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篇1

我国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与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同步出现。而本文所讨论的传统文化是体系复杂、涵盖面广的中国精神文明的漫长历史积淀，它是由多种思想、众多学派构成的庞大体系。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参预争鸣的百家中，就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名家等主要思想学派，这些学说和思想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当今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时代精神来观照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难看出，虽然它至今仍然包涵着不少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可贵部份，如强调“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精神，以“有教无类”为博大宗旨，“诲人不倦”、“因才施教”为基本方法，“学而不厌”、“教学相长”、学思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以“政者正也”、正身正人、“修己安人”为基本方法，表现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社会管理思想；“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慨；尊老爱幼，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精华，至今仍闪烁着哲理的光辉，是值得我们肯定并加以弘扬的。

当今，我们要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化，首先必须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这种文化必须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四项基本原则。现实的需要与奋斗的目标明确之后，那么我们所欲建构的现代文化的内容也就可以确定。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构，我们认为除了继续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优点之外，仍然需要批判地汲取外来先进文化，走中外文化交融合璧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基本倾向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虽具有与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一面，也有相抵牾的一面。我们只有去其糟粕而发扬其精华，才能创造出我们更新更美好的文化。我们在深入批判“全盘西化”和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也要注意汲取外来文化中的有益部份，我们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魄应该更大一点，更要有世界眼光。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管是第三世界的还是发达国家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现代的，凡是人类创造的优秀艺术表现形式，我们都要积极地了解、介绍、学习、借鉴。

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通盘考虑和科学的构想，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根据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的需要，在尊重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把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过有机的文化整合，通过融合、提炼、升华与再创造，使之发生质变，逐步地建构起无愧于当今时代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篇2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闻传播与文化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效的、特定的社会分工,有其超乎个别群体利益和一时一地的狭隘观念之更深的存在根据”。[1]新闻在承载并传播文化时,主要是受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的影响与制约,而传递的核心也是价值观的输出。对外新闻传播作为新闻报道与对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从一国指向他国、从一个文化体系指向另一个文化群体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因此,对外新闻在议题选择、信息采集、文本编辑、稿件刊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和体现各种文化价值观,这其中包括国家的政治观、媒体的新闻观、社会的道德观、个体的人生观等。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具有多元化的分析面向,文化话语分析是其中之一。文化话语分析将话语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情境当中,进而分析其语言形式表达与文化意义建构。言语过程、非言语过程和认同过程是跨文化传播中的三要素,其中言语过程占据了跨文化传播绝大部分的研究内容。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讲,在“直接言语过程”中,以言表意可以使我们理解新闻报道的选题范围和字面意义;在“间接言语过程”中,以言行事反映传播者的报道策略,以言取效折射报道者的传播目标。对外新闻是文化话语的承载体和传播者,话语分析自然成为对外新闻传播研究的全新分析工具与路径。

二、对外新闻报道中的文化话语架构

“话语”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指向基础,即语言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语言学面向的话语分析关注文本表达、语际关系、符号指向等;而社会文化学面向的话语分析则注重话语中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等。詹姆斯·保罗·吉将话语区分为“话语”(discourse)与“话语”(D iscourse)。[2]前者指的是语言的使用,后者黑体的话语指的是语言使用与非语言材料的融合。这种融合包括使用语言的方法、交流行动的方法、思考评价的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这其中,文化价值观也是“话语”的融合要素之一,它既包含着意义的表述,又连接着认同的形成。

话语的最大特点在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中,意义通过语言实践生产出来”。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形态,对外新闻报道既是话语的呈现,也是价值观念的载体。从“表层结构”来讲,对外新闻报道由内含价值观的词汇、语句、段落和意群构成,其议题设置、叙事结构与修辞方式均是文化话语的表达。从“深层结构”看,对外新闻报道的新闻文本隐含着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并蕴含着思想观念的变迁融合、冲突认同。对外新闻传播意在搭建可以共享的文化话语环境,从而使得文化传播与交流得以展开,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在这样的文化话语实践中自然形成。

基于“互文性”(文本间性)的理论可以得出,话语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具有隐含的非稳定因素。从横向看,话语的传播会受到传受双方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从纵向看,话语及意义的呈现与历史已存的话语文本相关联。话语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在文化话语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话语本身在进行修正,并与赋予其意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关系。施旭从多元角度对话语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话语是文化政治的建构、是文化言说的方式、是文化权力的斗争、是文化动态的呈现”[3]。对外新闻传播置身于大的国际国内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这些语境的相融与变迁会造成新闻话语的转换与更新。对外新闻报道的客体是纷杂的事实信息,文本和语境在变换组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的意义与价值形态。

对外新闻报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通过传播获得认同。认同是一个关系概念,其核心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关系性权力”,在对外新闻报道过程中,他者成为构建文化话语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受众拒绝认同,那么话语权力将不复存在。“新闻价值实现的层次性包括三个方面:满足事态信息的表层价值,体验情态信息的内层价值与感知意态信息的深层价值”[4],通过新闻文本与新闻话语体会价值、明晓事理、认识本质成为新闻深层价值的主要表现。异文化的受众是对外新闻报道的主要素之一,因此对外新闻话语在执行信息表达功能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化视角功能,即在传播过程中选取积极正面的与受众容易接受的角度。“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5],对外新闻报道通过文化话语的传播激发起传播主体与接收主体的选择性意义,并通过话语过程构建出新的价值观念与意义主体,而其传播的主要目标则是尽量减少“意义差”,建构可以交流的文化话语平台。

三、中国对外新闻报道中的文化价值观话语建构

随着传播理念的更新以及传播目标的变化,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在内的对外传播媒体都在对外新闻报道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在扩充信息、突出主题的同时更加注重传播内容、遵循新闻规律、改善话语方式。这些对外新闻媒体对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话语呈现,传达了中国社会现存的多元化与异质性的价值观念,具有反映社会群像、呈现文化价值、阐明社会问题、启迪理性反思的特点。

(一)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话语呈现

话语作为没有边界的单位,它是一种由语言、物品、价值观和态度等构成的“成套设备”(A ssem blies)[6]。这其中,文化价值观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社会个体认知事物价值意义的态度和观念。例如《中国日报》(C hina D aily)深度报道栏目“封面报道”(C over Story)对中国多个方面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议题的集中性以及重要性,通过对2010年3月至2012年2月期间500篇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得出,在环境生态价值观方面,报道对中国国内严峻的环境形势进行了揭示与披露,显示了中国社会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唯发展主义”的价值观念,但同时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保护环境的“生态科技主义”也在兴起。在消费文化价值观方面,国民崇尚异国消费、男性兴起身体美学消费、有钱有闲人士喜欢奢侈与炫耀、富裕阶层将艺术品当作投资,这些价值观念在新闻报道中一一呈现。婚恋文化价值观方面,对外报道传递了社会群体中理性务实的择偶观、为房而婚的婚姻观、游戏人生的网婚观以及自由自私的离婚观。在慈善文化价值观方面,中国的慈善事业出现了“暴力慈善”、“严苛慈善”、“道德慈善”与“责任慈善”等多种形式,并分别反映了这一领域之内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遗产价值观方面,中国社会对文化遗产的毁坏与保护,继承与创新的各种相对相异的价值观念也在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

威廉姆·甘姆森提出“话语包”(D iscursive Package)的概念解释了论说某一议题的意义体系,这其中框架、显意手法和处理对策是三个基本的元素。[7]从对外新闻报道的文化传播角度来讲,传播者与接收者的价值选择、新闻报道组建的文化话语、话语置身的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报道框架。在话语的表现手法方面,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努力创造“亲近性文本”,从具体的小事件、小人物和小场景开头,继而在新闻主体部分深化主题。例如,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 C TV-4)的《走遍中国》栏目在2016年全新改版,其开篇词为“讲百姓身边事,看中国新变化。小事件透视大时代,小人物见证大变化”。2016年5月11日的节目“‘日行一善’微信群”报道了福建省福清市龙田镇的一位叫薛建波的乡村厨师,通过微信群这种新媒体手段进行募款并帮助困难人群。节目通过具体的受助个体与行善事件介绍了招募、捐赠、帮扶、公示等各个环节,并充分展示了“小善聚大爱”的积极价值观。这种人文生动的报道方式以“微观”的个体事件进行“宏观”的文化价值观传播,突出了“回归新闻、内容为王”的特点。通过新闻文本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新闻媒体,通过媒体的自我开放为国际受众提供了丰富明确的文化话语,通过多样化的生动题材呈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反映与反思体现了媒体的公平正义价值观与人文关怀价值观。另外,对外新闻报道同时揭示了现实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身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等,用动态的方式跟踪发展中的现代中国,将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中现代化、国际化的因素呈现给受众,增加了对外报道的亲和力。

(二)正负面的文化价值观话语平衡

话语具有文化动态性、道德理性、伦理自反性与批判意识,话语不是统一的、静态的,它在与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他者话语的互动中进行着自我更新,在文化变迁的大时空中进行着再创造。[8]基于内在的道德理性,话语倾向于呈现更全面、自由、良善、平等的面向。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为新闻报道的丰富性提供可能,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解方式和价值追求目标。中国在进行对外报道时,既要考虑国外受众的需求,也要持文化上的“平等观”,坚守自身的特点。因此,对外报道突出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发展道路、外交方针、价值观念是对外传播的应尽之义。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传达的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价值观,“协调持续”的发展价值观,“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传承保护”的遗产价值观等既展示了中国的行动,也显示了中国的内心,会为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塑造助一臂之力。

另外,转型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样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的结合,受众的理性思维与审慎批判是一国价值观念得以持续引导的重要动力。由于特殊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一度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传播主流价值观。然而随着全世界开放程度的提高、文化交流的深入,这种报道方式已经无法全面呈现社会现实,远远不适用当今国际传播的大格局。基于这种现状,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一改往日对外传播中“报喜不报忧”的态度,越来越注重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平衡,积极主动设置议程,对国内发生的负面事件以及传达出的负面价值观同样予以报道,通过最接近事实的、信息量足够的报道回归真实的中国形象。

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C C TV-N EW S)的《走近中国》(C loser to C hina)栏目在2015年1月18日做了一期题为“中国的信仰与价值观”(C hinese B eliefs and V alues)的访谈节目。报道提出中国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并通过食品安全、民众哄抢、扶老被讹的新闻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存在“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的不和谐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通过法治、规治、德治、心治相结合的途径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并避免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堕落为无信念的市场社会。该媒体通过全面、真实价值观念的呈现,客观阐释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支撑体系与价值领域问题,这会提高中国对外话语在世界的公信力,有利于增强价值观导向的说服力,同时负面文化价值观的存在也会为积极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契机。

四、对外新闻报道中的文化价值观话语选择

“伴随经济发展和政治上的和平崛起,中国在经历一个普遍性的‘文化自觉’过程,对内摆脱‘文化褪色’的阴影,对外抵制‘文化新殖民’,培育‘文化抗体’,建构新的文化主体”[9],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必须自觉认识到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意义,在对外报道中输出本国积极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全球普适的价值观念,争取文化话语权。因为只有具有导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才能深入受众内心,才能形成价值共识,进而带来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一)传播积极的文化价值观

“文化中国”的概念[10]是一种文化理念,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可以发掘的精神资源,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地位和价值。贾文山认为“文化中国”的话语肯定了中国的文化身份,提供了一种解读中国的新视角,使得受众可以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他从世界文化整合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全球化”(C higlobalization)的概念。[11]从这种观念出发,中国对外新闻媒体的文化话语以及其中内含的价值观对全世界应该起一种积极的引领作用。近年国际社会出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让全世界都在反思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西方外倾性的文化价值取向特征导致西方社会出现“进不能止、乱不能定、动不能静”的社会危机,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个人主义的过度强调使得社会群体中出现失落虚无恐慌感。“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12],而中国文化的内倾精神与价值情怀则有助于精神世界的充盈。在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爱人、自省、德治、和合等文化价值观是一种值得发掘的生存智慧与精神资源,具有改善现代性困境的世界性作用,可以对急功近利、浮躁虚夸的现代文明起到平衡和降温的作用,为全球的和平发展与和谐共融提供整合性的价值观与意义感。

文化话语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对文化压制进行颠覆与解构。话语者要培养“为文化融合与进步而说话的意志”,通过道德理性推进文化和谐。[13]因此,中国的对外新闻媒体要通过传播中国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让国际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进而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认同。在当前并不平稳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生命”的道德观理念,“万物相生”的世界观理念,“敬畏天物”的宗教观理念,“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理念,“中庸有度”的生活观理念,“协调和谐”的发展观理念[14]都是在对外报道过程中可以重点传播的优秀合理的价值观念,从而让世界文化的发展汲取中国文化中的营养成分,促进重建人类的意义世界,恢复社会的良知互动,并产生全球性的价值认同与社会整合。

(二)传播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共同的价值观是有效传播与沟通的重要载体,基于这一载体话语含义才能被认同。例如,对于自由、平等、发展、民主、和平、关爱、正义等价值观的崇尚是大多数国家的价值体系中所拥有的,这些符合国际通行的认知体系,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随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与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彼此了解的深入,这种共享的文化价值观越来越凸显。詹姆斯·W·凯瑞将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并认为从传播的仪式观出发,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5]新闻是包含社会意识与价值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文化话语的传播巩固共同价值观是对外传播媒体为维护人类世界的文化意义所做的有益尝试。

对外新闻传播过程中,国外受众与传播主体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圈,有价值观上的差异。“文化接近”[16]的概念与“文化亲和性”的理论[17]认为受众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所处地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接近的信息内容。“共识”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社会地建构起来的。[18]因此对外新闻报道中的文化策略应该注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核心价值观中的共享性,寻求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共义域”[19],从而使之转化为国际性的文化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天人合一、兼爱助人等价值观都是全世界认可的优秀文化精神,现代中国的包容开放也是一种普世价值。通过共同价值观的传播逐渐培养起国际受众的兴趣与信任之后,对外传播媒体可以进一步通过中国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建立起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主体间性对话”,从而使得传播对象真正了解全面的中国。

五、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篇3

在中国媒介批评的领域里，郝雨教授是一位长期浸润在中国当代媒介发展现场、对当代媒介文化和社会心理极为熟稔的媒介批评家，他的研究聚焦媒介生产的全过程，以人文精神为内在的精神立场，对中国当代印刷媒体、大众传媒和网络新传媒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跟踪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媒介批评与理论原创》等新锐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虽然国内关于媒介批评的研究自上世纪末已经起步，新旧媒体的实践也日趋繁荣，但许多媒介批评著作尚停留在运用西方媒介理论解读中国媒介实践的层次，以引介批评理论、介绍西方媒介发展史、解释中国媒介现象为旨归，却缺乏对于中国媒介本土发展过程与内在精神的深入理解，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郝雨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国媒介批评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将中国的媒介批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部著作自觉追求中国本土化媒介批评的体系建构，力图摆脱中国媒介批评过于依赖西方理论资源、缺乏民族文化特质的缺点，从而使媒介批评真正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众的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媒介批评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是一部集大成的媒介批评著作。

在《中国媒介批评学》中，郝雨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源流、媒介批评的理论精神、媒介批评的模式与方法、媒介批评与媒介素养、媒介批评与媒介管理等具有根本意义的范畴，对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及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显示出其在媒介批评领域的厚重理论素养、敏锐的专业直觉与充满激情的批判意识。这部著作既有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媒介批评学的发展、理论资源与文化智慧、批评模式与方法有着历时性的勾勒，又有着对于不同媒介形式与载体的媒介批评的特质、操作方法的细致阐述，作者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提炼中国媒介批评的核心价值观，将宏观的学科建构与微观的批评技巧融为一体，本书即是作者以当代媒介批评的践行者长期研究中国媒介批评历史与现状后进行的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郝雨教授既有着新闻研究专家的理论敏锐与研究创见，又有着长期浸润在媒介批评前沿的实践经验，《中国媒介批评学》便同时兼顾了理论的厚重与批评的激情，让读者在对于媒介现象的微观把握中形成对于中国媒介批评整体的宏观认识。与许多倚重西方媒介理论资源才能发声的研究不同，这部著作注重的是对于中国本土媒介批评资源、文化智慧和历史材料的发掘，它力图在世界文化背景之下凸显出中国媒介批评的独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根据长期的媒介批评积累颇费苦心地建构起来一套与西方媒介批评迥异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如印象式批评、考据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等，均是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符合民族思维方式的媒介批评方法，而在此前却少有学者从这些角度来切入媒介批评领域。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源流的梳理中，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从中发现了许多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观念和论述，这对学术界丰富对于中国古代媒介批评的认识、沉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以及摆脱媒介批评对于西方话语、思维方式的倚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本土著作中媒介批评观念史料的大量搜集与梳理，对于中国媒介发展历史的熟稔与对传播效果的观察，尤其是对于媒介批评人的修养、市场化时代的媒介管理及媒介批评如何应对新媒体的飞速发展等内容，郝雨教授都在著作中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思考。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学建构具有自觉的本土视角和民族文化质地，他不玩弄西方的理论与术语，也不隐匿自己的立场，而是在对中国媒介的历时性把握中使媒介现象与历史阶段、时代记忆、民族心理串联起来，从而使整部著作厚重大气而又不失批判的激情。《中国媒介批评学》昭示着作者对于中国媒介批评体系的宏伟追求，在这个媒介批评的体系中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技术理性导致的媒介与受众的双重异化，有的是贴近媒介批评现场的鲜活叙述，对于媒介现象的深刻分析，以及对于媒介与社会、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中国媒介批评学》作为一部阐述媒介批评学科基本问题的著作，理论建构与史料梳理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者显然并不想将具有鲜明实践色彩的媒介批评置换为理论的推演，而是十分强调它作为一门实践课程所具有的应用性。因此在建构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时，郝雨教授既注重媒介批评的理论色彩、经验总结，又十分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提供素材阐释媒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对于新媒体对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异化、“容器人”的深刻反思，还是对于媒介化的暴力、暴力化的媒介以及虚拟化的暴力等概念的辨析，无论是在比较中阐释“新媒介视频的革命性意义”抑或是对于媒介批评所应秉持的人文精神的重申，作者都在展现其一以贯之的媒介批评精神特质，即对于“更加长远的以及关乎人类未来永久生存的高度思辨的乃至终极性关怀的眼光”。作者始终坚持着人文精神的价值立场，对媒介行业中普遍存在着的借助媒体技术手段打造媒介乌托邦、过度崇拜资讯，以及消解受众主体性、使人成为欲壑难填的信息消费者等不良现象保持着高度警惕。媒介理应成为人们追求现代、幸福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成为削弱民众思考能力、丧失受众支配意识的魔咒，这是该书反复强调的基本价值立场。在郝雨教授看来，当下社会泛媒介化的环境下人们已经处于被过量信息包围的尴尬境地，在繁荣的媒介现象中却隐藏着严重制约民众精神健全的隐患：“声流和视流像洪水猛兽，正在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的注意力淹没，也把人的整个身心全部掠夺”，“商家、媒体在占据人类大量时间、精力的情况下，通过浅薄的内容正在将人类培养成一群习惯接受、习惯转发、乐于围观却懒于输出、懒于思考的‘乌合之众’”。郝雨教授的媒介批评不停留于时尚表层，不盲目趋同于新兴技术与现象，而是始终坚持以人文精神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以内心感知媒介得失，以理性思考媒介现象，在一种理性而又洋溢着批评激情的氛围中书写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中国媒介批评史》对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体系建构，不是单纯的理论梳理、概念辨析、史料印证，而是具有厚重的人文精神底蕴和鲜活的媒介现场意识，作者在对中国媒介批评历程的考察中注重探究媒介变迁与社会文化在批评史料中呈现出的生命痕迹，这些媒介批评史料不是毫无体温的僵硬材料，而是折射出特定历史时代中的媒介生态、文化心理。这种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历史过程中内在精神的发掘，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深层与时代体认中，建构起充满历史特征与批评趣味的媒介批评视野。

《中国媒介批评学》以宏大的学术追求建构了中国媒介批评的本土化体系，在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中深刻地批判了当下媒介的异化症候，在充满激情的叙述中重申了媒介批评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于社会病症的反思和对于大众精神的剖析。作者在充满哲理思考的叙述中辩证地看待了媒介时代的社会生态，理性地分析了市场化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优劣，主张在共适习惯价值中促进媒介批评的发展。对于媒介批评队伍及其发展前景，郝雨教授一直有这样的期待：“这个共同体应以职业媒介批评工作者为核心，包括业余媒介批评者及广大有批判意识的普通受众；共同体形成大家大体认同的批评规则、规范，在自由、独立、宽容的气氛下开展批评。这个共同体发挥自律、自励的作用，对媒介批评本身展开批评、反思，并通过这种自我批评和反思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更多具有社会承担意识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媒介批评者的共同努力，将会为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继续发展打下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不断拓宽的学术疆域。

（作者单位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篇4

摘要: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关键词: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价值系统;价值载体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23704

中国文化英雄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中举足轻重、无处不在的文化存在,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正式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一、英雄、历史英雄与文化英雄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个解释与一般人的直觉是接近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强调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大多数英雄可能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背景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人,一般是指那些有功劳和能力的,令公众敬佩和模仿的,特别是曾经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事件进程)产生了自己独特影响的人。

我们通常所谈论和讨论的英雄大都是历史中的英雄。最早的英雄是指那些以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氏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那些以其勇敢和力量而受到部落成员崇拜的人。民族、部落兼并过程结束之后,早期的氏族英雄渐渐演化为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此后,逐渐诞生了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历史英雄。

文化英雄这个词较少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把文化英雄归并到普通的英雄范围里面了。一般情况下,人们把文化界的某些名人和有成就的人看成是文化英雄;而在比较认真和正规的场合,许多人又把文化英雄等同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或是直接把文化英雄看作知识精英,如将陈寅恪、顾准、金庸等人视为文化英雄。但笔者认为,这些认识与决定文化走向和文化结构的文化英雄无关。文化英雄不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英雄,也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的代言人。文化英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价值符号和价值象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英雄理解一种文化,学习一种文化,接受一种文化,融入一种文化。所以,文化英雄是人心中的英雄。

文化英雄与通常的英雄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般所谓英雄,是指以其思想、意志和行动影响历史的人;而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文化英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由一些不同的个体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不断地丰富延伸,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象征系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载体。

历史英雄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显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力量,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树立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念,使人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和价值;而文化英雄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代表和价值象征。历史英雄因为改变了历史,所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英雄则是因为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创造了人活着的价值尺度,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榜样。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人心中的英雄;不是英雄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是价值观的代表,是人生的样板,包括人格、尊严、成功、贡献和理想几个方面。英雄这一称呼适用于两种人物:一种是历史人物,即那些以其个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而影响了历史的人;一种是文化英雄,即以其思想、著述、人格、道德影响了他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人。历史英雄仅指那些以其行动对特定事件或问题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人,而文化英雄虽然有时也可能兼具历史英雄身份,但一般说来,是以其人格或思想的影响而位居英雄之列的。例如:孔子、老子、屈原、杜甫、司马迁、诸葛亮、孔融、伯牙、大禹、周公、李白、陶渊明、关羽、苏武、越王勾践,等等。这些被看做文化英雄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篇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化身,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杆标尺。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成为中国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处理实际生活境遇时的具体路标。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与这些文化英雄同样的业绩或达到同样的人生境界,但却相信,做一个人应该有像文化英雄那样的情操、那样的理想、那样的人格。事实上,这些文化英雄一旦进入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他们就不但作为精神偶像,而且也作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了。在许多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把文化英雄看作学习的榜样,而是通过心理整合把这些英雄身上的特殊品格视为自己个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在心理上成为英雄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文化英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文化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做人的样板。

中国人虽然承认历史英雄的功绩和才干,但他们对历史英雄的敬意远不如对文化英雄那么深广真挚。在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英雄是伟人、超人,而文化英雄却是普通人、凡人,所以,中国人敬仰文化英雄而不是那么羡慕历史英雄,这也正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智慧表现。

中国的文化英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由外部封赠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作为价值象征和人生样板而存在的非特定群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英雄很广泛地存在于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英雄并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听得着看得见的生活内容。文化英雄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是老百姓的生活指南。文化英雄代表着多种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这样,中国人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英雄形象身上,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看到自己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前进方向。由此,通过榜样的作用,中国文化英雄使全体国人都进入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播渠道主要是士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君权统治过程中,士阶层传递着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正式的儒家系统并行的,还有文化英雄这样一个价值传播系统一直存在着。文化英雄在树立和传播价值标准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比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书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篇5

主讲：本院专任教授、著名书画家、美术理论家梅墨生

我想先说明的是，我所说的艺术，仅限于中国书画，仅限于发展中的中国书画，它的下线基本截止到现代的已故的中国书画家。现在的中国书画名家多如牛毛，我无力去研究，也无兴趣去研究，不在我的事业之内，那我就不谈了。我谈已故的，他们已经做作为古代，成为历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更明智，更客观，但也许我偶然会谈到某位现在的先生，但这不是我要说的，作为古代的中国书画部分，非我研究的重点，也不放在我的重点之中。

我再想说明的一点就是，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我的出发点是：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专家，我只知道我就是我，一个热爱中国书画艺术的人，我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从我的知识积累，从我的一点艺术体验，从我的一点理论兴趣，综合的打造成了我的一点观念，仅此而已。所以呢，我的观点实在算不上什么，但是我很注重在别人能说服我之前，我一般不改变自己的原态。所以我有一点蔑视权威的性质，但我并不是一种反判的人，这是一点。我认同主旋律，认同正统思想，但是我不简单的认同；我赞同人类的自由精神，但是不因为这个而设席例外。再回到我所谓的方法，我是没方法的方法，先凭我的直觉，由于我的知识积累，有了一些我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我是一个庸学无根的人，所以我的观点，有兴趣的人可以听听；愿意指教的，我们找各种方式交流。

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传统的书画，他究竟魅力何在？他在今天究竟还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传统的中国书画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他的神气、就在于他的意境、就在于他的气语、就在于他的笔墨。这里边反映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所有基奠，反映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他们看世界的所有方法、态度，至于价值的判断，也就是中国人的活法，都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十日画一山，五日画一水”，或“十日画一树”都是中国文明的家业所造成的，它要有闲，不像现在人类这样匆忙。这里手机响，那里坐机响，都在赶场一样。若干年前，我受一个出版社邀请写一个系列的小说《闲话中国人》，我写的这篇中国人比较悠闲，我在里面有一句话，我说：“中国人都在忙，忙活儿，忙于生活，中国人已经被经济这个杠杆抬起来了。现代人类，都已经没有闲了，无暇去欣赏大自然，欣赏存在的那个伟大神妙的自然。”所在在北大的会上我说，在这个科学主义时尚的时代，艺术与艺术家，诗人已被冷落在街边。中国传统书画的魅力何在？我今天上午跟北京的一位忘年交的老陈先生，还另约了一位中年人，去中华世纪坛看林散之先生的书法展。一起拜访了林散之，去朝拜了林散之，这是林散之的那一点魅力，如果他没这个魅力，到中华世纪坛要开一个小时十分钟的车，我绝对不去的。我们三个分手的时候在展厅里交流了一点体会的事，老先生说：“还是不太过瘾。”中年的这位先生说：“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有几张好，陈先生你觉得有几张还有印象吗？”陈先生说：“嗯，就有两三张吧。”我不禁涌上一股悲凉，林散之先生活了92岁，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从诗一生，从师于黄宾鸿先生，还有张立安先生，但是最后竟让我们这三个人物说了大概有三四张不错吧。陈先生在路上说，咱们得掌嘴三下，我说没关系，朝林先生的照片鞠三个躬吧，这是什么魅力？林散之不是什么官僚，林散之也不是什么大学者，也不是在世的哪位政界的要人领导，但我还是鞠躬，尽管有点失望。林散之主要是书法家，他的书法的魅力在哪呢，就在那个椎形的柔软的毛笔上，就通过这杆毛笔，他在纸面上，画出了、写出了一些痕迹，让我们在那里品头论足，让我们觉得这半天还可以、还值，虽然没有吃的太饱，但是觉得还不错。林散之先生的艺术，我在十年前对他崇拜的不得了，我在五年前对他打了点折扣，我在今天对他有崇拜之心，但也还总觉得他有点遗憾，至少跟黄宾鸿，跟齐白石比还是有差距的，当然林先生在八十岁以后名声已经是很大了。他是真艺术家，真实的。我想说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这个笔墨，太难太难了，假若你只活到四十岁，那算坏了，假如你只活到五十岁，那也不够啊，活到一百岁就够了吗？不一定，我原来十年前崇拜朱子安先生，等到我到朱先生的故居看完以后，我是大失所望。但我反过来又一想，朱先生一百零五岁才能到美国去举办自己画展，参加开幕式，人活一百岁已经成仙了，成神了，我就再回头看他的作品，总还有一股老辣苍茫。所以我想说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是，我以为中国的书画艺术，又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文化道路、生存方式的一个结论，古人称之为修养，那一点魅力就在于笔下博览。

可是有人问我，我是画家，我是艺术家，我是大写意画家，于是乎丈

二、丈六、六尺整纸，八尺整纸，越画越大，大写意嘛。墨汁改成泼，脸盆都上来了，但写什么意呢？你有什么意可写呢？你胸中有多少意可写呀？你写的是哪一种的意呀？是诗经的意呀？还是离骚的意呀？还是汉赋的意呀？还是唐诗宋词的意呀？还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那一点思想呢？你有吗？如你没有，你大写什么意呀？不过是王朔所谓的“无知者无畏”的那种大胆。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我的切身故事，小的时候我爱中国的武术。拜访了一位在我们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武师，跟他学长拳，学大刀，自以为耍的了得。大概两年以后，我在家陪一个退休隐居下棋的老先生，下了半年棋。忽然有一天，他托着一排我们北方包的水饺，夏天是竹帘子门帘，我在前面挑，硬不好挑，挑起来以后走的慢了，他从后面啪一下托我的腰，一下子就给我扔到屋里去了，一下子那惯力收不住，被冲到北方那种火炕上去了。从门口到火炕大概有一丈远，从炕边到炕里大概也有一丈远，我让他扔出去足有一丈五尺远以上。我回头吓的一缩脖，我说大伯，你这么大劲，他说这不是劲，这是功夫。我那时候崇拜侠客崇拜的不得了，我当时一听他说会武术，我说那好，我跟你学。他说，小子你这一生不是吃武术饭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一种玄虚你不知道，我说那我吃什么饭的呢？他说你是吃文化饭的，那我说我不能喜欢这个吗？他说你小子不是也练过两天吗？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看出来了，你有时候不是还抖漏两下吗，那不中用，明天早上起早来吧。我于是第二天早上凌晨三、四点钟兴致勃勃的就去了，老头说给练两下看看什么叫功夫。他当时拿了一块建筑物用的红色的砖，啪，就像切菜一样，两半了，剩下这一半，又啪一下，又折了，一直到最后，切了六七下以后，剩了这么大一块，放在手心里，两手心就这样一碾，碾为细粉，都是碎渣。然后他说，小子，朝肚子这打，我一看他六十左右岁，我不敢往那打，就打了

一、两下，到第三下，搂足了啪一下往那一打，扑哧我就感觉好像进去了，吓了我一跳，等我再用力要拔，我这个拳头被吸在那里，不管我怎么蹦我这拳头下不来了。老爷子说了一句，知道什么叫内功了吗？我说知道了，这个手被他肚皮吸在那里是非常疼的，他突然发了一声喊，我被他这个声一下弹出去了一丈多远，我于是起来，过去就给他磕头。他说行了行了你起来吧，我告

诉你，你这一生不会在这方面登峰造极，有所成就的，但是你不给我磕个头，我也不能教你，因为那我们没有师徒的缘分，我们老师说过不是师徒不聚缘，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当挂名的弟子吧，我于是磕了一个头，就是挂名的弟子了。他练的是道家武术，我在这里不是光给大家讲故事，我是在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如果当你从这一个领域钻不进去的时候，你不防左右试一下，如果说我对中国文化艺术还有一点点体悟，我在这里非常诚恳的跟诸位说，来自于我从小到今天的所有跟中国文化传统的吸附，如果我舍去了这些方面，我不会有对艺术的理解。

大概我跟他学了三四年，我考上了美校，我走了。大概六年以后，我分到秦皇岛工作，在北戴河，碰到了我第二个武术的仁师，中国著名太极拳家，我前一个老师是无名的，连我们城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会武术，他的三儿子，三个女儿，他一个都没教过，可是我第二个老师是鼎鼎大名的，那在中国的现代武术届，可以说听起来无人不知，那我拜在他的门下，三年他才收我，教我纯粹的吴式太极，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言外这意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的门类，或者说传统的学问，他是讲门派的，他是讲原由的，即便他同是高深的学问，他也是分门类的。解放前有一位大学者叫李常之说过一句话，中国的文化是一整个，那么就说中国的文化讲“通”才好，而西方学术和现代学术，更强调于分科，我想分与合各有其比，过分强调分，过分强调合，大概都不太好。中国古代的书画有传统的鉴定望气法，据说徐邦达先生也用望气说鉴定书画，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小时候，学中医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中医四诊，望、闻、问、切，第一诊就是望。活了这么多年见了不少人，我带着这种眼光鉴定，鉴定人。我忽然发现中国古代玄学中的相学就来源于中医的望气说，非常有道理，绝不能轻意的把他否掉了，现在我们的科学占领了所有领域以后，就讲这东西太玄妙了，没法掌握，荒诞不经。不然，名老中医，一看你的气色，一看你的五官，一看你的舌苔，基本上，就判定了你的脏腑盛衰，这是科学的依据。只不过这种科学的依据，不依赖于西方实验室的解剖学，西方的文化有实在性，我们的文化比较直觉，比较经验，是所谓的感悟，但是，因为科学就把所有的感悟否掉，这是人类对自己功能本能的否认。扁鹊见蔡桓公，发现他病入膏肓，你不信，不信你看七日后必死，七日以后病重了，再让他来治，他说，治不了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中国文化体现在医学这个领域，或玄念之术，中国古代鉴人要鉴相，那么与中国字画的鉴定的呢，有没有关系呢？我在这抖胆一说，我以为有，非常有关系。我们打开一张有历史岁月的画，扑面而来的一种东西，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现在人造出来的一种气息，一种是他与生俱带的，这个东西需要再判别，所以这是有难度的，在书画界，盛赞张大千的造假技术，如何如何仿石涛、仿八大，但说实话，无论是在香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见到张大千造的这个石涛、八大我可以抖胆说，我一眼就看的出来，他绝对没有八大和石涛的苍凉，他的笔要比他们笔圆润温馨多了，他的生活太滋润了，他画不来太苍凉的笔道，张大千的笔道是锦衣玉食，有珠圆玉润，干净明爽，没有石涛的狼籍苍茫，他也没有八大的圆浑，以后可以多看他们的画迹去比照，他得到了他们清气而没有得到他们的魂绪，不一样。说一样，那是神话故事，是夸大的，被艺术史夸大了的。那么我们回到我想说的那个话，就是每个人真的有气象吗？你说没有吗？我看过一个记录片，毛泽

东在延河边上，走的那两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看那小偷走的那两步，他绝对走不出毛泽东的那个形象，真的走不出来，长年的生活习惯，长年的精神状态，就会影响他的外在，这是肯定的，我们夸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出场，气度不凡，为什么？他的内在精神、修养不一样。

讲中国书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最具代表的就是李可染先生，李先生是一个站在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人，他的绘画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曾经在写他的一本书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李先生亲近了20世纪四位他的师长，林风眠（新派、留法派）、齐白石（传统里的新派）、黄宾鸿（传统里的正统派）、徐悲鸿（新派留法派，然而他的留法派、新派和林风眠的正相反），他亲近的这四个人，前三个是他的老师，后面的徐先生他可能不以老师称，但也尊为是他的长辈。那么这四位，都对他发生重要的影响，这四位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所以无论如何的跟时代结合，无论怎样想创新中国画，李先生不放弃是中国的笔墨，传统的笔墨，只不过，他是希望把传统的笔墨做现代的阐释，做他个人的演绎。这是他高明之处。李先生喜欢京剧，本人能操胡琴，他的太极拳也打的很好，据说他每天都打，而且每天都还做气功，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都非常的喜欢，我们看李先生画树的用笔，沉着、凝重、老练，他是内外两家兼有，记得当时他亲口跟我说了一句话，要想画好中国画，一定要写书法，中国书法一定要写北碑。他的思想在这方面受齐白石的影响。他在文革时期，不断的在写北碑，写了很多的书纸，先生说基本功是终生的，他的艺术除了前四位之外，还受一位人的影响，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他跟他的关系很好，他非常佩服盖叫天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说法。他说，他们在西湖边喝茶，盖叫天把这个袍子撩起来，在下面压腿，喝茶的同时还在练功。李可染的用笔，相比于张大千的飘逸，相比于八大山人的那种圆弧，相比于石涛的那种浪漫，他自有他的一种狠，他说过要动、拙、大、稳、准、狠，所以他用笔，宁重不轻，宁拙不乏，要非常肯定，李先生的素描画的一流，他画的风景素描很好，积累了几千张，松树、山、水、船、房子，没有一个国画家下过他那样对景写生的功夫，可惜的是，李先生没来的及把他这些所有的积奠，生活的积累，转化为作品艺术，这是很遗憾的事，李先生活到了八十二岁，李先生的画，他的书法，他的艺术用笔，用易经里的四象来说，“太阴”。过于阴，过于重，过于沉，齐白石是一辈子画光明，但他不是“太阳”，是“少阳”。黄宾鸿是“少阴”，在中国画里，“太阳”型的人物，是徐渭和吴昌硕。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篇6

【关键词】 传统文化；自觉与自信；传承创新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现代化，都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现如今西方意识流对中国文化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就更应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特点，表现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华夏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承继着黄河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国乡土观念，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延续下来的基本精神思想。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价值观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具体特定的民族借助传统文化来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1]最早对民族精神进行探讨的是卢梭和孟德斯鸠，而对民族精神进行全面论述则是黑格尔。他认为“（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级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2]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发展中逐渐凝聚而成的，这些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表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儒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张岱年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内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道德的基本要求；“厚德载物”是外在表现，是中国人对他者的态度。这种精神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1、“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基于“万物一体”的基本认识，是在充分尊重人、动物、自然界生命的生存权基础上的认识，自强不息是对所有民生的精神鼓励，“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是中国之所以历经世代更替、命运多舛却依然能凝结成一个整体的根本。正是这种自强不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学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支控力量，还是一种美好社会理想的信仰基础。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在“德治”下憧憬的“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缺乏正确革命道路的但却与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天然联系的社会。《礼记?大同篇》中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着相同之处，中国人憧憬的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力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人们不再将其收藏起来据为己有”相通。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人所梦想的状态有着相似的状态，又远远高于中国“大同世界”的生活，显然，这更具有现代性，也更符合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追求。

2、“入世”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认知的基础

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哲学辩证法和对待人生的一种“入世”态度。而中国哲学最显著区别于欧洲的就是中国的“入世哲学”，即注重社会的人伦关系，强调社会道德价值和人的今生今世。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凭借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很快就把马克思主义高深的哲学转化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至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以来重农轻商的传统，反对奸商和社会财富不平等思想也有契合。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虽然从中国古代很难找到与“本位论”、“主体论”完全吻合的哲学话语。但是，从思想取向上看，自孔慕大同到杨朱、管子等思想家的主张，“入世”哲学本身就是现实社会实践在哲学基础上的反映，所以中国哲学探究的“养吾浩然正气”、“向善”、“求真”追求人类幸福的远大志向，这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整体价值目标是一致的。

三、在传承和创新中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当中国社会开始改革时，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对东方民族缺乏客观的认识，导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也是落后的。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在世纪之交演化成资本主义，还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而决定的力量并不是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广褒的内陆，而是文化的力量。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

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文化作为21世纪一国发展的软实力，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文化构成强势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把庸俗、媚俗的糟粕当成了时髦，考古、旅游商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种文化低俗化的倾向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极不相符，十八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4]而在当代中国，要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谐文化的构建。和谐文化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合思想观念、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5]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首先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弘扬时代新风，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再次，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正确方向，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与自信，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成果。党在十八大则进一步号召在文化建设中树立起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自觉与自信是扎根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自信首先是来自民族自信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以一个民族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存在为身份。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成员具有凝聚力量，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归属栖息之地。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来强化民族身份，培植民族身份认同感，使民族凝聚力得到加强，培养一种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与自觉还表现为对“他者”立场下的自我定位。由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些国家把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上升到普世价值，甚至企图以本民族的文化指标取代他国文化，而中国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这一文化霸权的严峻挑战。如今有些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任何一种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生活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为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漂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因此，追求和谐的中国，迫切需要立足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根，在继承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首先，要正视文化的多样性、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费孝通说过：“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的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的共处原则”。[6]其次，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要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立个性和民族特色，提高本民族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已成为世界性话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既要主动融入世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高举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秩序。再次，加强对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国文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这既与国内文化产业政策有关，更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和商业化有关。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和吸收优秀文化，更要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篇7

本文尝试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研究2011年中国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徽,探讨多模态话语各种符号元素如何参与建构话语意义,反应中国传统文化。

1 多模态话语理论背景

克瑞斯和勒文(2001)提出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交流模态(如声音、文字、形象等)来传递信息的语篇[3]。李战子(2003)认为多模态话语指语言与其他符号资源(例如图像、图表、颜色、动漫等)共存,共同建构意义,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4]。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方式不断注入话语或语篇交际。话语已不仅仅以文本模式体现,而且以图画、动画、声音、图表、颜色、编排等多模态同时出现[5],视觉的、姿态的、动作的模态都可以像语言一样,在社会使用过程中形成意义,体现社会现实和文化。这也使得多模态话语模式成为当今世界人们交际的一个重要特征。

Beaugrade(1997)指出话语分析在21世纪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是探索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展示人类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实现自己的潜能[6]。多模态话语分析可以将语言和其他相关的意义资源整合起来(Gibbon,2000),从构建的意义中反射出特定的社会文化,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7]。

2 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2011西安世园会会徽的多模态话语建构

1)西安世园会会徽虽然由图像、文字和颜色等多种符号模态共同构成,但和谐地表达一个整体意义,向世界展示绿色、现代、时尚、活力的新西安形象。会徽由两大部分构成。会徽上方是充满东方文化神韵的“百花吉印”,采用了西安市市花石榴花的火红颜色。会徽下方是绿色的英文“EXP 2011XI’AN”字样。

2)会徽的多模态话语建构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2011年世园会的举办地,从申办开始西安就以新兴、现代、时尚、绿色为本届世园会理念,预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西安。然而,纵观展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难发现,西安世园会无处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体现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从会徽的设计的多模态话语解读我们就可见一斑。

西安作为中国古都,有着厚重的历史与人文风貌。古长安的秦砖汉瓦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韵。然而作为世园会的核心标志,会徽“长安花”首先从视觉的角度,彻底颠覆传统文化思维定式对西安固有形象的定位。但这种最简洁现代的图形,最具有创造力的设计却深深烙着最中国的印迹,用现代手法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

“长安花”形象的设计构思采用了现代抽象艺术的手法,用三角、四边、五角、六棱的自然花瓣叠加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花型。从造型形上看似完整,表达上却似乎又给人以无穷无尽叠加的想象。这样的设计灵感发源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对宇宙起源的一种探索和认识,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8]。道家思想认为宇宙最初有道,有了道,宇宙的秩序就建立了,这个秩序就是统领宇宙万有的一[9]。会徽采用图形的语言,传递着巨大的文化信息:花瓣从无到有,从一到二,是天与地,阴与阳的变化;会徽中的三边形如大写的汉字“人”立于天地之间,反映了《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10]。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会徽中“人”形的出现印证这一传统观念:天与人原本就是合一的,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四边形则表达天圆地方、四合为土的思想,象征着人居,象征着由人所组成的城市。五边形则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金木水火土五行,它们从物质的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来认识、解释自然的系统结构,解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六边形代表着包容人类生存所需一切的自然环境。由三到六的逻辑递进,深刻地说明了从人到环境的层级,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理性边界与依存关系。这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思想;同时很好的映衬了本届世园会的主题和理念“天人长安·创意自然”。

会徽“长安花”色彩上选用了红色。红色既是西安市市花石榴花的颜色,更是中国的“国色”。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有其传统的意义,也孕育着全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文化中红色代表着吉祥与喜庆;代表着成功与光荣。会徽主要图案的红色,向世人展现出西安承办世园会的喜悦之情,也昭示着西安世园会顺利、成功地举办。

同时,会徽富含中国诗意的名字“长安花”源于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中的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读书人登科后策马奔驰于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看尽长安的繁花与繁华,何等的喜悦之情。透过长安花,我们似乎可以感受诗词里的喜悦,而这一次不是登科,而是西安一次成功的世园会的举办,西安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会徽最下方是世园会名称的缩写和展会举办城市西安的拼音。所有字母均为大写,以大字号、加粗、绿色印刷体出现,展会名称缩写和展会举办城市名称在同一水平线上,字体及字号均相同,但展会名称在前,举办城市在后,既展现出对世界园艺博览会及其组织的尊重和落户西安的欢迎,又突出申办城市西安。同时表达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朋至远方来不亦悦乎”的心态。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热情好客;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中国,开放的西安,张开双臂,广交朋友。2011的年份字样,从右下方向左上方递升,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或事物的美好祝愿——芝麻开花节节高,预示着西安将成功举办本届世园会,并希望举办的更好。

3 结束语

“长安花”作为西安世园会会徽,由图形、文字和颜色等多模态形式构成,但其每一个构成要素在表达的世园会精神的同时都承载着传统的中华文化,彰显着中国先进的审美观念和昂扬的时代激情。各种模态全能和谐互补,同生共处于一会徽之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它可以通过各种符号交际方式实现,不仅是实现言语交流的手段,而且是构造社会文化和现实的工具。

摘要：话语分析是研究语言本质、语言与社会文化的最直接、有效的工具之一。话语的基本属性应是多元性,多模态性,而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以西安世园会会徽会为例,通过用多模态话语建构意义的途径和方法尝试分析会徽体现和折射出的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多模态话语,中国传统文化,西安世园会会徽

参考文献

[1]施旭.文化视界下的话语研究[M].New York:Palgrave Mac millan,2005.

[2]余华,韩春燕.《文化视界下的话语研究》简介[J].当代语言学,2009(1):80-82.

[3]Kress G,van Leeuwen T.Multimodal Discourse: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M].London:Ar nold,2001.

[4]李战子.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外语研究,2003(5):1-8.

[5]成文,田海龙.多模式话语的社会实践性[J].语言学研究,2006(8):141-147.

[6]曹霞,孙启耀,袁菲.多模态话语整体意义的建构——以2010广州亚运会会徽为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26-129.

[7]Gibbon D,MertinsI,Moore R K.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d Spoken Dialogue Systems[M].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0.

[8]老子.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王睿.浅析西安世园会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J].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1(24):110-111.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 篇8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31-02

作为现代化历程的亲历者，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恰恰是现代化在西欧迅猛发展时期。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这一概念，但他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兴起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且系统地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关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把当时的19世纪称为现代，并频繁地使用“现代”这一概念，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业”等等。现代一词并非是当时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现代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

一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机器化大生产的采用和社会分工的广泛推进，这一系列的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中世纪手工业者到“现代工人”，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到“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从中世纪国家到“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时代最终得以确立下来并首次开创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并宣布人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即现代时期。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原有的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传统的经营方式。随着世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革命的不断升级，现代大工业又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现代资产阶级逐渐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兴起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传统农业社会彻底解体，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逐渐生成并日益壮大，这实际上就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现代化过程。

其次，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77

最后，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视域探寻现代社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互动中解读现代社会。世界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历史推动了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的形成。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8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了全球的普遍交往，过去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所取代，交往的普遍性使得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并加速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二

现代社会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新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渗透在对现代社会的剖析过程中，且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动力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并运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来阐明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划分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生产方式的变革促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作了阶段性的划分，提出了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照欧洲人文主义的三分法，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即亚细亚社会形态、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态。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剖析现代社会，进而突出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和总体性的历史进程。

其次，马克思运用矛盾的观点来解读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了内在矛盾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短暂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产生了以往任何人类历史上都不可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裂变给予了无情地批驳，并指明资产阶级是在血与火的历史中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它是一个充满曲折和矛盾的历史过程。

最后，马克思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并指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性。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角度入手，重新解读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市民社会的出现为西欧现代化兴起提供了重要条件。19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本质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出现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商品经济使社会得到重大变革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发展招致一系列的严重扭曲，如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的灾难性影响等等。此外，马克思还对非洲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探讨了西方的殖民扩张行为对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理论，不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也为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是资本主义最为激烈而深刻的批判者，也是现代性概念最为科学的阐释者。马克思在肯定现代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重要前提的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性所导致的殖民统治及其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状态，并积极提倡走向现代性的内在超越，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实现现代性的正常化发展，为清晰地把握现代性问题和人的发展境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现代性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人类应当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不断地反思和审视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追赶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积极构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对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应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态度。

第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应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并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艰巨性。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是一项复杂历史课题，当中国高举现代性大旗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思潮则高举着解构的大旗对现代性予以批判，在中国语境中探讨现代化问题的处境较为尴尬。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追赶和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过程中，应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构建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在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历程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性之路。

第二，在建构当代中国现代性之路的过程中，运用理性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来辩证地审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在中国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效率与公平、功利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现代性的发展既带来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又引发了深层的社会危机。“理性主义的泛化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又使人类陷入生态、资源、环境等严重困境；科学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现代人所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成果，又使人类面临价值、情感、信仰等方面的危机；市场原则促使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对社会公正、伦理规范、精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挤压。这一切都标志着现代性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2]145-146因此，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在对中国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之中，积极探寻中国现代性之路的突破点与创新点，从而使中国迈向一种理性的现代化之路。

第三，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指导下合理地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3]542因此，在积极借鉴和利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应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化基本规律来指引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积极借鉴和总结现代化国家历史经验的同时，应用批判的眼光来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尊重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应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和现代化有机结合，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积极构建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的现代性理论。

第四，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应把精神文化的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在现代性构建中彰显人文关怀。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概念，它蕴含着人、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现代性的构建需要把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作为精神支撑，并以科学发展观来引领并积极构建以人为本的具有前瞻意义的现代性之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态度，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