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制论文

社会管制论文（共8篇）

社会管制论文 篇1

2013年08月30日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02期作者：潘加军 蔡小慎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高度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问题和矛盾显现，要求政府社会管理必须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和创新。理念引导行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则是更新主导理念和明确价值导向。受传统控制思维的限制，目前中国社会管理仍处于以维稳为主的社会管制阶段，这一价值取向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迫切地需要向满足民生需求、维护并增进公民社会权利方向转变。

一、传统管制思维下社会管理的困境

通过对中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审视和研究，不难发现目前的社会管理目标和手段，主要体现为旨在压制公共利益表达的维稳控制理念和主导价值取向。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创新社会管理作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但价值理念滞后仍然是制约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瓶颈”。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全面转型，传统控制思维下社会管理思路与新形势下价值体系诉求日趋相背离，甚至陷入难以逾越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权式的内在逻辑与分权化的民主趋势相矛盾。以维稳为主的社会管制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政治行政一体化基础上的。这种社会管制的逻辑进路，就是强化行政控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以集权方式实现社会刚性稳定。其路径是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构建自上而下纵向“金字塔”式管理机构，通过命令、指示、政策、惩罚以及资源分配等方式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全面直线型管理和控制。在这种命令—服从的单向管制模式下，社会管理体制僵化，社会成员处于绝对服从或压制状态，公民大多被要求履行维护稳定的义务却忽视享有自由和权利。改革开放后，社会领域相对分离，原有管制体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民主与分权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市场和社会领域要求自治、平等、自由等分权趋势与传统管理体制内在集权逻辑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社会结构变迁、利益结构异质性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普遍成长更是激发了这种矛盾。社会成员对原体制的反抗由隐性向显性转化，由体制内向体制外转化，由个体向群体转化，社会秩序失重、混乱现象频现。

2.行政权力扩张与私人权利维护相冲突。当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碰撞与博弈日益复杂化，政府社会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稳定几乎成为这个社会治理系统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敏感的神经。”[1]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思维和诸多压力挑战下，地方政府很容易“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手段，将加强社会管理理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2]，由此社会强制成为常性管理手段。管理者倾向于按照政治统治逻辑，不断强化行政权力，用运动式的方法消除“不稳定因素”。在社会管制过程中，权力运行因制度约束欠缺和民主监督不足而不断扩张超出“权力边

界”，进入私人领域，挤压私人权利空间，面对“控制优先”还是“权利优先”的二难抉择时，前者往往成为了最终选择。与此相对应，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促使他们不断进行抗争、进行体制内或体制外维权，但又不得不面对权利制衡权力仍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于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越位”、行政控制过度和社会自主不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行政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冲突加剧，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社会公平和正义难得保证。

3.维稳高成本与管制低成效相偏离。虽然现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为政府社会管理提供了较强的技术基础和财政基础，但是持续上涨的维稳经费和各地频发的冲突事件对比反映出一个基本现实，即“越维越乱的恶性循环”[3]。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旧式“维稳”思维和以堵代疏的管制模式。近年来，为了应对各种公共安全事件，政府不断通过增派人员、增设机构和增加经费等来提高维稳效率。投入增加对于维持社会短期稳定是有成效的，但维稳模式的偏差却使投入增效大打折扣。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各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灭火式的管理策略和后果导向的反应式治标思路。具体而言，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不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增进社会福利为基础，从源头寻找诱发矛盾的原因，解决冲突产生的根源，而是着眼于对社会风险进行消极防御或事后补救，偏重于“末节处理”，不仅无法破除僵化维稳模式中“治标不治本”问题，而且这种事后管理的反馈控制过程必然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为代价。除了耗费大量的显性成本或有形成本外，政府管制形象下降、公信力流失、信任危机加剧等社会成本或道德成本增加也使得维稳成本与收益进一步拉大。

二、社会权利价值取向的现实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管理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以维权为中心的社会权利价值取向正是来自于转型期不断变革发展的中国实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实践的结果。这个价值取向旨在以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维护并增进公民各项权利和福利为核心，通过不断提供公共产品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机制来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具体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障。“社会权利的实现是需要物质条件的，因为诸多的社会权利在表现形式上就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这必须依靠经济的发展。”[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良好势头，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例如，从2003年到2011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1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8.1%。[5]经济稳定增长为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人们在医疗保健、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分配、养老福利等方面的服务从以往的低水平保障向较高水平的供给推进。与此同时，原有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支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随之转型，公平优先、权利优先逐步进入政府公共管理的视野。

2.社会利益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体分化和分配机制变迁，改变了传统社会管制的基础。“个体利益已由个人完全服从整体基础上的绝对依赖，转向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依赖，整体已被要求为个体利益服务，帮助和保证个体利益得以实现。”[6]公民权利、利益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国家公共服务保障供给不足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例如，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和社保问题等都是其供求矛盾的典型体现。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大众对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和文明生活条件的权利诉求与现有分配机制的冲突。因此，社会管理必须适应利益结构变迁和社会阶层分化的生态环境要求，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导向，通过改进和完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营造协调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冲突的良好氛围，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3.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和执政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本质和要求的高度概括，也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不断地维护和实现人的社会权利，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自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来,人本思想作为核心执政理念和主导价值诉求，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特别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导向。在人本主义理念指导下，政府开始从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逐步转向以尊重公民权利、维护公共利益、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发展目标上。通观社会管理领域，从体制设计、政策制定、服务目的和发展动力等各个层次，无不突显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地位。

4.权利维护是当前社会管理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的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8]。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解体后，人民群众从单位制下的依赖关系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契约关系转变，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迅速增长，个体或集体维权行动趋向自觉。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利益冲突现象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维权仍是当前社会管理的关键，例如因征地拆迁、劳工权益、环境污染侵害等引发的冲突事件大多是由于权利之争引发的。由于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维护机制,民众往往选择“非体制化行动”[9]进行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抗争”，导致冲突事件频发高发。国家作为维护公民权利的主导主体和公共利益的代表，理应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作为当前社会管理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并为权利救济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动社会权利普及化目标的实现。

三、基于社会权利导向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思路

中国特殊的改革生态环境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复杂性、系统性和艰巨性。纵观转型时期社会管理领域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可以归纳集中于“一位三体”四个方面：核心导向模

糊、价值观念碰撞、制度安排短缺和组织行动冲突。因此，科学系统的社会管理创新设计必然是以实现和维护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从理念、制度和行动三个维度展开，其中价值认同是前提，制度安排是保障，组织协调是基础。三者之间是相互衔接、紧密联系的整体。

1.以培育公共精神为主线重塑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社会管理的精神内核和灵魂。重塑价值理念就是在多元意识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价值观的定位、共享与传播将政府与社会纳入同一价值体系中，并发展成一种集体行动意识，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完成协同治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结构分化形成的多元价值观催生了价值混乱和理念冲突，公共精神的缺失成了引发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以培育公共精神为主线重塑价值理念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10]。从公共精神的内涵来看，它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原则，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致力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营造人类社会生活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伦理规范，与人本服务理念存在本质一致性。因此，构建服务型政府和重塑公务员现代公共行政精神是政府公共精神培育的现实选择。从宏观层面看，政府须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作为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将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工具和基本途径，强化公务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强调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和权利本位的观念，增强公共行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回应日益增长的公民需求。除此之外，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社会大众“公民意识”的建构也是培育公共精神的内在要求。“公共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能力。作为一种理念，公共意味着所有人们，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或家庭的目的才走到一起来（公民的精神）”首先，应通过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和拓宽公共空间交流平台，使人们获得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增强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和彼此合作精神，提升公民的社会互信度。其次，借助于国民教育、大众传媒等途径营造良好的民主政治文化环境，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确立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规范。

2.以维护社会权利为重点全面推进制度创新。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创新、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作为调节、规范与整合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工具，制度是社会管理改革的基础，也是激发社会活力、满足公众社会权利需求的保障。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人口服务、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社会治安、互联网等各个层面管理上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变革与时代价值体系不符合的法律法规，健全人民群众的权益保护机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另一方面，公民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工具和渠道，厘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就是在公平正义框架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完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操作程序、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等。重点落实到社会权利上，则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基础，切实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以及对社会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例如，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公共产品均等供给；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

益机制、公共决策公民参与机制等。除了正式制度建设以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传统文化习俗引导、诚信意识与和谐理念建构、道德约束运用等非正式制度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制度创新的方式来看，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是制度变迁的初级行为主体，通过设定改革原则和方向、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或政策变革来实现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变迁模式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且有利于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是也存在容易忽视与制度需求主体之间的互动、甚至制度或政策被私人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俘虏的风险。因此，为了防止权力变异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同时也为了有效地实现制度供给均衡，政府在改革中应充分重视企业、社区等组织单元参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行动，广泛推进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工作，挖掘企业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的动力机制，从而激发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能量，由此弥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不足而增强持续创新的动力。

3.以分权为核心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集体行动机制。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多元参与和互动合作，意味着从社会管制走向社会治理将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趋势。“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推动社会治理依赖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公民拥有足够的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将自己的社会权利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表达，才能使各个主体通力合作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分权或赋权将是维护和加强社会权利的基本途径。政府在培育和引导社会自治过程中，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会自主管理权力空间，并运用制度化手段确定行政权力、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点”和“有效边界”。需要指出的是，权力“边界点”是暂时的，具有动态性。理由是政府赋予社会的空间或权力是以社会组织和公民自主能力发育为前提，“边界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我治理能力。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整体基础还较为薄弱、市场不发达、传统管制因素等影响，政府主导型改革的“路径依赖”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政府分权或放权尚不能达到理论上设想的市民社会或善治状态。进一步说，如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公民缺乏足够的自主能力，即使赋予其空间或权力也很难实现整体“合力”。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政府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深入、社会组织崛起、公民自治能力增强等一系列基础条件的变化，政府将赋予市场和社会更多的空间和权力，三者的“边界”将趋于更加合理，将真正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网络化良性互动、分工合理、各负其责。

原文标题：从社会管制转向社会权利：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走向

注释：

[1]蔡志强《危机治理的价值重构——基于社会良序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0期。

[2]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载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载于《领导者》2010年第4期。

[4]杨雪冬《走向社会权利导向的社会管理体制》，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国家统计局《我国2003年—2011年GDP年均实际增长10.7%》，参见2012年8月15日国家统计局网站。

[6]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7]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载于2011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8]［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9]王锡锌《通过参与式治理促进根本政治制度的生活化》，载于2012年2月1日《法制日报》。

社会管制论文 篇2

关键词：电力销售,电力免费赠送,社会福利,电力公司,管制策略

电力工业是由市场供给的准公共产品, 在过去因其自然垄断性被国家电力公司垂直一体化垄断经营。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必要将电力的生产、输配及销售等环节整合为一个公司垄断经营, 其自然垄断性仅体现在单一的输配网络上, 而在生产、销售等规模经济影响较小的环节上, 可以适当地引入竞争, 只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能确保各公司无差别使用输配网络, 则生产以及销售环节的市场竞争可以带来价格的下降和生产率的提高。

然而从世界各国电力改革的经验来看, 由垂直一体化垄断经营到解除管制逐步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尤其是相对单纯以资本增值及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市场, 社会主义要求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最终目标, 追求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市场化改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一方面通过改革激发社会的创造性活力;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内容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我国电力工业逐步开始了以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 建立开放的电力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为目标的体制改革。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重组, 组建了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大辅业集团公司, 开展了区域电力市场的试点运行和模拟运行, 历时近四年的电力改革在发电侧初步实现了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竞价上网。

但由于参与市场运作的电力企业主要都来源于原国家电力公司, 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而且数量有限、市场份额巨大, 它们往往通过默契合谋来行使市场力, 影响市场的正常和有效运作。另外, 在发电侧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同时, 电网企业输配售一体的垄断体制尚未打破, 其双边垄断的购销经营机制仍在发挥强势作用。电力工业无论是发电, 还是输配供电长期以来形成了非常封闭的经营环境, 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因此, 在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幅度上调资源消耗性产品的背景下, 这些寡头垄断企业往往以他们手中的资源, 凭借着强化垄断和不断涨价来实现企业财富的积累, 使他们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脱节。面对没有选择的供电市场, 信息不对称的消费者相对于电力企业的强势垄断处于弱者地位。

因此, 政府应该通过制度设计, 使这些寡头垄断企业的收益与销售收入不能直接形成因果关系, 只有通过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所节约的费用才能创造他们的财富, 使他们从涨价的热情中彻底摆脱出来, 否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是空谈。在通常情况下政府往往对垄断行业采用价格管制, 如成本加成法、最高限价法、标尺竞争法等,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 政府很难得到准确的成本信息制定有效的价格管制策略。

由于国外发达国家电力市场比较健全, 普遍存在电力富裕但电价较高问题, 所以他们进行的改革主要在需求侧, 以降低电价、改善服务为主要目的。在比利时的佛兰德斯, 针对竞争性的家庭供电市场的准入, 采用了一种具有福利效果的强制性管制策略:在电力市场中运行的每一个销售商——无论是新进入的还是已经存在的——都有公共服务的义务, 即免费为每个它为之服务的家庭提供每年1 0 0 K W h并外加为家庭中每人100KWh的电力, 公司只能对超出免费部分的电力供应收费。到目前为止, 该规定的有效期不仅延长了, 而且比利时政府也参照佛兰德斯的做法提出一个永久性的免费电力供应下限:为政府指定的家庭如老人及贫困人员, 提供每户556KWh免费电力, 最后还规定不能对付不起电费的家庭断电, 必须保证最少6安培的连续电力供应。事实证明此举在减少进入电力市场者数量的同时, 不仅提高了社会福利, 也提高了电力的总产量。

本文认为该强制性的电力免费赠送策略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电力改革, 该策略能够将电力企业从垄断和信息不对称中的获利进行重新分配, 实现社会福利。下面本文将通过详细的分析来证明该策略在降低垄断价格的同时, 还能提高社会电力的总产量。

一、对电力公司的影响

电网企业下属的电力公司作为单一的供电商, 负责为区域内所有用户提供电力, 在此不考虑工业和商业用电需求, 只考虑针对居民用电需求的电力生产和销售。电网企业以一个固定费用为其提供传输配电服务, 因此电力公司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C (Q) 。在此设定电力市场中需求函数的反函数为P (Q) , 其中P为售价, Q为全年的销售电量 (单位为KWh) , 需求函数是价格P的减函数, 即。在没有任何管制的市场中, 电力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

相对于Q的边际收益MR (Q) :

由一阶条件:

可得其供应量最优值, 设定是利润最大化的唯一最优值。

接下来考虑强制性的电力免费赠送管制策略所带来的影响。Q仍为全年的销售电量, 其中包括免费赠送的电量QF。注意到免费赠送电量QF是随家庭数量变化的变量, 但考虑到规定免费赠送电量是政府行为, 因此在这里假设需要供应固定数量的免费电量, 即QF为常数。

电力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

相对于Q的边际收益:

由一阶条件如下:

可得其供应量最优值, 设定是利润最大化的唯一最优值。

考虑到, 则, 即电力公司的边际收益在实施电力免费赠送时会增加。

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本文以需求函数为线性, , 边际成本MC (Q) 为常数为例, 分析实施强制性的电力免费赠送管制策略对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影响, 图中AC (Q) 为平均成本曲线。

将P (Q) 代入 (1) 、 (2) 式, 得到:

二者斜率相同, 在图中MR (Q) 在Q轴上向右平移了QF/2到MRF (Q) 。

当电力公司不提供QF时, MC (Q) 与MR (Q) 的交点a在Q轴上对应着最优均衡电量Q 0, 在P (Q) 上对应着最优均衡价格P0, 其利润为图中P0ecAC (Q0) 所围的面积。当电力公司被强制要求提供QF时, MC (Q) 与MRF (Q) 的交点b在Q轴上对应着最优均衡电量Q*, 在P (Q) 上对应着最优均衡价格P*, 以价格P*销售电量Q*-QF的利润为总收益 (图中ghdf所围的面积) 减去QF带来的损失 (图中hQFOAC (Q*) 所围的面积) 。由图可知:Q0P*, 即当电力公司被强制要求提供QF时电力市场中最优均衡电价下降, 最优均衡电量上升, 且很明显电力公司的利润减少了。

总之, 本文提出的强制性电力免费赠送策略是对电力销售环节管制策略的一种有益探索,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该管制策略能使处于垄断地位的电力公司利润减少但边际收益增大, 能使电力市场中最优均衡电价下降, 最优均衡电量上升, 为社会福利带来有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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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制论文 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 社会性管制 问题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4）08-0066-02

1 我国食品安全现状简述

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从染色馒头事件到塑化剂事件，食品安全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们。2013年，公安部开展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集中侦破各类注水肉、假牛羊肉等食品安全犯罪大要案件382起，现场查扣各类假劣肉制品2万余吨。有行业人士称，食品企业散乱多难以监管，且鉴别食品质量需要具备一定鉴定技术，普通消费者乃至工商质监部门很难通过肉眼鉴别真伪，这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引发公众恐慌，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雖然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但毒米线、注水大米、橡胶鸡蛋、方便面塑化剂等问题依然层出不穷。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不健全，具体表现在管制过程不透明、管制主体单一、法律法规过于笼统、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检测技术较低等不足等方面，因此，应当注意发现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中的薄弱环节和空白地带，积极推动出台政策，及时堵塞漏洞、清除隐患，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以实现对食品安全领域更有效地社会管制。

2 加强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的对策建议

2.1 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

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及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公安部等政府部门会通过报纸、网络公布所查处的案件情况，但对未曝光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布却很少，很难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各部门应加强信息互动和资源共享，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为公众提供了解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平台，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损失。具体说来，农业部门应发布农药残留等方面的信息，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发布食品质量检查的信息，对于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食品种类、产地等信息及时通过互联网、电视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发布，最大程度上做到早发现、早公布、早预防、早处理，尽可能减少消费者的健康和经济损失。

2.2 改进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形式

我国目前的社会性管制存在事后管制、管制的形式化等问题，为了保障管制的效率和效果，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应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链，对涉及食品安全的养殖、采购、运输、贮藏、销售环节等进行全程的监督，而不是在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才追根溯源，本案例中的假羊肉能顺利通过采购等环节到达消费者的餐桌，充分暴露了管制环节的缺失。其次，应设立随机性的食品监督形式。现有定期检查、商家主动送检的形式很难达到真正的监管效果，使质检和工商部门的食品安全工作的流于形式。此次专项行动的成果着实显著，但若仅依靠此类行动，忽视日常对管制程序的改善，无法真正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管制。

2.3 完善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的配套机制

食品安全的社会性管制是系统工程，离不开相应配套机制的支持。1首先，要组织开展对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梳理和完善，解决标准体系不全面、各标准之间相互交叉及标准本身制定不合理的问题，建立完备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其次，应增强各部门食品安全检验的能力水平。通过吸收专业技术人员，配套相关检测设备，提高检验的专业性和可靠性，避免再次出现案例中普通的检测部门无法检测出造假羊肉的局面。同时，政府应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信用档案，对监管过程中的合格或不合格企业及消费者举报信息等进行记录，对于确定为安全的食品企业持续跟踪监测，对具有食品安全风险的企业依法处理，以此为缺少鉴别能力的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依据。

2.4 重塑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治理结构

我国传统的社会性管制以政府为主导，忽视了“政府失灵”现象的风险，因此，应当发挥其他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形成以社会整理利益为中心，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结构。比如，食品行业从业人可以自发形成监管协会，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对行业内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监管，弥补政府管制专业性不足的情况；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参加座谈会、听证会、浏览政府信息等形式，听取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管制情况的最新进展；新闻媒体可以发回影响力大的优势，及时曝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总之，社会各主体应取长补短，互助合作，形成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中的互动结构。

2.5 加强食品安全社会性管制的相关法律建设

现有食品安全法规体系条款过于笼统，惩罚力度较轻，致使很多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益而以身试法，严重威胁了市场秩序的稳定与民众的生命健康。因此，应当逐步完善相关法律建设，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违法的惩罚力度。一方面，应当将模糊的法律条文细致化、可操作化、明确规定各种违法行为的具体惩罚标准，加强处罚力度，为食品安全事件的执法提供有力依据。另一方面，应当健全现有的诉讼制度，通过公益诉讼和小额诉讼等途径，为消费者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和支持，全力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积累食品安全事件的司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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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长建.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0）.

[6]吴琼. 基于博弈分析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D].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2010.

[7]郑祖婷，郑菲.“五位一体”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河北省食品安全监管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9）.

管制刀具收缴制度 篇4

管制刀具收缴制度

为了保证在园幼儿的人身安全，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幼儿园开展每月一次的“禁止管制刀具进校园”宣传收缴活动。为把本活动深入开展，打造平安永燊，特制定以下工作措施：

1.本规定所指的管制刀具及危险物品包括：匕首、三棱刀、弹簧、刀、带锁单刃或双刃刀、牛角刀，形似尖刀的可伤人物具、钢管、棍棒、酒瓶、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等。

2.各班利用课余时间及安全教育、社会、健康活动课等，结合《安全规范》中有关规章制度，教育幼儿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携带管制刀具进校园的危害，并针对携带管制刀具进校园情况进行自查和互查。

3.学校协管员要严把大门关，严禁学生携带管制刀具等进入校园。4.对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园的幼儿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没收刀具，并及时向家长通报情况。

5．加强对幼儿携带的其他危险物品如打火机、有毒化学药品、危险玩具等管理，上缴有关违禁物品，坚决杜绝校园幼儿之间恶意伤害事件的发生。

6.各班要把“禁止管制刀具进校园”活动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切实抓出成效。

永燊彝族苗族乡中心幼儿园

2015年9月 黔西县永燊彝族苗族乡中心幼儿园

管 制 刀 具 收 缴 制 度

管制刀具排查总结 篇5

我校根据《教育局校园管制刀具排查的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在全校各个教学点开展了管制刀具的排查活动。此次活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坚决杜绝校园涉刀事件的发生，努力 营造良好的校园治安环境，从而切实保障师生生命不受侵害，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一、领导重视、营造氛围

为进一步做好管制刀具排查工作，切实加强对管制刀具收缴工作的领导，学校把管制刀具收缴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校长直接抓，教务教主任具体抓，实行管制刀具收缴工作例会制度，努力管制刀具收缴工作的浓郁氛围。

二、制度保证 措施到位

1、学校与班主任签订责任书，明确各自的职责。将安全教育工作作为对教职员工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职责明确，责任到人。

2、建立管制刀具收缴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根据管制刀具收缴工作形势的发展，不断完善充实。建立健全定期检查和日常搜缴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学生自主管理、门卫检查、例会晨检等规章制度。对涉及管制刀具收缴的各项工作，都要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不留盲点，不出漏洞。

三、思源实验学校校园管制刀具排查领导小组 组 长：赵生海（校 长）副组长：马文友（副校长）

成 员：陈胜利 赵小红 王娥 全体班主任

四、分工

全体班主任跟随陪同协助检查，马文友、陈胜利查看，王娥做好记录。

五、收缴情况

3月24日下午第三节课，我校管制刀具领导小组按分工到各教室，校园各处进行检查收缴，未发现管制刀具。

六、经验总结

从这次收缴的情况来看，我校学生遵纪守法，未藏匿管制刀具和其他违禁物品。同时我校对低年级学生削笔刀实行教师督促管理制，学生使用时必须注意安全，确保了学生安全。

宾馆部门工作管制 篇6

一、指导思想

积极开展实际、实用、有效的工作，坚持以“立足企业、服务企业”的理念为指导，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之路，挖掘潜力，开源节流，努力增加营业收入，做好内部管理，全面提升工作效能，逐步提高部门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构建团结和谐、健康向上的工作环境，实现部门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管理。

二、内部管理

1、制定并执行《前厅部日常检查细则及实施办法》，通过明确的质量标准、严格的检查制度，达到各岗位全面规范作业。

2、加强职场工作质量的预先控制、现场控制、事后控制，着眼于细节服务，关注客人需求，重视客人感受，确保向客人提供“主动、热情、准确、迅速”的服务。

3、规划员工职业生涯，对前台、商务中心、总机管区员工逐步试行轮岗工作，达到丰富员工工作经验，增加员工工作技能，提高员工工作兴趣的目的，打造企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4、完善各类表单记录、数据分析、操作程序等工作，做到有帐可查、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5、继续收集与整理客户档案，为宾客提供亲情化、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增加素材并提供保障。

6、在节能降耗方面。加强设施、设备的保养与维护，延长使用寿命；前台节省订单、登记单、如写错了用涂改液涂改后再使用，减少因个人原因而导致浪费；总机在晚930过后，将话务台关掉一台节约能耗；餐厅能用废纸不用新纸，能用速印纸不用复印纸等。

社会管制论文 篇7

一、韩国政府干预和管制科技创新的历史发展简述

1910 年韩国被日本侵占沦为其殖民地,直到1945 年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败,韩国的殖民统治才得以结束,紧接着韩国本土又发生了三年的朝鲜战争,几番蹂躏导致韩国综合国力丧失殆尽,韩国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自然资源贫乏,国土面积狭小(仅为约10 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呈大幅上升趋势的背景之下,韩国仍然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一切起始于1962 年朴正熙为首的军政府独裁统治,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了开创性的行政命令,执行了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之后,韩国从此改变了命运,走上了经济振兴之路,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2 年的320美元增长到2012 年的约22 700 美元,跻身人均富裕国家行列,并变身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军人政府之后的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以及朴槿惠等民选政府继续在科技及创新领域更多的建立和实施新的行政法规,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使得韩国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业中突围出来,转变为了技术创新型国家的榜样;这种经济上上演的逆转典范,并没有遵循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白手起家,走上富国强民的道路。

仔细研究,我们发现韩国在实现“科技先行、科技立国”的战略上并没有走弯路,因为20 世纪60 年代韩国政府“一无技术,二无资本”,国家和人民只能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来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但是他们还是在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腾飞,究其原因在于从一开始,军人出身的朴正熙总统就找到了正确的重点建设方向,采取大量行政命令和措施,将国家当时有限的一点点人力和财力资源都投入到“利用科技发展经济“的力量上来。可以说韩国的经济成长是伴随着政府强势执行“科技立国”战略框架的特征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1)20 世纪60 年代韩国政府的科技政策是以鼓励“发展出口替代品为主的轻工业”为主;(2)70 年代的科技政策表现为重在打造重化工产业;(3)80 年代韩国的科技政策指向侧重于发展技术密集型电子、机械工业的建设;(4)90年代韩国科技政策重点转向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满足全球化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以增强国家的工业竞争力;(5)进入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韩国政府提出了《2020 年产业创新的战略思路》,提出要实现从“快速跟进”战略到创新“领跑者’战略的转变,最终实现“独一战略”的科技政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单位：十亿美元)。

二、韩国科技创新的基石--- 宪法保障下的行政法规的强势干预

历史上韩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科学技术,无论是高句丽时代、新罗时代、百济时代,韩国人在天文观测、冶金、木板印刷、建筑、医学和农业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相应的成就,虽然并未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但是国家发展保持了民族经济的特色,直到日本的丰臣秀吉于1592 年和1597 年两次发动侵略战争才给韩国的科技发展带来了灾难,打断了韩国科技经济正常前进的步伐,再加上之后的殖民奴役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摧残,直到1962 年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执政,韩国才正式踏上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光复道路。只要是朴正熙政府认为需要大力发展的科技事业,他们就用制定行政法规和制度的形式,在全体国民和企事业单位中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保护它的特权,为该科技事业发展开辟快速通道,构造促进技术创新的法规环境和平台。所以可以说,科技立国战略和行政法规的建立是韩国跻身现代化科技创新国家行列最主要的牵引力之一。

(一)以宪法为后盾

与其他国家一样,韩国的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各项立法的依据。韩国的宪法是1987 年10月经全民投票通过的新宪法,从1988 年2 月5 日起生效。宪法规定:国家和政府必须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情报以及人力开发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努力,宪法还将保护作者、发明者和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的权利。这些规定使得宪法成为了韩国科技发展的最有力法律保障。

(二)行政法规先行

自20 世纪60 年代,朴正熙为领导的韩国政府就强制性地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法规来执行科技立国战略,迄今为止这些行政法规文件已经多达90 多部,如果把那些与科学技术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都视为科技法规,韩国的科技法规就会扩大到200 多部,占全部韩国政府法律、法规文本的1/4,因而可见,进过50 多年的实践,韩国政府在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财税优惠、金融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科技行政法体系,支持和鼓励科学技术的开发活动。最后,许多的科技行政规经过多年试运行和修订,最终都被尝到了甜头的韩国政府以正式的律法文件形式固定下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78 年制定的《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1997 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和2001 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中,《科学技术基本法》在2004 年修订后明确规定:总统担任国家科技委员会委员长,国家科技委员会作为永久性行政委员会,是全国科技创新的最高负责部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科技产业优先发展项目的决策、科技发展的统筹协调等工作,以加强政府制定、实施创新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健全和完善国家创新系统,更好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可以说该法是韩国科技进步的基本法规。

(三)为创新颁布新的行政法规

进入21 世纪,韩国政府面对全球“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决定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在已有的对创新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国家技术资格、技术劳务育成、职业培训”等行政法规基础上,又制定了《工业发展法》、《技术开发促进条例》、《促进中小企业经营稳定及结构调整的特别措施》等一系列法规,来调整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项目和行业,建立工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设立生产技术研究所,最终使得企业技术开发活动和技术开发投资有了实质性增加,促进国家重点研究开发成果的产业化,使得科学技术在国家行政保护下,健康快速的成长。

除此之外,韩国政府在科技行政法的制定过程中表现得既不僵硬也不呆板,它们总是适时根据国家和国际科技创新发展的实际现状,调动一切行政和立法手段来修订和完善科技创新的法规体系,例如,2004 年韩国政府通过修订《政府组织法》,把科技技术部的部长升格为副总理级,进一步强化了科技部的宏观决策、计划和调控职能,2006 年还实施了《国家研究开发事业成果评价及成果管理办法》,在行政上完善国家研发项目成果评估的制度化建设,从法规上明确了政府及研发主体在成果管理中的具体责任,如必须建立成果研究数据库、提供技术评价所需资金、组建研究管理专门机构、培训专门从事评价的人员以及保证成果评价所需经费等,2006 年还实施了《研究经费管理认证制度》和《研究环境安全法》,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

(四)韩国科技创新行政管理机构及职能综述

综上描述,可以看出韩国的科技体系采取的是比较典型的政府干预和管制体制,中央政府在科技创新法规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作用巨大,韩国政权虽然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离,但是行政部门从宏观角度对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制定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2008 年,韩国进行了“大部制机构改革”,其科技行政组织主要分为4 级,由总统、内阁总理大臣、部级机构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科技研究机构共同组成,按照职能区分,这些行政机构又可分为科技领导、协调机构和实施执行单位。

1.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简称NSTC)。从2008 年至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NSTC)由总统任委员长,教育科学技术部的部长任副委员长,委员由政府的10 个部委的部长和13 名民间人士担任。NSTC是韩国科技政策的最高审议和协调机构,主要发展审批国家科技发展总体规划和政策,协调政府各部的科技政策和各行业科技审议机构的活动。NSTC的建立,使得韩国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由过去的部门分散管理型转变为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中心的综合调整型。

2.教育科学技术部(Ministry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MEST)。教育科学技术部是于2008 年由原教育人力资源部和原科学技术部合并成立,充分说明韩国政府对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视,该部除继续拥有之前的主管全国教育、科学技术政策方针、法规的宏观战略策划工作职责之外,又着重扩大了以下职责:(1)统一协调原分散的产业资源部、信息通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有关部委的科技政策的策划;(2)负责国家研发预算的划拨和管理;(3)对新组建的属于教育科学技术部下属的“科学技术创新本部”(副部级)执行掌管工作,同时实施国家研发中长期计划规定及预算的综合调整;(4)重点扶持大型集成技术、新兴技术和以国家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性基础研究。

3.知识经济部(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简称MKE)于2008 年成立,知识经济部整合了原产业资源部、原信息通信部、原科学技术部和原财政经济部的相关业务工作。知识经济部下设长官、第一次官、第二次官。第一次官主要负责企划调整室、产业经济室、增长动力室,第二次官的制作范围则是负责贸易、通商合作、投资政策的贸易投资室和能源资源办公室。

4.基础技术研究会(Korea Research Council of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KRCF)是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的下属机构,成立于1999 年3 月,其任务是管理和推荐政府资助研究机构在基础科学与研究方面的活动,与中国科学院的职能很接近,经过2008 年国家科技体制的总体调整,该研究会下属的政府资助研究机构从原来的7 个增加到目前的13 个,截至2008 年8 月,在职研究人员大3 480 人,仅2008年获得政府预算拨款达5 906 亿元。

5.产业技术研究会(Korea Research Council for Industrial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ISTK)成立于1999 年3 月,其任务是管理和推荐政府资助研究机构在产业技术研发方面的活动。2008 年韩国知识经济部(MKE)成立之后,原属于韩国科学技术部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会被转移到知识经济部,该研究会下设的政府资助研究机构也从7 个扩大到13 个。截至2008 年8 月,这13 个机构的研究人员数达4 692 人,获政府拨款达4 502 亿韩元。

6.大韩民国学术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简称NAS)是根据韩国政府1952 年颁布的《文化保护法》于1954年创建的。1988 年,韩国的《大韩民国学术院法》正式颁发实施,该法规定:学术院的会员总数为150 人,会员任期4 年,截至2008 年,该学术院中人文社会科学部75 人,自然科学部75 人,他们分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部和自然科学部下属的11 个分会。作为国家级的学者和科学家的代表性机构,该学术院会就教育规划等方面的问题向政府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为了促进学术研究活动,大韩民国学术院会召开年度国际学术大会、举办各类会员研讨会,并出版各种科学著作,繁荣学术界的活动、为学术专家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并提高他们的国家地位。

7.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简称NRF)成立2009 年6 月,是由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下属的原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韩国研究基金、韩国国家科技合作基金会整合而成的。该基金会将资助理、工、人文、交叉等各领域的学术活动、科技研发和国家合作研究项目作为其核心职责来为韩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作出积极贡献。2012 年,该基金会管理的项目经费达到近4 万亿韩元的规模,项目内容涉及空间开发、核聚变能源开发、原创技术开发、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研究项目等17 个种类。

三、公共管制成功的原理分析

韩国科技创新领域公共管制成功的原理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斯蒂格利茨(1993 经济学)提出的主张之一便是“人们需要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点正是公共管制学科的重要原理之一。毋庸置疑,韩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管制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它的成功是否符合这一原理呢?

(一)从现象的视角分析

从现象上看,我们相信有诸多因素在韩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功中起到重要作用,如(1)政府的行政干预和管制的广度、强度和深度,(2)公众的创新意识,(3)市场力量,(4)区域经济合作市场的存在等等,但是其中(1)号因素是实现韩国科技创新成功和科技经济富国强民战略的最主要因素,不仅因为后面3 项因素其实是韩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成功干预和管制运用之后而对韩国经济出现的某些附加的良性带动因素,还主要因为(1)号因素在当初国家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凡熟悉韩国的人都知道,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朴正熙领导的中央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政府可以决定国家的一切: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参与企业运营,有时甚至亲自为大型企业制定目标,并实行相应的财税政策,用财政紧缩来约束业绩差的企业,用慷慨大方的资金奖赏那些业绩优良的企业;除了具体的经营业务管理和所有权之外,政府尽其所能,扶持企业的发展;在学习国外科学技术方面,政府对技术特许、资本、设备出口交易都要进行检查,从而确保企业得到的是最佳买卖,遵循国家经济战略发展方向。在那个时期,韩国还建立了一些重要的行政机构来监督为了快速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所做出的种种努力,1962 年,韩国建立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R),由副首相担任委员会主席,从此,该委员会与工商部(MCI)办公室在战略行业的目标定位上和监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中央机构设在总统蓝色官邸,还在那设有一间情报中心,监控韩国的出口情况,每月召开一次全国最重要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府资深官员会议,以确保增长目标得以实现,投资按照国家战略方向进行,一旦发现既定目标没有实现,就会立即采取适当措施予以纠正。

正是这样严苛和深入的政府干涉和管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已经在韩国产生了极大的惯性作用,之后的每一届民选政府都同样高度重视“科技立国战略”,他们都会与时俱进,根据国家和国际的科学技术创新现状,调整科技发展计划和进度,使得韩国科技创新贴近市场需求,全国上下不仅热衷创新,还总是使得创新成果能迅速实现国际化和市场化,创新技术成果带动出口贸易,保持了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变;在近十五年,韩国已经在科技创新领域独树一帜,成功超越四小龙中其他三个,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成为目前世界仅有的几个新兴科技强国。

因此从现象上观察,韩国政府正是从行政法规和行政机构上大规模、全方位地渗入到科技创新领域,并对它的方方面面加以干涉和影响,才达到促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目的。

(二)从理论基础的角度分析

从理论上看,公共管制属于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内容之一,主张进行公共管制制度的理论有五种:市场失灵理论、自然垄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哪一种理论在韩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管制实践中最具有依据性,我们先来简单分析以上五种理论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公共管制的五种理论分析的介绍,我们很快就能联想到韩国其实在20 世纪60 年代在科技创新领域几乎毫无建树,那里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国家贫穷,无法像欧美先进国家那样具备有科技创新市场和能力,也谈不上科技创新上的垄断、信息是否对称与否,以及会产生正、负外部性。所以韩国政府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主要采取公共管制的行政手段,将仅有的稀薄资源尽量都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为它的建立创造一切可能和力量;其中这些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如国家的富强、国际形象的提升)、社会利益(如人民的富裕)、政府利益(政府的强大)。因此,最贴近韩国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管制理论的基础其实是公共利益理论。

四、启示和借鉴

韩国科技创新领域公共管制的成功启示和借鉴。韩国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管制上的成功应该说是从宏观调控方面,准确把握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同时又从微观经济(科技创新)管制方面深入介入,两者有效结合的结果。韩国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参与科技创新领域的活动,努力保障科技创新发展的连续性和速度,从行政上对科技发展实现统一管理,有效发挥了政府和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主导作用,应该说这正是韩国科技创新公共管制的最突出特点。

其次作为后发国家,韩国充分利用了先模仿、后撬动、再创新的三步骤方针,先期加大对技能培训的投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基于韩国科技创新领域的这些最主要的公共管制成功因素,我们有必要研究和学习它的特点,根据中国的实际,将其有效融入到本国的科技创新领域的建设实践中,从政治共识到行政体系的建立再到行政手段和法规的建设,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和壮大。

建议一:政治共识的高度统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政府应当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社会各阶层对科技创新意识的学习,在思想上达成统一共识:将科技创新领域的全面建立作为国家发展的最关键性的战略目标之一。政府还要着手在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这些行政管理的最高层面共同制定“未来五年科技创新计划”,明确地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通过具体的管理目标和定量指标表明:追求经济发展一定要以科技创新为最优先目标。

建议二:行政体系的建立。行政体系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建立将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科技创新领域中的行政体系如同网络一样,按照职能区分,总统、内阁总理大臣、部级机构组成的3 级领导机构起着领导带头作用,直接统领全国的各级科研机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科技研究机构则负责完成科研开发任务;它的最大特征除了机构精简,主要还是行政干预科技创新活动的领导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很高,由韩国总统和总理两者直接参与和领导,这在其他科技创新型国家几乎是没有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此基础上,此外我们还建议:我们有必要:(1)建设一个国家级科技创新监管中心,单独加强对科技创新的监督和管理作用;(2)设立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协调机构(可命名为科技创新委员会):该协调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通信、教育、航天航空、新型制造等领域的建设提供讨论平台;并将这些讨论出来的合理建议直接提交国务院,使之努力成为行政命令或法规,再推广执行。

建议三:加强行政手段和法规的建设。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科技创新领域内的法规准则是科技创新参与人员的工作准则。韩国科技创新领域在政府干预下,选择了一条“宪法保障为前提,行政法规再试水,成熟之后变身为法”的保护“实现科技立国战略”之路的。这样的道路只有在国家和政府层面高度重视的前提下才会出现,否则很多的行政法规细则是无法出现的;因为只有行政管理体系关注到科技创新困难的每个细节,才会有200 多的法则出现来加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的科技创新的行政法规还不太多,这与我们目前的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有些不太协调;此外,因为我们还处于科技创新的模仿学习阶段,如果要从此现状中突围出来,成为创新强国,科技创新的行政保护手段和法规就更需要加强。

综上所述,支持韩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成功的主要因素明显离不开公共管制所产生的作用,这是韩国在一穷二白、人口密集的大背景下所使用的最节省时间和资源的政府介入国家经济建设的较直接的措施和行政手段,它有着国家独特性的特征,公共管制最终帮助提高了韩国的经济发展效率、实现了各方利益的较大化组合;在目前国际经济竞争加剧的环境下,相信公共管制仍会是韩国政府干涉经济发展的主要技术手段,所以它也将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的。

摘要：今天的科技创新承担着改善全球资源稀缺、消除高污染、高能耗、建立环境友好型世界的重任,不仅如此,科技创新毋庸置疑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内生动力,无线移动通讯的发明和新能源的出现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采取相应措施干预科技领域,努力保持竞争优势已经被纷纷列入各国政府的主要工作范围内;韩国政府也不例外,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科技创新不仅为该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还强势提升了国际形象;我们研究发现韩国政府干预和管制科技创新领域的特征非常突出,作为东亚邻国,中、韩两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学习他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管制经验,对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领域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管制销售的“交警” 篇8

东和嘉业房地产公司开发交大嘉园，2002年交大嘉园的销售总额在北京市房地局网络排名榜上位居第8名，创入住业主零投诉记录。

面对本刊记者，作为销售领队的张国旺按捺不住对房地产行业的深深喜爱，谈起了自己的种种见解和交大嘉园销售的前前后后。

做销售总监的他自称是“交警”。

东和嘉业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研究制定出了一套详细的“交通规则”，张国旺给我比了比，两三寸厚。规则制度详尽而周全，目的在于充分挖掘业务员的潜能。作为“行人”的业务员受“交通规则”的制约，在“交警”的监督下各行其道，他们看到红灯停，绿灯则行，他们不会酒后开车……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每个业务员熟知“交通规则”，日常行为都会按这个规则执行不误。这样与其他销售总监相比，他显得很轻松，而且问题、麻烦也是相应很少。不过作为“交警”，他也因为这个非常制度化的规则不能循私或越雷池一步。制度相对健全了，“警察”也难逃责罚。

他张国旺可是一位特殊的“交警”——挑剔行人的“交警”，不符合其标准的“路人”是不能走这条道的。

在招聘业务员时，张国旺要求他们的基本素质要好。这次东和的业务员招聘就要求其学历在本科以上，他认为素质高的业务员会因对不同事情认识有深度或知识面比较广而有潜力可挖。另外他还要求业务员知识层面丰富、细致、敬业。满足其基本素质要求以后，他会给业务员讲好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对业务员的业务能力要求很高，他们需要将各种规范、合同文本吃得非常透。因此张国旺也会要求公司和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无论是采用激励机制或压力机制——努力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游戏规则完善、平等的情况下，业务员同台竞争，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销售是产品最终的实现，是项目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数，开发商自然很看重。但销售工作是一个平凡和细致的工作，只有把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点点滴滴的日常工作做好，才有大的飞跃和突破。它不可能改变某一产品的市场形象，也不是市场出现奇迹的灵丹妙药，因此开发商不能迷信销售可以妙手回春，不能太过于依赖销售人员。

很多房产企业负责人，一旦发现项目没有卖好并不急于检查自身产品的问题，就立即更换销售总监、销售经理，认为他们领导无方，企业或者认为房子卖不出去，是业务员的问题，于是成批成批地换业务员，其实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其实业务员只是按照工作程序完成销售任务，他们不可能将“1”说成“2”（这本身对开发商和户主不负责任），况且现在的顾客都有很强的判断力，业务员左右顾客思维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弱。用大换班的方式处理销售问题对企业运营很不妥当，顾客会发现刚买了房子，业务员就换了，刚熟悉完新面孔又换了，不免觉得企业非常不安全，也会导致对产品产生不安全感。企业走马灯似的换人，相反不利于企业发展，稳定的发展模式对产品本身很有好处。

而东和不一样，它旨在做一个稳定的企业，拥有一个稳定的业务员队伍，面向消费者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形象。他们在选择业务员时就有从销售队伍中培养一些管理人才的准备。销售这个行业永远刺激人的兴奋点，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作，不能干太久，3年左右时间就应该考虑退出了。通过销售工作几年之后，东和会提炼部分人员从事其他部门的工作，譬如有部分专业为工民建的业务员，张希望他们通过销售工作与客户接触后能体味到市场的状况，退出销售工作以后他们可以转换到贴切市场的部门去工作，发挥其经验优势。张希望他的销售队伍是一个培养、储蓄和挖掘人才的基地。

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销售队伍，在东和的张国旺还从其他方面要求自己，以便打造出更多更优秀的楼盘。

2003年整个北京房地产将进入一个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时期，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和消费者两方面都已进入成熟期，这迫使房地产企业更加规模地运行。房地产行业进入产品时代，必然要求房产产品走个性化发展之路。交大嘉园就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它毗邻北交大，为学校周边的知识分子而建，学识气息浓厚，体现了产品在使用功能和区域上的个性，正好符合目前房产逐渐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交大嘉园的出现、营造以及销售等一系列工作进展顺畅，1000多户主入住无一纠纷，恰恰是应证了这一点，也是因为东和建立了与业主相互交流的机制。

在张国旺看来，开发商要和消费者保持良好沟通，然后合理处理这些建议和意见，销售人员与消费者近距离的交流显得更重要了。房子卖给顾客，住户家庭三口人或五口人就会有三口人的要求或五口人的要求，如何把要求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来解决消费群体需求，是值得开发商非常重视的环节。开发商切不可本着毫无协商的态度对待消费者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否则制造出来的产品只会逐渐脱离消费者。

张国旺这个“交警”赞同理解业主与开发商产生的纠纷，他认为居民入住投诉纠纷居高不下是个好现象，它说明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正迫使各个生活领域水平相应在提高。以前人们不关心室内环境质量，现在关心了，必然迫使开发商在制造产品时解决这些问题。以前没人考虑室内的使用空间合理性问题，不关心居住环境绿化，现在关心了，也就迫使开发商更加注重空间配置、环境绿化。条件变了，要求变了，业主的不满足将督促开发商不停地翻新产品，拿出更好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北京房地产建设高潮已拉开序幕，2006年截止市内大规模建筑建设将告一段落。近两三年北京房地产供应量将达到最大量，这期间也是北京旧生改造最活跃的时期。开发商们将会狠抓这一机会，推出大量房产产品，而大量产品涌入市场供消费者选择，开发商恐怕要在产品的推广传播上大做文章才能保证自己的产品风靡市场。张国旺发现从去年开始有一种新的推广传播形式在房产界悄悄进行着，这种方式借用消费者口口相传更具时效性、成功率高，张国旺统计过交大嘉园用这种方式传播的实例，一个传一个的竟传到17个客户。随着房产利润一天比一天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产品质量也一天比一天高，此方式有待行业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