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法治教育方案(精选7篇)
案
近年来,校园暴力频发,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最近,李克强总理对近期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指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特别是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为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的指示精神,加强对我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有效遏制和消除校园暴力,创建平安和谐校园,xx县领导小组决定在XX年9月最后一周开展全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现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XX年全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的主题是:“拒绝校园暴力,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二、活动时间
根据实际需要,今年全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集中活动时间确定为9月26日至30日。部分活动内容可以提前和延续到年底。
三、活动内容
各单位要围绕活动主题,通过灵活多样、寓教于乐的方式,向中小学生开展校园暴力预防教育,重点宣传普及我国刑法、未成年保护法、治安处罚法、湖南省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中小学生自觉尊法守法和依法维权意识,提高中小学生防范校园暴力的能力,依法抵制各类校园暴力。同时,结合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行动,消除校园及周边各种安全隐患,努力为中小学生创造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今年宣传教育周活动重点要组织开展好以下宣传教育活动:
1.举行一次启动仪式。全州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启动仪式于XX年9月中旬在xx县龙凤广场举行。要求全县乡镇分管综治的领导及司法员,县直各单位分管普法的领导及普法专干,全县所有完全制以上中、小学校长,城区中、小学生代表800人参加启动仪式。
2.悬挂一条宣传横幅。各中小学校要在学校主要出入口及学生活动集中的地方,悬挂“拒绝校园暴力,争做文明守法学生,创建平安和谐校园”的横幅,张贴有关宣传标语,编制一期宣传专栏,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
3.发出一份倡议书。以学校或班为单位,向中小学生发出“拒绝校园暴力,争做文明守法学生”倡议书,号召广大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打骂欺凌同学,不沾染黄毒赌等恶习,不出入网吧、酒吧、舞吧等成人娱乐场所,不与校外不良青少年交往,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提高法律意识,面对各类校园暴力,敢于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增强团结友爱互助意识,热情团结帮助同学,同心一致应对各类校园暴力,形成抵制校园暴力的合力。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在倡议书上签名。
4.举办一次法治讲座。围绕活动主题,邀请法制副校长、普法志愿者举办一堂法治讲座,为中小学生讲授校园暴力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社会危害性、法律后果,如何依法处理校园暴力,受到校园暴力如何依法维权等法律常识,增强中小学生法治意识,自觉尊法守法,依法抵制校园暴力。
5.召开一次主题班会。各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召开一次主题班会,就如何响应学校倡议书的号召,拒绝校园暴力,争做文明守法学生进行认真讨论,交流思想,撰写心得体会,进一步加深中小学生对宣传教育周活动的认识和感受。
6.开展一次回头自查工作。结合宣传教育周活动,各学校要对前期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第一阶段的专题教育、规章制度完善、加强预防工作、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和处理等情况开展回头看,进行查漏补缺,确保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圆满完成并取得实效。
7.开展一次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行动。协调组织综治、公安、交警、消防、城管、市管和质监等部门对校园及周边环境开展一次集中整治行动,集中整治校园周边的经营秩序、交通秩序、治安秩序,集中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的各种安全隐患,检查落实校园安防及反恐防暴措施,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四、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拒绝校园暴力,是创建平安和谐校园,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有效工作措施。各级党委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教育主管部门要站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高度,充分认识活动意义,增强工作责任感,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2.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合力推进的工作局面,增强工作整体合力。司法行政机关会同教育部门指导督促各学校制定实施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司法行政机关要配合教育部门加强对活动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充分利用司法行政机关的各项职能资源,无偿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提供支持与服务。县治县办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联系协调,协调组织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支持、配合活动的开展,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3.总结经验,及时上报。请各单位在活动结束后将工作开展情况于10月10日前上报至xx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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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县办公室
一、教育公平的法理阐释
公平的最初涵义是指“把个人应得的东西归于个人”[2], 每个人得到他 (她) 应该得到的东西, 是一种自然法精神的体现。置于国家或社会中, 公平意味着参与其中的人们在特定领域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从词源上来看, 公平与正义在英语和德语上是同一词语 (英语:Justice;德语:Gerechtigkeit) , 二者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正如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所言“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 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3], 这也是正义的魅力所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国家的目标即为实现国家正义, 国家正义的真正实现的标志是成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 而不是“少数人幸福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正义理论多源于20世纪的西方, 如以凯尔逊为代表的相对正义论、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诺锡克的资格正义论和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抽象正义论等。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在中国法学界影响颇深, 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概念, 认为正义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合理确立各种权利义务的原则, 提倡制度正义胜于品德正义。罗尔斯将正义分为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是指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 即社会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公共规则的正规的和公正的执行, 当适用于法律制度时, 就成为法治。可见,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集中体现于法治。在这一点上, 拉德布鲁赫与罗尔斯的观点一致, 认为“法的理念绝不可能区别于正义”, [4]法就是为实现正义理念的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 教育公平自然不能例外。公平需要制度来护航, 教育公平需要通过法律的刚性规制和公正价值来保障实现。
教育公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现象, 不同背景下, 对教育公平内涵的理解也有不同。在英美等法治水平较高和教育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 教育公平不仅强调法律制度的保障, 同时还关注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法治和教育发展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但教育公平理念还没有真正渗入立法和实践。因此, 教育公平内涵的界定应该与当前的国情相契合, 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教育公平的内涵提出合理性见解, 如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 包括教育机会的均等、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质量和结果的公平, [5]这一观点得到了业界的广泛支持, 成为一种通说。柳海民教授曾经对有关教育公平的内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 并对教育公平、教育机会均等及教育平等进行区分, 指出教育公平是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平等的上阶概念, 是综合教育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 对教育进行一种现实状况判断, 并按一定的公平原则进行教育策略选择。[6]褚宏启教授认为教育公平包含教育资源配置的三种合理性原则, 即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7], 该观点既注重教育的起点和过程平等, 又关注到了个性和差异, 涵盖范围全面。以上专家提出的观点都具备较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同时也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教育公平需要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只有法治才能在制度上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 界定教育公平的内涵自然应以法治为前提。本文认为, 教育公平就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受教育者的教育平等权以及教育机会均等, 不包括教育结果的公平。如同几个参加赛跑的运动员, 只能通过规则的形式获得起跑的平等权以及跑步过程中的平等对待权, 但是由于个人能力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等的影响, 比赛的结果对每个人而言并不平等。
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首次将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进行规定。我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受教育权以及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了规定, 如我国《宪法》第33条和第46条分别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1995年制定的《教育法》第9条第36条分别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1998年制定的《高等教育法》第7条规定:“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 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教育部于2010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更是将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明确提出“依法治教”。此外, 教师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也有部分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直接或间接规定。
二、高等教育不公现象及归因分析
近年来虽然已经意识到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性, 并采取了相关诸如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等保障高等教育公平的具体措施, 但取得的效果却并不显著, 教育实践的现实与教育公平的法律理想相冲突, 教育不公现象时有发生,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门槛设定不公平。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地区间高考录取名额和比例不均衡。以2009年为例, 北京市考生10.1万人, 只占全国考生人数的0.99%,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在京招生300人和270人, 招生名额却占全部招生人数的19.4%和19.8%。与此同时, 河南考生95.9万人,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在河南招生98人和72人, 河南考生是北京的9倍, 而北大给予的招生名额仅为北京市的1/3, 清华给予的招生名额仅为1/4[8] (见图1: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北京和河南招生情况) 。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4.2%, 北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9%, 已经到了普及化教育阶段, 而河南省仅为19.5%, 远远低于我国的平均值。[9]以上数据虽然以特定的两个地区进行比较, 但这一数据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入学门槛这一高等教育起始阶段即存在教育不公。
第二, 资源配置不合理。一方面, 高等教育资源有限。1998年全国本专科招生108.36万, 而2007年达到了590万。1998年研究生招生19.38万, 2006年达到110.47万, 特别是博士生从1.5万增加了5.6万, 硕士生从5.79万增长到32.45万。与此同时, 中国高等教育生均预算经费却逐年减少:1998年是8529元, 而2006年却缩减为5375元。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 1998年是2032亿, 2006年是5161亿, 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幅度远低于招生增长幅度。这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变化不相适应。[10]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目前我国优秀高等教育资源包括经费、师资等大幅度向重点地区、重点高校倾斜, 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及少数名牌高校占据了优势, 发展势头足, 北大、清华等高校在国际上排名也不断提前。但这也同时导致其与中西部高校及其一般高校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对于一般高校的学生而言不公平。
第三, 城乡差别明显。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公布的“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 (2011) ”在抽调10万多份样本的基础上, 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公布的抽样调查显示, 在被录取高校种类、自主招生名额以及高考加减分优惠政策时, 与城市学生相比, 农村的“寒门学子”处于劣势。在所有受访学生中, 农业户口的学生有23.7%被普通本科大学录取, 2.2%被985大学录取, 5.6%被211大学录取, 21.9%被本科学院录取。而非农业户口的学生中, 14.9%被普通本科大学录取, 5.7%被985大学录取, 6.9%被211大学录取, 27.8%的人被本科学院录取 (见图2: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学生被各类大学录取情况) 。可见, 非农户口的学生有更大的可能性在985大学和211大学就读。受访非农学生中, 获自主招生名额的学生占到5.4%, 而农村户口受访学生的这一比例为2.3%。另外, 所有来自直辖市的学生中, 有9.7%曾获自主招生名额, 比例远超其他地区。其次是省会城市和地级市, 比例分别为5.7%和4.2%。相比较来自县城的2.9%和来自乡镇的2.5%, 农村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的可能性最低, 仅为1.9%。[11]
以上教育不公现象与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教育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教育不公的改善离不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物质的保障。与此同时, 经济原因并不是导致教育不公的唯一因素。相关部门或个别高校虽然通过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保障高等教育公平, (1) 但效果甚微。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 从制度层面来探讨教育不公的原因显得更为迫切。我国的教育法治建设起步较晚, 现行的法律法规在保障教育公平方面还有待完善。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 《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其中自然暗含了公民有享受公平教育的权利。《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受教育权也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总的看来, 公平因素在我国教育行政法规中的比例比较低, 但宪法和法律中的公平因素更低。《教育法》也规定了受教育者对学校处分不服可提出申诉或起诉的权利。总体看来, 我国教育立法中对受教育权救济制度的规定笼统、模糊, 不仅没有对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明确具体的程序性规定, 而且只能通过对人身权、财产权司法救济的方式来间接维护公民受教育权。具体而言, 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几个层面都存在一定的缺失。
首先, 在教育立法方面, 教育法律体系不完备, 结构不健全。目前有关教育立法涉及《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从数量上看虽然初具规模, 结构上却分布不均衡, 没有形成内容全面、结构合理、逻辑性强的教育法律体系。从立法技术上看, 用语空泛, 可操作性差, 缺乏严谨的法律术语。从内容上看, 教育公平理念没有真正渗入教育立法之中。
其次, 在教育执法方面, 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教育行政执法部门具有教育行政执法权, 就有义务和职责正确行使这种权力, 主动对各种不公平行为进行干预, 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然而, 我国行政机关权力普遍膨胀, 教育行政部门也不例外。一些部门权力意识强, 执法意识弱, 执法能力缺乏。同时由于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较为笼统, 执法主体往往无所适从, 甚至各个执法主体之间执法权分配不明, 互相推诿现象严重。
最后, 在教育司法方面, 与整体司法制度相比, 教育司法制度还略显薄弱。例如, 教育法第42条虽然明文规定了受教育者具有申诉权和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 但没有对申诉和诉讼程序的进一步的规定, 向谁申诉?申诉的程序如何?提起何种诉讼?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而受教育权显然都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导致很多受教育者的教育权利被侵害后无法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 很多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案件, 有的是将教育公平权利转化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后以民事诉讼的方式提起, 有的则是以行政诉讼的方式提起, 相似的案件甚至有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这些现象都导致公民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的补偿和救济。此外, 虽然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 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 这也使得公民的受教育权得不到实际的宪法保障。
三、健全法治是保障高等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
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措施有很多, 领导人重视、加大财政投入、学校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和更为合理的考试选拔制度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显而易见的是, 这些措施都是策略性的, 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决策者注意力的转变而改变。教育是关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持续发展的民族事业, 需要坚定的制度保障, 这一点决定了法治才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保障公民高等教育公平权利的实现, 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需要有一套符合公平正义的规则, 而法治则以其稳定性、权威性成为保障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通过立法对教育资源进行权威而公正的分配, 加强教育执法力度, 完善教育司法救济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高等教育公平权利。
第一, 落实宪法, 修改高等教育法律法规, 完善高等教育立法体系。宪法和法律应该积极倡导教育公平理念, 确定教育公平的法律原则, 提高教育公平的效力层次。同时, 剔除教育不公平的规定, 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宪法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并可以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 是世界宪政的发展趋势。而我国没有宪法法院等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 违宪审查权仅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违宪审查的对象也只限于法规, 不包括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落实违宪审查权是落实宪法权利的关键因素。近十年来, 我国教育立法开始关注教育公平之价值, 制定了大量促进教育公平的法律法规, 但除了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增加了教育公平的因素外, 其他多是教育部等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高层次的教育法律少, 法律效力低, 教育公平的理念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加强教育法律法规结构体系建设, 使教育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内容全面、结构合理、形式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在法律制订和修改过程中, 尤其应该关注教育投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贫困人口教育等急需解决的诸多方面, 在规则设置时就应该向这些特殊对象进行利益倾斜, 努力平衡各方利益, 缩小差距, 体现法治公平和正义。对此, 已有学者建议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公平促进法》 (立法建议稿) [12], 在学术界开启了教育公平专门立法研究的先河。
第二, 保障执法, 加强管理, 建立严格的高等教育执法制度。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是建设法治教育的瓶颈。教育执法是依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利、维护公民合法利益、保障教育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首先, 增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律意识。长期以来, “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思想根深蒂固, 也渗透到教育行政管理活动中。管理者重视自己的“权力”、轻视“责任”, 漠视被管理者的“权利”, 导致教育管理活动效率低下, 甚至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次, 提高教育管理人员的执法能力。加强法律宣传, 加强教育法制机构和教育执法队伍的建设, 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大教育执法的力度;最后, 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 政府带头执行法律、细化法律, 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共同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第三, 完善司法, 恢复正义, 保障高等教育公平权利得到有效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司法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当今理论界对司法救济教育公平权利的研究薄弱, 司法界对教育公平权利的保障措施有缺陷。首先, 完善教育公平司法救济理论, 加强对教育公平司法救济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 奠定司法保障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其次, 扩大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建构教育公平的公益诉讼制度, 扩充公民救济教育公平权利的途径。最后, 完善法律救济程序, 发挥司法权威作用, 突破现有制度障碍, 能动司法为教育公平权利提供最大限度的救济。
综上, 教育关乎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腾飞和国家的未来, 教育领域实现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实现高等教育公平, 法治保障不可或缺。只有通过法治来保障教育公平, 树立教育公平理念, 完善立法, 加强执法, 提高司法, 公民的教育公平权利才能从法条变为行动, 高等教育公平才能从理想走向现实。
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发展教育并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针对近年来存在于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不公问题日益突出现象, 笔者在对教育公平进行法理阐释的基础上, 分析了高等教育不公的表现和原因, 认为法治是保障高等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 并试图从教育立法、教育执法、教育司法等方面对高等教育公平进行规制和保障。
关键词:受教育权,高等教育,教育公平,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北京异地高考方案是一篇“零分作文”[EB/OL].http://news.sina.com.cn/o/2013-01-05/001525955364.shtml, 2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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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纲》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大纲》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出台的。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并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求“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长期以来,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广大青少年法律素质明显提高。但从总体上看,青少年法治教育仍存在着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整体规划、方式方法有待创新、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评价体系不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及学校、社会、家庭多元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网络还没有形成等问题。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大纲》深刻阐述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确立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标,确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内容,拓展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途径,健全了青少年法治教育保障机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推动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高青少年法治教育系统化、科学化水平的纲领性文件。《大纲》的出台,对于深入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深远意义。
二、《大纲》的主要内容
(一)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标
《大纲》确定了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总体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普及法治知识,养成守法意识,使青少年了解、掌握个人成长和参与社会生活必需的法律常识和制度、明晰行为规则,自觉遵法、守法;规范行为习惯,培育法治观念,增强青少年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分辨是非、运用法律方法维护自身权益、通过法律途径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践行法治理念,树立法治信仰,引导青少年参与法治实践,形成对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大纲》还针对义务教育(小学、初中)、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阶段明确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阶段目标。
(二)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内容
《大纲》确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总体内容:以法律常识、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法律制度为核心,围绕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结合青少年与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关系,分阶段、系统安排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家庭关系、社会活动、公共生活、行政管理、司法制度、国家机构等领域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重要国际公约的核心内容;按不同的层次和深度,将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理念,宪法法律至上、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程序正义等法治原则,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权利救济等法律制度,与法律常识教育相结合,在不同学段的教学内容中统筹安排、层次递进。《大纲》还针对义务教育(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阶段)、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确定了各学段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具体教学内容。
(三)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实施途径
《大纲》要求,青少年法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学校主导作用,与家庭、社会密切配合,拓宽教育途径,建立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立体教育网络,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1. 学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均要开设法治教育专门课程,完成《大纲》要求的教学内容。丰富法治教育教学方式,综合运用故事教学、情境模拟(如法庭模拟)、角色扮演、案例研讨、法治辩论、价值辨析等多种教学方法,注重学生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注重多学科协同,在各学科课程中挖掘法治教育因素。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国家安全教育日、全国消防日等主题教育活动,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营造浓郁的校园法治教育氛围,实现环境育人。在法治教育中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规则意识,培养法治观念。
2. 社会教育。广泛组织动员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支持、参与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网络,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社会合力和良好氛围。积极建设综合性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法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
3. 家庭教育。推动家庭与学校形成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合力。积极引导家长成为子女学法、守法、用法的榜样。办好家长学校,完善家校合作机制,编写家长法治教育手册,提高家长对孩子进行法治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指导家长及时督促改正青少年的不良行为,预防产生违法行为。发挥学生法治教育对家长的作用,拓展学校法治教育的影响。
三、保障措施
(一)组织与制度保障
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司法部门、共青团和有关部门、组织等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机制。各级教育部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完善保障机制,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效果评价机制。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将学校法治教育实施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范围,帮助学校推进法治教育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将法治教育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中小学法治教育骨干教师培养机制,保证每所中小学要至少有1名受过专业培养或者经过专门培训,可以胜任法治教育任务的教师。创新机制吸引法律专业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培养专业化的中小学法治教育师资。提高全体教师的法治素养和法治教育能力,充分挖掘各学科教学内容的法治内涵。完善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制度,建设稳定的兼职法治教育师资队伍,为中小学法治教育提供支持。完善法治教师继续教育制度。
(三)健全评价机制
建立健全科学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评价机制。评价要全面考察青少年法治教育效果,基于《大纲》确定的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要求,将必要的法律常识纳入不同阶段学生学业评价范畴,在中、高考中适当增加法治知识内容,将法治素养作为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精神文明创建等机制,探索建立综合性的青少年法治素养评价机制。教育部门可以联合司法部门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学校、区域的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组织可以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四)教育教学资源保障
整合网络教育资源,加强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等专业网站建设,提供形式生动多样,内容鲜活丰富的网络优秀法治教育资源。积极推进综合性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把基地建设纳入各地校外教育机构建设的整体规划。 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开发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及相关产品。鼓励各地将法治教育教材、读本纳入免费教科书范围。深入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理论研究,加大对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扶持力度,设立专项科研课题。引导大众传媒切实承担起法治教育的社会责任,开展适合青少年学生特点的公益法治宣传活动。
(五)经费保障
为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不断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引导青少年在社会实践中正确使用法律,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根据省、市文件精神并结合我区实际,由区委法治办(区司法局)统一安排部署,我区于每年9月定期开展全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为全面开展全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每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期间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活动方案,明确了工作任务,落实了工作责任和措施。全区形成了部门、学校齐抓共管、整体联动的格局,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突出重点,开展多形式的宣传
每年青少年法治教育宣传周期间,活动紧紧围绕当年的活动主题为中心突出重点,形式创新,通过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法治宣传教育形式,大力宣传与青少年健康成长密切相关的法治、法规。
一是各校利用国旗下讲话,紧紧围绕中心“学习宪法知识,增强宪法观念,争做守法公民”进行,学校领导对全校师生进行法治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普法教育氛围。如2017年9月15日下午,我区在xx小学举行了“争做守法小公民”集体宣誓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广大师生都充分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法治的力量深入人心。
二是坚持将法治教育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结合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大力加强法治教育。充分发挥了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的作用,法治副校长分别进行了法治讲座,认真为学生辅导了《宪法》、《未成年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
三是积极营造校园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氛围。充分利用了网站、黑板报、宣传栏、悬挂横幅等形式营造浓郁的法治教育氛围,增强了青少年学生的法治观念和遵纪守法意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使“法治宣传活动周”的法治宣传深入人心。
四是组织各校利用班会开展了主题班会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学生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三、积极宣传,效果显著
海安县曲塘镇共有7所中小学,在校学生6100多名。对青少年来说,从小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的法治意识尤为重要。目前,曲塘镇已在各学校开设了“闲暇阅读与法治教育”、“少先队课程与法治教育”课等特色法治教育课程,确保了法治教育进课堂活动的计划、课时、教材、师资、考核“五个落实”,形成了各具所长、独树一帜的法治教育特色体系。
今年以来,曲塘镇已开展“法治教育进课堂系列法治讲座”20余次,法润江苏、法制网、南通普法网、海安日报等多家媒体已先后报道本次法治进校园活动。
习近平强调,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青少年的法治意识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曲塘司法所在完成县委、县政府规定的中小学法治教育进课堂的规划外,积极探索幼儿园的法治教育,目前已在双楼幼儿园开展“快乐六一 法治护航”、李庄幼儿园开展“暑期安全法治教育”等专题法治活动,力争扣好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第一颗扣子,帮助广大青少年养成健康、科学的学法、知法、守法的法治意识。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充分调动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障社区“四个民主两公开”有序地进行。
一是完善依法建章立制。
各社区居委会要以创建民主法制建设示范社区为载体,按照“依法建制、居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模式,指导制定社区干部民主选举制度、民主议事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居民公约、财务公开及财务监督制度、居民民主评议干部制度。凡是需要公开的居务工作和被列入民主管理范围的工作,都要依法建制,按章办事。制定社区依法治理工作规划和工作运行机制,做到工作有目标、措施有落实、考核有标准;
二是强化社区居民依法自治。
各社区要加强指导居民认真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社区事务公开透明。要结合本社区的特点和居民的要求,吸引广大居民积极参与自治工作。采取召开座谈会、入户宣传、法律咨询服务、文艺表演等形式,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注重发现培育典型,按照以点带面、推广辐射的工作思路,全面推进居民自治;
三是营造良好的社区法治氛围。
各社区要充分挖掘社区居民潜能,发挥社区法制宣传队和社区志愿者队伍的作用,组织居民学法用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履行义务。加强社区法制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社区文化站、活动室、社区文化广场等,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法制文娱活动。辖区内做到无民事矛盾激化,无集体上访,杜绝黄、赌、毒现象的出现,从而营造全方位、立体化的街道社区法治氛围。切实维护街道社区安全稳定,推进街道社区依法治理,保障居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搞活载体,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
(一)完善社区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各社区要以调解、治保等有关组织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中心为阵地,抓好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健全完善社区法制教育“六个一”机制(有一支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有一所法制学校,有一份法制专刊,有一支法制宣传队,有一个法制专栏,有一个法律专柜)。要抓好法制宣传队建设。各社区要组织一支法制宣传队。
法制宣传队要定期自编自导一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法制宣传文艺节目,让群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要把社区各楼院文化程度较高,懂法律、善服务的人组织起来纳入“普法宣传员”中,做到“一幢一长”,让广大社区居民及时了解、掌握法律常识。
要加强社区法制学校管理。各社区市民法制学校要做到学法有计划、有活动、有登记、有落实。要坚持每季度一堂法制课,邀请社区挂钩律师、公证员或相关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法规讲座。
要加强法制宣传栏管理。各社区要在各居民小组设立一个法制宣传栏,指定专人负责,做到每月一期。在每个楼院设立“法制宣传花苑”,将与社区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分期刊入专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具体事例、举案说法,达到普法目的。
要加强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联系离退休的公、检、法、司人员组成法律自愿者队伍,采取预邀服务制度,设立法律服务窗口,接受社区居民的法律咨询,开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工作。要配备一个法律专柜。
各社区要将涉及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设立法律图书角,定期对居民开放,并由“法律明白人”进行讲解。要有一份法制专刊,各社区要通过征订《法制日报》、《人民调解》等书籍,通过自学使居民真正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习惯。
(二)加强社区经常性法制宣传教育。
各社区要切实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力度,抓好重点,有针对性的地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工作。要抓好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各社区要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组织好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以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和挂钩律师、公证员为依托,以社区法制学校为阵地,充分发挥社区人力资源优势,举办青少年法制专题讲座及现身说法等,保证青少年在社区内得到良好的法制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要加强老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社区法制学校、活动中心,针对老年人(退离休人员)的特点,着力宣传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之自觉抵制迷信、邪教等非法活动。挂钩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要及时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讲座,办理法律服务事务、调处纠纷,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巩固法律进社区工作。
没想到,问题抛出后,课堂内先是几秒钟的安静,再是陆陆续续发出一些笑声。看来,生活中收到假币的情境,同学们即便没有亲身遭遇过,也有可能听说过,但是收到之后怎么办,他们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且这个想法有可能与教材提供的法治知识有明显的差异。于是笔者改变了教学设计中既定的问答流程,变为给予每个学习小组三分钟的时间进行讨论,并要求他们首先在小组内部争取形成统一的观点,再和其他小组进行交流。
一、有法治知识并不必然形成守法行动
三分钟的课堂讨论十分热闹,有的小组成员间甚至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一个女生提出可以将收到的假币交给银行,另一个女生说银行又不给你钱,你的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而且去银行还要排队花时间;一个女生说报警,这引发其他组员的大笑和质问:“抓谁?你知道是谁给你假币的嘛?”一个男生说可以找个机会把假币再花出去,但同组的女生说,那你心里不会难受吗?明明知道是假币,还去骗别人。
三分钟时间过去了,六个学习小组中只有一个小组形成了统一的观点,笔者请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同学做代表交流,他说:“我们决定不交给银行,也不花出去,而是自己收藏起来。我们家就是这样做的。我有一张50元的假币,我爸爸有一张100元的假币,我妈那里还有一些。这样可以提醒我们,注意识别假钞,不要再上当受骗。”笔者注意到,在他表述完他们小组的观点之后,其他小组里也有不少同学表示认可。
事实上,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持有假币达到一定数额的,即构成持有假币罪,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没想到,这个讨论题,无意中竟然让大家获悉了同学家庭中涉嫌违法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本身在起初并没有引起大家对其正当与否的怀疑?甚至还有不少同学对此表示赞同。
这样的教学故事发生在政治课堂上是意外,但也不是意外。说它是意外,因为从课程知识的角度来说,学生知道制造、使用假币违法,能够了解假币的危害性,但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怎样去防止这种“危害”的蔓延。说它不是意外,是因为从法治知识的学习到法治观念的形成,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认知过程,有了正确的法治知识,并不必然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那么,作为社会成员随之所采取行动的正当与否就更不能确定了。而这,恰恰是政治课程中进行法制教育、培养学生法治意识需要突破的难点与关键。
二、思想政治课程领域内法治知识的特点
作为一门显性德育课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法治知识,例如在高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一课中,明确提出要使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纳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轨道,就需要建立一套由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共同组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这里的内部因素是指人们的道德自律能力和守法习惯,外部条件主要是指健全的法律和完善的制度。而在其他经济常识课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教材主要结合经济主体的特殊性,介绍了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以及前文提到的打击假币等涉及具体行为的法治知识。综合分析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经济常识、政治常识与哲学常识三个领域内存在的法治知识,笔者认为其特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法治知识具有较强的概念性
由于法治知识的形成源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的社会行动,而人类的社会行动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因此,形成的法治知识就特别强调对自身本质属性的界定。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这些法治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清楚法治知识的内涵与外延,有效地进行归纳与辨别,并能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现象,对之进行描述或说明,这是学生法治观念得以养成并形成守法行动的基础。例如,在2014年海南省的高考试卷中有这样一道试题:
2013年,根据刑法修正案有关条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出相关罪名的司法认定标准。上述关于维护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
①规范了司法活动②坚持了依法行政原则
③树立了立法权威④体现了公正司法原则
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
正确答案:B
分析:学生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前提是能够正确区分“司法”“依法行政”“立法”等法治知识的内涵与外延。
2. 法治知识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性
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法治知识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格外鲜明。归根到底,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取决于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使得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既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历史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因此需要学生在学习中体验,甚至通过换位思考来明察秋毫,以更清楚地理解法治知识意味着自身能够初步具备法治思维,从而提升自己对法治知识的价值判断力,自觉形成守法行动。
例如,唯物辩证法联系的观点认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多样性,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研究事物的联系就是研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条件。把握事物的联系,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一思想方法就是典型的法治思维,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近年来我国立法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区分相似的法律规定。
法治知识的概念性与价值取向性是我们理解法治知识相辅相成的两个维度。由此,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法治知识与专业化地进行法治知识学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体表现为:在高中阶段学生并不是系统地、分门别类地对相关法治知识进行学习,从而为专业深造或职业选择做准备,而是在学习经济、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常识的过程中,进行相关法治知识的学习,初步领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律,都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因此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在行为上自觉守法,这才是我们教学的重要目标。当然,在学习这一系列法治知识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因此而萌发成为相关法律专业工作者的职业理想,塑造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教学目标。
据此,法治知识在思想政治课程中的存在,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增量”,而应当被当作促进学生法治意识发展的工具、途径或载体,以帮助学生自觉形成守法意识与守法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知识应当被用于发展“人”,塑造合格的现代公民。在这一背景下的法治知识的学习过程,需要教师以完整而丰富的教学视野,为学生营造一个“法治知识”与“人”可以交互运动的场景。学习法治知识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增加学生的法治知识储备量,而是要增强学生对法治的理解能力,帮助他们在具体的场景中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提高他们社会生活的参与能力。
三、法治知识的学习过程需要场景意识
在关于“收到假币怎么办”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生知道一些行为是合法的,一些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些行为不能确定是否违法,因此存在争议。若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思考,学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就会复杂起来。课堂小组讨论体现了学生各种“趋利避害”的想法,不可谓不真实。这些想法是重要的教学资源,有助于推动学习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强烈场景意识的问题,才能将抽象的法治知识置于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才会给学生带来遐想,引发争议。由此,教师更容易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到学生对法治知识的理解程度、对涉及法律的问题的思考方法以及情绪的波动、态度的变化等,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课堂教学的流程,引导学生思维发展的方向。
何谓法治知识教育需要的场景意识?通俗地说,就是尽可能还原法治知识产生的问题情境,解决人在社会行动中的某一方面的矛盾。课堂学习中的场景意识对学生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为学生学习相对抽象的法治知识创设了直观、生动的环境;其二,将法治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为学生进一步建构知识创设了环境。前者,让学生有兴趣地学习,而后者则让学生更加自主地学习。
当然,场景意识之下的法治教育因为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学习自主性,也更有可能偏离法治知识科学性的轨道,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一部分学生对“收藏假币”行为的态度。但不可否认,在没有场景意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一定没有这一类的行为,反而是场景的设置让这类应当被纠偏、纠正的行为获得了教育的机会。
正因如此,教师有场景意识地设计法治知识的教学也面临两方面的考验:其一,教师本身必须对特定的法治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不仅仅是对教材字句的了解,而是从法治知识的概念性与价值取向性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才有可能为法治知识教育创设合乎实际的场景;其二,教师要能及时、全面、准确地捕捉学生在特定场景学习过程中建构知识的表现,并对这些课堂生成性资源进行及时处理,组织有效的课堂反馈与分享,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与守法行动的落实。
四、法治知识的真正掌握需要学科实践
教师在课程中教授法治知识时,可以选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讲授法治知识,另一种是让学生通过体验法治知识的产生或运用过程来掌握法治知识。
从课堂教学的时空条件来看,教师直接向学生讲授法治知识似乎更有效,学生的学科纸笔测试成绩也更好。比如,有的教师会运用生动的小故事说明事理,也有教师运用多媒体、数字化技术为授课方式增光添彩。但是,法治知识的真正掌握却应当体现在法治观念的形成,并最终表现在守法行动上,没有这些,其有效性是不足的。
思想政治课程的价值追求是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使学生初步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在课程核心素养形成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需要增强观察、分析和处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具备正确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形成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这些都是建立在相关课程知识学习基础之上的。因此,仅仅关注教师是如何“讲授”还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关注学生学习法治知识的过程设计,即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关注学生的学科实践。
如果从空间的维度区分学生的学科实践,可以分为课堂内的学科实践与课堂外的学科实践。两者相比较,笔者认为课堂内的学科实践更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法治知识具有概念性,需要准确地界定内涵与外延,强调理性思维;也是因为具有价值取向的法治知识需要在课堂内进行同伴交流,从而促进反思,厘清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课堂外的学科实践不重要,而是指教师在重视课堂内学科实践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将课堂内外的学科实践结合在一起。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在前文所述的学生课堂讨论与分享结束后,笔者引导学生对每一项行为选择进行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在完成课堂内的学科实践基础上,建议学生可以通过查阅法律文献或走访银行验证本次课堂学习的知识。没想到的是,过了一周,那个提出“收藏假币”的学生来告诉我,他在家长的帮助下,联系了一家银行,并邀请银行工作人员为同学们讲解“假币的危害与识别”知识讲座。活动现场,同学们一共上缴了“280元”假币,银行在隔天寄来了凭证,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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