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案例分析论文（通用8篇）
药房开处方造成损害，举证责任该由谁承担？
08康复2班舒晓峰20081250221
案情：
林某的左耳患有神经性耳鸣已达24年之久，2009年4月24日在报纸上看到一偏方并将其抄下，到一大药房坐诊医生韩某处咨询，韩某看过之后说可以服用，并开具处方，林某在该药房买了两剂药回家之后，于当晚服下该药，过了大约3小时，林某出现呕吐血水的现象，经医院抢救后出院，开支医疗费两万余元。林某认为，服用了药房的汤药是造成此次住院的原因，要求药房赔偿其医药损失，遂向法院起诉。
出处：110网 >> 资料库 >> 案例分析 >> 民商类案例 >> 医疗纠纷案例
选择理由：该医疗纠纷案例存在分歧，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案属于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应该由大药房来承担。本案中大药房是具有合法资质的从事药品经营的企事业法人，雇请的坐诊医师也持有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并且他又向患者开具了处方，患者在主观上有理由认为这种开具处方的行为是一种诊疗行为，因此双方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医患纠纷。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案不属于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应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分配。医疗关系是指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形成的因医疗活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患关系中的医方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包括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患者是接受诊疗的患者。本案中的大药房虽然具备法人资质，但是它具有的仅仅只是药品经营的许可，而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医疗机构，不应对其做扩大解释。因此本案不属于医患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林某应该对药品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他人评价：医患纠纷是指发生在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美容等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企事业法人或机构中，一方（或多方）当事人认为另一方（或多方）当事人在提供医疗服务或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时存在过失，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但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所争议事实认识不同、相互争执、各执己见的情形。本案中大药房是具有合法资质的企事业法人，坐诊医师也持有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同时他又向患者开具了处方，应该是一种诊疗行为，患者也有理由认为该大药房可以也能够承担治病职责，因此双方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医患纠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大药房应该对其的医疗行为与林某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一、会计伦理学概述
企业会计人员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其他经济活动, 要系统地加以记录、计算和汇总, 并分析解释其结果。企业会计要将会计信息提供给广大用户, 这其中既包括企业的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 还包括政府机构等。如果不是由于会计人员业务水平问题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而是因为主观上的原因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而导致出现会计信息失真, 这就不是业务技术方面的问题, 而是典型的伦理问题。伦理问题往往同某些企业领导人或者会计人员的品质不良有关, 同谋取小集团或个人利益的腐败现象有关。从近几年发现的问题看, 会计信息失真首要的是会计职业道德问题, 而专业技术问题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一) 会计伦理学的涵义
会计伦理学是会计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 更确切地讲是将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理论、规范应用于道德实践领域的一门应用伦理学分支, 同时还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 具有较大的综合性。会计伦理学将长期以来会计活动中的道德现象理论化、系统化, 既是会计人员衡量自身道德价值的尺度, 又是调节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行为的科学 (叶陈刚等, 2005) 。相比会计法律及其他规范形式, 会计伦理具有其独特优势, 一般而言, 法律规范只限制了会计行为应当遵守的下限, 而会计伦理却能从道德、信念、品行等更为本质和深刻层次来影响并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塑造会计人员的良好道德品质, 进而从根本上遏制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出现。
(二) 会计伦理学引入的必要性分析
众所周知, 会计人员的良好职业道德不仅有助于增进本职业内部的团队效率, 鼓励公平性竞争, 克服内部成员搭便车等不良行为, 降低本职业的生产成本, 提高行业效率, 而且其所倡导的正直、公允、客观等道德行为观念也有助于在与职业外部集团的合作与交往中减少推委、猜疑与设防, 降低谈判、签约、审计等交易成本, 这是会计职业道德所具有的重要经济功能。因此, 会计伦理是会计人员就“执业信誉和质量”所做出的公开承诺, 也是取得外部信任、树立会计职业形象, 保持生存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仇俊林, 2006) 。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历来就是伦理学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 道德在市场经济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加入WTO以来, 为了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会计信息失真, 即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会计信息, 将造成会计信息不对称, 这样可以使部分单位或个人获得某些利益, 然而这些利益都是在失去道德监督条件下的虚假利益, 会导致会计人员或授意造假人员道德品质的丧失, 最终使企业丧失社会信誉, 甚至国际信誉, 从而引发更大损失。因此, 要解决利益和道德关系, 使企业得到长远利益就要弘扬会计诚信。这就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一条经济学的新途径 (李承宗, 2006) 。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伦理学原因分析
伦理是指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遵循的各种道德准则和规范, 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会计伦理道德是指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会计行为主体的内心信念, 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会计各关系人之间相互的会计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是维持和协调会计各关系人之间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一种结果。笔者认为,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 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
(一) 行政模式与职业道德存在潜在冲突
由于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体系中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 同时, 由于某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参与市场运行, 使得会计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目前, 地方政府在对待会计信息发布的问题上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行使其监管职责, 有发现和制止任何舞弊行为的义务;另一方面, 作为地方政府也有其地方利益, 地方官员的升迁机制常与地方经济是否有良好发展具有直接关系。因此, 有些地方政府仍不能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 对会计服务市场进行过多干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 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正常市场行为, 严重扰乱了会计服务市场的秩序。而会计行为主体的意识中都有关于会计制度体系公平或公正与否的评判, 如果经过评价以后认为存在不公正行为, 或者存在危害其利益的行为, 他们就会违背会计制度体系的根本道德原则, 不履行会计制度体系所提出的道德伦理要求 (彭兰香, 2002) 。即当行政部门的干预与职业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 出于对不公正现象的屈服或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会计人员有可能违背其职业道德。另外从外部监督的角度来看, 政府监管的力度不够, 角度不正, 国家审计力量不足, 监督落实不到位, 社会审计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会计从业人员发布虚假信息的成本, 从而也助长了会计信息失真之风。
(二) 企业管理模式与职业道德存在潜在冲突
目前部分企业存在内部管理混乱, 财务收支失控的问题, 会计基础工作薄弱, 未按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没有形成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其原因既有企业对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经验不足或有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不够合理, 同时更多情况下是企业有章不循, 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 失去了其应有的权威性。此外, 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家族中心主义文化, 由此衍生出来的是波及全社会的等级关系:一方面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附和认同, 另一方面强调严格的等级次序。因此, 在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中, 企业会计人员是在企业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会计人员的工资、福利等个人利益隶属于企业, 甚至可以说会计人员的饭碗是完全掌握在企业负责人手中的 (王合喜、董红星, 2004)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领导者的“权威性”将会大于会计法规和职业道德的“权威性”, 所以, 会计人员除了要按照《会计法》汇报企业的经营效果外, 还要按照企业领导人的授意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适当“修饰”, 以确保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据报道, 在对1200名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显示, 当单位负责人授意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会计信息, 会计人员是否遵守会计职业道德时, 仅有16.87%的会计人员认为应该做到坚持原则;21.86%的会计人员认为应直接按单位负责人的意见办;61.27%的会计人员认为应作适当技术处理, 按单位负责人的意见办 (张莉, 2006) 。因此, 会计人员有时为了自身生存利益而违背会计制度体系所提出的道德伦理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的违约成本和违约收益的差异过大。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取决于违约成本和违约收益的比较。会计造假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可能收益主要是GDP在“数值”上的提升, 政绩的提高;给企业带来的可能收益主要是获得新的资金投入, 逃避税收;给企业经营者带来的可能收益主要是提升外在形象、获得晋升等;给内部会计人员带来的可能收益是提高收入和保住职位。而会计造假的可能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责任成本、心理成本和道德成本 (毛柏林, 2001) :经济成本是责任主体因会计造假暴露后而受到的各种经济处罚或经济制裁, 如罚款、赔偿等;责任成本指各责任主体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被发现后, 要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心理成本指责任主体担心造假被发现及受到处罚的成本;道德成本指各责任主体在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后所要承担的道德风险与代价, 如毁坏职业界的道德声誉、受到道德记过或制裁等。根据收益与成本分析, 会计行为相关主体选择如实披露还是违规操作, 取决于对造假收益与成本的权衡, 而收益与成本又与会计市场对会计造假查处概率与惩处力度相关。如果制造虚假会计信息能给行为人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不用付出相应的成本, 或所付成本小于收益, 那么违规操作就成为“合理”选择, 而这正是我国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症结所在。
三、会计伦理框架构建
人类社会生活及其秩序的建立必定要借助一定规则, 从人类早期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规则:一种是通过对不服从的惩罚威胁来维护, 如现代法律体系、国家管理系统、契约关系等等;一种是依赖于对规则的尊重、负罪感或自省来维护, 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前者是硬规则, 后者是软规则, 没有软规则的支持, 硬规则如同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伦理道德就属于软规则。因此, 在构建会计伦理框架的时候, 应该要从软, 硬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不可有所偏颇。笔者认为, 具体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开展:
(一) 完善会计信息系统的行政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对会计领域有权进行监督的部门很多, 其中既有代表国家行使权利的财政部门, 也有国务院财政部门的派出机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此外, 审计、税务、银行、证券管理、保险监督等部门依法也有监督权, 但没有明确规定哪一部门对会计工作进行具体监督。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行政企分开的政策, 行政部门担心过多干预企业而影响企业经济活动, 疏于对于会计信息真伪进行监督。因此, 要有效制止会计信息失真, 应建立起权威的监管机构, 各监管机构之间应合理分工, 界定权责, 有效监督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使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和检查形成规范。财政、税务、审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等部门, 都要依法对单位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各有关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要避免权责交叉、重复查帐。此外, 应该改变国家审计受制于行政, 审计处理难的现状, 提高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国家审计应实行审计署垂直领导, 可行的话, 应隶属于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以更好发挥其审计监督作用。同时, 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地方保护, 提高政府信誉度。将诚信作为各地区、各部门考核的政绩指标, 在健全法律环境的基础上, 使得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明确其职权和责任所在, 尽量避免出现行政干预市场运行的现象, 使得各个市场主体都能按照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进行运作。只有加强对会计诚信的各级监督管理, 以及对监管机构的监督, 才能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会计诚信的污染。
(二)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有调查显示, 当前普遍发生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大部分会计人员不是主观故意的, 如果没有遇到授意、指使、强令, 会计人员是不会主动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所以,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防范虚假经济行为的首道防线, 这道防线是否健全且运行有效, 对于公司最终对外披露的信息是否客观真实至关重要。而加强公司各会计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 也是防范会计造假的有效措施之一, 这需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来实现。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 内部公司治理是实现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之间的相互制衡与相互监督, 防止内部人员控制会计信息的发布;外部公司治理则是通过改进和完善企业外部相关制度环境而实现对公司内部相关行为人 (如经理人、控股股东等) 的制衡与监督。通过加强这种制衡与监督, 使得企业的会计人员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具体措施如, 健全公司的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职能, 加强监事会、独立董事会作用的发挥, 建立公司内部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的审计委员会, 完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 强化董事的诚信勤勉义务和责任追究,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信息披露, 增加公司的透明度, 杜绝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同时, 还应该科学合理的设置会计机构, 健全会计核算制度, 建立内部监督控制制度、会计管理制度, 从制度上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管理, 从而使得管理层做到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三) 提高职业道德的违规成本, 降低职业道德的违规收益
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 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一是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会计人员违背职业道德的心理代价, 从而间接提高其潜在违约成本。二是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通过不断抨击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表彰遵守职业道德的模范行为, 使得广大会计从业人员产生对遵守职业道德的心理认同感。这样不仅可以在心理上增加会计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的归属感, 而且还提高了会计从业人员潜在的守约收益。事实上, 由于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能够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提高做出贡献, 因此会计人员的行为具有很大的辐射功能, 其遵守职业道德与否会牵涉经济、社会等很多部门的道德水平。但目前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内律有余, 外律不足;多强调主观道德, 而较少强化客观道德。会计道德规范比较空泛、模糊,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比如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为:为民理财原则、廉洁奉公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原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八项内容。这些主观性的道德要求如何转化为会计实践中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 即可以加以客观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 从而将会计职业道德的原则性与可操作性有机结合起来,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发挥并强化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约束效力。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可操作性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2) 完善相关会计法制环境建设。法制环境建设是当前会计道德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相辅相成, 两者缺一不可。任何社会当其道德风尚好时对法律的规范约束作用的需求就小, 而当其道德风尚不好时对法律的规范约束作用的需求就会大。当前, 由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道德意识减弱, 出现了一些违法乱纪和不讲职业道德的行为, 杜绝和根治败德行为仅靠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 还需要法律的约束, 要“法治”与“德治”并重。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 要减少乃至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现象, 既需要提高相关人员的违约成本, 还需要降低相关人员的违约收益。如果提高职业道德素质是提高违约成本, 那么加强法制建设则是降低违约收益。因为会计信息失真的违约收益主要来源于会计信息失真的受益者, 如说某些个人, 企业或者政府部门。笔者认为, 这正是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源头所在。目前, 我国相关法律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对会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 未发挥足够的震慑和防范作用。因此,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行为的收益容易超出, 甚至远大于其成本。只有通过加强法制建设, 使得这些受益者从失真的会计信息中获取的非法收益大幅度减少, 乃至得不偿失, 那么他们就没有对虚假会计信息的需求, 从而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也会逐步得到遏制。
综上所述, 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出现除与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平低下有关以外, 还受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影响, 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会计信息失真不仅是会计人员单方面的事情,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可以将其归结为地方保护主义和法律制裁的软弱, 但就每一个参与者来讲, 其在道德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 除了会计从业人员以外, 对于会计信息有直接或间接干预能力的工作人员来讲, 对其进行职业道德教育都是必要的, 要求其遵守一定的职业道德都是必须的。因此, 制止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继续蔓延是长期的艰巨工程, 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何小红:《会计造假行为的伦理学分析》,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李承宗:《会计诚信的伦理学探微》,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142期。
[3]李志斌:《会计行为的伦理约束》, 《当代财经》2006年第1期。
[4]毛伯林:《会计理论探索》, 成都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
[5]彭兰香:《会计信息失真的会计伦理学分析》, 《浙江财税与会计》2002年第2期。
关键词：伦理学；广告设计；分析研究
形形色色的广告如今在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挥之不去，广告设计在社会环境下日益崛起，但是设计究竟是什么？带给人们的又是什么？笔者认为，设计本就是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艺术构思与实践的相结合，设计师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掺杂着社会、人文、经济发展等各种复杂因素进行衡量，将社会伦理与广告设计良好的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创作出有深度有价值的设计作品。
一、 广告设计的伦理
社会伦理学的核心关乎道德问题，我国地域辽阔，是个多民族国家，出于设计师的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考虑，广告设计的作品如果不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就会与某些民族的习俗或者宗教信仰发生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现代社会是物质的社会，千帆竞发，物欲横流，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社会伦理显得尤为重要。设计师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设计作品的优劣，设计师要随时保持一把天平在心中，在心底坚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以自身的物质利益与某些庸俗的商家“苟且”在一起，为了吸引大众眼球达到产品推销的目的而进行不健康的广告设计。设计不是纯粹的，伦理学也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存在与各行各业联系在一起。广告设计的作品要突出社会责任感，伦理学与广告设计的结合是必须的，也是学科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单纯的将广告设计和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广告设计的发展道路必然摆脱不了“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困扰。
二、广告设计的现状
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商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大众选择时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手足无措，为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各企业家在广告宣传上的大力投资，催生了现代欣欣向荣的广告设计行业。广告设计是商家推销产品的重要环节，产业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空前。我国为了限制广告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广告设计必须遵守良好的社会公德，但实际上设计师为了获得商业利益，凸显视觉效果，美化产品，采取各种恶俗手段，招摇过市，一次次的考验着社会大众的承受能力和道德底线，广告设计行业未来堪忧。
三、 设计学的伦理功能
3.1设计是一种艺术形式
设计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在人类社会中真切存在的实践活动，但是设计绝非单纯的实践活动，设计师在进行设计实践的同时，动用各方条件以达到社会、人、自然之间的伦理状态。，设计伦理是一种事实，也是对设计师的规范，伦理学的存在将道德和美学相互联系在一起。每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遭遇瓶颈，设计反映设计师的内心状态，设计发展了，设计伦理也不应当丧失发展阵地。广告设计帮助我们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广告设计行业也是在人们不断加深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设计伦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标杆作用。
3.2设计是一种文化手段
对于生活在社会历史中的人们来说，人类的广告设计创意也属于文化的范畴。设计是一种文化手段，能够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程度，可以映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的心理和社会道德。广告设计的责任不仅仅是为了产品推销，还肩负着对人性发展的引导。设计在将社会、人文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推动现实与未来的发杂很难，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自身价值认识，设计是文化，就应当体现对人文精神的关怀，设计将人们自身价值的认识应用在实践活动中，在精神世界的层次提升对人生及社会的判断力。文化的定义千变万化，人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而广告设计之所以具有文化属性，是因为设计师可以通过对文化的再创造促进人类社会的自由发展。
3.3广告设计与现实世界
人们对广告设计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认为广告设计只是一种商业手段，广告设计应该好好思考如何在伦理监督之下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表达社会大众的良好社会愿望。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们自从创造了设计行为，直到工业革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如今，人类的生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广告设计在商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其设计理念和思想受到了巨大挑战，设计师需要不断创新，广告设计应当如何追随现实的脚步，成为了需要深思的问题。
结语：在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任何一项广告设计都应当对自己的设计行为负责，在伦理监督之下，广告设计在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作为广告设计的设计师更需要加强自身修养，不为贪图一时利益而失掉设计师的职业道德。伦理学的提出对于广告设计的发展具有标杆作用，在未来的广告事业发展中，尤其是对准设计师的培养过程中，要注重伦理学的教育指导，才可以培养出在将来的工作过程中不会出现不负责任的现象，还广告设计一片成长的净土，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美好。（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德琴.浅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02）
[2]吴晓莉，党明.以设计伦理为导向的“HIGH DESIGN”思想的提出[J].包装工程.2005（02）
答：首先，非常感谢老师一学期以来对我们的指导教育，我觉得管理学这门课让我们我们对管理学类专业有了深刻的认识。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谈我的收获。
第一个方面是管理学知识的收获。俞老师的授课方式摒弃了传统的定义传授法。通过大量的事实案例让我对组织、领导、控制有了深切的认识。首先是决策，在讲解决策的类型时，老师提供了大量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例如：烟台圆城实业并购烟台发展(华联)借壳上市、山东发展蓝色海洋经济战略规划。这些案例不仅仅让我们对课本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在组织这一章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中的层幅适当原则，在现实的中小型企业中，最容易出现越级指挥的现象，架空下属各部门，其实不光是企业在我们班级里，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班长，团支书有时候任务不明确，导致两个人同时指挥从而合作不愉快。在组织结构类型这里，老师讲了6种组织结构，并配了很多企业的实际组织结构图，在老师讲解我们这一章的作业题时，我更深切的感受到组织结构在严谨的同时又很灵活，它的制定一定是依据企业实际情况而定。在做这一章的作业题时，我觉得也考验了我们对Word的熟练程度，组织结构图真的不怎么好画，从那次作业以后，我更觉得学好这些办公软件是多么重要。关于计划：我现在还记得那次公开课，我们小组选的是考神方便面，那个十一假期我们真的是踏踏实实在宿舍里讨论，上网查资料，通过这个活动，我更感悟到集体合作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目标一致，求同存异，最终完成任务。在领导这一章，不同的领导类型决定了不同的工作绩效，但是这些类型没有好坏之分，要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员工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来定。但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我更喜欢“高工作、高关心”的领导，不喜欢只求组织效率，不关注员工发展的领导。其实不仅是领导在指导下属工作时需要讲究领导艺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工作中，也会用到这些技巧。最后是控制这一章，在这里，老师提到了张裕公司的财务控制的系统。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在幸福申通打工的经历，在那里，申通公司用的是OA网上办公系统，当一个地方出现投诉时，总部就会通过系统把信息公布给分部，分部要及时处理，并把处理结果的流程报给总部，各个分部之间也可以相互联系，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各个分部的情况都在总部的掌控之中。在邮寄快递时，他们的价格也是明码标价，账目清晰化。这是企业有效控制的表现。通过管理学的学习，我可以通过管理学的思维去思考那些企业的措施、目标、绩效等。
第二个方面是对我个人目标的影响。俞老师在授课过程中，经常提到很多管理理念，有些对我们的目标设定、实施很有帮助。“一个有计划的人，一定是一个行动敏捷的人；一个有计划的团队，一定是高效率的团队；一个有计划的企业，一定是有前途的企业。”“多听、多看、多干，少说、少耍懒、少嚼舌”，俞老师的课堂气氛很活跃，我们在听课过程中没有任何负担。，我觉得这是上了大学以来最有趣的课了，俞老师不仅关注我们的学习，而且关注我们的生活，做人、做事的方式方法老师都曾经提到过。我曾经以为管理学是很枯燥的一门课，但是在老师的课堂上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在老师的课堂上，我也从来没有打瞌睡，我觉得大学里的课程就该是这样，给我们专业知识的同时，让我们感悟到人生、生活的意义。只有这样的课堂，摒弃讲概念，才能让我们真正学到实实在在毕业也能用到的知识，在今后从事管理类职业时，运用上学过的知识。
非常感谢俞老师一个学期以来的授课，我觉得我收获的不仅是课本知识，更有心灵的感悟，我也会记住老师曾经给我们的那些建议，多看书，多看新闻，为自己制定目标，实施计划。管理学我学的很开心，最后再次感谢老师！
第二题：案例分析之——升任公司总裁后的思考
（1）你认为郭宁当上公司总裁后，他的管理责任与过去相比有了哪些变化？他应当如何去适应这些变化？（10分）
答：1.郭宁最初担任液压装配部门的助理监督，属于企业中的基层管理者，所要担负的责任较少，只要求个人技术的高标准以及能带动大家完成既定任务即可，其管理任务比较单一。后来提拔为装配部经理，属于企业中的中层领导者。中层领导者不再是单一的执行命令，这要求郭宁在充分了解高层领导者的思路和想法后，再依据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路，指挥领导下属完成绩效指标。中层管理者不仅需要熟知自己的下属单位的工作状况并协调基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在理解领会高层领导者意图指示的情况下，做好自己的工作规划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郭宁后来分别提拔为负责规划工作副总裁、负责生产工作的副总裁，他的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在遵从总裁的大方向的指示后，在规划、生产方面做统筹规划，并要有自己独到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升为总裁后，对组织、领导、创新、控制、计划等基本管理职能提出更高的要求。郭宁不仅要做好管理的基本工作，还要负责总体发展计划和组织大政方针的制定，负责激发、指导、控制下属人员，并在对外交往中以代表组织的“官方”身份出现。
2.郭宁从基层管理者做到了最高层，工作性质从专业性到现在的综合性，从原来简单的技术性工作到现在的见识、战略、用人、判断。由原来的单一性到现在的广泛性、复杂性。这对郭宁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心理方面，郭宁应该尽快转变角色，同时也不要给自己过大的压力，以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新工作。在工作方面，郭宁应该弥补自己在有关公司全局的战略管理方面的不足，注重公司总体的、长远的发展规划，还要多多学习财务、营销、战略、市场等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在见识、战略、用人、判断、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能力，还要注重对外关系工作等等。
（2）你认为郭宁主要成功地胜任公司总裁的工作，哪些管理技能是最重要的？你觉得他具有这些技能么？试加以分析。（5分）
答：郭宁要想成功的胜任公司总裁的工作，概念技能、人际技能、战略规划和财务预算技能是最重要的。从案例材料来看：
1.郭宁应该具备很好的概念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郭宁从基层管理者做起，最后是最高领导者，肯定具备很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一步一步积累人脉，不然他很难把经理和副总裁做好。他的概念技能也应该很强。概念技能主要是指权衡利弊，规避风险。做出具有长远意义的正确决策之能力。郭宁在任职副总裁期间，把工作做的很出色，由此可以说明他的决策能力应该很强。
2.案例中没有提到他的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再加上升职总裁后，对他的全局统筹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郭宁应该提高自己的财务预算能力，管理好公司的资金流，同时也应提高战略能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好的战略规划。
（3）理清管理思路，结合自己体会，试分析郭宁顺利成长的轨迹。并指出对你最大的启发和收益又是什么？（10分）
答：1.回顾郭宁的成长历程，从最初的助理监督到最后的总裁，我们可以发现在每新上任一个职位，郭宁都会及时的调整自己，使自己尽快的适应角色，对于郭宁自身，他非常虚心，好学，并且在其位，谋其职。这也是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郭宁在不同的职位上，能够认清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工作，协调好与下属的关系，使得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另外在郭宁在最初参加工作时，监督长对他的帮助也非常重要，让郭宁提早适应了工作环境。
2.对我最大的启发和收益：管理者首先应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对于一个管理者而言，其决策、判断、分析、指挥、组织、协调、控制的能力是他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同时管理者也应该具有很好的心理素质，面对巨大的压力，能够认清方向，审时度势，为企业谋发展。管理者更应该时时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为决策奠定知识基础。
第三题：案例分析之——目标管理惹得祸
（1）这家制药公司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10分）
答：1.公司设置的目标不够全面，各个部门的目标没有关联性。企业长远目标与个人目标没有衔接。
2.因为这家公司的传统是一年进行一次绩效评估，目标一旦定下来就不能再改变。所以即使他们发觉有些目标有问题，他们也不会进行及时的修改。
3.各个部门在平时的运作过程中被都没有进行很好的交流，对彼此的情况都不了解，各个部门的目标单一没有相关性，导致在目标实施过程中，各个部门都只关心自己部门的实际完成情况。
4.修改后的系统仍然存在定性或主观评估。这就意味着私人关系对绩效评估流程还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经理在考核绩效时仍然存在主观因素，经理和下属的关系亲密与否导致了系统的不平等性。
5.目标不符合公司扩大市场份额的特定战略。原来的目标只关注销售额和按时交货，但是战略最重要的几个关键面没有得到特别体现。
（2）为什么设定目标（并与工资挂钩）反而导致了公司内部的矛盾加剧和利润下滑？（5分）
答：1.设定目标（并与工资挂钩）后，各个部门都只关注自己部门的绩效完成情况，销售部门仅关注他的销售额，而不关注生产部门的实际产出。其他部门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2.目标管理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式管理，强调“自我控制”、“自我评估”，促使权力下放的参与式管理方法。而该公司却只顾销售业绩，没有关注员工的真正需求。
3.修改后的系统仍然存在定性或主观评估，导致员工的积极性不高。
4.目标不符合公司扩大市场份额的特定战略。目标只关注销售额和按时交货，但是战略最重要的几个关键面没有得到特别体现。
第四题：案例分析之——节约后的致谦（20分）
（1）莫里的工作难道不对吗？为什么？你对院长助理查尔斯又该如何评价？请说出理由。（10分）
答：莫里在沟通和汇报方面做得不妥，但是他通过实际调查得出结论的方法值得肯定。1.（1）各管理层有不同的工作责任,莫里忽视了这些各层间的关系,他越级汇报犯了管理中的大忌。在这个任务中，查尔斯是莫里的直接领导者。（2）莫里在向上级汇报他的调查结果时没有考虑查理斯的感受，因为查理斯在出差前已告诉莫里他的想法。第三、莫里直接带着医院高层人员每天在病人停车场“捉拿”违规员工，这种做法在道理上行得通的，但是他的方式过于僵硬，没有很好的考虑同事的感受，将同事置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使同事对莫里产生了不好的印象。（3）但是莫里通过实际调查得出结论，找出问题所在这种方式是对的，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2.对于院长助理查尔斯，他在分配任务给莫里时，也没有考虑莫里是其他部门的员工。另外，在出差回来后，看到莫里的做法，查理斯的表现非常心胸狭窄，他不是一个大度的、任人唯贤的领导者。
（2）如果你是莫里，你会采取怎样的做法，不仅解决停车难问题，而且还使自己的上司满意，并使自己的工作得到很好的认可？（10分）
答：如果我是莫里，在通过实际调查得到了“医院根本不需要投入资金建造新的停车场，而只需要强化已颁布的员工停车规定”的结论后，我首先应该将这一结果报告给我的直属上司查尔斯，听取我的上司的意见。在得到查尔斯的同意后，我才会在大型会议上表达我的观点，同时充分考虑查尔斯的想法。对于医院内的员工图方便，违反规定，占用病人停车场的行为，我认为有些员工在上班期间可能真的有事，可以允许他们将车停在病人停车场。医院的管理层请专人负责记录一个月内员工在病人停车场停车的次数，停车三次以下可以允许，超过三次的罚扣一定的工资。
第五题：案例分析之——王峰为何烦恼？（20分）
（1）王峰就任后所制定的计划属于什么计划？（5分）答：1.王峰所制定的计划按计划期属于短期计划； 2.按计划制定者地位属于战略计划； 3.按计划对象属于综合计划；
4.按计划对执行者的约束力属于指令性计划。（2）你认为导致王峰控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5分）
答：1.王峰制定的控制标准毫无根据，他仅仅指出各个部门应该减少多少费用，这个数据也没有经过实际调查，各部门没有有据可依、可操作性强的目标计划做指引。
2.所做的计划没有综合性，仅仅是各部门的目标，各部门之间没有交流。
3.提出的控制标准中，把用于支付工人超时工作的费用从原来的120万减少到35万元人民币，极大地触动了员工的利益，引起了员工的不满，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作。
4.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王峰没有任何监督措施，使计划执行游离于企业的监控之外。5.没有考虑企业的组织绩效，提高生产效率。（3）王峰的控制标准属于什么标准？（5分）答：王峰的控制标准属于反馈控制。
（4）王峰所制定的明年的目标你认为能否完成？为什么？ 答：我认为王峰制定的明年的目标不能完成。理由如下：
1.王峰制定的明年的目标依旧是没有任何实际依据，他没有考虑每个部门的实际状况。2.王峰制定的目标各部门之间没有联系，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各部门只顾完成自己的指标，而没有协同配合。
3.王峰的目标属于指令性计划，他的减少支付员工超时费用的计划依然会引起员工不满，他应该更多关注员工的生产效率，提高绩效。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伦理学的可能性建立在道德价值、道德事实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而“道德价值、道德事实的客观存在”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道德实在论”。与此相对，还有一种反实在论，与实在论针锋相对，它认为在道德领域中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事实，不存在供我们去认识的道德真理。威廉姆斯是一个折中者，他在科学领域坚持实在论的立场，而在伦理学领域则持有反实在论的观点。与很多哲学家一样，威廉姆斯放弃了旧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认为这种二分法不能成立，理应抛弃，但他极力捍卫科学与伦理学的二分法，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论证。
一、在《笛卡儿：纯粹研究计划》、《伦理学与哲学的局限》、《过去的感觉》等著作中，威廉姆斯借助于“绝对实在”(absolute reality)概念，分析比较了科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的不同。在威廉姆斯看来，科学旨在对世界获得一个“绝对实在”概念，也即对物理世界本身获得一种不依赖于人类所特有的观点或旨趣的认知和理解，以求在最大程度上揭示出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而这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绝对实在”概念是对那个作为“任何被看作是知识的描述之对象”“无论如何都在那里存在的那个实在所做的范围最广泛的描述(representation)”，它能够把关于世界的一切描述统一起来。
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客观知识的组成部分。客观知识是关于独立的外部世界的知识，是对世界本身的状况(而不是世界向我们显现的状况)所做的精确描述。如果客观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绝对实在”概念也必定是可能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绝对实在”概念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知识是它对之做出断言的东西，那么它就是关于一种实在的知识，而这种实在是独立于那种知识而存在的。
知识是关于无论如何都在那里存在的东西的知识”。为了说明物理世界中“绝对实在”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威廉姆斯请我们考虑，在存在观察者之前我们会怎么描述世界。或者换种说法，他请我们想象，如果不存在任何观察者，该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威廉姆斯告诉我们，想要描述没有观察者的世界，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法办到的，因为该世界独立于我们的经验。据威廉姆斯分析，科学中的“绝对实在”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这个概念不关系到我们信念的对象，而是设想一个已经不依赖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的世俗方式，关系到我们的信念所表达的对象的方式。
威廉姆斯接受笛卡儿所做的关于“第一性的质”(如广延)和“第二性的质”(如颜色)之间的严格区分。在科学中，第一性的质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第二性的质是人所察知的;第二性的质依赖于第一性的质，依赖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通常，科学不讨论第二性的质，只研究第一性的质，即不讨论颜色，只谈论反射光的波长。尽管我们可以认为颜色与光的反射波长有关联，但却不能说颜色有对应的外在对象。原则上，“绝对实在”概念只能使用关于第一性的质的词项来给出。而且，惟有对第一性的质的描述才描绘了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世界，这种描述不同于该世界与这个或那个观察者群体或观察者物种如何关联的描绘。威廉姆斯指出，观察者存在着的世界，是由不存在观察者的自在世界演化而来的，而支配我们的世界的定律正好是支配没有观察者的世界的定律，所以，使用我们在描述不存在观察者的世界时所需要的第一性的质来描述我们的世界，这必定是可能的。第二，在科学中，对“绝对实在”的不同观点会在事物存在和运行的方式上发生“收敛”，因而科学研究可以依靠世界的“绝对实在”概念来形成对事实的判断，独立于所有观察者的自在世界能够只用这种概念加以描述。科学进步正是按照科学研究在某个特定题材上的各个观点向“绝对实在”的“收敛”来实现的，而这种收敛是由世界的本来面目来引导的。在科学中，收敛的理想形式是让我们的不同信念彼此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上是趋同的。
威廉姆斯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受到了牛顿的影响。牛顿物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神目观”：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在不断运转的机器，宇宙本身用一种清晰的方式将自己的面目显示给它的观察者，而一切都可以由牛顿式的科学理论得到说明。这一思想就是威廉姆斯“绝对实在”“收敛”观点的源头。与牛顿一样，威廉姆斯所设想的收敛是由世界本身所决定的。尽管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无法收敛于此得到最终的科学理论(过去有人认为牛顿物理学就是这个科学理论)，但威廉姆斯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去接近它，就一定能在某个特定的时段达到它。第三，在科学研究中，虽然对事物的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透视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工作在“绝对实在”概念层次上。威廉姆斯主张，否认某种东西是“绝对实在”概念的一部分并不必然要否认它是真的，或者它可以成为知识。草是绿的，并且我们知道草是绿的，不过，尽管这种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它却不是关于事物如何“独立于透视法”的知识，相反，它是关于事物在我们局部的透视中是什么样子的知识。
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物理世界竟然会以它确实向我们呈现出来的那种方式向我们人类呈现出来。因而，威廉姆斯认为，我们能够抓住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世界真实存在的方式，另一种是世界通过“绝对实在”概念这类关于第一性的质的`概念的形式显示给我们的方式。这个想法涉及概念间的对照，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取决于我们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
二、在给出科学研究的一般特征之后，威廉姆斯比较了科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的不同，认为二者在研究性质、研究对象的本质及研究目的上，确实存在一些显著区别。第一，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包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在世界中没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即科学研究允许研究者置身世外。而伦理学则相反，不允许有十足旁观者的视野，它必须采纳这一观点：人类在世界中具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由于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差异，由于科学对世界的理解，不仅完全与承认我们不占有其中任何特殊立场这一看法相融贯，而且现在还与这种承认结合在一起。然而，伦理思想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建构一个将成为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将在其中拥有社会的、文化的和个人生活的世界”。
这一不同也决定了二者研究性质的不同。科学研究是收敛性的，伦理学研究则是透视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伦理学观点本质上是通过一个给定的角度来表征的。因而，主张不同的伦理学观点将会收敛或者能够收敛到伦理学问题实际上没有充分合理的意义，“科学确实有某些机会成为它多少能够呈现出来的样子，并且对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达到一个系统的理论说明，而伦理学思想则没有机会成为它表现出来的每个样子”。
四川的泸州的黄永彬与妻子蒋伦芳结婚30多年，有一养子。1994年起黄开始与张学英来往，1996年起二人公开同居，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但黄永彬与蒋伦芳并未离婚。2001年2月起，黄病重住院，蒋伦芳一直在医院照顾，法院认为其尽到了抚养义务。4月18日黄永彬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该遗嘱在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黄去世后，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照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认为黄某的遗嘱虽然是其真实意义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遗嘱内容存在违法之处；且黄某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某的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是无效的。本案的判决一方面获得了当地民众和一些学者的支持，；另外很多法律界人士却认为这是道德与法和情与法的一次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起错案。并认为在有具体的实体法规则——《继承法》可依的情况下再依据法律原则，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先来看下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诸要素中，与法律原则相比，法律规则具有三大特点：①微观的指导性，即在规则所覆盖的相对有限的事实范围内，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②可操作性较强，只要一个具体案件符合规则设定的事实状态，执法人员可直接适用该规则，一般公民也较容易地依据规则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③确定性程度较高，与原则相比，法律规则的确定性程度要高得多，这个确定性包括它的内容相对明确与恒定，它的效力也较为清楚明确。
法律原则的作用是法律规则所不能替代的，它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三方面：①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或出发点，对法律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法律规则也有指导意义。②直接作为审判的依据。许多法律原则可直接作为断案依据，这些原则的作用与规则无异。③法律原则可以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以纠正严格执行实在法可能带来的不公。当某一案件的特殊事实导致适用原有规则不公正时，法律原则可作为断案依据。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同为法律的要素，两者有共性，在规则与原则有一个边缘地带，甚至有些法律要素究竟属于规则还是原则是难以定位的。不过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区别还是明显的：①在对事及人的覆盖面上，法律原则较宽，法律规则较窄，即法律原则有更大的宏观指导性，某一法律原则常常成为一群规则的基础。②在变化的速率方面，法律原则有较强的稳定性。法律原则通常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不会轻易改变，相比之下，法律规则的改变要容易得多。③在是否适用的确定性方面，原则较为模糊，而规则较为明确；当原则与原则、规则与规则相互冲突时，选择的方法也不同。冲突的规则的适用常常是要么无效，要么有效，确定相互冲突的原则的适用时，常常要对冲突的原则所代表的利益做出权衡，相互冲突的原则必须衡量或平衡，某些原则比其他原则具有较大的“分量”。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适用的问题。毫无疑问，本案是一起遗嘱遗赠纠纷，应该适用《继承法》。从政已经证明了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合法；从而现行《继承法》的条文中，确实看不到禁止“第三者”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人接受遗赠的内容和规则。《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送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从而确认了遗赠的合法性；第19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明确规定了遗嘱遗赠限制的范围。也就是说，只有在剥夺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遗产份额的情况下，遗赠才可以受到限制（撤销、宣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由此，很多法学家们解释说，立法者的原意是最大限度地重当事人也就是立遗嘱人的意思自治，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情况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就应认为其为合法有效。这种严格依据法律规范的解释对法官来说也是一种分校最小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会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作出这种选择，这样，即使判决原告胜诉，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是一起错案。然而在民众乃至全国民众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样判决引起人们直接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现行的《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是肯定了“包二奶”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合法婚姻家庭的侵害，并承认了他们可以从这种违法行为中获益。这种结果不仅违背了《婚姻法》的原则和规定，而且和公序良俗这一民法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是显而易见的。
《民法通则》是《继承法》的基本渊源和上位法。继承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尽管有其特殊性，但是必须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统辖，这是确定无疑的。民法基本原则应该贯穿在一切民事法律规范和制度中，继承法的具体规定可以与其他民事制度以及其他民事法律规范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却不能与《民法通则》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这是由法律渊源所决定的。《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要件之三：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包括：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获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并建立了对无效或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救济措施。这些原则和内容在其他民事法规中无一例外的加以体现。例如《合同法》等。再者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里的婚姻无疑指的是合法的婚姻。《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渊源。在这里，如果根据对《继承法》的机械适用，破坏合法婚姻家庭的当事人不仅不会得到法律的谴责和制裁，反而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并由此获得利益，这显然是违反立法者意图和法律的目的的。
由于社会的发展，现行的《继承法》的许多条文已经不足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与《婚姻法》乃至《民法通则》和《宪法》的原则都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在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例如，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后，《继承法》的许多规定都已经落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于狭小，在当事人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私人的财产可能被收归国有而不能由他的其他亲属继承。由此可见，《继承法》的一些条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规则和规则之间出现了漏洞。
因此可见，单纯地适用法律规范是不行的。当由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和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当法律规范的规定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应该适用的是法律原则。因为原则的抽象性、高度适应性和概括性使得它在适用的过程中具有长时间的韧性。在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适用的是对法律体系全局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原则。
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对长春亚泰足球队进行了处理，剥夺其甲A的升级资格，该队最后一轮甲B联赛的上场队员被禁赛一年，主教练被禁止担任教练1年。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队体育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管理。
问题：作为行业协会的中国足球协会对本案是否有执法权？为什么？
某县县委书记杜某为官清廉，受当地群众信赖。一次，当地群众举报，该县法院审判的某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案件不公正。杜某便亲自进行了调查，调查后确实发现该案件的处理上有悖于法律规定。于是他便找来法院有关人员进行谈话，通知该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进行再审。法院在接到通知后迅速再审，使得冤案得以昭雪。杜某因此也大受舆论赞扬。
相关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判，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提交该审判委员会再审。
问题：该县委书记的做法是否合法？试结合“司法原则”进行评析。
答案
马某与赵某系生意上的朋友。2002年7月8日，两人在饭店喝酒，马某说起现在生意难做，不讲信义的人越来越多。赵某随声附和。一向爱开玩笑的马某说：老兄，凭咱们的关系，我就给你张借条玩玩都放心。马某随即写了今借赵某人民币6 000元的字条，签署自己的姓名后放在饭桌上。不料，几日后，马某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方知赵某竟以该借条为据将他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偿还借款6 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马某向赵某出具了借据，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支持赵某的诉讼请求。
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问题：该案的主审法官的做法是否正确？试分析该案主要涉及的司法原则。（根据考研试题改编）
本案中的中国足球协会对本案有执法权。该案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中国足协的性质主要是行业协会而不是行政机关，中国足协的行为主要是根据国际足联和自己的章程作出的，那么，中国足协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侵犯相对人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司法审查的对象。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机关或组织作出的管理行为是否也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但是，从行政法法理以及实践来看，不具有行政机关身份的组织由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也可以称为行政管理者，从而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本案中的中国足协，虽然属于社会团体法人，不享有一般行政管理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已经有相关规定授权：“国家对体育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从法理上讲，中国足协属于受到法律授权的社团组织，应该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由此带来的损害后果，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
本案还折射出国家权力干预与市民社会自治的关系问题。中国足协属于行业自律组织，有权根据章程的规定作出处罚行为。但是，作为自律产物的足协章程同样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行业协会开展活动的基本前提。在我国公共行政演进过程中，原来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领域，逐步让位于一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去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协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更不意味着它们与相对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仍然属于行政主体所为，仍有执法权。从法理上讲，部分公共事务由社会组织承担由其管理后，这些自治组织仍没有脱离国家的监控和授权，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尊重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将具体事务的处理让于该组织；另一方面，针对一些重要的管理行为，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在任何时候，行业组织的管理权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并且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规定。
该县委书记的做法，虽然用意是好的，并且取得了好的结果；但是，严格从法治原则对司法的要求来看，他的做法不合法，违反了司法独立原则。因为：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这依然成为一条根本法上的原则。
（2）司法独立原则的内涵主要包括：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
（3）在该案中，该县委书记和有关法院谈话、并且通知法院再审，这不仅干涉了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而且，该县委书记变相地行使了司法权，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
另外，法院的立场也不够坚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判，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提交该审判委员会再审。这条法律规定表明，对错判的判决、裁定等进行再审的提起主体是上级人民法院和本院院长，县委书记没有这项权力。
（4）该案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在实践上区分党的监督和党的干涉？党的领导是宪法原则，任何机关都要接受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应该仅仅限于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决不能由地方党委代替司法机关审批具体案件。该案中的县委书记恰恰是代替司法机关审批具体案件。
该案的主审法官的做法是正确的。该案主要涉及到的司法原则是法治原则，同时也涉及司法的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具体来说：
（1）司法的法治原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法司法，可简单概括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是指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的处理决定，只能以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和依法推定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由于“证据”在获取、保存、复现等环节可能会出现与原来事实不相符的情况，司法中所依据的事实只能是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法律推定的事实，这时，法院只能依据以上获得法律事实进行裁判。在该案中马某向赵某出具了借据，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法官依据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所谓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司法机关司法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尺度和标准。该案中，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了法官在证据认定上的权限和程序，该法官支持赵某的请求，可以说体现了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2）该案还蕴含了司法的平等原则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司法平等原则具体地体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它是指各级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行使司法权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也不论其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别。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根本法原则，也是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法律如何保障自由的实现？
法律保证自由实现的方式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法律保障自由的一般有三种方式。
第一，以权利义务方式设定自由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以权利义务方式设定自由的范围以及实现方式，实质是将自由法律化为法律自由。法律规范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为每一个人及整个社会活动提供基本方案。在法律调整中，权利规范确认和描述了主体的自由及范围；义务中的禁止表达了对他人自由不得妨碍的要求；义务中积极作为的规定，对应了权利人自由的要求，即通过作为方式构成权利人自由实现的条件。由此，法律为每一社会活动主体划分出了自由的范围，确定了主体间在自由行动中的相互关系。在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设定中，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自由的选择和安排，而且包含着对各种自由实现方式的选择和安排。比如，法律上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都是对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自由的确认。又如，法律上对公民在参加选举中提名方式、投票方式的安排，对经济活动中开办企业的基本条件、过程的安排，等等，都是对自由实现方式的设定。权利义务包含着自由实现方式的设定。这些设定，为每一社会活动主体和整个社会的自由活动提供了基本方案，为自由的享受提供了前提。
第二，将责任与自由联结。在社会活动中，自由是可能被滥用的，自由的主体可能滥用自由进而损害他人的自由及其他利益。法律防止这种可能性的重要手段就是设定法律责任，以此向社会表明滥用自由将承担的不利后果，责任的实现将伴随着由国家实施的法律制裁。这是一种实体法上的保护手段，它加强了对权利义务所设定的自由活动方案的保护。
第三，设置国家权力及正当程序以提供救济。当社会活动主体的自由受到侵害，不可能也不能由各主体自行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各主体自行实施法律必将造成对自由更大的侵害。因此，确定违法者责任和对其实施法律制裁应当是一种国家权力，需要由专门国家机构运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说，法律是一种国家意志，当国家通过法律将一种自由确认为法律权利后，即意味着国家承担了保护的责任，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时，国家有义务对受害者提供救济，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因此，国家在通过法律确认权利时，必须同时通过法律设定专门实施法律救济的机构及职权，并设定救济的正当程序。这种设置具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保证有专门的机构和权力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恢复被损害的自由；另一方面，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而威胁和侵害社会自由，给个人和社会组织造成危害。对于后一意义历来是许多学者所强调的，因为国家滥用权力对自由所造成的危害之烈，通常要远甚于个人滥用权利，且更难寻求救济。
28岁的甘肃打工者王斌余，因急需钱给父亲治病，并且自己因身体原因不想继续打工，和弟弟一起准备向包工头吴新国处要回当年的工钱。2005年5月11日晚，兄弟俩到吴新国住处讨要工资时，吴新国一直没有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他俩走。吴华骂哥俩像条狗，用拳头打王斌余，还用脚踢他。苏氏父子也对兄弟二人连踢带打。“为什么我活着总是让人欺负？!”愤怒的王斌余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见吴新国之妻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王斌余持刀又将汤晓琴捅伤，最终酿成四死一伤的惨案。王斌余杀了人后没有逃跑，而是投案自首。“他们这样欺压民工，却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就是要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吧。”对于自己的所为，王斌余没有后悔，“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
（案例来源http://news．sohu．com/20050905/n226867603．shtml）
问题：民工王斌余只是想要讨回工钱，找回属于自己的“正义”，但却酿成了重大血案，等待他的必然是法律的制裁。在这起案件中，法律和正义冲突了吗？为什么？
（1）尽管本案中王斌余的遭遇让人同情，但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法律与正义并没有冲突，毕竟在我国不存在严重缺乏“正当性”的恶法去阻碍正义的实现。只不过在涉及王斌余的分配正义的实现受阻时，王斌余采取了自力救济，而未拿起法律的武器予以抗争。而他自力救济的结果是又破坏了关涉他人的分配的正义，从而唤起了校正正义的实现。这种校正正义的实现也就意味着他将承受法律的制裁，从而为自己的不理智付出代价，尽管他可能深藏着很多苦衷。
（2）在法律生活中正义有积极的评价和推动作用，而法又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实现正义。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需要人去执行，也许这个执行过程并未创建一个通畅便捷的运行正义之路。这虽然是一个个案，却仍然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是社会治理在某一方面机能失调、制度调节失效的一个表征，也见证出世道人心，值得引起我们高度的警醒。王斌余并不是完全缺乏法律意识，他在“自白”中谈到，他找过劳动部门，也找过法院，但却都没有为他解决难题，最后导致他在非理智念头下自行正义。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如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能高效的履行它们的职能，也许王斌余案这样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3）可见，国家一定要努力通过法治的轨道来解决问题，通过法律来关怀和救济“穷民而无告者”，通过法律来援助和支持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来运行和实现正义。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真正帮助千百万个“王斌余”，使他们不再出现他那样的悲剧；也只有通过法律运行正义，方能为建设一个真正合作与和谐的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1）2003年3月17日，一个叫孙志刚的普通外来工，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60多个小时之后，非正常死亡。这起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反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都先后作出批示，要求依法彻查此案，严惩凶手。《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中央媒体都先后作了报道。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沈岿等5位法律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孙志刚案成立特别调查组，同时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在这5位法律学者之前，还有许志永、俞江、滕彪等3位青年法学博士在5月16日，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建议书，要求对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
（2）2005年9月11日太石村村民合法罢免现任村委会主任的要求已获得番禺政府同意之后，9月12日，政府突然又派出近千名警察进入太石村“维持秩序”。《番禺日报》9月1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依法办事，从我做起》，援引《信访条例》第18条为此举提供理由，强调上访人数不应超过五人，而“太石村动辄数十人上访的本身，已经违反了有关法规”。“只有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发展……”
问题：由以上案例谈我国法的评价标准系统。
法的评价标准就是在法律上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准则。它主要是用来解决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价值确认问题，即按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什么样的要求、期待、行为或利益是正当的，是值得肯定和保护的，并根据每种价值的大小来确定其在价值体系中的位阶；第二类问题是价值平衡问题，即按一定的标准来寻求各种价值得以共存的条件，并在两种价值发生冲突不可得兼得时确定如何取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应当坚持下述评价标准或准则。
第一，生产力标准。一种行为是应予保护还是应予废止，一项具体的法律措施是应予肯定还是应予否定，首先要根据其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定。
第二，人道主义标准。一切政治、法律措施，一切社会活动，只有当它有助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全面发展时，才是有价值的。以任何借口去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都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所允许的。
第三，现实主义原则。对法律现象进行价值评价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而不能从脱离现实的“美妙理想”出发。
第四，历史主义原则。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法律现象进行价值评价时，必须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即要站在历史发生的“当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而不是站在“现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历史。
前两条原则是实质性原则，后两条原则是程序性原则。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并非像几何定理那样简单，只有通过深入的社会实践才能学会准确而灵活地运用它们进行价值评价。
张某和王某于2000年在双方的户口所在地的某市甲镇登记结婚，后因夫妻关系不和睦协议离婚，并就共同财产、子女抚养等问题达成了协议。2002年6月，两人通过熟人到某市乙镇人民政府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03年3月，张某车祸死亡。同年5月，乙镇人民政府收到某律师的意见书，认为乙镇政府对张某、王某的离婚登记行为属越权行政，应当予以纠正。乙镇政府于5月9日作出撤销张某与王某离婚登记行为的决定。王某不服，向某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认为乙镇非任一方户口所在地，乙镇发放离婚证书属于行政越权行为，乙镇自行撤销行为并无不当，故维持了乙镇政府的行政行为。王某不服行政复议，又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乙镇政府作出的撤销离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受理后认为乙镇政府行为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问题：谈谈法律推理在本案中的运用并评析法院的判决结果
法律推理是法律人将形式逻辑运用于处理案件过程的思维形式。法律推理贯穿于法律实施的整个过程。
（1）本案存在三个法律推理：一是从乙镇人民政府在撤销自己的行政行为过程中，根据行政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其权限内行使权力。乙镇政府在认识到自己行政行为越权后，即作出了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此法律推理中，行政机关选择适用的大前提是行政法律规范。第二个法律推理是原告王某认为其与张某在离婚过程中意思表示真实，对财产和子女抚养上亦不存在争议，且办理了登记。因此，其离婚的民事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故认为乙镇政府的撤销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在此推理中，王某适用的是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但不符合其中规定的离婚的形式要件）。第三个推理就是法官在处理该案件中运用的法律推理。遗憾的是，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解决前两个三段论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2）法律推理是在法律争辩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是一种寻求正当性证明的推理。而且，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推理和法官的推理究竟何者具有权威性，并不是以其身份来划定，而是看其推理是否有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要理性、逻辑地而不是机械地适用法律，有时需要对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作出权衡。本案中，面对张某和王某仅是离婚登记主体错误，而各种实体要件均都具备，并且考虑到婚姻关系的不可逆转性和撤销婚姻的法定性、限定性，是不宜简单用撤销的方式予以纠正的。法官应该也可以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本案。
（1）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透露：为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各级各类公共卫生机构职责分工，实施问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卫生部组建了疾病控制局和卫生监督局，负责推进依法行政，加强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职业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监督执法，以维护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2）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平安浙江‟建设。”
问题：从以上案例谈法维护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法律从以下方面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第一，确定权利义务界限，避免纠纷。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资源之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纠纷冲突的重要原因，而法律则通过确定权利义务的界限，将有限的资源按规模的标准在社会成员之中分配，以定分止争。法律一般以三种形式划定权利义务的界限，一是由法律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并赋之以明确的内容。二是法律只提供依据或规定某些标准，由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并确定具体内容。三是法律设立了权威解释制度。针对一些权利义务模糊之处，依据一定的法律原则进行解释或加以推定，弥补社会生活秩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破绽。
第二，以文明的手段解决纠纷。纠纷是难以避免的。鉴于此，社会秩序的建立还必须辅之以解决纠纷的手段，而法则是文明社会里解决纠纷的最重要手段。
国家产生以后，为了避免在相互循环的暴力冲突中造成人身与财产的无谓毁损和社会秩序的动荡，法律逐步以公力救济手段取代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私人纠纷。公力救济主要指司法救济。在现代国家里，私人可以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与对方平等辩论，澄清事实，得到依法做出的裁判，使冲突和纠纷得到缓和和解决。
第三，对社会基本安全加以特殊维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等属于社会基本安全，它们是人类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最起码条件。此种条件若不能维持，则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将被打破，社会将陷于一片混乱，一切秩序都将不复存在了。所以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对社会基本安全加以特殊的维护。这种法律中最典型的部分即刑法。
（1）二战后，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加强了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救济，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等。
（2）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在《论人道干涉》中认为：
“认为每一次干预都仅仅是被隐藏在愤世嫉俗的慷慨言辞下秘而不宣的动机所支配，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不错，这些干预从来不是出于绝对无私的理由，不过这没什么奇怪。由于这些干预是因为保护基督徒而采取的，所以它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事实。然而一些干预也符合了、至少部分符合单纯的人道信念，它们扎根于19世纪广泛认同的思想意识领域，这种定型的思想意识以人道价值为中心，这也是当时所谓的„文明国家‟观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问题：从以上案例谈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二战后，鉴于纳粹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侵害各国人民人权的暴行，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救济。一个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由80多种人权法律文件构成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国际人权法大体包括以下四类：第一，人权宪章类，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防止和反对种族歧视类，如《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三，特殊主体（社会弱者）人权保护类，其中包括对妇女权利、儿童权利、难民和无国籍人员的国际保护；第四，战时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类，如《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人权保护和救济制度，就现在的状况来说，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由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就意味着承担了保护人权（既包括本国人权主体的人权，也包括非本国人权主体的人权）的国际义务；二是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机构担负起调查、监督人权问题及其解决情况的职责。
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是必要的。对于粗暴侵犯人权的严重犯罪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都应进行干预与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
必须指出，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同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是一致的，在正确认识与处理两者的关系时，一方面要抵制和反对“人权无国界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另一方面，也应实行人权的国际法保护，对于危害人类和严重侵犯基本人权与自由，已构成国际罪行的行为，国际社会应进行干预与制止。同时，对于人权公约缔约国来说，也应按其所缔结的人权公约的规定，履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
我们要把握问题的实质，从有利于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高度去正确认识与处理，从有利于当前反对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大局去认识。
（1）从这个案例以及诸多与之类似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1979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年平均发展速度达到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一些穷人仍然居住在贫民窟中甚至根本无房可居，不少人有病看不起，子女上不起学，这使得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目的产生怀疑。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弱势群体尽管人数很多，但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代言人，其自身利益受到强势阶层侵害时，往往束手无策。长此下去，在他们心中就会积淀“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少数激进分子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形成社会**源。目前，“三农”、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和这些群体没有一个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进而造成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失话语权有关。由于弱势群体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通，不得不采取施压型群体行动（例如静坐、集体上访、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来宣泄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诉求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
（2）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用法律语言表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以人权为本。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只有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和主体地位，切实感受到自己是人，有做人的权利，才能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才能满腔热情、扎扎实实的去学习、工作和创造，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当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社会弱者的权利保护。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弱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弱势群体，例如，国企下岗职工、城镇农民工、失业或待业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心理上处于弱势地位或不利状态的人。如何对待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弱势群体的利益本质上属于人权范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当我们把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时，就会倍加关注和重视他们的处境，增强改善他们处境的法律意识和宪法责任。在宪法面前，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权，不仅是我们应有的道德关怀和福利救济，更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肩负的宪法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现在还不重视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到头来就要承担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要用更大的代价去平息**和反社会的**。
甲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党委和政府要求当地司法机关要切实为外商办实事，净化投资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后有一德国商人来该地洽谈合作项目，但入住宾馆后不久行李被盗。书记、市长严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倾巢出动，设卡排查，第二天就将小偷抓获。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医学技术在西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壮大,1968年美国医学会颁布了针对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同年哈佛医学院特别委员会对死亡定义与标准提出了全新概念,其后美国国会颁布了《统一解剖捐赠法》,这一连串的举措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自此开始,对于与生命有关的各类伦理问题的研究,成为西方医学界及伦理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1969年美国纽约海斯汀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成立,该机构主要致力于独立研究现代医学、人类健康、资源与环境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也正是从该中心成立之日起,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在美国正式诞生。自此,医学伦理学在美国犹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卫·乐富门编著《床边的陌生人》一书的出版以及《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的成功发行,标志着美国医学伦理学进入了成熟期。截至目前,研究医学伦理学的专门学刊已达数十种,此外许多著名的大型医学刊物都纷纷开辟医学伦理专栏。可以说,医学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在西方就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发展势头与极快的发展速度。
1979年,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首次访问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美国伦理学家第一次向我国学者介绍脑死亡判定、辅助生殖技术、安乐死等生命伦理热点,标志着医学伦理学正式传入我国。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该书第一次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引入国人视线。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与努力,我国医学伦理学领域完成了从零到逐渐规范的转变, 2000年卫生部首次成立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2003年卫生部联合科技部专门针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胚胎细胞研究等高科技医疗手段颁布了伦理指导规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和研究机构组建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目前,医学伦理学已作为必修课进入所有医学院校课堂。这些标志性事件表明医学伦理学研究在我国正式展开并日益受到重视。
2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少自身文化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石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西方文化,他们往往更推崇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却在不经意间忽视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国家的发展强大直至最后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被认可、接受、甚至推崇,都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文化基础支撑,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进步都必须建立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被正式引入我国, 其就成为现实生活中困惑世人的紧迫问题。尤其是医学伦理学在我国发展的三十多年,大多数时候是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照搬和套用,极少考虑是否与自身文化环境相适应,没有形成真正属于我国的医学伦理学价值体系。
当今学术时代,我们不能只是按照固有陈规而止步不前, 将当代医学伦理学研究机械地归结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研究领域;也不能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坐享其成,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经典著作解读,而应该以更博大的胸襟、更宽广的眼界,将两者有机结合,发掘传统文化新时代内涵,让其得以在更宽广的领域继续匡正当代人的思想、规范当代人的言行,发挥出新的作用。作为新一代伦理学研究者,我们应该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挖掘、寻找能够塑造现代社会人品质的方法,这对于我们有效继承、弘扬祖国自身优良伦理传统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实践价值。
2.2缺少对医学伦理学学科性质的客观认识
着眼于当下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工作,普遍存在将医德和医学伦理学混淆不清的现象。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境之下甚至出现了片面重视医德而忽视医学伦理学学科本质的现象,这种让医学伦理学简单降格为医德说教的做法可谓是倒退。
医学伦理学虽然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医学和伦理学相关理论知识作为依托,但其首先是伦理学, 隶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种,而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特质决定了其根本属性是以研究人类生活当中的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简单来讲,伦理学试图从理论层面建构一种指导行为的法则体系, 即 “在一种道德境遇中我们该如何做”“我们处理某种道德境遇的行动依据是什么”,并且对其进行严格的评判[1]。由此可见,伦理学核心任务是针对人类的道德进行研究,而并非对人类进行某种教化。相应的,我们必须要明确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其学科任务不应该是教化医学生,而是要针对医学中的善恶进行研究,并指导医学生在学科研究及临床实践中区分善恶、明辨是非,最终确保医学生能够在相应的医学相关道德情境中做出善的选择。当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医学伦理学相关理论的讲授,可以从某种层面对学生进行道德熏陶,但必须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其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是在形成一定思辨能力的更高层次理论基础之上,实现伦理道德规范的普世性、共通性及特殊性与特定医学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
3解决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方法
3.1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我国医学伦理价值体系
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浩瀚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意识形态,能反映出炎黄子孙的人格特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所以,作为完全由西方传入我国的学科,医学伦理学要想真正在我国生根发芽,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如千百年来一直被国人推崇的儒学,一直在规范国人的伦理道德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学者曾指出:“传统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厘定问题的观念背景,分析问题的主要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核心价值。儒家伦理学作为一种传统伦理学,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一种观念背景、分析工具和价值选择。”[2]
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成果问世,最著名的当数1999年出版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李瑞全著)和2011年出版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范瑞平著)。其中,李瑞全先生用儒家伦理思想对包括无性生殖技术、人类基因研究等在内的生命伦理困惑进行了解答,并以所得结论为基础构建了儒家生命伦理学。其理论框架为:以“不忍人之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以“仁”为核心的自律(自主)、不伤害、仁爱(有利)、公义(公正)4个基本原则,具体表现为咨询同意(知情同意)、保护主义、保密、隐私权、诚实、忠诚等规则;当原则或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冲突时,以儒家的“经权原则”来寻求反思平衡,做出道德判断[3]。范瑞平先生则以儒家文化传统为基础,重构以下4条生命伦理原则:仁爱原则(爱的基础在于人的恻隐之心),公义原则(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以美德考虑为依据,强调一种尊德、尊贤的价值体系),诚信原则(超越了狭隘的讲真话要求,可以填补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和谐原则(强调差异、合作、妥协,建立一个平和、怡悦的社会)[4]。
3.2理清思路,重新认识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目标
美国著名学者米尔兹(Miles)及其研究团队曾明确指出,美国医学伦理学界存在一些“令人向往但又不现实”的看法,其中包括“不应当希望通过医学伦理学来培养高尚的医德修养”[5]。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是整个医学过程当中的善与恶,让医学工作者在仰仗医学技术“为所欲为”的同时又能做到有章可依。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要将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作为根本教学目标,切不可片面追求对于神性医者的培养。笔者认为,医学伦理学应该将学科教学目标恰当地设定为指导医学生明辨善恶、分辨价值,进而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工作。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基本哲学及伦理学知识的讲授,结合临床实际问题,引导医学生在所处专业领域的善与恶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培养医学生在医学伦理问题面前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最终保证其能够在日后的临床实践中知善恶、明是非、守伦理,真正将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落到实处。
摘要：现代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不仅引起了医务工作者的关注,也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社会公众及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作用必将越来越明显。我国医学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些许偏差,其现状及应对措施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科研,教学,医德
参考文献
[1]王云岭.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反思[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4):23.
[2]程新宇.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J].伦理学研究,2009(3):55.
[3]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M].台北:台湾鹅湖出版杜,1999.
[4]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11.
关键词：功利主义；伦理学；快乐、幸福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161-01
一、伦理学、功利主义的内涵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中的一个理论。在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其渊源可追溯到晚期希腊哲学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1]。到了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爱尔维修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但这些对现实社会都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直到19世纪，英国的边沁和密尔全面阐释了功利主义及其道德理想，并渗透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了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立法和政治改革的道德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功利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种生活观、一种社会的整体价值取向、一种社会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5]。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2]。
二、边沁的伦理学
边沁对“功利”概念的内涵界定。什么叫“功利”？边沁认为，能够给利益攸关的当事人带来快乐（或幸福、利益、好处、善良）或防止痛苦（或危害、邪恶、不幸福等）的事物特性叫做功利[3]。简言之，所谓功利就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这也是边沁的伦理学的主要内容。
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是伦理学。因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深受快乐主义、哲学经验论、英国情感论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是西方哲学、伦理学传统的沿袭。其的思想可以在之前的伦理学里面找到模型。比如德谟克利特说：“快乐与不适构成了‘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的标准”，“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4]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后来的功利主义的基本命题。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同样包含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认为，善不是别的，就是快乐 ；恶不是别的，就是痛苦。这实际上也是把快乐与痛苦看成是衡量人的行为的依据。正是上述快乐主义学说构成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的人性论基础。同时边沁功利主义思想还继承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近代英国经验论传统，尤其是把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感性经验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哲学经验论主张，个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自己的经验，经验的最终来源是人的心灵所得到的感官印象。边沁功利主义明确将作为道德标准的体验归结为快乐和痛苦，并进一步指出，判断行为是否合于道德，通过检视行为的后果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人的快乐或是减少痛苦来实现。
三、密尔的伦理学
密尔对功利主义的具体的看法及对边沁功利主义的完善。
第一：功利主义者以人的感觉所表现出来的快乐作为判定的基本出发点，而精神的安宁则是在此之上的更高的衡量标准，由此推导出个人从事贸易、拥有财产、政治信仰自由、表达与创新的自由是可以促进个人功利和社会总体功利的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在其流行时期是最具感召力的道德和政治学说，自由主义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功利主义为依托，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到英国功利主义者都信奉人的幸福是判定伦理原则和制度的最终标准。功利主义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其伦理判定的基础，而在于它对这些伦理观的政治运用。边沁继承了英国经验论的感觉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感性经验而不是从理性的前提来确立道德理论。在他看来，道德观念、道德原则不是来自于天赋的观念或先验的原则，而是来自于人的感性体验。这样，边沁就彻底否定了快乐在质上的差别，强调了快乐的同质性。如果快乐在量上相等，则可以获得和欣赏诗歌同样的快乐，这自然要遭到强烈的批评。
第二：密尔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对于快乐没有进行质的区分是边功利主义的缺陷。那么，怎样才能对不同质的快乐进行区别呢？密尔诉诸一个“有资格的人”的偏好。密尔认为，如果有两种快乐，对于两种快乐都有经验的人，都对于其中的一种有断然的偏好，而不考虑道义上偏好其中任何一个的感情，那么，这一件就是更可欲的快乐。他说：“如果有两种快乐，那些够资格的可以熟知这两种快乐的人，将其中的一种远置于他们所偏好的那种之上，并且明知它附带有更大的不满足，也还是如此选择，并且不以放弃它来换任何其他种他们的本性上能够得到的巨量的快乐，相比较而言，这种质的优胜远超过量的方面，量也就成为不足道的了。”[2]
四、结语
功利主义是一套倍受争议的思想。批评的人多，理解的人少。国内有一位喜爱批评经济学家的哲学教授，谈及环境污染问题时说，环境污染就是由主张功利主义的经济思想导致，现在开始注重绿色GDP，重视自然环境的价值，才可能改变这种趋势。殊不知，他在这里运用的正是典型功利主义逻辑，看重的正是环境对人的效用。用功利主义批评功利主义的情形屡见不鲜，一方面说明中国人早已和美国人一样陷入功利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人对功利主义思想缺乏了解和反思。应认识到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的同一性，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也可以以功利主义做辅导。
参考文献：
[1]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2]论密尔对功利主义思想的修正与超越 林建华，范佳楠（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大连116029）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1年 5期
[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P290，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 1976年版
[4]哲学简史 陈志坚编著 线装书局 2006.5
[5]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下）廖申白 DOI.10 13904＼J cnki1007-1539 2007.01 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