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精选8篇）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篇1

1.明清之际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上层建筑趋于腐朽，佛、道诸教呈衰败之势。而在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后基督新教各派兴起，在欧洲失势的罗马教廷，便图谋向东方发展。自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来，天主教在中国重新取得传教的机会，开始基督教第三次传教活动。在此期间，天主教各教会相继入华，其中收效最多、影响和势力最大者是耶稣会。

耶稣会在欧洲因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而臭名昭著，但在天主教内部却是改革派，并建有一套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教育体制。因此，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在传教活动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实质性的接触和碰撞。

方济各·沙忽略是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而真正开创天主教在华传教基业的，当推意大利马切拉塔人利玛窦。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进入广东传教。在广东生活十年后，他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文化差异对教义理解造成的障碍，于是征得耶稣会印度和远东传教视察员范礼安的同意，易僧服为儒服，刻苦研习中国经籍，结交官员和儒生。1601年初，利玛窦入京朝贡，获准开堂传教。他在北京大力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等科学知识，以取得那些崇尚实学，反对空谈心性的官员的信赖和合作。同时，注意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极力揉合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思想于教义之中，避而不谈“基督奥秘”。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很快在中国掀起了西学

东渐的高潮。其间返欧的传教士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从而引起东学西传的结果。在这种中西宗教及思想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清朝康熙皇帝则因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接近并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允许天主教在华发展。这样，中国天主教至18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徒发展到30余万人。徐光启把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总结为“驱佛补儒”，但利玛窦合儒反佛，引先儒斥后儒，最终目的还是“超儒”，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势所难免。

利玛窦死后不久，1616年发生了南京教案，士大夫的非教风潮也随之而起。但明末因边防危急，历法失修，需借助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外国传教士复又被召回。传教活动并得以深入宫廷。清兵入关后，耶稣会在明朝宫廷所取得的成就前功尽弃，而汤若望等人仍借修订历法为清朝重用。康熙初，钦天监教案发生，传教活动受挫，后由于南怀仁的努力而重振。传教士在宫廷受宠，传教有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传教士内部对于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产生了意见分歧。1630年后，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进入中国，他们为了打击葡萄牙势力，夺取对华传教的控制，对耶稣会容忍祭孔拜祖等礼仪大张挞伐，挑起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罗马教廷的专横无知，主权国家和教派修会之间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决定了这场争论的结局。1742年，教皇颁布通谕，重申对中国礼仪的禁令。1773年又下令取缔耶稣会，禁令两年后传到中国，在华传教200年的耶稣会正式

退出历史舞台。教廷的禁令与中国传统礼仪、知识分子仕宦之途背道而驰，秘密进入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传教事业从此陷

入

绝

境。

2.近代基督新教

（1）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传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人在五个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受中华传道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

（2）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内地会名义率领一批传教士来华，抵达上海。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涉及法国天主教的天津教案。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医生抵达香港，辗转经过广州，汕头等地之后到达台湾进行“医疗宣教”。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J.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学院，1905年

改名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

（3）曹州教案与胶州湾被强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借口。

（4）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天津和中国北方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支持下，该会教会阅报室“日知会”司理、基督徒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主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5）中华民国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 孙中山、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

3.明清天主教、近代基督新教影响（科技文化）

（一）明清天主教：天主教给中国带来的的不仅仅是真理的信仰，还有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谈到明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个问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们带给中国的《万国坤舆全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等科学仪器。当时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是以数学家、历史家、天文家、艺术家、兼传教士的多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他们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把当时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带给了中国，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农田水利、矿学、建筑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音乐、艺术等，从而给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

在数学方面，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官至宰相）积极向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时人称“利氏为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学习科学技术，他同利氏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创中国几何学之始，我们今天几何学上所用的“点”、“钱”、“切线”、“弦”„„等，大都是他们二人所创立。徐光启还在利氏的帮助下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天文历法方面，传教士因着先进的天文科学技术，被朝廷委托主持历局，修订历法，修造天文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历（阳历）就

是从清朝传教所修订的100卷《崇祯历》开始的，它取代了当时陈旧的回回历，大统历。可以说，传教士们使得当时仍相信“天圆地方”的中国天文历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新。

农田水利方面，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在天津等地试办水利及营田事，大大改进了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这为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实是一功德之事。农业方面，徐光启编著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农政全书》。此书被称为我国“四大农书”之一。

文字工作方面，法国传教士张诚撰有《满文字典》，利玛窦撰《中意葡字典》、《中国文法》。

音乐方面，作为音乐家的传教士徐日升著《律品正义》、详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为中国西方音乐艺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哲学方面，传教士傅泛际与明代科学家李之藻合译《寰宇诠》（讲学宇宙）、《明理探》，这是我国关于西方逻辑最早的译本，张诚译有满文《哲学原理》。

绘画、建筑、艺术方面，清朝政府画院中有身兼艺术家的王致诚、郎世宁、艾启蒙等传教士，他们介绍西洋油画，其精湛的绘画艺术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许多画家。在圆明园的建筑中，他们也应皇帝之邀参与其事，从而产生了园内许多中西结合的艺术建筑。这一切的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明清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利玛窦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拉丁文传至西方，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十八世纪三

十年代，传教士寄回去的大量书信中，广泛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也译成西文。以上这些译文广泛在西方流传，给西方以很大的影响，如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都借着这些译本受到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歌德晚年对中国哲学、文学尤为向往。

（二）基督新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了。清政府取消教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随之在近代的中国复兴，创办了医院、学校、孤儿院、残婴院、疗养院等，在中国的文化工作也重新开始。教会创办学校旨在使中国青少年，特别是贫民子弟，有进德修业的机会。

1898年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了。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科举、废除八股、举办新式学校等，这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演进上的一大革命。天主教在这次改革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03年教会即在上海建立了震旦大学（即现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在天津创办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为一体的天津工商学院（现津沽大学前身）；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日后成为“首都五大学府之一”。在那时期中国仅有一所国立大学，其它十几所全属教会创办。可以说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教会在默默地工作中促成的。教会这些大学在抗日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文化活动作出了伟大贡献。

在王友三教授主编的《中国宗教史》上说：“当时，震旦大学成了各文化机关的保护者，辅仁大学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大本营”。此外，教会尤重视残疾人和平民教育，设立了多所盲人学校，聋哑学校。至于中小学，几乎凡有教堂处皆设小学，凡有主教公署处皆设中学或师范学校。据统计，1926年教会创办学校总数达15，000所（含新教）。本世纪三十年代大约50％的中国精英分子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

教会在近代中国文化工作上另一个努力的方向是：创办报刊、开设印刷所。著名的报刊有《广益录》周刊，《公教报》、《益世报》（日报）„„创办这些报刊旨在“启发民智、改良社会”，它们报导教会消息，谈论政事，发布新闻和社论，介绍科学技术。当时著名的学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是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和阅读了教会的报刊才激发起思想中国之前途。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篇2

1. 长期以来, 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而且稳定的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

中国文化从上古时代以来延续不绝, 虽然经历了时盛时衰的曲折过程, 但始终没有中断, 有很强的延续性, 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少见的。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原始宗教 (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 、巫术思维伴随着中国原始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并不断发展, 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生产、生活领域, 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如对祖先的祭祀、自然的膜拜、鬼神的敬畏心理, 形成一种风俗习惯。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诸子百家经过历史的筛选, 儒家、道家、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汉武帝时期, 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意识文化的主流, 儒家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成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东汉时期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民间兴起, 外来宗教———佛教此时也传入中国, 并在统治者支持下, 在中国大地上落户生根。隋唐时期,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已基本稳定, 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 统治者对外来文化, 一般都采取容纳态度。贞观年间, 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由教徒阿罗本等人从波斯来到长安传教, 他们先在长安建寺, 再向各地发展。唐高宗时, 景教已传播到好几个州, 建有多所寺院。此时, 佛、道两教在中国发展正处于“黄金时代”。845年, 唐武宗下诏禁佛毁寺, 由于基督教的教规与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拜偶像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 发生冲突, 景教被作为“异端”也受到冲击;教徒被勒令还俗, 有的被驱逐, 寺院也被平毁, 于是景教绝迹与中国。就这样景教在中国刚刚起步便被扼杀, 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第一次受阻。

宋朝也是一个开放的王朝, 实行奖励对外贸易的政策, 因此对外是频繁交往。就在此时, 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向地中海东岸各国发动了历时约2个世纪以征服“伊斯兰教国家”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这一时期, 阿拉伯商人控制了东西方的商路。而罗马教廷建立世界教会的企图不仅完全落空, 而且由于其侵略暴行和本来的罪恶面目, 使教会的威信大为下降。元代时, 基督教 (景教和罗马公教) 再次传入中国, 称为“也利可温”, 但不久随着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基督教在中国两次传入两次中断, 可见在当时中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日益成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稳定繁荣时期, 基督教的传播是很艰难的。

2.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不相容性。

纵观历史, 作为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 即反对丑恶现象, 教导人们扬善去恶, 基督教也是如此。但它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教规与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发生严重冲突。中国有祭拜祖先、天地、各种鬼神和偶像的习俗, 这些习俗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并已经在精神世界根深蒂固;而这些又恰恰是基督教所反对的。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 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那么, 如何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并发展教徒也成为西方传教士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明朝万历十年 (1582年) , 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来华, 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20年后移居北京。起初他们传教十分低调, 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 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 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 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 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利玛窦在华28年{1582———1610}, 居留期间, 他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知识阶层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 已认识到, 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 如果采用在民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 那是不会奏效的;认为“传道必须先获华人尊敬, 以为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 决意采取“学术传教”的方式, 通过传播西学争取被视为帝国精英的知识阶层的认可和容纳, 最终达到在中国发展天主教的目的。为此, 他将数学、天文、地理、制图、音韵等西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同时他还走“上层路线”, 广泛结交在朝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 尊重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 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活动。据他的了解, 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 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 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 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 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的服饰。他这种传教策略和方式, 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 称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等意大利传教士博取了中国人的好感, 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

1672年, 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抵达澳门, 基本上也是走“文化传教”的路线。1673年徐日升入清朝皇宫, 时常以传教士、外交家、音乐家的身份活动, 经常向康熙帝讲授西学知识, 并涉及到一些基督教道理, 参与和帮助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通过这种方式, 他在宫中发展了不少教徒, 并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1692年, 康熙帝颁布了容教令, 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大开了方便之门, 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1700年, 中国教徒已达30万人。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 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 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 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 祖先崇拜仅仅是一种世俗仪式, 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 它是异教的宗教形式, 与基督教不相容。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福建代牧区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禁令。西班牙传教士为了在菲律宾和中国排挤意大利传教士, 向教皇申诉并取得教皇敕令, 宣称利玛窦等人允许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 并派特使到中国晋见皇帝, 态度骄横, 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 说这个特使“不可理喻”, 下令囚禁到澳门, 使其病死狱中。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急剧恶化, 禁止了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并进一步严格地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从此, 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康熙皇帝去世后, 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本来就不赞成基督教, 后来因其政敌有基督教的背景, 对基督教就更加痛恨, 于是下令进一步严禁基督教, “百年禁教”时期到来, 以至于日后新教 (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 传教士来华传教,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做起。同时, 1745年罗马教皇也最后判耶稣会败诉。从此, 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 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第三次受阻。

3. 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

自古以来, 中国历史大多呈现的是开放状态, 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主要原因:首先是日本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不断骚扰以及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早期殖民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国统治者也害怕沿海人民与外国人往来会“滋扰生事”。其次是到宋元时期, 中国的经济科技在当时世界上仍占有先进地位。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以文明古国著称的中国, 养成了明清封建统治者虚骄夸诞的习性, 促成了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心理, 视外国或其他民族为“蛮夷”。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自誉为“天朝上国”, 无所不有, 盲目地妄自尊大。再次是经济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仍在当时中国占统治地位, 这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形态也导致了统治者实行自我关闭政策。这种排外心理使当时任何外来文化、意识形态都很难在中国广泛传播和立足, 基督教也不例外。

4. 在近代中国, 基督教伴随着西方殖民者侵华的步伐而传播, 某些传教士在殖民侵略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西方殖民者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 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和掠夺, 同时也为基督教打开了自由传教的大门, 传教士的利益通过不平等条约得到保护。而一些传教士在侵华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 如1832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沿海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 并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俄国传教士提供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绘制北京地图给英法联军, 等等。一些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作掩护, 在中国强占土地, 包揽诉讼, 破坏中国司法, 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一些入教的教民也仗势欺人, 恃强凌弱。所有这些不法活动, 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仇恨、误解和排斥, 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 连绵不断, 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第四次受阻。

摘要：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与交流, 而基督教早期在中国传播却因各种原因频频受阻, 并在近代史上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抵制。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篇3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传教；文化交流

利玛窦是明清之际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四方人士无不知者。利玛窦为16世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通晓历数、天道、数学、医学、能绘制世界地图，制作天文仪器，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华言华服、以西儒自称，[1]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由澳门前往中国的第一站肇庆，其间整整为时6年。并于1585年11月24日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2]1589-1595年持续6年的时间，利玛窦基本上是在韶州度过的。利玛窦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了解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自1583年至1601年历经了漫长的将近19年的时间，利玛窦来到肇庆至1601年他成功进入北京城。他前后在中国活动长达28年之久，1610年5月11日去世，终年58岁。[3]他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民都充满了友好感情。

利玛窦何以能够在明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日子里，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当时统治者和士大夫以及学者的信赖？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特点谈起。

首先，利玛窦虽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但他能够顺应中国的礼俗，利玛窦吸取了其他传教士来华传教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走“适应”的道路，积极与中国儒学相结合。就如范礼安所言，要想在中国传教，“最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 [4]传教士们认为：“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像人们所称呼的那样，学习这种语言的官话，即在全国通行的特殊语。”[5]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为了能够长期在中国发展，他将儒学应用于天主教，并对天主教的教义进行改良。

其次，利玛窦传教的同时，注意宣扬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入万历年间以后，内忧外患更加严重，明朝政府日益衰落。一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他们主张发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学说。而利玛窦的一系列活动正迎合了当时的需要，利玛窦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基督教教义，还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期间一些先进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哲学、历史、音乐、美术、医药等学科的先进成果也传播到了西方，以致出现了“西学热” 和“中国热”的局面，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再次，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广泛结交各阶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以“西来儒者”的身份与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并逐步跻身上流社会。在北京更是“交流益广，著述益多，进与名公论学，旁及度数。”[6]每当认识一些新朋友时，利玛窦都会赠予他们一些西方的地图、西洋琴、自鸣钟，并向他们推销天主像、天主圣经、小十字架等。[7]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及生活。恰恰因为利玛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并与士大夫交好，因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获得了统治者的信任。

毋庸置疑，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目的是传教，但他们所传播的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对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西学传入，使明末清初被程朱理学所笼罩的沉闷的思想界如沐春风。

对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知识阶层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汲取新知识的作用。[8]人们期盼逃脱长期以来的束缚，进行新的探索。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义中所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博爱等思想，也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而利玛窦所带来的关于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的著作更是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其次，就宗教而言，明清之际对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切，士大夫阶层中始终存在矛盾冲突的两派，最典型的两派是：一派是肯定“天学”者，一派为反对“天学”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较为进步的士大夫认为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值得推崇的。另一派，则是以鳌拜、杨光先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固守传统封建正统思想，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并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9]

再次，利玛窦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他在寻找天主教与儒学契合点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耶稣会士加莱格尔在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做英译本序言中说，利玛窦把孔夫子介绍到欧洲，把哥白尼和欧几里德介绍到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局面。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活跃时期。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人物，他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明使者，他的传教活动独具特点。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但中西方文化始终不能完全融合，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东方大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不可能被其所同化，无可厚非，无论哪种外来文化都无法操纵另一种文化。而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都必须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各国文化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跨文化交流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多样化发展日益被提上日程，而广泛的异域民族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求同存异”才是王道。

历史证明，那种自我封闭、墨守成规、孤芳自赏、以大国自居的态度无疑是异域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待异域民族的文化，既要学习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又要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最终实现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旁乃明《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称号琐谈》[M].香港：香港出版社， 2012：97.

[2]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伍穗生：《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75.

[3]林有能，吴志良，黎玉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M].又见曾峥 孙宇峰：《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136.

[4][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1995：21.

[5][意]利玛窦 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43.

[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2.

[7]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4.

[8]朱亚非.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249.

[9]杨光先.不得已集（卷下）[M].合肥：黄山书社，2000：79.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篇4

吕延涛邹晓辛

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在近代有着特殊的遭遇。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伴随着浸

略者的铁蹄, 踏进了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基督教获得了迅速发展, 从而在近代贵州少数民族的厉史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基督教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从很早就开始了。鸦片战争以前, 夭主教势力尚存一 息。鸦片战争后, 西方传教士大规模浮海而来, 偏居一隅的贵州开始受到更大的震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 天主教的传教士就深入到贵州少数民族居住地。对于夭主教传教士 来说, 他们是在过去的废墟上重新修建圣堂。年, 成立了独立的贵州教区, 法国巴黎外 方传教会的神父白斯德担任主教职务。后来, 陆续有大批的天主教士穿越崇山峻岭进入布依 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传教。其中庞大的安龙教区的传教范围基本上是以少数民族为传 教对象的。直到近代历史的结束, 贵州的天主教神父一直把在少数民族中传播基督教作为工 作的重点。

基督教新教势力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一贯重视在大城市发展教 会。这种情况只是在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后, 才有了较明显的改变。大约在年前后, 内 地会派遣祝名扬、· 和巴子成· · 两名牧师来到贵州省省会贵

阳。这是新教传教士首次抵达贵州。此后, 先后有花国香· · 夫妇、克拉克 · · 夫妇、安德烈· 夫妇、秦尔锐· 等来到贵州。

这些传教士大多先在省城集结, 然后分头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最先是亚当和文藻 · 二人在安顺和威宁等地的少数民族中布道①。另外还有著名的内地会牧师

党居仁和圣道公会牧师柏格理②。他们都因在黔西南少数民族中传播基督教而闻名。在闭塞的贵州民族地区, 基督教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较沿海地区和汉族居住地更为突出的 发展。世纪初期, 当基督教会势力极盛时, 贵州省的安顺、平坝、大定, 石门坎、通州、独山等地, 都成为基督教新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中心, ·

天主教会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

动较新教会更有成效。夕年教会的统计数字表明, 全省仅有新教传教士人, 但却拥有 个布道区, 其中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些布道区内, 受餐信徒达到夕。余人, 他 们分别属于美福音会、内地会、圣道公会、内系女执事会和内系立本责信义会。同一时期, 天主教会在贵州省约有传教士多人, 约余名天主教徒处于余所

天主教堂的管理之下⑧。法国“ 巴黎外方传教会” 系统占了相当比重。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形

成了。人的教徒群体, 而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

贵州少数民族中信奉基督教人数的急剧增加, 在当时的全国宗教界引起了震动。而少数 民族教徒所占比重甚大, 也成为贵州近代宗教业的突出特点。这些古老的高原居民, 为何在 很短的时间内敬奉一个来自异邦的神呢了原因是多方面的。, 寻寻, 第一, 西方传教士在贵州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做法, 大批少数民族传道员 在基督教的传播中起了较大作用。

贵州的苗、彝、佗佬等族, 都通行本族的语言, 且居住极其分散。基督教传教士在汉族

地区通常采用的传教方法不能适应。基子此, 教会采取了新的手段。许多外国传教士都穿着 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服装, 学说少数民族语言, 甚至与少数民族共同吃住。然而传教士人数甚 少, 势单力薄, 因此教会从一开菇就雇佣于大滋丽旨簇厂鬓簇暮新痛漏玉薪藻簇霭誓茄石簇 传道员进行游说布道。这些本族传道员有的从教会那里领取少量津贴, 有的则没有津贴。他 们往往组成一支三五人的小型宣教队伍, 游行各山寨。巡回布道一次甚至需要几个月的时 间· 行程数万里, 但一般只在一个地方停留很短的时间, 进行简单的教义宣传。本族同胞传 教, 在血缘观念浓厚的苗族等少数民族社会中影响很大, 他们不仅没有外国传教士那种语言 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困难, 而且他们的行动更容易带动人们信奉一个新的神灵。因此, 在少数 民族传道员进行过普及性的《‘ 圣经》宣传之后, 外国传教士只须进行收尾工作就行了。’ 游行

布道在其它地区只是传教的一种辅助手段, 而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则成为主要形式, ’ 这是针

对居民分散而采取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

成功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在葛布少数民族中传教的内地会牧师艾萨克·佩奇

写道“ 久而久之, 始察知在苗人中布道者, 必用苗族人才方能驾轻车而就熟路也。厥后苗 族中之布道人才崛起一时, 相助为理, 于是本省教会受圣灵之恩赐不亚于当年使徒时代。盖 苗族中此辈人才虽学识不深, 而仍能胜任愉快, 使教会得建不拔之基于磐石之上‘ ” ‘盖各

地宣教事业常系苗族中之信徒自行担任, 逢人证道, 舌敝唇焦, 工作极形踊跃, 宣教师仅尾 随其后收束佳果耳。” ④ 这也是对少数民族布道员极为重视的用心所在。除了这些职业半职业的游行布道员之外, 还有少量的少数民族人员担任了高丫级的神界 职务, 他们被册立为牧师和神父。据勿夕年的统计, 整个贵州省华人职业宣教人员共有余 人,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成为基督教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迅速传播 的主要媒介。

第二, 贵州民族地区文化落后, 是基督教在这里获得成功的客观原因。

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 地处险峻, ’

交通闭塞, 绝大多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使悠久的

卒明无法完成深厚的积锭和在此基础上的突破前进, 他们仪仅依靠口头的传说来记载自己的

历史与卒化, 从而限制了本民族文化向广阔和深层发展的可能。个别民族虽有女字、· 但由子

长期与外界隔绝, 加之艰苦的生存环境, 阻止了其文化随着外部世界的发展实现飞跃。因 此, 与发达地区文化存在很大距离。‘ ·

贵州少数民族社会中存在着浓郁的宗教色彩, 即使象彝族这样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也不 例外。如现存的彝文古籍中, 内容大多与宗教有关。而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 又表现出 多神崇拜的特点。强烈的鬼神崇拜, 不仅盛行于各少数民族中, 而且这种崇拜尚停留在原始 的层次。对祖先的崇拜, 少数民族也不象汉族那样界垒森严。

总起来看,近代历史上, 大多数少数民族社会在宗教信仰上处于原始状态, 没有形成自 己完整的体系, 与发达地区比较缺少顽强的传统力量。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状况正是如此, 从而使基督教神学有了一个良好的落脚处。以《圣经》为主的完整的基督教神学在近代的传 入, 相对来说较容易地打破了贵州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层保护圈, ·

它带给人们的是经过午年

演绎而趋向完善的宗教哲学, 耶稣的神力更多地弥补了少数民族宗教的缺陷, 解释了他们生 活中存在的许多神秘的东西。正基于此, 我们才苛以理解基督教神学为什么能够在很短时间 内, 取代了源远流长的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文化的发达与否,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宗教。恩格 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 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因此从宗教的 本质来说, 它与人类文化的不发达密切相关。而近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蒋后, 恰恰为 ·

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

第三, 清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误相少数民族社会本身的特殊结构, 有利于基督教在少数民 族中的传播。

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占很大比重的地区。清政府为加强其封建娥治, 在这里实行了一套 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 不断挑拨各民族的关系, 从而加深了本来就存在的民族间 ’ 的隔

阂。而民族隔阂的存在, 又为基督教会势力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外国炮舰作后盾的西方传教士,二在中国拥有各种特权, ‘ 因而对于加入教会圈子的人来

说, 犹如置于特殊的保护网下。利用这一点来引诱招揽教徒, 也成为在贵州的基督教传教士 招揽教徒教友的重要手段。几

它吸引着饱受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苗、彝、布依等族人民加入

基督教, 以求得到教会的保护。

贵州的少数民族社会, 有着特殊的社会结构, 血缘关系在这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家 族的统治力量非常强大。外国传教士利用这个特点, 重点对少数民族中有威望的人士宣扬基 督教。这些人士入教后, 附着于教会的少数民族群众便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 传教士自己 记述道“ 各乡村苗族中之信徒多有被任为长老执事各职, 此辈为会众领袖, 宣讲圣道颇具 口才, 并管理各乡村中之集会事宜, 更能设法使不到会者均能到会听道。各总堂每月有长老 会议, 凡信徒有不规则行动, 即可会中提出讨论云。” ⑥ 无疑, 长老执事所拥有的特殊权利, 成为近代荃督教在贵州少数民族内获得突出发展的

重要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 往往出现整村整寨加入基督教的现象, 这几乎完全是因为家族 力量强大的缘故。当族长们信教后, 整个家族也就入教了。、’ ‘ ’

第四,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条件的恶劣, 使传教士能依靠慈善事业发展教会势力。贵州山高水险, 气候恶劣, 卫生条件差, 少数民族缺医少食, 生活环境十分艰苦。西方 教传士使在这些地区采取兴办育婴堂、贩灾和发放药品等手段进行传教活动。一般来说, 在 各井会总堂和夫的天主教堂内都各有常用鱿品。除了一些专门教食医院夕年有所, 另 有药房所⑥ 和专职的传教医生外, 把患者拉入教会。

一般的传教人员也常携带药物, 在分送药物的同时, 对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来说, 这种手法十分有效。

传教士柏格理及其妻子, 经常为来往的苗族发放药品, 并点种牛痘, 法。对于妇女来说, 这种做法更具吸弓力, 在著名的石门坎教堂, 成为发展教民的常用做

取药品和做礼拜的⑦。直到最后, 多的传教医生到少数民族中去。、大多数女教徒, 都是因为家人患病而前往教堂领

在少数民雄地区传教的外国传教士, 还在呼吁应当派遣更

育婴堂多为天主教团体所兴办。另外, 教会还创办了规模较小的孤儿院和麻疯病院, 在 那里培养教徒, 但由于工作范围的限制, 其影响远不及利用行医送药来进行传教活动。基督教事业的发展, 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其一“ 社会乏动荡孟

随着传教士、教堂和基督教徒人数的增加和教堂实力的日益雄厚, 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形 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教会集团。这个集团以外国传教士和教会总堂为核心, 包括所有的 教徒外但。尽管只有传教士受到清政府明文保护, 实际上, 教民的利益又处在教士的保护网下, 分别享有与各级地方官员相应级别的待遇, 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庇护。

国传教士保护教民的行动很多都取得成功, 其中最突出的是传教士干涉清政府诉讼以使教民

免受政府法律处置。在教堂拥有土地的地万, 教徒佃户只向教堂交租, 教堂周围成为独立的 地盘。教会, 尤其是天主教会, 往往拥有大量财产。如在天主教安龙教区, 年一次就购 买了七八里长的一道河沟和十数里宽的一个山林。然后在这块地上建立自己的统治。这种情 ’ 朽今

况表明, 教会集团是一种事实上的新的少数民族阶层。

? 教会阶层的出现, 与原有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剧烈冲突。在基督教势力兴盛的少数民族地 区, 首先, 传教士势力的介入和膨胀, 加速了原有的民族矛盾。由于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容易 获得教徒, 因此传教士多努力于少数民族中。为获得少数民族的信任, 传教士不惜挑拨他们 与汉族的关系, 从而激化了原有的民族矛盾。其次是地主统治阶层的失势。原先许多地主在 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相当的实力, 教堂势力的突起, 无疑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受到教堂保护 的教民, 不再对官府负责了。因此, 地方官吏和士绅不断起来反对基督教。夕年洪君“ 夫妇在黔东一带的苗族中传教时, 遭到理绷红汉族地主的反对, 后被杀死。同时被杀死的还有

明鉴光牧师⑧。夕年— 年, 在威宁苗族地区, 发生了普遍的土司地主

攻击苗族基督徒的事件。他们关押、拷打教徒, 甚至焚毁了苗族教徒的村寨。虽然它最终由 子传教士的压力而平息下去, 但类似的**仍经常出现。

教会势力成长所引起的少数民族社会阶层的变化,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的 原有秩序, 但是它同时也是侵略势力壮大的标志。教堂作为独立的王国, 出现在中国这个主 权国家的领土之上, 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侵略者的嘴脸。教徒在摆脱一层压迫之后, 又遭到 来自传教士的残酷剥削。这种记载举不胜举。

信奉基督教, 引起了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本身的变化。

首先是信仰和习俗的变化。

贵州的少数民族是崇尚多神的民族, 有丰富多彩的敬神活动。但信奉基督教后, 就必须 按照严格的基督教教规生活。他们要经常性地颂读《圣经》里的话, 并前往教堂、布道所听 神职人员讲道。在许多地方, 教徒还要组织起来, 向非教人士宣传教义。传教士还推行禁食 祷告, 这种活动有时长达一个星期。

与此同时, 少数民族传统的许多东西都被禁止了, 代之而起的是教会组织的体育运动会 等。苗族、布依族等贵州少数民族, 天性能歌善舞, 每当春暖花开时, 山山寨寨一片欢歌笑 语。他们经常举行隆重的敬拜山神、雨神和驱除鬼怪、敬拜祖先等活动。后来这些活动都被 强行禁止了。因为基督教信奉唯一神耶稣, 除此之外的其它信仰均被视为背叛。在少数民族 中世代相传的跳芦笙舞、唱山歌、耍端阳等活动, 均被视为邪恶而加以废止。夕年, 党居 仁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 成立了“ 苗族改良会” , 并制定了相应的章程。这些章程规定禁 止苗族奉行传统的跳花、跳月、跳场活动, 禁止苗族教徒听讲苗族民间传说, 演唱苗族史 歌、民歌等。并焚毁了一些苗族的民族乐器。同年, 党居仁还强行驱散郎岱地区苗民的跳花 场活动。夕年前后, 柏格理亦曾在苗寨将苗民崇拜物及偶像毁去。其次是婚姻关系的变化。

苗族等少数民族有自由恋爱的习俗。每逢节日时, 男女青年齐去野外坐花会, 在劳动和

对歌中结成美满良缘。但是, 在少数民族婚姻中也存在着诸如近亲结婚等严重的陋习。如苗 族中的姑舅开亲, 在许多地方都存在。包办婚姻及早婚的现象也相当普遍。一夫一妻制并不 稳固, 保留了许多原始群婚制的遗迹。这种婚姻状况, 严重危害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在基督教势力较为发达的地区, 传教士对教徒婚姻实行严格控制。在众多的限制中, 有

很多属于进步的婚姻观念。如同村不婚、同姓不婚等规定, 实际上是对近亲结婚的限制。由 于交通等多种原因, 少数民族很多是就近而婚的。对同村、同姓的婚姻关系的限制, 客观上 促成了少数民族社会婚姻发展的重大进步。夕年前后, 柏格理曾召集苗族布道员, 就婚姻 问题提出变革的方案。规定必须男子岁、女子岁后才能结婚婚后新娘必须住在夫家, 男女双方不得再与另外的异性谈恋爱。同时撤除了苗塞中为非正式婚姻男女常设的“ 宿夜 房”。·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遍存在的早婚现象, 同时也有利于稳固的一夫一妻制的形成。传教士关于非教不婚、不同教派不婚的规定, 是出于传播宗教的需要, 把教徒婚姻作为 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桥梁。在现实生活中, 传教士干涉此类教徒婚姻的事件极多, 从而人为地 子

恶化了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矛盾。对于违犯教会有关规定的教徒, 教堂往往采用吊打、游街、火烧等极残酷的手法, 从重处罚, 从而对许多青年男女造成伤害。从婚姻变迁史上看, 这样 强行干涉婚姻, 无疑是对少数民族中长期盛行的自由恋爱传统的沉重打击。

其二, 文化之动荡。

传教士在贵州少数民族中进行了许多文化教育活动, 而传教本身也属于文化活动的范 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 引起了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在文化上的新变化。新文字的出现。

文字的出现, 主要针对苗族而言。贵州的苗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外国传教士 要在苗族地区传教, 就必须创造一种为苗族所能接受的文字。为此, 很多传教士对苗族的语 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文字。柏格理创造了一种苗文, 后来被命名为柏格 理苗文。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分元音和辅音, 以元音字母的高低位置定调。他曾用这种文字 翻译了《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及《新约全书》。其优点是简单易学, 可以很快掌握。除 唱赞美诗、诵读圣经外, 尚可用来写日记、记帐等。因此, 它在柏格理所在的石门坎教堂辖 内及周围地区较流行。很多苗族教徒都能运用这种文字习。另外还有一些用罗马拼音改写的 文字, 但由于记忆和使用的困难, 难以流传。

一般说来, 传教士创造的文字只用来诵读圣经和进行简单的联系。教徒们还常用它来自 编自刻自印《圣经》字句皿。传教士曾用其创制的彝文、苗文等翻译并出版过《新约》。长 期在北盘江一带布依族、苗族地区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方叉和还撰写过《苗法辞典》和 《夷法辞典》, 免费或减费分送路人。

从客观上来说, 虽然传教士创立的拼音文字低劣而不实用, 但它毕竟曾在部分少数民族 中使用过。对贵州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说, 从没有文字到开始使用本民族的文字, 这是个跃 进, 对推动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应当肯定。教会学校的兴起。

夕夕年, 新教各差会在贵州全省拥有所初级小学, 就读学生约有人, 另有高级小 学所, 学生不足人。在这些学校中约有名女学生就读。

天主教也拥有自己的学校, 且大多也限制在小学程度。著名的教会学校是圣道公会石门 坎教堂所属的光华小学。建于夕年, 以后凡其附设教堂的地方都开办小学。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主要招收苗族子弟, 后来又招收不少彝族子弟。学校最初采用汉、苗文教育, 学生要上 苗文课, 并使用苗文课本。学校还设有游泳池、运动场等, 规模相当大小。这所学校第一次 把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带给了闭塞的石门坎地区。

这些水平并不高的学校, 却开设了《圣经》课, 这是学校的主要任务。这一点在夭主教

会所办的学校内更为突出。高年级的学生还要参加礼拜。学生一般都信奉基督教。学校还开 设了诸如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生理卫生、音乐等课程, 这些课程的内容当时即使在较

发达的地区也是新奇的, 对边远的贵州少数民族来说, 更是一个奇迹。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篇5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作为异族文化,无疑要与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由于生存土壤不同,两种文化内涵迥异,其隔阂具有内在必然性.然而,在长期不可回避的接触过程中,那道看似不可逾越的墙正在逐渐地坍塌.

作 者：闫慧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系,北京,100083刊 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QI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年，卷(期)：3(4)分类号：B978关键词：基督教 文化 儒家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篇6

报告

——送福音还是文化入侵？

资环学院

09级地信三班

李慧敏

20095475

关于目前中国群众广泛信仰基督教的实践报告

——送福音还是文化入侵？

资环学院

09级地信三班

李慧敏

20095475 【摘要】目前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股暗流正在悄然涌动，尤其在农村，很多人们被宣传入教，几乎达到了村村有信教人士，有自己固定的组织和定期的聚会。以前这一直是在村民、妇女、老人的市场，而现在送福音的信徒正在扩大向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受众正在年轻化、知识化。面对这一现象，我们是盲目的去跟风信教，还是应该深刻剖析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本质？

【关键词】送福音

基督教

信仰

文化入侵 【正文】

寒假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看书。那天天气很冷，风很大，人们都躲在自己家里取暖，这时我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我走出屋门，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她停放好电动车，笑吟吟的就走向我们屋里。我茫然的边跟着她走进来边问道：“请问您是来干什么？我好像不认识您。”她在我们屋里坐下，这时坐在凳子上摘菜的奶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的站起来打招呼。她径自坐在椅子上向奶奶说道：“你们家的亲戚净挂着你家，人家得到了福音，净愿意也让您家也得到好处，这段时间又念诵来吗？没事常念诵念诵啊，这是个好事。”哦，听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她是来宣传我们入教的。怪不得大冷天的刮着个风也不嫌冷，也不怕费工夫孜孜不倦的来鼓动人们入教，难道宗教的信仰威力如此之大？

“我奶奶入教了吗？”我问道。

“你奶奶光吧名字写上去了，信着信着又不信了。”她说。奶奶站起身来笑道：“平常都没工夫，也就懈怠了。”

于是下面她就拿出了不厌其烦的劝说本领，劝说我奶奶坚定的信教。我对于这什么基督教送福音的没什么理解，我就开始和她聊天，转移在我奶奶身上的注意力。

“这个送福音是怎么回事啊？是基督教吗？” “送福音不是基督教，这都在圣经上写着呢。” “哦„„，那你读过圣经吗？”

“额„„我还没看完呢。这个送福音吧，我给你说啊，它不是基督教。外国人信的那个基督教是耶稣的肉身，而我们这个送福音是信的耶稣的灵魂。这个神呢，是1973年下来到咱中国的，正好那一年是毛泽东去世。”

“你怎么知道有个神来到中国了？还在1973年，这和毛泽东有关吗？”

“人家圣经上写的呢呀，圣经很神奇你知道吧，人家那上面早就预测到1973年这个神来到中国。你看现在的社会，这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民风败坏，道德沦丧，这些人们都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见利忘义，你看这社会成了什么样子了。我们宣扬的信这个神，就是能赎清我们的罪过，引领着我们找到自己的灵魂。”接着她又说道，“信这个神有好处啊，每天睡觉前念诵念诵，就能多福，就能减免我们的罪行。”

减罪不减罪姑且不论，你有了过错不去改，就指着每天晚上“念诵念诵”，而白天照样作恶多端也会减罪吗？我又问道：“减罪不减罪的那个看不见，它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呢？”

这个妇女就开始举例：“你看我们村小珍家那个小闺女，过了年才六岁，才这么小就得了不治之症，肚子上长了个瘤，就眼睁睁的的看着孩子受折磨就在家里干耗着。早先我就跟她家说过，她家的人不信，要是早信了怎么会得上这病呢？”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这家伙，要不信她宣扬的宗教那意思还不得迟早招来噩运？

“这不是，2012，今年是世界末日，网上都这么传，等到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信徒发信号，凡是虔诚的信徒就会活命，那些不信的人就会全部灭亡，谁都躲不过。灾难一过世界上剩下的就是这些幸存者了，不会再增添也不会再减少，这些人就会长长久久的活下去。”她很带些优越感的神色说道，好像世界末日一来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人都会死掉，而她们这些信徒就会坐上诺亚方舟到达极乐世界。

她说的这个送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先不论，有什么好处先不论，举得那些例子疾病灾难和信教的关系先不论，单说她上面一段话，就让我感到啼笑皆非，哪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四十多岁的人了也信神话吗？

接下来她还说了很多很多，大体就是要我们信教，信教有好处，能减免我们的罪行，能给我们带来福气„„但是在我听来是漏洞多多荒诞至极。据我所想也许这个所谓的送福音并不像她说的那样，无论信不信我总不会在这样一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人的鼓动下去盲目的信教。

经过这次的事情，我开始意识到所谓的送福音在农村地区流传的是多么的广泛。

就是上文那个妇女提到的我们家的一个亲戚，我的一个奶奶，她是个虔诚的信教徒。她们村的教会举行聚会都在她家，每次到她们家走亲戚都要很热心的劝说我们入教。她们生病不吃药，不看医生，不种田，说只要心诚，家里的米会自动增加。这样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那么多的人信。而且还有很多年轻人信。我对于他们所信的这种教不是很了解，持一种中立态度。只是我对于它在中国土地上的的惊人发展，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我们信菩萨烧香拜佛的那些传统宗教而感到震惊。我在想，这种在中国流传的基督教是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基督教？他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它有什么社会功能？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带着这些疑问，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以下是我总结的一些东西。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和发展

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大多学者认为基督教至少可以三个时期传入中国，而 我们所称的现代意义上的基督教指的是第三次传入，基督宗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是以天主教的形式传入中国的，这一时期宗教改革已完成，天主教与新教分立，因此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天主教与这里所讲的基督新教已不是一回事。基督新教真正传入中国是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由伦敦会派遣来到中国，以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在中国取得了合法的居住权，此后便长期在中国新教的文字布道工作，他是首个把圣经译为中文的人，创办了新教在中国的教育和出版事业。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废止禁教令，西方传教士凭借强在中国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传教。1842-1860年间，信徒人数较1842年以前成倍增长，而且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其中，早期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取得的最为明显的成果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的建立者洪秀全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采用基督教形式创立了拜上帝会，以此作为号召建立中国本色基督教会的一种尝试。

由于新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主要是依靠不平等条约取得的，19世纪下半叶，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教会来华的差会合传教士迅速增长，1842年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只

有24人，而19世纪末就达到了1500人左右，教会团体增至61个，新教各派包括信义宗、长老宗、圣公宗等都已传入中国并发展了一批中国信徒。在这一时期，已有一些颇具民族气节的信徒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的要求，其中较著名的就是广东的陈梦南先生，1872年他在本地教徒及华侨的资助下，自赁房屋传教，1873年组织了“粤东广肇宣道会”，成为华人自办教会的首创者。山西的席胜魔，初期是为反对基督教的士绅，后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戒除了吸食多年的鸦片，1881年开创了自立自传自养的福音堂。尽管这一时期建立了不少自立的本色教会，但从整体上看能达到经济上自立的很少，直到20世纪初，中国信徒发起自立运动之后，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数量才有相当的增加。

二、基督教在中国兴起和迅速发展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以土地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农民视土地为自己生存的根本，在小农经济下自给自足，对土地的过分依赖而导致社会的非流动性，于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形成了，社会的非流动性导致了人们对祖先的信仰，在这种社会中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族恰好为乡土社会的稳定和整合提供了基础；同时，在人们的生活中又充满着许多的不确定因素，而这种不确定因素又得不到社会福利或公共权力的保障，人们为规避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只有通过求神拜佛等信仰来寻求自身的心理安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对祖先和神仙所形成的信仰是有它的重要的社会功能的，这种传统民间信仰给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并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种信仰体系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认同。甚至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会发现人们背主席语录、学习主席著作，张乐天认为：“人们从农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中可以看到传统民间信仰的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时的人们也是有精神寄托和信仰的。

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农村的乡土社会遭到破坏，个人及家庭独立面对社会的一切风险。社会的日益分化，传统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于是人们需要在传统的民间信仰中重新寻找精神寄托与心理安慰。在福建、广东等地还出现了重建庙宇和宗祠等现象，但是在更多的地方，由于文革的破坏和政府的打击，以及因社会财富流动而导致男性公民的外流，传统的民间信仰仪式已不能够很好的发挥原本的社会整合功能；同时，政治信仰层面而导致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受到批判。人们只好寻找新的信仰来为自己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于是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乘虚而入，试图替代传统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在农村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基督教教义强调信仰得救，信仰的根本目的是上天堂，农村的信仰缺失导致人们的精神空虚，与此同时，原本政府承担的社会功能却没有及时的发挥作用，而基督教教义强调信仰群体的平等，对信仰群众没有具体的要求，只是要求信徒的诚心，因此在基督教教堂里，大家一起唱赞美诗、做祷告，信仰群众之间没有阶层、阶级之分，众生平等，过集体性信仰生活让信仰群众感觉到大家庭的温暖，信徒间彼此关爱也非常明显，若某位信徒家中出现事故或有困难，其它信徒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给予无偿的援助和关爱。最为常见的是，农忙时没有能力完成农田作业的信徒家庭往往在其它信徒无私的帮助下，提前完成农活作业，有些信徒甚至将自家的农活拖后，也要献爱心和奉献。农村教会的这种社会功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无保户、孤寡老人和其它孤寂者。基督教的这种社会功能将在下面详细谈及。

此外，基督教信仰门槛极低和基督教坚守的政治底线也是基督教得以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基督教的社会功能

1、提供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

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急剧变迁过程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现象，比如：父母不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直接导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经济往来和情感交流等互动行为的减少,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壮年男子纷纷走

出乡土去开创新的生活,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依然守望着古老的家园。在亲人离家的漫长日子里,他们除了企盼和等待,还需要其它一些东西来抚慰或冲淡离别的伤感以及消除对于亲人在外的担忧。以我调查的两个村庄为例，很多教徒认为：上帝的爱心很能感化人、很令人感动，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参加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讲经会、唱诗班，自己的信心得到了提高、不再感到孤独，同时也为外出打工的家人寻求到了一种平安并减少了自身紧张焦虑的心情。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落后和求医的困难，很多人得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就会对生活失去希望，对未来充满绝望，于是人们开始转向基督教。我曾经问过一个教徒信仰基督教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他毫不犹豫的说：“基督教可以治病，自从我信了耶稣，我就不再怕疾病了，在参加聚会时其他教友也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不再恐惧了，我的病也好了。”

因此通过信仰基督教让他们寻求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心理的安慰。

2、交往与认同功能

在访谈中发现很多人认为加入教会以后，因基督教的各种宗教活动而使他们的交往机会大大增加；不但他们自己互相走动,而且因这种交往导致他们与其他信徒的家庭成员也不同程度的发生了联系。人们对在教堂或者在家庭举行的聚会都有非常大的兴趣，他们有个固定的时间都会以自然组为单位在某一家聚会为主人或急需祈祷的他人祝福,求神保佑，有时白天也聚会（一般在周六日，地点在政府扶持的“三自教会”教堂）。在聚会前后他们往往会向其他道友倾诉自己的烦恼与喜悦,多数人说自己每次与这些老“姐妹”交谈后都感到内心有一种舒服感,近期的烦恼往往一扫而空。基督教还有定期的聚会，大家可以就不懂的问题在一起交流谈心，因此让我不再感到孤独。

基督教承担着人们之间交往与得到认同的功能。

3、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整合

信仰基督以后，要遵从基督教的教规，教徒们不再骂人，也不与他人吵架，也不对抗社会。因此信仰基督教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它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宗教学者认为：宗教也会成为一种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特殊力量。当代中国基督教在一些社区的道德重建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特殊贡献，很多基督教社区的犯罪率相对较低，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但是，所有地区的基督教都是这样的吗？

以上这是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但是它在中国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它的局限性我们要警惕它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情况，以下是它在一些地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传销信仰。拉更多的人，因为拉的人越多，公德就越高，在上帝那儿面子就越大。a拉了b1，b2入伙，b1发展了c1入伙，a同样有成功感。

2、否定科学。生病不让人上医院，认为做做功德心虔诚就会病好。而那些病没好的信徒则是因为心不诚，病未好是对他罪行应有的惩罚。

3、耶稣为大，家庭为小。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都以“家”为核心，对“家”的挑战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在农村因信仰冲突造成的父子不和，兄弟反目之事不绝于耳。“家”在“耶稣”挑拨下分崩离析。

9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农村已经立足并且正在发展壮大。广大农民为何不在家呆着处理些家务，偏偏去做礼拜？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广大农民的信仰出现危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精神寄托，寄托于祖先、神仙。看看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神。医神、灶神、山神、土地公、财神------。拿西方对

比一下，他们的神连我们的零头都不及。这些神都是我们的先人为寻求精神解脱，而创出来的。而这些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人民所抛弃！人民不在相信这些神！这些神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但中国人民还是要寻找“神”，把他作为一个神，来崇拜！来寄托！这个神就是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人民相信毛主席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带来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看看背主席语录、学习主席著作、挂主席像章、到处塑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我们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民是有精神寄托的，是有信仰的。那时的人们有几个去做礼拜的？主席逝世后，随着对主席的批判，以上诸如背主席语录被禁止。人们听到主席也犯错误，顿时大吃一惊！因为在广大人民的心中主席是神，神是不可能犯错误的。渐渐的“神”离我们远去。人民出现了信仰危机，这才有一系列的邪教风起云涌，不光是法轮功，还有很多类似利用人民的信仰空白来骗钱的。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很容易解释。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农民家里也重新挂起主席像来.而信仰基督教这些家里挂起的大多的是宗教画，当然也不排除在这类家里有主席像的，但已处以次要位置！

第二，广大农民看不起病。现在有个大病，很多农民干脆不去瞧，瞧也瞧不起！药价、红包、一些医生的医德、为盈利为目的的医院运作，所有这些不仅使得农民没条件看病，更加剧了社会风气的急转直下！而基督教所宣传的相信主就能把这些鬼怪（病、痛苦）消灭，这么好的事老百姓谁不愿意，与其在家等死，不如祷告。

第三，广大农民缺少集体活动。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只为其自家的一亩田着急，很少关心集体活动，更何况集体活动几乎没有。人们很少能在全村范围内交往，往往只限于亲邻好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交往过于单调，人们也需要与更多的人交往，得到更多的信息。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虽然出生在80年代，但也通过文章和长辈的口诉，知道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的集体活动很多。比如全村人集体劳动、集体吃饭，还有露天电影院，很多的文艺表演等等，这些使得人们参加了很多的集体活动，他们的日子很充实。我举的例子，我们自然村和我父亲同龄的人，差不多都相互认识，而且辈分都很分明，他们这些人打招呼，都很少说姓名，而是喊哥哥、叔叔、伯伯之类的。现在我回家了，很多和我差不多的人都是喊名字，而且还有一些人根本就陌生，也许是我在外面上学，但我的堂哥在家里，也遇到这类情景。需要指出的是，比我们年龄小的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少。我清楚的记得小时侯，跟我们附近的伙伴天天出去玩，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去洗澡、做游戏、抓鱼、打扑克等等很多娱乐项目，虽然只限于左邻右舍，但起码还有人玩。现在很多小孩子整天呆在家里，很少出去玩，要不看电视，要不做作业，缺乏集体活动，渐渐的他们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就弱，逐渐形成闭塞的心理。现在的农村妇女也是这样，由于集体活动少，他们也想与外界接触以得到多的信息。这样，基督教提供了这个使她们交往、使她们有共同话题的场所。

第四，乞求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平安。信教的很多人一般都有家里的人在外面打工，其实他们也清楚在外边打工，很多时候为了挣点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而且有些活是冒着生命危险或是慢性自杀！在家的人有义务替他们分担，怎么办？只好求助于精神安慰，去祷告！原因很多，欢迎补充。其实我觉得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虽然暂时对社会危害小，甚至还有益处，比如使社会有那么一点点安宁，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党的执政，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它--基督教毕竟是西方的意识！以防西方国家利用这一点对中国的渗透，对中华文化的侵略！

【结语】

——应该客观理性的看待基督教文化

经过几天的调研，我们发现基督教信仰群众的基本结构是：三多，即老弱病残多、妇女多、“文盲”多，这与我国的基本国情有关，以滨海县为例，据官方统计，滨海大致有6万多信教群众，在滨海教会堂登记的就有接近5000人，其中属于上面三多人员的占到80%，从信仰状况上来看，农村基督教信仰具有基督教社会功能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即人们为

了规避某种风险，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而信仰，因而不注重基督教教义的学习，只强调它的教育意义和仪式带给人的信仰上的平等。即便如此，基督教在农村社会中仍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某种社会功能，在不寻求世俗政治权利的条件下遵守自己的政治底线，是基督教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基督教在我国农村发展之迅速，需要防止其出现以下三种倾向：迷信倾向、激化政治矛盾倾向、利益共同体倾向，将基督教信仰控制在社会信仰层面，客观理性的对待基督教文化才是基督教继续存在并健康发展以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正确态度。另外要警惕一些人打着传教的旗号对中国大众洗脑，从而形成文化入侵，造成中国内部不再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感，从长远来看势必是一场灾难。我们是否去盲目的信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即使在中国农村的基督教不同的地区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需要擦亮眼睛，一切不利于国家安定团结的不去跟从，一切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坚决抵制！

【参考文献】 吴耀宗：《基督教访问团华中访问记》，《天风》第9卷第9期。《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180-182页。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5卷。

吴耀宗：《八个月来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天风》总262-263期(1951/5/8/)。

元代河西走廊基督教传播述论 篇7

元代基督教在敦煌曾经存在过, 这主要依靠敦煌石窟先后出土的叙利亚文书来证明, 叙利亚文书首页的回鹘文韵诗, 从字体看是元代的产物, 考古学家依据其底质与其他文书不同, 推断出这些文书可能是从西亚一带随着景教的传播而流传到敦煌的。敦煌在元代是基督教活动的地区, 它曾多次迎接过西方的天主教徒, 例如马可波罗等, 敦煌还有可能送走了景教史上著名的回鹘族大主教雅八.阿罗柯三世。根据历史学家的判断, 元代时有两条主要大道连接欧洲和亚洲, 其中一条是经过“玛鲁、巴思黑、巴大哈伤、喀什、和阗、罗布诺尔与敦煌”雅八.阿罗柯三世是经过和阗、喀什西行的, 它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也一定经过敦煌。[6]

为了便于基督教徒实行宗教仪礼及对其加强管理, 元政府分别在基督教徒集中的地方设立主教驻节堂 (主教区)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前后, 大都、甘州、宁夏、西安等地都设了主教驻节堂, 西北地区还有唐古忒主驻区来管理各地的教徒。唐古忒为西北的驻教区, 驻地在河西地区, 在甘州、肃州、沙洲、凉州、哈剌善等地有许多的聂斯托里基督教徒, 并建有十字寺, 聂斯托里教士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曾经过唐古忒首府, 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 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 同时也接受教士的祝福。有史料还提到, 1281年左右的唐古忒主教, 他的名字为沙卜赫兰。《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当时基督教繁盛的景象:“一城, 名萨逊 (敦煌) , 属大汗管辖, 州名为唐古忒, 居民皆崇拜偶像, 虽然这里的确有些景教派基督教, 也有些萨拉森人, 另一州, 称肃州, 居民有基督教徒。甘州也有唐古忒的一个城市, 该城宏伟壮丽, 是唐古忒的首府, 统辖全州, 居民是偶像崇拜者, 也有一些信仰回教者, 此外还有基督教徒, 后者在该城建有三座华丽的大教堂”。[7]唐古忒为当时二十五教区之一, 将驻教区设在河西, 管辖甘、肃、凉州, 敦煌等地的基督教徒。

元代河西地区的基督教徒构成成份中, 西域人占了一大部, 这是因为河西走廊久遭战争创伤, 田地荒芜、人口锐减。为了充实河西走廊, 元廷乃由西域调入众多军民进行屯垦, 至元二十三年, 朝廷“谴蒲昌赤 (罗布泊) 贫民垦甘肃闲田, 官给牛种、农具。”, 至元三十五年, “以忽撒马丁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翰端 (今和田) 、可失合儿 (今喀什) 工匠千五十户屯田”, “忽撒马丁为西域回回人, 而时居蒲昌赤、翰端、可失合儿者多为回回、畏兀儿、哈刺鲁人, 至元二十八年, 世祖又以甘肃旷土赐回回耕种之”[8], 说明这时屯居甘肃的西域人户不少。东来的西域人基本保持着各自的传统和礼俗, , 这些迁居来的西域中, 有不少是基督教的信仰, 这批人的加入, 壮大了河西走廊的基督教徒人数。

从传播方式来看, 从事商业活动是景教徒在河西地区传教的一个特点, 景教徒通过从事商业而往来与东西各地, 所以说商业性是其主要特点, 而这种特点在唐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到了元代, 这种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唐代将传教作为一种经商的附带, 而到元朝, 传教已成为一种职业。1307年, 罗马教廷在汗八里 (今北京) 设总主教区, 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 统辖中国境内各处主教, 并统理远东教务, “他当选总主教后, 可以任命东方各城和各主教区的主教、教士和牧师, 还受命他作为总主教统辖各地主教和高级教士, 犹如教皇作为圣彼得堡的代表, 作为总管所有主教区和高级教士的祭司长统辖西方教会和罗马教会”。[9]河西地区作为全国教区之一, 由唐古忒教区统辖, 并且归于主教管理, 而这些主教都由罗马教廷委派, 他们的任务就是单纯的传教。经费也不再是自身通过经商等方式筹措。依据安德鲁主教1326年的书信, 从中了解到他们传教的经济来源。他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一分, 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 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字、展示、百工、伶人、术士以及诸色目人等之奉金, 供其生活费用也, 所有奉金之总数, 适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10]元朝的统治者给予外国传教士资助一切费用, 而且数目不小。

基督教之所以在河西地区传播, 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基于元政府宽容的宗教政策, 这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蒙古统治者对境内的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 一律加以保护的政策, 大汗圣旨里规定:“和尚根底寺、也里乔大师 (聂斯托里) 、根底胡木剌 (修道院) 、先生 (道士) 根底观院、达失蛮 (穆斯林) 、根底密昔吉 (礼拜寺) ……不得俗人骚扰, 不拣什么差发休交出者, 破坏了的房舍, 旧的寺观修补者, 我每名字里, 交祝寿念经”, [11]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 景教也同其他宗教, 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一样, 在蒙元一带大为盛行。元朝政府设立崇福寺管理基督教事物, 其长官称崇福使, 佚从二品, “ (崇福使) 首领马儿, 哈昔, 列班, 也里可温, 十字寺祭享等事”。[12]根据陈垣先生考证, 也里克温教在元代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宗教, 崇福寺佚在宣政院之下, 二与执掌道教的集贤院相等。可见元朝政府对基督教的崇敬程度了。也里可温与元朝皇室的关系密切, 如马薛里吉斯出生于景教世家, 其祖进“舍巴里” (即果子露) 治好了成吉思汗的病, 其祖其父从此被任命为宫廷内专门配制“舍巴里”的官员, 马薛里吉斯本人也受到重任。元文宗时期曾命也里可温为显懿庄圣皇后祈福。[13]元朝统治者对也里可温十分优待, 经常豁免租税、徭役和兵役, 《元典章》载:“至元四年四月, 和尚、先生、也里可温、达失蛮不叫当差发”。《马可波罗游记》也说:“和尚、也里可温, 达失蛮, 买卖不须纳税”, “皇帝经常赏赐传教士, 甚至为他们提供传教经费”。顺帝时, 来华的马黎诺里也说:“他们的生活费用由皇帝供给, 十分丰富”。[14]统治者的礼遇优待是其在全国传播的后盾, 河西地区也在其内。

其次, 河西地区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是其传播的原因之一。唐时, “会昌灭法”使内地景教荡然无从, 但河西地区, 景教得以保留下来, 并得到发展, 主要是因为安史之乱后, 唐朝日益衰落, 河西一带遂为吐蕃, 回纥占据, 唐的政令无法再西北地区实行, 于是这里便成了东西方受迫害的景教徒的避难所,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宋元。

再次, 蒙古人在西征的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 至使亚欧陆地境域获得全面开放, 加之驿站通道的设置, 打通了河西走廊割据的状态, 使东西文化的交流畅通无阻, 河西走廊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使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也同其他各种西来宗教, 如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一样, 都由西向东经新疆进入河西地区, 然后再内传。在东西交流的过程中, 欧洲、阿拉伯世界东来的回回人数很多, 还有元代时迁入河西走廊屯田的西域人, 他们当中有很多信仰基督教, 这批人的加入也壮大了河西地区的基督教信教人数。

另外, 河西走廊地处偏远, 儒家思想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根深蒂固, 和儒家文化势力很强的中原相比较, 河西地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 因此基督教再河西地区的传教阻力小于在中原地区, 基督教能较容易的被当地人所接受。

河西走廊东起甘肃永登乌鞘岭, 西至甘肃、新疆两省区的交界处星星峡, 绵延几千里, 是连接中原与西部边陲的交通要道, 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自古以来, 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起了沟通中外的桥梁和基地作用。基于河西走廊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使得基督教在此广泛流传。基督教的传播促进了河西地区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西方文明的交流。随着传教士与教徒的络绎而来, 带来的是大批形式多样的基督教文献, 近年来在敦煌发现的以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等中亚文字和回鹘文、粟特文等西域文字以及蒙古文字所拼写的基督教文献。为了增强宣教效果, 除了讲经外, 基督教教士还利用绘画, 通过绘画艺术形象的传播教义, 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些具有西方风格的基督教壁画便是一则显例。再则, 基督教的传播也为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 各民族的基督教徒, 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 相互进行往来交流, 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速度。所以, 宋元时期河西地区基督教的传播, 对河西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3][7][14]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译) [M], 上海:上海书店, 2001。

[2]范鹏, 甘肃宗教[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6。

[4]朱谦之, 中国景教[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5]张掖史略[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2。

[6]段晴, 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释读报告 (续篇) [J], 敦煌研究, 2004第四期。

[8]转引马健春, 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9]阿克.穆尔, 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14页。

[10]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M], 上海:知识出版社, 1982。

[11]杨富学, 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J], 新疆:新疆大学学报, 1989第二期。

摇滚乐在中国的传播 篇8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多数人对摇滚乐还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号称“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崔健，已把个人摇滚音乐演唱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从头再来》推向了全国。崔健和他的乐队所到之处，每场演唱会几乎都是全场齐唱、齐“摇”、齐“滚”。当时的媒介这样介绍和评价摇滚：“摇滚乐正是符合了像他这样的一代青年宣泄情感的需要，摇滚乐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批评’”。继崔健之后，“唐朝”、“黑豹”、“眼镜蛇”、“硬石”等摇滚乐队陆续登上乐坛，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宽容性越来越大。

《一无所有》，这个中国摇滚乐发展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崔健，这个中国摇滚乐坛的领军人物。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19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台下变得静悄悄。10多分钟后，歌曲结束时，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1961年，崔健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个专业的小号演奏者，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从14岁起，崔健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1981年，他被北京歌舞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80年代中期，西方摇滚音乐由非官方的途径传入中国，他们的音乐影响了崔健，使他开始了自己的摇滚乐创作。1986年，崔健写出第一首摇滚说唱歌曲《不是我不明白》。直到1986年，崔健在工人体育馆吼出了《一无所有》，也吼出了中国摇滚的开山之作。1989年，崔健推出第一盒个人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中收录了他的成名作《一无所有》，以及《花房姑娘》、《假行僧》、《从头再来》等。

《一无所有》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里程碑。崔健的歌曲，是时代的产物。崔健的歌，尤其是歌词确实很美妙，特别是在那改革开放的初期，他给朦朦胧胧的人们指引了一条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崔健用他那特有的方式和敏锐的感觉，把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特征都写了出来，唱了出来。

也许我们可以说，摇滚歌曲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涵盖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切。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事实却就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大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的种种阵痛与迷惑、对过去的后怕与不舍、对未来的畏惧与企盼、所有敢说的不敢说的、想说的不想说的，都被崔健完全彻底地记录和表述出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就像那两句具有经典意义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是我不明白》）自从出现之日起，就被人们不断引用，用以形容人们对扑面而来的时代状态的不知所措。

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等歌曲，对20世纪末期的中国的贡献还在于，让曾经麻木并且充满阿Q精神的中国人开始敢于直面自我的心灵深处，揭开隐藏在面具底下自我的真实并且反思和体悟。我们根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逃避，因为我们自始至终都身在其中，无处躲藏。

从崔健开始，歌迷开始群体疯狂，他们用口哨、哭喊等等，甚至可以说有些过激的方式来表达狂热的崇拜之情。

在崔健之后，又涌现了一批摇滚歌手。自1986年至1989年间，崔健与“ADO”乐队合作，相继推出一批作品，日益扩大了摇滚乐的影响。特别在“西北风”时期，崔健、王迪、孙国庆、田震被合称“四大摇滚”；越来越多的尝试者开始从事摇滚乐的自娱演唱。摇滚乐成为一种风潮，几乎席卷了中国大地。之后，摇滚有发展也有挫折，虽然现在它的发展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否认，摇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

（摘自新华出版社《直击第一人：一个“80后”的时代手记》 编著：黄文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