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意见

刑事法律意见（精选8篇）

刑事法律意见 篇1

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XXX诈骗一案中XXX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辩护人参加XXX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的活动。在本案侦察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我们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向承办本案的警官及检察官了解了案件的情况，根据本案的基本情况，我们特提出以下意见，敬请贵院充分予以考虑，依法予以采纳：

1、犯罪嫌疑XXX没有犯罪故意，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XXX在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即使在主观上有过失，因《刑法》及其他法律没有规定过失行为构成诈骗罪，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犯罪嫌疑人XXX不构成犯罪。

2、即使犯罪嫌疑人XXX实施了犯罪行为，其作为从犯，并根据其一贯表现，应当免除处罚。

《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一方面，犯罪嫌疑人XXX在该团伙中仅仅是开车，并不参与具体交易，其作用是次要的，最多起一个辅助的性质，其处于从犯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该案的侦办警官也认为犯罪嫌疑XXX是从犯。

另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XXX陈述得知，其没有从事具体的诈骗交易，而是按天计发工资，可见其老板也没有让XXX参与赃物赃款分配的意愿。犯罪嫌疑人XXX200X年X月XX日来XXX的，第二天就被公安机关抓捕。并且从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等部门和单位了解到，其没有刑事犯罪案底和行政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记录，其以前同事及街坊邻居也反映其表现良好。因此，我们认为对犯罪嫌疑人XXX可以免除处罚。

三、即使犯罪嫌疑人XXX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因是从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2条第1项第3款的规定：刑法总则规定了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不同情况。如：。。。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刑事诉讼法》第24条）等。对于具有上述情况的，可以结合其犯罪情节，作不起诉处理。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XXX涉嫌诈骗的金额为XXXX元，而XXX对诈骗案立案的标准为XXXX元，也就是说，XXX案刚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线，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是轻微的。XXX犯罪后，坦白交代自己和他人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察案件等，悔罪态度较好。另外犯罪嫌疑人XXX在本案中仅起一个帮助的作用，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因此，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XXX即使构成犯罪，但因其是从犯，且犯罪后果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情节轻微，并且一贯表现良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因此，根据《XXX人民检察机关关于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的规定以及xxx的要求，我们请求贵院同意犯罪嫌疑人XXX与受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并对犯罪嫌疑人XXX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给其一个悔过自新，感恩社会的机会。

以上意见，敬盼调查核实，并予采纳!

辩护人：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

刑事法律意见 篇2

一、税收滞纳金法律性质

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税收滞纳金法律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观点一, 税收滞纳金属于损害补偿。国家税务总局对《关于对偷税处以罚款的同时能否加收滞纳金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将加收滞纳金看作是补偿。当合法有效的的税费债务已届清偿期, 而公众未及时缴纳的情况下,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就会占用国家的预算收入, 阻碍国家资金运转、使用。假若国家向银行借款, 则要支付一定的利息。

观点二, 税收滞纳金属于罚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纳税金是税务机关对超过规定纳税期限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纳税人依法加收的带有利息和罚款双重性质的款项。”首先, 税收滞纳金是因为违反税收的相关规定而支付的对价。其次, 现行《税收征管法》将税收的加收率按日加收0.5‰, 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

观点三, 税收滞纳金应当是滞纳税, 是纳税人逾期未缴纳税款依法应当另行缴纳的税款, 加收滞纳金属于行政行为。如, 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9条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 (一) 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2、加收滞纳金;… (六) 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由此发现, 国家税务总局将税收滞纳金定性为征税行为, 并将其与行政处罚明确区分。

笔者认为, 对滞纳金法律性质的认定, 不能采取单一划分标准。税收滞纳金具有惩罚、补偿的法律功能, 同时也具有执行罚的性质, 适用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超过缴款期限的问题。这也就为立法者制定关于税收滞纳金加收比率奠定了一定的法理基础。

二、我国现存税收滞纳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立法建议

(一) 税收滞纳金加收比率分析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和此次《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都仍然采用了税收滞纳金加收率按日为0.5‰, 也就是年利率为18.25%, 这样仍高出银行近年来最高的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三到四倍。这样的加收率相较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滞纳金也高出了三到四个百分点, 严重忽略了税收滞纳金的“补偿性”。滞纳金的低额收取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 也是国际通行惯例的做法。

日本将税收滞纳金归为滞纳税。这种定性首先是为督促税收的及时征缴, 其次也保证了纳税人及时足额缴纳的负担衡平。日本的税收滞纳金加收比率是每年14.6%。税收滞纳金制度采取了双轨制, 对长短不同的纳税人税款滞纳期限, 设置高低不同的滞纳金征收率。日本税法对滞纳期没有超过一个月的, 可以按年7.3%的比率征收滞纳金, 远远低于税收滞纳期限超过一个月时的加收比率。

(二) 有关税收滞纳金的立法建议

我国的税收滞纳金制度也可依滞纳期限长短来划分高中低档次。滞纳期限低于三个月的采用低档加收率, 以解决纳税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缴纳税款的情况。超过三个月低于一年的, 可以在低档加收率的基础上增加若干百分点。超过一年期的, 应当依幅度提高加收比率, 加大纳税义务人的负担, 使得补偿性和惩罚性并存。这时候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低档加收率。

国际通行做法, 滞纳金加收比率可以比照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适当增加几个百分点。但是, 国家银行利率是随宏观政策不断变化的, 有学者提出, 这样会加大税收滞纳金的计算难度, 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在2001年《税收征管法》中, 采取的是将滞纳金加收比率固定下来。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 征管工作的信息化已得到初步实现。税务人员在现阶段可以利用相应软件, 调取银行参考数据, 从而比照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出滞纳税金。另外, 立法者应当在税收滞纳金制度中设立更加完善的优惠政策。

最后, 笔者认为, 有关税收滞纳金的实体规定离不开具有可操作性、切实可行的程序保障。首先, 税务机关对于滞纳的情况并没有及时有效地通知纳税人, 侵犯了纳税人知情权;其次, 当滞纳金不断累积, 我们应当在立法中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者的催告义务, 这是滞纳金作为一种执行罚的必经程序。催告要采取书面形式, 对于征缴的依据、期限、额度、消极后果都应该在催告中予以明示。再次, 税收滞纳金的救济制度也亟待完善。在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制度也可以在滞纳金制度中进行构建。

摘要：税收滞纳金在税收实践中有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本文结合对税收滞纳金的定性,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征求意见稿38条的相关规定, 指出我国税收滞纳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关键词：税收滞纳金,法律性质,加收比率

参考文献

[1]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姚梅炎、郝如玉《中国新税收制度应用指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4年。

[2]《税务行政复议规则》, http://202.108.90.146/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133&flag=1.

[3]周倩《税款滞纳金法律性质浅析及相关制度完善》, 北大法律信息网

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意见权 篇3

关键词：刑事律师；辩护；意见权；解释学原理

一、问题提出

目前，国内很多刑诉法学者对于条文的解释还很局限于条文本身的字面含义的解释，条款明确规定了你享有什么权利，你才能行使什么权利；其相对应的就是做反对解释，即条文没有规定的，你就不可能享有此项权利。对于这样的解释我有疑惑，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逻辑思维——对于义务的规定采用罗列法、对于权力的规定是法无禁止皆自由。也如孙远老师在其文章中所说：“然而，上述看法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其所采用的是法律解释论上的反对解释之方法，然而反对解释仅为诸多解释方法之一种，若采用其他解释方法，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①。”

下面，我就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相关配套规定为蓝本，就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意见权”谈谈自己的理解。

二、法条依据

纵观《刑事诉讼法》全文，并没有提及“意见权”三个字，这里的“意见权”充其量就是辩护律师“提出意见”、“可以？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这几种情形。具体可以参见《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59条、第170条、第182条、第240条和第269条。这些条文表面上涵盖了侦查、逮捕、起诉、审判以及死刑复核的全方面；然而，一个案件的案情往往是无比复杂的，由立案到审判乃至死刑复核的过程中涉及保障被告人实质性权利的程序事项也绝不是简简单单如上述的几个步骤，所以，从整体上，国家公权力赋予辩护人的“意见权”的量还是少之又少，且如果你要细心去读法条，你就会发现，即使在辩护律师的这种极少的能够发表意见的情境下，立法者又罗列了特殊的背景，且只有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都完全符合的情况下，辩护律师才可以行使自己的“意见权”。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各法条规定的具体环节及其相应解读。

三、具体环节及解读

我们来看第36条的规定。你会惊奇的发现此处的“提出意见”被立法者加了限制性款项的约束：“在侦查期间……，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首先，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是可以就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本条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得否为嫌疑人关于本条的前两款事项发表意见，即能否为犯罪人提供法律帮助意见？能否为犯罪人申诉、控告发表意见？能否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发表意见？

在我看来，为上述行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申诉控告乃至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通常不会涉及案件的进一步侦查活动的开展；而且从专业和国情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和侦查机关的法律素养并不十分高，因此，专业的辩护律师运用《刑事诉讼法》去侦查机关发表案件意见也不会对案件侦查造成破坏性影响。

对于159条的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的“意见权”，要注意两点。首先，从文义解释上来说，侦查机关听取律师意见的时间是在案件侦查终结前的任何一时间，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多次；听取意见是应辩护律师的请求，但在辩护律师没有提出请求时，侦查机关认为有必要就某一问题听取律师意见的，也可以听取律师的意见，法律并不禁止这样的行为。其次，侦查终结是审查起诉的前一个环节，此时被告人已经受到了可能追诉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旦发生错误，又没有辩护律师来纠正这种错误，拖延到审查起诉环节或者是审判环节，那么一方面会造成被告人无辜受羁押时间的增涨，另一方面势必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者在此环节给予了辩护律师就所侦查事实和案件真相发表意见的权利来规制这种风险，使其造成的破坏降至最低。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辩护律师的发表“意见权”。这规定在了审查起诉阶段，初步显示了对审查起诉的重视，而且这是辩护律师保护被告人免受无辜裁判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案件审查阶段的控辩双方的沟通最能够影响或决定将来审判案件的走势，如在这个阶段，辩护律师若掌握有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法定刑事年龄或具有精神病等不负刑事责任事由就可以和控方进行审判前最后交涉，当然辩护律师也可以就侦查机关所掌握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以及自己掌握的案件真相发表意见。对于辩护律师这样的一种发表权，人民检察院不能拒绝听取，这是一种强制性程序事项，辩护律师想发表书面意见的还必须附卷一并上交；若直接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通知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总之，应从实质上保障辩护律师在案件审查阶段能够发表意见。

182条规定的是庭前准备程序；其中第二段规定了审判人员可以在开庭前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等与审判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发表意见。很明显，这里的发表意见只能是就审判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再像以前的案件终结、批准逮捕或审查起诉之前可以就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事项发表意见，这也就表明了案件已经在程序上开始为庭审做准备了。除了182条罗列的回避、证人名单及非法证据排除外，刑诉解释184条对此作了更为细致的补充规定；其中还规定了：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查起诉期间公安、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材料，是否提供新的证据，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等。但是，如前所述，所有的这些都是审判人员庭审前可以准备的工作，法律并未强制其必须走这些程序，这是因为一来不同案件审理可能适用不同的程序（有些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二来这部分的内容其实也可以完全放在庭审中解决，除了会降低庭审效率外，似乎也不会造成其他致命性伤害。

根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和死刑复核的本质一样，都是显得慎重，给被告人以说话的权利。鉴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还不完备的国情，无论是在保障被告人权益还是律师权益方面都尚有欠缺，那么就很容易发生一些错判。那么，尤其是对于死刑，这个最严厉的刑罚就应该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处理之。我认为这里“取律师的意见”既要包括对于一二审庭审的意见还要包括对于案件的事实和量刑方面的意见；总之，就是要真正做到“死刑复核全面审”。

最后一条即269条是关于对未成年犯罪严格适用逮捕措施时要求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逮捕是最容易侵犯公民基本人格权利的环节，因此，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实施也符合国际人权发展潮流；未成年人是一个独特的犯罪团体，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门的学科，这就说明未成年人具有特殊性，他不能和成年人的犯罪一视同仁。也正是因为未成年人可能在认知程度上明显弱于成年人罪犯，所以国家有必要也必须在一些刑事措施的适用上更多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切实保障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我们说《刑事诉讼法》是一份保障人权法，就在于其在程序设计上更多的通过法定程序来防止公民免受国家公权力的迫害；要想真正实现权利保障机能，仅仅规定复杂繁琐的程序往往是不够的，因此还要求立法者能够在现有程序法基础上作出符合立法目的的实质性解释而不局限于文字本身。实践证明，如果仅仅按照立法条文按部就班的去执行而不能做到灵活变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常常无法得到解决；如果不能准确的去解释条文，甚至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我们说“法律的精髓在于运用”，运用的前提在于解释。（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注解：

法律意见书 篇4

致：B事业单位： 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受贵单位之委托，就贵单位“是否应当行使股东权利以及怎样行使股东权利”之事宜（以下简称本案）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本律师意见书。出具本律师意见书的贺旭飞律师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有资格以执业律师的身份，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贵公司提供的各份文件的复印件，依据我国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主管部门的文件，出具本律师意见书。本律师意见书以本意见书出具当日有效的我国法律为限，但不排除与本法律意见书阐述的内容存在有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定有尚未查询到的可能，假设这些尚未查询到的相关司法解释或行政规定对本意见书内表达的意见一概没有影响。

我们在审阅上文所述各份文件资料时，均是基于以下假设：

1.所有文件资料的署名、印鉴和图章都是真实的，提交我所的所有文件复印件与原件都是一致的；

2.所有文件资料所陈述的所有事实都是确实存在的；

3.所有文件的各方的签字缔约人，均是有权或者获得合法授权而签署的。

一、为出具本律师意见书，我们审阅了贵公司提供给我们的以下列出的各份文件的复印件

„„

二、本案涉及的当事人

1.湖北某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 2.A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 3.B事业单位

4.C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 5.D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

6.E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

三、商贸公司的基本背景资料

1.湖北某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9730万元，目前每年参加工商年检。

2.湖北某商贸股份公司属于发起设立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购了公司的9730万全部股份。

3.湖北某商贸股份公司有5个股东：A公司、B事业单位、C 公司、D公司、E公司。

4.湖北某商贸股份公司尚有部分优良资产，土地和投资股权，但同时也负债，尚未出现资不抵债。

5.B事业单位从未参加过该股份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也从未获得公司分红。

四、本案中商贸公司的股权结构状况

1.A有限责任公司实物出资价值人民币4300万元，占股44%，虽然有验资出资到位报告，但在工商部门查不到实物出资清单的备案登记资料；

2.B事业单位实物出资价值人民币3000万元，占股30%，有验资出资到位的报告，也在工商部门查到有实物出资的清单的备案登记资料；

3.C有限责任公司实物出资价值人民币400万元，占股4%，此股权属受让获得，原始出资人虽然有验资出资到位报告，但在工商部门查不到实物出资清单的备案登记资料，原始出资人已经被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4.D有限责任公司实物出资价值人民币400万元，占股4%，此股权属受让获得，原始出资人虽然有验资出资到位报告，但在工商部门查不到实物出资清单的备案登记资料，原始出资人已经被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5.E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出资人民币1630万元，占股17%。该公司已经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虽然有验资出资全部到位报告，可能有部分货币未实际出资。

五、贵单位实质进入（维持、退出）湖北商贸股份公司的利弊分析

1、贵单位实质进入湖北商贸股份有限公司首先有利于控制实际有效运营，实现股权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经营恰当，管理有效，实现商贸公司盈利，还可以取得股东红利，为自己赢得一定的额外投资收益；其次如果进入公司后，公司日渐渐衰退，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资不抵债，作为控股股东，也可以实际控制公司现有资产，保持公司资产不当流失，即使将来公司解散，在公司有财产可分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作为控股股东的一方分得应该所分的财产，将自己的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不利之处在于，由于委托方现占公司股份只有30%，没有绝对控股权，其对公司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容易被其他大股东边缘化，因此实质进入到实质控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即使取得实际控制权以后，由于公司现处于亏损状态，要想使公司扭亏为盈需要有做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一个懂得经营管理的人才，而这一点委托方是否有这样的人选，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2、贵单位维持湖北商贸公司的现状有利于保持持股股东的地位，拥有公司高层领导的推选权，而且对公司经营不需要作出更多人力资本投入，而且由于贵单位的出资已经到位，也不需要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因此，即使公司面临破产，公司也没有必要承担因出资不实而带来的继续补足出资的责任风险。但是，维持现状的不利之处在于，虽然贵单位拥有一定的股份，但一直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公司的资产状况不甚了解，一旦出现公司解散的情况，容易造成对自我利益的损失，不利于保护单位资产；其次，由于单位长时间为未参与管理，如果公司出现资产转移的情形，单位也无从知晓，因此维持现状的不利就在于无法保护公司现有资产。

3、贵单位退出湖北商贸公司将会直接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其有利之处在于完全脱离与商贸公司的关系，清理贵单位的不良资产，其股份转让所得仍可为贵单位获得一笔收益；不利之处在于如果现在将股份转让出去可能无法达到贵单位出资时候的数额，而且与出资时候的数额相比相距甚远，更有甚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买者，造成股份难以出售。

六、贵单位实质进入（维持、退出）湖北商贸股份公司实施方案可能遇到的困难与解决的办法

1.贵单位实质进入湖北商贸股份公司实施方案可能遇到的困难与解决的办法

首先，派人进入公司管理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按照现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有股东大会选出，因此要想在公司管理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股东大会中获得足够的选举权，而贵单位只占公司股份的30%，难以形成多数表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二：一是联络其他股东，以期获得其支持和帮助，在股东会中形成多数表决权；二是通过购买其他股东的股份扩充自己的股份，使自己拥有足够的多数表决权，然后再以绝对表决权进入公司管理层。其次，派人进入公司之后维持公司的稳定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贵单位长期不参加公司管理经营，对公司的资产状况、经营状况不甚了解，要想进入公司后顺利的掌控公司显得十分困难。要想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是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现拉拢公司现有主要管理人员，以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并逐步更换公司部分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然后再采取股东会议的形式，更换公司主要管理人员。

2.贵单位维持湖北商贸股份公司现状实施方案可能遇到的困难与解决的办法

贵单位如果维持公司现状，最大的困难在于无法保持公司资产的稳定和不被挪用，由于贵单位长期不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在公司实际管理中也没有一席之地，因此无法保证其它股东不利用在公司的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作为公司的股东，贵单位无法对公司资产进行有效的监管，以保护自身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派人进驻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议提名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或者联合其它中小股东选举新的董事长，或者待发现公司不当处理公司资产，侵犯自身利益之后，采取股东代表诉讼的方法撤销公司所做的行为，以维护自身利益。

3.贵单位退出湖北商贸股份公司实施方案可能遇到的困难与解决的办法

贵单位退出湖北商贸股份公司的困难在于转让股份的困难，由于公司经营不散，公司日渐衰落，因此难以在市场上找到愿意购买公司股份的出资者，即使找到可能与刚开始贵单位的出资额相距甚远，造成贵单位的资产损失。解决办法就在于先暗中调查有哪些股东打算获取公司的控股权，然后通过其它人传出贵单位想出卖公司股份的消息，最后与该股东谈判，讨价还价，以恰当的价格转让贵单位手中的股份。

七、贵单位实质进入（维持、退出）实施本方案的注意事项

1.贵单位实质进入湖北商贸股份公司实施方案的注意事项

贵单位实质进入公司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现实资产，以及充分获取公司的财务资料，以全面掌握公司的状况，贵单位的实质进入做好铺垫；二是要充分了解现在公司股权分布状况，到工商局查看公司股权的备案以及部分股东破产后的股权被分到谁手中，有没有出现股权分割的情况，总之，要找到公司股权的实际拥有人；三是要做好与其他股份持有人进行长期的谈判准备，建议同时与多位股东谈判，把重点放在最想转让公司股份的股东上。

2.贵单位维持湖北商贸股份公司现状实施的注意事项

贵单位维持湖北商贸股份公司现状应注意一下几点：一是要充分关注公司动态，尤其关注公司资产流转状况，对有公司暗中转让公司资产的情形要格外警惕；二是要尽可能参与公司的部门经营和管理，或在公司中留有比较信任的员工，以期掌握公司最新动态；三是要保持与其它股东的密切联系，加强沟通，当遇到有侵害自身利益的情形，可以联系其它中小股东共同维护自身利益。

3.贵单位退出湖北商贸股份公司实施方案的注意事项

贵单位退出湖北商贸股份公司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找到恰当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对公司的资产有投资需求的投资者，并与之进行关于股权转让的谈判；二是保证现有股份的完整性，保存好重要的股权凭证、验资报告以及工商部门出具的有实物出资的清单的备案登记资料。

本律师意见书仅供贵公司参考，其律师建议并不一定完全正确，难免有一些尚未考虑周全之处，故仅供贵公司领导决策之参考。

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

号:A20094201060691）

法律意见书 篇5

XX市公安局XX分局：

广东律师事务所受刘明坚委托，指派律师担任涉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刘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律师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刘，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结合本案相关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来看，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属经济合同纠纷，不属合同诈骗犯罪，本案犯罪嫌疑人刘应属无罪，贵局应予以撤销案件。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四）收受对方当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后逃匿的。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客体特征：本罪所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于对合同标的物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二）客观特征：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三）主体特征：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四）主观特征：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由此可见，认定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是要把握主观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次第（四）项“收受货物后逃匿”这两个关键特征。

二、刘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根本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而合同诈骗是指诈骗分子利用合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司法实践中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合同，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一是行为人的供述；二是根据证据事实进行推定。根据审判实践，必须以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的原因分析、标的物（货物）的处置情况等几方面进行判断。

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本案中刘从2007年年终开始于明通数码城租赁档口经营手机，先后投入资金几十万元，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刘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刘从2007年年终经营手机销售，与供货商协议先供货后结款，一直陆陆续续支付货款；从现有证据来看刘支付了供货商的大部分货款，现拖欠的货款也是几年经营中累积下来的，是刘支付了供货商的部分货款后形成的拖欠款；而且2009年春节后手机销售市场因市场因素萎缩，刘的手机生意经营出现亏损，从2009年6月份起，其他供货商停止供应手机给刘销售，刘继续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偿还供货商的货款，并向他人借款偿还。如果继续经营下去，不但要支付租金、人工费、水电费，偿还供货商的货款的可能性会降低，不得已刘才于9月4日关闭档口，将全部样机都归还供货商，并要求其父亲刘明坚代为偿还供货商的货款，刘父亲刘明坚陆续代其偿还货款12万多，其中部分款项为刘打工之收入所偿还。如果刘拥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根本无须偿还货款？可见，刘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4、标的物即货物的处置情况。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供货商货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为人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货物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犯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货

物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或变卖后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而本案中刘取得供货商的货物以后，全部用于销售，贷款也用于支付供货商，没有证据证明刘将货物或货款藏匿、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或携款潜逃。而且在刘弃店逃离之时，也没有带走档口的货物或货款，样机全部归还原供货商。

5、从拖欠供货商部分货款的原因分析。从刘及其家属、客户反映的情况，可以证明，刘经营的档口之所以拖欠供货商的部分货款，主要在于整个手机市场于2009年春节后，因各种因素影响萎缩，还有刘的客户拖欠货款未予偿还，导致经营亏损，刘经营亏损导致资金链断裂是拖欠供货商部分货款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从以上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的几个方面综合判断，可以认定，刘拖欠供货商部分货款，仅仅是一个合同纠纷，林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

三、刘没有“收受货物后逃匿”，不具备合同诈骗罪第（4）项规定的法律要件。

合同诈骗罪的第（四）项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此规定是指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的货物„„后将货物隐藏、转移或将货物低价变卖后携款逃匿的行为。具体到本案：

（一）刘收受供货商的货物是存放在档口用于销售，货款用于支付供货商货款。没有证据证明刘离开时隐藏、转移货物或将货物低价变卖携货款的行为。

（二）刘是因档口经营亏损，供货商逼要货款，无法经营，且人身安全受到供货商的威胁处于危险境地的情况下弃店离走。

（三）现有证据证明，刘离开时没有带走供货商供应的货物，或货款，离开时余货存放于档口，样机均归还原供货商。

综上三点，刘弃店逃走的行为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第（4）项中规定的“收受货物逃匿”中“收受货物”的行为。

同时，刘弃店逃走行为也不构成“逃匿”，其理由是：

（一）刘弃店逃走的原因：一是档口经营亏损，每日只有几百元营业款，而且还要继续承担租金、人工费、水电费、管理费等；二是供货商逼迫刘要货款，有些供货商还要打刘，刘人身安全面临危险；三是刘再无资金追加投入，实在是没有法，走投无路才弃店逃走。

（二）刘离开档口前已叫其父亲刘明坚及姐夫借款代其偿还货款12万多，并承诺肯定付款，只是需要时间，打工的收入都会用于还款。

（三）刘离开后并未离开深圳，直至12月份才离开深圳到广州打工。手机打不通的原因并非刘故意停机，而且手机被盗，补办SIM卡需要密码，而刘忘记密码，无法补办。

综上，刘弃店离开以后的行为表明，刘的行为并不构成“逃匿”。另外，虽然明通商场的很多人都称呼刘为“刘佐龙”，实际上该名字为其读书时所用，“佐”为其辈序名，但其所用的名片和银行帐户均为刘，并非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综上所述，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行为上看，刘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是典型的经济纠纷。即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及时给付对方全部货款而引发的经济纠纷。公安机关以其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贵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撤销案件为盼。

此致

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局

犯罪嫌疑人：刘

辩护人：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洪钢城律师

法律意见书 篇6

成都办事处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处委托，并指派李渝生、喻开新律师为代理人，就四川省**建设实业公司等三家企业对贵处的债务履行之可能性及诉讼、执行技巧问题，在专项调查取证及法律分析基础上，提供以下法律意见。

一、债务人现时之基本情况：

1、三家公司。

(1)四川省**建设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注册资金500万元。性质：集体所有制。住所：本市*环路**段80号。1993年12月设立，上级主管部门是省**。工商最后年检时间：。

(2)四川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注册资金680万元。性质：有限责任。住所：本市*环路北**段一号六楼。由***(403万元)、***(153万元)、***(25万元)和**建设共同出资于1995年7月设立。工商最后年检时间：。

(3)四川***经济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注册资金380万元。性质：有限责任。住所：本市**路西街8号。由***(48万元)、***(32万元)和**实业共同出资于1995年11月设立。工商最后年检时间：19。

2、三家公司的关系。

(1)律师调查结果及三家公司自我说明:该三家公司系“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法定代表人均是***”。

(2)**建设在**实业参股3%，**实业在***投资300万元。

(3)**实业和***于年后未参加工商年检。

(4)法定代表人：***，男，53岁，高中文化，汉族，四川**市人，住本市***33幢*单元5号，设立**建设以前，曾在成都市***配件厂、成都市**公司、中国**经济**中心工作。

3、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

工商登记时，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涵盖各个方面，但实际经营中主要是房地产，且在贵处的贷款亦主要是投入到“**大厦”的修建。

二、债务人的财产。

1、据现有资料显示，三家公司的注册资金均有虚假，或未到位，或已抽逃，或变相抽逃。其基本手法是：假发票，以前一公司贷款冲抵、股权多次转让等。

2、除正在修建的“**大厦”外，未发现有其他有价值的有形资产。当然，律师尚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3、关于“**大厦”。**大厦位于本市**环路**号，由**建设和成都**房地产开发公司合资兴建。后由于资金不足停建，占地11亩，土地属**区**局所有。大厦的土建工程已于19**年完成(封顶)，系框架结构，地下一层地面十四层。约18000平方米，以资金不足为由停建。

刑事法律意见 篇7

一、技术审查意见的法律性质

“关于技术审查意见的法律性质, 主要存在作为证据使用, 还是类似于鉴定意见, 抑或法院内部参考的不同观点。”[2]而根据《暂行规定》的规定, 知识产权法院配备技术调查官, 技术调查官属于司法辅助人员, 对案件裁判结果不具有表决权, 但是可以参与庭审活动, 并就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撰写技术审查意见作为法官认定技术事实的参考。 (1) 可见,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技术调查官只能针对案件的技术问题出具技术调查报告, 且该调查报告只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条件之一, 不具有证据效力。该规定也与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案件审理细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相一致。[3]

首先, “技术调查官的辅助性和被动性决定其出具的报告或意见书并不能具有直接成为法院判决的效力”。[4]一方面, 法院判决是法官依职权作出的法律文书, 而技术调查官不是法官, 其只是作为法官解决技术问题的辅助人员, 从技术层面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专业性和中立性。由于技术调查官不像技术法官一样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 其出具的调查报告可能与法律适用的要求不完全符合。另一方面, 法官或合议庭只有在面对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时才要求技术调查官出庭, 因此调查报告往往只是涉及案件的其中一部分或者仅仅只是争议事实的一小点, 不足以作为评判整个案件的依据。

其次, 技术调查意见与民事证据也有本质的区别, 不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一般是对已发生事实且当事人无法获得、同时也是法官根据案情需要调取的证据。而技术审查意见则是在法官指示下根据现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其自身专业知识作出的文件。虽说两者都是在法官的指示下完成, 但一个是主观专业结论, 一个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 不应归为同种性质的文件, 否则其公正性有可能遭到质疑。”[4]因此, 技术调查意见作为法院内部参考文件有其合理性。

二、技术审查意见公开与否的类型化分析

关于技术审查意见是否公开, 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案件审理细则》第十六条作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 技术调查官依法官的指令作出的意见书不予公开, 但对于其中涉及的特殊专业知识, 应当经双方当事人辩论后才可作为裁判的依据。 (2) 而韩国的相关司法解释则规定, 技术审查意见不向公众公开。(3)[3]日本的技术调查官制度也有类似规定, 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的调查报告只供法官参考, 不向当事人公开。[5]

然而实践中, 对于技术审查意见是否公开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主张不公开者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首先, 技术审查意见只是作为法院内部的参考文件, 既不是证据, 也不是做成后就不能变动的, 即便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后, 技术调查官还能补充意见, 此时的补充意见还可能与先前的结论不一致, 从而对案件结果产生扭转的局面, 因此没有公开的必要性。其次, 公开技术审查意见可能会使合议庭陷入两难的境地, 没有公开的实益性。一方面, 如果技术审查意见被法院完全采纳, 败诉方会质疑法院让渡司法裁判权;反之, 如果不采纳调查报告, 判决书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又会遭到质疑, 调查报告就会成为批判法院判决的依据。另一方面, 如果调查报告不被采纳, 而公众对此产生怀疑时, 技术调查官难免要替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而如果公众支持技术调查官的意见, 法官的判决又会遭到质疑, 此时法官又需要进一步辩解。这不仅会导致原本作为助手的技术调查官变为法官的对立面, 而且会增加案件审理的难度, 使得案件审理的效率大大降低, 背离了设立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初衷。[4]

而支持公开者则认为, 在技术审查意见涉及关键技术争议或者影响案件裁判结果时向当事人公开, 更有利于技术事实的准确查明, 也有利于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有效运行及提升案件审理的质量。首先, 如果公开调查报告让当事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仅能够防止法官在形成自由心证过程中出现理解偏差, 让其更全面地了解事实, 也从一定程度上对调查报告进行了监督和检验。其次, 公开调查报告的内容, 让当事人充分参与其中, 能够让案件审理更加公正、透明, 从而消除当事人对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产生的疑虑。[3]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 本文认为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选择性公开技术审查意见。即, 技术审查意见原则上不向当事人公开, 但对裁判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技术争议, 不论书面与否, 都应向当事人公开, 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这是保障庭审请求权的基本要求。[6]选择性公开技术审查意见,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民法院不断扩展司法公开深度的体现, 对于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和裁判的公信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技术审查意见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技术调查官帮助法官认识技术事实问题, 一定程度上充当法院与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机关之间的沟通桥梁, 使得知识产权法官可以将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供暖在法律适用问题上, 提高审判效率和专业水平。但在适用技术审查意见时还应注意以下三点问题。

(一) 疑难技术问题集体讨论

技术调查官以个人名义, 独立就其所参与或咨询案件出具书面技术审查意见或口头说明相关技术问题。但正如美国Rader大法官所说:“一个熟悉所有技术领域的所谓技术型和专业型法官是不可能获得的。”[7]由于技术调查官并非相关技术领域的顶尖专家, 故当其面临自身难以解决的疑难、复杂技术问题时, 可以建议法官申请技术调查室召开技术专家委员会 (4) 会议进行讨论。技术专家委员会会议由技术调查室主任主持召开, 并应有至少3名以上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专家出席, 合议庭成员和经办技术调查官可以列席会议, 所形成的会议纪要作为经办技术调查官出具书面技术审查意见的参考。

(二) 不宜让渡司法裁判权

社会上对法官变相让渡司法裁判权的质疑长期存在, 尤其是在涉及司法鉴定类案件中, 鉴定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裁判结果。而类似现象在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亦普遍存在, 法官往往依赖专业人员出具的技术意见作出裁判。显然, 构建技术调查官制度旨在帮助法官提升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水平, 而非为法官回避技术问题提供一个的替代途径。虽然大多数法官不具备技术背景, 但司法审判中的技术问题终将转化为法律问题, 而适用法律既是法官之所长, 也是法官行使司法裁判权定纷止争的职责所在。因此, 法官不应简单地将技术调查官作出的事实认定直接等同于法律认定, 从而在实质上将司法裁判权让渡给技术调查官, 长此以往必将致使技术调查官制度发生异化。因此, 应当从根本和制度层面上, 进一步明确技术调查官与法官在工作职责和内容上的差异, 并对技术调查官超越其职责范围的行为, 以及法官怠于履行其司法职责的行为明确予以规定, 将其所做出的不当行为分别记入《技术调查官人员管理档案》和法官个人档案, 以考核、司法责任制等方式予以防范和规制。[8]

(三) 区分技术事实与法律事实

如前所述, 技术调查官的工作职责被严格限定在仅与案件技术事实相关的范围之内。如果说, 特定技术术语、技术方案、技术背景等还属于较为明确的技术事实的范畴, 那么对于相关技术方案是否属于公知常识、技术改进是否容易想到、技术特征是否等同等, 则属于技术与法律相互纠缠、难以界分的问题。在此方面, 在此方面, 技术调查官应当明确其司法辅助作用, 规范技术审查意见的撰写标准, 以避免将技术审查意见异化为实质上的判决书。[8]

四、结语

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是完善我国诉讼模式、提升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水平和公信力的有益尝试, 但技术调查官毕竟属于司法辅助人员, 其对技术问题出具的意见仅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参考, 法官在适用技术审查意见时应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冲突, 以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 实现司法公正。

摘要：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 技术调查官制度也得以在国内正式运行。本文对技术审查意见的法律效力进行分析, 并提出其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以期该制度在实践中能顺利开展。

关键词：技术调查官,技术审查意见,技术事实查明,参考

参考文献

[1]吴蓉.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初探—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J].中国版权, 2015 (2) .

[2]魏忆龙.台湾设立智慧财产法院的评析——以泰国、日本、韩国为主的法制比较研究[J].法律适用, 2008 (Z1) :86.

[3]黎淑兰, 陈惠珍, 凌宗亮.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职能定位与体系协调——兼论“四位一体”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的构建[C].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论文集, 2015, 09.

[4]强刚华.试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建构[J].电子知识产权, 2014.

[5]沈露.我国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初探[J].法制博览, 2015.09.

[6]沈冠伶.智慧财产民事诉讼之技术审查官与听审请求权保障[J].月旦裁判时报, 2010 (3) :58.

[7]杨海云, 徐波.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性事实查明机制——走“技术调查官制度为主、技术法官制度为辅”的机制之路[J].中国司法鉴定, 2015 (6) .

刑事法律意见 篇8

关键词：烟草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6.5; F426.8 文献标识码：A

企业的法律风险防控早在2001年初就为吕立山等著名法律界人士所高度重视，2004年6月，国资委也出台了《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2006年后又相继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等相关文件，应当说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促进了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产生和不断完善。

那么究竟什么是企业的法律风险呢？我们认为，企业法律风险是指基于法律或合同约定，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法律主体的作为及不作为，而对企业产生的负面法律责任或不利后果的可能性。这个定义阐明了构成企业法律风险的三个基本要素：首先，风险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法律对其有相关的规定或合同对其有相应的约定;其次引发风险的直接原因包括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及企业自身或其他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最后，风险发生后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法律责任或后果。据此，我们以部门法分类和企业生产经营主要环节为经纬度，把烟草企业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归结为以下几个领域：

1、合同法律风险

（1）合同主体不适格的法律风险

（2）合同形式不当导致的法律风险

（3）合同内容瑕疵导致的法律风险

（4）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不当履行、不当变更、不当解除导致法律风险。

2、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1）商标法律风险

（2）专利法律风险

（3）著作权法律风险

（4）企业商业秘密法律风险

3、劳动用工的法律风险

（1）劳动用工形式选择带来的风险。

（2）试用期条款带来的法律风险

（3）规章制度带来的法律风险。

（4）违约条款带来的法律风险。

（5）培训和竞业限制条款带来的法律风险。

4、市场营销的法律风险

（1）产品或服务质量瑕疵的法律风险

（2）有奖促销的法律风险

（3）营销价格确定的法律风险

（4）广告内容违规或未经审批程序的法律风险

5、招投标的法律风险

（1）应招项目未招标的法律风险

（2）未按规定发布招标公告的法律风险

（3）招标文件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人的法律风险

（4）联合体投标的法律风险

（5）多个投标人对代理的同一品牌商品进行投标的法律风险

（6）没有明确评标标准和方法的法律风险

（7）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法律风险

（8）未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签订合同的法律风险

（9）中标人中途不履行合同或转让中标项目的法律风险

6、诉讼中的法律风险

（1）超过诉讼时效

（2）起诉不符合条件，包括诉讼请求不恰当、对象不明确等

（3）举证不能或超期举证

（4）不能提供准确送达地址

（5）对方无财产或无足够财产供执行

（6）仲裁条款无效

产生前述法律风险的原因，我们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环境因素变化导致法律风险

（1）政策调控导致的风险

（2）法律变动导致的风险

（3）经济波动导致的风险

（4）自然原因导致的风险

2、企业主观认识因素导致法律风险

（1）依附权利导致的风险

（2）企业家经营理念蕴藏的法律风险

3、风险防控策略不当导致法律风险

（1）法律风险防范识别不够全面、系统。

（2）企业法律工作还不能真正介入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

（3）企业的法律工作局限于处理具体的法律事务。

（4）无法将法律风险管理责任分解到各个部门

通过对企业常见法律风险形式及发生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建立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应当用管理的方法解决法律问题，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企业需要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1、法律风险管理流程的创新

企业要走出法律风险管理面临的困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风险管理流程。所谓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即是将风险作为管理对象，以合理、有效的控制风险为目标，并遵循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和规律。按此要求建立的法律风险管理流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环节：首先要对企业的法律风险进行识别，其次要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评估，再次要对风险评估进行结果分析，确定控制对象并进行有效控制，最后要对风险控制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监控并反馈。

2、法律风险管理方法的创新

新的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模式下，必须确定一套标准的方法和工具，供企业在进行法律风险识别、评估、分析和控制等管理活动时使用。这套工具应该尽可能标准化，即不同的人使用相同的方法和工具得出来的结果应当基本相同，不应该有明显的差别。

3、法律风险识别的创新

一是要在建立法律风险管理流程的过程中充分考虑风险识别系统性的要求，组织完整、有序的风险识别活动;二是要在确定法律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的过程中充分考虑风险识别系统性的要求，设计科学、合理的法律风险识别方法。

4、法律风险分析的创新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必须实现法律风险分析的定量性，即指可以用具体的数量值来表示风险的大小，包括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和风险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度大小。这种方法应当包括具体的评估纬度、明确的评估标准以及评估结果数量值的数学公式等。

5、法律风险应对的创新

在传统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模式下，通常只是从保障企业经营安全的角度出发，采用简单的避免风险的控制态度。这种单一的风险应对策略导致法律风险管理在很多时候被业务部门视为业务发展的障碍，并进一步导致了风险控制与业务发展之间矛盾的激化。要解决这一困境就必须实现风险应对策略的多样性。首先要明确究竟哪些风险应对策略可以适用于企业的法律风险管理，其次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明确企业选择风险应对策略的整体思路和原则，最后要在风险管理流程中设置合理的风险应对程序。

6、法律风险控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