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深化改革

2025-02-1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中国电信深化改革(精选8篇)

中国电信深化改革 篇1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已经进行有35个年头了 但中国现阶段该如何深化改革呢?

在日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中央回应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期待,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路径、原则和要求,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改革热情,锐意进取,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攻坚克难.我是从这六个角度来理解深化改革的,即新方位、新起点、新挑战、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

一、新方位: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并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进程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并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开始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在进入新世纪之际,为了巩固和提高已经达到的小康水平,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更

加坚实的基础,党和国家确定了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新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五年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各方面去得了重大进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向着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开始迈进。另一方面,从全球发展、国际比较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在上中等收入国家序列中推进发展的历史阶段。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不同水平为标准,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四个等级,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0年世界银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1006至397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3976至12275美元,而我国2010年人均GDP达到4394美元。中国已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在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推进发展的历史阶段。

二、新起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十七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是经济发展的新起点,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超过5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经

济增长保持持续稳定态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二是体制改革的新起点,在改革的全面推进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不断丰富、框架不断完善,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三是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位居全球第二,很可能近年超过美国而进为全球第一,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突出成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已提升至第三,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和全球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三、新挑战: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站在新起点上,中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也面临来自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一系列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严峻挑战。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折,经济全球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面对五大严峻挑战。一是在一定的时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二是世界经济结构发生明显调整与变化,三是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五个方面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四是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三大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五是针对中国的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投资保护主义日趋突出。就国内发展而言,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仍然具备的前提下,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问题、矛盾与风险。总的概括是“三不问题”,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突出的表现为:两大约束,即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三大差距,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三不协调,即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体制障碍,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四、新目标:党的十八大确定了二个翻番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从此考虑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达到3000美元。

五、新要求: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面向2020年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新要求,简单概括就是体制定型、方式形成、四化同步。体制定型,是指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经济体制改革难点,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经济制度体系,使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方式形成,是指要坚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四化同步,是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六、新部署: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新的战略部署。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可以概括为全面改革、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城乡一体、扩大开放。全面改革,是要全面深化四个方面改革,即所有制改革、市场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创新驱动,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和完善两大体系即国家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体系;结构调整,是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与优化升级,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城乡一体,是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扩大开放,是

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一是要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三是创新开放发展模式,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中国电信深化改革 篇2

投资在近十年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是排在第一位的,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的平均贡献率为58%,2009年甚至达到了87.6%,这足以显现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投资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投资,按照管理渠道,其又可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部分,其中比较重要而大家又非常关注的便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历年来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为15%到20%之间。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也非常快,近10年来的增速基本在20%以上,2010年达到最高点33.16%,而这种高速增长无疑得益于中国改革史上的“房改”,从1979~1985年的试点售房到1986~1990年的提租补贴,从1991~1993年的以售带租到1994~1997年的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从1994年以来的住房制度改革,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使住房真正全面推向市场,这种巨大的改革红利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从2000年起几乎每年以2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更是带动了建筑、建材、建筑设备、农林、轻工、冶金、机械、家电、家具、金融保险、装饰装潢、中介服务等30多个行业70多个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立下汗马功劳。可辉煌的背后又有太多隐患,从2003年~2013年国务院10年9调,房价却屡调屡高,投机氛围浓厚,泡沫不断累积,严重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甚至有人说中国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政府不敢轻易地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去泡沫化,因为稍有不慎那将可能会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以上所述,便是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旧常态。

而从2013年下半年以来个人按揭利率的抬升和由于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风险的严格控制以及银行对自身盈利性的考虑等综合因素导致的房地产开发商融资困难问题不断加剧,特别是从今年伊始房地产行业整体增速下降,少数指标如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土地成交面积等甚至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新一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与决心不容动摇,坚持不搞强刺激,不再一味追求GDP,继续简政放权,真正把经济交给市场去管理,这是中国经济在投资这一大领域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

二、消费

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而高储蓄在导致高投资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中国的消费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不断走低,而政府消费率变化不是太大。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率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首先是收入的分配问题,在居民内部,占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要比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很多,而前者最容易把收入转化为消费却收入甚少。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占有较大份额,数据显示,从2003年~2012年的十年间GDP增长了282%,而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440%,增幅远超GDP增长,其支出的增长又受到限制,这无疑加大了政府的储蓄率。其次,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使得居民缺少投资渠道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的预防性储蓄也起着关键作用。另外,人口结构变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因素也导致了中国的高储蓄。综上述所言,中国经济在储蓄方面的旧常态便显而易见。

而新常态又如何?从2012年1月1日开始的“营改增”至今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据财政部税政司发布的营改增试点运行的基本情况,2013年减税规模已经超过了1400亿元。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2012年我国大陆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为12714万人,占当年全部人口的9.4%,由于老年人相对其他群体要有较大的消费支出,中国消费率的增长将是必然之势。再者,中国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政府致力于简政放权,石油、电信等国家垄断行业不断向民营企业开放,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证券行业注册制的引进也指日可待。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也将会极大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三、出口

汇率制度可以说是当代一切对外贸易的基础,所以从实质意义上讲,中国对外贸易的起始是从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的汇率制度分别经历了1949~1952年的浮动汇率制度和1953~198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汇率制度以及1981年~1994年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双重汇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中国取消了双重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随后,与外贸相关的一系列措施也一一出台,从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2001年中国加入WTO,随之中国的全球化步伐便不断加快。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了人民币弹性。这一系列的改革红利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快速迅猛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10.4%,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可是辉煌的背后,中国的出口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工业制成品在中国产品的出口中占据很高的比例,近十年都在91%以上,2012年曾达到95.09%,而且工业制成品中主要是以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较低,不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呈现“双顺差”现象,使得人民币内贬外升,非常不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以上所述便是中国经济在出口上的旧常态,而新常态则为: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企业在融资、土地等方面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地不断加大,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在工业制成品上的出口竞争优势不断地削弱,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转换升级当中,出口质量有了进一步地提升,近来的出口增长也逐渐趋于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如下图所示:

由图不难看出,中国净出口同比增长不断下降,进口增长有抬升势头,这对于缓解中国“双顺差”现象大有裨益,中国经济逐渐由先前主要对外需的依赖到今后对内需的转换。

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面对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经济新常态,唯有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对外开放,逐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才会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阶段,并真正地保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主张,为中国改革“升级”,中国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并因此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本文将会从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旧常态以及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经济新常态,旨在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论述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关键词:改革,旧常态,新常态

参考文献

[1]叶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J].商周刊,2014,11

[2]陈林杰.2014年房地产开发商怎么过没有钱的日子[J].上海房地,2014,03:28-29

中国电信深化改革 篇3

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新常态”之“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对此至为关键的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必须以实质性推进“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来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基于系统化表述的发展新理念,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指导方针。为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需要十分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状态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向“中高速”下调,仍在延伸中的弥合“二元经济”过程,将继续释放出巨量需求,但适应和满足需求的供给机制,其动力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前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低廉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需要向“全要素生产率”转型求得替代物;原来中国作为低起点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正需要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爬升;近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亦出现变化,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崭露生机,东北区域经济危机因素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基础优势的西部省市则异军突起。

简言之,中国经济的供给升级客观需要和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必须看到,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在“新常态”下,投资尤其是政府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国际需求低迷且不确定性增强,国内需求方面,家电、汽车、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基本走完“排浪式消费”的历程,正在向个性化、多元化和对接“服务型消费”方向转化,结构性的优化细分成为发展潮流和经济成长的新支撑因素。因此,基于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已远不足以“包打天下”。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侧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

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关键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改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总量规模在全球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升至10%以上。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近年来,中国人均GDP继续上升,2011年和2012年分别超过5000美元和6000美元,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 6767美元和7485美元。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基本路线指导下,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

2. 中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举措。已有经济理论认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中,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增强经济增长活力。

(1)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领域的巨量转移,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但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及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已现颓势。近年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上升,就是明证。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化。在未来不到10年间,中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超过日本。通观全球人口与国力变化史,人口基数与结构的变化对国力、国运长远而言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执行的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稍感欣慰的是,放开二胎政策已开始实施。

(2)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中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僵化,未能形成与时俱进的供给机制,引发诸多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以及“小产权房”等棘手难题。除土地之外,在其它各类自然资源方面,也存在着比价关系严重扭曲、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发展经济急切而强烈的动机之下的粗放、低效使用等问题,并造成近年来各方面有深切感知的、公众意见十分强烈的各类水体、土壤、大气污染以及资源能源挥霍式耗用等严重后果。

(3)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无论是从国内储蓄还是外汇储备上看,中国似乎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看,从实体经济得到融资支持的程度上看,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又可居世界之冠。一是利率市场化到现在仍未走过“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性路程。二是金融市场主体“大小不均”,主体的国有比重过大而民资外资比重过低、超级银行占比过大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占比过小。三是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业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还严重不足。四是除银行间投融资体系高利差抬高融资成本之外,设租寻租、“红顶中介”等,又将创业创新活动的综合融资成本抬得更高。这些导致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观、特别是对就业贡献最大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得不到较充分的融资供给,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投融资供给机制的有力支撑,“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也始终盘桓于政策倡导层面而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实质性融资门槛仍然比较高。

(4)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应当而且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已成为各方共识。但从进展看,科技研发的创新活力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供给机制,被行政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种种违反科研规律的不当制度机制所遏制。虽然一方面中国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快速增长、已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前置环节——教育领域,即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严重的行政化、应试教育化等而窒息创造性人才的生长,形成“钱学森之问”这样的难解之题;具有支撑意义的基础科研领域中,激发科技人员潜心研究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应用研究中,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支持保障机制落后,四是狭窄的部门利益形成“条块分割”式创新阻碍和资源条件共享壁垒。

(5)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和进步,与政府管理理念的改变、职能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进程与制度变革的推进,已经大为滞后。一是关键功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应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但实际生活中,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到过度垄断、设租寻租的困扰与损害,制售假冒伪劣等不良行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打击;应有的公共服务被管理部门与环节上的“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之争和扯皮推诿所销蚀;应履行的政府社会发展管理规划职能,其形态与水平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各方一再呼吁的把经济社会发展、国土开发整治、城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园区和主体功能区“多规合一”,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二是关键和重点领域改革不到位,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战略调整等,大都慢于社会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先由政治局审查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实施中已出现与时间表要求不匹配的明显迹象。三是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手段方式陈旧,仍然习惯于以“政”代“经”,以“补贴”、“优惠”、“专项”等吃偏饭方式,代替扎实的市场环境打造与市场基础建设。四是政策机制的设计质量往往不高,效果还有待提升,如政府主推的棚改、医改、中心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等,大方向正确但方案有纰漏、缺陷不少。

3. 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攻坚克难是改革的统领,“守正出奇”是改革的关键。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紧密结合,尤需做好供给管理。这既是基于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亦是基于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还基于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切实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新供给经济学的思维重点,首先强调从增加有效供给角度实施制度供给创新和结构优化,衔接从短期到中长期目标的运行调控。因而,供给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尊重市场,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式地引导和建设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构造“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优化政策,助力供给侧

1. 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放开两孩”政策出台后,还应当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举措。应该将以计划生育为手段的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调整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2. 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是被称为“财富之父”的根本资源,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需要积极审慎、长远谋划。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方面(涉及集体经营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建议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及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

3. 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针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二是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或将现行的民间放贷机构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并引导小贷公司按“资本金融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原则发展,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五是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4. 通过改革,切实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创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二是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彻底消除。

5. 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挑战,中国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完成从工业时代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高铁式重大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正在或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为力求主动,必须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多元化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提升创新绩效。要充分遵从科研规律,以激励有力、制约到位、分配合理、管理科学的制度规范,调动全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科研投入的绩效水平得到提高。

发力供给端的以上举措,离不开中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支撑。第一,“结合式”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制度建设。第二,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第三,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第四,改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制度,打造“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第五,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基础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实施选择性“有效投资”和PPP机制创新。

今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篇4

全国人大代表:希望通过立法维护中国“大安全”

简政放权作为改革“先手棋”

让市场发力、给市场助力、让市场增强竞争力;

“吾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假以时日,必有成效。

总理您好。您在报告里讲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还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举措

遇万难还须放胆,破困局要用智慧;

凡事不患难,但患无备,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

但凡事不患难,但患无备。所谓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我想只要我们正视困难、直面挑战、趋利避害,就是遇事克难的成功之道。

谈简政放权:

是利器,是釜底抽薪之策,作为改革的先手棋;

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开正门、堵偏门;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垫脚石变成明天的绊脚石。

谈经济增速

我们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谈房地产问题

干一寸胜过说一尺;根据不同人群需求,不同城市情况,分类施策、分城施策。

谈雾霾治理

不能等风盼雨,还是要主动出击,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

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

谈社会保障

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绝不能让无家可归、因贫弃医等现象频发; 让每个人通过奋斗有公平发展的机会,把公正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

谈反腐败

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

让权力寻租行为、让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

中国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意志和决心是一贯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取得新成效,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

对于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像土地出让金收入、矿产权的转让等,我们要全面审计,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让权力寻租行为、让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

谈中美关系

智者求同,愚者求异;择宽处行,谋长久之利。

谈与周边关系

四邻周边碰出的应该是和谐的声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

扩大利益的交汇点,缩小矛盾点。

唱响改革主旋律,凝聚发展正能量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平等交流动真情,心系人民谋梦圆

思想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表述,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改革的阻力,一是认识论的局限性,一些人有惰性和路径依赖,想维持现状,不想改革;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改革,怕改革动了自己的奶酪。”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积聚的顽疾‘像冰山一样牢不可破’,但我们已然听到‘冰山’碎裂的声音。”

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零容忍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蹄疾”与“步稳”,两者辩证统一,相辅

中国推进、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领域 篇5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的建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当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改革的任务空前艰巨,改革的难度空前加大,改革的要求空前提高。为此,我国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移植,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不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经由“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固然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减少改革的阻力,为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毋庸置疑,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改革模式不能为人们提供前瞻性方向和目标,容易被认为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往往产生只重视短期效益的决策行为取向。为此,必须注重改革的战略性、规划改革的长远目标,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是我国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注重改革的战略性,就是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筹划改革的战略目标、优先循序和战略重点,为人们提供可行性的“全景图”、“路线图”和“时间表”。这就要从顶层设计、高层谋划,通观全部、把握全局,从战略高度规划改革的总体方案,绘就改革的发展蓝图。这不仅有利于避免改革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而且有利于激发人们拼搏奋斗的动力。

在改革初期阶段,我国改革主要是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党积极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努力从战略的高度提出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些目标指导下,我国锐意推进改革进程,在各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等等。随着我国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的自觉意识,从战略上规划和完善改革的总体布局和长远目标,使我国改革的目标更加清晰,改革的方针更加明确,改革的步骤更加具体,从而把我国改革不断引向前进。

我国改革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因而,在改革初始阶段不可能全面开花,必须在相对容易、见效最快、最为紧迫的领域求得突破,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及其他领域,实现全面进步。我国改革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经济领域改革的成效也最为突出。我国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我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居于整个改革的主导地位。这种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助于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但随着我国改革开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深、更广阔的方面,涉及到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包括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领域,就需要我们把握改革的整体性,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

把握改革的整体性,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关系原理,各个领域的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需要有整体的改革加以适应。任何一个领域建设的滞后,都会影响和阻碍其他领域的改革,容易出现“木桶效应”,进展最慢的那项改革成为整体改革的约束和阻力,以致最终拖累改革的全部进程。我国改革本身就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全面改革。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正是要突破“单兵突进”,着眼“综合配套”。

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既要积极推进相对成熟领域的改革,又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衔接、协调推进。在我国新形势新阶段下,相对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为艰难、更为紧迫,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更好地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保障。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没有政府职能的完全转变,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完善,不但不能为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还会阻碍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改革的继续前进,成为改革的羁绊。从这种意义上讲,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在内的所有改革的迫切需要。

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的坚定性,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我国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兴利除弊、扬长避短的过程,这既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要扫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为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改革决不能削弱这些优势,而是要把这些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来看,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变,有利于我国按照改革战略目标不断推进。从国内来看,我国改革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人们对我国3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各领域的改革,有着广泛的共识。但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我国处于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之中,使得我国更加处于国际观瞻所系的重要焦点。同时,我国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与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期待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改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综合国际国内形势,我国改革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各种挑战。我们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步伐,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科学把握改革时机,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做大做强,增加改革的困难,贻误改革的时机,影响我国改革的进程。

改革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增强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使改革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各种重要利益关系,统筹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为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

中国电信深化改革 篇6

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播放视频)我国目前生态现状 各位老师:

听了前面几位老师的讲座内容,大家还沉浸在新时代、中国梦、民族复兴之路的宏伟蓝图中,可是看了这个视频,我们的思绪又被拉回到现实中,心情很沉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人们的生产生活对生态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自然资源逐渐匮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刻不容缓。要让生态文明落地生花,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共包含三个内容。

一、生态文明

生态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词,生态建设包括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我们以前常说的环境保护,现在只是生态建设的一个部分。

下面请大家观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生态、生态文明发展历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播放—历史的回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工业和农业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自此以后,环境保护正式成为改革的重点。第九个五年计划中,决定实施可持续战略。十六大提出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保护生态环境的民生本质,升华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优、节、保、建。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国家虽然出台了很多制度,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对现行的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制度、体制、机制进行改革。

加强制度建设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当前我国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若要实现美好愿景就需要完善一系列与生态相关的配套制度,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体系,为其顺利发展保驾护航。

请听来自中央的声音。播放视频---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的战略举措,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基本特征的 准确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决心,为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它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规范和监督、约束力量。没有制度建设的制定、执行和完善,就没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发展和完成。

1.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这一个内容在前面第三章《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讲到,这里就不在多说。

2.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新要求

在改革的浪潮中,国家先后推出了“诚信中国”、“平安中国”、“青春中国”、“和谐中国”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样的论述,既反映了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又体现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美丽中国,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重要前提,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是根本要求,文化软实力日益增强是强大支撑,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是基本特征,生态环境优美宜居是显著标志。应当 说,这些方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备条件,缺少任一要件都是不美丽的。其中,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最为重要。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度,有利于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美丽中国,就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大格局,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因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制度建设的约束作用将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我们相信,坚持不懈推动科学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绚丽画卷将会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3.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公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生态环境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却日益突出。环境问题的频发多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失去生态环境的保障,发展成就就会大打折扣,人民的幸福感就难以真正提高。人们在满足食物、水、住房等基本需求之后,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当前,一些地方存在雾霾频发、垃圾围城、饮水不安全、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等环境问题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损害人民身体健康、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群 众反映强烈。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需求,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让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梦想成真。人们希望安居、乐业、增收,也希望天蓝、地绿、水净。建设生态文明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期待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滞后的矛盾。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多数百姓摆脱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已从追求生活水平提高转变到全面提升生活品质。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供给不足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长期重点关注经济指标,而忽视了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制度建设更是滞后,目前还无法满足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诉求。人们期望吃得绿色、穿得绿色、行得绿色、住得绿色、用得绿色,只有体验到绿色,才能感悟到幸福、美好。但目前状况是人均绿地不足、分布不均,食品安全存在隐患、城市建筑密集、房价过高、土地短缺、交通拥堵、空气不达标、水质令人担忧、垃圾占田围城,等等。如果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滞后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变,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就会化为泡影。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途径

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在全社会制定或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和准则的总和。正式制度有原则、法律、规章、条例等; 非正式制度包括伦理、道德、习俗、惯例等。

怎样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呢? 1.科学决策,健全生态制度体系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影响评价、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法律660余件,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为今后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刚才看的短片中提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八项内容,所说的“四梁八柱”,在这八项制度中,我们重点来了解以下几个内容

(1))明确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坚持资源公有、物权法定,清晰界定全部国土空间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统一进行确权登记,逐步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全民所有、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推进确权登记法治化。明确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归属关系和权责,适度扩大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担保、入股等权能。明确国有农场、林场和牧场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权能。(2)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我国的国土空间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在这些区域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按照生态功能,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理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改善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国家又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纳入的区域划入生态红线范围,禁止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从而有效保护我国珍稀、濒危并具代表性的动植物物种及生态系统,维护我国重要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

(3)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目前,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原、海域海岛六类国有资源供居民有偿使用。

(4)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补偿是指对个人或组织在森林营造培育、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区保护、流域上游水土保持、水源涵养、荒漠化治理等环境修复与还原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的符合人类需要的有利影响,由国家或其他受益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价值补偿的环境法律制度。例子:全国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保护补偿、全国性的大型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如退耕还林工程)补偿及大型生态修复工程(如淮河水污染防治)补偿。

生态补偿制度受偿主体

①生态环境建设者,典型的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范围内,受到禁牧、休牧和划区轮放政策影响,被政府给予粮食和饲料补助的农牧民。②生态功能区内的地方政府和居民,③环保技术的研发主体,④采用新型环保技术的企业,对积极主动采用无污染或者低污染、节约自然资源和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的企业,也应当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等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制度补偿方式一般为货币补偿—生态补偿金。(5))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新型工业城乡关系

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中,解决“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城乡分治制约。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就存在二元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口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还存在收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收入和保障二元性以及土地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二元性。这些都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并对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子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做了重要部署,给城乡一体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国家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一目标是在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被提出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是到2020年。新型城镇的例子。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华西村:华西村隶属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位于江阴市区东,华士镇西。从2001年开始,华西通过“一分五统”的方式,帮带周边20个村共同发展,建成了一个面积35平方公里、人口达30340人的大华西,组成了一个“有青山、有湖面、有高速公路,有航道、有隧道、有直升机场”的乡村。

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2、强化法治管理制度,提高生态文明制度和决策的执行力 建立和完善资源环保的法治管理制度,目的是从资源环境角度形成对全社会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凡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行为,都有相应的法规制度进行调节和管束。近年来,国家连续对环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等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推动重点地区污染治理。中国刑法还对破坏环境资源罪有专门规定。国家颁布《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建立起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并连续三年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公民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依法查处7.5万多起环境违法案件,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1.6万家,对1万多个环境污染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国家还开展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依法处理多起违法行为。

新环保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可谓力度空前。

新环保法中加入了“对拒不改正的排污企业实施按日计罚”,“对严重的违法行为采取行政拘留”,以及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8种情形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等内容,被专家称为“史上最严”。

举例子:视频、事例

3、提高公民的生态文明素质,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 经常有人把建设生态文明与保护生态环境等同起来,认为建设生态文明主要就是防治污染、修复生态,只要环境质量改善了,生态文明水平就提高了。其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是在“文明”上,更多的是反映人类行为的进步。当我们投入几千亿元治理环境,环境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如果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律法规标准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那么可以说生态文明水平并没有得到大的提高。举例子:心脏上的垃圾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提高公民的生态文明素质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要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生态文化,培养生态道德,开展生态教育,倡导绿色消费,提升公民生态文明素质,使其既明确生态权利,又明确生态义务,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培育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发展的新型文化形态应运而生。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而今,面对生态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培育生态文化更是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培育工作,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倡导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要以此为引领,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健全生态文化培育引导机制,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培养生态道德。生态道德,又称环境道德,是道德范畴具有特殊涵义的一部分,指反映生态环境的主要本质、体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要求,并须成为人们的普遍信念而对人们行为发生影响的基本道德规范。通过生态道德的培养,可以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生态幸福观,进而使人们在享有生态权利的同时,具有生态责任意识,履行生态义务,使践行生态美德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行为,使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从美好愿景化为真正实践。

这就需要加大网络、电视、新闻、报纸、杂志的宣传力度,把生态道德教育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可以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实践活动、宣传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网络资源、图片资料、宣传手册等途径,向人们宣传生态道德教育的知识,把生态道德教育寓于生活中来,使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危害性和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的紧迫性,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为生态道德建设培育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态道德能力。

开展生态教育。生态教育是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身教育,关系到全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和热爱自然、保护环境行为规范的形成。通过开展生态教育,能够鼓励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在社会中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使生态意识上升 为全民意识。中办、国办2017年印发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提出,“推进有条件的城市近郊风景名胜区等逐步免费向公众开放,有序推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适当向公众开放,建设一批开放型绿色生态教育基地”,这为开展生态教育拓展了平台载体。此外,开展生态教育,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创新教育方式手段,促进形成勤俭节约、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贡献。是人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而将生态学思想、理念、原理、原则与方法融入现代全民性教育的生态学过程。

生态教育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涵盖各个教育层面,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其教育对象包括全社会的决策者、管理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工人、农民、军人、普通公民、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学生;教育方式包括课堂教育、实验证明、媒介宣传、野外体验、典型示范、公众参与等,教育的渠道主要有课堂教育、实验证明、媒介宣传、野外体验、典型示范、公众参与等。

倡导绿色消费。绿色消费,也称可持续消费,是指一种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绿色消费模式的主要表现坚持以营养健康为导向的低碳饮食;开发以生态节能为导向的 低碳建筑;打造以绿色环保为导向的低碳交通;宣传以经济适度为导向的低碳生活等。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了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了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生态文明新格局。请看视频---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中国电信深化改革 篇7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路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1978—1986年)、“承包制”(1987—1992年)、“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1993年至今)等不同阶段,在经营方式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所有制上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发展成各种所有制均占一席地位的格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在数量减少的同时其经营绩效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产权关系基本明晰,政企关系相对简单,基本实现现代化管理体制的转变。就目前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而言似乎主体部分的改革已经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对现有成果的不断巩固与完善。然而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与“国有资本战略重组”的政策背景下出现的很多“国进民退”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加之公众对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分配不公等表示很大程度上的不满。这就不禁使人深思,国有企业经过改革的真实绩效如何?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改革的方略又是什么?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而且这种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后才体现出的。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资源租金、融资成本以及政府财政补贴等方面。由此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不够高。那么国有企业的真实绩效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享受的资源租金、融资成本以及政府财政补贴扣除后得到其真实利润(见下页表1)。

由下页表1可以看出,2001—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亏损5 112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47%,即在绝对值上给国有企业所有者全国人民带来亏损。所以,尽管我们相信有若干个优秀的国有企业存在,但是从整体企业财务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在经营绩效方面是负数。

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现状分析

1.就整体而言,国有企业的真实经营绩效为负,给其所有者带来了亏损。2001—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58 461.82亿元,2009年的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3.89倍。尽管国有企业利润率取得了明显的增长,但仍然低于非国有企业的水平。2009全国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59%,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前者几乎是后者的2倍(见下图1)。2001—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企业为12.91%,比国有企业高出58.21%。

2.从中央企业向政府分红的数据来看,并没有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作为其所有者的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根据财政部2008—2011年的数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总额为2 851.86亿元。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改革重组补助、新设出资和补充国有资本、中央企业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以及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这五个方面,占国有资本预算经营支出的82.42%。而纳入公共预算和补充社保的资金共100亿,仅占总支出的3.51%。从支出构成上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收缴红利主要用于央企体系内部转移,还没有体现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民众享有经营成果,即国有企业的分红很少涉及到民众的利益。这与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大相径庭,国际上的做法是不论什么机构担任国有股东的代表,一般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上交给财政部门用于公共支出。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P52。

单位:亿元

注:由于财政部是从2010年公开预算支出表,因此2008—2009年支出安排数据来自国资委。与财政部的支出总额数据稍有不同。

3.国有企业在保障社会就业、食品安全、公共事业安全等方面具有的天然优势丧失,使民众对其产生信任危机。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承载着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社会就业。但是在经过分流下岗、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作为解决社会就业的最大主体而存在。其他的经济主体已经在社会就业方面发挥主要作用。2007—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就业数据显示,私营企业和个体两类非国有部门所承载的就业总人数之和逐年上升,二者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远超过国有企业。从表3的数据中看,国有企业具有最重要的提供就业保障的主体地位已经不存在了。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存在的“声誉机制”在民众心目中保持良好形象。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彻底颠覆了国有企业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本应有的形象,再加之吉林化学工厂原料桶污染松花江、南京塑料厂大爆炸、大连原油泄漏与管道爆炸、紫金矿业大污染、山西煤矿透水等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使民众对国有企业产生了信任危机。

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

1.从产权关系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问题使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来看,放权让利改革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通过完善经营考核指标,加强激励和监督,从而调动企业管理者与职工积极性以保证国有企业计划任务得以完成的改革措施,符合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两权分离改革在终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改革也逐渐触及到经济体制的主体部分,但同时也因为自身存在着各种缺陷而无法完成国企改革大任。随之而来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革推入到改革的核心领域———产权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也由被动式变为主动式。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资产由原来的政府多头管理变为现在的中央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局单独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产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但是现有的国资委体制并未真正消除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的问题,同时也无法保证国有企业为其最终产权所有者服务。国资委作为市场主体和监督主体,一方面授意国有企业积极进行经济扩张来满足所有者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另一方面利用其拥有的制定规制的权力制定能够让国有企业逃避法律规则约束的制度,结果必定会损害其他市场参与者和最终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再加上国资委本身缺少监督和约束而极易向国有企业管理层让步,使其侵吞国有资产及其增值部分。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虽然国有经济逐步做大做强,实质上却给市场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规则,而且给其他经济主体造成了严重的不公,从而影响到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从经营绩效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高要求其必须深化改革。由于国有企业存在过多的委托代理环节和过长的代理链条,其低效率性质并不会因其所在行业的竞争性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改变。研究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在于,把国有企业享受的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导致的超额利润扣除,还原国有企业真正的经营绩效。通过对账面利润中应缴纳的资源租与地租、低估的融资成本、政府补贴和行政性垄断利润的扣除以及对企业成本的还原,国有企业的真实绩效要远远低于市场的平均水平。尽管表面上看国有企业的增值空间不断增大,但是这种增值主要通过垄断资源和垄断的稀缺价值的上涨实现的,其真实的经营绩效不高。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低效率的固有特征以及它在基础性或资源性领域的存在与扩张,已经严重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3.从竞争的公正性来看,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已经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使其必须深化改革。国有企业作为一个企业有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实现利润最大化有两种手段,一是市场竞争,二是利用公权力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政策和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其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在市场竞争方面不具优势,所以就更倾向于借用公权力,长期垄断着一些关键性的行业与部门。国有垄断行业正是凭借着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挤占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国有垄断企业也显现出对规则和制度的漠视,例如联通和网通的合并,中石油的触角延伸到下游燃气市场等行为均无视《反垄断法》。如此漠视规则的做法危害极大,如果关乎国人命脉的行业被漠视规则的垄断性国企控制,整个市场环境、市场规则会遭到破坏,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到目前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通过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而获取利润,即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国有资产资本化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对推动市场化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改革使命即将终结。理由在于,国有企业不仅具有相对的低效率,而且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继续存在已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的充分性和公正性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显得越发重要。

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重新确定全体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解决所有者虚置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国资委体制虽然相对于过去的多头管理模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国有企业不仅消除了长期以来大面积的亏损,而且还有做大做强的迹象,但是如果考虑到国资委体制给市场经济规则可能引发的破坏作用,这种体制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国资委体制中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的混合。如果不改变国资委的政府身份,使其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那么所有者虚置问题得不到解决,同时“政企分开”也不可能实现。

应当确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行使所有权,在人民代表大会内部设立或下设国有资产治理委员会,来负责治理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治理机构与司法、行政相平行的机构,行政部门不参与国有资产的治理,只是一般公共品的提供者,这样就阻断了国有资产治理委员会的政府身份。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向国有企业采购其生产的产品;国资委只是作为国有企业的监管者,使国有企业能有合法、有效地运营,与国有企业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只是两个平行机构,职能不同而已,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均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或通过国有资产治理委员会间接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国资委依法行使其监督功能,不参与国有企业的运营。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国资委既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能,又监管国有企业运营的两难境地。

2.建立起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设立,有助于集中管理国有资本运营,对国有资本收益和再投资进行监控,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使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与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分开,促进政府职能转换与政企分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设立,有助于对国有资产实行资本经营,使国有资产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充分流动与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有资本的营运效率,发挥国有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带头作用。因此,要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优化就必须借助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现有国有经济按照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企业规模的要求进行统筹规划,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确保新增国有资产的投资方向,对现有国有资产存量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升级,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目标;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范围,完善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政策,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工作,做好汇总编制全国国有资本预算准备工作。

建立起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机制,尤其是按要素分配机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中国分配制度上的重大突破,有利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其影响将极为深远。按生产要素分配应该把握要素分配的内涵,营造按要素分配的“生态环境”;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夯实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收入分配政策调节体系建设,建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机制;通过向社保基金划转权益、向公共预算调入部分收益等方式,建立民众分享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利润的有效途径。

3.应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在保持国有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前提下继续对国有垄断行业分类型、分环节进行改革,提高其真实的经营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政垄断,现行的《反垄断法》不仅忽视这个问题,而且对行政垄断提供特别保护,这恰恰也是损害中国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展开充分、公平竞争的首要因素。首先,应对行政部门出台的各种规定、办法、条例和指导意见等进行清理,取消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占有和耗费国有资源的特权,对于有损于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予以废止;其次,破除行政壁垒,加强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破除行政壁垒是无条件的,而不是在某些行业“引导”民营经济或民间资本进入,加强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是让国有企业公平地参加市场竞争,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最后,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对国有资产进行必要的整合,对已经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进行初步分开、引入竞争机制的石油、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放开市场准入,引入新的市场竞争主体,重组行业结构,增进企业效率;对于还没有进行实质性体制改革的铁道和部分城市公用事业等,要首先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改革。从国有经济布局的角度研究每个垄断行业及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性质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据此来分析其重要性从而确定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最终确定国有企业的股权权重。打破资源垄断、渠道垄断、产业链垄断等各种形形色色的垄断,实实在在地推进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垄断行业的监管体系,改进其有效性,促进垄断行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总之,在“十二五”期间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紧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核心任务,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和改善国有资产监管,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提高国有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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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omas G Rawski.Reforming China’s Economy:What Have We Learned?[J].The China Journal,1999,(41):139-156.

[3]周叔莲,王延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J].中国工业经济,2000,(4):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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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惠宁,白永秀.论现阶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J].经济体制改革,2004,(3):81-84.

[6]郭春丽.改革滞后型地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与对策——以太原市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06,(37):25-34

[7]褚一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关键是重建全民资产所有制[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校学报,2007,(3):1-5.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10.

中国电信深化改革 篇8

一、审计报告的撰写原则

(一)面向用户,坚持实用性原则

伴随着全面改革的推进,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越发显著和不可替代,审计报告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面向用户趋于多样化,因此,报告谋篇布局要考虑不同的阅读对象和使用者。审计报告要发挥切实作用,而不能只存在于形式上,审计人员从审计实践中得到大量宝贵的成果,经过深度分析和总结,得出阅读者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的重要信息和客观论断,只有将其体现在报告中,才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得以充分利用,因此报告撰写必须考虑实用性。

(二)针对重点,坚持建设性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摒弃与改进弊端缺陷,完善体制机制。审计报告要分清重点,抓主要矛盾,深入剖析,事实判断和整改建议要具有建设性,方能彰显审计工作的突出价值。尤其在审计全覆盖的目标下,审计工作更要有所侧重,目标明确,呈现给国家和人民建设性的成果。

(三)防范风险,坚持前瞻性原则

审计工作服务于国家治理,要立足国家战略,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当前审计机关以减少国家财政资金损失,优化管理为目的,已将审计监督工作关口提前,在审计报告中同样要关注国有资金管理中的风险,提出具有苗头性、前瞻性的问题和建议。

(四)加速改革,坚持创新性原则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审计监督对象和审计环境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审计机关要适应这种体制机制的改革,同时还要走在改革的前列,充分发挥审计工作的揭示问题、引领发展、辅助决策等重要职能,审计报告必须在格式、体例、内容等要素方面有所突破和完善,以适应改革背景,服务审计工作和社会发展大局。

二、审计报告撰写形式分类

本文依据“五个机理”,将审计报告按用户不同,分为五类:

(一)揭示问题类审计报告

揭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财政资金运用和管理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职责,同时,通过审计揭示经济社会中的问题,也是国家审计以问题倒逼改革,发挥自身作用推动全面改革的主要路径之一。揭示问题旨在确定存在的问题的性质、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或损失的程度、问题产生的根源及问题所属政策制度的范畴,并以此确定惩戒形式和等级。揭示问题类审计报告的主要“用户”是司法部门或其相关领域的上级主管部门,这类报告宜于交代清楚问题线索、问题量度、法律及政策依据,以期具有足够法律法规说服力,便于相关权力部门进一步查晰和处理。

(二)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审计工作要适应新的经济形态,调整监督领域和监督侧重点,在教育、社保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审计监督范围和力度将扩大和加强,这使得国家审计站在民众立场、服务于公众的职能更要充分发挥。服务大众的审计报告专门作为“公众应用”一类来编写显得尤为必要,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单独撰写,既要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使大量社会经济发展相关信息和数据供创业者和投资者使用,又便于社会对于审计工作和各类国有资金使用的监督。

(三)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

“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的面向“用户”是政府决策部门。审计报告是向决策部门提供重要经济信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当前,深化全面改革的新形势下,审计机关服务于国家治理,要协助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做好相关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工作,审计机关以自身实际工作为基础,从微观审计中发现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审计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把握大势,着眼大局提出宏观的系统性建议,及时反映,为加强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四)实务指导类审计报告

审计机关重于追求问题的实质,经常要进行延伸审计,触及基层管理的方方面面,可以在微观审计中总结各地各领域有效的做法和经验、错误案例,为基层实务部门提出可操作性的改革制度设计和良好治理的建议。因此,国家审计有必要单列一类审计报告为“实务指导类”审计报告,面向“用户”是相关领域的实务部门。这将对于实务部门在干部管理、合规运营、风险管理、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具有指导作用。此类报告可以在下述“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具有共性的经验和典型做法的案例集成,针对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每个季度定期发布。

(五)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

“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面向的“用户”是被审计单位。国家审计要通过具体的审计工作来监督有关部门单位是否有效执行相关改革政策,促进政策落实,以发现政策的效果和缺陷。审计机关撰写审计报告要摆正审计机关自身监督者的位置,发表意见要客观,围绕审计目标进行。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要给予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正确的鉴证和评价,通过交流意见和整改,保证企业和部门规范运作、提高经营或管理水平、防范和化解风险。

三、不同类型审计报告的撰写特点及完善措施

(一)揭示问题类审计报告:阐述准确深入,篇幅精炼规范

这类审计报告宜于采用标准格式,制定写作基本要求,编写审计报告时必须遵循要求,规范引用法律法规。报告必须突出重点,细致筛选反映被审计对象负有经济责任的事实、性质及严重程度等方面的情况,一般性问题不编入报告。报告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包含任何夸大和缩小的内容。

在行文用语方面,应逻辑严谨、词语简练、概念准确、措辞适当;在内容表达上应证据确凿、阐述问题深入、内容完整、评价客观公正。清晰阐述被审计对象是否存在内控薄弱点,从而取得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要充分挖掘第一手资料背后的问题,采用科学分析方法,做深入剖析,提出说服力强和价值较高的观点与问题。

(二)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扩充信息量,弱化专业性,增强易读性

首先,审计报告要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将审计成果充分利用。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应该启动民意调查研究,对社会公众的需求和理解进行深入调查。根据需求,在合理范围内,增大审计报告所承载的信息量,丰富审计报告内容。面对社会公众,增强审计报告的透明度,打破审计过程这个“黑箱”。为满足信息使用者的期望,不断完善审计报告的信息内容极其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缩小审计期望差距,满足社会公众对决策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审计中获取信息的利用率,实现信息共享、再加工再分析,使审计工作更加深入和全面,在公众的监督下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

其次,由于报告的阅读者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和专业水平等存在差异,在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中,要注意运用数据对比、图文结合等方法来描述审计内容。晦涩的财务和审计专业术语无法确切地与大众顺利沟通,会降低其可理解性和利用效果;公众应用类审计报告必须考虑报告使用者的理解能力,并且在报告中要突出重点,反映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具有宏观意义的苗头性问题。此外,还应避免歧义性语言,注意措辞,若扭曲了审计事实,造成煽动不良情绪的后果,将严重影响审计机关的公信力。

(三)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宏观系统性建议

决策支持类审计报告要求客观、真实地反映被审计者对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经营方针、内部管理规定、制度贯彻的情况,经济决策能力、民主集中制执行、经营实绩和廉洁自律的情况。在全面改革的大环境中,政府要承担责任、提升服务和增长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度量政策效果和具有透明度货币价值的体系,以便更具体清晰地核定各部门成本,承担公共责任,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增长。对数据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评价,以便专注于更高价值的活动。审计机关应拟定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描述数据资源,控制数据披露过程,说明数据的局限性,对数据核查,控制隐私和欺诈等风险,提高数据的客观准确性。

此类审计报告要提供对决策者有价值的信息,针对决策部门关注的事项和问题进行阐述。要对问题定性准确,有前瞻性,评价客观,反映情况用语恰如其分;内容要提示重大风险和制度缺陷,让决策层从审计报告中获取从其他渠道无法知晓的重要事件。因此,审计建议要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有效发挥审计的“免疫”功能。

(四)实务指导类审计报告:包罗基层事务错误与先进的操作性案例,注重细节层面

实务指导类报告宜于打破以往按照基本情况、发现问题、原因分析、审计建议的布置顺序进行的“流线型”报告模式,代之以“模块式”报告体例,即将被审计单位的工作分成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又分成更细小的工作单元来报告。每个工作单元又包括基本情况、审计发现、改进建议和被审计单位的回应等部分,并制作详细的索引目录,既能让读者迅速的找到目录中标注的篇章,又方便读者就其关心的问题集中阅读,从而提升读者的阅读效果。

撰写者要提炼审计人员实践获得的典型性成果,整理关键要素,抓住共性特点,总结审计精华,分门别类的加以披露,发表审计意见或评价要原则性强,并点到为止,全面客观概括问题的利和弊,若只强调一个方面,会给阅读者带来误导,使之产生负面效果。

(五)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审计结论的形成过程要详细,建议要具体

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要注重审计双方的交流互动,要体现其沟通价值,这里,我们可以借鉴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澳门审计署在审计报告的整体框架中列有被审计单位的回应以及就被审计单位回应的补充等两部分内容,并在报告后附上了被审计单位回应的原件。被审计单位回应部分不仅包含其对结论的认同及整改情况,同时也包含被审计单位对某些结论存有的质疑,而就被审计单位回应的补充部分又会就这些疑问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如果存有较多异议,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还会在附件中列出更为详细的回应内容。例如:在《持续进修发展计划》中,澳门审计署在其审计报告附件中专门就被审计单位回应部分中的76处疑问进行了逐一解释。

同时,报告中要注意交流描述的方式方法。在澳门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对被审计单位的每一部分工作都作出详尽的描述,综合运用文字、图表、照片、示意图等手段,力求在报告中严谨、准确的呈现实际情况。其中包括被审计单位为完成该项工作已经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绩、审计部门在对该部分工作开展审计时采取的方法等,对于审计中发现的可予改进之处,进行尽量准确而详细的描述,以理服人。在报告中可以感觉到审计人员是在与被审计单位一起思考如何更好的改进工作,提供审计增值服务。因此,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也应加强一定的亲和力,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发现问题”。审计的出发点是帮助被审计单位或部门持续提高完成工作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而不仅仅是查错纠弊。因此,撰写监督整改类审计报告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定位友善,在审计报告中,需“提供增值服务”,把这种理念融化在报告的字里行间,这不仅体现了一种友善的态度,更反映了审计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二是沟通充分,审计人员应多层次、多角度的与被审计单位和人员交流,在报告中反映出同被审计单位互动互助的过程,以及被审计单位的解释。三是语气缓和,审计报告在描述问题时,应尽量使用缓和的语气,并且充分考虑到被审计单位面临的困难,以及为解决该问题已经做出的努力。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将“死数据”与“活情况”结合阐述,相互印证和补充,增强说服力。四是建议具体,报告中做到每一条审计建议都确保具体可行,而且具有针对性,每条审计建议都切实考虑到被审计单位面临的困难,不仅提出问题,也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如何改进,更加关注建议的实际意义和将要产生的实际效果。善于抓住关键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切入点,进行重点突破,将思路体现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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