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文献综述（推荐8篇）
一.概述
随着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在工程活动中涉及边坡工程问题，通过长期的工程实践，工程地质工作者已对边坡工程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并通过理论对人类工程活动，进行有效地指导。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加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来的开展，人类已认识到：边坡诞生不仅仅是其本身的历史发展，而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人类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必须顾及到边坡的环境效应，并且把人类的发展置于环境之中，因而相继开展了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相互作用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边坡作为地质工程的分支之一，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边坡一般是指具有倾斜坡面的土体或岩体。边坡处治，首先要进行稳定性分析，然后根据稳定性分析的结果，决定是否要对其进行加固处理。边坡稳定分析的方法很多，目前在工程中广为应用的是传统的极限平衡理论。近几年，基于不同的力学模型而建立起来的各种数值分析计算方法也越来越受到工程界的重视。
由于坡表面倾斜，在坡体本身重力及其他外力作用下，整个坡体有从高处向低处滑动的趋势，同时，由于坡体土(岩)自身具有一定的强度和人为的工程措施，它会产生阻止坡体下滑的抵抗力。一般来说，如果边坡土(岩)体内部某一个面上的滑动力超过了土(岩)体抵抗滑动的能力，边坡将产生滑动，即失去稳定；如果滑动力小于抵抗力，则认为边坡是稳定的。
二．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因素
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因素主要有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包括组成边坡的地貌特征、岩土体的性质、地质构造、岩土体结构、岩体初始应力等。外部因素包括水的作用、地震、岩体风化程度、工程荷载条件及人为因素。内在因素对边坡的稳定性起控制作用，外部因素起诱发破坏作用。
三．边坡稳定分析与评价
随着人类工程活动向更深层次发展，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边坡工程，且规模越来越大，其重要程度也越高，有时会影响人类工程活动；并且人们更注重由于边坡失稳造成的地质灾害，故边坡稳定性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边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的目的，一是对与工程有关的天然边坡稳定性作出定性和定量评价；二是要为合理地设计人工边坡和边坡变形破坏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边坡的稳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因素较多，简单归纳起来有： 边坡体自身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边坡的形状和尺寸、边坡的工作条件、边坡的加固措施等.边坡稳定分析的方法比较多，但总的说来可分为两大类，即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方法中的代表是工程地质类比法，而定量分析方法中得代表是以极限平衡理论为基础的条分法和以弹塑性理论为基础的数值计算方法。
条分法以极限平衡理论为基础，由瑞典人彼得森在1916年提出，20世纪30～40年代经过费伦纽斯和泰勒等人的不断改进，直至l954年简布提出了普遍条分法的基本原理，l955年毕肖普明确了土坡稳定安全系数，使该方法在目前的工程界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
四．边坡病害的防治
边坡病害防治采取以防为主，辅以治理的原则，在线路选定前要做到准确勘查所经路线的岩土性质及其他相关的工程地质问题，不仅为后面的设计施工提供准确详尽的第一手资料，而且避免出现较大的安全事故。1.边坡病害的防治原则
(1)坚持以工程地质条件为依据。重视滑坡定性评价，辅以定量评价。定量评价一定要满足定性评价。
(2)安全性：根据防治对象的重要程度，设计使用年限。根据地震条件、地下水条件合理地拟定滑坡推力计算的安全系数。
(3)技术经济合理性：充分利用一切地形、地质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工程措施，加强滑坡的整体稳定性，做到工程措施、技术、经济合理性。
(4)实施的可能性：充分考虑施工过程和顺序，以保证滑体逐步趋于稳定，并确保施工人员安全。
(5)重视社会人文因素：制订工程措施和施工顺序时，应注意协调施工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关系，尽量不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生活。
(6)重视环保绿化。(7)对于性质复杂的大型滑坡，可以绕避时应尽量绕避。当绕避有困难或在经济上显著不合理时，应视滑坡规模、公路与滑坡的相互影响程度、防治与治理费用等条件，设计几种方案比选。
(8)对于可能突然发生急剧变形的滑坡，应采取迅速有效的工程措施；对于滑坡缓慢的大型滑坡，应全面规划和整治，仔细观察每期工程的效果，以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对于施工及运营中产生的大型滑坡，应慎重做出绕避、治理方案或局部改移与防治措施相结合的方案等，经全面综合比较后决定取舍，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其复活或产生新的滑坡。
(9)对于性质简单的中小型滑坡，一般情况下可进行整治，路线不必绕避。但应注意调整路线平、纵面位置，以求整治简单、工程量小、施工方便、经济合理。
(10)路线通过滑坡的位置，一般滑坡上缘或下缘比滑坡中部好。滑坡下缘的路基易设成路堤形式，以减轻滑体自重；对于窄长而陡峭的滑坡，可用旱桥通过。
(11)整治滑坡之前，一般应先做好临时排水系统，以减缓滑坡的发展，然后针对引起滑坡滑动的主要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
(12)滑坡整治工程宜在旱季进行，并注意施工方法和程序，避免引起滑坡的发展。
五．边坡的防治措施及防护技术
1、边坡的防治
1.防治原则
边坡的治理应根据工程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和必要性、工程措施的经济合理性、工程措施的社会环境特征与效应，并考虑工程的重要性及社会效应来制定具体的整治方案。防治原则应以防为主，及时治理。2.防治措施
常用的防治措施可归纳如下：(1)消除和减轻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危害
①防止地表水入浸滑坡体。可采取填塞裂缝和消除地表积水洼地、用排水天沟截水或在滑坡体上设置不透水的排水明沟或暗沟，以及种植蒸腾量大的树木等措施。
②对地下水丰富的滑坡体可在滑体周界5m以外设截水沟和排水隧洞，或在滑体内设支撑盲沟和排水孔、排水廊道等。(2)改变边坡岩土体的力学强度
提高边坡的抗滑力、减小滑动力以改善边坡岩土体的力学强度，常用措施有：
①削坡及减重反压：对滑坡主滑段可采取开挖卸荷、降低坡高或在坡脚抗滑地段加荷反压等措施，这样有利于增加边坡的稳定性，但削坡一定要注意有利于降低边坡有效高度并保护抗力体。
②边坡加固：边坡加固的方法主要有修建支挡建筑物(如抗滑片石垛、抗滑桩、抗滑挡墙等)、护面、锚固及灌浆处理等。支护结构由于对山体的破坏较小，而且能有效地改善滑体的力学平衡条件，故为目前用来加固滑坡的有效措施之一。
2、边坡工程防护技术
1.浆砌片石护坡
一般适用于易受水侵蚀的土质边坡、严重剥落的软质岩石边坡、强风化或较破碎岩石边坡、残坡积较厚而松散的边坡。
抹面和捶面是我国公路建设中常用的防护方法，材料均可就地采集，造价低廉，但强度不高，耐久性差，手工作业，费时费工，在一般等级公路上使用问题尚不显著，若在高速公路特别是边坡较高时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干砌片石或浆砌片石防护在不适于植物防护或者有大量开山石料可以利用的地段最为适合。砌石防护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坚固耐用、材料易得、施工工艺简单、防护效果好，因而在高速公路的边坡防护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锚杆加固防护
对于失稳边坡和可能失稳边坡，我们须采用边坡加固技术来保证边坡的稳定性，然后再考虑坡面防护工程。边坡加固技术包括锚杆防护、抗滑桩防护和挡土墙防护等。坡面为碎裂结构的硬岩、层状结构的不连续地层、坡面岩石与基岩分离有可能下滑的挖方边坡适用于锚杆防护。这种防护还特别适用于岩层倾角接近边坡坡角和有裂隙的厚层岩石。
另外，还有在一些土质边坡中常用的土钉墙，原理上与锚杆及抗滑桩相同，通过打人土钉，增加边坡土体的整体抗滑力，达到提高边坡稳定系数的目的。
3.支挡工程(1)抗滑挡土墙
抗滑挡土墙是整治滑坡常用的有效措施之一。抗滑挡土墙一般设置在滑坡前缘，挡土墙基础必须深埋于滑动面(带)以下的稳定地层中，以免随滑体被推走。抗滑挡土墙采用重力式，利用墙身重量来抗衡滑体，优点是取材容易、机械化要求不高、施工方便、见效快。
目前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主要以理论性研究为主, 研究范围也较为广泛。主要有:定义的研究;华人家族企业管理与儒家文化;华人家族企业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家族企业间的比较性研究;局部地域范围内的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本文主要定位于华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研究, 对前人所做的研究以及目前现阶段有关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华人家族企业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学者主要有英国学者雷丁, 美国学者Silin, 台湾学者郑伯壎、杨国枢、黄光国, 国内学者有储小平、李新春、陈凌、胡军、薛天山等。
二、华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研究的论证
1、境外学者研究
英国学者雷丁 (G.Redding) 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华人家族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作风。他采用访谈的实证方法, 长期有系统地从事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在《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中, 将华人经济文化具有的特殊风貌称为“华人资本主义”, 并将中国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总结为三大要素:父权主义、人际关系和寻求安全。他对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而且涵盖较多的华人社会与不同类型的企业, 样本数也较多。因此, 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肯定。雷丁 (1991) 根据对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华人企业的长期观察, 得出了华人企业组织行为“弱组织和强网络”的重要结论。雷丁 (1993) 采用访谈的方法系统研究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人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作风后发现, 海外华人企业组织具有家长式管理、灵活性、注重关系网络的特点, 具体分析说明了华人家族企业10点“标准特征”。
美国学者Silin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研究的方法, 通过分析台湾大型民营企业的企业主、经理及员工上下级之间的互动关系, 描述了华人家族企业领导的6个特征:教诲式领导, 德行领导, 中央集权, 刻意与下属保持距离, 不明确表明意图, 施展控制手段。Silin是对华人企业领导进行实证研究的第一人。
台湾学者郑伯壎对华人企业组织的领导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华人企业组织的领导归结为家长式领导作风和差序式领导作风 (郑伯壎、董敏萍, 2000) 。根据他的研究, 华人企业组织普遍存在家长式领导作风。这种领导作风包含了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领导;仁慈领导;德行领导。郑伯壎还分析了华人领导方式与领导效能之间的关系, 具体分析了“尊尊”法则和“亲亲”法则的对领导绩效的影响。
2、国内学者研究
国内学者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但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 重新获得了学术研究的正视。国内学界尝试以客观、理性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大陆的家族企业, 并希望能够对其成长发展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储小平的研究重点是华人家族企业社会资本, 包括人力资本 (人力关系、社会关系资本) 和资金资本, 其中主要还在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家族企业在中国虽然曾经一度消失, 但是“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鼎盛的时期也是如此, 只不过是以一种变相的或潜伏的形态存在 (储小平, 2000) 。储小平 (2003) 指出私营家族企业的成长瓶颈主要不是金融资本, 而是管理资源这种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并通过相关论证证实了:私营家族企业主突破家族人力资本封闭性的动机和行为正日益增强;信息分享的风险和企业主的“集权情结”成为家族企业融合经理人力资本的主要障碍;家族企业内部的特殊主义的用人规则会发生蜕变, 并与“能力至上”的普遍主义规则相融合。《社会关系资本与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及发展》 (储小平, 2003) 从社会关系资本的角度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进行分析, 得出华人家族企业主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状况对其创业以及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网对融合金融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私营 (家族) 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双重路径依赖关系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影响。
中山大学管理教授李新春也是该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 从上世纪末开始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的研究。他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对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有着自己相对深刻的见解。李新春 (1998) 探讨了中国家族制度与现代企业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 认为在中国家庭制度不是限制, 而是大大地加速了改革开放。他强调, 研究中国的经济组织, 必须重视对传统家族制度的研究, 摆正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后主要集中于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关系治理中的作用、治理模式与绩效等研究。在《家族化企业的“管理革命”》 (李新春, 2001) 中作者指出家族企业都要经历从家族治理结构到职业经理人的交接班的“管理革命”。他指出“管理革命”并非全部以两权分离和引入职业经理人为标准, 可以将家族化治理结构改造成“家族-管理型”企业。作者一再强调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但在实际管理中经理人在家族企业中的作用又表现出不一致性。《经理人市场失灵与家族企业治理》 (李新春, 2003) 深刻分析了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经理人市场失灵的原因, 同时又指出应当继续保持家族化治理降低企业的组织效率, 出现竞争市场上的劣势时要求家族企业进行改造, 但对于如何引进经理人仍持有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 即:折中治理, 家族和经理人共同分割企业的控制权。《赋予股权还是泛家族化—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治理的实证研究》 (何轩, 陈文婷, 李新春;2008)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汕头、东莞两地的非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 探讨了职业经理人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决策质量的影响,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职业经理人持股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在中国情境下与家族企业决策质量并无直接关系;相反可能因为导致家族成员产生的不公平感而降低家族成员决策承诺, 影响家族企业的决策质量。在中国现有情境下, 通过泛家族化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础之后, 再将股权向职业经理人进行合理配置, 是较为理想的途径。《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 (李新春, 陈灿;2006) 以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家族企业关系契约管理, 对其中的8个变量进行测量, 分析了四种模式的契约管理形式, 得出结论竞争压力越大、环境越不确定, 越需要两种治理手段的结合使用;同时又指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绩效水平。家族企业只有采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双强”治理模式才能却得好的经济绩效。《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 (李新春、苏琦、董文卓;2006) 通过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逻辑分析, 提出公司治理实质上包含着朝向企业家精神的保健机制与激励机制, 其共同作用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决定了公司治理的绩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以上市家族、国有企业的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证明:就家族企业而言, 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保健机制则表现为不作为或失灵。
陈凌 (1998) 在分析信息特征与治理结构的关系后认为家族式经济组织不一定是低效率的, 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比市场和科层更有效率和竞争力, 在我国社会信息规范程度低的情况下, 家族式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继任管理和创新》 (陈凌, 应丽芬;2003) 指出继任管理和创新中国家族企业在继任过程中不宜过急考虑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子承父业”模式仍然是主流继任模式, 目前应着重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继续由家族控制的前提下, 讨论如何顺利完成企业权杖交接和管理的延续和创新。家族企业要成功实现“子承父业”换代模式, 必须在家族换代中认真思考权威转换、企业文化重新营造和企业“分家”等问题。
胡军、王霄、钟永平 (2002) 通过对港、台、大陆家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 以实证研究的方式研究了华人企业的管理模式及其文化基础。文章的结论是管理行为和管理作风的5个独立的因素 (差序式治理、家长式领导、两权合一、依赖网络和子承父业) 构成华人企业管理模式。因素模型家族文化取向的4个独立的因素 (家族取向、人情取向、中庸取向及恩威取向) 构成华人企业管理模式文化基础的因素模型, 这两模型的因素之间呈现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通过细分华人企业管理模式及华人企业主“家族文化取向”的因素, 初步建立起家族文化对华人企业管理影响关系的分析框架。
战冬梅、周路路等 (2008) 探讨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的问题。通过剖析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家族企业要突破“长不大”的困境必须从封闭式治理模式向开放式的治理模式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需要在产权结构多元化、组织结构规范化、人员有效配置、接班人的及早培养、企业文化的培育五个方面进行变革。变革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家族控制带来的组织结构、代替交际、管理弱化、资本结构单一等问题。
三、结论
国内外的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给我们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关注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肯定了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并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家族企业治理中的问题进行研究, 尝试得出一些结论和建议, 但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还有待深化。第二, 把一些已经成熟的理论运用到国内家族企业的具体环境中, 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并修正相关理论, 得出不同环境下具体的理论形式或结论, 使其更有针对性。
总体而说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具体和深刻的理论体系, 修正式、具体化、论证性的研究是主要的特点, 但引入数量统计方法的研究使得结论更具科学性和代表性。目前也有一些学者逐渐开始探究具体领域的细化问题, 但相对缺乏成熟和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
摘要：华人家族企业传承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思想内涵, 保留了华人治理的风格, 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 在国内外商界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就华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进行综述, 发现国外学者相对走在了研究的前沿, 国内学者起步虽晚, 但近年来在此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偏向于将理论结合到国内家族企业这一具体情景中, 并提出了修正式、验证式的结论。研究的不足表现在成果中缺乏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理论新体系。
关键词：校园安全 食品安全 治理体系
在钢琴表演艺术中，人们衡量客观事物概念的“度”常被用以衡量艺术表演的某种程度或状态。如对乐曲的节奏、速度的快慢缓急等的控制程度；或对音色的清纯、丰满、宽广、温和、深厚、沉重、明亮、高亢等把握的程度；或轻重、明快灰暗的程度，细腻、含蓄、幽默的程度，以及表现某种感情、情绪、心理或传达某种观念、意图、思想的程度等。然而，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度”不仅仅是对表现状态的一种衡量，它应是一种法则或标准，是一种包容着钢琴演奏水准高低的更为本质的标尺概念。
事实上，在钢琴演奏中我们常会感到某某演奏家弹奏得太生硬、太直白，不够含蓄，或太柔腻、太娇饰，过分做作，或太平淡、太肤浅，理解不及、情绪不足，或太俗、太媚，品位不高，或太过、太宣泄无度、过分张狂外露等等，这些都是对“度”的把握不恰当之故。而演奏者演奏水平的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就包含在对乐曲的总体把握和细节的微妙处理上。宏观地看，这种对 “度”的把握，离不开两大要素，即技术因素和艺术因素。但从衡量艺术家的视角看，“度”的把握更多是在具备了技术技巧的基础上，对音乐的理解或对音乐表达的处理。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音乐表演评价中，用“分寸感”诠释了“度”。他认为“分寸感”在音乐表演中尤其重要，“从表面上看，要受到音乐的感染虽然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事实上只有当表演者找到了那些使音乐达到完满时所必需的无限小的因素时，我们才能受到音乐艺术的感染。所有一切艺术都是一样：只要稍微明亮一点，稍微暗淡一点，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偏右一点，偏左一点（在绘画中）；只要音调稍微减弱一点或稍微加强一点，或者稍微提早一点，稍微延迟一点（在戏剧艺术中）；只要稍微说得不够一点，稍微说得过分一点，稍微夸大一点（在诗中），那就没有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别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 [1]。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这种“稍微”，即是对“度”在微小差别上的把握。这种“把握”在钢琴演奏中尤显重要。
在钢琴表演艺术中，对于音色、节奏、速度等音乐要素的表达，在运用诸如对比、均衡、反复、渐次、韵律、调和等美感法则时，更多也是在对高一点、低一点，长一点、短一点，轻一点、重一点，强一点、弱一点，硬一点、柔一点等“度”的把握中来取得艺术效果的。而在“度”的控制上是极其微妙的。例如过分的对称会造成呆板，可调整细节使之在对称中有微妙变化；过分的杂乱会破坏均衡，可调节内在秩序，使之在变化中产生均衡感。同样的道理，过分的对比应注意增强微量的调和，不致使对比太强烈而无舒适感；而过分地调和则应注意微量的对比调节，使调和不至于太暧昧和平庸；单一的反复中应注意处理细部的变化，不致使反复流于单调；太规则的渐次应注意幅度的微妙调节，使渐次在秩序中不落于平淡等。可以说，艺术表现的优良，包含着对“每一小节的音乐，音的自然顿挫、伸缩，节奏的或轻或重、或强或弱、或长或短，音色的或明或暗，以通篇而论还包括句读、休止、高潮、低潮、延长音等等特殊处理”[2]。精湛的表演必定是对形式法则原理的绝妙运用和自然流露。
在多数时候，“度”的把握虽然只是微小的差距，但其结果常常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它直接关系到艺术处理的高低。托尔斯泰在谈到“分寸感”时还列举了这样一件事：伯留洛夫替一个学生修改习作的时候，只在几个地方稍微点了几笔，这幅拙劣而死板的习作立刻就变得生动活泼了。”伯留洛夫说：“艺术就是从‘稍微两个字开始的地方开始的”。从形式或表象上看，虽然只是对“度”的微小处理或更动，却几乎成了衡量和判别一个艺术家水准的试金石。“艺术就是从‘稍微两个字开始的地方开始的”，这句话也表明“度”的把握表面看好像只是对技术技巧的“稍微”改变或处理，在本质上却是更多地关联着“艺术”的本质和内涵。并且，如同托尔斯泰认为的那样，“要用外表的方式教人找到这些无限小的因素（或“稍微”的能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2]钢琴演奏中对“度”的理解及把握与表演者的音乐天分和艺术素养直接有关。
实际上，对于这些“稍微”轻一点、重一点、强一点、弱一点的“度”的把握，不仅是钢琴表演中对艺术处理或把握的关键，几乎在所有的艺术中也具有同理。如在绘画艺术中，就有“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欠，难在恰到好处”之说。 绘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有：“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之语，指出“作画要神形兼备，不能画得太像，太像则匠；又不能画得不像，不像则妄”[3]，即道破了在艺术中微妙的“度”的把握的重要性。在西方绘画中，尤其注重对人物肖像表情的刻画。一般而言，喜、怒、哀、乐常常是最简单、最直白、最耐人寻味的表情。故许多大师笔下的肖像人物，表情多为平静中若有所思或若无所思、甚至近乎呆滞的表情。在众多的肖像绘画作品中，绘画巨匠莱奥纳多·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可谓神品，其画面中主人公的表情在平静自然似笑非笑中，使人物顿生一种丰富、含蓄、神秘的外在和内在皆备的精神品质。而在这一表情的把握中，很难想象“稍微”多一点或少一点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
傅聪先生用“太过”或“不及”来说明在钢琴演奏中对“度”的把握的不容易。他认为在演奏中人们往往要犯“太过”或“不及”的毛病，而“真正能达到那境界（对音乐表现达到炉火纯青、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的人很少很少；因为在多数演奏家身上，理智和感情很难维持平衡。所谓冷静的人就是理智特别强，弹的作品条理分明、结构严密、线条清楚、手法干净，使听的人在理性方面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感动的程度就浅得多。严格说来，这种类型的演奏家病在‘不足；反之感情丰富，生机旺盛的艺术家容易‘太过”[2]。著名钢琴家约·霍夫曼在谈到其老师鲁宾斯坦时说：有一次，鲁宾斯坦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钢琴演奏那么难吗？因为它若不是容易受矫揉造作的影响，就是为矫揉造作感到苦恼；而当你有幸避免这两个陷阱时，你又容易陷入干巴巴的毛病！真理就存在于这三个祸根之间。”[4]要达到音乐表演艺术中对“度”的把握，使之上升到恰到好处的境界是多么不容易。
因此，“度”的把握不当，必然直接影响到艺术作品的品质。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通常用神品、妙品、能品来对绘画进行分类，判别其水平的高下。所谓能品，多为技术技巧达到高超水平；而妙品，不仅具有高超技术技巧水平，且能运用其充分表达艺术意境；所谓神品，为由必然王国走进了自由王国，作品犹如神工或神来之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钢琴表演中，用这样的“神、妙、能”来度量其品位或品格，道理或许是相通的。记得有一次在音乐学院听“傅聪大师班”公开课，一位弹奏技术很棒的学生演奏了《肖邦夜曲Op.48 No.1》，许多人都为他的演奏赞叹不已，而当傅聪先生对他进行辅导并进行逐段的示范演奏时，只因对某些乐段、某些音符在强弱、长短、硬柔等方面作了稍微不同的处理，人们顿时明显感到了两种演奏的差距，什么是高水平的、炉火纯青的艺术，什么是神品、什么是妙品和能品，在比较中一目了然。虽然只是那么“稍微”的对“度”的把握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上，这种跨度却是巨大的。如同约·霍夫曼所说：“在音乐的字里行间隐藏着这一艺术作品的灵魂。弹出它的音符，即使弹得正确，距离正确对待一首艺术作品的生命与灵魂也仍会很远”[4]。它包含着从能到妙、再从妙到神所必需的一个艰辛的，不断修炼、不断体悟的过程。
因而，仅就一个“度”而言，即包含了艺术中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在钢琴演奏中，要把握好“度”，处理好“分寸感”，绝非是件容易之事，从大的方面来看，它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因素：
一是必须具有高超的专业技巧。这是一切音乐表演艺术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正如歌唱需要有良好的本嗓条件和正确、科学的发音及演唱技巧；舞蹈需要有良好身段和超常的舞蹈功底一样，钢琴演奏需要有熟练、高超的弹奏技艺。钢琴演奏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艺术活动，其技术性要求非常高。对于音乐表演的艺术性而言，技术性同艺术性是密不可分的，过硬的技术是进行钢琴表演的基本条件，是通往艺术殿堂的第一步，迈不出这一步，将永远被关在钢琴表演艺术大门之外。在具备一定的技术技巧时，对于钢琴演奏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应具备将自己所掌握的基本专业技术灵活自如地运用于艺术表现的能力。要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更要认识到，一切技术都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艺术表现的手段，它必须服务于音乐表现。离开了技术手段，就谈不上音乐表现的完善，同样，如果离开了音乐表现这一目的而一味炫耀技巧，以追求表演的技术性，则会丧失真正的艺术价值。听一些钢琴大师的演奏，感受到的是把高超的表现技巧同深刻的艺术表现完美地融为一体，你甚至不会意识到“技巧”这一概念的存在，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无拘无束，“得之心而应之手”，使技术因素真正实现了自身的目的。
二是应具有丰富的阅历和情感体验。钢琴表演是最具感性色彩的一种艺术，但是，在这个感性形式内部却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每一部钢琴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它同创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约·霍夫曼在《论钢琴演奏》中指出：“思维的灵活性与自由翱翔对于创造与演绎艺术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从来不会因为对细节的密切注意而削弱……要能娴熟地弹奏并能表达其中的情绪变化，不仅取决于手指而且取决于心灵。演奏者必须取得操纵钢琴的主权，这种操纵权就是技巧。但技巧不是艺术。它只是赢得艺术的一种手段，是通向艺术之路的筑路者。不要把技巧看成是超于一切的。要牢记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是起源于抒发个人情感的天生的渴望。”[4]音乐中所包含的情感内涵是以人的生活为基础的，要准确地传达出这种内涵就必须从感性到理性全面去感受和理解，如果演奏者对生活没有相应的深刻感受和见解，就很难真正领会创作者在作品中要表达的内容。另外，在音乐里情感和知解力一样重要，如果音乐表演不是发自于内心的情感，就不可能有音乐艺术。因此也可以说，没有丰富的阅历和情感体验是很难创造与演绎音乐艺术的。
三应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钢琴表演绝不是一种纯技术的操作活动，它的使命在于传达音乐中丰富的精神内涵。因而广博的文化修养对于表演同样重要。当代著名指挥家阿巴多在乐曲演绎时谈道：“我认为了解音乐、绘画和文学的各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要真正理解马勒的作品就必须阅读德国和奥地利的文学。你必须了解卡夫卡和克莱斯的作品、席勒的诗、克列米特和科柯施卡的艺术，德国艺术和文学中的幻想因素在德国音乐中也起作用。”[5]已故著名钢琴教育家朱工一先生认为钢琴演奏者必须有宽广的文化艺术、人文艺术以至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修养，才能对音乐作品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从而在全面的技术上进行完美的“二度创造”，这样才能做一个钢琴表演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钢琴技艺的匠人。傅聪先生在谈到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对自己的音乐表演中的作用时也曾说：“最显著的是加强我的感受力，扩大我的感受的范围。往往在乐曲中遇到一个境界、一种情调，仿佛是相熟的；事后一想，原来是从前读的某一首诗，或喜欢的某一幅画就有这个境界、这种情调。也许文学和美术替我在心中多装置了几根弦，使我能够对更多的音乐发生共鸣。”傅聪先生曾被西方一些人称为“钢琴诗人”，称他的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的确，中国艺术的最大特色，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这种特色，我们在傅聪先生的钢琴演绎中能明显感受到。这同他所具有的深厚而广博的知识和修养是分不开的。
四是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和个性精神。钢琴表演是把音乐作品从乐谱变为实际音响的过程。表面看来，这项活动似乎只是在完成某种传达和再现的任务，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然而并非如此，虽然钢琴表演必须以乐谱为依据，必须把作曲家的创造成果作为出发点，准确、忠实地体现出作曲家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按照乐谱上的标记把音乐的音响复制出来即算完成音乐表演的使命。在钢琴表演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表演者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个性的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性。傅聪先生在钢琴表演艺术中对此做出了精妙的诠释。他在一次讲学中为一学生讲授《肖邦b小调第一谐谑曲Op.20》，当学生弹奏乐曲结尾处一串上行音阶时，按乐谱要求的cres.（渐强）弹奏。傅聪先生则认为“渐强，不一定是加强，而是增强，增加心理上的东西。甚至有时渐强也可以弹奏成渐弱，给人的感觉还是渐强”。为解决学生弹这一音阶所产生的“直着脖子喊”的感觉，傅聪先生让学生将cres.（渐强）处理成dim.（渐弱），这一充满个性的处理，让听者感受到了余音未尽的气氛，更体现了大师独特的艺术品味及艺术创造力。正是因为每个人的艺术品味及艺术创造力的不同，每个演奏者在演奏中都应有完全属于他个性的东西，否则他就难以成为一个演奏大家。比如鲁宾斯坦、霍洛维兹、塞尔金、拉赫玛尼诺夫等之所以成为各具音乐特点的伟大的演奏家，也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音乐表现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创造性地发掘出蕴涵在乐谱符号背后的音乐作品的灵魂。而钢琴表演的理想境界应是再现与创意的高度统一，历史原貌与时代风格的完美融合。正如著名指挥家卡拉扬所言：“指挥家不只是总谱的执行者，而且是赋予总谱以生命的人。”[5]因此在演奏过程中，演奏者应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与个性，应充分调动主体的能动性，激活自己的想象力、体验能力和感悟力，不但把创作主体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复现出来，并加以充分地理解、体验，而且还渗入自己的人格、气质、生命意识，甚至能够对原来的艺术形象进行开拓、补充、再创，最终创造出具有特色的艺术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度”包容着的是作为钢琴表演艺术家的整个艺术基础，同时也是一种砝码和准则。如果从更深、更广的角度看，“度”的把握同人的思想境界直接相关。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文学、诗歌品分为三个境界：一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为“梦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何尝不是钢琴表演艺术的境界呢？傅雷先生在给傅聪的信中曾写道：“一是做人、二是做艺术家、三是做音乐家、四是做钢琴家。”此种思想和境界，想必也不难给人以思考和启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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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项专业性和职业性的工作，我国的社会工作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规范、推动和保障，但目前由于社会工作事业缺乏立法支持，致使社会工作不能全面系统地展开。本文拟从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境外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在理顺社会工作立法的基本理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行本土化实践，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立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立法;社会建设
一、社会工作立法的概念
对于社会工作立法的解读实质上就是要解决怎样把社会工作纳入到法律之中来的问题。要想正确解读社会工作立法，就必须要理顺社会立法、社会法和社会工作立法三者之间间的差别和联系。
（1）社会立法的概念 在英美法中，社会立法是对具有显著社会意义事项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住房、租金、保健、福利、抚恤养老企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最早的社会立法当数《济贫法》，但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应该是在19世纪，如当时有《工厂法》、《学徒健康法》和《劳工赔偿法》等。[1]在我国，劳动法制、社会保障法制等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并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通常被称为“社会立法”，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弱势阶层的生存及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
（2）社会法 就社会法而言，在外延上，最广义的社会法即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有公法和与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狭义的社会法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义的社会位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其调整领域主要包括教育权利保障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弱势群体保护关系以及其他应有社会法调整地关系。[2](3)社会工作立法 目前对于社会工作立法的概念并不明晰，而我们平时谈及的“社会工作立法”更多地足指与社会上作有关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更进一步说，社会工作立法则可看成是国家关于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改善和管理社会生活、开展社会福利等方面社会工作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3]
二、社会工作立法的背景文献研究
“社会工作是社会安全阀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4]，”其内容和范围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有着不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社会工作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社会工作，包括社会指导、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教育、社会服务、社会预防、社会建设和社会促进等。狭义的社会工作，主要指社会保障事业，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与安置和社会福利等。”
在社会工作的立法背景的研究上，有的学者从当前社会环境视角出发, 认为社会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根本职能是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谐以人为主体，就必须以人的本质作为出发点，即以“社会关系”作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为主体的和谐，其本质是人的关系的协调。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协调，同时还有最为重要的关系，即人与自身关系的协调，即人对自己的认识、理解和接纳等问题，[5]从理论视角论证了社会工作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社会工作立法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主要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经验。在其看来，西方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工作的立法相关，从英国的《济贫法》开始，就已经了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立法工作。法是由一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法的特点决定了物质条件一旦成熟，就需要制定、颁布和实施与之相适应法律规范，以确保由该物质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化。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立法的发展，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纵观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遵循的是教育优先的原则，在引入社会工作的初级阶段，我们强调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在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 到2010 年为止, 我国有200 所高等院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 58所高校获得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授予权, 形成了大专、本科、研究生三个办学层次,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是却忽略了社会工作人员的就业 问题，导致大部分社工工作专业的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无业可就的尴尬局面。社会工作毕业生人才资源的流失极为严重。当前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本土化逐渐提上日程，国家层面的社会关注更多的聚焦在立法工作上。
有的学者则从当前社会工作立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双重层面来考虑社会工作立法的重要性。作者从社会变迁、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人才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工作立法的必要性，认为当前社会工作队伍的建设需要立法的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立法的功能上，尤其是保障与救济，缓和与协调的社会功能层面阐述社会工作立法法可以从法律的高度来保证公民基本的生存发展权的真正实施。在社会工作立法的可能性探究上，有些作者从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发展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入手，认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具备了立法的有利条件。
三、社会工作立法的现状
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和统一的社会工作法，但关于社会工作立法的时间却是比较长的。我国从1951 年起，就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工作立法，内容涉及劳动保险、公费医疗、伤亡褒恤、干部老弱病残安置、离休退休退职、烈士褒扬、军人抚恤优待、复员和退伍义务兵安置、救济救灾、游民收容遣送、婚姻、城市社会福利管理、社会基层管理、社团登记与管理等，截止目前，名称中带有“社会工作”字样的法律法规文件有50 多件，全文中出现“社会工作”字样的法律法规文件多达1100 多件。
我国现行宪法中就有关于社会工作的内容，例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等，都是社会工作法律法规的重要渊源。同时，国家还制定了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社会工作法律法规，在社会保险方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2010 年）》、《失业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社会救济方面，制定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在社会优抚与安置方面，制定了《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 年）》、《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社会事业方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在社会教化方面，制定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特别是2004 年6 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把社会作作为一种职业纳入了国家标准体系中，2006 年7 月，民政部、原人事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首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的正式诞生，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
必须说明的是，在这数量比较庞大的法律法规文件中，专门为社会工作制定的文件不但数量不多，几个专门的社会工作法律法规都属于行政规章层次，还未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地位，明显缺乏权威性，法律效力也比较低，已经落后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
我国现代社会工作法律资源缺失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缺失不仅体现在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法规、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维权法规和社会工作中介组织活动法规方面，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工作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工作人员法律素质的缺失。
四、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的探究
社会工作的立法是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而社会工作法律法规得以贯彻实施的关键在于社会工作法治秩序的建立。
有的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混合法系许多国家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工作立法对明晰社会工作者的公众形象、规范从业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提高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维护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立法可以大致归纳为集中、分散和附属三种模式。在三种模式的探究上，根据中国的实际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应将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制定—部《社会工作法》作为该领域立法的标志性目标。
部分学者认为在社会工作立法的建立过程中，必须要关注伦理建设和法治秩序的协调。价值是社会工作的灵魂，社会工作以利他主义为指导，强调受助者的助人自助自助，自助助人。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礼俗社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胜于法治。但法确实不可逾越的整个社会的保障框架，在社会工作的立法过程中，国家法和社会伦理不免会发生碰撞，特别是早期的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社会公工作的主体还是受助体，对法的关注都较为稀少，因此在社会工作法制的构建中，如何协调社会伦理和法治秩序的构建是研究者们所要关注的。
另一方面，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立法过程中，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可以发现，社会工作的立法涉及主体应该广泛包括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的受助对象以及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相关立法。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立法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集中在了对于社会工作主体，特别是社会工作者的资格认证上，应该尽快制定社会工作法律法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层面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法规、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维权法律法规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业务法律法规，特别是以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特殊群体维权法律法规、社会组织、社会管理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工作法律法规。
五、结语
在社会工作立法方面，我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仍落后于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需要。对社会工作特有的行为无针对性的规制在制定法律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有些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权利保障的片面性等明显缺点。另外，社会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导致服务的专业性不够强而当前我们提出构建社会工作立法有其不可抗逆性，这不仅仅是专业本身的发展需要，而且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会工作发展的后续国家，我们在理论和实务模式上都立足汲取西方发达经验，这促使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社会工作立法的发展也是如此，如何在借鉴西方发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立足本土并凸显特色是对未来社会工作相关人员的一大挑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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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工作立法的必要性及其推进理路
摘要：农村剩余力量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虽然逐渐发展起来的农村老年协会正在以它特有的方式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各种便利，但老年人在其中的社会参情况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从社会参与的概念、老年人在农村老年协会的社会参与的方式、社会参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村老年协会与城市老年协会社会参与的比较这四个方面来介绍、分析农村老年协会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情况。
关键词：农村老年协会、老年人、社会参与、农村治理
正文：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区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加快了城乡、工农之间的流动。农村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村庄“空心化”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村剩余力量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虽然逐渐发展起来的农村老年协会正在以它特有的方式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各种便利，但老年人在其中的社会参情况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
一、社会参与的概念
对于社会参与的概念，首先，最早将“社会参与”概念引入有关老年人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欧类斯特.w.伯吉斯，社会参与概念的理论母体是象征互动理论，后来用于描述老年人各种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社会参与是社会学界和法学界最为常用的表述，此外，在中文语境下，还有相关的词汇表达着类似的意义，比如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采用“参与社会发展”这个表述，类似表述在我国有关的老年文件中可以寻觅其踪迹；“老有所为”也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另一种替代表述，其和其他五个“老有”构成了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一般方向。[1]然后，是由谢布鲁克大学医学系老年研究中心界定的：老年人社会参与不但是指当下个体进行的活动，还包括在活动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老年人社会参与包括社会活动和日常活动两个方面，这些活动都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所需要的。A.Bukov、I.Maas和T.Lampert等人认为社会参与是一种在社会导向下的与他人分享资源的社会行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也是衡量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直接的依据。如果按被分享的资源来划分，社会参与大致可分为群体形态的社会参与(即参与团体成员的共同活动，团体内部分享的主要资源是时间)、生产形态的社会参与(即为他人提供劳务、商品及其它利益。除了时间，被分享的资源还有特殊才能和资历等)和政治形态的社会参与(即关于社会团体和资源分配的决策行为)等形态类型。[2]
我国在给“社会参与”界定时，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概念的研究主要围绕概念的界定角度、包含内容两个层面展开。段世江、张辉提到：从所谓的角色角度对社会参与进行分析，社会参与就是“个体当前所进行的活动和所扮演的社会角
色”。而从资源角度分析，社会参与“是一种社会导向下的与他人分享资源的行为”，并据此将老年社会参与分为集体性社会参与、生产性社会参与和政治性社会参与。[3]然而，李宗华在2009年提到，社会参与的理论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1)体现个人价值，社会参与主要是体现参与者个体的价值，这种价值也是衡量该个体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2)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以分享社会资源为基础的，这种被分享的资源又是多方面的。(3)社会互动层面，即这种社会参与是与他人互相联系的，不是孤立个人的活动。(4)老年人社会参与是在社会层面展开的，即个人的面向社会的行为。[2]
根据以上关于社会参与概念的文献，我们将社会参与界定为老年人重新投入社会，通过对各种角色的扮演和介入，实现和他人、群体或者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联系，具体包括老年人参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及人际交往活动。
二、老年人在农村老年协会的社会参与的方式
在农村，随着集体制的解体，原来一起出工劳动，开会以及集会等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与机会都急剧减少，并逐步缩小到家庭范围，社会参与的愿望遭到极度的挤压和限制，即使有些集体活动和会议也没有老人参加的份儿。老人们只能在家里和地里活动，只有做家务，在地里劳作完成之后就无所事事，生活十分简单枯燥。作为为数不多的农村老年人集体组织的老年协会，成立之后，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集体活动的机会，更加丰富了他们的闲暇生活，调动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业的热情，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归纳出农村老年协会的三种主要的形式。
1.作为文化娱乐场所的老年协会
最基础的形式是类似于法门镇的宝塔村的老年协会，老人所在活动室里除了拉家常外，还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几个人围在一起“掀花花”、打麻将、下棋、看电视、唱秦腔戏。老年妇女有的做针线活，有的刺绣，剪花。宝塔村是一个文化积淀很厚的地方，有文化的人特别多。不少人能文能武，能写能画，能编能唱。我们在协会看到了许多老人的书法、绘画。老年妇女剪的窗花与刺绣作品。他们成立了“自乐班”，定期开展娱乐活动。对于这些活动，无论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看，娱乐都因对现实社会整合，价值塑造与规则强化具有主要价值而备受重视。[4] 在温岭市的横峰老年协会，他们组织老年人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是地方政府及“村两委”凝聚人心、引导教育老年人的有效措施，也是农村老年协会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和有效抓手。横峰街道各老年协会根据本地特色，经常组织召开广播会、座谈会、放电影(或VCD)、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棋牌比赛、戏曲表演、小型运动会、旅游等活动；有的在节日期间，开展运动会、技艺赛、金婚庆典、集体祝寿以及健康老人、孝儿媳、和谐幸福家庭评选等活动；还有的办起了老年学校，定期组织老年人学习，现有300位老人参加省老年电视大学学习(课本费由街道支付)。老年学校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老龄政策法规、法律咨询以及老人医学保健知识等。在丰富农村老年人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使老年协会在活动中更得人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协会队伍。[5] 在厦门集美区，老年协会积极地向老年人倡导科学、文明的文化活动，举行了形式各样、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例如开展门球比赛，秧歌舞大会等，还经常
联合村两委组织老年会员参加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老年体育比赛，并且通过宣传动员，鼓励村内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其中，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受益面不断扩大，让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乐。这不仅满足了辖区老年人不同层面的需求，而且杜绝了老年人参与邪教、封建迷信活动的情况发生，提升了文化层次，促进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6] 2.参与乡村治理的老年协会
农村老年协会作为农村老年人聚集的场所，除了在生活、文化、娱乐方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便利和活动场所，给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欢乐以外，在对于农村治理方面也起到了协助作用。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老年协会成立17年来，依靠组织的民间权威，在维护公共卫生，照顾老弱病残，为孤寡老人提供生活援助，关心和帮助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老人维护自己的权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一定程度上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保证农民获得的公共物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自己的偏好，健全和完善供给的渠道和方式，形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
在福建乡村，村中老人去世时，老年协会送上数百元钱到丧家，并送个花圈表示哀悼，安排老人参加葬礼，有老人乐队者则为葬礼奏乐。当某个老人生病时，老人会组织慰问，请医送药，对重病号派人轮流护理，一些卧病不起的老人，老人会也会定期派人上门探望。如果某个老人与家中成员发生纠纷，老年协会会根据情况进行调解，教育该老人的子女孝敬老人。发生损害老人权益的事情时，老年协会出面督促村委会予以处理，以监督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执行。因此，老年协会有众多的支持者，很多老人都踊跃报名参加老年协会活动。老年协会活动能力与会长关系重大，会长多是社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在未退休之前都是乡村干部，拥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能够为社区老年协会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7]酬神演戏与迎神赛会活动具有民俗宗教与社区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丰富了乡村群众的文化生活。[8]在福州地区村庙神明诞辰必演戏，这时联系戏班、招待演员、维持秩序等事务则由村老年协会负责。[9]闽侯县青口镇灵济宫所属社区拥有两万多村民，村民们捐助的愿戏也多，每年在宫庙内要演出地方戏六七十场，以村老年协会会员为骨干的村庙管委会承担起所有的戏剧演出安排工作。福州地区乡村每年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活动也由村老年协会组织，募集资金、招募划手皆由老年协会出面筹办。在该老年协会，其对农村的治理主要体现在该村老年人生病的照料、离世的安排以及对于该村传统民俗活动的参与和管理方面，结合当地的情况，老年协会也具有本土化的特点。
浙江宁波的农村老年协会，高龄老人每年可获一笔生活补助费，老年协会决定70~79岁的老人每年发生活补助费50元，80~89岁的老人每年发120元，9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发200元过老人节和春节时，每个会员可得到大约价值45元的物品，历年来的发放物品有毛巾、饼于、电热毯、鱼、果子、肥皂、羊毛衫、被单、糖、洗衣粉、祭灶果、汤果粉等，这些物件虽小，但都是农村生活中比较实用之物。其次，每逢老人节时，为年龄到70岁、80岁、90岁的老人集体祝寿，买生日蛋糕；每年让老人去医院进行常规体检，为老人建立了建康档案；由老年协会组织老人的生活状况调查，调查项目涉及到老人的身体情况、赡养状况、生活困难程度等；看望生病老人制度，哪个老人生病，协会得知后，就必须派代表
购买慰问品去看望；如果村中有老人去世，老年协会派代表慰问家属，并送一只花圈致哀。此外，如果老年人受到虐待，老年协会就要出面干预；如果有老人生活遭受了困难，老年协会就会提供帮助；老年人通过老年协会还获得了重要的社区参与权，老年人又回到了社区的中心位置，掌握了一些社区的资源、积极参与社区的发展，在参与过程中发现和肯定自己的力量。[10]在宁波农村的这种形式的老年协会主要从老年人福利保障的角度发挥了农村治理的作用，从基本的生活保障到老年人的权利的保障，该协会充分体现了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其对政府部门关于老年人养老工作的大力协助。3.作为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的老年协会
该类型是农村老年协会中较为特殊，同时也较为先进的一种老年协会的形式。其组织成立的重点侧重于经济利益的获取，将老年人聚集起来，利用各自的人力、财力等资源，以某种特殊形式参与市场，在为自身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的老年协会就属于这种类型。
该协会创办了第一个经济实体——青岛东庄头蔬菜批发市场，该市场以“发展农村菜园子，丰富城市菜篮子，为四面菜农造福，帮八方客商发财”为办市宗旨，经过20年发展，目前由开业时占地4.8亩，发展成占地，480亩的全国最大的村级产地蔬菜批发市场，日成交量300多万公斤。除蔬菜批发市场外，该协会累计自筹资金2200多万元，又先后兴办了18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其中，为市场服务的13个服务型经济实体，分别是饭店、旅社、商店、加油站、维修部、冷风库、抛光厂、邮电所、信息服务公司、蔬菜研究所、蔬菜公司、果品公司、花卉公司，为农民服务的2个示范型经济实体，分别是蔬菜果树示范园和热带果树科技园，为老年人服务的3个福利型经济实体，分别是园艺场、养殖场和庭院经济队。[11]
首先，他们为本村及附近村庄的老年人提供难得的就业机会，提高老年人自食其力，自我保障的能力，村里凡是有能力、想干事、愿干事的老人，都能在东庄头老年协会找到事情。这些经济实体共安排1400多人工作，其中老年人390人，体质好、智力好的会员安排在服务型和示范型经济实体工作，体质好、智力差和智力好、体质差的会员则进入福利型经济实体。老年人自己参加工作，每年多者收入上万元，中者收入四五千元，少者也有千元左右。[12]这就省却了儿女缴纳的养老费，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因儿女参加实体，有了收入，也就有钱给父母交养老费了。现在，全村没有不养老人的，协会依靠发展经济实体!很好地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
东庄头老年协会是我国老年协会的一个特殊案例，现在这样的老年协会还比较少，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经济实体，充分利用了退休老干部等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老年人士的优势，在实现老年人剩余价值再利用的同时，对地方经济、人文、福利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样的老年协会是建立在一系列必要的基础之下的。
当然了，很多老年协会是集各种形式于一身的，既提供文化娱乐的场所，又才参与乡村的治理，本文在这里只是分别列出其存在的不同形式。
三、农村老年协会社会参与存在的问题
农村老年协会虽然在文化娱乐、乡村治理以及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其独特的
作用，但是，在这些已有的成果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的问题。
组织性质与法律地位未明确定位。由于农村老年协会大多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鼓励号召之下成立的，因此，协会的成立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但是批准机关比较庞杂，主要涉及到老龄工作部门（县老龄办、镇老龄办）、民政局、镇政府和村“两委”，从而导致了农村老年协会的组织性质不明确，法律地位模糊。[13] 农村老年协会的定位直接决定着老年协会的性质、目的、运作模式以及经费来源和发展方向。因此是需要首先予以明确的问题。但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老年人协会是民间自治组织还是政府内部组织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还没有明确定位。
经费短缺是各地老年人协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和突出问题。全国城镇有经费的老年人协会的比例仅为40.79%，无经费的协会比例高达近60%。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也普遍存在协会经费短缺的问题，如北京，有经费的老年人协会的比例为47%，无经费的协会比例为53%，北京市东城区是全国社区老龄工作的试点单位，该区老协、老年组织经费不足的700个，占组织总数的68.69% ；缺少场地的330 个，占组织总数的32.38% ；政府支持不够的176个，占组织总数的17.27%。社区组织中有经费的仅占总数的53.96%，没有经费的占总数的46.04%。而且，在有经费的社区老年组织中，经费数额普遍缺少，其主要来源是会员自筹的占总数的63.38%，社会捐赠的占极少数，只有3.37%。位于北京市政治、文化中心的东城区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它省、市、区基层老年人协会等老年组织的经费情况更不容乐观[14]。
老年协会社区参与的社会资本有待充实。主要表现在老年协会在社区参与行动中对于涉及老年人自身事务比较热心和关注，而对于村民自治等其它重大事务的参与不够，其原因在于老年协会不愿意在与自己利益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同“村两委”找别扭，或者把关系闹僵，在关系闹僵的情况下，协会自身的经济来源有可能缺乏保障。然而，如果在此问题上不转变观念，长此以往，老年协会的影响力有逐渐被削弱的危险。目前老年协会参与社区行动的社会网络还不够完善，社会资本积累不够强大，由此导致其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尚显不足[5]。
年协会管理人员年龄偏大，缺乏专门管理人才。农村老年协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和组织开展活动主要依靠协会负责人及一些活跃会员的积极参与。协会主要管理人员多是村落社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组织老年协会工作是老有所为发挥余热。[15]然而，他们大多年事已高，精力有限，随着时代的发展协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日益增多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些主要管理人员普遍反映，自已的精力知识能力等已难以承担协会的规范管理职责难以推动协会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只是列举了老年协会社会参与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缺乏优惠政策与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都对老年协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农村老年协会不仅可以提高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程度，办得好的话，还能成为该地区政府政策的主要带动力量，领导该地区的发展，所以，对于农村老年协会的建设，我们应该更加积极踊跃！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对农村老年协会社会参与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缺乏对社会参与的一个准确而眼睛的概念界定，我们所具有的概念都是根据国外研究的概念推演而来的，缺乏我国特有国情的特点；二是，缺乏从老年人自身角度来探讨老年协会的社会参与情况，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研究农村老年协会的情况以及效果，很少涉及从老年人自身利益出发的研究；三是，缺乏对农村老年协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农村老年协会很大一部分的支持来源于政府，而在政府在对待老年人以协会形式参与社会活动的问题上的态度的研究不是很明确；四是，缺乏对农村老年协会与城市老年协会的对比，农村老年协会与城市老年协会所处的环境与参与人员在本质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农村老年协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具有本土化，而城市老年协会则不然，对于两者的研究，不仅能够清晰的分清楚城市与农村老年协会的差别，更能明确各自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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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计师事务所硬治理
(1) 组织形式研究。由于我国已经将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予以法定化, 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只能是有限责任公司制与普通合伙制两种, 因此围绕两种形式进行二择其一的研究显得比较普遍, 而在研究结论方面呈现的是截然相反且“一边倒”的观点。首先, 支持有限责任制的学者较少。而支持合伙制的学者可谓多不胜数。谢妹 (2000) 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势必退出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舞台;朱小平 (2003) 从所有权结构、内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生产要素特点和内部决策程序四个角度层层剖析和总结了事务所应采取合伙制的企业理论依据;刘红敏 (2005) 认为“合伙制”是最为有效的解决注册会计师在造假面前推卸责任等问题的方法;逯颖 (2008) 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演变、法律风险等方面研究得出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更有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于恒等 (2002) 、李丽莉 (2006) 等对比了中外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差异, 都认为合伙制将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必然选择。另外, 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余玉苗和陈波 (2002)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最优的治理结构应该保证人力资本和声誉等主要资产的投资扭曲问题最小化, 因此不能否决事务所自主选择其它组织形式的权力。杨瑞平和吴秋生 (2008) 认为必须规范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 会计师事务所以合适的组织形式为依据, 才能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对于组织形式的选择, 就我国目前的大环境而言, 合伙制应该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最好选择了。但也应该看到, 当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因为法定化的原因而受到限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有更多选择组织形式的自由空间, 这有利于组织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无法建立合理的内部治理机制, 从而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力。 (2) 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研究。在股权结构方面, 张立民 (2004) 指出一股独大最有利于形成集中的权威, 当会计师事务所处于新生和成长期时, 集中体制具有相对的优势。李燕 (2004) 指出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股权结构设置不是以“志同道合”为基础, 未体现出会计师事务所以人为本的行业特点。但胡奕明 (2004) 认为合伙人并不是只有“志同道合”才能走到一起的, 过分强调文化同质可能会导致创新理念的缺乏, 思想僵化、保守。顾奋玲 (2006) 认为, 股权结构直接影响公司制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 只有股权结构合理, 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整体治理结构上, 胡玲丽 (2003) 认为较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治理结构问题, 在选择好代理人的基础上为了赋予其自我监督的积极性以降低代理成本, 应该把会计师事务所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立起来, 同时增强财务透明度。李燕 (2004) 则指出了国内事务所治理结构的诸多问题, 并建议通过加快立法进程、整章建制和依法审批等手段进行应对。丁俊 (2005) 从组织形式、执业质量控制、内部管理制度以及主任会计师四方面专门对国内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了探讨, 而王磊 (2007) 建议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来优化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有关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方面的文献非常多, 但大多集中在一般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尤其是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有关治理结构的研究对象是多元化的, 而会计师事务所相关研究的焦点多集中在合伙人。因此,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结构研究并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有关文献并不是很多, 研究的全面性也比较有限。笔者认为在该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如目前研究会计师事务所治理结构的文献其研究对象基本上集中于合伙人, 但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会有小部分的优秀员工通过努力能够晋升为合伙人, 在研究股权结构的时候需要考虑潜在的合伙人, 会计师事务所有没有使其价值最大化的最佳股权结构, 但同时笔者也认为, 基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特殊性, 后续研究仍然应该将合伙人作为其治理结构研究的基点, 但可以借鉴公司治理研究的方式和经验进行更加广阔而深入的研究。
(二) 会计师事务所软治理
(1) 合伙文化研究。合伙文化建设是会计师事务所缓和内部矛盾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软手段。关于合伙文化建设,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第一, 强调了文化建设中的诚信因素。王棣华 (2004) 认为加强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合伙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诚信建设, 当中领导者的素质是关键。徐泓等 (2005) 指出合伙文化应该以诚信为目标, 而诚信应该渗透到合伙文化的各方面内容。索克明 (2006) 也认为会计师事务所文化建设的核心是诚信。第二, 文化建设要注重国外经验。蒋尧明和宋瑞晰 (2006) 建议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合伙文化, 从国外学习合伙文化。李丹 (2006) 通过分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文化的同质性与差异性, 以期对国内事务所解决兼并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有所启示。此外, 王棣华 (2006) 通过调查研究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认为我国事务所不但可以建立自己的合伙文化, 而且也需要建立合伙文化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壮大。就我国状况来看, 诚信问题仍然是一个倍受关注的大问题, 我国审计市场发展的不成熟, 导致了诚信监督机制极不完善, 这就需要事务所更加注重自身的诚信培养, 当中关键还是人的问题。文化建设应该以会计师事务所高层为切入点, 逐步传导到各个部门各个员工, 高层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培养是重要前提。面对日益开放的市场竞争, 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文化的交融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应该积极借鉴国际知名事务所的文化建设经验,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促进有自身特色的合伙文化的形成, 深化文化治理。 (2) 绩效评价与激励研究。国内文献对此问题的研究点主要包括:第一, 指出问题或提出建议。薛许军等 (2002) 指出将激励效果量化更加有利于考核机制的运行。胡奕明 (2004) 对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机制进行了区别研究, 分别指出了各自的问题。常勋 (2006) 强调会计师事务所的激励机制不能实行股票期权之类的长期激励措施造成了CPA行业严重的人才流失, 这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贾小燕 (2006) 分析了会计师事务所绩效评价的特征, 提出了会计师事务所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而何中兵和李斌 (2008) 则比较了会计师事务所与普通专业服务公司之间在人力资本上的区别, 分析了基于代理与契约理论的传统激励模式的不足且提出了一套以非经济因素为主的扩展激励机制。第二, 平衡计分卡在事务所的运用研究。胡奕明 (2004) 从平衡计分卡的角度考察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绩效指标设计, 发现在设计的科学性与四大所存在差距。汪名友 (2008) 认为BSC在绩效管理上的独特优势将有利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和发展。葛文雷和董明敏 (2006) 构建了适合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平衡计分卡 (BSC) , 并阐述了平衡计分卡的整个设计过程及实施的具体步骤。笔者认为, 会计师事务所没有标准的绩效评价体系, 也不应该有标准的绩效评价体系, 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具体情况不同, 针对会计师事务所设计通用的绩效评价指标意义不大。另外, 虽然会计师事务所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绩效评价和激励机制跟一般企业有很大不同, 但并不能否定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借鉴一般性企业绩效评价和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如上述研究表明, 平衡计分卡的运用不会只是一般盈利性企业的专利, 像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 同样也有运用这一绩效评价方法的可行性, 而且针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绩效评估机制低效的现状, 实行平衡计分卡制度会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如人才流失数量多、流失频率高是会计师事务所的通病, 原因其实就在于激励机制的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的激励机制没有让一般员工看到让人满意的前途, 因此, 借鉴一般性企业的长期激励措施和激励机制笔者认为很有必要。 (3)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人力资本是会计师事务所最重要的资产, 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非常关键的一环。国内相关文献普遍提到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以上的问题, 学者们也提出了多种建议, 包括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制定有效的人才招聘策略、创新合伙人管理模式、树立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理念和战略规划等策略。针对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意见比较多元化。笔者认为, 不同的事务所人力资源机制并不相同, 因此, 各个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坚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考虑的原则而采取不同的措施解决相应的问题;同时,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参照知名的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将适合于事务所本身特点的制度引入使用, 或借鉴其积极意义来进行改进引入, 并结合相关绩效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进行运用, 相信对促进事务所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会计师事务所外部治理
(一) 市场治理
会计师事务所要做大做强, 就需要借助市场促使自身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增加。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实施特定的战略来优化自身的外部形象。实施规模化和品牌塑造战略就是其顺应市场要求而实施的市场层面治理方式。 (1) 规模化研究。在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有必要实施规模化的问题上, 相关文献的观点都基本一致地认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有必要实施规模化。李艳西 (2000) 、赵光宏 (2003) 、刘东方 (2008) 、孙继辉 (2009) 等观点基本一致, 认为面对全球化和国际四大所的挑战,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实施规模化战略是我国独立审计行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内在需求。但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的时机和模式上, 观点不一。在规模化的时机上, 学者普遍对此持谨慎的态度。王静 (2002)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的进程应以是否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为准。谭燕 (2005)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何时选择何种规模化发展模式是其进行交易成本比较后的结果。李志钢和邓亦农 (2006) 认为, 规模化经营有利也有弊, 规模化经营给审计质量控制带来更多的是弱化影响。张艳和钟文胜 (2007) 认为, 应该由声誉机制入手解决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不成正比而没有得到市场认同的问题。在规模化的模式上, 杨勇 (2000) 认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应该通过发展成员所和实施联合兼并等方式实现规模化。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课题组 (2001) 提出了成长方式、扩张方式以及规模化后的管理等不同阶段的规模化战略。赵光宏 (2003) 认为应该从政府、行业组织及会计师事务所自身三方面作出了规模化发展的具体对策。赵婧和王玲 (2006) 强调了事务所的规模化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撮合, 应该理性对待规模效益。 (2) 品牌塑造研究。相关文献指出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塑造存在着的问题。胡华曼 (2004) 认为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机制不健全使得提高品牌知名度手段受限。朱尚华 (2007) 指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现存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业务雷同造成了品牌的缺失。在如何塑造会计师事务所品牌方面, 学者们提出的策略也非常多, 如品牌标志设计、包装、客户传播、参加各类公益活动 (游磊, 2004) ;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运用先进技术, 提高审计质量和执业水平 (廖声华, 2007) ;培育核心竞争力 (朱尚华, 2007) 。姜虹 (2005) 从创立期、成长期、稳定期等周期阶段研究事务所品牌战略。王翠琳 (2007) 认为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某些规条使得事务所的执业水平得不到国际认同, 应该将其去除。尹凤柱 (2007) 认为“形象导向”的战略营销管理理念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从长远、整体的角度去塑造自身品牌。在实证研究方面, 沈小燕 (2008) 通过经验证据证明了减少行政干预来进行品牌塑造的必要性。另外, 由于客户关系管理和营销是塑造品牌形象的一大手段, 因此, 对于这个问题, 国内学者也做了不少研究。崔宏 (2000) 、曾繁荣 (2003) 、李莹 (2007) 等通过不同角度阐述了客户关系管理和营销的必要性。对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治理问题, 笔者认为在我国经济更加国际化的情况下, 我国事务所实施规模化战略的确是必要的, 但应该保持理性。在中国的审计市场, 制度是一个大问题, 由制度衍生出来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会计师事务所如果忽视制度环境的影响而随便实施国际化, 最终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规模化易, 品牌化难”。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最缺的就是良好的声誉, 要实现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真正国际化, 建立声誉机制、进行品牌塑造才是必经之路。
(二) 政府治理
关于政府对会计师事务所治理作用的文献不多, 但从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开始就有相关的研究文献。刘峰和林斌 (2000) 提出, 政府管制并不是不必要的, 关键是如何把握政府管制的度与定位, 让政府管制服从市场, 而不是代替市场, 从而说明政府管制在事务所转型中的作用。徐剑锋 (2005) 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了信誉机制对会计师事务所、被审计企业和政府的影响, 发现政府行为的信誉损失与会计师事务所是否选择灰色交易的概率负相关, 信誉损失大, 就会使政府提高监督效率, 加大惩罚力度, 可以减少会计师事务所的不诚信行为。张奇峰 (2005) 以实证方法研究了政府管制对审计定价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影响, 发现仅靠政府对审计市场供给方的管制并不能为会计师事务所带来市场声誉, 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转向培育市场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齐兴利和袁秋虹 (2008) 从江苏省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现状出发, 剖析制约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原因, 认为不能单凭会计师事务所的自身努力, 也应该考虑借助政府力量积极推动江苏省会计师事务所的做大做强。通过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 关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 诸位学者并没有否定政府管制的作用, 都对政府管制的积极意义做出了肯定, 这说明对于我国这样的有着政府管制传统的国家来说, 彻底地摆脱政府干预并不现实在推进会计师事务所治理机制自身完善的同时, 不能忽略政府管制的积极作用, 而是要借助政府管制的优点, 发挥其对事务所的治理效用。当前会计师事务所的政府治理文献较少,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政府治理的后续研究有不小空间。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 政府管制应当弱化还是应当加强?如众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并不是靠品牌, 而是靠脱钩改制遗漏下来的行政关系, 探讨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层政府背景特征对事务所治理效果的影响也是一个不错的研究方向。如鉴于地方政策法规的不同, 地域类别不同的事务所受到的行政政策干预的方式或者影响程度都可能有所不同, 探讨不同地域类别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方式或效应是否因此而有所不同也是一个不错的研究题材。
三、结语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认同路径
2014年五四和六一期间，习总书记就儿童和青少年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当代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作为高校思政工作者，如何在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接下来工作的重点。在开展教育之前，我们需要全面了解现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模式。
一.现行两种教育模式
自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国内各高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受区域环境、专业特色等影响，各高校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式多样、方法不一。目前，普遍采用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理论灌输”模式；二是“实践教育”模式[4]。侯爽在其研究中指出，第一种教育模式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在课堂中对学生采取灌输或讲授的方式对这些内容进行传递；第三，突出国家、社会和教师在教学内容、标准、规范等方面的权威地位[1]。它的具体形式包括政治理论课教育、政治理论学习和个别辅导三种。与此同时，各高校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还开辟了实践教育模式，依托“第二课堂”和校外“第三课堂”进行补充教育。
袁祖社博士在其《价值观教育范式的价值反思与路径转换》一文中，从灌输性范式和主体性范式的内涵入手，提出了利用主体际性价值观教育实现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相统一的主张。袁博士认为，价值观教育基本范式的转换与嬗变，必将为价值观教育提供新的契机、新的视域与新的借镜[7]。具体嬗变包括：由培养“知识性人才”到生成“主体间性品格的人”，引导价值观教育目的向自我本真性的回归；由“理论教材”走向“鲜活文本”，引导价值观教育内容向“人化——整合”性转变；由“书本世界”走向“生活世界”，引导价值观教育过程由受教育者的经验系统切入；由“脱域机制”走向“全员育人”，引导价值观教育思维向整体性综合化转变。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基本认识
1.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内涵
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查有梁在其所著的《教育模式》的前言中写道：“教育模式就是在教育理论指导下，抓住特点，对教育过程的组织方式作简要概括，以供教育实践选择；或者是对教育经验作概括，抓住特点，得到个别的教育模式，以丰富教育理论。”汪凤炎在其《德化的生活》一书中提到，理想的教育模式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目标明确；二是指导理论科学可靠；三是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操作程序。综合模式及教育模式的概念，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可以定义为：教育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围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内容，为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符合国家价值观、适应时代需求的合格人才所形成的稳定而简明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构理论框架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程序或方式，用以指导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6]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相较而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时间较久，而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研究则始于2007年，两者即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前者的重点是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后者则涵盖了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心理、价值观等方方面面。从理论范畴来看，前者属于后者，但不等同于后者。第二，研究目的不一样。前者从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角度进行研究，目的更明确、更有针对性。
3.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研究
吴起华在其《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着力点》一文中指出，要努力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的路径[5]。他强调，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外在要求内化为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才能成为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之源。他认为，价值观内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与行相统一的过程，必须要将其融入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群过程，渗透到学校建设的各个方面；同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内化为大学生的理想信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构筑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莫诗浦在其《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研究》一文中，则强调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既要激发认同的内在需要，又要优化认同的外在环境，多维度构建起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有效路径[1]。他认为，要实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观认同，以下四个方面尤其重要：第一，尊重与满足大学生发展的利益诉求；第二，给予大学生精神动力和支撑；第三，引导大学生形成价值共鸣；第四，激发大学生价值情感认同。在优化认同的外在环境方面，他认为需要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和网络环境。高校是社会环境产生影响的过渡与中间地带，而公寓是高校环境产生影响的关键地带。
参考文献：
[1]莫诗浦.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总第480期，42-44.
[2]庞娟娟：针对当前寝室文化谈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开展[J].创新教育，148.
[3]王浩宇：寝室文化建设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作用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380-381.
[4]王启明，袁祖社：价值观教育范式的价值反思与路径转换[J].求索，212-214.
[5]吴起华：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着力点[J].教育管理研究，2010年第12期，5-7.
[6]张丁杰，曾贤贵.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构建[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8卷第2期，67-75.
[7]钟添生.西方价值观教育模式对我国当代价值观教育实践的启示.教育前沿网络财富.2008年7月，7-9.
[8]戚万学.冲突与融合——20世纪西方到的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270-273.
[9]Halstead，J.Mark，Taylor，Momica J.Learning and Teaching about Values：a review if recent research[J].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2000，30（2）.
[10]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107.
[11]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