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

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精选7篇）

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 篇1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我国法律对其在刑事责任、定罪量刑和诉讼程序上都作了特殊规定，这些特殊规定也成为司法考试的重要考点。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下内容将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入手，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作一概括。对未成年人如何定罪量刑

一、刑事责任

1、不满14周岁，一律不负刑事责任。

2、已满16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3、14—16周岁，对9种情形负刑事责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

注意：①毒品犯罪中，只对贩卖毒品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对走私、制造、运输毒品等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②仅对放火、爆炸、投毒负刑事责任，对决水、和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③所列举的9种行为均为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此外，还应注意一种情形，仅以例题说明：詹某15岁，绑架一小男孩，企图勒索财物，但是因小男孩的家人未凑齐钱数，詹某便将小男孩溺死在河中。本题符合绑架罪的构成，但因詹某不满16周岁，对绑架罪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詹某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应当对故意杀人负刑事责任，因此，对詹某应当判处故意杀人罪。

二、如何定罪

(一)不认为是犯罪、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 1、14—16周岁，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2、16—18周岁，盗窃公私财物达到500元以上(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可不作为犯罪处理。3、16—18周岁，盗窃未遂或终止，可不认为是犯罪。4、16—18周岁，盗窃自家或近亲属财物，或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不要求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5、16—18周岁，盗窃不超3次，数额较大，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并积极退赃，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①又聋又哑；盲人②起次要、辅助作用，或被胁迫③其他轻微情节

6、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但是属于16—18周岁的人作案，属于初犯或被教唆犯罪的；可视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免予刑事处罚。

(二)特殊行为的定性： 1、16—18周岁，以大欺小、以强凌弱、随意殴打他人、多次对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毁损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认定为寻衅滋事罪。2、14—16周岁，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3、16—18周岁，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定为抢劫罪。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三、如何处罚

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原则：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情形： 1、14---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此处的“不予刑事处罚”既包括构成犯罪不予刑事处罚的，也包括不满14周岁，不构成犯罪也不受刑事处罚的。

3、在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追究达到刑责年龄后的行为。

4、18周岁前后均实施犯罪：

①属于异种犯罪的，对18岁前的行为，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②属于同种犯罪的，对18岁前的行为，适当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5、不适用死刑，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6、只有罪行极其严重，才能判处无期徒刑。14---16周岁的，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7、除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判处，应当依法从轻。注意：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也适用该项规定。

8、“并处”财产刑的，应当依法判处；“可以并处”的，一般不判处财产刑。

9、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判处罚金，但最低不能少于500元。监护人或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的，法院应当准许。

10、犯罪时不满18周岁，且犯罪情节较轻，单处罚金不致危害社会的，可以单处罚金。

11、附带民诉中，未成年人被告人赔偿顺序：个人财产赔偿→监护人赔偿(单位监护人除外)，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情节。

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案件。周岁按照公历的生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算。

刑事诉讼中，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特殊之处主要有：

1、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2、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时，可以责令提供一至二名保证人：①无力缴纳保证金的②未成年人或其他不宜收取保证金情形的。

3、询问不满18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除法律规定外,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

5、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除依照《解释》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外，还应当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对于没有附送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

6、14—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

16—18岁未成年人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如果公开审理，应当经过院长的同意，并限制旁听人员的范围和人数。注意：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但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

7、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8、在审判过程中，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辩护人为他辩护。

9、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当庭拒绝委托的辩护人进行辩护，要求另行委托或者人民法院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辩护律师的，合议庭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

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当庭拒绝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合议庭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当庭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如确有正当理由，合议庭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应当为未成年被告人另行指定辩护律师。

重新开庭后，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的，一般不予准许。如果重新开庭时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准许，但不得再行委托或者由人民法院再行指定辩护人、辩护律师。上述情况应当记录在卷。

10、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出庭。

1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1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除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以外，未经本院院长批准，不得查询和摘录，并不得公开和传播。

经人民法院许可，其他辩护人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未成年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13、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

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 篇2

法律责任是行为主体因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 或仅因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反垄断法律制度能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国家能否有力地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公平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 对各种非法垄断行为的制裁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称“《反垄断法》”) 中对各项违反该法的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营者达成或实施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

1.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 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款所称的“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是指经营者实施了本法第13条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或第14条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 且不能证明其协议满足第15条规定的可以被豁免的条件。横向垄断协议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及联合抵制交易等;纵向垄断协议包括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及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等。

经营者实施以上垄断协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其违法所得, 并处一定数额的罚款;为能够对垄断协议行为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经营者已经达成垄断协议但尚未实施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可以对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2.宽大政策

1993年8月, 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针对卡特尔行为发布了一个名为《美国反托拉斯局对公司的宽大政策》的文件, 规定从事违反反托拉斯法活动的企业如果能够在活动的初期阶段向政府进行报告, 并且符合一定的条件, 它们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2002年, 欧共体委员会对其1996年制定的《卡特尔案件中免除或者减轻罚款的通告》 (“《通告》”) 进行了修订, 在这个新的《通告》中, 欧共体委员会根据卡特尔企业在案件中的表现, 明确规定了可以免除全部罚金、可以减少罚金50%-30%、30%-20%以及最多减少罚金20%的各种前提条件。

与美国、欧盟相同, 我们国家也规定了针对垄断协议的宽大政策, 以提高查处反垄断行为的效率, 并为实施反垄断协议的经营者提供悔改的机会。《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适用本款的条件有三个:

(1) 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的经营者参与了垄断协议;

(2) 该经营者不仅报告了其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 而且还提供了重要证据。经营者无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之前还是调查过程中向执法机构报告其垄断协议行为, 都可以得到相应程度的宽大处理。

(3) 该经营者是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出报告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宽大政策仅适用于反垄断协议, 而不适用于其他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反垄断协议一般都具有高度的隐密性, 尤其是当各方采取非书面形式达成垄断协议时, 证据更是难以搜集。宽大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帮助执法机构高效的查处垄断协议行为。另外, 目前《反垄断法》对于宽大政策的规定还比较宽泛, 没有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在什么情况下给予达成或实施垄断协议的企业何种宽大政策的规定, 这有待于相关部门出台实施细则予以明确。

3.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

行业协会是指经依法批准设立, 由同业经济活动主体为维护共同的合法利益而自愿组成, 实行行业服务和自律管理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的宗旨是依法为会员提供服务,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沟通行业与政府、社会的联系, 维护公平竞争和行业整体利益, 促进行业经济健康发展。

正是由于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权威性, 能够号召协会成员采取一致的行动, 一旦其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其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力度更大, 破坏范围更广。因此, 《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 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保护的是整体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 而不是个别竞争者, 打击的是垄断行为, 而不是垄断地位。因此当合法的经营者通过公平竞争获取了市场支配地位, 享有丰厚的利润, 而其他竞争者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难以为继时, 法律既不会劫富, 也不会济穷。但一旦拥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竞争者滥用这种地位, 挤压其他竞争者的生存空间, 剥夺他们的公平竞争权利, 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 法律就会制裁滥用者, 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是指根据本法第17条第2款、第18条及第19条规定的标准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从事本法第17条第1款规定的低买高卖、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强制交易或者限定交易对象、搭售、差别待遇等垄断行为。

违法实施集中的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合并、股权并购、资产并购或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经营者间形成一定的集中有利于企业集中优势资源, 形成规模效益, 但是过度的集中有可能会使集中后的经营者滥用其因集中而获取的垄断地位, 从而妨害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

因此早在2003年3月, 由当时的四部委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联合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 就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或进行境外并购时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并购方应在对外公布并购方案之前或者报所在国主管机构的同时, 向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并购方案。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应审查该并购是否会妨害竞争并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2006年8月, 六部委 (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对《暂行规定》进行了修订, 单独辟出第五章规定“反垄断审查”, 在该章中, 立法者明确规定了需要进行反垄断审查申报的标准及可以审请豁免的条件。但是, 该规定并未涉及并购境内企业或实施境外并购的外国投资者未依法进行反垄断审查申报的法律责任。同时, 我们可以看出, 在《反垄断法》出台以前, 我国的并购前申报义务只针对外国投资者, 对境内经营者集中并没有相关要求。

《反垄断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第一次规定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责任, 并第一次将境内企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义务纳入法律规定。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 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 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包含以下四种情况:

(1)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 (目前反垄断申报相关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 而没有进行反垄断申报;

(2) 经营者在提交反垄断申报后、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审查期间实施集中;

(3) 经营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禁止集中的决定后实施集中;

(4)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 涉及国家安全的,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未提交国家安全审查申请或未通过批准而实施集中。

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限制、排除企业间及地区间公平竞争的行为。在《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中, 要不要规制行政垄断以及如何规制成为争议的焦点。支持者认为,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以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行政垄断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垄断行式, 它严重限制了市场竞争,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阻碍了我国经济高效率发展的进程, 必须加以规制;而反对者认为, 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 以及专营专卖行业予以保护, 使国有大型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民族经济的长远发展。几经反复, 《反垄断法》终于冲破重重阻力, 将行政垄断纳入其调整的范围。

《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 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本法禁止的行政垄断行为包括: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 《反垄断法》针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仅限于行政责任, 而不包括民事或刑事责任。

此外, 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该款所述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主要包括电力法、电信法、邮政法、民航法、铁路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

《反垄断法》规定的民事责任

上述针对实施《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概括而言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这两种行政责任。《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有10种: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经营者因实施《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具体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由裁判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可适用的责任形式。

妨碍反垄断执法的法律责任

第四章“经营者集中”规定了申报集中的经营者应当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的各项文件、材料, 第六章“对涉嫌垄断行为的调查”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调查涉嫌垄断行为时可以要求相关单位和人员提供调查所需要的各种文件、资料。为保证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得到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文件和材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手段拒绝、阻碍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审查和调查, 否则将依法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1.行政责任

《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实施的审查和调查, 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 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信息, 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据, 或者有其他拒绝、阻碍调查行为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对个人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对个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刑事责任

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垄断法律都对违法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规定了刑事责任。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上述针对实施该法禁止的垄断行为的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仅是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并不涉及刑事责任, 而单位或个人妨碍反垄断调查是《反垄断法》中规定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情况之一 (第二种情况将在下段中予以介绍) 。

依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妨碍反垄断执法构成犯罪的, 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刑事责任是指, 当单位或个人以上述手段妨碍反垄断调查, 情节严重的, 可能构成伪证罪, 或者妨害公务罪等。

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1.刑事责任

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依法执法, 如果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不仅会给相关经营者带来损害或非法利益, 而且会破坏市场竞争, 损害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是《反垄断法》规定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第二种情况。

2.行政责任

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尚不构成犯罪的, 将依法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

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不服的救济手段

行政相对人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不服的, 可以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取救济。《反垄断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作出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国外关于恶意透支的法律规定 篇3

英美法系国家中几乎不存在恶意透支的概念，持卡人使用信用卡透支，不管透支金额大小，不管是否超过额度或期限，不管是由于疏忽、过失导致的善意透支，还是透支消费或取现当时就已经不存在还款意愿或能力都属于民事案件，不在刑法管辖范围内，要不要起诉欠债人在于发卡机构。其理论基础在于，发卡机构本身要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范和承担商业风险。发卡机构发放信用卡之前会查询申请人的信用记录，确定其还款能力和信用之后，才赋予持卡人透支权限，这也意味着发卡机构同意或许可持卡人的透支（即便持卡人超过信用额度透支，这种超额透支也是银行许可的，不然持卡人根本无法进行信用卡此类功能的操作），这是一种合同和商业行为。发卡机构信用卡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透支利息，有的比例甚至高达75%以上。一旦持卡人透支超过信用额度或超过期限，则不再享有免息优惠。收益与风险成正比，因此发卡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持卡人恶意透支的不利后果。

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开始对信用卡政策进行反思，并在2009年相继通过了《信用卡持卡人权利法案》及《信用卡问责、责任和信息披露法》，以下简称《2009年信用卡法案》。前者主要规范了信用卡的发放工作，如不得向未满18岁的年轻人发放信用卡，并对已满18周岁但未满21周岁的全日制大学生发放信用卡附加了相关规定和限制；平衡了发卡行与信用卡持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发卡机构不能根据任何对于持卡人不利的消费信息，或通过调整客户信用积分的方式增加其利率，或提高其未偿付部分的利率。无特定材料支持，发卡机构不能调高欠款的年利率。如果要增加年利率或改变利率计算方式，须在45 天前通知持卡人。不能以与持卡人无关的因素提高利率，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当持卡人收到信用利率上升后，应允许持卡人通过邮件、电话或电子通信等方式销卡，且不能收取罚金或费用。禁止对信用卡业务作出夸大宣传，如禁止发卡机构使用诸如“固定利率”、“优惠利率”等误导性的词语。在透支利息方面，禁止“双周期计息”、限制提高透支利率、优先偿还透支利率较高的透支项目；在信息披露方面，发卡机构必须书面披露“最低还款提示”、合同变更须提前披露、提前寄送对账单、强制在互联网上披露信息并保障披露文件可读性；在对发卡对象的限制上，限制向未满21周岁的消费者发卡、限制向未满21周岁的持卡人提高信用额度等。可以看出，上述规定是通过法律加强银行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恶意透支的法律规定

日、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将恶意透支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其他传统型信用卡诈骗罪之间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因此，国外有关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的刑事立法上存在不同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模式：恶意透支独立成罪，成立滥用信用卡罪。德国刑法第263条、第263条b分别规定了“诈骗”和“计算机诈骗”犯罪，但却没有将恶意透支包含进去，而是使之单独成罪，在266条b中增设了“滥用支票和信用卡罪”。德国刑法起初并没有对恶意透支等滥用信用卡的犯罪行为作出明文规定。相反，在司法实践中，德国最高法院曾经作出判决，只要信用卡是持卡人合法取得的，发卡机构在发放信用卡时与持卡人签订的合同允许透支，那么持卡人就有权进行透支，即便是恶意透支，到期经发卡机构催收仍不归还本息，也只是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协议，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而无须接受刑罚处罚。

但司法机关的这一观点遭到德国刑法学界的普遍批评，因此，德国联邦议会法务委员会在198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第二次经济犯罪对策法案中，增加了有关恶意透支等滥用信用卡犯罪行为的规定。这一规定后来在德国刑法修改时被吸收入刑法第266条b中：“滥用通过对其交付支票卡或者信用卡而获得的促使签发人支付的可能性，并因此而造成签发人损失的，处三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根据这一法律规定，行为人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滥用信用卡进行透支，但到期不归还，从而导致发卡机构遭受经济损失的恶意透支行为构成滥用信用卡罪，可判处罚金或三年以下监禁。

与德国采取相同立法模式的还有瑞士。瑞士联邦刑法典在分则第2章第148条中规定了滥用信用卡的犯罪：“一、虽无支付能力或无支付意愿，但仍使用信用卡或类似支付工具，意图获得财产价值上的好处，并因此损害信用卡或支付工具出具商的财产利益，如果信用卡或支付工具出具商和协议企业采取针对滥用信用卡或支付工具的措施的，处5年以下监禁刑。二、行为人以此为职业的，处10年以下重惩役或3个月以上监禁刑。”因此，行为人具有财产上的獲利意图，在没有支付能力或没有支付意愿的情况下，仍然使用信用卡进行透支，从而损害发卡机构财产利益的，构成滥用信用卡罪，处五年以下监禁刑。

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 篇4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子女，是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继子女。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是指老年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一、子女：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实践中，以下与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有关的六个问题需要明确：

1、父母无力抚养幼年时的子女的，子女独立后应当履行赡养义务。

虽然《婚姻法》为父母子女间规定了互相扶养的对等的权利义务，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权利是必须“等价交换”的，子女不能将父母是否对其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作为自己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的前提。因此，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得以此为由而解除。

2、因父母的错误行为给子女造成心灵、身体伤害的，子女是否有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

父母在抚养子女过程中，他们的一些一般性错误行为曾给子女造成心灵伤害的，子女成年之后，应当自觉履行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但是，父母犯有严重伤害子女感情和身心健康的罪行的，原则上丧失了要求被害子女赡养的权利。这些情形包括：父母犯有杀害子女的.罪行的，父亲奸污女儿的，父母犯有虐待、遗弃子女罪行的等等。

3、没有经济收入的已嫁女儿有无赡养义务。

出嫁女儿本人没有收入的，不能作为拒绝履行赡养老年父母义务的理由。因为她们从事的家务劳动与丈夫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其丈夫劳动所得的收入属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可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支付赡养费。

4、赡养父母不能以“分家析产”为条件。

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不受父母有无财产、是否分过家以及分家是否公平的影响。

5、子女怎样分担赡养扶助义务。

父母有多个子女的，应当共同承担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每位子女承担义务的多少，应当根据各个子女的生活、经济条件进行协商。子女不能以父母对其年幼时的关心、疼爱程度或者结婚时资助的多少作为砝码来衡量赡养扶助义务的多少。

至于赡养扶助父母的方式，可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不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可定期支付一定数额的赡养费;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子女还应当经常关心、照料父母的生活;当父母由于生病，生活不能自理时，子女除应分担为其治病所需的医药费、手术费、住院费等外，还应承担照顾、护理父母的义务。

6、儿子(女儿)去世后儿媳(女婿)是否有赡养公婆(岳父母)的义务。

儿媳(女婿)与公婆(岳父母)的关系是因婚姻而成立的姻亲关系。儿子(女儿)去世后，因儿子(女儿)与媳妇(女婿)的婚姻关系消灭而使得儿媳(女婿)与公婆(岳父母)的姻亲关系亦不复存在。

儿媳(女婿)是否承担赡养公婆(岳父母)的义务，我国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因此，不能强令儿媳(女婿)承担此项义务。

二、继子女：

继父母和继子女的关系，是因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再婚而形成的。

《婚姻法》第27条第2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根据该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产生以下权利义务关系：

1、继父母有扶养教育继子女的义务;

2、继父母有管教保护未成年继子女的权利义务;

3、继子女有赡养扶助继父母的义务;

4、继父母继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实践中，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1、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后，受继父母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

《婚姻法》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

当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后，虽然继父母子女关系不再存在，但是，继子女受继父母抚养的事实不能消失，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终止。

因此，当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后，受继父母抚养教育长大成人且有负担能力的继子女，对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继父母应尽赡养抚助的义务。

2、继子女对未尽抚养义务的继父母是否有赡养义务。

继父母子女关系是由于生父或生母再行结婚，子女与继母或继父之间形成的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继父母和未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形成的是姻亲关系，相互间并无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未受继父母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没有赡养继父母的法定义务。但是，对于继子女主动承担赡养扶助义务的行为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

三、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婚姻法》第28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由此可见，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产生赡养义务应满足两个条件：

1、孙子女、外孙子女须有负担能力。

无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就无法承担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责任。

2、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而且本人需要赡养。

对有固定收入或其他经济来源，生活上完全可以自理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其孙子女、外孙子女即可以免除赡养义务。

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尚在，但已丧失赡养扶助能力的，其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应承担此项义务。

赡养老人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支付赡养费就是一个主要的赡养方式，赡养人应承担的赡费按以下方法计算：

一、确定赡养费标准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人民法院认定赡养费的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

二、在赡养费计算中，应当包括哪些方面的费用?

要知道，老人的赡养费咋算，就得首先知道，支付的赡养费都包括哪些费用。法定赡养费的给付内容主要有：

1、老年人基本赡养费。主要包括老年人必然发生的衣、食费用及日常开支;

2、老年人的生病治疗费用。老年人为赡养纠纷起诉至法院时，人民法院对其已经发生的医疗费及已患一些慢性病将来必需支出的相对确定的药费，应当作为给付内容确定由赡养人承担。而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大额医疗费，其发生金额、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故一般不能判决支持老年人将来可能发生的大额医疗费的请求。从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减轻老年人讼累角度考虑，此法可行。

3、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费用。如果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其子女有义务照料其基本生活，但其因故不能亲为时，他人或养老机构代为照料发生的有关费用应由子女支付。

4、老年人的住房费用。赡养人有义务妥善安置老年人的住房。在其无房可供老人居住老人又无自住房的，则应将合理房租费用一并计算在赡养费内。

5、必要的精神消费支出。对老人精神赡养已成为不争的法律原则，但理论界及审判实务中对能否判决精神赡养以及如果判决如何执行一直存疑。笔者认为，精 神慰藉的作为义务固然难以判决执行，但对老人最基本的精神享受物化支出如有线电视、收音机、书报等费用是完全可以作为赡养费给付内容确定由义务人承担。

6、必要的保险金费用。除了社保外，老年人必要的医疗等保险金的支出亦应为赡养费用。保险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也为子女分担了很大的风险，非常值得提倡。

对很多老人来说，赡养费关系着自身晚年生活的质量好坏。

三、赡养费怎么计算?

房屋权属证书的法律规定 篇5

关于房屋权属证书的法律规定：

从1998年7月1日起，全国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开始启用全国统一的房屋权属证书。房屋权属证书由建设部统一制作，其他部门、单位制作的房屋权属证书一律无效，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有以下法律规定：

（1）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房屋权利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到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观部门申请房屋权属登记，领取房屋权属证书。

（2）房屋权属证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三种。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拥有房屋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受国家法律保护。

（3）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下列情况的，房产权利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有关证件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房屋权属证书：自建房屋；房

关于单位窃电的法律思考 篇6

而在打击窃电时却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法律障碍, 为此, 笔者现就单位法人窃电作一点法律分析研究。

1 查处单位窃电的法律障碍

近年来, 单位窃电比较突出, 在使用《刑法》上遇到法律障碍,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犯罪主体当中没有明显规定单位是本罪的犯罪主体。新刑法反对有形犯罪而立法, 刑事犯罪都是自然人, 不存在单位犯罪主体, 而窃电是无形犯罪, 有的单位窃电还有会议记录, 由电工具体实施, 仅追究电工的犯罪行为显然不合情理, 因为具体实施单位窃电的行为人 (电工) 没有把盗得的电能归为己有。不能定为单位犯罪, 就无法对单位进行经济处罚, 如涉案金额很大, 个人无法承担时, 挽回不了供电公司的经济损失。如某供电局根据某水泥厂生产用电情况早就怀疑其窃电, 多次派人去查, 由于其戒备森严, 没有查获。供电公司和公安人员联合执法, 深入水泥厂, 抓获该厂窃电现场。

主要窃电事实:私自开启高压计量屏侧门, 短接TA二次侧窃电;私自开启低压购电屏侧门, 短接TA二次窃电。当即由厂方代表在用电稽查单上签名认可并由用户电工操作, 中止了供电, 接受处理。

随后市供电公司与市公安局商量如何处理水泥厂窃电案。会上, 刑侦支队长介绍了案情及初步处理意见, 认定水泥厂承租人高某是单位窃电的法人代表。目前高某在某县乡镇街上和市城区两处住宅已作了贷款抵押, 被法院冻结。高某个人财产已无力偿还这129.78万元追补电费, 更谈不上5倍以下的罚款。协商意见:一是三菱吉普车只行驶4万多公里, 价值20多万元, 作价抵交补收电费;二是再交10.5万元现金作追缴电费, 两个月交清;三是余下的电费因水泥厂欠高某300多万元, 转水泥厂的帐上;市检察机关已将此事向省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了专题汇报, 目前只作阶段性处理。省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案非常重视, 专门作了批复, 责令对高某等批捕法办。市检察院对高某等下达了批捕令。由于未认定为单位犯罪, 故此案只对个人进行了惩罚, 未对单位进行处罚

在现行《刑法》未作修改之前, 这种法律局面是难以改观的。

新《刑法》的盗窃罪中, 没有“单位盗窃”的罪名, 这就给那些以盗窃电能为目的的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多是打着某某“单位”的名义干着疯狂盗窃电能的勾当。加之,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单位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有的承包、租赁, 有的转让、出售, 还有的倒闭、重组、兼并,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 很多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借用原来单位的名义或者成立新的单位来实施盗窃电能的违法行为。总之, “单位”这件美好的外衣被形形色色人物所借用, 长期以来就被他们钻了空子。

实际上, 我国《刑法》第二条就明确规定了其立法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而在现实中, 单位盗窃行为大量存在, 如窃电、窃油、窃水等等, 这些单位盗窃往往数额巨大, 情节和社会危害性都很严重, 如不用刑罚的手段打击, 不仅不利于有效保护公私财产, 而且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与《刑法》的责任不符。

2 查处单位窃电的法律依据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14号《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为犯罪而设立的单位并主要从事犯罪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 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 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十四号《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 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 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委会第112次会议通过, 2002年8月13日公布施行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 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罚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1) 《批复》中的“单位有关人员”一般是指在单位中具有组织、指挥、决策职权的人或主要实施盗窃犯罪的人。

(2) 《批复》中的“谋取单位利益”是指盗窃公私财物的动机是为谋取单位利益。如果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盗窃犯罪, 所得利益归个人所有, 则为自然人犯罪, 应当直接按《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 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批复》中的“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是为了与自然人的犯罪相区别。因为他们毕竟是为了单位的利益, 这与自然人的盗窃犯罪是有所不同的。

(4) 《批复》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单位有关人员中为谋取单位利益而故意组织、指挥盗窃犯罪的主要负责人员以及主要实施盗窃犯罪的人。

(5) 以上人员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件, 方可追究其刑事责任。《批复》所谓的“情节严重”是指实施盗窃犯罪数额巨大, 或者影响恶劣、社会危害严重等情形。

(6) 在量刑时, 应与自然人盗窃有一定的区别。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单位有关人员以及起次要作用的、辅助作用的或被胁迫参与的可不予追究。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 查处单位窃电的法律思考

(1) 像水泥厂这样的企业承租人, 他们往往是几个合伙以单位的名义进行税收、工商登记的, 处理窃电时, 司法部门往往不以盗窃团伙定性, 而以单位盗窃定性。遗憾的是, 在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100余种单位犯罪罪名中, 没有包括盗窃罪, 据罪名法定的原则, 单位盗窃就不能定为单位犯罪。在各地对单位窃电犯罪的审判中, 基本上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处以刑罚。有人认为单位窃电窃取的财物没有据为己有, 进行刑法处理, 与新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罪刑法定的原则相冲突。

从理论上说, 盗窃罪是故意犯罪, 它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行为, 至于窃取的财物是据为己有还是赠送他人、交给集体, 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因此, 为单位利益实施的窃电行为, 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对单位窃电, 我们完全可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委会第112次会议通过, 2002年8月13日公布施行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 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照刑罚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2) 由于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盗窃罪罪名, 而司法解释仅对单位盗窃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起诉, 对单位的刑事经济处罚没有规定。对单位的经济处罚只能通过行政处罚来实现, 这就削弱了刑法对单位盗窃的打击力度。建议我国像德国、奥地利、俄罗斯以及我国香港一样采取增设新罪名的方式, 单独规定窃取电力罪。

(3) 反窃电工作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技术性, 工作中难免出现用户不配合或不在现场的情形。由于电力企业因其法律地位的制约而缺少必要的权力和工作力度, 有时即使发现用户窃电嫌疑后, 依法取证也困难重重, 有不少窃电者就是通过破坏窃电现场, 藏匿窃电工具掩盖窃电事实或事后潜逃而逍遥法外。如果求助于司法机关又因其警力及技术条件的限制, 还有司法程序、办事效率、人际关系、部门利益的因素, 要做到迅速查处十分困难。

单位犯罪的法律规定 篇7

关键词：试用期；法律；中外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53-02

“试用”是使某人受到一段时期的检验或试工以便能确定这人是否适合于做某事。[1]劳动合同试用期，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依照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劳动合同的同时，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特别约定的一个供当事人双方互相考察的、合同解除条件亦无严格限制的期间、订立劳动合同规定试用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一、试用期在我国法律、法规中的发展状况

试用期的规定最早出现在《劳动法》中，该法对试用期的期限和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等方面作了说明，但显然不够完善。在此基础上在1995、1996两年又相继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2]这些法规都对试用期提出了相关规定，用来辅助解决劳动合同中关于试用期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也需要更加的完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从期限、工资、解除条件等方面较为细致的规定了试用期的内容。《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公布也针对相关规定作了补充。经历了十四年的试用期制度，在法律的指引下有了极大的改善。

二、试用期在中外法律中的不同呈现

（一）试用期对劳动者的规定。

1.试用期试用人员限制。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适用试用期人员的条件，但从《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可以看出，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所以适用的人员应予正视员工相同。即年满16周岁的公民都可以成为试用期的劳动者。

在《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第二十一条规定了：“未满18岁人员；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青年工人；中高级专业学校毕业的青年专业人员；卫国战争残疾人，不得规定试用期。”[3]该条法律的制定符合俄罗斯的社会情况，对这些特殊人员在约定试用期方面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特殊人员的权益。

2.试用期人数。

我国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试用期人数，但劳动者在用工之日起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进入试用期就建立了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除能证明在试用期内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以外，进入试用期的劳动者人数就为用人单位招入员工人数。

《秘鲁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处于试用期的工人总数不得超过工人总数的10%，除非企业刚开始运转或在发展新的业务，或除此之外，其他可被证实的理由。”本人认为此条规定十分有意义，这样能避免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大量招募劳动者来试用，在试用期满后解除劳动合同来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二）试用期期限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在关于试用期期限的规定方面有了很大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规定了：“同一用人单位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而且不得单独订立试用期以及试用期满后再决定是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这是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一次新的法律尝试。

在外国法律当中对试用期期限的规定各有不同，一些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对试用期期限的约定有其特色。例如：《法国劳动法典》第L122-3-2条规定：“定期劳动合同得规定试用期，在没有习惯做法或无协定条款规定较短试用时间的情况下，试用期不得超过按合同期限每星期一天计算累计的时间；在合同原定期限最长6个月的情况下，试用期一两个星期为限；在其他场合以一个月为限。在合同未明确规定到期日起时，试用期以合同之最短期限按以上比例计算。”[4]这是唯一一个以比例制定试用期期限的法律规定。《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在试用期中对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和职工因正当理由未工作的时间不计算在试用期内。这条法律相比我国关于试用期的法律而言更加具体明确，更具可操作性，值得我们借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对不同的工种约定了不同的试用期期限，而正如我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也将不同岗位的试用期细化，对“非技术”和“技术性工作”岗位的试用期做了不同的规定。

（三）试用期工资的规定。

相较于外国法律关于试用期工资的规定，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的出台使用人单位随意约定试用期工资的行为寿终正寝了，发生纠纷时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是多少举证责任也在用人单位。

本人在学习外国法律关于试用期工资规定时，仅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第三十一条中发现有类似规定，而“工人的工资不得少于该项工作标准工资的70%”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漏洞，用人单位依然可以改变标准工资的方式，控制试用期的工资。

（四）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

为了更好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劳动合同法》针对试用期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方面作了更严格和细致的规定，随时随意解除与劳动者的关系的现象将不再发生。

同样，在外国法律当中，关于解除劳动合同也是试用期规定的重要部分。通过本人的总结，《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秘鲁就业促进法》、《德国解约保护法》、《法国劳动法典》都作出了相关规定，但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漏洞，与我国法律还有非常大的差距。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之间相互的交流，法律也会不断的完善，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适合劳资双方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

三、完善我国试用期制度的建议

（一）试用期设定小时工资的相关法规。

试用期的工资支付周期制度一直是法律忽视的一个方面。设定小时工资制的法律条款，这样工资可以以日结或者周结的方式支付给劳动者。这种方式首先保证了劳动者在试用期间可以及时得到回报的权利；其次，法律的强制性防止了用人单位故意拖欠工资，延长支付周期，造成恶性循环；另外，也解决了试用期一个月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计算工资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利的避免了试用期内工作强度过大，而无法得到相应报酬的现象。“一天的工作量”往往是模糊概念，而区分正常工作时间以及加班时间，若以工作的小时计算工资就会相对明确的多。

另外，用人单位最低档工资的标准要明确，要根据同行业的标准制定，并在员工手册或是公司制度中有所说明，将《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落在实处，否则一旦发生纠纷，用人单位就可以随意约定，而逃避法律责任。

（二）试用期应符合企业管理需要。

试用期与劳动合同密切相关。本人建议，对于人员流动性小或工作相对稳定的核心岗位，企业可与员工约定较长的劳动合同期限，同时在法定范围内合理确定试用期期限；对于相对灵活且人员流动性大的岗位，如促销、配送等，可将劳动合同期限及试用期期限适当缩短；而对于那些急于企业临时用工需求所设立的岗位（如季节性促销），企业可以与这些岗位的员工协商订立一次性短期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短于3个月或经企业与员工协商一致的，可不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

（三）明确录用条件和考核标准。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强调了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本人建议法律应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时须明确录用条件和考核标准，使劳动者了解自己在试用期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才有可能成为正式员工；而用人单位也能依此来解除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一个完备的录用条件才能使企业更全面地对员工各方面素质进行考察，以确保考核的有效性。制定录用条件和考核标准的法律规定也是促进劳动关系的一个有力保障。

（四）对试用期制度便捷性的思考。

试用期原本就是劳动关系处在非正式状态，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是否合格进行考察的期限，同时也是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进行全方位考察的过程。[5]一旦离职员工回原单位工作，依据法律将不能再次约定试用期，这就使得用人单位在用人问题上变得更加谨慎，于是就会通过增加面试次数、加大甄选力度控制等来降低试用期内以及今后工作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从而反过来增加了劳动者求职成本和就业难度。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就依据了不同的工种对试用期限作出了不同的规定，非常值得我国法律借鉴。从工作性质划分试用期解决了试用期次数中的漏洞，使法律能够灵活的运用在实际当中，避免了“清洁工二次就职销售员而不能约定试用”的尴尬情形。

《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有许多复杂的情形，作为一部适用面广的法律，必须要充分考虑，甚至达到“穷尽”所有情形，这才是立法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的表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施行，其积极意义是深远的和不可估量的，瑕不掩玉，部分条款的缺陷丝毫不会影响这部法律未来的重要作用。本人的抛砖引玉，是为今后《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情形作一个预先的设想，也希望《劳动合同法》在实施一段时间后进一步得到修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同忆.《高级汉语词典》[K].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373.

[2]秦国荣.《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88.

[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编.《外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选》[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35.

[4]田丹宇.法国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J].《法学杂志》.2002年第五期：16.

[5]江山.《试用期管理的劳动法律问题》[J].《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2008年8月：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