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共8篇）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篇1

首先我方先开门见山对辩题中的词义进行界定：

定义 医学：不仅是预防、治疗、处理疾病的一种科学，更是一门人学，哲学，社会学，医学不仅需要才智与技术、经验与感悟，更需要博爱与奉献、敬畏与悲悯。医生不是治疗疾病的机器，是一个有人性和温情的人，病人更不是病，而是有着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医学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带着温情、尊严和敬畏的交往！

科学：对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陈述、对一定条件下物质变化规律的总结。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科学理论具有严谨性。科学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相矛盾，否则就不是科学。

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科学”的属性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科学性(特别的学术禀性与方法类型)，一层是科学化(发展的向度与路径)。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进行补充：

分类 医学：当代主要形成了东方医学（包括中医，藏医、蒙医等）和西方医学（即西医），以及融合又形成了第三种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科学：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结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按与实践的不同联系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按人类对自然规律利用的直接程度，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两类。

起源：前科学时代的医学不一定是科学的医学，比如说传统的中医、古希腊的医学、阿拉伯的医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医学的起源：①人类本能救护以及在寻找食物时发现食物具有治病作用；②生活经验创造了医学。先古人类通过砭石、骨针治疗疾病的经验。并发现活动肢体可以舒筋活络，强身健体，“导引术”、“五禽戏”；③医、巫的合与分。“古埃及医师运用念咒、画符和草药治病，前二者就是巫医。

本质 医学：医疗活动本质上是一次消费过程，是人文关怀，是一项金钱与技术、情感的交换与交流，不能忽视人性、情感、尊严等人文因素，同样也不能忽视市场法则。

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以逻辑工具去论证假说和设想的合理性。当然也可以说，是以逻辑工具去论证偏见的合理性。

目的 医学：医学成功的标准是获得了疗效。

科学：科学成功的标准是获得真理。

人性总是高于、先于工具理性的，这是医学的大前提。

卫生部长陈竺说：医学是科技与人文的交集，也就是说医学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又具有人文学的属性。

从中医学医学模式：人体——自然——社会心理（天人一体现）到现代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 社会，都在强调主体、主体的心里和所在环境

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医生所面对的是整体的人，应该确立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病人不是病，而是人，是有着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一个医生只有当他自己不是一架医疗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广泛兴趣和活泼感受的人，不把病人当做疾病，而是当做完整的人来对待。

医学不仅仅具有科学性，还具人文性、社会性等。同样，它的演进也不仅仅只是单一科学化的路径，还有人文化、社会化等路径，也就是说医学的发展包含了社会性和人文性。

科学的目的是求真，求真的过程是不断纠错，不断克服谬误的过程，于是“真理和谬误”构成一对哲学范畴，科学家就在“真理和谬误”之间摇荡，揭示自然律的“是”与“非”，但是医学除了在“真理与谬误”之间求索之外，还试图在“真理和苦难”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职业范畴。

科学的医学是指科学化的医学。科学成功的标准是获得真理，医学成功的标准是获得了疗效。人性总是高于、先于工具理性的，这是医学的大前提。

《希伯格拉底文集》一共有72篇，他讲了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德行。一个主题是技艺，技术和艺术。医学不仅仅是科学，它本质上是人学，医学的学识养成既需要才智与能、经验与感悟，又需要博爱与奉献、敬畏与悲悯。

在西方，科学与数学、医学是并列的学科，尽管一些医学的基础学科可以归于科学的范畴，至今诺贝尔奖项还是将科学范畴的生理学与医学并列。

医疗活动本质上是一次消费过程，是一项金钱与技术、情感的交换与交流，不能忽视人性、情感、尊严等人文因素，同样也不能忽视市场法则。

中医学的方法主要是哲学的、个性顿悟的、类比的、生活与临床体验的，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从个体的经验开始，以经验作为判别和理解一切事物真伪、价值的标准。如果讲类型意义的话，中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方法的结合体。认清这一点既有利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也有利于保持与挖掘中医独特的思想精华。

医学是人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物科学。研究也好，临床也好，教学也好，都是人为本的。美国临床医学之父的奥斯勒医生，他大力推行床边教学，强调临床医学教育的三部曲“由病人开始，自病人引申，于病人完成”，他坚持认为“一位医生绝不只是在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在医治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活生生、有感情、正为疾病所苦的人”。毫无节制地强调技术，很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和悲悯。

就诊的过程不是关注疾病，关注疾病带来的表现，而核心是痛与苦的人。医学从来就不曾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蔼是包容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它穿透周与科技、道德生活与商业运作、世俗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各个层面，期着人性、知性、理性的深刻关系。

在利益和贪婪、冷漠的共同鞭击下，医学将最终丧失人性。医学一旦丧失人性十分可怕的，如盈利性安乐死、商业性代理母亲、高价医疗手的滥用(滥查无辜、滥治无恙)，以及胎儿实验、器官买卖，以及本世纪最骇人听闻的两大案是日军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与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残暴人体试验。

医学这门学科很特别，始终具有二重性。它是运用医学知识、技术来解决人的问题，它包括技术要素和人道要素两个方面。由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引入医学，现代医学中的技术因素大大地膨胀起来，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由于人道要素在新的社会转型中没能得到相应的改善，于是出现了失衡的状态，原本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金钱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出现了过分商业化、过分技术化的倾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沦丧”与“技术崇拜”。一方面科学发展不充分，伪科学盛行，一方面科学崇拜，认为科学是万能的钥匙；一方面技术相对落后，一方面技术至上，适宜技术被忽视，高技术被滥用。

医学科学本质上是一门手脑并施的艺术，不仅有知识通道，还有理解的通道、智慧的通道，有操作过程的快乐。中国医学传统也追求“大医医国，中医医人，小医医病”的升华。20世纪的医学一只脚刚迈出半巫半医的丛林，另一只脚又跨入科学主义与技术崇拜的迷误。其实在19世纪以前，医学的人文要素得到了相当的尊重与肯定，中国医学本属于“仁术”，仁爱、生生、恻隐之心与遣方用药同样重要。相形之下，科学的医学还十分年轻，前科学的

医学时代便是由人文主义的医学传统占据着。从这个意义上看，医学似乎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含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和生命观的综合性学科，本质上是一门人学。但是，这种价值多元性与人学本质在今天很容易被遮蔽而发生迷失，这是值得医学界警惕的。临床医生每天繁忙应诊，所见最多的就是病人的脸，无论中医的“望闻问切，还是现代医学的“视触叩听”，临床诊察都是从观察人手的，而观察的重点就是病人的面部，包括色泽、征象与表情，许多疾病和患者会呈现出特殊的面容，为临床诊断提供独有的依据，如二尖瓣面容，满月脸，唐氏综合征的特殊面容等等

《柳叶刀译丛》之一的《最年轻的科学》的作者，当代美国医学的一位智者刘易斯*托马斯，生命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人更是生命中有灵性的一群，是生灵，不能简单地降低为生物，不要轻易地去干涉，对于生命与生灵，没有我们的干预，它们会更幸运、更自在。

综上所述，我方再次强调：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医学倘若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就会失去应有的人性温度。现代科学技术引人医学后技术因素大大膨胀起来，而人道因素没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张扬，于是出现了失衡，出现了过分商业化、技术化的倾向。正是因为医学中的人文人性丧失，过分的崇尚科学，导致唯科学主义和技术崇拜的盛行，近年不断出现各种伪科学家，伪教授，伪专家。李一道长，仅仅高中学历，突然变身“李神仙”、“养生专家”、“国学大师”，张纪中及其妻樊馨蔓及演员王菲、李亚鹏夫妇都接受其治疗，并频频被电视台邀请去做节目、开讲座，引起无数人热捧，风靡一时。

张悟本，写了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各大媒体上蹿下跳。结果只是个既没有行医资格，也没有营养师资格的下岗工人。

马悦凌，一个中专护士，被称为著名民间中医，自称以多年的亲身实践为代价，独创食疗、经络疗法，出了一本《不生病的智慧》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医生》，备受欢迎，人称“健康教母”。但从未当过医生，只是当了23年初级护士，称自己是“久病成良医”。“地瓜王子”林光常，一句话掀起红薯热，“抗癌食品第一名是熟红薯，第二名是生红薯”； 他的诸多健康理论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习惯。他的《无毒一身轻》曾风靡一时，结果也是个伪造学历的骗子，忽悠癌症患者别化疗，吃他的排毒餐，因为这死了不少人。

还有中里巴人，杨奕，刘太医等伪专家多不胜数，而且这种现象将源源不断的出现，这些事实说明，医德的堕落、人文关怀的缺失对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现代医学来说是多么可怕。人们常说，出色的外科医生要有鹰一样明亮的眼睛、狼一样敏捷的手臂，但永远不要忘了身为医生还需要菩萨一样仁慈的心肠!这才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医学的生命之所在——人性的温度。

现代医学与生物学似乎已染上严重的“唯科学主义”、“技术崇拜”与“人文亲情萎缩”等顽症，使得它有愈加精致完善的同时也走向僵硬、苍白，逐渐失却活力和滋润，也毫无节制地吞噬着有限的卫生资源。

我们就应该一只眼盯着医学科学的发明、发现与技术进步，另一只眼关注医学活动中的正义、公正、义务、美德、仁慈、责任、同情、忠诚、自主、允许等，来重建科学的医学与人文的医学之间的平衡。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篇2

作为国内哲学领域有广泛影响力的专业期刊之一,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26年的风雨历程、26卷144期的学术积淀, 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兴旺发展, 记录了该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一代学人的成长轨迹。与我们风雨同舟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也成长为哲学领域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知识传播的桥梁, 不仅是刊登优质学术的载体, 而且赋有传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任, 为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视为起点的话, 迄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这一个世纪的历史, 是自然辩证法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和发展的历史, 也是科学技术哲学由“自然辩证法事业”向“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 不仅为特定历史时期认识和理解自然提供了重要思维工具, 而且它的“大口袋”和“催化剂”功能, 容纳了很多无法以学科划分的问题并激发出很多学科交叉的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之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发展, 尤其是在获得学科资源的制度化和赢得学科知识的合法化方面, 功不可没。

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中的一种范式,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框架只是历史性的和阶段性的。面对由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冲突, 进而导致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变革, 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必须要有正确把握和积极回应。但我们必须要用世界普泛接受的东西去跟世界交流, 绝不能自说自话。为此,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于1997年在新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 就明确把“科学技术哲学”列为“哲学”的二级学科, 不再出现“自然辩证法”的名字。这样的更改, 既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必要, 通过主管学科和学位工作的国家权威部门进行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调整, 方便与国外学科的对接和交流;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界实际从事的研究内容和工作, 体现了对学科和学术规律本身及其发展趋势的尊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考虑, 我们将《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共同的学术阵地, 我们希望通过杂志的更名, 促进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真正地走向“名正言顺”, 回归学科之哲学本真, 由此推动学科向规范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的正确方向前行。如何自觉形成以“哲学理性”为导向的研究理念, 凝聚自身问题域并带动相关学科发展, 并由此在总结学科历史和把握未来趋向的基础上, 形成具有影响的研究范式, 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重要的任务了。

为此, 我们首先必须对当代科学技术哲学的整体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应该说, 当代的科学技术哲学已经失去了其20世纪形成、发展时期的那种波澜壮阔的局面。就科学哲学而言, 当前科学哲学在元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 缺乏创造性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而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上, 无论是什么样知识背景出身的科学哲学家, 都很难深入把握和说明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本质。在这样的情况下, 出现了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综合各种流派、各种传统去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任何一种单纯思维趋势的片面性。但必须看到这是一条极易走向“泛文化主义”的路子, 易于把科学哲学引向歧途。可以说, 由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淡化及研究纲领的游移, 导致了科学哲学主题的边缘化倾向;更为重要的是, 人们试图用从各种视角对科学哲学的解读来取代科学哲学自身的研究, 或者说, 把这种解读误认为是对科学哲学的主题研究, 从而造成了对科学哲学主题的消解。

然而, 无论科学哲学如何发展, 它的科学方法论的内核不能变。这就是:第一, 科学理性不能消解, 科学哲学应永远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第二, 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不能消解, 它从来都是科学哲学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第三, 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及其语境论的基础不能消解, 因为它是统一科学哲学各种流派及其传统的方法论基底;第四, 科学的主题不能消解, 不能用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东西取代科学的提问方式, 否则科学哲学就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前提;第五, 对20世纪科学哲学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评价与反思, 是21世纪科学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六, 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科学哲学研究所面对的一系列困惑, 是在根本意义上推动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其次, 必须坚持“主流”研究方向, 扎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前沿理论的探索。这就要求在研究内容和领域的选择中, 特别要注意坚持理论研究的长期性和深入性, 既不崇外, 更不媚俗, 扎扎实实地抓好本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

就科学哲学而言, 摆在当代科学哲学面前的主要目标有:一, 重铸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要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的范式。一个没有明确逻辑起点的学科肯定是不完备的。二, 构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各个流派之间相互对话、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彼此可以真正地相互交流和共同促进, 从而使其成为科学哲学生长的舞台。三, 探索各种科学方法论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的新基底。在这个基底上, 获得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有效统一, 从而锻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创新理论与发展方向。四, 坚持科学理性的本质, 面对前所未有的消解科学理性的围剿, 要坚持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这一点, 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同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才能去谈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去谈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人类学、科学史学以及科学文化哲学等等的流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否则, 一个被消解了科学理性的科学哲学, 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与其他学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呢?

最后, 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认识到, 科学技术哲学新范式的形成, 必须通过凸显学派意识、培育学派精神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这一点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传统中, 显得必要而紧迫。通过形成学派, 可以更加合理地整合和配置学术资源, 彰显本土意识和问题意识, 立足社会实践, 增强学术原创力。只有敢于突破固有范式和思维定势的精神, 才能把建立学派的观念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学术目标上, 也才能为真正理论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 从而在持续不断的学派竞争和更迭中, 形成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这既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内在驱动, 也是社会实践的必然要求。

应该看到,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不仅要弥补历史造成的传统不足和基础欠缺, 而且要追踪国际科学技术哲学最新发展的前沿;同时, 还要在自身的基底上探索可被接受的形式和特点。这一过程是长期的、艰难的和曲折的, 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早有意识地认识到问题本质的话, 那就是可以取得进步和获得卓有成效成就的正确方向。相反, 如果仅仅为了暂时的学科生存和获得较多学术资源, 过分迎合于某种学科之外的需要, 以所谓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基本的研究取向, 受制于学科外力的牵引而不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内在拉动, 那么, 我们只会跟着各种“思潮”和“热点”疲于奔命, 根本谈不上学术的积累和进步、人才的培养和继承, 更难奢求研究的深入和层次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敢于面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哲学”本质, 决不能不加限制地随意扩展科学技术哲学的界域, 邀宠于学科之外的因素。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篇3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哲学；辩证统一

引言：

人类发展繁衍了上千年，科学技术的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不断推进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进步；科学技术的出现，也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人们对待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看法，让人们的观念也发生着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跨越，如何正确看待科学技术与哲学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同时也是如何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的作用，是促进或者阻碍，或是破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哲学观也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正是二者之间关系的精彩之处。

一、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双刃剑”效果

邓小平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尽管科学技术不用任何人来标榜其重要的程度，但是正是由领袖人物对其重要性的阐述，更是凸显出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民族创新力的体现，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之林的有力武器，因此，各个国家无一不对科学技术表现出高度的重视。毋庸置疑，科学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生活的进步，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这正是科学技术的魅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科学技术对我们带来的危害：早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让很多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或者身患绝症，或是为此付出了生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英国多年前的雾霾天气，日本人身患的水俣病，苏联核电站泄漏，日本核反应堆泄漏等等，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无一不给我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让我们不敢再小觑科学技术的力量，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大脑和双手将其创作出来，同时，也会被科学技术强大的力量摧毁。历史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节节生动的课程，给我们的教训太过沉重，最让我们怕的是我们太过沉溺于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温床，而将科学技术的隐疾忽略掉，最终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会作用在人类身上。

二、科学技术进步与哲学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可以说，哲学的发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人们在总结经验，不断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所总结、所发现的。当然，事物的发展并不是随着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①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必然引起哲学的变化，无论是对于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科学技术对于哲学发展的一些负面影响；又或者是哲学领域的发展知道了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变化，抑或是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综上，无不说明科学技术与哲学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发展均会带来社会上巨大的变化，改变原来存在的社会生活格局。在古代中国，中国四大发明的问世，不仅为中国带来了重要的变化，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对世界的贡献。在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均带来了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重新分配了生产资料，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多哲学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国的物质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阶级的分化丰富了哲学的内容，也进一步让哲学家们探索了哲学更为广阔的领域，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合理的预计。这是科学技术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果不进行合理的利用将会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在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丰硕成果时，也在为我们自己自掘坟墓，我们现在面临的种种环境污染问题，水土流失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核污染问题，转基因问题，食品安全等等问题都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副产品。经济技术的进步带给人们的伤痛也是沉重的，哲学的发展的内容也因此而变得丰富，而不是一味的认可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看到了事物的两面性。此时的哲学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负面性是呈现出矛盾的状态，要辩证的看待科学技术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当然，哲学的发展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指导作用。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科学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论断，以及对于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的揭露，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总结，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也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让人们愈加清醒的认识到资本注意国家所爆发的科学技术革命，实质是使生产力提高，生产资料的部分集中以及资产阶级的剥夺本质，让资产阶级不敢再表面上剥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甚至上掩藏剥削的本质，于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愈加隐藏了资产阶级剥削的嘴脸。②同时，哲学的发展也让科学技术的发展尽量避免对于人类的威胁以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哲学的发展又是统一在一起的，科学技术脱离了哲学的指导不可能取得健康的进步，哲学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内容不断丰富，理论殷实。这就是二者的统一。

结语：

综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类的发展可谓是至关重要，人类社会几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以及世界格局的的转变均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引发的；哲学的发展以及内容的丰富也在不断发生了变化，比如物质决定意识，这一观点的转变也是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变化之一。我们也从不否认哲学的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人性化、自然化，更加朝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发展，这正是哲学发展对科学技术的推动促进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哲学的发展总是在动态中不断保持着二者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①赵玉英：《论科学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②邬焜：《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2月。

参考文献：

[1]曾国屏：《科学技术进步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2]刘跃挺：《新论近现代技术进步与哲学和刑法学发展之辩证唯物关系》，载于《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年08期。

[3]赵玉英：《论科学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4]邬焜：《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2月。

作者简介：刘小飞，男，1989.5.24，湘潭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科技哲学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篇4

论自然辩证法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规律性，通过各个自然领域的特殊自然规律和个别过程表现出来。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自然观，即对自然界辩证法的研究；一是自然科学观，即对自然科学辩证法的研究。

自然辩证法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研究自然科学认识过程、认识方法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方面研究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自然辩证法不但把

科学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探讨其在一定社会中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而且也把与科学紧密相关的技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来研究。自然辩证法关于技术论的研究，就是从总体上探讨技术的性质和特点、技术发展的条件和规律以及技术和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等等。自然辩证法作为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

首先，在哲学研究概括的自然、社会和思维这三大领域的知识中，自然辩证法是其中的一大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时，从一开始就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对这两方面的历史的哲学概括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门学科即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虽然与自然科学一样所面对和讨论的都是“自然”，但有两点原则上的区别：其一，在各门自然科学中，“自然”作为对象是指自然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殊的领域，而在自然辩证法中，“自然”作为对象，是指整体的自然或自然的整个领域，它将自然当作一个整体而从其总的方面来考察；其二，在自然科学中，“自然”作为对象是被给定的、现成的，它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自明的，无需对它提出追究，而在自然辩证法中，“自然”作为对象，是“自然”本身，对于被给定的自然物，需要对它进行追问。自然辩证法必须“透过”现象而达到实在，必须凭借人的理性以理论思维的方式“超越”呈现于感官的现象界去寻找答案。而这两方面正是自然辩证法之所以为哲学的本质所在。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篇5

摘 要：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的，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不是孤立、静止、一成不变的，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并最终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

关键词：自然科学;系统思想;自然观;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233-02

一、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形成

拉开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序幕的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发表，它的发表标志着向整个自然科学发布了摆脱神学束缚的“独立宣言”。哥白尼的日心说，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经院哲学，捍卫了唯物主义，这场天文学的革命，标志着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独立于神学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了。由于当时自然科学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与当时所采用的“分析”、“孤立”的研究事物的方法相联系，哲学家们抛弃了辩证法，被形而上学所支配。但是对于中世纪的神学唯心主义来说，资产阶级哲学无疑是一个新的否定形式，而对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它又是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反映到自然观上，就成为十七八世纪特有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近代自然观的早期代表人物是F.培根(1561―1626)，在1620年出版的《科学的伟大复兴》中，培根尖锐地批判了经院哲学那种玩弄概念、脱离实际的倾向，他认为运动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最重要的特征，而物质的多样性正是由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的。他在《新工具》中列举了19种“性质最普遍的运动”，认为除了机械运动外，物质还具有“紧张”、“趋向”、“欲望”、“抵抗运动”，以至于“痛苦”等等。在培根的自然观中，不仅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但是他的哲学已经有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了。

近代自然观的中期代表是牛顿(1643―1727)，他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在近代自然科学界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在163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著作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和演化图景。牛顿根据前人和他自己的实验和观察结果，系统地总结出三条基本的运动定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把地面上的运动和天体的运动联系起来，表明了宇宙中的所有物体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毫不相干的，而是通过引力相互作用着的，这一定律的发现推翻了“上帝决定星体位置”的宗教神学观念。但是，牛顿却忽视了机械力学运动，这种最普遍的运动形式与自然界中的热、光、电磁、声等物理运动以及生命的、化学的、思维的、社会等其他多种运动形式之间的区别。片面地夸大了机械运动，导致了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力学现象，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形而上学运动观。

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十七八世纪形成，并在自然科学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首先它与当时的思维习惯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有关，由于人们的经验习惯，它们把事物看做是孤立静止、僵化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同时也与这一时期发展的重点学科有关。当时只有数学和力学达到了完善的状态，而数学本身比力学更为抽象，它只研究量的关系，其他一切属性都不考虑。当人们对整个自然界进行解释概括说明时，就自然而然地以力学和数学的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和一切现象，因此，近代的自然观不仅走上了形而上学的道路，而且具有严重的神学唯心主义的倾向。

恩格斯在批评以“自然界的绝对不变性”为中心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时指出：“……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研究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解释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哥白尼在这一时期之初向神学下了挑战书;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这一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1]

二、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破产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出现，把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辩证法被确立为普遍真理，人们开始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统治下解放出来。黑格尔的最大功绩是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做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的过程，并且企图去揭示这些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但是黑格尔这里把这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自然界歪曲为精神的外壳。很显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自然观，近代科学的发展，对自然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而工业革命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是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描绘了整个太阳系在时间进程中逐渐生成的历史。1755年，康德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首先提出太阳系起源星云说。该学科认为，太阳系是从弥漫物质(星云)通过自身的运动，由于吸引而不断凝聚，由于斥力而发生旋转运动，从最初的混沌状态，逐步发展成为有秩序的天体系统。这样一来，就取消了牛顿关于“神的第一推动力”。另外，由于该学说把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上逐渐生产的东西，所以，在康德的发现中有着一切进步的起点。康德的“星云假说”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天文学方面的论据。恩格斯曾对康德的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的进步”，是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接着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描述了地层的缓慢演化，1830年，赖尔出版《地质学原理》第一卷，正式提出了地质学中的渐变理论。赖尔的地质渐变论从地质学的角度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主要表现为：他用地质自身的缓慢渐进否定了形而上学的静止观点，取代了造物主的创造，并用地质自身有的“水”、“火”两类元素解释地质的发展变化，把地质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地球内部的矛盾运动。在《地质学原理》中，赖尔针对当时流行的地质变化的“灾变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地球地壳的变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或者巨大的灾变造成的，而是由于最平常的自然力，如温度、风、雨、地震、冰川、火山等，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的。人们对于地球的过去的`认识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认识的。 德国的迈尔、英国物理学家焦耳、格罗夫等人几乎同时从不同途径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指出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在转移或转化过程中其总量保持不变。它使哲学的“运动不灭”原理有了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19世纪中叶最伟大的定律。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进化论认为自然选择是有机界无限差异的原因，“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1] 推翻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目的论和灾变论。生物进化论说明了生物界的任何物种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包括人在内一切物种都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从而说明了生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然图景。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提出的细胞学说。认为一切生物都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生命的结构单位，细胞只能由细胞分裂而来。细胞学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内在的联系。

正是由于上述的自然科学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从整体上描绘出了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的自然图景，这些都不但冲击了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也使思辨的自然哲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近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熔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并最终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

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与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继承了古希腊自然观中的辩证法观点，克服了形而上学自然观中的缺陷，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自然科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总看法。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的自然科学革命性变革中确立的。他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起组成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唯物论、方法论和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近代后期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反映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与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其称之为“新的自然观”、“真正合理的自然观”等等。其次，它是一个体系，是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的哲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它是以自然界的整体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演化发展和总体规律等等。它以近代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为自己的科学基础，以特有的概念、范畴、规律为自己的理论内容，因此被称为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自然哲学”。上述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考察自然观的时候要从两个方面辩证统一地去理解，不可偏废其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为一种包含有系统思想的自然观，其中的系统思想只能是初步的，它有待于在后来的现代系统科学产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5-317.

[2]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2.

辩证法与人生智慧哲学 篇6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而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但智慧并不等于小聪明、机灵，也不仅仅是有知识。既然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而“爱”是动词，那么哲学就是“热爱并追求智慧”的态度及行动，而不是什么既定的知识、理论或学说。

近代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曾有这样的论述：“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在我们的政治书中，关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哲学不是具体的科学，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据说，古希腊人热爱运动，崇尚健壮的体魄，欣赏高超的竞技能力。一次，菲罗斯僭主勒翁邀请毕达哥拉斯观看竞技比赛。盛大的竞技场里人山人海，场面恢宏。毕达哥拉斯与勒翁谈天说地，气氛和谐。勒翁很钦佩毕达哥拉斯的知识与学问，当他看到竞技场里各种身份的人士和竞技台上身怀绝技的勇士时，便转身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样的人。毕达哥拉斯说：我是哲学家（希腊语哲学的意思是爱智慧，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使用“哲学”这个词。勒翁问：“为什么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毕达哥拉斯说，只有神是智慧的，人最多是爱智慧。就像今天来竞技场的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来做买卖挣钱的，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无所事事闲逛的，而最好的人则是那些沉思的观众。就如同生活中，芸芸众生多在追求名利，只有哲学家寻求真理。

那么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又是关于方法论的学问。一句话，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简单的说，哲学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眼光，同时也是人们面对问题时所选择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但这种眼光和方法不是单一的、个性化的，不是你、我、他任何一人随随便便得出的结论，而是通过许许多多哲学理论家分析、归纳、总结出的一套系统理论，一种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态度和方法，也是一种智慧的表达。

毕达哥拉斯还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就是名利的猎手，而philosophos（爱智者）生来寻求真理。他明确地把爱智者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也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追求真理的人，也就是追求智慧的人。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而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但智慧并不等于小聪明、机灵，也不仅仅是有知识。既然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而“爱”是动词，那么哲学就是“热爱并追求智慧”的态度及行动，而不是什么既定的知识、理论或学说。

那么，什么是智慧？

有人说，智慧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也有人说，智慧是对宇宙、人生这类大问题进行思维判断的能力。而思维是指理性认识或理性认识的过程，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因此，智慧是指人的一种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不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零零碎碎的生活小事的能力，而是关于人生大事的思维能力。处理生活小事的能力叫聪明，处理人生大事的能力叫智慧。所以说，智慧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指导下，掌握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智慧”这个词，他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①苏格拉底认为，自知自己无知的人才是智慧之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与科学技术联系最直接的部分。它为探索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性，为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正确的科学技术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指导作用。

辩证法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具有特殊的文化或智识意义。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可以促进对自然科学的人文理解，有肋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沟通。

我们都是幸运的现代人，因为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对这个世界的。不仅有前人留下的丰富物质遗产，同时还有系统科学，趋于完善的哲学思想来教会我们如何面对人生中的种种迷茫。

自然观跟科学之间是辨证统一的。科学的研究是对自然观深刻依赖的，在费耶阿本德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中，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即强调不应该先验地规定科学研究规则。只有在一个具有某种结构的世界中，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和我们所推荐的规则才有意义。在一个不呈现该结构的领域中，它们便成为无用的，或开始成为无效的。也就是说，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状况所决定的。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叙述了一个相当平庸的真理，即科学方法论原则依赖于自然观假定，但是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辅助假说，却蕴涵了非常有趣的逻辑结论，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与科学技术联系最直接的部分。它为探索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性，为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正确的科学技术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指导作用。

自然辩证法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具有特殊的文化或智识意义。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可以促进对自然科学的人文理解，有肋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沟通。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辩证法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自然辩证法能够使我们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提高整体素质，更加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我们创新意识的树立和能力的培养，并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另外，我们要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深入研究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必须以科学的辩证法来指导。学习辩证法，也是我们探索自然界奥秘，以指导我们更好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需要。

哲学以它巨大的智慧力量丰富着我们的内心，壮大着我们的力量。在哲学的引领下，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学会智慧的面对这个世界，以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奉献给我们的家人、朋友、社会，甚至整个人类。因为马克思哲学同时告诉我们，人具有社会性，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因此奉献社会，其实就是贡献我们自身。这才是人们一生终极的目标和理想。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篇7

一、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理论起源与基本观点

1912 年, 弗雷德里克· 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 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人管理实践, 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 使管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所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被尊称为“泰勒制”。泰勒提出, 必须把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的内容用于管理实践, 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人, 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 采用差别计件工资制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劳资双方进行一次“心理革命”, 以友好的合作代替对立斗争。泰勒认为“所有的日常活动中, 不注意效率的行为都在使整个国家资源遭受巨大损失, 而补救效能的办法在于科学的管理”。

然而, 由于泰勒出生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机械化生产时代, 根据“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 当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明显的收到资本主义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 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质。泰勒曾说过:一流熟练的工人哪怕越愚蠢越好。这就体现了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是重复动作而已, 其也就不可能受到“人性化”的待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由于为了提高生产力, 当时的科学管理也会通过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分工合作, 和采取一些激励措施等方法, 来实现组织和个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从这个角度, 说科学管理完全不注重公认的利益也是有失偏颇的。

从现在来看,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是适应当时时代发展所产生的重要理论。它是管理从经验管理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改变了几千年来人格化的传统管理方法。采用现代的非人格化的方式使之成为管理学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前代如亚当·斯密的思想, 同时客观上又促进了管理理论发展。正是泰勒科学思想管理思想广泛应用, 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对于人本管理理论的研究是随着一系列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出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梅奥 (George E.Mayo) 所作的霍桑实验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传统管理理论的队与人的假设, 表明了工人不是被动的, 鼓励的个体, 他们的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 影响生产效率的最终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 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梅奥的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的观点, 包括之后的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等心理学的发现, 促使管理人员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让管理人员开始在管理中注意人的方面, 开始注重人的需求、工作态度等个体的特征, 开始采用措施调动人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般认为这时才是人本管理的真正开始。

人本管理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主要内容:首先, 人本管理认为企业即人, 管理应该以人为核心, 时刻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主导地位。对于企业而言, 开发人的智力并挖掘人的潜力, 提高人的素质, 是企业管理成败的关键所在。其次, 人本管理指出企业应为人而作, 管理的本质是激励, 办企业是为了满足人、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 也提高了职工生活、工作质量。这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说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企业只有一切为了人, 才能树立和提高企业形象, 调动每位职工的积极性和潜能, 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而企业只有实现自身的利益, 才能更好的满足职工的需要。人本管理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则是企业靠人, 企业经营管理的主题是全体员工, 办企业务必依靠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其利益目标, 全员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制定一来可以有效得降低经营风险和经营失误的可能, 二来可以给员工以归属感, 使其在执行决策时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二、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理论的辩证关系

1.两种管理理论的共同之处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 科学管理经历了“经济人”时代, 走过了“社会人”时代, 现在迈进了“自我实现人”的时代。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都注重人的主体价值, 通过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 (比如即时强化等等) 激励员工, 一旦组织个体的需要被满足, 此时, 通过工作获得满足就成为一种手段, 或者说成为其继续工作的动机, 组织员工会更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组织更有凝聚力, 进而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 (特别是关系型的组织承诺) , 形成良性循环。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的目标达到高度一致 (即把员工对个人价值的追求纳入到企业整体的价值创造活动的轨道上来) 。最后实现相同的目的——组织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可知, 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实际上只是管理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已。根据对人的认识不同和对管理规律的认识不同, 以及企业的规章制度对人所起的作用不同, 我们可以把管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经验管理是管理的最低级阶段, 受雇者是独立于企业之外的自然人, 被看作是组织内同财、物一样的资源, 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 获得相应的报酬;管理者主要依靠长期的个人观察、判断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经验进行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科学管理阶段, 对人有了较深层次的认识, 认为人是一种经济人, 是组织内比财、物更重要的一种资源、资产;这一阶段管理者通过科学的方法积极地寻求管理的规律, 用这些科学的规律指导管理的实践, 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工人的行为。人本管理是管理的最高级阶段, 认为人作为一种社会的人, 是追求自由、全面地发展的人;在这一阶段, 人自觉地按照科学的方法工作, 规章制度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人起一种强制的约束作用, 而变成了管理者与员工双方共同认可的契约规则。

2.两种管理理论的区别

(1) 目标不同

在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阶段, 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都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而人本管理的最终目标则是利益相关者的利润最大化, 所以是管理的最高级阶段。在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阶段, 管理者也都注意到了组织中人的作用, 例如在经验管理中也强调发挥每一个工人的最大积极性, 因而被泰勒称为“刺激积极性”型的管理体制;在科学管理中, 强调管理者和工人的亲密合作, 对工人进行培养、教育、激励。但是, 这两个阶段的目标最终都是企业利润, 而判断人本管理的关键就是组织的目标, 只要组织单纯地以企业利润为目标, 人也就只能作为与物无本质区别的资源, 而对人的管理也只能停在管理方法层次来讨论, 不可能真正地以人为本。

(2) 组织的弹性有别

从授权来看, 科学管理模式中, 虽然管理者和员工各有责任, 但在放权的程度上, 科学管理不如人本管理强。实行人本管理的组织实行充分授权, 组织在授权的时候不注重员工是否具有一流的工作技术, 而根据综合能力授权;实行科学管理的组织, 往往授权给具有娴熟技术的一流工人, 并且只给一小部分, 大部分还是在管理者手中。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 在授权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再从制度来看, 应该说, 实行科学管理模式的组织的管理者在发展了一门科学之后, 通过严格的科学的训练来培训员工, 使员工来掌握, 并通过严格的监督实施, 对工作的细枝末节规定都比较详细和清楚, 员工在完成工作时没有足够的弹性, 大多实行的是程序化的管理。实行人本管理的组织, 在制度上, 只规定完成工作的大体的原则, 对细枝末节没有太多规定, 让员工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 大多实行的是非程序化的管理, 员工在完成工作时有足够大的灵活性, 有宽松的环境,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文化氛围, 植根于这种环境下的员工和管理者, 也能大大提高组织创新的程度。

(3) 工作氛围营造的侧重点不同

科学管理工作场所的建设, 注重的是工作场所能否运用科学的方法与动作来实现高效率, 而人本管理强调环境的人性化、个性化, 给员工创造一个美好舒适的工作环境, 在达到视觉享受的同时 (注重视觉设计) , 使员工的心理上产生良好的感觉, 使员工更积极地投入工作。

(4) 激励手段及内容有异

实行科学管理的组织, 侧重于控制和管理人的行为, 通过控制或管理人的行为来反向内化人的动机和需求;而实行人本管理的组织, 直接指向的是人的内心需求, 从人的需求出发, 来控制和管理人的行为, 两者的控制手段 (或者说方向) 不同。由于侧重点不同, 激励的侧重点也不同。科学管理注重金钱激励、榜样激励和工作设计激励;而人本管理注重目标激励、职业生涯激励和生活质量激励。

三、结论

对于今天的企业来说, 无论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组织还是推崇人本管理的组织都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很难评述这两种管理模式谁更有效、更能为社会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只有通过深入地了解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 才能为自己的企业选择一种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并且还要注意到: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虽然各有长处且有着共同的目标, 但是考虑到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异性, 那些试图通过把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都采用在一个组织当中来降低运营风险, 提高经营效率的企业有可能会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

摘要：现代企业管理发展中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冲突与对立十分明显, 本文以组织行为学为基础, 从两种管理理念的起源出发, 结合国内外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现实与发展趋势, 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分析了两种管理理念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科学管理,人本管理

参考文献

[1][美]F.泰勒著.蔡上国译.科学管理原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2][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孙建敏, 李原等译.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3]赵国杰, 邢小强.基于对人不同认识的管理模式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4, (3) :29-33.

[4]姚作为.人本管理研究述评[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3, (12) :68-73.

[5]王运启.管理科学与艺术平衡[J].理财, 2007, (1) :74-75.

“多讲”与“少讲”的辩证法 篇8

一提到“多讲”，有人认为就是“满堂灌”，有悖“新课标”，其实不然。

如同文学大师写文章有时“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一样，教师讲授有时也须使用“繁笔”。如教学《小石潭记》时，怎样理解作者触景生情，乐中隐悲？这就需要了解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而遭迫害，被贬永州，孤独寂寞悲苦不堪的背景。他忘情山水与鱼相乐是想排遣内心的抑郁，但小石潭太僻静太清澈，像一方洞察毫厘的明镜，既引发了作者的闲情逸致，又惹起了他的寒心愁肠，形成了一个难解难分的怪圈。于是柳宗元以情观景、借景抒情，文人骚客特有的魏晋遗风，向往山野形胜的心绪，就在这一刻投诸笔端，留下了他的千古酬唱——“凄神寒骨，悄怅幽邃”。作者在记潭后，终于把持不住，“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流露出了欲超脱幽寂、悲凉的心迹。这些内容只有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才会豁然开朗。

优秀的语文教师使用“繁笔”，讲授有如下特点：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有具体的教学内容，有明晰的讲解顺序，有形象生动的语言，会使学生越听越有味，学生置身教室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他们的讲授并不停留在简单地向学生灌输一些书上现成的东西，而是荡开去，多角度地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并能十分明确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可见教师的讲授，大有学问，大有艺术。

语文教师的精彩讲授，有时的确是十分需要运用“繁笔”强调和润色的。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虎豹无文，则鞟同犬养（虎豹的皮如果没有毛色文彩，就与犬养的皮没有区别）；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犀兕的皮有用，但还要靠涂上红漆来显示色彩）”。教师的讲解如果不顾内容的丰富性和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一味“少讲”甚至采用“放羊式”，那就会使教学的内容简单化，就会使语言干瘪无味，就会使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学生的语文素养就无法提高。

辩证法告诉我们，“多讲”和“少讲”是相对而言的，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有多就有少，有少就有多。一味多讲，便没有少讲的存在；全然少讲，必要的多讲也就失去了可能。多讲与少讲必须实事求是。这正是《庄子》所云：“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野鸭的腿虽然很短，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仙鹤的腿虽然很长，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联系我们所主张的“精讲”，同样有“多讲”与“少讲”的辩证关系。

所谓“精讲”，就是讲授时不面面俱到，不到处点火，全面开花；而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教师对学生的不明处，要精讲，语言文字的奥妙处，要精讲。凡属精讲的，教师必须严格提炼选取。精讲，要围绕核心讲，要把难点讲准确，要点讲透彻，重点要讲精细。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少讲”所能做到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精讲又必须注意少讲。这“少讲”之“少”，就是多中求少，以少胜多。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讲授内容要高度提炼。它要求教师备课做到“由简而详，由薄到厚——由博到约，由厚到薄”；讲课做到“取宏用精，以约取博，厚积薄发”。就是“教师备有一桶水，才给学生一杯水。”二是讲授的语言要高度锤炼。我们在分析文章时常说某一个字是“一字千钧”，讲课语言也是这样。教师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从多篇资料、多次思考中浓缩出来的精粹。这就是教师“以少胜多”的语言艺术。以少胜多在于一个“胜”字。教师三句五句，看来是少，如果言之无物，则是多而空；出口千言，看来是多，如果内容丰富，则是少而精。所以说“少”和“精”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反对满堂灌，但又不能将讲授法与满堂灌机械等同。实际上，讲授法属于传统的教学方法之一，它是语文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教学中，它的重要作用仍然值得肯定，只不过是需要科学安排而已。讲授得当便优，讲授失当便劣。所以教师讲授并不都是满堂灌，对于它要进行具体分析。同样是讲授法，在注入式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师视学生为容器，以讲解为专务，满堂灌输，强制注入，学生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但在启发式教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师循循善诱，学生致思明辨，教学效果则会十分明显。

从当前语文教学的实际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教师的“讲”而忽视学生的“学”；另一方面，则又不能过分强调学生的“学”而忽视教师的“讲”。教师的“讲”应当是起主导作用的“讲”，而决不是满堂灌输；学生的“学”应当是在老师指导下的学而决不是撒手放羊。如果一味地从时间上来限制讲课，甚至格式化，那实际上就是没有掌握“多讲和少讲的辩证法”。

顾炎武有云：“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日知录》卷十九《文章繁简》）教师的多讲与少讲，如同文章的繁笔与简笔，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各得其宜，各尽其妙。

作者单位：江苏省启东市长江中学（22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