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精选3篇）

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篇1

21世纪，国家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军队现代化突飞猛进、国际斗争日益复杂。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当好一个兵，当一个好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向南林同志以自己的行动提交了一份最好的答卷。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他把学习理论作为自觉追求，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了然于胸。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还帮助了战友和地方的同志。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他坚信只要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人民军队就是让人立志成才的地方。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他懂得在现代条件下做一个士兵，不仅要有敢打敢拼的献身精神，还要有能打会打的军事智慧，要掌握现代化军事装备的操作技术，才能成为合格的战士。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他将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军队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他继承了人民解放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向南林是新一代青年士兵的楷模，他让自己的青春在军营里焕发出了时代的光彩。

学习向南林，就是学习他不仅钻研理论，而且能够将理论付诸实践，不仅热爱真理、信仰真理，而且勇于实践真理。

学习向南林，就要学习他对本职工作的无限热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对工作精益求精、刻苦钻研。

学习向南林，就是学习他热爱学习、钻研技术，努力使自己的知识水平跟上国家和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学习向南林，就是学习他爱国爱家、爱护群众、帮助群众，维系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篇2

关键词：五十年代,知青青年,基础教育,特殊贡献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 也听过对相关社会大事的斥责声。诸如关闭大、中专院校, 教师和部分干部下放到近郊县城或者“公社”中学任教吃了苦头;停课院校的教学用品、实验设备、甚至房屋被附近中学使用……破坏高等教育之类。那些被简称为“知青”的一代人, 大都出生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人对翻身解放的欣喜若狂、对快速建设成就的激动不已, 对困难和曲折的顽强面对, 都被他们赶上了, 他们无法回避激情高歌与现实艰难曲折的并存, 必然成为建国初期特殊的一代人。我出生于一九六零年, 不但听到过这类事情, 还亲眼看到一些“知识青年”的真实工作和生活, 我对他们那一代人有着一些特别的记忆, 对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贡献, 也有着一份特别的认识和感悟。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 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天看到长长的一队青年男女从家乡土公路上走过, 他们前面有人打着红旗, 大都穿着黄衣服, 戴红袖标, 背着被子等物品, 我和小伙伴们尾随其后好几里看稀奇……十几年以后, 我才知道那是一支“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串联”队伍, 就是后来“知青”的前身。1968年我家乡生产队就来了一批“知青”, 三女、七男, 共计十个人。队里用国家下拨的“知青安家费”给他们盖了几间新草屋和厨房, 队里人都俗称“学屋”。我和很多小伙伴不像大人那样爱议这问那, 就是爱听他们城市人讲话唱歌的腔调和内容, 爱看他们的模样和穿衣打扮, 经常会往他们跟前凑。

到了1969年秋天, 我家乡的那个人民公社一下就办起了十多所新小学, 几乎是每个生产大队都办了。起初的教室就是大队的会议室、仓库之类, 老师大多是在乡下务农的识字人, 记得当年我就读的小学还去了两名女知青任教。虽然桌子、凳子全都是土坯和泥巴制成, 但各小队的孩子们却从此都能够就近上学了。一年级班上9周岁的我还算年纪偏小者, 下面有五、六岁的, 上面有十五、六岁的。绝大部分是包括“地主”子女在内的普通社员孩子, 也有公社副书记的儿子、公社汽车司机的女儿, 等等, 简直就像一个“扫盲”班。由于父亲的职业原因, 我上中、小学期间多次转学。1971年转到一个军队大院内的小学就读, 那里的老师大都是早期的“支边”青年, 还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 都讲着满口的标准普通话;1974年转到一家国营煤矿农场办的小学就读, 从班主任到普通老师大都是“知青”;1975年转到一家国营公司第一职工子弟中学上初中, 那里的老师几乎是清一色的北京、天津“知青”, 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1978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我已经年满18周岁了, 实在不好意识再与比我小几岁的一大群同学为伍。在我回到老家省份以后, 他还是买了十多本当时流行的数理化等教材, 邮寄给五千里之外的我, 要我自学后参加高考。

1979年, 我随父母从边疆回到内地的一家农业单位, 一边自学高中课本, 一边干临时工为家里挣钱。与我一同干活的伙伴们, 大都是已经下放到这里几年的“知青”。在一次危险的劳动事故当中, 是一位男“知青”以自己的身体顶住了正在滑落的巨木, 在一瞬间就把我疾速推开, 我得救了, 他的腰却因此受了内伤, 一段时间里走路都很痛苦!这一年时间里与“知青”群体直接相处在一起, 比较而言, 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小男生就显得很不成熟很不懂事了。虽然那一年我也送上了一份“上山下乡”申请, 但由于政策性停办而未能成为“知青”的一员。1984年我调到一所专业学校工作, 单位里的青年教师, 有不少竟然都是从多处“知青点”走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 还有一些青年干部也是“下过乡的”。我当时就很高兴, 与他们很说得来, 相处得不错。就这样, 我这一生都要与“知青”相遇相随了。我从他们那里接受到了不少文明的启蒙教育,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人生理想, 接受了一些上进心、认真实干、吃苦耐劳、乐意奉献等良好精神。

几十年的多方面信息都在告诉我, 新中国的历史基础实在是太原始太贫穷落后了, 各项事业的大发展都急需资金和人才。而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还非常弱小, 有文化知识的人更是稀缺, 能够划分到教育这一块的资金和人才也就会很有限, 照常规方法, 根本无力解决主要表现在农村的全国中、小学基础教育严重落后的历史难题。抛开当时的政治口号和政治需要不讲, 当年可能也不得不在教育界内部实行“抽肥补瘦”的特殊政策。先是以“停课闹革命的”名义让大批初、高中生离开学校, 不久便让其中大部分人“上山下乡”了。这样首先可以抽出一大笔教育资金, 补充到以农村为主的大力普及中、小学教育方面, 使中国基础教育得以跳跃式地大扩展;其次是把一代初、高中生当作文化人才提前补充到各行各业, 用于解决当时全国各行各业文化人才吃紧的历史难题。其中就有一部分“知青”很快就“上岗”成为农村、农场等最基层新办小学和中学的教师。

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篇3

然而, 源于自上世纪末开始出现“自上而下”的方法已经难以挑战“摩尔定律”物理尺度极限的担忧, 人们便转而寻求“自下而上” (bottom-up approach) 的方法, 从微观层面构筑分子尺度甚至纳米尺度的器件。

化学专业可操纵原子和分子的专业特点, 使得由化学家们来发展“自下而上”的策略顺理成章, 也成为最理想的选择。面对这项挑战, 化学家们已经开始运用合成和分子组装等手段, 来设计创造各类功能性体系和材料以运用于不同的目标。复旦大学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科学系的青年研究员朱亮亮, 便是为该目标不断奋斗的科研工作者之一, 也是本文的主角。

化学, 第一志愿

2001年, 朱亮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谈到当年专业的选择, 他表示由于其在中学阶段便对化学和分子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化学科目的考试成绩也往往相较于其他科目更优异, 因此,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把化学专业当作了第一志愿。

不过, 和很多大学生一样, 大学伊始阶段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也不是非常清晰。他当时更多地是想多学点化学类的专业知识, 毕业后能够回家乡当个中学化学教师就很不错。渐渐地, 受浙江大学化学系优良的科研风气的影响, 他萌发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想法, 并且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本科阶段, 他先后跟随方卫民副教授和滕启文教授从事了无机复合磁性材料的研究和量子化学理论计算方面的工作。虽然这些内容跟后来从事的研究主题关联性较小, 但那时培养起来的科研思维方法确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高产的博士生

本科毕业后, 朱亮亮以推免研究生的身份进入华东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硕博连读, 师从田禾院士, 开始了有关功能超分子与合成分子机器方面的课题研究, 这也是他科研生涯的正式起点。

由于本科阶段打下了良好的知识背景基础以及对科研创新的热情与豪情, 刚开始朱亮亮的课题便做得顺风顺水, 很快就在国际著名化学期刊——《欧洲化学》上发表了他在研究生生涯的第一篇文章 (Chem.-Eur.J.2007, 13, 9216) 。然而, 在这之后由于研究方向的转型, 他的课题逐渐陷入了瓶颈。

幸运的是, 2008年他获得了一个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进行有关分子传感器的项目交流的机会。走出国门以后, 在与其他国家学者接触的过程中, 他不但拓宽了国际视野, 而且在课题创造方面也吸收了新的“养分”。经过不断努力, 又成功完成了多项高质量的原创研究工作, 并在诸如Langmuir、Chem.Commun.等国际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2010年, 入选华东理工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计划后, 朱亮亮继续加强了工作的系统性和深入性。整个研究生阶段, 他以第一作者或主要贡献者的身份共发表了10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在有机功能材料化学领域中是少有的“高产”博士生。

海外继续深造

2011年博士毕业后, 朱亮亮先后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深造。他对博后课题的选择是在研究生阶段的工作的基础上交叉并拓展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因此, 他不但通过有机合成、高分子合成及非共价作用的方式创造了多种新物质新材料, 而且在分子有序性、微观排列、精细结构的调整以及材料状态的控制方式上也开展了进一步的强化研究。

国外的潜心研究, 使得他的科研成果和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学成回国前, 他已经在包括J.Am.Chem.Soc., Adv.Mater.和Angew.Chem.等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篇, SCI引用700余次。多篇工作被审稿人做出了top 5%的高度评价, 一些工作被选为封面或亮点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朱亮亮研究员 (右三) 和他的课题组团队

新的征程

在四年的国外博后阶段的历练告一段落之后, 朱亮亮于2015年5月毅然回国, 加盟复旦大学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分子科学系开始了独立的研究工作。

创业伊始, 由于身份和工作性质的转换, 事情接踵而来 (办手续、装修实验室、购买仪器设备、招生招聘、申请项目、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其他事务等) , 真所谓“千头万绪”。好在朱亮亮延续着读研和博后期间干练高效的工作节奏,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课题组的前期建设基本完成, 一支由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组成的年轻团队也逐步组建起来, 并且已经开始有独立的成果产出 (例如Macromolecules2015, 48, 5099) 。

当然, 独立研究工作最核心的内容还是研究方向的把握。为此, 朱亮亮提出运用有机合成和超分子组装双管齐下的材料制备方式。一方面, 尽可能利用合成的手段开发新颖独特并具有包含相应功能的π-共轭体系的分子;其次, 利用超分子组装或者分子自组装的手段实现分子以上层面的化学体系的制备。分子组装的技术不但能够运用分子间的非共价作用力使多种材料和成分形成一个统一的化学整体, 适当地简化有机合成步骤节约成本, 很多时候由于导向和排列的独特性能够带来体系化学与物理性质的改进和调节, 以满足相应的应用需求。该项目整个研究方法是材料设计和学科研究中的“自下而上” (Bottom-Up) 策略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从而为打造一个以新一代智能材料为特色的系统工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