉结构系统,让四个对角版面产生拋物线构成曲面造型,这样的设计抽象地指涉与中国传统建筑曲面屋顶的关系8)。然就形式象征而言,王氏的抽象中国性似乎无法引起主政者的共鸣所以最后未被采纳(图6~9)。

1964年,台北故宫的建筑设计方案终于尘埃落定,评委会终于决定故宫博物院的设计方案出自于当时的评委之一的黄宝瑜。从建筑的形式表现上(图10~17),清楚可见延伸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官方建筑品味,折衷复古主义的设计语言、金黄色的屋顶、耀动其上的官式建筑图像等再再说明了故国/帝国风情与清室典藏间密切的关系,也直接的传达文复运动的理想美学典范。在室内空间设计上,黄宝瑜采「器字形」中轴对称的平面空间格局,中央大厅为主要陈列空间专门陈列大件展览品,四隅方形的小厅为次要空间,中央大厅向四周扩大形成长型空间以做为画廊,这样的空间组成一个像中国古代五室制的明堂。黄氏并以自由开放式的空间逻辑以创造一个「透视」空间,四方形三层,各空间皆是独立且不连贯,观展者须从原门进出,这与国外博物馆一线进行,不走回头路,差异甚大,当时的院长蒋复璁曾提及此案对观展并不适用9)。

而室内墙面上采用之纹饰与古物共同呈现了一种中华文化的想象,是国族纹饰也建构了集体记忆与认同感,在内外之间创造了一种有别于过往台湾历史中的象征范型,也象征了城市新地标所披上的帝国外衣,此充满异质性的空间透过文物将时间凝结也转化了认同。而这样论述构造所体现的审美原则不仅仅限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筑方案,也可说是同时期台北市街景与一系列象征形式的具体翻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章节。台湾战后中国主要城市与省份的名称纷纷被安置在街道巷弄之间,凌空而降地铺陈在日本殖民时期规划的巴洛克城市结构之中;圆环的民族伟人铜像取代了日殖民官员的塑像,而拆除神社亦明确地说明政权的更迭。随着国府认同政治计划的开展,建筑师们共同参与织就了一张宛若「中华民国」战时首都的权力地景。当时覆盖着中国北方宫殿式建筑屋顶的公共建筑,在传统布杂教育系统训练的建筑师们手中,纷纷以「折衷复古步趋」再现“故国风情”。不论战后大型公共建筑群首例之「南海学园」10)的《国立历史博物馆》(1964)11)、《国立艺术馆》(1955)12)、《国立科学馆》(1959)13)等公共教育机构,或是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1965)、阳明山《中山楼》(1966)、《圆山大饭店》14)以及许多孔庙建筑,透过琉璃屋顶与钢筋混泥土仿中国木架构建筑语汇,流泻出一股执政当局期望的“中国味儿”。在发展观光的策略下,地标意像的改造、影像的剪接(如郎静山的摄影作品15))、一再复制的观光风景照片、节庆牌楼等设置16),再现官方版本的「文化中国」意像。此类建筑可说是凝结了历史意识、国家形象、与文化范型的具体象征。对身处1950~70年代间的专业者而言,国府「纪念性」建筑策略及「中国建筑现代化」议题,让多数专业者摆荡在「机能主义」与「民族形式」的争论间,试图在形式创作里再现「现代中国纪念性」。而就文化论述而言,则由蒋中正出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即是为了创造「中华民国正统文化」而衍生的文化机器17)。这段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硬件建设就属海南学园与故宫博院的起建,「折衷复古主义」的建筑形式为这些官方建筑批上了仿古的帝国外衣,这是一种政治美学化的表征,身处此境仿若看见了遥远的故国风情。而同属此脉落的故宫建筑与文物宛若此认同文化的容器,肩负着文化机器所担负的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使艺术作品与观展充满了政治化的色彩。

3再现修辞的时空转换:新认同与故宫的精品化之路

3.1帝国文物与文复运动整合的国族论述体现:1960~1990s

皇室、精品、国族空间是故宫博物院在创立之初即被赋予的角色与历史任务,随着不同的时空流转,这样的角色及再现的修辞在不同的时代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1960年代到解严(1987)的20余年间,故宫可说是身处台北却不在台北的状态,在当时充满国民党政治与文化色彩的外双溪山上,遗世独立却不免成为国族文化意识形态教育的场域,在反共复国与遥想当年的论述堆砌中,这批与常民日常生活经验相距遥远的古物收藏地是安静且遥远的。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驱动下,此空间宛若党国文化教育的基地,1967年的元旦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中华道统文物特展」,展出了书画、古物、玉器,其中书画的部分展出了历代圣贤画像、二十四孝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而文物的陈列名单上除了各种礼器乐器还包括了文房四宝等,主办单位特别指出陈列的原因,意在于呈现伦理、民主、科学的意涵。且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画像之后,接续陈列国父与蒋公的手稿,藉由展览将中华文化的代表者一系列的陈列,使参观者明了中华道统始终一贯,代代相继的事实18),此类型的展览适足以说明故宫的历史任务。而1961年故宫收藏之古意术品赴美展览前之预展19),该年5月28日在美国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展出的赴美巡回展,都将文物与中华文化、国家形象、民族意识完全串起(图18、19)。

随着这些年间陆续完成的2(1971).3(1984,新建行政大楼).4(1995,工程图书楼)期工程与至善园(1985)(图20),基本上仍是帝国文化想象的延伸。而静静躺在陈列柜中精致小巧的展品,配合着灯光投影将古物的生命建构于历史论述之中,散放着特殊的时代论述,同时也转化了观者的经验,当文物/艺术/民族精神成为一特定的命题加上特殊的观展方式,物与凝视共同转化了一种现代性的经验,而融合其中的菁英、强势族群、高雅的色调明显的对比于社会大众普遍习以为常的文化形态,并以断裂之姿缝合了特殊的认同与情感,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断裂却也在博物院内透过展示与参观者之间的互动而重组,同时含括知识、空间与传播,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再建构。这样文化性的重组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认同与经济发展双双转型的时刻,开始有了新的面貌。

3.2新国族工程与消费文化的介入与转化:1990s~迄今

从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而言,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国民党国家历史机器的故宫博物院,面对着1990年代中期后,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改革派抬头以及政党政治逐步民主化20)(同一时间在政治体制上经历了代表中国的各项机构逐渐消失)。2000年台湾领导人大选陈水扁当选更将独立主权问题引上台面,国族认同论述经历着巨幅的改变,故宫作为一个国族政治空间,遂面临了新的历史任务。例如2001年由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博物馆专业主义──2001博物馆馆长论坛」,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发表了一篇「艺术、政治与博物馆21)」论文,杜正胜在文中明确的指出:「博物馆的运作不能无视于时代思潮和社会情境,当台湾主体意识觉醒,故宫博物院应该超过民族主义的藩篱,建立多元的文化观,培养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才是故宫博物院的正业本务。」这显示出长年拥有中华文化代表的包袱与政治色彩浓厚的故宫博物院,不再是单向教化,同时也展现出故宫博物院开始趋向与形塑另一种文化认同。随着全球化打破了固有的疆界限制,认同与领土疆界的关系以不再像过往一般的紧密,疆界越来越容易跨越,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也不是单一选项,形塑认同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重要一环的消费文化,成为建构认同的媒介。「认同」在台湾社会里是变动且复杂的,当「中国」此一命题在冷战结束后已成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尴尬,故宫博物院势必要面对并打破长期以来国族象征厚重且高耸的城墙,解开了华夏文化传承的枷锁与单一中华文化传承的历史包袱。新论述的形成让故宫博物院必须细细的刻画出属于自身新的文化形象,它不再只是单纯创造国家文化的机具,原先与国族文化缠绕相扣的密切关系也已改写。而2003年1月24日至5月14日的「福尔摩沙:17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即突显了认同政治的转换22)。故宫的转型似乎也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而这样的转变与台湾1970年代以降的经济起飞关系深刻也跟房地产逐渐蓬勃息息相关,经济起飞的风潮在90年代达到高峰,随着一波波房产的销售策略与公部门对城市角色的重新定位相互穿透,并改写了城市的意象与意义的生产。90年代逐步出现在故宫所在地外双溪地区的豪宅建案,则看到了故宫在认同政治以外的色彩,精品与古物的文化与象征资本在房地产逻辑当中成为带动经济资本的翻转性力量。与故宫正面对望的「至善天下」(图21)以豪宅之姿与故宫的象征价值相互映衬,在当时的台北房地产市场中轰动一时。特别的是在台北市逐步迈向中产阶级城市与台湾产业试图从OEM向ODM的过程,精品与文物的文化资本与生活风格的高级化又再度的反转了故宫在城市文化中的意义。而这样的转变某种层面淡化了文复运动所赋予故宫的历史性角色,转而在变动过程中为故宫穿上新衣。展览巩固国家文化形象的文化先锋,转而成为台北这座城市发展的沃土,同时也成为牵动都市的空间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重要的角色,也开启了博物馆精品化之路与品牌效应。在新关系建构的过程,故宫博物院也重新确立了新的社会位置,创造出新的文化认同与经济视野。或许可说故宫博物院与国家的关系在前半期可说是密不可分,但随着台湾整体社会氛围的改变,与国家整体政策走向的调整,以及全球视野的扩张、台北城市结构的变化,都让故宫博物院从中华文化成为博物馆文化精品的代表。进而让故宫博物院脱离国族文化的轨道,成为美学经济发展的沃土。

3.3故宫的精品化之路

近10年来随着城市迈入全球化竞逐,城市的文化资本结合文化创意产业之风潮,成为台湾各大都会市政建设重要的一环,面对中产阶级的文化认同与生活风格需求,「台北有什么足以提供再生产的文化消费场域?其如何满足日渐迫切的文化品味需求?」成为重要的核心议题,而空间的博物馆化所提供的奇观与空间场域往往在其中扮演要角。例如,诚品敦化与信义店的设计,宛若图书馆意象的空间氛围及处处飘动的咖啡香,信义计划区各大楼层间的公共空间、永康街的特色商圈、台北特色区域的保存与转化等案例,都让都市中的公共空间装点出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形式。而故宫博物院,这个文化的巨大容器也开始有了各多元的面貌。过往五十余年间的硬件建设,或者邻近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就发展的角度而言,故宫总是站在被动的角色上。而1990年代以降的一连串变动则看到了故宫文化论述与新认同及消费文化间的新模式。

而在新的认同塑造过程中,企业介入文化资本的形构过程影响深远,有别于过往由国家作为文化论述与正统性架构的主要驱动力,财政与文化资本双双面临了新的运作模式。这股动力在1990年代以降动势强劲,也是台湾展览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台湾的经济实力吸引了国外文化机构合作的意愿,不仅仅国际两大拍卖公司——苏富比、佳士得在1990年代末期入主台湾,企业界的支撑亦影响深远。而博物馆借展的高额回馈金亦是西方大博物馆愿意提供展品的因素。1993年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台湾第一个最具规模与可看性的法国印象派绘画展——「莫内展」,短短两个月之内吸引了312,372参观人次23)。除了比比企业赞助支持精品文物以达相互辉映的策略日渐普遍以外,其空间特色的转化从2001年以降「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将正馆一楼大厅重新布置,改以观众与展览为主轴,后序逐步调整的正馆公共空间、展览动线调整及周边环境改善等工程(2004)让逛故宫与过往呈现大异其趣的空间体验。观者从购票处进入观展区,首先映入眼帘者为宽敞的阶梯,上铺地毯呈现一股进入精品殿堂的入口意象。而后观者行经走道进入个展区,虽有部份展馆仍延续过往主题展时间轴脉落清楚的展现方式,但面对几件清宫收藏精品中的精品,则有了更精致化的观赏模式,精品在独立展示柜中跨越年代而并置的陈列者,辅以特殊投射灯光的处理,有些对象甚至采用下方镜面投影的方式,不仅让精品脱离时代的氛围同时也在观者的凝视经验中,将对象展开化而呈现360°把玩的经验,这样的形式在体验与凝视的同时将观者与客体间交织出一种除却身体与历史意识的奇特观赏经验,「文物」转化成「文化精品」,一种脱离生产脉落的精品。而博物馆这个现代性产物的功能遂在此转化了观者的文化视野并中介了一种帝国风华的文化想象,彻底体现了这些文物的象征资本进而在历史过程中转动成为一种经济资本。2004年「十面埋伏」在故宫举行首映典礼24),媒体、电影故事、星光将长期以来作为国宝收藏地的故宫覆盖了新的空间叙事逻辑。而2006年「Old is New时尚故宫新风貌」主题咖啡馆,以及2007年故宫户外艺术节、浪漫故宫夜、维也纳艺术季等活动都赋予故宫新的文化色彩。

而2008年开幕的「故宫晶华」似更全面性的体现这样的价值体系,由晶华酒店与故宫合作的BOT案,让五星级饭店的餐饮与故宫的精品结合产生更稳固的象征价值,而大元建筑师事务所以玻璃帷幕墙外观内透室内宋青瓷冰裂纹设计隐喻的发光盒子,像个层层迭套的多宝阁般充满了抽象的隐喻色彩25),而室内墙面输出之饮乐图像与开放式厨房的设计,以及层层迭迭的墙面与古玩形象都让穿梭在其中的人游走于想象的远古、当下之间,呈现一种「时空压缩」的经验,而这正是象征与历史语汇成为城市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充分结合并赋予城市生活风格与品味的绝佳组合(图22)。而价值体系亦在其中被拆解与重组。而今,故宫除了BOT案以外,更以文化创意园区的角度重新出发,其除了制度性架构编组隶属于国家机器以外,其象征早已在全球化精品导向的文化资本逻辑中穿越,而建筑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也在不断转轨的过程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在此,历史语言完完整整的被商品化了。

4结语

走进台北故宫博物院 篇3

如同去北京上故宫一样，到台北也是不能不去故宫博物院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始建于1962年，1965年落成，1966年启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命名为中山博物院，为世界十大博物馆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顶覆盖着米黄色的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博物院建筑分为四层，正院的平面图采梅花形，分成五个大厅。第一层分别为讲演厅、办公室、图书馆；第二层为展览室、大厅及画廊，用以展示书画，四周共有八间展览室，陈列着铜器、瓷器、侯家庄基园模型及墓中出土物；第三层则陈列书画及玉器、法器、雕刻及图书、文献、碑帖及织绣等；第四层则为各种专题研究室。当地的地陪导游说，北京的故宫是有宫无物，而台北的故宫是有物无宫。

“溪的美，鱼知道，那流泪倾诉的依赖难分离；风的柔，山知道，那留在千年的故事难忘记……”那天上午，在优美动听的《台北故宫》纪录片主题歌《爱延续》的乐曲声中，我们踏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大门。进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坐姿铜像。背景是“博爱”。

与大陆的博物院喧闹相比，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显得十分的静谧。大家戴上耳机，在展览区穿行，导游那尾尾动听的解说，便在耳机里清淅可见。而邻近别的导游的讲话我们是不会听到的。导游还告诉我们，假如你单独一个人来此参观，可在博物馆租借讲解接收机，只要根据展品旁的标示按相应的键，便可听到解说了。

进入导览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两名身穿红马甲、带有学生模样的引导员。他们的手中都举着一块牌子，一块是指示参观路径的大箭头，另一块则写着：“禁止摄影，请轻声细语”的牌子。

“中国之美，美在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之美，尽在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数量近70万件，其收藏之富举世公认。其基本的藏品，是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热河行宫（即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运到台湾的24万余件文物精华，加之不断地捐赠与购藏，藏品每年都有所增加。其中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此外，尚有玉器、漆器、多宝格珐琅器、文具、雕刻、织绣、善本图书及满蒙档案文献，品类众多而精致。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国宝级文物，都放置在密封、恒温及高科技手段监控的玻璃橱窗内。导游告诉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是台北故宫约70万件珍宝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他带领我们参观的又是这很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

首先参观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它们分别是“毛公鼎”、“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这些展品都是定期轮换的，但惟有“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却是长年展出，始终没换。而绝大多数的游客也都是冲着这两件宝贝而来的。可“翠玉白菜”那叶子上，象征“多子多孙”的螽斯（纺织娘）和蝗虫均清晰可见。清代的“肉形石”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色泽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看上去很像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看过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大自然的造化赞叹不已。

导游告诉我，在中国，有两件青铜器堪称青铜器之最，一件是保存在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另一件就是这件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迄今为止铭文最多的重器———“毛公鼎”。“毛公鼎”鼎身只有30.75厘米高，却铭刻了32行497个篆书文字，记录了毛公辅佐周宣王，后来获得天子赏赐而做此鼎的史实。鼎铭字迹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笔力遒劲，全篇一气呵成。该铭文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我国“造字时代”最经典的作品。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价值无双的瑰宝重器。

除了这三件镇馆之宝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3个展厅内，还有大量艺术珍品，其中有宋代定窑的婴儿枕、明朝的青花龙纹天球瓶、清朝的御用雕花帽架等，个个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据介绍，当年从大陆运到台湾来的文物共有60万件，大多是精挑细选、价值连城的精品。其中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書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还有后来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件。

而书画展厅，是所有展馆中最难以估量价值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珍藏有中国元代以前数量最多的名人书画佳作，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画正在一天天“老去”，台北故宫的书画藏品之多、艺术价值之高、用“非常”一词概括一点不为过。每一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绘画作品，都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找到。在这里我有幸目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笔法圆劲古雅、意态闲逸。在优美的姿态中，流露出潇洒的意蕴。清乾隆皇帝非常喜欢此迹，誉之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当年乾隆将此迹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特建“三希堂”收藏。时至今日，“三希”中的两希在北京，一希在台北，原本一个整体的“三希”，北京是三缺一，台湾是三缺二，都不完整，不知何时“三希”能团圆重聚！同样让人惋惜的还有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此画是绘画作品中的精品，可惜这幅山水画被分成了两段，前半部分保存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院，后半部分则保存在台北博物院。据说两岸的学者正力捉它们合璧同展，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导游词 篇4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由清政府向日本订购，196月建成下水。19加入中国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

1922年6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蒙难”时登临该舰，指挥平叛斗争长达50余天。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为中山舰。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中于长江金口水域被日机炸沉。中山舰自加入中国海军以来，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事件、“中山舰事件”和“武汉保卫战”等五大历史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民革命史上重要的历史见证物。

中山舰博物馆由两幢相连建筑构成，舰体陈列厅全钢结构，外形如同一艘战舰，头冲金鸡湖，好似欲扬帆出海，中山舰就稳稳安放其中。与其相连的一幢三层建筑为一般陈列室，外形为三角形，里面将陈列随舰出水3千余件文物及与中山舰相关的历史资料等。

旅游随笔：游台北故宫 篇5

台北故宫博物院 ，始建于1962年，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建筑的宫殿式建筑，1965年落成，1966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湾故宫博物院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依山傍水，气势宏伟，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宫殿色彩，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

博物院的主体建筑分为四层，正院呈梅花形，第一层是办公室、图书馆、演讲厅;第二层是展览书画、铜器、瓷器、侯家庄墓园模型及墓中出土文物;第三层陈列书画、玉器、法器、雕刻及图书、文献、碑帖、织绣等;第四层为各种专题特展。听小帅导游讲，台湾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66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14类。馆内的展品每3个月更换1次，每次维持五千余件的藏品展出，所以如果要想看完里面的藏品，得需要三十多年的时间。

来到博物院，导游重点跟我们介绍了三大镇院之宝：毛公鼎、肉形石和翡翠白菜。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用导游的话说，它的价值在于鼎内四百九十九字的铭文，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翠玉白菜原置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是当年瑾妃的陪嫁品。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这件珍品背后有丰富的文化寓意。白菜谐音“摆财”寝宫中放置翠玉白菜既能彰显身份地位之富贵，又祈愿财源广进。白菜叶色青翠，根部白皙，青白二者寓意清清白白。菜叶上停留着两只小蝗虫，蝗虫在《诗经》中被称为“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生殖能力强，因此这里寓意希望瑾妃能够为皇家开枝散叶，绵延子嗣。

肉型石，出自内蒙阿拉善左旗，清康熙时供入内府，现为中国四大奇石之一，是一块天然形成的石头，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不得不使人感慨大自然造物之神奇。

博物院内所见皆为珍品，颜真卿、苏轼的真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慈禧太后用过的翠玉屏风……随便哪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物件，2972箱故宫文物都经历过战火纷飞的沧桑。

今天，在这里，在阳明山麓的绿荫里，在这片黄墙碧瓦的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中，透过玻璃橱窗里一件件珍品，我们追忆那些前尘往事，找寻一个闪耀着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吉光片裘的记忆。

三年级台北游记作文 篇6

第二天，我们到袖珍博物馆参观，陈伟说袖珍博物馆是他的朋友开办的，那里的模型多得很，比小人国的模型还要多!

第三天，我们去九份，你知道为什么它会叫九份吗?原来以前哪里有九户人家住在山上，因为每次买东西都会很麻烦，所以他们约好轮流每人每次都买九份东西上山，长期下来，山下的人就称他们住的地方叫九份。九份原来是一个金矿但现在已经给政府关了，只剩下一条美食街。

我们最后去阳明山白硫磺温泉，白硫磺温泉的好处是：帮我们的.身体排出毒素。泡温泉前是先要洗澡，洗干净才可以进去温泉泡。泡完后，我觉得很舒服，好像轻飘飘，晚上睡得可香了。

台北故宫看珍宝 篇7

台北故宫的文物馆藏特别丰富，据说到2014年底，馆藏文物已经达到69.6万余件，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种类多样。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北京形势严峻，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将北京的重要文物南迁，这些文物被装箱紧急转运至上海，后来分几路辗转至台湾，最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户”了。因为文物数量多，珍品多，台北故宫被赋予了“中华文化宝库”的美名。而在这么多馆藏文物中，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和毛公鼎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镇馆之宝，这三个宝贝还有个形象的称呼叫“猪肉白菜锅”。

作为《写字与书法》的小读者，如果你对文字和书法着迷，去台北故宫的时候就千万别错过以下三件藏品了！

毛公鼎

首先当属大名鼎鼎的毛公鼎，在台北故宫，它和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单独放在三楼的一个特别展厅。如果是寒暑假期间前去参观，需要排长长的队才能够欣赏到它哟。

1843年，毛公鼎在陕西宝鸡出土，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它的内部铸有32行共499个字，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多的重器。因记录了毛公向周宣王为国献策的事情，所以被称为“毛公鼎”。虽然知道古代人喜欢在青铜器上记录一些歌功颂德的内容，但一篇2800多年前印刻的文章呈现在眼前，还是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似乎能够从字里行间寻觅到西周时期的政治、生活痕迹。

快雪时晴帖

乾隆皇帝十分钟爱西晋“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称它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在乾隆十一年，将它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珍藏在他的书房“三希堂”中。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你就可以一睹这件稀世珍宝的庐山真面目。不过，时至今日，王羲之的作品已无真迹，馆中陈列的是唐代精摹本。帖子是王羲之在一场大雪之后，心情愉悦，写给朋友的问候。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笔锋流露出质朴内敛的意蕴。

祭侄文稿

台北的小学英语作文 篇8

台北的小学英语作文

if you are tired of the traffic in taipei, you must be excited that the mass rapid transit is almost finished. it shows the train, in another form, has come back to us and may play an important part of everyday life again. for a long time, trains were the fastest and easiest way to move people may still remember how hard they tried to get on a train with lots of other people to go to school or to work.

later on, cars became more popular because it was easier and more convenient to go from place to place by car. many people, however, have returned to the railway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first, it is more comfortable to travel by car. second, railroads are safer than highways. third, trains are faster than cars because highways often have heavy traffic.

故宫博物院作文 篇9

故宫的规模很大，占地约七十二万平方米，现存大小宫殿七十多座，房屋八千多间。它拥有四座城门，南面的午门、北面的神武门，东面的东华门和西面的西华门，城墙外是宽五十米的护城河。

故宫整体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以乾清门为界，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此外还有重华宫、北五所等建筑。

故宫还收藏有大量的文化艺术珍品和古代宫廷历史文物，它共有文物一百八十六万三千四百零四件，几乎件件都是国宝级藏品。宫内的宝物细分为二百三十一类，主要以雕漆、竹、木、金银、古砚、笔墨工艺品等几大类为主。其中书画文物有八千余件，铜器上万件，陶瓷七十万件，玉器数十万件和众多的金银器。

在故宫皇极门的南侧，还有一座巧夺天工的九龙壁。它设计精巧，造型独特，壁上的九条龙更是麟光闪烁、栩栩如生，就连乾隆皇帝都甚是喜爱。传说工匠们在铸造九龙壁时，有个人还把壁上的一块琉璃瓦摔坏了。眼看工期已到，工头马德春只好“滥竽充数”，把南木雕刻成以假乱真的琉璃瓦，并涂上油漆，才骗过了皇帝的眼睛。

台北故宫博物院作文 篇10

万千宠爱于一身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朝摹本)

在台北故宫名品中,最受瞩目的当是《快雪时晴帖》,在专家和民众票选的台北故宫十大镇馆之宝中,《快雪时晴帖》是唯一相同的选择。不少人认为《快雪时晴帖》是仅次于王羲之所书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作。

《快雪时晴帖》纵23厘米,横14.8厘米,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友人的问候。此帖以“羲之顿首”四字行草开头,以“山阴张侯”行楷结尾,此帖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一致的流利秀美。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他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全书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乾隆把此帖和《伯远帖》、《中秋帖》等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刻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为后世书法爱好者学习的典范。

然而就是这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快雪时晴帖》,却被大多数人认为并非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唐代摹本。

相传,唐太宗尤其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曾经给王羲之写过传,是将王羲之推上书圣的关键人物。他曾收罗了三千余幅二王的真迹,临终时还难以割舍,大多数都用以殉葬,《兰亭序》真迹便是一例,相信《快雪时晴帖》也不能幸免,传世所谓王羲之的墨宝皆为后世临摹,包括乾隆所藏也应不例外。

王羲之的墨迹流传到今天的大都为双勾填墨摹本。同样藏于台北故宫的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帖》和《远宦帖》也是唐人双勾填墨摹本。所谓双勾填墨摹本,是指在照相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为了保护书画艺术品原迹,采用臨摹的方法制作副本和复本。所谓“摹”,就是对原作真迹摹写,力求丝毫不差。这一风气在唐宋时最盛,在唐朝,就有官方设置的许多专门摹拓书法名迹的“御府”,下有专门摹拓书法的人员,不少人都是此中高手。如今,东晋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真迹已经荡然无存,这些唐朝的摹本就显得尤其珍贵。唐代因摹刻技术很高,笔意俱存,宛如手写,也可窥见王羲之行书的面貌。

中国书法到了东晋时,书家致力于锻炼书法技艺,探究笔法中自然妙有的美感,追求“功夫”与“天然”并美,尤以王羲之最具典型。《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与《远宦帖》分别是王羲之行楷、行、草的三种典型代表作,对于全面理解王羲之的书风至为难得,极有价值。

假作真时真亦假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明朝摹本)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巨作,宽33厘米,长636.9厘米,成于1347年。元代画家开始以纸为画本,元画灵动松秀的笔墨已然初具,而黄公望享年85岁,至其晚年则纸本水墨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其《富春山居图》,可以说是代表其晚年风格的经典之作。据说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曾花费了七八年功夫。他一生游尽名山大川,长期身居深山丛林之间,观察树木的千姿百态,细看激流浪涛,甚至在风雨交加之际也外出观看体会,日出日落的雄伟景观,四时的阴雾之气象对画家更是可贵的体会。黄公望晚年定居富春江畔,虽年逾八旬,但由于对富春江的山水树木怀有深厚感情,还经常扶杖出游,所到之处,只要发现秀美的山林树木、奇峰怪石,总要当场记录下来,绝不放过。画家爱富春江,画富春江,对富春江有极为深切的体会,才能把富春江景色表现得出神入化。令观者犹如置身于绮丽山光水色之中。这幅6米多的长卷,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当时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富春山居图》在其后六百多年的岁月里实在是“命运坎坷”。

明代沈周获得此图,请朋友题跋,却被这人的儿子藏匿而失。无奈之下的沈周只好凭记忆自己画了一幅,聊慰相思之苦。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之手,董其昌晚年把它卖给了江南的官宦人家吴正志。吴老爷子临终前嘱咐将此画烧了陪葬,虽然被从火中抢出,但画卷中间已烧出几个连珠洞,从此,《富春山居图》便分了家。

吴家后人得到后,将烧成两半的画卷分别精心装裱,前半段比较小的部分称做《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是“镇馆之宝”。后半段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便是《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近年来也有人认为此图不止两段,我们期待有朝一日能看见它的全貌。

乾隆得到第一幅《富春山居图》是在1745年,皇帝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还逢人就邀诗题词,将留白处题得满满五十六则赞叹诗、盖满各式钤印。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年,又一幅《富春山居图》也进了宫。

乾隆帝是个喜欢“文物收藏”的人,他坚持说第一卷是真迹,朝中的大臣们不知道是真的看不出来、还是要顾及皇帝的面子,也都同意乾隆的判断。但乾隆同时也把第二幅“假画”收了,据说皇帝认为,“虽然是假的,但画得还不错”。就这样,这幅真迹不受打扰地在清宫里静静地躺了近二百年,直到1933年,北京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

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才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值得庆幸的是,因乾隆看走眼,没在上面涂涂写写,真迹的原貌得以完整保存。

而今,这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奇谈。

刻意求古更胜古

清王时敏《仿王维江山雪霁图》

王维,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擅画山水,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其诗、画成就都很高。王维的水墨山水画的深刻的意境及其“墨”即“五色”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与李思训、李昭道的金碧青绿山水正好成为对照,因而他被尊崇为文人画家的开山祖师。

《江山雪霁图》原作已不存世,而台北故宫收藏的王时敏《仿王维江山雪霁图》有它独特的珍贵性。王时敏,明末清初书画家,清初宫廷画风的主要代表。王时敏曾借观邻舍程季白所藏王维《江山雪霁图》,大约崇祯五年(1632)董其昌收藏王维《雪溪图》亦归其所有。此图系依其所见及自家收藏名迹,再自由运用宋、元各家的构图、笔墨、设色方法,来重建唐人王维古雅清秀的气韵。王时敏刻意师古,反对创新,主张“画不在形似,而在笔墨之妙”,认为历代有所成就的大画家,皆为“刻意求古”的结果。他一生以临元画为主,并得董其昌亲自指点,受董影响极深。其临古水平之高,令人生叹。

这幅《仿江山雪霁图》上山岩有着倾斜的走向,构成奇特宏伟的山形,充满动势。全画多勾染少皴纹,画树以细笔勾勒,设色以石绿、赭石、白粉为主,正是画雪景之古法表现。此幅画笔墨清润,设色皴擦秀雅,有追法唐代青绿没骨山水画的抒情特质。《仿王维江山雪霁图》为王时敏诸多摹仿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摹本也是艺术瑰宝

在台北故宫,类似的摹本、仿作不在少数,如王鉴的《仿王蒙秋山图轴》、王原祁的《仿王蒙夏日山居图轴》、韩干的《牧马图》摹本等等,且有些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不过虽是仿作,却仍是珍贵的文物,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实只要我们翻开中国书画史册,就不难发现,一些具有极高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的书画“传世名作”,就是靠“摹本”形式一直流传至今的。

其实不难理解,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一些原因,历史上一些书画名家的作品相继失传,于是就出现了以“摹本”来替代真迹的方法,来填补书画史上某一时段或是某一作者代表作品的空缺。再者,有些国家级博物馆常将古代名作同被“克隆”出来的名作仿制品放在一起展出,供观者比较揣摩,达到很好的展览效果。若遇到阴雨季节,一些博物馆也多采取以名作摹本替代原作陈列的习惯做法。民间个别有实力的收藏家,也有过以高水准的仿品来布置自己居室的举动,这样主人外出时便可以多几分安心和坦然,凡此种种,目的都是很明确的。让摹本为“弘扬”和“保护”艺术真品服务。这确确实实是书画收藏界长期以来形成的默契,不因摹本的“不真”而否认其客观存在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作文 篇11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101大楼的门口，抬头望去，大楼的外型是一节一节的，高耸入云，直插云霄，望也望不到顶。它的外墙是淡蓝色的，就像一根竖在城市中央美丽无比的巨大石笋。我跟着大人一起到5楼排队等电梯，今天的运气可真好啊!天正下着大雨，人很少，没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乘上了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关门时电梯里的天花板上出现了银河系中的各种星座，亮丽无比的星座随着电梯的上升而不断变化，感觉自己就在太空中翱游。突然我觉得有点耳鸣，只听到“叮”的一声门开了，我们来到了89层。时间刚好是37秒，我真佩服设计师的智慧和才能呀!来到观光层，放眼望去，繁华又热闹的台北在雨雾的遮挡下显得朦胧又美丽。让我觉得惊喜的是这儿竟然还有我梦寐以求一直想吃的哈根达斯冰淇淋，我挤上前去选了芒果口味的冰淇淋尝了起来，甜丝丝、冰凉凉、滑滑的，吃起来真是爽口又过瘾。我边看边吃、边吃边看，这儿还有用玉石雕凿成各种形状的玉品：有一枝独秀的菊花、雄伟壮观的飞龙、还有四蹄生风的白马……真让我大开眼界，敬佩技师们的鬼斧神工呀!最让我震憾的是在88层一个叫阻尼器的抗震球，它像一个大大的蜂窝球安静的卧在那儿，听导游介绍，抗震球有660吨重，它能抗震防台风，这真是太神奇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台北101大楼，心里想：有机会我还要来这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