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农村民间金融

建设农村民间金融（精选8篇）

建设农村民间金融 篇1

［关键词］ 农村民间金融；金融效率；农户；农村中小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中央银行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中国一些地方的民间融资规模已经占到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8.88%~10.53%，贷款余额的12.37%~14.66%，存款余额的6.92%~8.2%。”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等测算，截至2004年底，广东民间资本存量为10 638亿元，包括已动用的民间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6 022亿元，未动用的民间资本即投资性储蓄2 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外汇储蓄、保险资产和境外证券资产等，估计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规模折合人民币超过1.2万亿元。从增量看，广东民间资本增量由2001年的48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 642亿元，呈加速积累的增长态势①。为什么在农村发挥更大资金融通作用、占据了70%市场份额的是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到底如何？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村民间金融效率的提高？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改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此，笔者将一一进行分析。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的互动机制

金融市场包括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及个人所进行的货币资金借贷活动。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中心交易地点，该地点的存在使得发现交易对方的难度降至最小。金融效率（financial efficiency）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王广谦，1977）。民间金融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融资方式。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包括经济、金融环境、经济主体内在需求、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与创新。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在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中国通常指民间金融）是无效率的。他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爱德华·肖，1988）。完全竞争金融市场的效率体现在配置效率（allocated efficiency）和运营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两方面。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上效率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常常具有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的作用（埃德温·H·尼夫，2005）。

金融市场内生演进的一般机制表明，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是相互促动的。金融市场越大，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工具种类越多，搜寻成本越低，金融效率就越高。金融市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求助于民间金融市场。从微观上看，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促使中国一批农户和乡镇企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从宏观上看，提高了经济效率和资本形成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有效调整，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正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的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是没有组织、分散的，使得其在资本集中方面的作用有限。

三、农村民间金融效率分析

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来看，民间金融并不是一种低效率的融资安排，而是解决金融脆弱性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对货币的演变发展、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货币政策的效果，乃至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宏观效率贡献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金融效率体现为农村民间金融能充分吸收农村社会储蓄，将其引入资金需求大、生产效率高的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起到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的。

1.融资交易效率。融资效率高低是影响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首要因素。对融资的交易效率评价，可从融资成本、融资机制的规范度和融资主体的自由度来衡量。融资成本是企业筹措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是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也是企业选择资金来源、进行资本筹措的重要依据。资金成本与融资效率成反比。高融资成本（相对于具有相似风险性项目的竞争性市场收益而言）和资金的有限可得性表明了金融不发达。解决金融不发达的问题可以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带来好处，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需要逐步形成新的甄别和治理金融交易的能力（埃德温·H·尼夫，2005）。在债务融资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的管制，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难以合法地在社会上进行融资，影响了融资效率。融资机制的规范度体现了资金市场的成熟度。机制规范的资金市场融资渠道多、风险小、效率高。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中，民间金融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在企业发展的早期，其重要性往往超过所有其他的融资方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民间金融一直采取压制的政策，使得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手段效率大大降低。融资主体自由度是指融资主体受外界约束的程度，这种约束包括法律上的、规章制度上的和体制上的，约束与自由度成反比，与融资效率成反向关系。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家曾特别强调资本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资本使用的效率比提高投资量GDp的增长重要得多。

2.资本市场效率。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民间金融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形成。为了克服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的先天性缺陷，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形成了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作为最终借款者和最终贷款者之间的中介，将农村分散的、无组织的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表明，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在盈余单位把未支用的收入向赤字单位转移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贯彻这一功能时，其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并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中最佳地配置稀缺的储蓄（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1988）。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正适应了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需求（彭兴韵，2002）。

3.金融体系效率。金融体系循环的最终目的是在满足贸易和服务交换需求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金融效率。金融体系的绩效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决策也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融资难度大小对一个经济体内资本形成的数量和类型关联度较大。在动态的、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盈利与效率是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处于高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末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金相对紧缺的国家而言，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欠发达的金融系统一直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资源，高储蓄率与资源浪费并存，投资效率不高（沈坤荣、孙文杰，2004）。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是金融资源的动员和配置，保持金融资源的流动性和增值性。农村民间金融通过实现支付、为积累财富的投资提供便利、为可行的新项目提供融资以及为风险管理提供便利等作用来体现其效率，其产生和发展弥补了现有金融组织体系的不足。

4.资金配置效率。资金配置效率包括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指以最低的融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指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资金配置效率高低，取决于金融市场上供应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和金融商品及金融服务价格的灵活性。

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推动，储蓄是提供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农村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储蓄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有多少资金投入到经济运行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两个主要渠道，这两种融资方式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发展正是通过这两种渠道影响资本形成的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各国经济发展史看，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金融是促进储蓄率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金融的特点在于资金融通，资金的充分流动是资金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必要条件。而利息率使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实物储蓄转化为货币储蓄，增值转化为投资成为可能。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广谦，1997）。在农村，由于投资渠道少，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或资金盈余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民间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促进了货币或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产生对正规金融的“挤出”或“侵蚀”效应。民间金融机构的兴起适应了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费用和风险的需求，符合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二）微观效率贡献

金融的微观效率是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体现为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

1.降低营运成本。民间金融能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监督的高昂成本，使得正规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在面临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会对借款者采取信贷配给的政策，使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全部满足甚至根本得不到满足。这些受配给的农户和企业为了抓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金融进行融资。通常，正规金融与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相连，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越高。

在农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较小，从单项交易看，正规金融机构每次的交易成本往往比大额信贷的要高。高昂的交易成本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村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而小额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本效率的提高可以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出借者对借款者的信用和收益状况、人品等情况了如指掌，对借款者的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的信息很了解，跟踪管理成本低下，减少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风险和提高了资金配置效率。资本效率的提高还可以通过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反映出来（崔慧霞，2005）。

2.动员储蓄。动员储蓄意味着将资金从众多小额储蓄者处聚集起来，用以形成生产性资本。一般而言，在动员储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成本：一是从小额储蓄者处集中储蓄的成本；二是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任成本。由于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草根性”，使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容易获得有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意会型知识。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总体而言，目前民间借贷涉及的恶性事件和风险远低于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在动员民间资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间资本主要以居民储蓄存款形态而存在，运用市场化方法，构建民间资本供给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组织系统，有效创造民间资本投入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是缓解资本压力的基础。相关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2％③。3.降低信息成本。民间金融的运作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和传统型制度环境中，基于社会网络中的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即信任关系，其所依托的制裁机制为社会排斥之类的非正式制裁机制。跨越这些社会网络关系的界限后，民间金融将难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对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一直存在（刘会荪、李汉铃、冯兴元，2005）。市场收集信息花费的成本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1）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2）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哈特，1997）。（3）产权的明晰程度。产权越明晰，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市场交易规模和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信息的收集成本。

农村民间金融的“草根性”使之易于了解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民间金融组织（资金的供给者）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的需求者）相比，存在着信息优势，表现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和农户、农村中小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因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一般不具备直接到金融市场上筹资的能力，其经营活动中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民间金融机构提供。

4.改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Financial Services），主要是通过金融工具实现的，而新的金融服务或金融工具的出现，通常是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压力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中，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对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只要求金融中介机构来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对其他金融组织、服务与金融工具的需求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有能力并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金融市场也越发达和活跃（崔慧霞，2005）。

农村民间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提前支付利息,或实行有奖储蓄等方法吸引储蓄，改进了服务手段，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包括服务时间的延长、取消午间休息。在农村地区,民间金融仍然是最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

四、民间金融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

（一）制度环境

农村民间金融最大问题在于其制度环境和相关的政策选择问题。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一直受到融资管制、体制管制等方面的影响,发展缓慢。从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民间金融效率比正规金融效率高,而且效率提高的空间很大。目前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之间在规模与利率上都存在着很强的互动关系。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民间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现实中，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非常适合小规模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应该给予农村民间金融以合法地位。通过建立、健全和完善民间金融运行机制，减少对民间金融的约束,提高金融效率（于谨凯、单春红,2003）。

（二）融资渠道

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村由于专业化水平不高，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以内源性的融资为主，对金融交易的需求较小，资金融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剂短期资金的余缺，为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管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加上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乡土性，使之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但长期融资渠道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包括农村企业的融资能力，诱发替代式的民间融资途径，进而扭曲金融链条的性质，降低链条的供给能力，是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显著依赖短期融资即“借短用长”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实际上承受市场波动能力很低，容易导致农村中小企业在快速扩张时期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路线几乎都是“初期发展—快速扩张—快速的短期资金融通—再扩张—资金链条紧张—危机—溃败”的路线（徐益平，2005）。因此，在其经营活动中始终面临着资产结构上的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优化平衡问题。

（三）基础制约

尽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定的金融资源配置作用，但总体而言，它们的金融服务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金融创新业务开展缓慢，金融市场非规范运行，金融秩序混乱，金融风险积累，市场机制发育不快等是制约农村民间金融效率提高的基础约束。

五、结论

2004年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中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称，“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其发展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这应该是为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正名”。通过笔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资本流动、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有相应高效的金融运作效率。实行以制度变迁为导向的改革，将为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民间金融效率提供前提条件。

2.经济主体在激烈竞争中对金融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需求加大，对金融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3.提高金融效率是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民间金融在发展的同时对国家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效率的提高。

4.从效率与规模关系上看，资本市场的规模越大其效率越高，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总储蓄一定的条件下，效率高的市场将形成更多的资本，这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是吻合的。而且，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效率才能筹集更多的资本。

5.民间金融在正规金融的缝隙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民间金融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这一组合的优势所在。

6.中国的非组织民间金融的盛行，反映了中国社会部分资金需求无法从有组织金融体系中得到满足。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数量，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仅仅靠取缔地下金融实现其目标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中国贸促会广州市分会会务信息部2005-10-24http:///servlet/infosystem.news。

②佚名：《中国金融》2006年第6期。

建设农村民间金融 篇2

一、农村民间金融现存模式

民间金融发展历史悠久, 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 民间金融的新类型也在不断涌现。现存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包括合会、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小额贷款公司等等。

(一) 合会。

合会是我国民间流传很久的一种非正式的合作金融组织。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带有互动、合作性质的自发性群众融资组织。在国外称为“轮转基金”, 在国内包括轮会、标会、摇会等等。虽然叫法有多种多样, 具体做法也五花八门, 本质上都是入会成员之间的有息借贷。这是民间盛行的一种互助性融资形式, 集储蓄和信贷于一体。

(二)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指民间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 民间金融活动总体上看是无组织的金融活动, 这只是从狭义上而言。民间借贷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口头约定型。这种情况大都是出现在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等熟人之间, 他们完全依靠个人间的感情及信用行事, 无任何手续, 一般数额较小, 而且双方关系密切; (2) 简单履约型。这种借贷形式大都仅凭一张借条或一个中间人即可成交, 一般数额较大或双方关系不十分密切, 借款期限或长或短, 借款利率或高或低, 凭双方关系的深浅而定; (3) 高利贷型。这是个别富裕农户将资金以高于银行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农户或企业, 从而获取高额回报。

(三) 民间集资。

在农村, 有少数大户、专业户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对大规模资金的需要, 因此出现民间集资。集资主要包括生产性集资、公益性集资、互助合作办福利集资等。但由于风险大, 而且被认为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 一般都受到了抑制。

(四) 小额贷款公司。

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借鉴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 在操作上采用“政府+银行+扶贫合作社”三线一体的运作模式, 政府直接主动地参与是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坚持采用小组信贷、整贷零还、小额连续放款和提供技术服务等基本制度, 实行“有偿使用、小额短期、整贷零还、小组联保、滚动发展”的原则, 并指导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 增加收入, 摆脱贫困,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经营行为复杂、监管困难。

民间金融与正式金融相比, 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和融资活动一般规模小, 比较隐匿、分散, 其运行依赖于一些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范, 利率高低不等, 借款用途多样, 行为存在明显的复杂性。一方面部分民间金融有利于弥补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的缺位;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民间金融行为会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扰乱社会经济的运行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民间金融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其外部性越来越明显, 由于农村政府监管成本较高, 很难通过正式规范加以有效控制。

(二) 民间金融具有脆弱性和投机性。

众多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小规模经营, 地域狭窄、抗风险的能力较弱。民间金融普遍为民资、民营、民管, 规模大小不一, 分布面广, 且独立自主开展经营, 呈现分散特征。由于利率远远高于国家法定利率导致我国民间资本的借贷者和放贷者普遍存在着较浓重的投机心态, 巨额投机资金兴风作浪已对我国造成重大影响。虽然近年来在一些地方进行的民间金融合法化和规范化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正是由于民间金融具有脆弱性和投机性的特点, 一直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一直未得到国家的认可。

(三) 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

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不像正式金融机构, 它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也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 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 人员素质也不高。加之大多属于私下交易, 许多无序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导致大量纠纷, 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

(四) 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信用意识薄弱。

由于我国农村信用制度的缺乏, 经济、金融、法律体系不完善, 所以广泛发生在农村的民间金融借贷行为, 通常采取口头或者简单书面记录的方式进行, 一般缺乏规范的合同。而这种借贷是没有法律保障的, 一旦借款人违约, 就会出现打斗, 有时甚至出现逼死人命的事件或引发刑事案件, 危害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 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五) 加大资金“体外循环”, 造成金融信号失真。

高利率的吸引会诱发大量资金以现金形式流出银行体系, 分流了银行存款。同时, 大多数民间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 现金的增加, 不仅会造成货币流通量的增加, 削弱银行的支付能力, 还增加央行现金回笼的压力, 使其宏观调控目标难以实现。再加上民间金融具有的隐蔽性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透明度, 容易造成金融信号的失真, 削弱中央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 降低社会资金分配效率。

三、促进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建议

(一) 制定制度, 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监管。

与其让农村民间金融隐蔽运作, 还不如因势利导, 承认其合法性, 并将其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国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确立和履行产权保护承诺。目前, 民间金融属于非法性质, 产权保护这一重要的服务只能通过私人提供, 这造成了民间信贷活动的高风险和高利率。由于银监会、人民银行对金融市场准入的管制太严, 即使我国许多现有民间金融组织能够达到成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额度, 民间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但也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倘若对民间金融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允许其进入金融市场, 或许民间金融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会比正式金融机构大得多。

(二) 对民间金融分类法制化。

目前, 我国各地区的民间金融类型复杂, 发展程度不同, 需要善加区分, 但我们不能笼统地谈“民间金融合法化”。应根据不同情况, 先易后难, 选择不同的法制化路径, 依次推进。首先, 我们可以将部分条件成熟的民间金融机构转化为“正规金融”的本地型中小银行。金融系统国有垄断堵塞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正规渠道, 同时大银行又存在“服务盲区”, 为了满足资金供需两方面的需求, 各种民间非正规金融活动迅速兴起与蔓延。因此, 要想抑制农村民间金融规模, 我们更应该从增加民间资金市场融资“供给”和抑制投资“需求”两方面入手, 而发展本地型、民营中小金融, 恰恰兼具这两方面的效力;其次, 我们可以维持其非正规的形态, 但也应调整、完善相关立法将其尽量纳入法制轨道。针对农村金融安排需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需求特点来确定, 我们可以将一些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正常运营的民间金融机构正规化。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广大农村地区, 还是应该维持民间金融的非正规形态, 维持它在民间的“规则体系”中的“合法性”, 即使在国家法律规则体系中尚未获得合法性。这时, 国家应调整相关法律规则, 使法律规则尽量与经济生活的实际规则相匹配, 两者共同健康发展。

(三)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创造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

吸取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经验教训, 民间金融机构从成立初期就应该配备高起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首先健全完善人才使用机制, 改善人力资源配置环境, 增强吸纳高素质人才的能力;其次就是要重视对人才的培训, 包括专业、科学技术、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培养;最后就是要创造丰富自己的企业文化, 使员工的荣誉感、责任感加强, 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 正确引导, 提高农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渠道, 例如:利用电视、传单、宣传车、建立微信平台等方式, 宣传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知识, 让农民在无形中了解法律, 了解民间金融与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培养农民投资的风险防范意识, 增强法制观念, 从自身严格规范投资行为, 保证民间经济活动高效、安全的运行。

四、总结

随着农村民间金融的规模日益扩大, 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民间金融组织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 机构不完善、运行不规范也导致了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给农村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机构运行机制的研究, 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走向规范化, 以减少其不利影响, 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永亮.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发展[J].开放导报, 2008.12.

[2]汪三贵.中国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和前景[J].农业经济问题, 2000.12.

[3]张静.法律视角下的农村民间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农民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9.3.

民间金融在农村的发展模式建议 篇3

[关键词] “三农” 农村金融 民间金融

一、三线运行双线监管模式

1.模式的内容：三线运行就是指政府、银行、资金提供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合作。政府负责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使民间金融具有一定的法律保障；商业银行负责牵线搭桥，并提供特定的交易场所，进一步发挥其信息优势和网络优势；个人或者企业提供资金。在这个过程当中，借贷双方要实行严格的实名登记制度，以便降低各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双线监管是指政府和银行联合起来共同监管借贷双方的交易活动以及资金的使用和归还；同时，政府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避免其寻租行为的发生。这种模式可以简单的用下图来表示：

2.模式运行的原理：在这种模式下，我们要充分发挥银行的中介作用，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借款人通过实名登记自己所能提供的以及愿意提供的资金数额，愿意投放的领域，能够接受的利率区间，要求还款的期限等，银行通过发达的网络技术为所有的借款人建立一个庞大的资源库。而贷款人通过到银行输入关键字，例如输入借款用途，借款数额，借款期限，愿意支付的利率水平等，如果与某位借款人的信息相匹配的话，交易便可以成功发生。当然，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信息并不要求必然相符，如果没有最优选择，可以进行次优选择，或者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把几个数额较小的借款者合并到一起来满足某个大额贷款者的要求，或者把某个大额贷款人提供的资金分割成小部分来提供给小额贷款需求者，即我们可以有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等多种方式。

这种模式可以冲破对地域的限制，因为借贷双方可以在同一家银行在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来办理所需业务，同一银行内部是联网的。当交易发生时，借贷双方便可以通过网络签订借贷合同（目前国家已经承认电子合同的效力），并且在双方所在的银行再次进行实名登记，以便为以后产生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这些借贷活动是作为银行的中间业务，银行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并依据规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即可，不需要反映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当然，为了提高资金的回收率以及使用效率， 银行应该在政府的法律法规指导下，监督贷款的使用并协助贷款的回收，以便形成借贷活动的良性循环。政府法律法规的约束在这里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为了减少违规、违约现象的发生，政府应该制定一些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以减少违约风险发生的概率。政府在对个人、银行的违约行为进行监管的同时，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赋予银行一定的监管职能，使银行对个人借贷者的监管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由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所以政府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干预和引导，但是政府的介入并不是民间金融的最终目标，随着民间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一定要注意干预度的问题，防止其成为金融发展的“瓶颈”。

3.模式的优点：这种“三线运行双线监管”的模式对政府、银行、资金的供求者都有好处，这里我们简单提一下。对政府而言，不用再为“地下金融”难治理而大伤脑筋；对银行而言，既很好地服务了当地百姓，为“三农”发展做出了贡献，又赚取了中介费；对资金的供求者而言，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盲目，为找不到投资对象而四处奔波，或者提心吊胆地搞地下活动，这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双方的搜寻成本。

二、内源融资市场内部化模式

这种模式要求有新的金融机构的诞生，并且专门是为了“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目前中国的广大农村存在巨额的民间资金，如何吸纳这些资金，又如何充分释放民间资金的巨大能量，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我们知道，金融资本都具有流动性和趋利性，由于农村缺少投资渠道，所以那些富余的资本不得不跑出农村到发达的地区去追逐利益。其实农村的金融资本未必真想游离出去，只不过是由于农村投资渠道的匮乏使这些资本不得不进行次优选择。为了解决部分农户资金有余与农村缺乏投资渠道的矛盾，我们可以尝试建立“民间银行”，为民间资本提供一个用武之地，合理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倾向，让这些资本能够真正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民间金融何时能在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登堂入室，这一直以来都是金融学家以及农村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确实需要民间金融的大力支持，民间银行的设立使民间金融更加具体化。

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国有银行逐渐退出农村的大背景下，没有一个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就没有农村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如果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下，“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便成了一个空想，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城乡二元化的加剧，因此，政府有义务为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法律、政策、人才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援助，呵护并扶植民间金融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冯道星:农村民间金融的现状及治理[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4):54～56

[2]田鸣:城乡协调发展中的金融资源配置[J].改革,2006(4):32～36

建设农村民间金融 篇4

1丰富多彩的河北民间艺术

1.1河北民间艺术的审美特征

河北省的传统民间文化积淀丰厚，民间艺术小乏精华，近年来颇受各界的关注，颇具代表性的如:蔚县剪纸:技法独特，且以色彩对比强烈，造型生动逼真，尤其是乡土气息浓郁，虽绚烂喜庆却无任何豪华、浮夸之气取胜;武强年画:地方与节俗特色浓厚，并在淳朴的乡土文化基础上，追求艺术的浪漫主义表达，气氛热烈，独树一帜;唐山皮影:精细灵巧、真挚质朴，且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艺美术与戏曲巧妙融合，是宝贵的民间艺术奇葩;吴桥杂技，以其道具乡土化、演员专业化著称，不但在乡野地方广受欢迎，而且在世界艺苑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磁州窑瓷器:器型和纹饰为民间所喜闻乐见，且集诗、书、画于一体，体现了民间工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由于其历史悠久，且小断出新，成了我国古代北方民窑最高水平的典范。可以说，以上这些河北民间艺术小仅独具艺术魅力，而且也有着深沉的文化内涵。

1.2河北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

首先，是对悠久乡土文化生活的巧妙记录。无论是武强年画、蔚县剪纸还是唐山皮影等等，其题材大多以当地古老的文化民间、人们的农耕生活为主，并注重反映重大时代变革，曾经的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民间节日的庆祝都历历在目。其次是对执着真善美精神的诗意追求。造型精美技艺精湛的磁州窑瓷器，美轮美奂的民间剪纸，生动传神的唐山皮影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蕴歌颂着真善美，鞭挞着假恶丑，它们既是燕赵文化鲜活的物态存在，也是燕赵儿女执意真善美精神的诗意追求。再次也是浓郁地域气质的深沉散发。小管是以粗犷、豪放、潇洒风格著称的磁州窑，还是以旺盛、磅礴、鲜活取胜的唐山皮影，燕赵艺术更多是一种家国大义与慷慨悲歌的气度，将燕赵人自信达观的地域性格尽收眼底。

2民间艺术传承在河北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关于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研究 篇5

——以**为例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金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金融兴，则“三农”兴；金融活，则“三农”活。如何妥善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充分发挥金融杠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地支持和服务新农村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为此，人民银行**市支行在辖内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提出调研报告如下。

一、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近年来，人民银行**市支行充分发挥货币信贷和金融服务的组织管理职能作用，积极搭建银政、银企合作平台，深入开展“金融超市”进园区、乡镇活动，协助地方政府修订完善了金融工作考核奖励办法，调动了金融机构抢抓政策机遇、加大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引导金融机构在保持信贷投入适度增长和均衡投放的同时，加大对“三农”事业的信贷投入，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扩大金融对“三农”事业发展的杠杆支撑作用，力促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履行基层央行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推动县域金融发展的职能。2012年，全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216.04亿元，较年初增加41.38亿元，其中发放新农村建设贷款4.45亿元。

1、着力完善服务体系，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市农村金融呈现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新型农村金融分工协作、相互补充的态势，呈现出机构多样化、服务扩大化的特征，基本符合“三农”发展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目前，全市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3家，其中：政策性银行1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邮政储蓄银行1家；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农村商业银行1家；村镇银行1家；外地农村商业银行分支机构1家，共有营业网点121个。另外，247个自助银行，143家反假货币宣传站，381个支农取款服务点，实现了金融服务机构乡（镇、社区）全覆盖。截止2012年，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66.13亿元，比年初增加78.1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72.19亿元，比年初增加44.18亿元，增量贷款名列泰州“三市三区”第一。全市3家小贷公司贷款余额3.08亿元，比年初增加0.72亿元，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进一步稳健发展。

2、着力创新担保机制，支持农民致富创业。致富创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创业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扶持，而“担保难”制约了农民获得银行贷款。为了破解农民创业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人行**支行积极引导农商行进行担保机制的探索创新。近年来，先后在辖区内开展信用互助协会、小额农贷担保公司等改革试点，取得显著成效。截止2012年，3家小额农贷担保公司担保贷款余额4.27亿元，其中农户贷款2.94亿元，惠及农户1525户。在推进大学生“村官”暨青年“创业贷款直通车”项目过程中，简化贷款程序，降低贷款利率，变通担保方式，开发“创业一证通”、“易贷通”等系列化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和农村青年带头富、带领富的作用。2012年，全市新增农户贷款9.64亿元，新增2.3万农民创业，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约12万人，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

3、着力拓展业务功能，壮大农村经济组织。大力实施农村经济组织“融资通达工程”，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功能，按照“宜社则社、宜企则企、宜户则户”的方针，扶持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在服务模式上，根据不同地区经济、行业特点，建立农副产品、脱水蔬菜等专业网点，为客户提供富有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在业务创新上，为农村经济组织量身定做信贷新品种，还贷方式、贷款期限、结息方式等方面灵活多样。在科技支撑上，完善信贷辅助系统，上线运行新一代综合业务系统，加快普及自助服务终端，为农村经济组织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务。在定价机制上，结合“阳光信贷”办贷模式推广，区别贷款对象、保证方式、产业情况和风险程度不同。不断完善等级管理和贷款利率浮动,让农村经济组织享受真正的优惠和实惠。全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353家、入社农户29.08万户，累计达793家、31.04万户，成员出资额达到22.2亿元，其中200多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得到银行授信贷款6312万元。

4、着力研发金融产品，推进高效农业发展。以加快金融产品研发创新助推高效农业发展。大力推广水面、仓单、应收账款、原材料、土地流转等质押贷款，积极采用搭桥贷款、自然人财产抵押、联保贷款等方式，推行“一次核贷、循环使用”、“整贷零还、效益还贷”等模式，满足农业多元化的信贷需求。大力推行“阳光信贷”工程，金融机构主动做到贷款评议社会化、贷款手续便捷化、贷款定价透明化、行为监督公开化，按照“阳光程序”，执行“阳光利率”，打造简便快捷、优质透明、公开高效的贷款绿色通道。农业保障能力增强。2012年全市承保水稻62.6万亩，小麦65.01亩，油菜12.75万亩，保费总额2807.2万元。强势推进高效农业保险，全市承保蔬菜大棚3400亩、育肥猪28.72万头、能繁母猪6.39万头，实现高效农业保费1070万元。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保障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各险种出险理赔850.81万元，解决了农户的实际困难。

5、着力扶持龙头企业，加快产业化的进程。根据全市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各金融机构围绕银杏加工、畜牧养殖、花卉苗木、面粉制品等特色产业，加大对龙头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各金融机构主动与企业结对，为企业量体裁衣，创新符合企业发展的信贷产品，逐个破解企业融资“瓶颈”。信托+理财”组合融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企业联贷联保、动产质押授信等一系列信贷产品，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显著提升，一大批中小企业成长为龙头企业，实力快速提升。目前，**市共有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龙头企业3家，地市级龙头企业26家，龙头企业对“三农”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二、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存在的现实难题

由于现行金融体制的制约，目前，**市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工作存在着一些社会共性问题，亟需通过改革、创新谋求突破。

1、金融支农服务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随着农村经济的加快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农村金融支农职能发挥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嫌贫爱富”，直接减少了农村金融的供给。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收缩乡镇机构的现象有所改善，但重新恢复机构，服务“三农”的进程缓慢，明显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需求。另外还存在“贫富差距”，金融机构网点多布设在经济发达乡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越来越倾向于“大银行、大城市、大行业、大项目(客户)”，只把农村视为吸收存款的主要战场之一，尤其是贷款权限进一步上收后，乡镇机构基本上只单纯吸收存款，逐级上存，而贷款投向则呈现非农化倾向。二是政策性银行业务不宽，淡化了农业投入的“普惠”效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的信贷范围仅限于粮棉油流通环节信贷服务，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三是农村金融资金外流，削弱了支农主力军的作用。全面延伸到乡镇并且直接面向农民提供信贷服务的只有农村商业银行，但受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影响，以及管制较多、历史包袱沉重等等各种原因，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较高的城镇或非农产业流动，而为“三农”提供的信贷支持非常有限。截止2012年，**农村商业银行吸收各项存款达107.16亿元，发放各项贷款77.45亿元，两者差29.71亿元，其中除小部分存放中央银行外，大部分以投资或同业拆借等方式从农村流出。四是邮政储蓄抽水效应，成为分流农村资金的重要渠道。农村邮政储蓄机构虽然客观上活跃了农村经济，但在支持农村发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将农村仅有的资金“倒流”城市，“抽水机”效应使其支农作用微乎其微。

2、地方法人机构发展有待进一步扶持。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产业化、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趋向多样化。过去，传统农户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金额一般不大。而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农户贷款逐步转化为个体、私营企业贷款，这部分贷款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受信贷规模以及存贷比等监管指标的控制，金融机构在支农方面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甚至为了应对监管采取“月头放、月底收”的措施，不但增加了自身工作量，而且得不到社会公众的理解，亟待相关监管部门予以政策倾斜。

3、基础设施信贷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是靠“财政拿一点、乡镇筹一点、公众捐一点”，有多少资金办多少事，项目进行缓慢，需要大量的信贷资金予以支持。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村庄改造、村容整洁、水利建设、良田改造、“四通工程”等项目，这些项目都带有社会公共产品的性质，工期长，收益低且慢，并具有不确定性，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和风险防范考虑，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根本不介入。

4、民间金融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随着新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如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以及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尤其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形势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缓解全市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促进“三农”事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内部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管等原因，其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另外，近年来，民间借贷由原来的隐蔽型逐渐向公开化发展，且借贷规模也逐年上升。由于没有法律保护和监管约束，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高利贷融资增加了农民债务负担和农村金融风险。

三、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建设为抓手，努力建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定位明确、功能互补、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催生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加快构建主体多元、产品丰富、分工细化、竞争有序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和特色农业的信贷投入，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健全完善支农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拓宽农民展业增收渠道，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不断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目前，农村金融存在“两缺两不缺”现象，即不缺资金、不缺政策，缺适合农村的融资机制和缺服务社会低层的金融机构。因此，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必须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延伸金融机构服务农村的“触角”。建议市委、市政府出台用地、建设审批等优惠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到乡、镇，甚至有条件的村设立营业网点和自助服务区，积极推广网上银行业务，激励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三农”。积极推进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建设。努力形成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各类银行为支撑，农业生产保险、农民小额人身保险和农民家庭财产保险为补充的农村金融市场新布局。

2、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机构贡献份额。县级金融机构要积极上争倾斜政策并结合区域特点，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农业发展银行应拓宽信贷支持领域，由目前的仅支持粮食收购环节向粮食产前、产中领域延伸；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支持“三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中长期贷款等开发性金融业务。各商业银行要因地制宜地开发适合当地“三农”需求的新产品；调整信贷结构，大力支持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经济社会效益好、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协会以及种养大户、进城务工经商农户、小型加工户、运输户及与“三农”服务有关的经营户等,要围绕地方党政确定的生猪、家禽、果蔬、水产、休闲观光等特色产业的培育和优势产业链的延伸，加大资金投放力度，积极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自主生产经营，适度引进业主经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要着力推动自身改革创新，提高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支付结算“快通工程”建设，逐步扩展和延伸支付清算网络在农村地区的辐射范围，支持涉农金融机构建设和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和业务处理系统，鼓励和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开发和推广适合农村实际的支付结算服务品种。加大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在农村的推广力度，加快推广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培养农民形成新的支付习惯，逐步推进农村金融结算服务现代化。

3、以培植主力军为重点，不断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因农而生、以农而长的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被赋予支持“三农”的历史使命，要进一步加强金融支农工作，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三农”工作发展的新特点和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新要求，将商业化经营与服务“三农”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要求结合起来，增加“三农”贷款的投放量，扩大覆盖面，提高收益面，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县级人民银行应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现状，适时向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用信贷杠杆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支农的新领域。既要关注“顶天立地”的农业产业，更要关注“铺天盖地”的小项目，将支持农户小额贷款放在重要位置，解决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及农副产品加工、运输和消费信贷等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另外，实行利率优惠，让利于农民，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4、以完善功能为目的，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投入。金融机构在考虑自身效益的同时要勇担社会责任，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另外，农村基础设施建中，农村公路、电网、通讯、水利、小城镇建设、生态环境、再生资源等项目，信贷需求将长期存在，为金融机构拓展中长期贷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利于信贷结构的优化和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地方政府应建立专项奖励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对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金融机构予以奖励，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遭受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最大限度调动金融机构支持新农村形象建设的积极性。

如何引导金融业助推新农村建设 篇6

针，调整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取向，助推新农村建设又快又好发展。

一、立足“以人为本”，以满足农民多层次金融需求为重点，提供人性化的金融服务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市金融机构必须从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农民这一群体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为农民提供满意的金融服务，在金融扶持中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一）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帮助农民解困。要创新扶贫贷款模式，推动扶贫产业开发，解决贫困户和低收入户资金不足的困难。要改进小额贷款管理办法，努力满足农民在建房、购置农机具、生活用品、看病就医等生产和生活消费方面的资金急需。要进一步完善助学贷款方式，做好高校、技工学校的农村贫困生或其直系亲属的贷款发放，解决农村贫困学生就学难问题。目前，宜春市在城市打工、从事个体工商业的农民工呈逐年上升态势，但现行的下岗再就业小额贷款制度将农民，特别是那些失地农民，摒弃在覆盖范围之外，不利于其摆脱生活贫困的现状，我市金融机构应考虑将这一部分农村居民纳入贷款体系，为实现农民工再就业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满足多样化服务的需求，改善人居环境。按照“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要求，利用金融资源支持信息、通讯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房舍、通行、水、电等人居环境的改善，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发挥金融机构在获取产业政策、市场信息方面相对便利的优势，及时为农民提供致富信息，推介致富项目。针对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农村经济组织不断增多的现实需要，应进一步抓好农村现代支付系统建设，为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提供安全、高效、快捷的支付清算服务。以推广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为重点，使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在农村得到有效推广。此外，面对当前农村反假币形势比较严峻的现实，要深入农村加大反假币宣传工作力度，解决农民反假知识缺乏、反假意识不够强的问题。

（三）满足产业发展壮大的需求，促进农民增收。“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和首要任务。只有生产发展了，农民才能增收致富。据对宜春市百户农业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的抽查，其贷款满足率仅为45%，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提速增效。对此，我市金融机构要积极适应农村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创新信贷手段，推广大额农贷，探索银团贷款，帮助农业龙头企业延伸、拉长产业链和种养大户搞好生产，使农民从中得到更多实惠。同时，针对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现行的利率定价机制有悖于扶持弱势群体宗旨的现象，我市金融业应切实解决对创业农户贷款利率定价过高的问题，减轻农民负担。

二、立足“全面发展”，以增强农村金融整体效能为重点，实现金融资源在农村得到充分利用

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金融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也应全方位、多角度思考问题，研究对策，通过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和丰富金融产品等举措，提升对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支持能力。

（一）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增加新农村建设服务主体。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基本退出农村信贷市场，农村信用社支农主力军地位进一步突现，农村金融市场基本呈现“一农支三农”的局面。要解决农村金融体系“形全实不全”的问题，必须将农村金融体系重构与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在功能上的优势互补。一方面，应加快对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再造步伐。按照国家农村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拓宽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技术改造、扶贫开发的投入力度。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出城下乡”，不断创新信贷手段，扶持农村经济中有市场前景和良好信誉的企业及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确保农村信用社支农方向不动摇。另一方面，引进和发展一批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性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三农”占比较大的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拓宽融资渠道，打破新农村建设资金瓶颈。要以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思路，统筹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巨额资金需求。一是各级要按照新农村建设进度，逐年加大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通过财政的先期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金融跟进提供配套服务。二是要加强对

民间投资的引导，对农业产业化项目及农业龙头企业等涉农招商引资项目，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便利，增强“三农”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鼓励进行小额贷款组织、农村资金合作互助组织等试点，规范农村民间融资行为，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同时，引导社会资金向农村回流。三是建议合理确定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利率，扩大使用范围，考虑将农业银行作为支农再

贷款的发放对象，主要用于水利设施和电网改造等有收费来源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项目、小城镇建设等与新农村建设密切有关的项目。四是打通邮政储蓄资金回流渠道，可考虑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将邮政储蓄存款的一定比例委托农村金融机构代为发放“三农”贷款。

（三）丰富金融产品，满足新农村建设发展所需。从宜春市情看，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局限于存款和短期贷款业务，与新农村建设现实金融服务需求存在鲜明反差。要全面提升金融支农功能，在农村金融服务品种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统一设计。一方面，增加金融业务品种。在具备条件的农业地区推广商业汇票、保函以及承兑等业务；开发符合农村特点的理财项目、代理业务等中间产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与保险、证券机构的合作，为农村居民投资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优化信贷结构，提高农村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农村信用社可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满足旧村改造项目的合理资金需要；加大对农村科技开发支持力度，确保信贷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结构保持一致。

三、立足“协调发展”，以寻求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和谐统一为重点，增强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合力

能否做到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效能高低。金融机构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部门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增强各项惠农政策的执行能力。

（一）实现中央惠农政策与金融机构经营目标的协调。中央在近年来的三个“1号”文件中均明确提出，金融机构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力度。为此，要充分调动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将商业银行经营目标与国家惠农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商业银行应主动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关注经济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辨证看待防范风险与加大投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自觉将经营行为统一到国家经济政策上来。作为激励措施，可考虑对支农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给予适当税收优惠和风险补偿，降低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业信贷中的营运成本，提高其支农积极性。另一方面，应不断强化企业短期融资券在解决国家大中型企业资金需求中所起的作用，通过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缩小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此方面的经营空间，使商业银行信贷投入逐渐向县域经济倾斜。

（二）实现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近年来，中央银行通过率先放宽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幅度，对农村信用社实行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信贷投入。但从执行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中相对严厉的农村信贷市场政策是原因之一。按照现行有关规定，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仍主要局限于种养业及农村小额贷款范围，对农村大额贷款和有抵押的农业龙头企业贷款，及有收费来源的农村基础设施贷款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这样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村信用社拓宽业务范围，提升经营水平。应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审视和梳理各项金融管理政策，切实改变消极规避风险的做法，适当放宽对农村信用社信贷投向的限制。根据中央提出的“县域内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有关部门应把这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作为金融助推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督促金融机构严格执行政策，加大对县域的信贷投放力度。

（三）实现商业银行总行与其分支机构信贷权责的协调。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上收信贷管理权限，强化资金法人的统一调度，这样无疑加剧了以县域经济和“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基层金融机构信贷功能的弱化，使其开拓信贷市场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在当前农村自身筹集资金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农村建设成效。商业银行总行应适当放松信贷管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对县级支行的授权授信额度，允许基层商业银行在核定额度内自主审查发放贷款。要建立健全信贷营销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基层机构员工开拓业务的积极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应将县级分支机构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运用于县域经济，特别是要直接用于支持新农村建设。

四、立足“可持续发展”，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重点，着力构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就金融业而言，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循序渐进，通过逐步建立防范涉农信贷风险的长效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首先，财政方面可通过适当降低支农金融机构营业税和所得税税率，以及对在支持“三农”中确属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产生的不良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核销等优惠措施，降低“三农”贷款风险度，增强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引导金融资源回流农村。其次，应建立起有效的农业保险机制，引导和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拓农村市场，创新农业保险产品，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的有效方式，发挥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风险的“减震器”作用。第三，推动担保和物权方面的立法进程，扩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围，将农作物收益权、在途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纳入可抵押担保资产范围，并保证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同时，担保机构应适当简化担保手续，降低反担保门槛，加强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和放贷对象的协作互助，防止金融机构贷款发放与担保基金实行“1：1”担保比率的消极做法。

（二）建立金融信用创评机制。营造诚实守信的浓厚氛围，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要在大力开展创评金融安全区、信用企业、信用乡镇、信用农户活动的同时，重点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农村信用社区，全面提高农户及农村经济组织信用等级，增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信心，并通过贷款优先、利率优惠等措施，提高农户参加农村信用社区创评活动的积极性。我市在这方面有过成功实践，靖安县通过“文明信用农户”创评活动，以道德联姻金融、信用催生效益，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互动双赢，在全省推广并受到中宣部的表彰。要坚持多方助力，齐抓共管，加大对农村信用环境整治力度，严厉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金融机构依法收贷，协助农村金融机构降低资产不良率。建议将信用环境建设与综合治理、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劳动就业等工作并列，作为对地方政府领导政绩考核的硬指标。此外，应抓紧建立健全农户及农村个体工商户信用和经济档案，并纳入中央银行征信系统统一管理，为金融机构了解农户和农业经济组织的真实信用记录提供依据。

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机制分析 篇7

在我国, 农村民间金融是指服务于“三农”并在农村社会系统内自发形成的民间性金融活动, 具有融资便利、信息相对对称、满足农村多元化融资需求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越特性。基于此, 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机制是指在我国农村领域, 对因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所引发的金融纠纷和衍生的金融风险所实行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人性化等特点。它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治理模式”, 法治、以人为本、协商民主等是其基本要素, 主张在民主协商与对话的基础上运用指导、调解、劝说等方式在政府与民间金融组织之间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柔性治理机制关注个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表现在“尊重农民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贯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利益均衡的理念”中[1], 旨在表达、整合和实现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是权利确认、实现和保障的多元化柔性治理模式。毕竟在利益多元化时代, 实施刚性的监管规则容易诱发利益冲突, 实行柔性治理机制有利于倡导并实现民主参与和对话, 保护被治理对象的利益诉求, 亦符合民主和人权原则。同时, 柔性治理机制的实行也是强化法律正当性的需要, 不仅可以减轻司法系统的运行压力, 节约司法资源, 缓解执法资源的紧张局面, 也有利于弥补硬法过于刚性的不足, 扩大法治的调控范围, 推进民主的实现进程。

众所周知,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 金融主体不足, 金融中介机构严重缺位, 制约着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呈现出农村金融系统性负投资的状态。其原由是多元的, 不仅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 也有伦理方面的成因, 更是经济层面的利益考量所致[2]。源于市场行为的逐利性, 在金融利益最大化和交易风险最小化的目标驱动下, 农村地区金融力量亦呈现出薄弱的态势。概而论之, 农村民间金融市场发展不足的原因除了“权利的贫困”和“能力的贫困”之外, 还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失范样态, 市场自发配置金融资源和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效益都难以最大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农村经济主体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取融资手续繁杂、门槛高, 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呈现大幅度撤离农村地区的态势;农业发展银行服务范畴具有有限性, 只限于提供粮食收购方面的政策性贷款;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在产权问题, 历史包袱沉重, 管理效率低下, 亏损严重, 没有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功效。换言之, 由于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失衡, 农村地区资金供求紧张, 农村民间金融已然成为农村经济主体满足融资需求的重要载体。

民间借贷、合会、农村合作基金会等作为当前最为普遍的农村民间金融形式, 具有不合规性、隐蔽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等负面特性, 极易诱发诸如事先的逆向选择、事后的道德风险、经济纠纷乃至金融风险等社会化问题。当下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 尽管农户具有较强的个人信用, 但社会合作意愿低, 社区信任难以建立, 农户的信用面临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过渡的决策, 农村金融活动面临着“角色困境”和“运行困境”[3], 失信行为已然推动民间金融风险的社会化。高风险化和非规范化的高息民间借贷、非法集资行为、倒会事件等灰色金融大量存在, 易于带来农村地区的挤兑风险和传染效应, 产生“蝴蝶效应”, 使民间金融陷入危机当中[4]。而且近些年来, 各地兴起的“开发热”和“达标热”等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异常频繁, 农村金融秩序的混乱状态加剧[5]。毋庸讳言, 在利益诱导和诚信缺失背景下的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已呈现出无序和混乱的状态, 并且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 于法无据, 制度缺位, 监管处于“真空地带”[6]。鉴于此, 本文认为建构符合我国乡土文化背景和社会传统的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机制或许是一种可行路径, 因为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 而是在法律赋权、秉承金融公平的前提下注重运用农村地区的村规民约、道德、习惯等具有柔性色彩的软法规范进行“自律”规范, 运用行政指导等人性化的方式进行“他律”防范, 软硬兼备。

二、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的制度变迁审视

农村民间金融实行柔性治理模式, 不仅是现代社会人性化、金融社会化、社会金融化和乡土社会的应然诉求, 也是已有诸多制度或理论实践验证的结果。金融抑制理论强调政府对金融体系过多干预的不利, 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实现金融的深化[7]。金融深化理论也要求在不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取消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 扩大金融活动的广度和深度[8]。金融约束理论基于市场失灵的考量, 主张实行符合金融市场需求的金融约束政策, 与时代发展相吻合。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理论的演变无疑映射着国家金融治理模式的变迁, 是探寻金融治理机制不断优化的历史见证。同样的, 农村金融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理论也反映了不同时代国家治理农村金融的立场: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基于市场失灵而提出干预主义, 认为政府应当在农村金融深化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通过补贴信贷的方式来代替市场失灵的机制;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源于政府失灵, 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极力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 是典型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即斯蒂格利茨所谓的“国家干预论”, 认为政府应该通过间接性的控制机制来弥补市场失效, 是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理论的典型表现[9]。但不管何种形式金融制度变迁模式, 其都印证着国家治理 (农村) 民间金融的模式演变, 验证着实行柔性治理机制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在农村金融制度发展史上, 对民间金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 其阐释和映证着农村民间金融治理方式的变革。农村民间金融的演进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密切关联:基于共同的利益偏好, 民间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出现便成为必然。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金融资源配置功效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制度具有滞后性, 存在“搭便车”现象, 市场失灵亦为常态, 需要注重政府管制与农村民间金融良性互动与融合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予以矫正, 最大化减少乃至规避市场失效。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和参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很显然, 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受到政府利益偏好、利益集团施压以及政策决策者有限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10], 往往陷入政府权力扩展的怪圈。政府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管制也常处于失灵状态, 难以有效发挥弥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缺陷的功效[11]。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 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许久未得到重视和认可, 只能在“地下”非阳光化运作。

国家作为制度的顶层设计者和秩序的维护者, 理应在遵循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完善, 力求最大化地保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 社会个体具有有限性并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由社会个体组成的国家在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上往往会基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考量而出现越位、错位与缺位的现象, 扭曲了市场要素, 在决策机制上也易出现“投票悖论”情形, 不利于社会良好秩序的维系。同时, 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 其保障农村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权能不容置疑, 但亦因其刚性过足而容易导致对私权利的侵害, 易于诱发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不和谐。针对当下的农村民间金融秩序混乱的状态, 如若一味地以公权力的形式、以刚性的制度进行回应, 结果可能是治标不治本, 难以真正维系农村社会的和谐样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调民间金融组织自发地进行制度设计和运作, 但无法满足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需要, 极易出现“市场失灵”困境;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型功用, 由政府推动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 但亦因政府利益偏好、利益集团等的影响, 很难有效应对和解决农村金融中出现的问题纠纷, 也存在“政府失效”状态。概言之, 不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其它金融制度模式, 都难以有效处理好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唯有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 实行不同于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国家治理模式, 注重乡土社会中软法规范的运用, 方能真正达到善治的应然效果。

三、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的本土化需求

尽管现代“熟人社会”的基本形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在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穷地区, 社会形态也并非全是现代化、网络化的“陌生人社会”, 乡土色彩依然占有很大成分。以地缘为中心, 社区间流动性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持续、反复博弈的过程。在社区内部, 由于受居住环境的限制和影响, 人们基本上是相互熟知的, 知晓彼此的人品、财产等, 信息处于相对对称的状态。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就是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而形成, 基于彼此信息的畅通与人身交往而发生的熟人之间的金融往来, 充分利用了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用和社会排斥的非正式制裁机制, 与乡土社会具有很强的融合度。正如有学者所言, 民间金融是“自生自发”形成的金融秩序, 是个人借贷、企业融资等行为之间自发形成的一种行为规则和行动结构, 并非人为设计的秩序, 即哈耶克所谓之内部秩序[12]。

“高回报”和“高信用度”是民间金融有效运作的基本要素[13], 然而在民间金融追求利益的过程中, 熟人社会信用机制的功用欠佳, 传统的社区信任、村庄信任在现代社会中难以有效应对存在的黑色金融问题, 农村民间金融秩序正面临着不同于往日的冲击和挑战。一般而言, 秩序的形成离不开正式法律制度的强化和形塑:现代社会随着家庭、宗族和村落的衰微, 使得法律的重要性被提升, 法律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被需要。而且社会内部自身秩序的形成也需要法律提供一个外部环境作为支撑, 一些法律、政策本身就影响着社会秩序自身的活力。但是, 法律具有局限性和僵化性, 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中的一种, 并非适用于所有领域, 亦并不能有效地干预或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14]。况且法律的运作成本较大, 程序繁琐, 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效益的价值理念, 也正处于不断的修正和发展中。倘若一味地以刚性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 忽略法律运行的社会环境条件, 硬性地将法律运用到所有领域, 就有可能造成法律文本更多而“秩序更少”的囚徒困境。

基于刚性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农村社会信任机制的欠佳, 构建符合传统民族文化真谛的农村民间金融的柔性治理机制以规避现有制度的弊端, 不失为当下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的一种可行路径。民间金融的形成与熟人社会密切关联, 农村民间金融治理机制应符合人们的“惯性思维”、传统性思维, 具有很强的本土化需求。在我国农村地区, 民间金融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金融往来, 农村民间金融案件的危害性相对较小, 影响范围有限, 以柔性化的方式处理金融纠纷容易达到双方共赢的和谐局面。更何况, 即使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民间金融案件, 人们一贯都有“私了”的秉性, 一般都是基于人情伦理或者依据行业规约、宗教习惯、少数民族习惯等私域软法规范进行纠纷的化解。当诉诸于公权力时, 国家机关亦会运用惯例、政策、内部议事规则、自律规范、行政指导等公域软法手段进行处理, 因为这样既有利于降低法治的运行成本, 维护法律的正当性, 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保障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是实现社会善治的最佳路径之一[15]。不言而喻, 农村民间金融秩序与软法规范、柔性治理机制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和契合度, 实行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机制是乡土社会的本土诉求, 是维系农村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治理之道。

四、农村民间金融的柔性治理思路

(一) 治本之道:法律赋权

权利有狭义的权利、自由 (无义务) 、权力和豁免等四类元形式[16], 其中权利是基础, 是维持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权利, 先于权力而存在。公权力应以私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的趋利性与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天然耦合。但在我国, 政府主导型的金融资源配置呈现出扭曲和异化态势,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兼具, 农村金融的“空洞化”和农村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更加严重, 城乡居民在行使金融权利和享受金融福利方面明显处于不平等状态, 农村民间金融的弱势地位凸显, 难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益的帕累托最优。追根溯源,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滞后主要在于“权利的贫困”和“能力的贫困”。由于我国民间金融存在“先天”缺陷, 缺乏合法的主体地位, 难以同正规金融一样发挥金融配置资源的特殊功用, 只有认真审视其存在的根由, 重新配置金融资源或进行权利的倾斜性配置, 方可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社会福利的均等享受。

农村金融发展的滞后和秩序的非规范化主要在于先天的不足, 唯有通过法律进行制度设计, 制定我国的《民间金融法》, 以法律赋权的形式确认并提升社会弱势群体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能力, 扬弃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全能与父爱主义倾向, 摒弃“政府包办”的传统思维, 坚持权利本位基准, 积极追求“权利自觉”, 注重消费者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方为最根本的出路[17]。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前提下, 政府应更好地发挥其主导性功用, 充分利用金融法的利益再分配功能, 矫正金融“嫌贫爱富”的不平等倾向, 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融资权、知情权等基本金融权利, 实现金融资源分配的相对合理性[18]。针对农村民间金融出现的冲突和矛盾, 公权和私权、行政权和市场自治权之间亦存在许多的共生与合作空间, 均具有柔性的特质, 实行农村民间金融柔性治理机制无疑最具合理性和正当性。针对市场中出现的低效率、交易不公和外部性等问题, 公权方可基于安全、效益和公平的考量进行权利的倾斜性配置[19], 因为只有通过权利的倾斜性配置, 从源头上保障并实现农村地区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赋予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偏重立法, 农村民间金融才有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依据, 农村民间金融问题方能根本性的减少和剔除。换言之, 法律赋权是前提和基础, 是确保农村社会弱势权利实现和柔性治理机制顺利运行的根本。

(二) 价值承载:金融公平

长期以来,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公已是常态, 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 致使金融中介机构往往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而出现偏好城市、偏离农村的做法, 同时政府矫正资源的配置功能也常常呈现错位、越位乃至缺位状态, 农村资金供给严重失衡, 农村金融问题引发的社会秩序承受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考验。农村金融秩序问题的解决应当着眼于深层次的金融价值理念, 因为金融制度设计的公平与否首先取决于理念的公平, 唯有贯穿公平的价值形态, 金融制度安排方能真正公平, 和谐的金融秩序亦才能达到。当下的农村民间金融问题, 亟需在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的基础上坚持金融公平价值/原则, 合理配置金融资源, 确保农村弱势群体金融福利和农村民间金融“善治”的基本实现。善治是一种开放式的公共管理和广泛的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 涵盖了合法性、透明性和可问责性等价值秉性, 是农村民间金融秉承金融公平、实行柔性治理机制的最佳状态和认知模式。实现金融公平与善治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要求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应秉持和践行金融公平理念, 正视并重视软法之治, 尝试和采用公共治理, 不断完善实现农村金融“善治”的方法和路径。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 “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 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生活处境最差的那个人”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因此, 除了法律赋权确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和坚持金融公平理念确保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外, 针对农村地区的特殊性, 我国要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和农村金融秩序的最优化就必须强化民生金融理念, 践行民生财政思想, 加强财税政策对农村的支持和投入, 实行政策的倾斜性配置。首先, 政府应本着社会本位、金融公平的理念构建普惠制金融体系, 让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户能公平地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秉持“赤道原则”, 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还应负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强化金融机构对农村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 力求实现社会责任道德化到社会责任法治化的转变。其次, 金融福利的公平实现和金融秩序的有效治理还需要政府积极践行民生财政理念, 实行财政的倾斜性支出即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保障农村地区社会弱势群体基本公共福利的均等化实现。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纠纷, 应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主导性功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下, 秉持金融公平原则, 倡导社会监管理念, 实行柔性治理机制, 力求社会治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真正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

(三) 治理机制:软法规范

农村民间金融虽处于监管体系之外, 但对其治理既离不开制度的规范, 也离不开熟人社会特有的软法机制的必要补充。在境外, 许多国家 (地区) 均将民间金融的治理和正规金融的管理区别对待, 形成了多元化的民间金融治理模式, 诸如德国采取以法人为核心的纯自治制度模式、法国实行以合伙为核心的半自治模式、英国采取民间金融正规化的制度模式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独具特色的法典化模式[20]。基于我国民间金融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背景,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民间应采取民法规制模式, 在民法典的债权篇中设专节予以规制, 本文对此略表赞同, 但认为农村民间金融发端于熟人社会, 具有明显的内生性, 是基于农村乡土社会特有的社会信任关系和社会文化传统而形成的, 对民间金融的治理不能一味地以刚性制度予以回应 (况且硬法对民间金融采取排斥和打压的态度) , 需要结合熟人社会特有的习俗等具有柔性特色的软法规范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在金融秩序的治理史上, 一般都采取行政主导型的监管模式, 金融治理的刚性色彩浓厚, 形成了典型的金融监管“国家控制法”样态。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软法和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 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政府的角色后定位也从“守夜人”、管制“主导者”演进为公共治理的“辅助者”, 法律视野中出现了软硬兼备的混合法模式, 这些都为具有特质的软法规范实施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在我国农村地区, 基于特有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背景形成的乡土社会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村规民约、道德和宗教等非正式性规范的功用并未释然。认真对待村规民约等软法规范, 摒弃纯粹的国家主义治理观, 重新塑造一种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是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体的良性互动与融合的应然诉求。农村民间金融具有农村地区的基本属性, 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理应看到“熟人社会”特有的文化和传统, 注重本土资源的规范和运用。软法效力表现为以内在约束为主、外在约束为辅, 强调依靠社会成员的自律和执法机关的“非强制性”执法, 特别注重运用人性化的治理技术或沟通技巧进行各种纠纷的化解, 是当前治理农村民间金融秩序、化解金融纠纷, 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诉求。

建设农村民间金融 篇8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村民间组织;社会功能

收稿日期:2010-03-12

作者简介:张时碧(1970-),男,河南人,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罗桂全(1965-),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一、农村民间组织要正确定位,完善服务,加强自身的职能建设

农村民间组织要想得到市场主体的认同,吸引市场主體的关注和加入,就必须对成员提供全方位、多形式的服务,以满足其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改变长期以来重管理轻服务的做法。许多农村民间组织把协助政府对成员进行管理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忽视了为成员服务的宗旨,这主要是没有正确进行自身定位。因此,我国的农村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职能建设,要突出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增加服务种类、拓宽服务渠道、并不断进行服务创新,增强凝聚力,真正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和利益代表,从而提高其社会公信力和成员的认同度。农村民间组织要加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内容。

(一)提供信息咨询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信息不论对任何市场主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村民间组织应加强收集经济信息和统计资料的能力,对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财政、税收、信贷信息要及时了解,随时向广大农民发布,并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帮助搞好生产结构调整。农村民间组织也可以通过创办专业刊物、设立网站等形式向农民提供各种信息。

(二)积极组织活动

为增进外界对农村民间组织的了解,提高知名度和专业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农村民间组织应当经常组织会员举办各种展销会、展览会、博览会,开展招商和产品推介活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的素质,增进交流协作;组织本地区的农村民间组织负责人去参观、学习外地发展较好的农村民间组织,借鉴经验。

(三)开展技术培训

农村民间组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培养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管理水平,农村民间组织可以根据本组织的特点编写或选择适用教材,作为本组织员工的必读课程和考核晋升的依据,也可以创办学校或技能培训班,传授农村民间组织的相关知识,提供管理、经营、科技知识和农业技术服务培训;还可以举办各种报告会、研讨会,加强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二、农村民间组织要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完善自身运行机制

农村民间组织要转变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水平,需要制定一套适合组织内容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并严格遵守,邓小平早就指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因此,可以说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而且从组织的实践效果来看,凡是活动正常,社会效益明显,在当地某一领域举足轻重的农村民间组织,都是内部制度较为完善的组织。因此,农村民间组织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形成自律机制,用严格、规范的制度保证各项工作的健康运行。

(一)完善组织管理机制

首先,完善组织章程和机构,使组织规范化。其次,健全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进一步明确其权利、责任,同时要加强民主管理,建立民主决策制度,克服行政化倾向,解决少数领导说了算的问题,另外,农村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应该按照章程,进行民主选举,不再由主管部门进行行政任命,也不允许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在农村民间组织中兼职,要让农村民间组织中的优秀人物进入领导层。再次,根据组织目标和特点,制定农村民间组织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不仅要具有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同时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后,对农村民间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要实行经济利益与经营、管理、服务挂钩的责任制,把奖惩、考核、竞争和诚信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使其做好本职工作,构筑系统科学的运行机制。

(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这是农村民间组织运行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农村民间组织内部的初次分配、局部范围内的利益调整和全社会范围内的利益再分配。初次分配和局部范围内的利益调整属于农村民间组织的内部调整,以产权为基础,采取按交易额返利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办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①引导会员以土地折价入股,按照股份根据赢利情况分红;②凭股金分红,投资股成员按股份参与分红;③统一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以低于市场价供给会员;④以高于市场的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⑤统一运销农产品,将增值部分扣除销售费用和公积金后按收购量对会员结算返利;⑥在收购农产品后,可按照赢利情况向会员让渡部分在加工销售领域产生的利润。[2](P.17-19)。另外,农村民间组织必须有公共资产。包括社员股金、政府扶持、社会捐赠、历年积累等,作为公积金用于组织事业的发展,保障公积金的合理使用。

(三)完善监督机制

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社会监督主要是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通过不同途径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和执行人员进行的监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的监督,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可以强行对农村民间组织进行监督的组织,监督农村民间组织是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从事经营及社会活动;媒体的监督,是指新闻媒体进行的监督,具有及时全面、影响深远的特点,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监督方式。由于媒体是公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普及范围广、影响大,具有导向和威慑作用,所以能够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捐款者与公众的监督,当捐款者认为农村民间组织的运行令其不满意时,就不会再捐款,也会告诉别人不要捐款,公众通常可以通过一些政府部门、评估机构和农村民间组织自身的热线和网站对其进行监督。内部监督主要是充分发挥监事会和成员的监督作用,监事会的基本职能是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监督农村民间组织负责人的经营活动,以财务活动为重点,确保负责人正确有效地行使职权,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组织章程和损害组织的行为,监事会有权要求得到及时的纠正。参加农村民间组织的村民主要对农村民间组织实行社务公开、财务公开进行监督,及时了解运行状况和经营效果,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农村民间组织要面向农村服务农民,强化其自身社会责任

农村民间组织的责任,就是要为自己的行动向有关各方作出交代,承担起自己在农村发展中应尽的责任。从宏观层次看,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责任属于第三部门的社会责任,从微观层次看,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责任就是增进和维护农民的社会利益。增进和维护农民的社会利益是农村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的本质属性,也是农村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的核心和灵魂,主要体现为提高农民素质、增进社会整合、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精神需求以及扶助弱势群体等。

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农村民间组织在运行中的社会责任对象最主要的有四个: 一是参加农村民间组织的成员,分散的村民之所以参加和建立民间组织,就是要通过参加组织获得单个农户不能获得的利益;二是农村民间组织所在的村子,农村民间组织是其所在村子中社会群体的一员,它的生存发展与村子息息相关。村子的共同利益与民间组织的利益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二者之间的重叠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间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三是农村民间组织的外部支持者,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支持,这些外部力量有的来自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有的来自于企业,有的来自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当然要对这些外部支持者负责;四是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者,根据政府的职能分工,民政部门是民间组织的主要管理者。根据相关的法规与政策,任何一个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与注册登记,都必须与民政部门发生关系。民政部门作为民间组织的管理者,也是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责任对象之一。

农村民间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要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增强公信力。这实质上是农村民间组织承担的伦理责任或道德责任,它要求农村民间组织在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公开透明,不能欺骗或蒙蔽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村民间组织的支持者与资助者。第二,提高农民素质。农村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提高农民素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广大农民通过参加不同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发挥特长,增强自信;了解新信息,接受新思想,改变旧观念,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增强权利观念和维权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有一部分农民通过积极参与民间组织的活动得到锻炼,提高了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并逐步成为农村的“精英”和“能人”。第三,增进农村整合。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已经增加了农村的整合纽带与途径,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增进了农村的社会整合程度。此外,农村的民间组织在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化解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婆媳之间、家庭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增进农村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等方面也承担着重要责任。第四,提供社会服务。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服务体系还很不健全,要解决农民的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完全依靠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在短期内还不现实,这给农村民间组织为广大农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实践表明,农村民间组织实际上已经承担了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责任,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强化服务效果。第五,满足精神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的精神需求日益凸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多样的精神需求已经成为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文化活动类组织的重要社会责任。在我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中,文化活动类组织如灯会、文艺队、歌舞队等已经在满足农民精神需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他一些民间组织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也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农村的文化活动类组织不仅具有满足农民精神需求的价值,而且还有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作用。第六,扶助弱势群体。为老弱病残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和实物支持,既是农村民间组织获得社会威望和声誉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农村民间组织正在承担着的一项社会责任。随着农村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家庭养老的负担将不断加重;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充分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在扶助弱势群体方面的优良传统,支持它们承担一部分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已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胡彥龙,彭克强.从利益分配角度看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完善[J].经济与管理,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