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台湾大学排名

国立台湾大学排名（推荐8篇）

国立台湾大学排名 篇1

0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02.中央昆士兰大学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03.查尔斯特大学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04.墨尔本大学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05.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06.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07.卧龙岗大学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08.阿得雷德大学 University of Adelaide

09.麦考瑞大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国立台湾大学排名 篇2

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从1877年创立第一所近代大学以来,已经历了“二战”前、“二战”后及法人化后3个主要发展阶段。本文将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置于历史的范畴,以各历史阶段的大学内部主体为分析主线,从大学法律和惯例两个视角分析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各主体的权力。

一、“二战”前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

“二战”前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是通过大学初创时期的东京大学时期、帝国大学时期与帝国大学扩大时期等3个阶段形成。“二战”前日本不使用“国立大学”一词,因此,本文分析“二战”前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时,主要以国家设立的综合大学为对象。

(一)东京大学时期的国立大学内部治理(1877-1885)

1877年,日本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创立了东京大学,这是日本第一所具有西方大学制度特征的综合大学。这一时期东京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特点是在医学部和法理文学部各自设置了相当于西方大学校长职务的“综理”一职,两个“综理”各自管理所属学部。根据1878年5月10日文部省颁布的《东京大学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职务编制及事务章程》以及《东京大学医学部职务编制及事务章程》的规定,综理统管大学本部、预备门及植物园的事务及其所属教职员。综理在教职员人事、学科课程、房屋建设和维修、工资等很多大学事务上,具有向文部大臣书面申请权及自主决定权。

1881年,日本改革了东京大学管理制度,颁布了《东京大学职务编制》,设置了统一管理大学的职务——总理。总理在教职员人事上仍然拥有向文部卿书面申请及自我决定的权限。

东京大学初创时期,东京大学内部尚未设置校级和学部的审议机构。直到1881年8月20日颁布《东京大学事务章程的增补》后,东京大学才设置了咨询会。东京大学咨询会分为总会和部会,各自接受总长和学部长的咨询,审议大学及学部的学科课程方面的事情。多数学者认为,东京大学咨询会的总会和部会是日本国立大学评议会及学部教授会的雏形。

(二)帝国大学时期的大学内部治理(1886～1895)

这一时期对大学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文部大臣森有礼和井上毅。1886年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在其国家主义教育理念下,颁布了第一部综合性大学法律——《帝国大学令》,将东京大学改称为帝国大学,把学部改称为分科大学。1893年,井上毅担任文部大臣后修改了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至此“二战”前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法律基本形成。

1. 校长权力

《帝国大学令》颁布后,总长在帝国大学内部的权力扩大。首先是总长在帝国大学内部的官职等级提高,帝国大学中只有总长一人是勅任官,分科大学长及教头、教授都是奏任官。其次,总长的权力范围扩大。《帝国大学令》规定:“帝国大学总长秉承文部大臣之命,总辖帝国大学”、“保持帝国大学的秩序”,意味着大学院和5个分科大学都由总长来管理。不过,《帝国大学令》颁布后,帝国大学总长失去了教职员人事上的权力。1893年井上毅文部大臣时期,颁布了《帝国大学官制》,重新规定总长在教职员人事上的书面汇报权和自主决定权。

2. 评议会权力

《帝国大学令》规定,帝国大学或者文部省可酌情设立评议会,承认了评议会的法律地位。评议会主要审议学科课程、大学院及分科大学等利益事项。总长担任评议会议长,评议官是文部大臣从各分科教授中特定2人。这一时期,评议会的性质是文部大臣及总长的咨询机构,文部大臣选拔和任命评议官,没有总会与部会之分,很难反映教授们的意见。

1893年《帝国大学令》修改后,评议会的审议事项更加明确和具体化,包括:学科设置及废止、大学规则制定、学位授予、接受文部大臣及总长的咨询等。评议官由校长、分科大学长及各分科大学教授组成。分科大学教授担任评议官时,采用各分科大学内部选举的方式,从而削弱了文部省在评议会中的权力,初步确立评议会合议制机构的性质。

3. 分科大学教授会权力

颁布《帝国大学令》后,设置了校级审议机构——评议会,但并未提及学部层次的审议机构。不过,“在井上毅文教政策之前,分科大学已经存在名称为‘教授会’的管理机构,负责召开分科大学管理事项的会议”,“分科大学教授会拥有对评议会提出议案的权利,还可在评议会委任下对某种案件进行审议”。[1]分科大学教授会虽不具有最后的决策权限,但是各分科大学有关的事项都事先通过教授们的讨论再提交到评议会。

《帝国大学令》修改后,分科大学教授会获得了法律地位。教授会的审议事项包括:(1)分科大学学科课程;(2)学生考试;(3)审查学位授予资格;(4)其他文部大臣或帝国大学总长咨询的事项。分科大学教授会权力的确立,为以后的教授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帝国大学扩大时期的大学内部治理

1897年,日本设置了京都帝国大学,并将帝国大学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建立了帝国大学,“二战”结束之前共有7所帝国大学。这一时期帝国大学内部治理的法律规定基本没有变化,而“二战”前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是在帝国大学教授们的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运动中确立的。

1905年,东京大学发生了“户水事件”,确立了总长在教授人事权上的书面申请权。1913年,京都帝国大学发生“泽柳事件”,奥田义人文部大臣与法科大学教授会交换了备忘录,承认“在教官任免之际,总长和教授会协商是正当的,并不妨碍其职权的行使”。[2]泽柳总长辞职后,京都帝国大学在校规规定:教师人事要经过教授会审议;总长由校内选举产生;分科大学长由各分科大学投票选举等。此后,东京、东北、九州等帝国大学也制定了基本相同的校规。

至此,日本近代大学建立37年之后,终于建立了学部教授会的人事权,总长、分科大学长以及教师的任免及惩戒等需要经过教授会的审议。虽然,帝国大学教授会的教师人事权和校长选举权只是大学内部的惯例,没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但是为“二战”后确立学部教授会的“由下至上”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二战”后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

“二战”后,美国、日本政府及国立大学在确立国立大学内部治理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美国主张的“理事会构想”及日本政府提出的《大学法试案要纲》等改革案,都由于大学的强烈反对而失败,日本国立大学最终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但通过《学校教育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定措施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从法律上承认了学部教授会的权力,形成了以学部教授会为中心的由下至上的内部治理模式。

1.校长权力

学校教育法第92条第三项规定:“校长掌管校务,统领所属职员。”此外,根据《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规定,校长在下列事项上,经过管理机构审议后做出最后决定:(1)部局长选考(评议会);(2)教师选考(教授会);(3)校长选举(协议会);(4)学长、职员及部局长停职或休养、校长及部局长的任期等(协议会);(5)教师退休年龄(评议会)等。而校长独立决定的事项只有部局长(学部长以外)的人事及其勤务成绩评定等。

可见,“二战”后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校长权力大大削弱,主要表现为:(1)在大部分大学事务上,校长要经过评议会等校级管理机构的审议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缺少自主决定权;(2)国立大学未设置校长辅助机构。虽然学部长具有辅助校长工作的职能,不过学部长是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是学部利益的代表,因此,很难从全校的利益出发辅助校长工作。

2.评议会的权力

1953年,文部省发布了《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定措施规则》,[3]规定了评议会的构成、评议员的选任方式、评议会的权限等具体事项。该规则规定,评议会成员包括校长、各学部负责人、各学部的教授(2名)、各附设研究所的负责人。根据评议会的规定,各学部和教养学部的人数可增加到5人,但是限制各附设研究所负责人的人数。评议员根据校长申请,由文部大臣任命。校长担任议长一职,负责召集评议会。此外,评议会权力范围从“二战”前的教学方面扩展到教学和管理等全校事务、审议和决定教师人事、学部组织的设置及废除、预算、学生等诸多事项的方针,一跃成为国立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

同时,评议会依然保持着合议制机构的性质。评议会是各学部讨论大学事务的平台,是各学部交流和协调意见的地方。这表现于评议会与学部教授会之间并非上下级关系,而且评议会对某一事项进行审议及决议时,评议会的各学部代表必须将评议会的讨论结果告知学部教授会,并将各学部教授会的意见反馈到评议会。

3.学部教授会的权力

1949年颁布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规定,教师与学部长的选举必须经过所属教授会的审议,学部教授会获得了教师人事和学部长选举上的法律地位。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第59条规定,“为了审议重要事项,大学必须成立教授会”,而并未具体规定哪些事项属于“重要事项”,为教授会权力的无限扩大提供了法律依据。

除了法律规定的权限以外,各国立大学继承了“二战”前的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通过校规等方式实行校长校内选举制度,由各学部的教授、助教授及讲师等选举校长。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国立大学继承了“二战”前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进一步扩大学部教授会的权力。不过大学内部治理中学部教授会权力过大以及对评议会的控制,导致校长的执行权经常受到来自学部教授会及评议会的干预,出现了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责任体系不明确、管理效率低下、校长权限架空等问题。

三、法人化以后的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

2003年,文部科学省颁布了《国立大学法人法》,终于结束学部教授会的统治,完成了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转变。

(一)决策机构的权力——校长及理事会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变法人化之前学部教授会以及评议会左右校长执行权力的问题,大幅度扩大大学决策中的校长权力,确立校长作为大学最高责任人的地位。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的规定,校长除了特定事情外,可根据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的审议结果,进行最终决策。在人事上,校长可在文部科学省规定的人数内直接任命理事会的理事,并且直接任命经营协议会的委员,以及直接任命教育研究评议会的部分委员。

理事会是国立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校长和理事组成。为了理事会能够听取校外人士的意见,因此,理事由校内及校外人士组成。在中期目标、预算及决算、重要组织的设置及废除等特定事项上具有决策权力。

(二)审议机构的权力——经营协议会及教育研究评议会

国立大学法人化前,管理事务与教育研究事务相互交叉是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的问题之一。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后,日本根据大学组织的特点将国立大学的业务分为管理和教育研究两方面。经营协议会审议中期计划、中期目标以及预算等事项中有关大学管理的事项,教育研究评议会审议中期计划、中期目标、教师人事、学生等事项中有关大学教育研究方面的事项,实现了教学研究和管理事项分开的制度构想。

(三)监督机构的权力——监事

《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各国立大学法人必须设置两名监事,监事监督和检查国立大学法人的业务。监事由文部科学大臣任命,根据国立大学法人业务和管理状况提出监查报告,如有必要向校长或文部科学大臣提出改善意见。监事的监督和检查工作包括,定期与校长和主要组织的董事交换情报,或直接出席会议,监督和检查大学业务和管理状况。监督和检查结果作为财务报表和决算报告书的意见记载下来,并公开发表。此外,校长和其他具有代表权的董事利益相反时,监事代表国立大学法人。

(四)学部教授会的权力

除了上述国立大学主体的权力以外,《国立大学法人法》并没有对学部教授会的职权进行规定。随着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实施,《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已经不适用于国立大学,其中所规定的学部教授会的教师人事权和学部长选举权等权限也随之消失。不过,学部教授会对国立大学决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各国立大学仍然用校规及惯例的方式保留了大部分学部教授会的权力。比如:(1)学部教授会具有教师人事及学部长选考的权限;(2)校长选举上学部教授会成员占主导;(3)在教育研究评议会的成员中,学部及研究科的负责人和教授占主体,并且由学部和研究科教授会选举本学部和研究科的评议员。

综上所述,法人化改革改变了“二战”前后的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校长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的权力大幅度加强。但是,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学部教授会自治传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转变。即使确立了“从上至下”的大学治理结构,校长等大学行政机构进行决策时仍需要尊重学部教授会的意见,并协调好各部局之间的关系。

四、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政府以政策及法律为手段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非政府主体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改变现有制度。[4]

对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历程进行梳理后发现,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大学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推动了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发展。正如范富格特等学者所指“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由中央提供资金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内,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者,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力,或者至少它不能绝对地行使这个权力”,[5]同理,大学的学术权力也不可能在大学内部治理中成为永远的控制者。可见,不管是政府还是大学都不可能在大学制度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扮演主角,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以及教育背景的不同,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日本模式

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提出了日本模式的权力结构,认为“日本的权力结构有类似于欧洲和美国模式的要素”。[6]

日本国立大学从诞生到法人化改革,在不同历史阶段移植和模仿了不同国家的制度,其中深受德国和美国模式的影响。然而,经历了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交替影响后,国立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分配模式很难简单划归到教授会控制的德国模式还是理事会及校长掌权的美国模式。

比如,2004年的法人化改革是模仿了美国模式,即建立了理事会制度并扩大校长的行政权力。不过在校长选举、教师人事等问题上,学部教授会仍然具有控制权,德国模式依旧发挥影响。可以说,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经过德国与美国制度移植和本国制度创新的反复调整和磨合后,结合了德国与美国大学的特点,建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国立大学法人内部治理。

(三)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中的路径依赖——学部教授会自治的影响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一种制度一旦确立,就会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7]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制度变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也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即,“二战”前确立的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惯例在教授等利益团体的斗争下,“二战”后其权限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法人化改革以后,虽然校长和理事会等校级管理机构的权力扩大,不过,传统的学部教授会自治模式仍以学校规章制度以及惯例的方式保留下来。

从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简单梳理中发现,“二战”前形成的学部教授会自治制度对内部治理改革形成了路径依赖,通过正式制度或者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对以后的制度发挥影响。

摘要：自明治维新时期建立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以来,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经历了“二战”前、“二战”后和法人化后3个制度发展阶段。从每个阶段的特点来看,“二战”前在惯例上确立了学部教授会自治;“二战”后在法律上确立了学部教授会自治;法人化后加强了校长权力。

关键词：日本,国立大学,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变迁

参考文献

[1]李守福.试析日本的大学自治[J].比较教育研究,1988, (2):13-17,32.

[2][日]寺崎昌男.日本における大学自治制度の成立.东京:评论社,2000.160.

[3][日]田畑茂二郎.大学の自治と管理运营.东京:有信堂, 1972.10-11.

[4][日]张建新.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00.

[5][荷]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13.

[6][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89.

澳洲名校巡礼——澳洲国立大学 篇3

一所重量级的大学

成立于1946年的澳洲国立大学是一所学术研究型的大学。就其研究实力、大学评级与国际名望而言，澳洲国立大学绝对是一所重量级的大学。2005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评选出的世界200强大学中澳洲国立大学排名第23位；世界100强文科和人文学科大学排名榜中澳洲国立大学排名第10位；世界100强社会科学大学排名榜中澳洲国立大学排名第15位；世界100强科技大学排名榜中澳洲国立大学排名第13位；世界100强技术大学排名榜中澳洲国立大学排名第29位；世界100强生物医学大学排名榜中澳洲国立大学排名第21位。正是因为澳洲国立大学有如此卓越的表现，澳洲本地的学生都争相入读这所名牌大学，其竞争激烈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根据新近出版的Good Universities Guide(《好大学指南》)一书，澳洲国立大学的入学难度被列为最高的五星级。但是海外学生入读澳洲国立大学则相对容易一些。

长久以来，澳洲国立大学是得到澳洲政府给各大学教育和研究拨款最多的大学之一。正是因为得益于此，澳洲国立大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她在硬件、软件方面均成为澳洲乃至世界的一流大学。在Good Universities Guide一书中，澳洲国立大学的研究数量被列为最高的五星级(五星级为程度最高的级别)；所获研究拨款被列为最高的五星级；师资学历被评为最高的五星级。再则，另外几项评级结果显示：澳洲国立大学毕业生对该大学的满意程度为五星级；对其就业的满意程度为五星级；对毕业生第一年的年薪起薪点的满意程度为五星级。所以说澳洲本地的学生争相入读这所高等学府就根本不足为奇了。

完备的教研设施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澳洲国立大学的硬件和软件又究竟如何呢？就其硬件而言，澳洲国立大学的校园设施堪称一流。她拥有163处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物，其中有艺术馆、影剧院、宗教设施、书店、书报亭、银行、邮局、超市、旅行社、酒吧等。另外她还拥有一系列的顶尖实验室、先进的技术设备、收藏量超过2百万册的图书馆、1,300台全部联网的电脑以及被列为澳洲第一的巨型计算机。澳洲国立大学有一应俱全的一流体育设施，加之新近建成的体育场可进行排球、篮球、击剑和空手道等比赛和训练项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澳洲国立大学还向海内外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寄宿设施。目前的寄宿设施能满足2,579名学生的在校寄宿。海外学生如申请在校寄宿，一般都能获得优先照顾。事实上很多海外学生都很喜欢在校寄宿，其原因是在校寄宿除了学习和生活方便之外，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寄宿生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将电脑连接到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网络上，可谓是省时、高效。

至于澳洲国立大学的软件则可归结为国立大学拥有超强的师资力量、可信的研究实力以及完善的学生服务与学生们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澳洲国立大学现有院士73名和3，387名教职员工。在其3,387名教职员工中，有816名纯研究人员以及538名教学与研究两相兼顾的教学研究人员，研究实力绝对是澳洲各大学之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澳洲国立大学自建校以来已经出过4名诺贝尔奖得主。因此，对于有志于从事研究的海外学生来说，澳洲国立大学理应是首选。作为其软件的一部分，澳洲国立大学与世界顶级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她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签有学生交换计划协议。全世界的大学中仅有几所大学与之签有这样的学生交换计划协议。海外学生若学业优秀，则有机会参加这一学生交换计划。

专业的学生服务

与丰富的业余生活

澳洲国立大学拥有完备的学生服务，学生们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校内设有专门的学习咨询、择业和就业咨询、学生权益咨询、福利咨询以及其他个人咨询服务。其他针对学生的服务主要包括金融、找房、牧师、看病、牙医以及验光配镜等服务。澳洲国立大学还建立了学术与学习技能中心，专门用以辅导海外学生(也包括澳洲本地的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学习。这对海外学生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海外学生普遍都需要在学术和学习技能上得到指导。此外，澳洲国立大学还向刚来就读的海外学生提供电脑培训。

在澳洲国立大学就读，学生们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澳洲国立大学有很活跃的学生社团活动，各种俱乐部、会社近100个。可以说，学生们有参加不完的社团活动。

选系建议

综上所述，澳洲国立大学是一所一流大学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学生该如何选择这所大学的专业呢？依笔者之见，中国学生最好选择澳洲国立大学的强项专业，比如她的文科、人文与社会学科、科学与技术学科以及生物医学学科。具体来说，澳洲国立大学本科的强项专业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翻译学、亚洲学、亚洲学/商业、亚洲学/经济学、亚洲学/科学、亚洲学/法学、文科/亚洲学、文科/法学、法学、精算学、精算学/商业、精算学/经济学、精算学/金融、精算学/法学、商业/法学、经济学/法学、资讯技术/法学、心理学/法学、资源与环境管理/法学、科学/法学、安全分析(亚太区)、软件工程/科学、医学等；而澳洲国立大学研究生的强项专业为：各种文科、设计艺术、外交、高等教育、语言学、新传媒艺术、人口学、翻译学、视觉艺术、亚洲学、亚太地区研究、外交学、国际事务、发展经济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环境管理与开发、基础设施管理、公共管理学、精算学、商业管理学、经济学、金融管理、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工程、法学、知识产权法、国际关系法、应用流行病学、生物技术、临床心理学、环境科学、光子学、科学、资源、环境与社会学等。

申请方法及条件

申请入读澳洲国立大学本科，申请人需要：1) 有合适的学历和英语成绩。申请入读本科的申请人至少是高中毕业，具体请参看澳洲国立大学有关本科生各专业学历要求的网址：http://info.anu.edu.au/studyat/International_Office/getting_in/requirements/index.asp。2) 有英语测试成绩。如果申请人报读普通本科生专业，则雅思学术类考试成绩需6.5分，并且每一个部分至少是在6分以上；如果申请人报读法学本科生专业，则雅思学术类考试成绩需7分，而且所考的每一个部分也得在6分以上；如果在报读本科生学位课程之前就读过澳洲国立大学的预科课程，则雅思成绩需为5.5分以上，但写作类的考试部分需在5分以上。3) 填妥本科生国际学生申请表格(可从http://info.anu.edu.au/studyat/International_Office/_pdf/IntAppForm.pdf网页上下载)，办理好学习成绩单、英语测试成绩的公证，然后将这些材料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以及100澳元申请费(银行汇票或者是信用卡支付方式)一并寄往澳洲国立大学招生办。

至于申请入读研究生专业的步骤，基本上同申请入读本科生专业一样，所不同的是：1) 申请人必须已经获得本科学士学位；2) 所填表格是研究生国际学生申请表格。该表格分为课程学习型(by course)和研究型(by research)两种，具体可从http://www.anu.edu.au/sas/admission/index.php#intlPG网页上下载。中国学生若想获得进一步的详情，则可在澳洲国立大学给海外学生提供的网站上查询，它们分别是http://info.anu.edu.au/studyat/International_Office/index.asp 和http://info.anu.edu.au/studyat/International_Office/_ready _set_go.asp。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介1 篇4

学校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1]。

学校纪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旗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4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课，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滇8年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于1940年8月设叙永分校。

1946年5月，上述3校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组织机构

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全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经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西南联合大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简约，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主席）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

专业设置

西南联大共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学院，共26系，另有先修班和体育部。

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

大学文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徽

校庆日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校训

刚毅坚卓

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

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校徽

三角形的三等分，那一点是正三角形的三点合一，也暗含三角形的稳定性，上半年即已确定使用。

著名教师

吴大猷 周培源 王竹溪 梁思成 金岳霖 陈省身 王力 朱自清

冯友兰 吴有训 陈寅恪 沈从文 陈岱孙 闻一多 钱穆 钱钟书

费孝通 华罗庚 朱光潜 赵九章 李楷文 林徽因 吴晗 吴宓

潘光旦

著名校友

杨振宁 李政道 朱光亚 谢玮 邓稼先 黄昆 彭佩云 汪曾祺

王希季 陈芳允 郭永怀 屠守锷 吴讷荪 陈忠经 戴传曾 王浩

杨凤 何兆武 李长之 何其芳 吴大观 任继愈

教育成效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学生参军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澳洲国立大学金融硕士 篇5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每年都向国际学生提供一定数量限制的奖学金，如果学生在预科阶段的所有功课的成绩都非常优秀，那么可以提出奖学金申请。学士学位课程的奖学金覆盖已申请的全部学术课程的学费。攻读硕士或博士研究课程的国际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可包括生活费等。另外，优秀学生还可以申请获得由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奖学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主校区位在澳洲首都堪培拉的阿克顿（Acton）社区，校园总面积约150公顷，超过200栋建筑与10,000棵树木，邻近黑山（Black Mountain）、伯利·格里芬湖（Lake Burley Griffin）与堪培拉市中心。澳大利亚的四大国家科学院：澳大利亚科学院（AAS）、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AAH）、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ASSA）和澳大利亚法律科学院（AAL）皆坐落在ANU校园中。

金融硕士专业描述：

据立思辰留学360获悉，该专业为商学金融方向，此课程针对以下人群开设：没有商学背景，想要学习商务和商业相关的基础知识的学生和已拥有商学学士学位，想在商学的不同领域进行再培训的学生。如果学生具有商学背景，而且想继续学习与本科相同的领域，则需要学习更高级的商学课程，取代已学过的课程。每位学生须修满48个学分后方可毕业。

就业方向：

通过澳洲国立大学该专业的学习，学员可以做跨国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多国银行和保险业管理人员、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风险资本和私人股本专家、企业财务经理或财务主管、投资分析师和金融研究人员；可以在商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管理咨询公司工作。

入学要求：

语言要求：

雅思总分6.5分，单项不得低于6.0分。

申请人需提供2年内有效的雅思成绩。

中国学生需有雅思成绩才可以申请签证。

学历要求：

1、具有大学本科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2、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或职业资格者可申请学分转移。

2018年澳洲国立大学本科要求 篇6

澳洲国立大学位于澳洲首都堪培拉，毗邻堪培拉市中心，占地145公顷，于1946年由澳大利亚政府创建，是当时澳大利亚唯一一所专门从事研究的大学，此外，它还在达尔文开设了北澳大利亚研究所，并且在西南威尔士南部沿海地区的 Kioloa 设立了研究中心。也正因此澳洲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是研究类学生的最佳选择。澳洲国立大学理想的地理位置，安全、愉快和友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以及充满友好，和平的气氛，是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旅游的最佳选择。

学校特色

据立思辰留学360获悉，澳洲国立大学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前沿研究中心，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该大学将自身定位成以研究为重心的教育机构，自其成立以来，吸引了最出色的教职员工，以及海内外最优秀的学生。在该大学，学生可以尽情学习、进行研究并交流思想，因为其主要教学目标就是成为海内外学生首选的大学。

特色设施

澳洲国立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包括澳大利亚最先进的计算机、现代化的实验室和演讲礼堂，拥有两百多万册藏书的图书馆（该图书馆是亚太地区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校园里有10000多棵树，被称为“绿色校园”，并于2003年获得了年度澳大利亚工程优秀奖中的银房子奖项。

卓越研究

澳洲国立大学建立了一批国家研究院，以便把其特定领域里的教研专家集中起来，例如环境、政府与亚太地区研究等领域。这些国家研究院进一步加深了该大学的影响力。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科学信息协会表彰的50名研究员中，有21名都来自该大学，这些人员均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做出了卓越贡献。

学校荣誉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第13次把澳洲国立大学列入“世界百所顶尖科技大学”的名单之中，认定该大学在澳大利亚排名第一。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也认定该大学在澳大利亚排名第一，并且在全球排名第53位。此外，该大学在《优秀大学指南》的教学质量、毕业生就业率和起薪点等项目中，经常获得5星级排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入学要求：

本科：

1、高中毕业且成绩优异，或者中国大学本科在读；

2、提供英语语言成绩，其中雅思不低于6.5分，单项不低于6分；或者托福网考不低于80分，其中写作与阅读不低于20分，口语与听力不低于18分；或者培生英语学术考试不低于64分，单项不低于55分；有些专业要求更高；

国立台湾大学排名 篇7

一、长沙临时大学为战时湖南教育界传播了抗日的火种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 号称全国文化中心的平津地区为战火笼罩,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遭敌蹂躏, 损失惨重。随着战事扩大, 为使抗敌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 各校学生不至失学, 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 教育部决定选择适当地点, 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1]53, 其中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便是国民政府计划范畴内的一组。长沙临大的建立, 是全面抗战形势下催生的产物, 三校南迁从一开始便带有保存国家文化, 维持民族命脉, 以期日后复兴教育的使命感。

长沙临时大学在抗日的炮火中诞生, 决定了其办学宗旨为抗日服务。为了适应抗日的需要, 长沙临大采取了军事性的建制。一是在着装方面, 学生们均身着草绿色的大衣, “制服与棉大衣的领上, 有两个铜质的‘临大’领章, 穿起制服, 戴上军帽, 披上大衣, 像个军曹, 在战时的长沙, 免不了兵荒马乱, 无形中也是一重要的安全保障”, 女同学们“也没有人再起衣饰来耀人眼目”[2]195, 所有学生均按军人的风格蓄势待发。二是在管理方面, 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 军事管理, 不仅全体住校, 睡双人床, 每天升旗、降旗, 甚至睡的位置, 都按照军队中编制的次序”[2]30;三校决定把军事训练列为学生的必修项目, 任命张伯苓为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3]185。三是在课程设置方面, 三校应时事之需, 增设一些新的课程, 文学院增添了国际形势、国际概论学科, 理工学院增加了化学战争、堡垒工程、当代工业三个学科[3]185, 以期为学生随时走向战场奠定理论准备。四是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校作讲演,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 主讲抗战形势“, 劈头痛斥国难当头, 不上前线作战服务的一批青年人”[2]194;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把大家比喻为国宝, 国家以后的命运全都在我们这班青年身上, 说得大家飘飘然”[2]194;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讲授“战略与士气”等问题,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主讲战后形势发展的预测, 获释不久的陈独秀也被邀请来讲国际形势发展预测;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先后三次来校讲演, 介绍延安八路军情况以及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战争[4]22。这些讲演者虽然观点各异, 但总的说来都使临大的学生进一步认清了战争形势, 对于坚持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爱国激情促使着临大师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运动。不少学生向学校建议实施战时教育, 1937年10月, 临大中共党支部成立。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发生, 临大党支部组织在校1067个学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随后在临大党支部的号召下, 组成40多人参加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还有300余临大学生直接参军, 奔赴延安。临大学生还组织了宣传队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 组织演剧队慰问抗日军队, 其组建的话剧团还与当地戏剧团体联合举办了劳军汇演, 演出了阳翰笙的《前夜》。这批学生无不继承着从北平沿袭的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有的教师表示一心等待政府的指示, 或上前方参加战地服务, 或留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 至少可以为民众的教育尽点力[4]23。

长沙临时大学在湖南存在的半年之间, 开展了系列围绕抗战的活动, 使战时的湖南成为了全国抗日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 为湖南教育界传播了抗日的火种, 对于战时湖南的民众动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长沙临时大学为战时湖南教育界发展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

最初关于长沙临时大学能否成立, 还受到过人们的怀疑。1943年11月, 陈序经回忆说, “在那个时候, 就是一般教育界的人士, 以至北京、清华与南开这三个大学的同仁, 也很怀疑临大的能够成立。因为这三个大学, 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者有不同之处, 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 课题上的分配, 以及其他好多问题, 并不容易解决”[5]。

事实上, 三校的关系并非想象中的复杂纠葛。从历史上看, 三校本来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素有“通家”之誉[6]514。校级负责人中, 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过清华董事, 曾为全美清华同学会总会长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又是南开校董, 而清华校长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毕业生;院系级负责人中,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北京大学哲学心理系主任汤用彤和政治学系主任钱端升, 均毕业于清华学校;而北京大学算学系主任江泽涵、物理系主任饶毓泰, 又都担任过南开大学教授。

出于加强和密切关系的考虑, 长沙临时大学在建校之初的人事分派和组织机构的设立上, 即有所考虑。一是在临大的校级领导机构方面, 由三校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共同负责临大各项事务, 不设校长, 采取集体领导制;二是在临大的院系领导机构方面, 临大共设四个学院, 四院院长人选除了工学院是清华独有外, 其他三院均是一校出一人, 文学院院长由北大的胡适担任 (因胡适未到由冯友兰接任) , 理学院院长由清华的吴有训担任, 法商学院院长由南开的陈序经担任;至于经办校政的三处长———总务长、教务长、建设长也是一校出一人担任;至于学系的系务, 当时未设系主任, 而是各系的教授互推一人为系主席, 办理系务[2]27;三是三校虽然组合, 但是各自仍保持着自身的系统, 有独立于临大之外的各校机构。

长沙临时大学在组织机构方面做到“三校合一”、各有特色的同时, 三校的学术精神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当时的三校有“山、海、云”之称:南开稳定如山, 北大宽容如海, 清华智慧如云[3]185, 三校师生齐聚临大交流中取长补短。

临大组建时, 租用的宿舍大多条件简陋, 秋冬雨季, 外面下大雨, 屋内下小雨, “真有‘行不得也哥哥’之苦”[2]196, 而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凳子, 大家都是站着吃饭[2]200。尽管种种困难摆在面前, 但总也敌不过师生们的乐观情绪。三校校长把五四运动倡导的反帝、爱国、民主、科学大旗高挂在临大的校舍———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旧址上。圣经学院校舍的三座楼前是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子, 课余闲暇许多学生喜欢拿着书或卧在草坪上交流学习心得或议论时政[7]812;由于临大在长沙的校舍有限, 文学院则迁往南岳衡山分校。分校的教学条件也很差, 夜晚菜油灯线暗淡, 教授和学生都没法在灯下看书, 便聚集在宿舍里讨论问题, 师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多, 关系融洽, 其热烈的交流气氛颇有古代书院的风味[4]24。冯友兰回忆往事时说, “我们在南岳的时间虽然不超过三个月,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 中国的大学教育, 有了最高的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 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3]185。

应当说, 长沙临时大学为战时湖南教育界发展了开放的文化传统。三校中大量的中国学术界泰斗云集湖南, 虽然停留短暂, 但他们以各种途径传播着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民主科学的治学理念, 丰富活跃了战时湖南的文化气氛。正由于上面的远因近果, 长沙临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 “一个是表面的意义, 那当然就是如其名称所揭, 是一个‘学校’, 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引申意义, 那就是一个领导舆论、思想的政治中心”, 这是临大留给战时湖南教育界更为深远、更为重要的“存在意义”[2]13。

三、长沙临时大学给战时湖南教育界带来了新气象

1937—1938年间, 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外, 外省迁湘学校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等[7]820。抗战的全面爆发, 是导致大量北方学校迁湘和大批学生失学的重要因素, 而在因战争迁入湖南的失业知识分子中间, 有相当一部分人纳入到了当地的教师和学生队伍, 他们成为了发展战时湖南教育的重要力量。

抗战时期湖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急剧增多, 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 湖南有中学81所, 其中省立6所, 县立23所, 私立52所, 学生人数为30782人;到了1946年上旬, 湖南中学已达到294所, 其中省立16所, 联立10所, 县立67所, 私立201所, 学生已达103180人, 学校数量比1937年增加了2.6倍, 学生人数增加了2.3倍;高等教育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除原有的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外, 国立师范学院等院校也纷纷兴起[7]822。当然, 促成战时湖南教育界新气象是多重因素构成的, 但是长沙临时大学的迁入, 毕竟使大量的知名学者、优秀学生涌入湖湘大地, 尽管时间短暂, 但他们在湖南的行动、传播的思想所形成的影响, 并非昙花一现, 必然深入到湖湘儿女的心中, 无疑对湖南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导航和引领作用。这一点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回忆录) [M].台北: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3]高翔宇, 蔡洁.试论长沙临时大学的办学特点[J].武汉:华中人文论丛, 2011 (2) .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5]陈序经.联大六周年感言[N].大公报, 1943-11-1 (3) .

[6]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A].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国立台湾大学排名 篇8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田野发掘工作趋于停顿，仅有的几所开设考古学的高校也因为学校内迁而停止开课，这一阶段，除了在西南、西北有一些零星的发掘和调查外，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空白期。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而贫乏的年代，有一所学校却以其微弱之光照亮了中国未来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它就是国立西北大学。

国立西北大学及其考古学教育的由来

抗战爆发后，位于平津、沿海等地的高校、学术科研机构纷纷内迁。其中位于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先转长沙，后迁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则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又南迁陕西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大此时也谓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仅就历史学一门而言，便汇集了陆懋德、黄文弼、许重远、许兴凯、周传儒、蓝文征、萧一山、李季谷、何士骥等一大批名师大家。这些史学大家学贯中西，国学功底深厚且大多有着留洋背景，对于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自然比较熟悉，当然，对当时风行的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也不例外。而学校既然迁至陕西，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旧址遗存自然也就成了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抗战之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就曾在陕西与当地政府合作于1934年成立陕西考古会，并相继对陕西丰镐、大邱、雍、阿房宫、陈宝祠、宝鸡斗鸡台、西安唐中书省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抗战爆发后，北平研究院奉命迁至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合作成立西安临时大学。所以考古学在临时大学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浓厚的教育氛围，因而在历史学系中很早就开设了考古班。此后，虽然北平研究院迁至昆明，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又一分为五，但考古学教育一直未断，完整地被国立西北大学所保留。

轰动一时的张骞墓考古发掘

迁至城固后，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专门成立了考古委员会，对城固以及周边各县的文物古迹展开调查。1938年5月21日，由校常委李蒸、徐诵明及许寿裳、黎锦熙、陆懋德、许重远、李季谷、黄文弼、何士骥、周国亭等亲率学生员工共百数十人前往城东饶家营张骞墓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拟就了《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计划对张骞墓前石刻以及附近之萧何、樊哙、李固、勉县诸葛亮墓以及褒城石门附近之古代文化遗迹等进行调查。按照既定计划，1938年7月3日，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何士骥、周国亭率历史系学生、工人会同当地县政府人员、联保队长等开始清理张骞墓前深陷地下的石兽，当日清理完毕。同年8月24日，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决定对张骞墓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特聘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兼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徐炳昶（徐旭生）担任现场指导。许寿裳、李季谷、何士骥等亲自带领学生、工人，共计20余人，对张骞墓进行发掘清理。至8月31日，发掘清理了封门及左侧墓道及半，尚未进入墓室。因为被乡民所阻外加经费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至9月2日结束。翌年5月，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还特意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以作纪念。

作为本次考古的成果，考古委员会制订的《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以及此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发表在1938年8月15日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上。另外，发掘所得之古物，如灰陶片、带釉陶片、瓦罐、砖瓦片、五铢钱以及“博望□造（或铭）”封泥一方等重要文物，经过分类编号整理后，于1939年1月在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室举办张骞墓道发掘出土文物展览。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曾亲自带队前来参观。

国立西北大学的考古学教育

1939年8月，西北联大的文、理、法商学院改组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学校成立之初，校长赖琏就把“人人应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立志要把西北大学建成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刘志聪发表于《西北学报》1941年9月1日创刊号上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更是明确地指出西北大学担负了“恢复固有文化……注重考古工作……”等具体办学使命。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历史系的考古学教育不仅继承了西北联大时期的优良传统，如设有考古班、考古学为历史学基础课程、注重参观考察和实地实习等。还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不仅有西方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抗战之前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研究也被列为讲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教育教学系统。在完善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野外调查实习一直没有中断，此前虽然经历过张骞墓的曲折，以至于此后再无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举措，但是历史系师生在之后的田野实习中，依旧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如：1943年，西北大学黄文弼教授接受学校委托，第三次赴甘肃、新疆考察；1943年陆懋德教授带领同学利用春假，对南郑小南海、梁山地区史前文化及地质结构进行考察，推测出小南海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可能。同时，在梁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石刀、石斧及蚌蛤壳等当时人类食余所弃之物。

另外，1944年12月，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王子云至城固考察汉代文物，并在西北大学校本部举办古迹照片展览。西北大学随后呈请教育部批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迁来城固，并与本校文学院进行合作研究。1945年4月，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自1940年成立以来累年所得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百余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西北大学。学校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由原考察团团长王子云先生任研究室主任，系统地对相关文物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系统研究，并举行专题展览，还拟建立永久性的西北文物馆，以作教育展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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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原组西北联大的部分师资返回平津复校，1946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也全部迁回西安，虽在师资人员上有所变化，但是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延续着一贯的风格，仍旧集结了马师儒、周传儒、许重远、冯永轩、关益斋、王子云等一大批知名大家。该系西北文物研究室在收集整理西北特有之文物资料、发掘西北固有文化传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西北文物研究室曾对西安郊区史前文化进行探寻，寻得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掘出古代洞穴数处，获得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及贝壳器。特别是发现接近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是陕西境内发现彩陶的第二处。

西北文物研究室在对原有文物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也相继举办过多次大规模的专题展览，如1946年西北文物研究室举办的专题展览有：西北史迹照片；敦煌艺术；西北风物图片；西北历代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1947年8月，该室将具有珍贵价值的特殊文物拓片，如古代彩陶摹绘、秦汉瓦当拓片、西北名碑拓片、商代青铜器拓片、唐墓壁线刻画等7类87种，选送教育部展出。其中一部分被选送往墨西哥参加当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尤其是1948年春节，该室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的敦煌文物展览，展出了莫高窟北魏隋唐壁画之摹绘、唐人写经、金泥佛像、天花图案、碑刻拓片等罕见珍品，引起西安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参观者“肩摩踵接，络绎不绝”，在介绍传播敦煌艺术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1948年暑期，王子云先生曾赴京陈述西北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工作，引起上层关注。

另外，为加强西北边疆研究，西北大学1943年在文学院下设置边政学系（1947年转入法商学院），由黄文弼先生担任系主任，计划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图集和文物加以收集、研究，并且在其开设的科目中也列有考古学和人类学。西北大学边政学系也组织过多次去甘肃、青海等地的实地考察活动，其中1948年暑期，边政学系师生20多人曾远赴新疆，在开展见习之余，实地考察了哈密回王墓、焉耆唐代古城遗址、库车千佛洞、香妃墓、敦煌莫高窟等名胜古迹十处，极大地丰富了见习内容。

西北考古和美术考古两大源头

西北大学在这一时期不仅在考古学教育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相关学科如古器物、古文字，甚至敦煌艺术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黄文弼和王子云两位先生为代表，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流派。

黄文弼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后研究所又成立国学门，设立考古研究室，1924年又成立考古学会，黄文弼因缘担任助教一职。此间逐渐了解到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学兴趣日隆。

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内蒙、新疆一带展开科学考察，黄文弼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此次科考。前后历时3年，行程18000多公里，考察之艰辛难以想象，等考察结束，黄文弼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齿脱落”。但是，艰难困苦并没有削减他对西北考古的兴趣，1934年前后，他又二度赴新疆实地考察。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北联大、西北大学，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此次考察沿丝绸大道经河西走廊，沿途以考古调查为主，对新疆古迹做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黄文弼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一套西方近代考古学与中国传统金石学、考古调查、史学研究、考古与边疆、民族、地理、宗教等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尤其是将考古学与边疆研究相结合，奠定了我国边疆考古学的基础，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

王子云先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上世纪30年代曾留学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37年回国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1939年，为抢救和保护西北文物、古迹资料，教育部接受其建议，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并任命其为团长。自1940年起，王子云率团先后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洛阳地区、甘肃敦煌、青海等地考察，前后历时五年。1945年遵教育部令，将考察所得各类文物全部拨归西北大学，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受聘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这一时期，王子云先生在前期对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考察的基础上，逐渐将艺术与文物考古相结合，先后完成了《秦汉瓦当艺术》《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唐十八陵踏查记》等多部著作，开创出了中国美术考古学之先河，被誉为“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国立西北大学时期在考古学教育方面虽然没有建立独立的专业体系，但是，在这一时期，学校考古学课程设置已经常态化，考古学理论方法教育初步成熟，考古学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认同，形成了一定的教育教学体系，这些都为建国后考古学人才专业化培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另外，在近代考古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考古学研究渐趋本土化，这一时期开创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流派，也为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后，西北大学考古文博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并于1956年正式成立考古学专业，西北大学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设立考古学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