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精选8篇）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篇1

田义贵黎光容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工作者、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篇2

一、关于研究内容

1. 留守儿童个性发展的研究

个性 (Presonality) 又称为人格, 是心理特征的统一体,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 在不同背景下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行为模式的心理特性。它标志着一个人具有的独特性, 并反映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交织[1]。表现为个体在适应环境时在气质、性格、需要、动机、价值观等方面的整合。

许多研究都发现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由于其长期缺乏亲情教育和家庭教育, 养成了他们独特的人格特征。例如, 孔克勤、常青通过问卷测验、投射测验、作业测验三种不同测验工具对留守儿童的人格特征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表明:留守儿童比较偏激、易猜疑、孤独、内向、缺乏自信、容易悲伤、自觉不如别人。从性格类型来说, 留守儿童性格不稳定、不适应类型占了38%, 稳定、适应但是消极适应类型的占了18%[2]。张鹤龙[3]、李立靖[4]的研究认为:性格内向的留守儿童比例要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有近一半的“留守孩子”存在性格缺陷, 表现为冷漠、内向、孤独、自卑、焦虑、神经过敏等。范方、桑标通过调查分析归纳了留守儿童的主要人格特点:一是乐群性低, 比较冷淡、孤独;二是情绪不稳定, 易心烦意乱, 自控能力不强;三是自卑拘谨, 冷漠寡言;四是比较圆滑世故, 少年老成;五是抑郁压抑, 忧虑不安;六是冲动任性, 自制力差;七是紧张焦虑, 心神不定[5]。

另外, 一些研究者通过对照研究, 发现留守儿童的个性发展特点还存在年级差异、性别差异和认知差异。例如, 任彩霞的调查研究发现, 与同龄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较为内向, 情绪较不稳定。在所有的留守儿童中, 小学、初中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比较突出, 个性发展出现偏差, 暴露不良性格特征, 主要表现为攻击型性格和畏缩型性格两种性格类型[6]。赵红、罗建国等通过对照研究认为:留守儿童在内外向、神经质、行为、智力与在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合群、幸福与满足及总分方面都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差异。另外, 留守儿童男女两性之间在内外向、神经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合群及自我意识总量表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7]。周宗奎、孙晓军等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做了调查研究发现, 从不同角度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认知和评估是不一致的, 学校校长和教师一般认为留守儿童有比较多的人格问题, 对他们各方面的评价都较差;但从学生的自我报告结果来看, 其主要问题仅集中在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方面显著地不如非留守儿童, 而在个性、学习等方面与其他儿童没有显著的差异[8]。

2. 留守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其社会性发展也有许多的问题。而社会性发展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亲子关系、人际交往、社会认知、品德行为等方面。

大量研究都普遍认为父母不在身边是留守儿童亲子关系发生变化和亲情教育严重缺失的直接原因, 认为长时间的亲子分离松散了留守儿童的家庭观念, 使其与父母的亲情关系趋于淡漠, 无法与父母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 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指导和帮助, 严重影响了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些研究通过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对照研究, 发现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社交技能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明显差异。张鹤龙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表现出更多的交往困难、独立性差、坚持性差、不能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等特性, 即社交技能发展水平较非留守儿童要低[8]。肖富群的研究结果认为: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实践基本上是正常的, 但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父母长时间的“不在场”影响到了留守儿童与同辈群体的交往, 他们的朋友数量明显没有非留守儿童多, 而且也明显地减少了他们与亲戚之间的交往次数[9]。

留守儿童社会性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与其不能很好地遵守社会规范也存在密切关系。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 再加上没有亲情与信任保障下的安全感, 导致其不能较好地遵守社会规范, 出现了一系列的品德问题和行为问题, 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许多研究结论在这方面都比较一致。然而陈新花、李珍连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她们对广西龙州县金龙镇的部分留守儿童进行了个案访谈, 发现留守儿童的独立性很强, 不仅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锻炼了其生活自理能力, 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并且由于父母外出, 他们经常要参与家里的一些重要决策, 表现出了干练果断的优秀品质[10]。这是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留守儿童这个社会弱势群体。

3. 留守儿童情绪发展研究

情绪是个体与环境意义事件之间关系的反映。留守儿童处于父母亲情相对缺失的背景下, 他们体验到了更多的心理冲突和压力, 容易产生消极和否定性情绪。大部分研究都表明留守儿童在抑郁、焦虑、敏感、偏执等心理症状上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孤独感、委屈难过、敏感自卑和忧虑是留守儿童的“代表性”情绪体验。如高文斌等通过比较研究发现, 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且具有年龄差异, 随着年龄的增长, 抑郁水平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11]。

但在对社交焦虑的研究上, 研究者们却得出了不相一致的结论。张顺、王良峰等对安徽省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社交焦虑进行调查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发生率为17.1%, 高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率11.7%,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2]。这种差异性有待我们深入细致地去研究, 去验证和考察。

4. 留守儿童学习研究

对留守儿童学习方面的研究比较广泛, 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自觉性、学业求助行为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较多的研究, 但结论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在外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 根据李金涛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成绩优秀者仅占10%, 大部分留守儿童的成绩都处于中等偏下[13]。据四川省农村调查队2004年2月对达县等地区的调查, 结果也发现, 45.7%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 (每学期均有不及格科目) , 39.3%的学生成绩中等偏下, 11.5%的学习成绩较好, 而成绩优秀的仅占3.5%[14]。不少研究者指出, 许多留守儿童学习目的不明确, 学习动机不足, 学习习惯不好, 不能完成家庭作业、逃学和辍学等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缺乏督促与鼓励, 大多数留守儿童学习动力不足, 没有成就感, 成绩一般;只有少数自控能力较好的留守儿童能够刻苦、认真学习, 成绩优异。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并没有显著影响。据张宇辉对河南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 大约27%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优秀, 59%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良好, 仅有14%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15]。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2001年进行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受教育的状况研究”也发现, 父母在家的学生与留守儿童在学业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 儿童的学习成绩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没有明显的关系, 并且留守儿童在学习信心和学习效能感上都略高于父母在家的儿童[16]。

这种研究结论不相一致的现象, 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 使用多种研究方法, 全面考察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从而得出较全面客观的研究结论。

二、问题与展望

1. 研究视角应扩大化、综合化, 主客观相结合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社会特殊群体, 大多数的研究仅仅从儿童自身的性格心理特征出发, 缺乏全面性, 应结合其父母或其他抚养人的心理特征来全面分析由主观原因所引发的问题。

在客观方面, 在关注留守儿童父母外出, 亲情缺失的同时, 也应关注在家所接受的不同的教养方式的影响。留守儿童开始留守的时间、留守时间的长短等也应作为相关因素列入研究之中。

另外, 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 它涉及到社会学、家庭学、人口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 研究应综合化, 进行跨学科研究。

2. 研究方法应多元化

在研究方法上, 研究者们从个案描述性分析到实证性调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由于中国的疆域辽阔, 故而研究者们尽管发放了大量的问卷来调查, 但仅仅在量上进行分析, 得出的结论的代表性是不充分的, 因此, 在研究中应将质性研究引入进来, 深入到实际情境, 收集真实的资料, 对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剖析。此外, 在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横向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还应引入对留守儿童的纵向研究, 在发展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使问题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3. 干预措施应积极化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述评篇3

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研究

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就开始关注土地问题，初步形成了地租理论。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系统的地租理论，论述了“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后来英国学家马歇尔在边际效用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稀少地租、准地租和城市地租，分析了地租的价格。

现代学者德姆塞茨从产权起源论述，以及他和阿尔钦对土地交易成本的研究，提高了土地市场效率。还有学者通过土地案例，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例如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2008年三者共同对我国17个主要农业省份做了全面调查：我国30年不变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政策的落实对农户投资和农地流转等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二、我国学者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研究

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关注始于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研究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动因研究。

学者钱忠好提出，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程度并没有提高，其流转与否取决于所拥有的初始土地资源、农业与非农业的综合比较利益、劳动者能力等；姚洋提出，在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样，自由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能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陈卫平等人认为，近年来由于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上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土地流转的规模扩大，速度有所加快。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模式研究

学者探讨并归纳实行农地流转模式即：构建市场化农地流转模式和建立计划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农地流转模式。市场机制的有偿性和竞争性，有利于农地的合理流动和适当集中。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政府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土地流转进行宏观调控和计划干预。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要有良好的宏观配置动力，又要具备健全有效的微观配置动力，单一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必须进行必要的组织调节和行政干预。

（三）对土地流转农户意愿的研究

钱文荣、乐章、李启宇等学者通过对全国多省乡镇、村的调查研究，指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受教育年限越高，意愿经营土地规模反而越小；农户是否愿意转出农地主要考虑非农收入与务农收入比较，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农户越不愿意转入农地，而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健康状况愈差的农民土地流入的意愿愈强；经济条件越好，农民的土地流出意愿就越强。

三、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的现代立法和政策

（一）美国20世纪60年代，创建土地发展权来促进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和合理利用，在不损害土地私有制赋予农村土地所有者的相应权利情况下，起到了保护农村土地、促进土地使用权有效流转。

（二）日本从1962年开始多次修改《农村土地法》，放宽了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鼓励农户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促进农地经营权的流转。

（三）法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制定《农业指导法》采取土地集中政策，推动土地流转合并，实行区域整治，建立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对老年农民发放终身养老金，制定租佃法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1968年实行土地优先购买制度，制定农业区域环境保护规划。限制农用地分割政策只需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中介服务机构促进土地有效管理和流转。

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自由流转阶段（1949年～1955年）：1950年6月30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的权利。

（二）禁止流转阶段（1956年～1977年）：1962年9月27日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一律不准出租和出卖。

（三）地下流转阶段（1978年～1983年）：1978年开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为农村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但是1982年宪法规定禁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尽管如此，基于现实需求的存在，农户之间私下进行的地下流转并不鲜见。

（四）自发流转阶段（1984年～2007年）：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可以转包。2005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流转当事人、流转方式、流转合同、流转管理内容，并对各种流转形式进行了定义。

（五）规范流转阶段（2008年至今）：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种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评论：

纵观古今中外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已相对趋于完善和系统，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完善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人文特色以及社会自然条件的不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层次、深度、角度也不相同，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也不一样。

我国学者研究各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也因个体差异、区域差异而有所差别。虽然所选取的研究样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但在数据的时效性，特色省份的典型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不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分析欠缺。我国《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是属于物权还是属于债权、流转方式的列举都不一至。所以在借鉴各国流转制度和政策的同时，应该依据我国的国情因地制宜。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土地所有权制度、市场机制、中介组织、法律法规政策、流转模式、流转方式的研究还是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农户意愿、农村养老、金融、保险等配套制度的研究，都没有真正从“利益”角度去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笔者认为应基于利益协调视角研究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于振荣，刘燕.农地使用权的背景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7，（4）.

[3]钱忠好.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土地征用意愿与征地制度改革——基于江西省鹰潭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28-35.

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总结篇4

容易看懂、看好电影、了解科技知识，掌握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种植技术，为边疆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强化使命意识、把握电影工作方向、搞好国产优秀影片的放映工作

一年来，特别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为营造一个团结向上，开拓创新的氛围，遵照上级“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要求，电影中心在全县兴起了宣传、放映国产优秀电影的新高潮，如《赤壁》、《南京》等。凡是由中央推出的优秀影片和要求组织观映的影片，电影中心都进一步的加大了宣传和发行力度，做到影前有策化，影后有落实。为扩大国产影片在农村的占有率，电影中心还专门组织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较强的国产优秀影片投放农村市场，保证了农民观众也能及时地观看国产优秀影片。

二、强化创新意识、探索电影工作新路子、做好农村电影“2131”工作

农村电影“2131”工程是国家文化部、广电总局提出的新世纪的电影普及工(来源：好范文 http:///）程和建设项目，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半年来，电影中心结合我县农村的实际情况，按“引进、结合、求效”的原则，一方面积极多方联系，争取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参予;一方面以爱教电影为主，科教电影为辅的放映形式补充农村电影，使农民也能及时观映科教影片。

从2008年以来，县文化局根据我中心人员少的实际情况，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农村“2131工程”放映任务，把责任明确化，与文化直属各单位及各乡镇文化站签定了目标管理责任书。由电影事业管理中心负责电影放映技术管理，影片、器材供应、维修等及民族语电影节目拷贝的供应，由各(乡)镇文化站负责本(乡)镇每月10场的电影放映任务。另外组织两个电影流动放映队，经常巡回各(乡)镇放映，并帮助和指导文化站电影放映队的放映技术，目前我县有电影放映设备15套，其中：13个(乡)镇各一套，电影管理中心两套，一部流动电影放映车。

2008年州文化局拨放映补助款7万元，县财政拨各种放映补助款5万元(用于流动放映车、油费、购器材和译制影片的业务费用等)，有了设备和资金的保障，从而保证了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强化求实意识、进一步做好学生爱国主义电影的放映工作

搞好全县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放映工作，仍是电影中心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认真总结往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抓好该工作的巩固和提高。半年来，围绕学生电影工作的“三化”(目标化、规范化、制度化、)着力在“三满意、三主动、三保证”上做文章。(既、三满意——影片、场次、时间让学校满意;三主动——主动上门联系、主动免费进校园、主动协助学校解决观映中的困难;三保证——保证观映安全、保证场内卫生、保证场内秩序)，2009年上半年共放映学生电影35余场。全县的学生观看爱教片工作得以巩固提高，在活跃校园文化、拓宽学校第二课堂、活跃师生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广大师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四、加强民族语电影译制、提高民语电影效益

今年上半年，电影中心在人力物力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译制了《防震减灾》、《消防安全》、《新交通法》、《发展种植》等4部电影科教片(壮、方言两个版本)，完成了故事片《集结号》壮语译制的后期制作，《太行山上》的译制工作正在进行中。

五、开拓电影宣传新思路、科教电影下农村

上半年，电影中心积极寻求发展思路，与外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科技电影下农村活动。5月12日，为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电影中心联合县地震局开展“防震减灾电影下农村”宣传活动。6月初，为加强我县消防安全工作的宣传力度，电影中心联合公安消防大队开展“消防安全电影下基层”宣传活动。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寻求的科教电影教育，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六、做好广场“三老”电影放映

广场电影已经是我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个重要的文化宣传阵地。电影中心认真安排“三老”电影的放映，保证在不下雨、没有重大活动的情况下，确保群众能够看到电影放映。上半年，广场“三老”电影共放映了151场，观众达7万多人次。

通过采取有力措施和办法，自2008年8月至今，全县农村电影放映工作日达920天，放映场次1784场，观众达468300人次。

农村题材微电影 (岁月如痕) 篇5

微电影岁月如痕编剧：孙佳彧

1.家里，日内，

爸爸:(生病)一个月前死的，

妈妈：(哭了)决定改嫁。

姐姐：(跪下来)求妈妈了，

姐姐：(妈妈)你不要改嫁，听说继爸对小孩不好。

弟弟：(跑着)，扯妈妈的手，妈妈我陪你过日子，

妈妈：(抱起)弟弟，不再说改嫁的事了。

2.餐桌上，日内，

妈妈：(在厨房)做好饭菜，

姐姐：(从接过来，)端到桌子上，

弟弟：(桌子上)摆好碗筷，

(一家人围座在桌前，分享家带来的欢乐)

3室内，日内

妈妈：(在村子里)认识了继父，

继父：(来家里)找过妈妈，

姐姐：(在家里)认识了继父，

弟弟：(在院外)认识了继父子。

继父：(失望的)走了，

(姐姐和弟弟在屋子里高兴的拍手)

3家里，日内

字幕：(时间过去了一年，)

妈妈：(在家里)和村里的继父同居了，

姐姐：(扯着)弟弟移居住所，

妈妈：(终于)跟继父跑了，

姐姐：(依旧)陪着弟弟生活。

5家里，日内

字幕：(二十年过去了)

姐姐：(在村子)长成大姑娘了，

弟弟：(在村子)上学了。

6家里，晚上

妈妈：(一天，)在夜里回来了，

姐姐：(看了)不认识，

范文网【】

弟弟：(看见)不认识了。

妈妈：(哭了，)孩子，我是妈妈，

7家里，晚上

姐姐：(跑着)抱住了妈妈，

弟弟：(扯着)妈妈，你想你。

关于加强农村公益电影管理的通知篇6

各县（市）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

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实施“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结合《市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暂行办法》，市文广局将进一步加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及其场次补贴管理工作。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制定放映计划。县（市）的放映单位将每月的放映计划和安排（必须注明具体放映时间、放映地点、放映场次、放映员及联系方式等）于上月20日前报县（市）文广局，经县（市）文广局汇总后，于上月25日前报市文广局农影中心进行映前备案。

二、填报放映结果。放映单位在放映后要认真准确填写《放映场次日报单》，注明放映地点、放映场次、观影人数，由放映员和村干部签字，加盖村民委员会公章;同时，总结映前计划（备案）执行情况，对于未正常放映的场次和补映安排进行详细说明，形成书面材料，于下月5日前报送所在县（市）文广局，经县（市）文广局汇总后于下月10日前报送市文广局农影中心。

三、加强监督检查。县（市）文广局负责电影放映活动的日常组织、监管与核定工作；市文广局农影中心不定期进行抽查、暗访工作，监督检查放映场次落实情况，为确定补贴场次、补贴金额和奖励提供重要依据。

四、严格违规处理。场次补贴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挤占、挪用。凡虚报、冒领场次补贴以及截留、挪用、贪污场次补贴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坚决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违规违法的放映单位，一经查实，取消其农村公益电影的放映资格；对于违规违法的各县（市）电影管理部门，取消对该县（市）当年的全部电影场次补贴，如下发场次补贴后发现其存在违规违法问题的，停发其下一年度的场次补贴，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篇7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述评

1 相关概念界定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进行界定之前, 笔者首先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概念, 包括其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功能进行了大致的梳理。

1.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的界定

陈立旭认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创新和保护公共文化资源、传播先进文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

杨琳瑜认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 具有公平均等性、公益性、多样性、便利性、普及性等特征。

付春认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举办的、非赢利的、传播先进文化和保障大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 涵盖文化政策、基础设施、人才队伍、技术技能、创造发明等方面的内容, 旨在满足大众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公共利益。

齐勇锋、李平凡认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文化馆 (站) 、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面向社会公众的文化机构和场所为中心, 以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相关社会组织为外围的, 遍布城乡的文化服务点和网络体系, 主要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人才保障、公共文化组织体系、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政策法规等基本要素。

1.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的界定

1.2.1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

在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进行讨论和界定的基础上, 学者们提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张良认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为了满足农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利, 由政府主导、社会与市场参与而形成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资融资体系、供给体系、绩效评估体系等方面的总称。邱伟认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 它以政府为主导, 以企事业单位、民间群众组织为补充, 以服务“三农”、提高农民素质、建设乡风文明为目的, 重点为农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提出了以上这些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多数都是以定性论述为主的, 很少有量化分析。于是彭益民根据受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影响而创造的社会学分析理论模型, 提出了另一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定义。他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以政府为主导, 社会参与, 投入人、财、物, 通过项目实施, 满足农民基本文化需要的系统。

1.2.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参与主体。

从现有文献来看, 多数学者基本赞成的观点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参与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模式。付春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包括四个方面:政府、文化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企业。在此基础上, 夏国锋、吴理财认为,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个人都是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科学合理地界定他们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边界。王建国、朱天义等认为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除了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参与,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农民, 农民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参与者、管理者, 而且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率的评判者。所以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过程当中, 一定要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强化农民的主体性意识。在农民积极参与的基础上,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有机衔接、相互配合, 从而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

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分析

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分析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徐平等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阐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认为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

夏国锋、吴理财从公民权利的角度, 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农民的基本文化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张良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 论述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政治价值。

还有的学者认为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不仅有利于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 同时还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宏观平台。

3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学者们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是从思想认识、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定、人员配备等方面来进行阐述的。邱伟认为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 农民群众对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 工作积极性不高;国家对其经费投入不足, 文化基础设施配备不够;负责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文化工作者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没有规范的服务制度。王芬林认为由于城市与农村在文化建设中的非均等性结构矛盾, 导致政府财政资金向城市倾斜, 农村资金投入明显偏低, 不仅是文化设施, 而且服务资源种类少, 形式单一, 根本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罗云川、张彦博等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当前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不高, “重经济、轻文化”的理念依然存在, 只注重文化设施的标志性, 不注重文化服务的有效性。郑建辉、刘淑兰以福建省为例探讨了福建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认为政府投入不足仍是当前制约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最突出因素;农村文化设施十分简陋而且呈现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不健全, 专业文化建设人才匮乏;在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的供给上明显不足, 同时与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相脱节。此外, 刘淑兰还指出了政府角色的错位、缺位, 使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缺乏应有的组织管理。

瞿奴春以武陵山区一个民族乡农村书屋建设为例, 探讨了山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困境。针对不同区域性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探究, 才能因地制宜, 共同发展。王建国、朱天义在其《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到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农民主体性的缺失, 其参与建设的主观能动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这是以往研究未予以足够关注的。张楠还从制度建设、法律保障等方面指出了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3.2 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 需要从各个方面统筹规划和系统建设。针对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不同的学者及有关人员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对策。

刘华兰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思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资力度, 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 完善投资渠道, 逐步建立起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相结合的多渠道投资体系;二是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促进城乡文化的均衡发展;三是创新文化服务方式, 比如通过科技下乡等活动普及农业信息, 通过网络等平台进行信息咨询和交流, 同时建立全省群众文艺流动演出服务网, 为城市与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交流与共享搭建平台;四是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文化建设积极性, 广泛开展群体性的文体活动;五是充分挖掘民间优秀文化资源, 培养农村特色文化;六是加强文化队伍建设, 通过完善的人才招聘制度和业绩考核制度, 引进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 同时积极扶持民间艺人和乡间精英文化人才,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付春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 同时他还认为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一步就是要在思想上达成共识, 认识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作用, 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建设, 其中完善的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张良认为“政府主导、市场配置、社会参与”的多元参与合作模式是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想模式, 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社会民间组织、市场企业、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邱伟也从政府和地方两方面出发, 探究了各自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政府要发挥其主导作用包括财政支持、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文化服务职能, 地方要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包括利用农村资源引导民间组织参与, 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等。关于如何调动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性, 增强其主体意识, 王建国、朱天义等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和分析。

4 文献述评

综观国内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诸方面的研究成果, 做以下评价和总结:

第一, 目前学者们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界定的边界范围还很模糊, 对其基本要素构成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这应该是进行后续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 也是确定研究方向的前提。

第二, 从文献资料发表的年限来看,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 各方面都处于探索的阶段, 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处在宏观的概括性描述上, 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比较少, 尤其是针对不同区域性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分析不足, 很难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第三, 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 多是以定性研究为主, 量化分析很少, 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才会得到更加客观全面的数据。

第四, 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 没有既站到全国高度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去把握整体方向, 同时又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 提出可供政府实施的操作性方案。

第五, 现阶段,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认识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够、政府职能不到位、资金和文化人才匮乏的现象还很严重, 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完善的, 尤其要加强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的建设, 打破城乡、区域性文化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相关文献在农村人才队伍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较少。

第六, 对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缺乏调查研究。只有真正了解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真实意愿和想法, 才能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方向。

农村电影研究述评篇8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文献评述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97-03

养老保障制度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2012年度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重，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已到了关键的临界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中由于历史或者政府政策的原因，农民被长期置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外，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才开始逐步探索性地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经历了3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形成了以“土地养老”与“家庭养老”为基础的二元体系，土地为农村老人提供物质基础，家庭则为农村老人提供照料和慰藉。尽管从总体上看发展呈上升趋势，但是农村与城市养老制度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根据生产关系应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要求，我国土地流转制度造成了农民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土地的现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开放的不断扩大，政府开始允许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政策。2013年召开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土地承包权流转的问题，指出了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承包关系保持长久不变。同时，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承包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很早就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土地承包权流轉方面的许多理论对于我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国外学者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土地的交易中，地租理论、有关农地流转市场化研究理论和农地流转模型研究是交易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在对前人批判的基础上完善级差地租理论，地租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以市价为基础的土地流转补偿的标准，为满足农民需求，最大限度地给予农民补偿额，使农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这就达到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目的。在土地流转机制的实践过程中，国外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

在农村养老保险需求研究中，Jessica K.M.Johnson和John B.Williamson（2006）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养老力度减弱的影响导致其对农村养老保障的需求明显增速。阿萨·胡塞恩在《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与趋势》中认为当前的中国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通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现状的研究发现，每个农户其实已经从政府分配到一块农业用地作为经济收入的基础，但是引进社会保障体制过程中却无法拥有充足的资源和资金。他还认为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土地并没有永久地交给农民，而仅仅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了重新租赁。按照土地租赁的原则，土地租赁是不受阻碍的，但在实际过程上却是一种明显的障碍。土地自由交易受到限制之后会产生不良后果，首先造成无法以土地借贷抵押，其次，使家庭劳动力产生了分离。最后，他对于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发展和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的完善应作为改革的优先对象同等对待;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当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在具体实施中要恰当地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在管理权上的平衡关系。

D.Gale Johnson在研究分析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情况时，发现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不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仍然是农村中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同时，他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也越来越弱化，这就使得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得势在必行。另外，他将国内外土地对于农民价值与作用进行了对比，发现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农场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土地完全或不完全地由实物形态转化为现金形态，以保障自身的正常生活。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恰恰相反，农民不具有土地所有权，这样就不存在上述所说的有效解决农民养老保障的途径。就中国而言，改革现行土地制度，通过长期租赁方式，使得农民能够从转让或出租土地过程中获得收入以保障养老可以说是一种在理论上非常正确的办法。

二、国内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和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受到了重大影响。这一现象导致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土地保障功能的逐渐弱化，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此时，如何在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大背景下满足农民养老诉求变成了一个重要课题。与本文相关的文献综述如下。

（一）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推进，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家庭赡养功能下降。农村家庭养老受到家庭结构的变化导致作用不如从前，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成为阻碍农村土地保障的因素，传统家庭观和老年价值观受到商品、货币以及价值规律等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老年人的独立意识明显增强（袁春英、薛兴利、范毅，2002;胡明湖，2008）;其次，土地保障难以承担养老功能。主要是因为土地养老保障只能提供物质层面的保障（杨玲玲），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受保障型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逐渐弱化（王如鹏，2010）。目前只有小部分老人依靠集体养老，并且集体养老在农村并没有得到广泛适应，尽管短时期内社会养老对老人影响不大，但是今后社会养老将会成为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趋势（周颖，2013）。

（二）土地流轉与农村养老保障的关系

关于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学术界存在着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认为必须要通过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实行农业用地的顺利流转（章辉美，2005），农户放弃土地的条件是获得新的社会保障，而不仅仅是土地本身具有的市场价值。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推动土地流转，深化农地改革;解决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的途径是推动土地流转（段铷、赵桂玲、晋颖，2010）。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建立现代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就应当以高效率农业经济基础，实现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完善土地流转方式以提高农业生产绩效（金玉秋，2009）。“土地换保障”可以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由于土地流转带给失地农民的损失可以获得有效补偿，从而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一定作用（崔智敏，2007）。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不难发现土地承包权流转与农村养老保障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从土地承包权流转出发来研究农村养老保障是十分必要的。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土地呈现出不同方式或不同程度地流转，特别是山东省这样的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其农民就业选择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收入类型也在向多元化发展，从而导致农民对农业土地的依赖程度与西部相比表现出明显下降。

（三）基于土地流转的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设计

关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之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土地养老和家庭养老三方面进行思考。首先，政府应当积极履行其基本职能，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力度要增加（左菁，2007;赵建萍，2006），要遵循公平与效果相统一原则、福利性原则、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原则、城乡协调发展的原则（宫晓霞，2006）。政府目前需要解决的是修正自身目标的问题，政府制定一项政策，其出发点应该是给想改变自己发展的个人提供条件和空间，而不是去弥补一些错误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政府制定政策应当从修补型转换为发展型（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2007）。解决农村养老诉求如果单纯依靠农村养老保险的话并不现实，其可行性较低。只有将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和农村养老保险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为农民养老建立起安全可靠的养老体系。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民收入的增加，人们开始逐渐关注更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其中就包含了保险在内（王义才，2000）;其次，强化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建立和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和流转机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的经济补偿机制（钟涨宝、狄金华，2008）;再次，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继续鼓励和支持家庭养老模式（胡明湖，2008），宣扬传统“孝文化”（王裕明、张翠云、吉祥，2010）。

三、简要评价

前文所述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无疑都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成了未来研究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也有不足之处：首先，一些文章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做了介绍和解释，或者讲述一种本土化进程，西方国家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发展比我们早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满足农民养老诉求具有较大意义，但是未能对为什么这样做作出深入研究和探讨;其次，绝大多数学者是分别在社会保障领域与土地资源的研究领域研究，二者存在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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