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行政裁决书（精选6篇）
农仲案[ ]第 号
申 请 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邮编： 电 话： 代理人
姓名： 性别： 电 话：
被申请人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电话：
第 三 人（其他参与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所： 邮编： 电 话：
申请人 为与被申请人 一案，向本委申请仲裁。本委受理后，依法组成仲裁庭（或依法由仲裁员 独任仲裁），于 年 月 日开庭审理了此案。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与被申请人 和第三人 到庭参加仲裁活动。当事人陈述了己方的观点，分别对对方提出的证据予以质证并进行了辩论，同时还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经仲裁委员会讨论的，要写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 称：……（概述申请人提出的具体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人 为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名称，有的要加上日期），证明……（拟证事实）； 被申请人 辨称：……（概述被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
第三人 辨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
在举证期限内，被申请人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名称，有的要加上日期），证明……（拟证事实）； 申请人 辨称：……（概述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第三人 称：……（概述第三人的主要意见）。在举证期限内，第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名称，有的要加上日期），证明……（拟证事实）；
申请人 辨称：……（概述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被申请人 辨称：……（概述被申请人答辩的主要内容）。
经庭审质证，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
……（概述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相互质证的情况和仲裁庭认定的结论。可分组或逐项质证和认定）。
仲裁庭经审理查明，……（写明仲裁庭认定的事实）。综上所述，……（前段内容较多时，可简要概括）。本庭认为：……（写明仲裁庭认定事实）
依照……（写明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的规定裁决如下：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首席仲裁员
仲 裁 员（签名）
仲 裁 员 年 月 日
关 键 词：行政复议；土地征收；复议机关；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７４－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范文舟（１９６６—），男，安徽芜湖人，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一、引言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征收所引发的纠纷可谓层出不穷，法学界对纠纷的解决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论者认为，应该创造出新的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方法。如有论者认为，我国应从开拓传统民法保护，深化民事救济机制；完善行政救济相关机制，将土地征收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作为前置程序、强化刑事救济机制的最后屏障作用，加重对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力度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法律制度。［１］笔者对此类观点不能苟同，主张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仍然要以现有法律资源为根本途径。而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解决途径中，最适于解决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就是行政复议；但同时又认为，现行行政复议制度要为农民所接受，就必须作出修改。而且，只要修改正确，就无需再创造出其他的救济制度，修改后的行政复议制度就足以维护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为他们所接受。根据如下：
第一，农村土地征收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它以土地征收机关为一方当事人，以农民为另一方当事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农村土地征收行为，作为复议的对象，符合我国行政复议法的精神。
第二，相对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具有“内部优势”，即行政复议机关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凭借行政领导的行政命令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第三，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相对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具有效率优势，它简易、迅速，可以及时、迅速纠正执法中的错误，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维护。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严格的土地审批权限和手续，但长期以来，越权批地甚至不经过批准而征地，“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等现象相当普遍。而去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一维权之路非常漫长，农民不选择它是很正常的。
第四，行政复议具有“经济优势”，它不收费。［２］（ｐ４９－５１）这一优势对农民应当格外具有的吸引力。
行政复议有如此之多的优势，农民为何还不选择它呢？这是因为它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使得它不能够很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缺陷包括：一是对行政复议的定性错误，把行政复议定性得既有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又有权利救济行为的性质。二是规定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被告。三是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三个缺陷又是紧密相关的。正是基于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如果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就会成为被告；正是因为定性为权利救济行为，法律为复议机关设置了居间地位，以及作出复议决定的类似于法官的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缺陷也使得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未体现其自身的优势，也不能弥补行政诉讼的不足。因此，必须对现有的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完善。
行政相对人①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救济制度）的目的，或欲使后者能够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撤销或确认违法后责令重作，即作出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简称改变决定），或欲使其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其他决定。这里的“其他决定”自然不包括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简称维持决定）。行政相对人的这种愿望是与行政复议法②的立法目的③相一致的。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之实现，不仅要靠其规范的有效性之实现，还要靠其实效性之落实。而要落实行政复议规范的实效性，就得提高改变决定的适用率。但我国有关行政复议的相关法律规定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改变决定的适用率，从而也降低了行政复议规范的实效性。
欲了解个中原委，得从司法救济（包括我国的行政诉讼）和行政救济（包括我国的行政复议）各自的基本特点和优、劣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谈起。
二、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的优势
西方法谚云，“有权利即有救济，有救济才有权利”。谈到救济，人们自然会想到司法，想到法院。“社会中发生的几乎任何一种矛盾、争议，尽管经过各种各样的决定仍然不能得到解决并蕴含着给政治、社会体系的正统性带来重大冲击的危险时，最终可以被诉讼、审判所吸收或‘中和’。”［３］（ｐ９）
司法救济之所以如此重要，如此被重视，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象征，首先是因为它的严格的程序性。“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４］“程序的公正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宁肯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項暴戾的实体法，也不愿意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５］罗尔斯说，“关键是有一个决定什么结果是正义的独立标准，和一种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程序。”［６］其次是因为它的公开性。审判公开是各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整体而言，公开审判是对廉洁、公正和有效执行司法公正的最佳保证，也是赢得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和尊重的最佳方法。”［７］美国法官弗兰克法特云，“司法不仅实际上必须公正，并且在外观上也应该保持公正的形象。”［８］公开就是这种“公正的形式”，也只有公开才能维护这种“公正的形象”。
但是，司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且司法作用的有限性有时候就是由司法自身的特质决定的。人们在对司法救济寄予厚望的同时，也对之心存疑虑。汉密尔顿说：“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９］（ｐ３９１）所以，即使在西方国家，所有的纠纷中成为司法诉讼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在现代官僚国家里，行政机关和其他解决争议机关有可能比法院处理更多的请求和纠纷。”［１０］（ｐ２４）决定解决纠纷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费用，“司法的正确处理与诉讼费用或者分别地说诉讼的方式、时间的合理平衡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１１］（ｐ２０８）
另外，即使在西方国家，“诉讼也被看做一件坏事，因为其意味着对相关方（首先是争论的双方当事人）将造成一种不可低估的经济和心理压力。”［１２］（ｐ２０７）
正因为司法救济自身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所以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司法救济以外的救济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行政救济。广义上的行政救济包括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受到侵害的权益或法定权益免于受到侵害所提供的所有救济。狭义的行政救济就是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公民和其他组织遭受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时，或其法定权益免于受到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所提供的救济，如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狭义的行政救济就是行政（对行政权的）审查，是与司法（对行政权的）审查相对应的。各国的行政救济制度都是针对司法救济（包括司法审查）的弱点而设置的，且都与司法救济有着难以分离的关系。
本文之所以要对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特点作一简要比较，是为司法审查（行政诉讼）和行政审查（行政复议）作比较服务的。因为司法审查①是司法救济中的内容，而行政审查属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相对于行政救济的优劣，包括了司法审查相对于行政审查的优劣。有论者对行政复议制度的优势进行了概括：受案范围广、易于接受（指的是行政相对人乐于选择行政复议这一救济途径）、内部优势（指的是行政复议机关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凭借行政领导的行政命令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效率优势（简易、迅速）、专业优势（行政复议能解决专业性、技术性强的案件）、经济优势（不收费）、完善执法（可以及时、迅速纠正执法中的错误）。［１３］（ｐ４９－５１）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却未体现其自身的优势，也不能弥补司法审查（行政诉讼）的不足。
三、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定性存在的问题
我国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一方面，将其定性为救济行为即行政审查。例如：《行政复议法》②第１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另一方面，似乎又将行政复议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且赋予了其超过一般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超强大效力，其效力的主要对象是复议机关。
《行政诉讼法》③第２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２５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根据这些规定，似乎可以认为，行政复议被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
法律效力的意思是“法律规范是有约束力的，人们应当像法律规范所规定的那样行为，应当服从和适用法律规范。”［１４］（ｐ４２）说一个规范是有效力的，意指“它对那些其行为由它所调整的人具有‘约束力’。”［１５］（ｐ３２）行政复议法规范和主要的约束对象是：行政复议机关，复议被申请人和复议申请人。其中，行政复议机关是其效力最主要的约束对象，因为促使其按时受理复议申请，及时作出合法的复议决定是最主要的立法目的。
《行政复议法》总计４３条，除了第七章“附则”五个条文（第３９条至第４３条）以外④的３８个条文中有２５条是专门为复议机关或复议机构而设，占近６６％。通篇而论，有２６条是专门为复议机关或复议机构而设，也占全篇４３个条文之６０％以上。这些专门针对复议机关而设的条文之内容只有少数是授权性的（即规定复议机关可以行使的权力），大多数是义务性的（当然，法学界认为权力自身也包含义务者之观点亦几乎成为公论）。
我国法律赋予了行政复议行为超强的法律效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复议可改变案件的管辖法院。［１６］二是复议可改变行政诉讼的当事人。［１７］三是行政复议及其决定的这种超强效力还是一经作出就立即生效的，远远超出了一般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强度。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后，尚有停止执行的可能。［１８］而行政复议决定一经作出，既无停止执行的可能，亦无推迟生效的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０８８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０日起施行，本文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５３条第１款规定：“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自然无效。”之所以“自然无效”，是因为在法院撤销前，它已经生效了，否则就没有“自然无效”可言。该条第２款，“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与上同理，之所以要责令其重新作出，乃是因為被撤销的复议决定在被撤销之前已经生效了。行政复议法第３３条规定，“申请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或者不履行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一）的规定表明了“谁作为，谁负责”的意味：我维持而没改变你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仍然由你执行；（二）的规定表明，一方面我变更了你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对我的变更决定负责，所以由我自己执行，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将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了，即被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已经不存在了。总之，《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认为，复议决定一经作出，就无条件地生效了：决定维持的情况下，复议申请人只能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有效的；决定改变的情况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是因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被改变而无效，被已经生效的改变决定代替。
行政复议的效力不仅超过了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而且超过了法院的非最终判决的效力。非最终判决，当事人可以上诉，超过了上诉期限，判决生效；在上诉期内，判决并不生效，这是各国通例。但行政复议决定一经作出，即已生效，而不论申请人是否向法院起诉。所以，不能将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后申请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当作是上诉。因为上诉案件在上诉人上诉前，判决或裁定是不生效的。而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申请人未提起行政诉讼之前，行政复议决定已经生效了。
由此可知，相关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混乱的。行政复议与其说被定性为救济行为，还不如说被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不但如此，法律还赋予其比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更为强大的效力。由于其效力强大，且一经作出即生效，所以向法院起诉即为必然。“司法乃最后一道防线”，对申请人所不接受的行政复议决定也就只能依赖司法判决。可以说，向法院起诉是行政复议效力生命在逻辑上的必然归宿。
四、行政复议决定的效力存在的问题
但是，笔者认为，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效力的最有力的内容还应当是对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之所以说这一规定是最有力的，乃是因为，“检验法律制度的最终标准是它做些什么，而不是如何做和由谁去做，换言之，是实体，而不是程序或形式……”［１９］（ｐ２９）如果最后得不出对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真正有效力的决定，程序再简便，再科学，也毫无意义可言。
《行政复议法》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了维持决定（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履行决定（即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决定（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即确认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违法或合法）决定以及责令重作（即责令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责令返还、责令赔偿等决定。［２０］其中，撤销决定、变更决定和确认（违法）决定被“混沌”在一起——笔者称之为“混沌结构”，复议机关可以选择。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７条规定，改变决定包括了行政复议法的“混沌结构”，即第２８条（三）所创设的撤销决定、变更决定，以及确认违法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等决定类型。笔者认为，这个“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复议决定在效力上又可进行区分——三种之中，最能体现行政复议优势的是变更决定。因为，撤销决定往往会是“一撤了事”，当事人的权益可能还得不到落实；而责令履行，被责令的对象也有可能会拖拉不办。只有变更决定直接将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了，以复议机关所作出的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代替了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正因为可作这样的区分，所以行政机关为了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就极有可能在这个“混沌结构”中还会进行选择，挑选出对自己最无害的决定。也就是说，在“改变决定”即“混沌结构”与其他种类的决定之间，复议机关可以选择；在“混沌结构”内部还可以选择，即复议机关仍然有裁量权。再加上又未规定（事实上也无法规定）该作出改变决定而不作的法律责任，这就给了复议机关该作出而不作出改变决定的极大的可能性；而法律规定作出改变决定的情况下复议机关就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这使得复议机关不作出改变决定成为了一种必然性。换言之，由于行政复议法自身的漏洞，即法律漏洞的存在，①复议机关的选择权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决定，而是包括法律规定的所有其有权作出的复议决定类型。
行政复议法所设置的决定种类不如行政诉讼法所设置的判决种类清晰，即其针对性不如判决的针对性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２１］行政诉讼法解释根据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又增加规定了确认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判决。［２２］每一种判决都对应于各自具体的情形，其中变更判决的适用是最狭窄的，受到的限制是最严格的。但在我国《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复议决定中，只有维持决定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其他各种决定都不具备强烈的针对性，尤其是其中最能体现复议优势的决定反而被“混沌”了。
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的优势，即是可以更及时、更快速地发现错误和更有力地纠正错误。而能体现这一优势的不是行政复议程序，而是行政复议决定；在诸决定种类中，最能体现行政复议优势的，不是单纯的撤销决定，更不是维持决定，而是改变决定。改变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刀刃”。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适用对象局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那是因为被诉讼（司法）的特点（其本性是判断权）以及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所制约。行政复议变更则不受此类制约，其对象可以宽泛得多，可以说，能撤销的即可变更，只要有可变更的内容。
但在现实生活中，复议机关不会也不敢轻易作出改变决定。主要原因就是怕诉。怕诉，是一种普遍心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当法律规定和根深蒂固的态度及信念之间展开鸿沟时，法律就不能改变人民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冲突的结果会危及社会；至少法律不能促进变化。”［２３］（ｐ２４１）前文中笔者已经说过，即使在西方国家，被诉也是一件坏事。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我国法律将行政复议机关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反映了其利用怕诉心理加强行政复议效力的深刻用意。怕诉心理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促使复议机关积极、认真复议的一面，又有使得复议机关不敢作出“引火烧身”的改变决定的一面。而由于对申请人有利的是改变决定，所以对申请人来说，怕诉心理只有有害的一面，而无有利的一面。
复议机关不敢作出改变决定，大大降低了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法律实效“是人们实际上就像根据法律规范规定的应当那样行为而行为，规范实际上被适用和服从”，“所谓实效是人们实际行为的一种特性，……”法律的实效性是指“人们的实际行为符合法律规范。”［２４］（ｐ４２）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行政复议法主要的约束对象是行政复议机关或复议机构，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就是复议机关复议（行为）的一种特性。
完全可以认为，改变决定，尤其是其中的变更决定的适用率是行政复议法之实效性的检测表：复议机关在处理复议案件后所作出的变更决定越多（本身没有可变更的内容者除外），在其所作出的复议决定中所占比例（即变更决定的适用率）越高，表明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越好；所作出的变更决定越少，则表明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越差。而有关统计数据表明，②我国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令人担忧。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自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维持决定每年都占复议决定总数的一半以上，而改变决定尤其是变更决定，只有维持决定的大约十分之一。在改变决定中，撤销决定的比例最高，变更决定和责令履行决定的比例都非常低。这自然有各种案件的具体情况有差别的原因，如有些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可变更的内容，或没有可责令履行的必要。但变更决定、责令履行決定与维持决定的比例相差如此之大，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很多复议机关为了避免成为被告，明明应当变更的或应当确认违法后责令履行的也作出维持决定的缘故。
五、完善行政復议制度的途径
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设置应该鼓励复议机关能够尽可能多作改变决定，尤其是能够多作变更决定。这样就不能以“混沌结构”来规定行政复议决定，而应当作出行政诉讼判决式的明确区分，尤其不能将行政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而要做到以上两点，就需要对行政复议及其决定重新定性。
立足于前文的分析，应当将复议界定为“效力待定的救济行为”。就是说，如果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以后，申请人提起诉讼（以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为诉讼标的），那么不论复议机关作出的是何种决定，该复议决定都自然无效。如果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以后，申请人不提起诉讼或者过了法定期限的，该复议决定生效，因为申请人接受了复议决定，或者虽然未接受，但有效期已到而生效了。如此一来，将复议决定之效力的决定权就赋予了申请人，但这是符合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之现有精神的。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复议决定作出以后，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被申请人而是申请人。复议和诉讼是可供选择的两种救济方式，选择权的享有者仅仅是行政相对人，即复议申请人。
当复议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以后，复议申请人仍然到法院去起诉，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诉求未被满足，这一点与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不满意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认为自己的诉求未得到满足。如果说复议机关的变更或撤销决定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那么，维持决定对具体行政行为也是有“贡献”的：它“加固”了具体行政行为；在复议不停止执行［２５］的情况下，它直接促进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进程和进度。从申请人的角度而言：我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来向你寻求救济，结果你还维持它，我到法院去起诉你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所以，如果复议机关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而成为被告是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而成为被告也未尝不可。可是，如果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也成为被告的话，那么，几乎只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就不可能成为被告；换言之，行政复议制度就成为行政主体免于起诉的“保护伞”，进而言之，行政诉讼制度“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第１条规定的）［２６］的功能就被空洞化了。如此一来，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就是相冲突的，而非相协调的。《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已经让许多复议机关作出太多的“维持决定”；如果“维持决定”也让其成为被告的话，那么，复议机关就不可能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复议机关也就偃旗息鼓，行政复议制度也就会名存实亡。
总之，不论如何，都不应当将行政复议决定作为行政诉讼的标的，都不应该将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是“此路”与“彼路”的关系，即“此路”不通走“彼路”。
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相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或司法救济）自有其短处，这正是后者存在的必要；复议相对于诉讼亦自有其长处，此乃诉讼存在的同时，复议亦不可或缺的原因之所在。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应当能使复议决定充分体现出行政复议的优势，避免其劣势，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提高改变决定的适用率，才能提高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
六、行政复议与农村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当农村土地征收纠纷发生时，农民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的目的，或欲使后者能够对土地征收行为予以变更、撤销或确认违法后责令重作，即作出改变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前文通称之为改变决定），或欲使其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其他决定。这里的“其他决定”，自然不包括维持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前文简称其为维持决定）。农民的这种愿望是与行政复议法①的立法目的②相一致的。但是，法律规定，在复议机关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就会成为被告，复议机关就会为了避免成为被告而违心地作出维持决定，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维护。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对现行有关行政复议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修改的方案如下：
第一，对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行修改，即不论复议机关作出什么复议决定，其都不会成为被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行政诉愿法（他们的诉愿就相当于我国的行政复议，行政诉愿法就相对于我国的行政复议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愿法）都没有规定诉愿机关会成为被告。
第二，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都不做修改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法规进行修改。这在法理上也是行得通的。因为对土地征收的行政复议规定是行政复议规定的特别规定，是“特别法”，它和行政复议法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可以在《土地管理法》中增加这样的规定：“农民等土地承包人对土地征收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征收机关的上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对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征收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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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８］［２０］［２１］［２６］行政诉讼法［Ｚ］．
［１７］行政诉讼法［Ｚ］，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Ｚ］．
［１９］（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Ｍ］．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３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２］行政诉讼法解释［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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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行政复议法［Ｚ］．
（责任编辑：徐 虹）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ｎ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ｙ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ａｗ． Ｂｕ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ｆａｎｃｙ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ｈａ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ｆｅａｒ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ｄａｒｅ ｔｏ ｒｅｖｏｋｅ 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ｓ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ａｗ，ｏｒ ｍａｋ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ｌｅｖｉ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2-6)阅557次
魏忠豪与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水家屯村民委员会土地征收安置补助费纠纷一案
[2007]沈民(2)房终字第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忠豪，男，1972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系农民。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水家屯村73号。
委托代理人：张基平，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水家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水家屯村。
法定代表人：赵维昌，系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魏忠豪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水家屯村民委员会土地征收安置补助费纠纷一案，不服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06]沈高新法民权初字第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曹桂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才玉莹、王大鹏参加的合议庭，于1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魏忠豪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基平，被上诉人沈阳市东陵区古城子镇水家屯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为水家屯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赵维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魏忠豪系水家屯村委会村民，家中共有农业人口4人。1999年，魏忠豪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水家屯村委会土地6.18亩进行耕种，承包期为30年。2005年6月，沈阳市浑南新区为建出口加工区征用水家屯村委会土地53.9239公顷，约计808亩，其中包括魏忠豪承包的6.18亩土地。浑南新区将此次征地的安置补助费40442910.00元发放至水家屯村委会。2005年6月16日，水家屯村委会与魏忠豪签订《水家屯预付安置补助费协议》，协议第1条约定：“此次出口加工区征地预付每个被征地人员安置补助费94000.00元，当全村土地被全部征用，村集体解体决算时，剩余安置费在全村进行二次分配”。签订后，当即支付魏忠豪全家4人安置补助费共计376000.00元，按此次被征地涉及的全部人口计算，实际每人的安置补助费为117500元，水家屯村委会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决定扣留每人23500.00元。魏忠豪认为：安置补助费应金额给付被征地的农户，水家屯村委会无权决定未超出此次被征地农户的范围进行分配、进而扣留应给魏忠豪的安置补助费，此次征用808亩土地并非村里全部土地，也并未涉及全部村民，因此协议中的第1条“剩余安置费在全村进行二次分配”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魏忠豪等此次被征用土地村民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条款，不应具有约束力。
2006年4月20日，魏忠豪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协议第1条无效、水家屯村委会给付安置补助费94000.00元。
原审判决认为：双方之间所签订的预付安置补助费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决定，应确认合法有效。魏忠豪在该协议上签字，并领取部分安置补助费，应视为其对该协议第1条“关于剩余安置费在全村进行第二次分配”的决定是认可的，且该决定亦系经村民代表表决通过，故双方对该协议均应遵照执行；现协议中约定的二次分配尚未进行，故魏忠豪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后，判决：驳回魏忠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80.00元，由魏忠豪负担。1
宣判后，上诉人魏忠豪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要求改判。主要理由是：
1、《水家屯预付安置补助费协议》第1条无效，水家屯村委会应退还魏忠豪安置补助费94000.00元；
2、原审判决认定协议第1条经过了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没有证据证明。
被上诉人水家屯村委会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主要理由是：村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安置补助费2000.00元的20倍，每人94000.00元已经全部发放完毕，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还查明：
1、水家屯村委会现有村民代表33人。2005年6月，水家屯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组织村民代表对安置补助费支付方案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到会代表32人（缺席1人），表决结果为31票同意安置补助费支付方案，1票弃权。通过的支付方案为：“
1、此次征地，按政策标准预付每个被安置人员安置补助费94000.00元；
2、剩余安置费及新区增拨的资金留在村里，具体分配方案待此次征地工作结束后，再由村里研究处理。”；
2、双方就地上物补偿费的问题，已另行签订合同，在本案中无纠纷。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水家屯预付安置补助费协议》、征地协议书、“安置费支付方案”及“村民代表表决结果”等证据在卷佐证，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当事人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魏忠豪在与水家屯村委会签订《水家屯预付安置补助费协议》后，其按照该协议约定的每人给付安置补助费94000.00元，已领取的4人的安置补助费376000.00元，表明该协议系当事人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约定的分配方案已经村民代表的表决同意，故《水家屯预付安置补助费协议》合法有效，因此魏忠豪在领取协议约定的安置补助费后提出该协议第1条无效的主张，本院无法支持。因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魏忠豪以《水家屯预付安置补助费协议》
第1条无效而要求水家屯村委会退还魏忠豪安置补助费94000.00元的主张，本院亦无法支持。至于魏忠豪提出没有证据证明协议第1条经过了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主张，因水家屯村委会在原审诉讼期间已提交了经村民代表表决的“安置费支付方案”及“村民代表表决结果”等证明材料，魏忠豪在原审质证时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魏忠豪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0.00元，由上诉人魏忠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桂 岩
代理审判员 才 玉 莹
代理审判员 王 大 鹏
二○○七年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刘 振 华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请求行政裁决事项
主要事实和理由
申请日期
仲裁检定委托书
委托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受委托人：
委托仲裁检定的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准确度：
其他信息：
根据需要，现委托
指定有关计量检定机构对
进行仲裁检定，并将仲裁检定结果及时通知委托人。委托仲裁检定的内容和要求如下：
委托人：
（盖章）
****年**月**日
仲裁检定申请书
申请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被申请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申请仲裁检定的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产品编号：
准确度：
其他信息：
申请仲裁检定的请求事项：
事实和理由：
AA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附：1、本申请书副本
份； 申请人：
2、有关证明材料或实物
份；法定申请人：
注：1、项目栏写不开时，可续加同样大小的附页。
民事判决书
（2011）嘉秀商初字第333号
原告：申达亿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吴江市盛泽××市场商城×区×号。
法定代表人：沈××，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葛××，浙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代：嘉创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潘××，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沈××，浙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申达亿公司诉被告嘉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袁瑞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1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及其委托代理人葛××、被告委托代理人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申达亿公司起诉称：2006年6月至10月间，原告分三次向被告提供了共计3159米、价值33801.3元的纬向鹿皮绒布料。2008年10月20日，被告经对账确认了上述款项并出具对账单一份。但原告经多次催讨，被告仍未履行付
款义务，故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3801.3元，以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嘉创公司在法定答辩期间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原告诉讼的事实不存在，原、被告之间没有发生过业务关系，被告没有收到过律师催告函，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证据一，财务对账单一份（原件），时间为2008年10月20日，系由被告单位当时做财务（后来到仓库做进出）的王××出具给原告。用以证明2006年6月至10月间，原告向被告供货三次，总计金额为33801.3元，并记载了数量、单价、规格等。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对账单名称、欠款单位名称、只是电脑的打印件，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业务往来的事实。上面手写的字应是诉讼以后写上去的。王××不是财务人员，是被告仓库里做后勤的。
证据二，催讨函资料一组，用以证明原告在2008年10月及2010年10月先后两次向被告催讨相应的货款。
被告质证认为，被告并未收到律师函，上面也没有邮局的盖章，不能说明原告的催讨事实。
经审查，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
证据一对账单系由被告公司的王××签字确认，且对账单中明确记载了数量、单价、规格，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送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与证据一可以相互印证，结合原告的陈述，应是真实、有效的，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确认有效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与原告起诉陈述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对账单中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而被告不能解释既无业务关系又为何签字的原因，结合原告对交易过程的陈述，从保护交易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应能够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及被告结欠原告货款的事实，被告以否定对账单签字人王××的身份为由进行抗辩是不能成立的。
二、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证据一的对账单是在2008年10月20日进行结算，但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原告主张被告付款的权利并不受到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被告的辩称不成立。综上，原告的证据优于被告，其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辩称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嘉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申达亿公司货款33801.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23元（已减半），由被告嘉创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
审 判 员袁瑞江
二○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法定代理人赵树华。
委托代理人崔春虎，该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符尹，该司职员。
被告谢飞。
原告海马财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谢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崔春虎、符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谢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月13日，原告与被告谢飞签订了《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汽车消费信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与《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汽车消费信贷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约定被告谢飞为购买车辆而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8000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月13日至1月12日，还款方式为等额还款。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对贷款金额、贷款利率、还款期限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抵押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约向被告发放了借款，被告从2012年2月15日开始还款，共还款22期，但自12月15日起，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多次催讨未果。被告的上述行为
已严重违反了借款合同，根据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有严重违约行为时，原告除有权要求被告提前偿还剩余本金至结清之日止的贷款利息外，还有权向被告收取贷款金额10%的违约金。且根据抵押合同第四条规定，原告有权依法行使抵押权。因此，原告根据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的约定，要求被告偿还贷款剩余本金及至结清之日止的贷款利息，并按借款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并且原告有权依法行使抵押权，如果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有权就处置抵押车辆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为维护原告权益不受侵害，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谢飞支付贷款剩余本金14526.33元、利息1178.81元(暂计算到6月4日)、违约金5800元;
二、被告谢飞支付自206月5日起到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三、在被告谢飞未履行上述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行使车辆(车牌号为“皖HKXXXX”、车架号为“LH17CKKF9BH178XXXXX”)抵押权，所得价款优先用于清偿上述债务;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谢飞未作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
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13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汽车消费信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款合同”)及《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汽车消费信贷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为购买轿车(“皖HKXXXX”、车架号为“LH17CKKF9BH178XXXXX”)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8000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2年1月13日至201月12日，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借款合同关于解除合同、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的约定主要有：第三条第八款“如借款人未按时还款，贷款人将对逾期部分按逾期利息计收利息，如果还款逾期超过30天，贷款人有权按下述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行使相应权利”;第十一条第三款“在借款人严重违约时，或在本合同其他条款有规定时，贷款人有权自行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借款人有义务在三个工作日内向贷款人还清贷款本金金额及利息，以及应由借款人向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如借款人未能在上述时间内支付或全额支付，贷款人有权就未支付的部分向借款人计收逾期利息„„”。借款合同关于违约金的约定主要有：第十一条第二款“„„当借款人严重违约时，„„贷款人有权向借款人收取贷款金额10%的违约金„„”。双方签订的担保合同明确了抵押权人(原告)向抵押人(被告谢飞)提供贷款用于购买车辆，抵押人根据借款合同将车辆抵押给抵押权人，作为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及抵押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的担保。双方于2012年1月13日就被告所购车辆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发放了58000元贷款，被告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截至年6月4日，被告尚欠原告贷款本金14526.33元、利息1178.81元。
再查明，原告于11月18日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于2008年11月17日向原告发放了金融许可证。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金融许可证、《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汽车消费信贷借款合同》、《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汽车消费信贷抵押合同》、《机动车登记证》、《特种转账凭证》、《收款确认书》、《欠款明细清单》、《户口簿》及原告庭审陈述附卷为凭，足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谢飞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签约后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原告依约发放了贷款，已履行了义务，被告按约定使用该贷款购买了轿车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但却未按期还本付息，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请求偿还本息并支付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被告应支付原告贷款本金14526.33元、利息1178.81元(计算至2014年6月4日)和违约金5800元(58000元×10%)。因被告已根本违约，故根据抵押合同约定，原告对抵押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原告已主张被告提前还款且要求支付的利息已按逾期利率计算，同时又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提前还款后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谢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14526.33元、利息1178.81元、违约金5800元，共计21505.14元;
二、原告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对被告谢飞的车辆(“皖HKXXXX”、车架号为“LH17CKKF9BH178XXXXX”)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驳回原告海马财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38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春香 审判员 李燕萍 审判员 唐 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黄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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