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

论儒家文化（通用8篇）

论儒家文化 篇1

摘要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仁”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品格修养正是体现、完善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常言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说的就是人的修养问题.人生于世,怎样才能和谐相处,怎样才能留芳名于后世,这与人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注重个人修养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善的行为,同时也能使自己的人格得到提升。关键词：儒家 修养 道德

一．儒家文化内涵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二．浅谈儒家文化对人修养的关系

孔子提出了“以德配天”，要遵循仁、义、礼、智、信及“克己复礼”等道德原则，强调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容的、安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倡导人们修成君子以至成贤成圣。孔子还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德治与仁政也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立德和修身是摆在第一位的。修身是方式，立德是目的。立德修身是进行道德修养、完善人品操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孟子提出了内向修养理论，而不是向外找，要坚守自己的良知、本心，做人做事讲原则、讲正气，就能做到“充实而有光辉”，感化别人一道行善，以达到至善的境界。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君子每天都要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和起心动念是否符合天理，如果不修德，就会放纵个人的欲望，就会因迷失自己而堕落。因此，先贤们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迷失的善良本性。每个人都有善恶两种因素，抑恶扬善就要严以律己，绝不能随波逐流。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唤醒人们找回良知本性，使他们回到正道上来。立德修身的要求是做人要诚实守信、正直善良、谦虚忍让，因此，要倡导多读圣贤书，修去个人私欲和一切不正的因素。儒家修持身心所体现的更高人生价值，目的是兼济天下，经国治世，造福于民。历史上的贤德之士都是修身自省的典范。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是古代圣人，他们都是经过严格修身而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同时他们的道德践行又建树了“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功业。使民风淳厚，是人心向善的结果

三．儒家文化对人修养的意义。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儒家文化‘仁’‘仁’谈修养：“独善其身、尊善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品格修养正是体现、完善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面对纷杂的利益世界，面对各种诱惑和矛盾，面对利益和功名的取舍抉择，一个人能否表现出心平气和、神闲气定、坐怀不乱、荣辱不惊的气度和心态，能从容不迫、举重若轻、丝丝入扣、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一切事情，这就是修养问题。

子路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王者于天下，仁矣。”子路问哪五种，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四。儒家文化与做人修养的原则

儒家文化忍让的原则包括利用人性来管理心灵。人皆趋利避害，希望别人赞扬，害怕别人指责。人性的表现是：做错事的人只会怪别人，而不会怪自己，我们自己也如此。因此，当你要批评人时要明白，批评就象家鸽，它总会回来的。当你准备批评、指责别人时，可能会由于为自己辩护的心态作用，被批评的人会返过来指责你的。理解他人就要学会让人他人保住面子，哪怕是孩子。因为生活中每个人都顾及自己的面子。你让他人保住面子，他人就会让你保住尊严。在两人争吵时，回避沉默是最优雅的武器。回避不是怯懦，而是智能，沉默不是无能，而是有心计。面对你的回避和沉默，对方会乱了方寸。因为你反击对方的武器是他感到陌生或意料之外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培养、修炼而来的，真正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水平。但是“自我控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的确很难。

“反求诸已”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立身原则。所谓“反求诸已”，就是“内省”，即反思自我。与人相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的错误责备起来不要像对自己一样严厉，要给予宽谅，那么怨恨就少了。只问自己应对人如何，不要求别人对你如何。人学会控制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因素，就是要有自知之明的精神。通常“知人易，知已难”。人天生具有的自卫心理、竞争心态和荣誉感，因而不敢也不大愿意面对自己的弱点。自知之明是需要坦荡的襟怀和无私的勇气的。所以说，“人贵有自知之明”。道家也提倡“知”，并给“自知”的品格以很高的地位：“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人处世知道无比丰富，是一个蕴藏着许多人生智慧的极为丰富的思想宝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很和睦，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修养的人在一起整天争吵不休，矛盾重重，但每个人都无独立思想，易受他人影响。“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有仁德修养的人很舒泰（度量宽宏、胸襟开阔、光明爽朗）。但态度绝不骄傲；没有仁德修养的人既骄傲又自卑，而且心境也不泰然。对于小人来说，不仅“立人”难，“立已”亦难。“器小易盈”：一个人的成就，永远不会高出他的修养。我认为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l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能更好的体验人生的丰富多彩、享受人生的欢欣愉悦，创造人生的幸福美好从而造福社会造福未来。

论儒家文化 篇2

儒家学说由孔子所创立, 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 儒家的学说简称为儒学, 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 儒家思想的内涵是“仁、义、礼、智、信”, 维护“礼治”, 提倡“德治”, 重视“人治”, 其思想及文化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从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角度进行浅显的分析:仁者爱人、见利思义、克己复礼、知人善任、无信不立。

一、仁者爱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基础,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主旋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将“仁”与企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对之加以新的诠释, 将对企业管理大有裨益。

那么, “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孔子在一次与弟子的对话中就透彻地解释了“仁”的含义:樊迟问什么是仁, 孔子说:“爱人。”简简单单两个字, 孔子就简单而深刻地回答出了“仁”的本质, 即“仁”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平等, 彼此相爱[3]。

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根本。当“仁者爱人”这种精神境界融入到我们的企业管理之中时, 就是指我们应该把员工看做是有理智、有情感、有自尊心的对象, 任何工作都应该以维护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也应该以人的利益为终结点。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 使上下级能够理解沟通同事间能够协作合作。而这也正是人本管理所追求和倡导的, 在企业中, 满足人的需要。

“仁”是儒家伦理哲学的中心范畴与最高道德标准。作为现代企业, 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与知名度, 应树立为国、为民, 服务社会的企业理想, 把仁爱之德施之于人民大众, 真诚友好地对待别的企业或客户, 加强双方的沟通、理解和联系。当受到别的企业的帮助后, 应当铭记不忘, 寻找机会予以报答;当别人有难之时, 追求卓越的企业则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帮其排忧解难。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广大用户的真情厚意, 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 并会得到别人的鼎力支持和悉心关照, 从而促进本企业的蓬勃发展。

二、见利思义

见利思义是中国传统道德处理群己关系的一条基本行为准则, 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义和利, 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资利益的关系问题。义, 一般的是指合乎正义和公益的或公平合宜的道德或举动。利, 则指的是物质利益。见利思义不是一般的反对“利”, 而是指见到利益, 应首先想一想符不符合道义, 该取得可以去取, 不该取得不能占为己有, 即义然后利, 亦即孔子说的“义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俗话说的好:“君子爱财, 取之以道。”[4]作为一家企业, 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应该注重“义”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好未来发展之路, 不断地扩大规模, 成就天地人和的美好明天。

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 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 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单单从企业定义中的“盈利性”三个字, 我们就不难看出盈利还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很多企业见利忘义, 甚至为了牟取暴利铤而走险, 这就有悖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 义与利说到底并无必然对立, 义也是一种利, 作为“公利”的义, 强调一种集体的大义, 社会的大义。即强调应该把整体的利放在首位, 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从长远利益看, “义”其公益行为必能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 使得企业得以长久的发展。在义利观上, 儒家一方面承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 另一方面, 又强调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儒家的义利观, 正确解决了义与利的关系, 对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三、克己复礼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法律制度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 同样一个企业也需要合适的制度加以规范。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选用什么样的规章制度?

“鹦鹉能言, 不离飞鸟;猩猩能言, 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 虽能言, 不亦禽兽之心乎?”即人如果没有礼就和禽兽没有区别。“是故圣人作, 为礼以教人, 使人有礼自知别于禽兽。”[5]

在现代企业里, 我们可以把“复礼”理解为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 “克己”理解为克制自己的主观随意性。而“克己复礼”则是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礼”就是一种规矩, 就是一种行为规范或者制度。几乎没有一个企业是在无制度的情况下实施其管理的。可以说越是成功的企业, 规章制度越是完善。企业的规章制度, 要坚决执行, 无论是谁, 在企业的规章制度下一律平等, 任何人都不能超越于制度之上。儒家的礼制思想认为, 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礼, 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都应该尊礼守法, 才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 国家才可以达到长治久安。

四、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 短短四个字, 看似简单, 实则很难。能知人不易, 能善任更难。就像下棋, 有的人似棋盘上坚韧不拔的“马”, 有些人像勇往直前的“车”, 人们各有各自的特点, 各有各自的道路。通过知人, 明确其是走哪条“道”的, 再将其安排到相应的“岗”上去发挥作用。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要使组织发挥功效, 必先使员工发挥他的专长。所以领导者在用人之前, 必须要了解员工的专长。彼得·杜拉克曾经说过“有效的领导者才能使人发挥其长处”, 他知道人不能以弱点为基础;发挥人的长处, 才是组织唯一的目的;管理者的任务, 即在于运用每一个员工的长处, 作为创造共同绩效的基础。

五、无信不立

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6]。明恩溥的说法虽然有待商榷, 但携款潜逃、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现象的确层出不穷, 豆腐渣工程、地沟油、染色馒头、三聚氢胺、假酒假药等不断冲破伦理道理底线, 甚至威胁到国人的健康或生命安全也在所不惜。所以, 企业信誉体系重建势在必行, 要真正做到“诚招天下商, 誉从信用来”。

中国是文明古国, 礼仪之邦, 历来重视诚实守信的道德修养, “言必信, 行必果”、“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语, 形象地概括出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高贵品质。正所谓“人无信不立, 事无信不成”。诚信是做人的道德底线,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企业要想做大做强, 首先要赢得信誉, 不要光看眼前的蝇头小利, 而要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身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企业良好的信誉不仅企业的市场形象、影响着企业的声誉, 更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只有把好了“信誉”这一关, 才能更好地抓住身边的每一次发展机遇,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 处于不败之地。

六、总结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至今仍然对现代企业文化建立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意义, 儒家的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终目标, 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 强化对人的内外控制。企业要取得成功, 首先要修炼内功, 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品德修养。因此, 现代企业文化可尝试以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为背景, 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 为企业创造价值。我们要把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 现代管理经验结合起来, 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建立起优秀的管理理论, 最终使中国现代企业迅速发展, 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罗争玉.企业的智慧[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

[2]楼宇烈.中国的品格[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9:4.

[3]谭飞.当孔子遇上企业[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9.

[4]于丹.论语感悟[M].上海:中华书局, 2008:3.

[5]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 2010:11.

论儒家文化对武术的浸染 篇3

一、儒家的教化思想对武术礼仪的影响

关于“武”字最早的阐释是《左传》，其记载有：“楚庄王曰：夫文，止戈为武。”说出武不是用于战争，而是为了停止战争，为了自卫，所以也出现了“惠人”、“恕道”、“以德服人”、“不念旧恶”之类的成语，这些无不受到儒家文化“仁和礼”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独立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是一个“说礼”大国，故有“礼仪之邦”之称。武术中华是文化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武术礼仪体现出一位习武者武术上的造诣。儒家传统文化中对礼的教化，可以分别从孔子、孟子、荀子这些儒家文化经典的代表人说起。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所发，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著《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二、儒家文化对武术技术风格的影响

武术是先产生技击，后派生出了套路和功法。技击源于原始人类和大自然做斗争时积累的经验。原始人类之间的战争孕育了中华武术。伴随着社会进程的演进，到了奴隶杜会，武术是作为直接解除对手战斗力而采取的致残甚至杀死对手的手段而存在的，这时武术的技术风格主要讲究“一狠、二毒、三功夫”。而“狠毒”二字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原始武术技术以搏杀为目的的刚健雄勇之美。当时的人们处于野蛮和蒙昧的阶段，原始的武术体现出了肉弱强食的生存之道，缺乏人文的教化的背景。

（一）武术的“内外合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一体，视整个宇宙为系统的有机统一。这些都受到儒家文化“仁、礼”的教化，习武者对自身品德、修养、心态、意志的修炼，称为内修，为内壮，骨骼肌肉的强健为外壮，习武者需要的是内外兼修，才是一个合格的武者。

当然这里所说的“内”是心、神、意等内在的心志活动和气息的运行，“外”是手、眼、身、步等外在的形体活动，中华传统武术将内与外、形与神相互联系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一”的武术风格，最终形成了中华特色的武术文化。

（二）武术的“形神兼备”

形神兼备，原指书法和雕塑绘画作品不但有美妙的形态且有神韵。武术也具有艺术品般的美感。习武之人讲究的是精、气、神，同时对手、眼、身、步等形体动作要求规范，强调意象思维和主观“体悟”，以及对动作演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节奏及风格的追求。这种特有的对艺术美感及特点的不断强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武术“形神兼备”的技术风格的最终确认。

在中华传统武术中，我们也常常借用自然界的各种景象或动物的不同姿态比喻武术动作，比如“五禽戏”以模仿虎、鹿、猿、熊、鹤（鸟）五种动物的形态和神态，还有鹰爪、猴拳、蛇手这些形神兼备，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为目的的健身方法，都体现出了“形神兼备”的特点。

三、儒家文化对武德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武术的影响是很大的。以仁慈、忠厚、善良、爱心等为内容的传统武术武德，渊源于儒家“德”的思想。武德就是武术的道德。现代职业也常说注重职业道德，可见做事首要讲道德。武德是武术的核心内容。对于传统武术而言，高深的武术技艺和品德修养对促进习武者人格力量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儒家文化思想渗透于中国传统武术教育中，将和谐观念也纳入其中，告诫习武之人要和谐共处，门派之间少些争斗，互利共生，这样也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个精神寄托。

（一）仁者爱人

在传统武德内容中，仁是最重要的。“仁”又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中国传统武术一直也是以“仁”为本，重义轻利。武林中流传“八不打”：不打太阳、不打对心锁口、不打中心两闭、不打两肋太极、不打两肾对心、不打两耳弱风、不打海底撩阴、不打尾闾风府。这些都是人体要害。江湖规矩的八不打无不体现了“仁”字，仁者爱人。

古代武林人士也是多将自己的宗旨靠拢于儒家伦理思想，效仿古代仁者作风与为“仁”之道，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武林素有少林、武当名门正派的说法，不乱以武力欺负人拔刀相助之类的成语也常听说，所以电视剧中常常见到武林盟主也都由有德行的人担任。

（二）爱国尊师

儒家文化提倡“忠孝”二字，孔子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臣民爱君王、爱国家为“忠”，子女爱父母为“孝”。而忠孝观念反映到中国传统武术中，便体现为“忠君爱国，尊师重道”的体育道德观。

体现“忠孝”二字古往今来例子不少，如古代荆轲、少林十三棍僧，近代武林高手霍元甲、大刀王五等无不以奔赴国难，救国救民为己任。他们身上都表现了习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传统武术的传承往往是只传内不传外，逐渐形成了血缘关系的武术传承路径。徒弟对待师傅就像对待父亲一样，尊师则更有句名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三）克己自强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做人须谨慎从事，不断完善自己，并且严格要求自己，这些思想在中华武术文化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习武者更要不断地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

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句放在武术界则是，为人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自强不息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

四、结语

武术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武术在儒家思想的滋养下，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精髓的吸收和借鉴，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百年来中华武术不知造就了多少武林中的谦谦君子，即使是一些未曾读书的习武之人，也是“与士大夫谈论，则蕴藉可喜，了不见其为粗人也”，中华武技因此得以发扬光大。

（编辑/张震）

论儒家文化 篇4

哲学学院2009300010055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儒家伦理文化合理内核的有效汲取，对于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具

有积极作用。这些合理内核，一是儒家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二是儒家在人伦关系上推崇

相互协调的和睦交往，三是儒家在义利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伦理观；传统文化；和谐文化建设

建设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目前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而进行的文化继承与创新发展的活动，我国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经深深地融人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和重要价值取向。所以构建和谐文化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在世界各个民族发展史上，只有中华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源远流长，这充分说明了华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丰富而广博的历史文化资源。只有深刻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在历史提供的高起点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和谐文化。要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容，取其合理的思想内核，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得以新生。而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儒家伦理文化合理内核的有效汲取，对于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就此略抒浅见。

一、儒家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及其意义

儒家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词与期待上。儒家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这种修养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已修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而这种修养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

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这种道德自我正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儒家所谓的“为己”“成己”的道德理念，其内在旨趣不外是在人格上达到理想的境界，而儒家的价值理想，也最终落实到人格理想上。

儒家把修己、养身看作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在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中，既含系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又含道德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El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宪问》)“躬自身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要求自己而不强求别人的精神，是注重人的主体道德的自觉表现。一个有仁德的人。不怨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惭愧自己没有能力，着急自己不了解别人。这里体现了孔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也就是这种“修己慎独”的修养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当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进而人们提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秩序、诚信的职业操守等更高的要求，希望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在精神需求和文化修养上更加和谐。而现实上，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

上也呈现出了一些不足的问题，如不讲公德、缺乏正义、不重视公平、友情和亲情的弱化，甚至出现了“见死不救”的现象等，这种行为和事情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这给和谐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带来了压力。而儒家道德文化理念上的“修己慎独”的人格追求，正是为这些挑战和压力“排忧解难”。而这种途径的理论支撑点就是儒家的“修己慎独”的人格追求，这种人格追求强调个人的内心道德自觉，注重“内省～慎独”的人格修养。作为人们基本道德底线和道德规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和借鉴价值，从而也有利于和谐文化的建设。

二、儒家在人伦关系上推崇相互协调的和睦交往及其意义

在人伦关系上，儒家重人与人之问的伦理关系，如果我们扬弃其注重等级名分的糟粕，那么，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原则可以说就是提倡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原则。儒家认为，人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中，人只有在相互交往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儒家提倡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交往，“礼尚往来”。而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仁”，“仁”的根本是孝悌之德。其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由此形成了一种浓烈的家庭亲情，对家庭的稳固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有了所谓的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也就是“仁”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儒家认为“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其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要爱己及人，利己利人，不能不说这中间蕴含着人与人之间互助的内涵。由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既出现了无数孝子慈父，仁兄贤弟，也培养了许多为民请命、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由于条件、背景等各种要素差异的原因，使得各个阶层、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因此，建立融洽相处的社会风尚，不仅需要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健全的法律调解机制，还需要伦理文化的引导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而儒家在人伦关系上所推崇的相互协调及和睦交往正能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调节人们在处理人己关系时“能近取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欲望和要求，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帮助他人，这样人们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学会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腾文公上》)“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使人们能安老怀少，有责任地为家庭、朋友、社会而去把住自己的言行，从而以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的井然有序的社会。

总之，儒家推崇的相互协调的和睦相处能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来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去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去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处事准则，在处理利益关系和各种矛盾时，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

三、儒家在义利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及其意义

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取向。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内容十分复杂，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才是传统义利观的内容和合理内核，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传统美德。辨析义利是儒家的重要特点，而儒家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又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儒家的思想中，“义”即道义，也就是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利”指利益，又指功利或功效，通常指个人利益、私利。【1】而在义利孰轻孰重上，儒家以义作为当然之则，“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荀子·荣辱》)孟子要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

子·荣辱》)孟子要求“先义后利”，针对这一观点，他表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

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义”的内在价值，当然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即使圣_人，也不能完全不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二程集》第396页)不过，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之下。相对于义，利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遵循“先义后利”的原则。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儒家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这种境界给人以正面的价值取向，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当前，由于功利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糟粕的影响，一些人们受到“利”的驱动而做出了一些丧失道德的事，如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豆腐渣工程，有的为了遗产、家产而使父子、兄弟相互残杀，有的为了一己之利而使朋友反目成仇等等。一般说来，求利是无可厚非的，也能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惟利是图、见义忘义、损人利己，那么会败坏社会的风气，破坏社会秩序。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必须要招致他人的怨恨，产生不和谐的因素。然而，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能对此起到抑制作用。儒家主张在合乎道义原则的指导下，采取适宜合理的方式去取利；在义利发生矛盾时能够“以义为质”、“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在谋利中不失义，以保证社会秩序健康有序地发展，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对于和谐文化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1994年10月5日召开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

韵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孔子及其儒家给予评价中说：“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2】由此可见，儒家的伦理观，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在价值的意义上形成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在它的熏陶下，圣人们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以先义后利为准则来修身治平。这种伦理思想贯穿了传统文化的始末，支配了中华思想界几千年，影响极其深远。当然，无论哪家思想，哪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笔者主张儒家在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得以复兴，而不是复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用批判的眼光去继承和发扬，为当代中华和谐文化找到重要的源头活水。

总之，儒家伦理观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在人伦关系上推崇相互协调的和睦交往，在义利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与当代具有共时性价值的一面，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苗润田．。放于利而行多怨”—— 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J]．哲学研究2007(4)．

儒家文化 篇5

我天生就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人，“对于儒家文化”既熟悉又陌生，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与“儒家文化”打交道：“礼、义、廉、耻、仁、爱、忠、孝”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但我又对之知之甚少，因而也充满了好奇，选这门课程可以说是一个求知者对知识的一种渴望的追求吧！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里面有许许多多奇异的东西：有现实的物质，又有很抽象的理论，从人生的降临到死亡，从新事物的诞生到灭亡，她都有概括。而“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五千年兴而不衰，之所以能保持生命力，就在于它探讨的是一些永恒的问题。从古到今人们总是能从“儒家文化”中挖掘出对国家和个人生存和发展指导意义：儒家文化所传授给我们的道理，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促使我们去探讨和思索一些客观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性问题、个人所遇到的社会和日常生活中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从而帮助我们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进而以有效的方式去解决现实中遇到和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它们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也正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存在，中国自古到今被誉为“礼仪之帮”。

张老师讲课自有他的一套，时时刻刻体现着一种谦虚，或者是羞涩吧。也许从老子开始，每一个有着渊博知识的人在给他的学生授课时都是抱着一种谦虚和谨慎吧！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个钻研“儒家文化”的学者在孜孜不倦的过程中所熏陶出来的一种修养吧！一个人能把他所学的知识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可以说是一种境界，或者用老师的“儒”字三态学术说是到了“气态”的境界，至少是“液态”。他不仅将儒家文化“引导自己”，而且还将儒家文化用来“指导言行”——他自己的学生，包括他自己。“欲让他人为之，必己先为之”这也许是儒家文化传播者的为师之道了。

作为一个儒家文化学者，他创立的“儒”字三态学说，可以说是对事物的高度概括总结，它涵盖了物质的起源到灭亡再到起源的全部时期，人从诞生到求知为人，生老病死。就像太极八卦的阴阳相互转化一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可生阳阳可生阴。人诞生于气态，先有气息，再到液态，生出血液、体液，然后到固态，骨肉皮筋爪，形成婴儿。在倒回来，由固态的婴儿，依靠自己，立足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下过渡到液态，准备过河：下水、下海，去闯荡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最终到达最高态——气态，建功立业、成人！

从婴儿的呱呱坠地到成人的建功立业，人的出世入世，学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而儒家文化注重教导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

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即就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

然而儒家文化教我们的不仅仅是学会做人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基本价值观。它还指导人们如何去看待生活，如何处世、处事。人要有“乐”的旷达：“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举杯邀友共饮黄河之水天上来。人要有“信”独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他人笑我太疯狂，我笑他人看不穿”。人要有“学”的谦虚： “学然后知不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要有 “志”的抱负：艰苦努力，矢志不移，向自己的理想前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

学以致用才是真正的学者，学不只要在课本上学，还要在生活中学，在社会上学所理解、感悟，强化自己的身心素质。让自己在学习、生活中加深体会，验证自己的能力，并决定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和进取目标。建功立业，以己之学授人以渔，太极无形而运用之于有形，此也算是一种境界了。

学者之路漫漫，成人难，成大人更难。儒家之大，大家之儒，二者兼得可谓之“儒家之道”！大人也！

课程评价：

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 篇6

作者：《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8日 11版）

演讲人：陈云良

演讲地点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

冷静对待儒家文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然而，我们在什么样的地基上建造法治中国大厦？我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土壤和法治精神是相生还是相克？儒家的德治能否转换成现代法治？这些基础性命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对形成超稳定的治理结构功不可没，其中不乏可以扬弃的因子。儒家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是一套文化体系，也是一套治理体系。封建制度下的臣民被无所不在的儒家伦理结构在家与国之中，所谓“不知礼，无以立”。儒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儒家文化的产生与维系反过来又固化了农耕文明，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就是为何中国古代虽然不乏有才有智之士，亦不乏技术和理论上的创举，却无法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然而，由儒家文化的封闭性所固化着的农耕文明在全球的工业化浪潮中并不能“独善其身”。一百多年前，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之下，国人的意识逐渐清醒，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率先睁眼看世界，在引介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对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基因的传统文化不断予以反思和批判，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拥护德先生”等等就是那一时期所普遍倡导的观念。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倡导，在解放国人被束缚几千年之久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治理体系输入了新鲜血液，中国由此逐步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然而，百年以后，在我们走向市场经济，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面对信用缺失、纲纪崩坏、吏治腐败的问题，不断有声音呼吁要重回儒家伦理，承袭儒家伦理中的精华以化解当前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还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服从意识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守法观念。追本溯源，这实质就是儒家的“德治”、“礼治”在现代的翻版，与法治是格格不入的。以等级观念、服从意识的压制型伦理所塑造的守法观念并不是现代法治所需要的，秉持这种守法观念的公民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而只是顺民乃至臣民。

有观点认为，在挖掘和倡导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作用时，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尝试将对儒家文化的讨论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儒家的礼可以矫正社会的无德，儒家的仁可以纠正社会的无信。不少学者建议重塑乡贤文化来解决当前乡村治理的失范和混乱，不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乡村法治模式。儒家对于家庭和教育的重视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资源，也是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美德。不过，儒学所固守的儒家伦理无论怎样限定，在本质上都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都是源于封建专制的人治文化。法治中国的建设固然离不开对本土资源的挖掘，但不假思索地将儒家伦理当中背离法治精神的传统贯穿于法治文化的培育之中，则毫无疑问是南辕北辙，试图在儒家文化中透析出法治的本土资源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等级观念滋生权力腐败

三纲五常是儒家文化的基本骨架，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三纲五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乃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等级伦理可谓是儒家文化中的构架性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皆禁锢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中，同时也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异化和扭曲。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要求臣子尽片面的忠、孝绝对义务，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人权、自由、理性等观念都因等级伦理的压制无法破土而出。即使像诸葛亮这样绝对聪明之人也摆脱不了这种迂腐的等级伦理，忠心侍奉傻子阿斗。曾国藩这样的近“圣”之人在明察慈禧的昏淫之后，仍然摆脱不了愚忠思想束缚，弃正义不顾，从为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命中求得人生的满足。可以说，等级伦理作为封建社会权义分配的基本逻辑，是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长盛不衰的深刻根源。

虽然等级观念作为一种腐朽落后的伦理观念，自“五四”以降就一直遭受无情的鞭挞，但等级伦理至今依然没有从我们的文化结构中清除干净，国人的身体中依然流淌着等级伦理的血液。在权力运行场域中，人们在行为选择方面首要考量的多数是上级的“意思”，而有意无意忽视了法治所应有的正义、公平，以至察言观色的能力甚至成为官场晋升的重要资本。那些敢于坚持己见、仗义执言的人往往会逐渐被边缘化，成为社会“异类”，在“劣胜优汰”的官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官本位、权力本位早已成为社会实现平等、自由、正义与法治的掣肘。权力腐败现象在等级社会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即使当年朱元璋“剥皮实草”的峻法酷政也未能在反贪肃腐方面取得成功。之所以如此，乃因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构建了权力腐败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必然呈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绝对化的权力反过来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使其成为人们心理结构中超稳定系统，对权力腐败，人们因心理定式的驾驭不愿或不敢出面制止，使其得不到有效的社会制约。中国世俗社会制约腐败的民间力量十分弱小，民治基础极端薄弱；社会制约力的软弱又进一步使权力呈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解殆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等级伦理加上儒家文化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伦理，为了保全自己，为了自己的升迁，对于来自上面的恶，人们被迫放弃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忍“恶”负重。权力在等级伦理中逐渐异化成牟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那么多“老虎苍蝇”不断落马，足以证明权力异化有多严重。权力失范当然有制度上的成因，但更为深刻的文化基因是等级伦理。等级观念、服从意识不仅不会形成法律的普遍遵守，反而会造成对违法行为的姑息和迁就，“老虎”们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上行下效，最终导致法律的普遍无效。而且儒家文化中的服从，是对具体权力的服从，它只习惯服膺于人的肉体，服膺于具体的对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不是服膺于抽象的规则、无形的法律。由是，实践中不少党政负责人歪曲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领导狭隘地理解为对党政一把手的无条件服从，将合理的反对意见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不讲政治”。党的领导权被异化成某些党政负责人把控话语权、谋取个人私利的挡箭牌。

宗法意识消解规范理性

宗法意识担负的是秩序建构职能，是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至今仍然是世俗社会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对民间百姓的慑服作用在许多时空层面上要超过国家法。国家法，尤其是建构性的国家法未必能够深入民心，成为人民的普遍信仰。但宗法意识几千年前却已融入民间百姓的行为举止之中，其民间影响力远非国家法可比。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宗法意识在实现社会秩序建构的同时，又牢牢抑制法治的生长，可以说宗法意识是儒家伦理化和消解法治精神的最主要因素。宗法意识对法治建设的阻碍作用甚至要远远超过等级观念。儒家传统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尤其是子女应绝对孝顺父母，“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但儒家传统中以忠、孝、义、顺等为基础构造的宗法伦理是一种片面化甚至极端化的行为规范。宗法伦理所要维护的主要并非公平、正义，而是权力秩序的稳定，哪怕是一种压制型的畸形稳定。这种观念环境下无法自然生成公平、正义之法治精神，在当今社会还会抑制国家法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作用，阻滞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展开。

宗法意识的作用机制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生长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的基本品性。正因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就显得相当封闭，自然经济主体的经济交往关系也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渐次向外扩展，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作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习惯，宗法意识也以上述交往形态为核心表征。宗法意识从孝出发，以孝推出悌，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正是目前我党严格禁止的“圈子文化”，宗法意识就是圈子文化的内在基因。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把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差序格局，他说：“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全在同一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入这个圈子。宗法意识是其引力波。以各种“宗法关系”为纽带搭建的“圈子”成为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圈内部，法治形同虚设；在利益圈外部，法治则会遭遇来自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所以，在国家致力维护股市稳定时，利益集团竟然敢于践踏一切法律规则，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做空。

以各种“关系”为纽带搭建的“圈子”成为一个个利益共同体，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生成的熟人社会规则在当今社会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大家在办事的时候首先是要托熟人、找关系，人情大于王法，反而将制度规范置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令计划热衷于搞小圈子，其实就是要在法律之外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益集团，将法律屏蔽于圈子之外，使得权力的滥用失去法律约束。其成员在圈子里肆无忌惮，胆大妄为。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常见于各种场合的老乡派系，都不过是宗法伦理的放大与外化。不要怪我们的律师把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而是宗法伦理这张大网实在太坚韧，太大了，无人能逃避。150多年前，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留下了一句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宗法伦理衍生出来的各种“关系”、“圈子”无疑还是将人们固化于特定的身份之中，以身份而非以契约作为社会交往的纽带。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逐渐被宗法伦理化约于无形，可以说，根源于宗法意识的“关系”严重冲击了规范理性。国家法所蕴含的规范理性难以经由法律的实施融入个体行为决策之中，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文明建设也就难以取得突破。新的党纪条例禁止党员干部搞同学会、老乡会，追求的是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摧毁的就是横亘在法治大道上的宗法伦理。

和合伦理化约法治精神

如果将等级伦理与宗法伦理作为儒家文化的糟粕予以批判尚能够被接受的话，那将和合伦理也作为批判对象似乎显得有些不近人情，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和”有着特殊的情怀。《中庸》有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吕氏春秋》则曰：“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历代学问家都将“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湛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热潮中，我们更是容易对和合伦理不加反思地全盘继受。从现实图景来看，和合伦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但也消解着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和则忍，忍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由于一味追求“和为贵”，培育了人们“忍为尚”的消极容忍心态。因为和合文化的熏陶，人们习惯于消极退让，有理让三分，耻于面对面的权利相争、干戈相向，不习惯对簿公堂，具有浓厚的厌讼情结。更为严重的是，对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扫各自门前雪。人们为了求得自身的平和，容忍和放纵犯罪，放弃正义、公平和良知。和合伦理之下，法律之于违法犯罪者，犹如用丝线来绑老虎。容忍甚至麻木的社会心态是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温床。更加严重的是，在和合伦理下，人们容易形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客心态，甘当和事佬，进而缺乏对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应有关注。而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意识的觉醒，如果人们总是将自己脱离公共场域，公民意识和法治社会必然持续难产。

和合伦理反映到司法上，则是司法者过分偏重息事宁人，而不注意化解矛盾，不注重处理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在司法制度建设中，不少学者还试图从和合伦理中寻找调解制度的传统文化资源，认为“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仅对封建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功能，而且对当代民事诉讼法的建设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大调解一度有取代裁判之势。审判成了和稀泥，法官成了“泥瓦工”。秋菊要讨个说法无奈而不得。我们不否认和合伦理对调解制度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也不否认调解制度对定纷止争和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意义，但我们要反思的是和合伦理与调解制度真的符合法治精神吗？和合伦理真的能孕育和谐社会吗？“一让两有，一争两丑”，和合伦理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试图以静制动，以善制恶，以对私利的妥协来换取社会交往中的平和，并以此来构建社会秩序。而法治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个体权利的肯定来抑制他恶，由表及里，通过权利的对抗来构建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性格不是“和”，而是“分”：通过权力分工来实现分权制衡；通过当事人分庭抗礼的抗辩式诉讼来实现公平正义；通过立法实现权利分配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只有在“分”的文化当中才能厘清各自的权义边界，只有在“分”的环境中才能让各自的权利义务得到有效实现，只有在“分”的制度中才能让侵权弃义的行为得到应有惩罚。和合伦理作为儒家传统，在个人道德领域、人与人交往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社会层面过分强调和合伦理则会抹杀法治的基本性格，无法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合同（契约社会）只能通过先君子后小人的程序才能签订，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法庭的分庭抗礼才能达成。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启蒙

植被需要适当的土壤和气候才能成活，法治也只有在相合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建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在此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必然会逾淮为枳，发生错乱与迷失。以等级观念、宗法意识与和合伦理为内核的儒家文化总体上腐蚀法治精神，严重阻碍人们法治信仰的养成。要加快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必须进行文化启蒙，改良传统，培养法治文化，形成信仰法治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启蒙依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题。孙中山先生也曾认为中国实行宪政首先要进行文化启蒙与改良，要有一“训政时期”，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我国人民之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他在公布《建国方略》的宣言中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西人也同样肯定文化对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习俗、习惯是美国民主制度取得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文化起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很多人热忱有余而理性不足，在不反思和解决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相克之处的前提下不加批判地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张。严复先生曾言，“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如果潜藏于人们意识深处的这些落后的儒家文化不被改良，法治中国的建设就很难走上正确的轨道，并时时受到羁绊。

磨刀不误砍柴工，培育法治意识，形成全民守法的局面的当务之急不是简单地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当前，一方面需要借助儒家文化合理元素重塑和提升个人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理顺和重构社会秩序，为社会注入活力，这就需要改造我们的基因，进行法治文化的启蒙，形成一套法律至上，唯公平、正义、权利至尊的伦理道德，涤除我们血液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改良和合伦理。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法治启蒙和文化改良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思想再造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西欧的法治社会是在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自15世纪初期到17世纪末期，经过了近300年的历史。可见，撼山易，撼秉性之难。因此，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法治建设的艰巨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法治启蒙和文化改良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活动、党风廉政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的主体内容就是对传统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彻底剔除。首先在党内养成法治意识，从上至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文化启蒙和改良的主体是人民，法治的本质在于民治。依法治国必须要靠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到法律的执行与实施中来。民治不兴，法治难成，千百年来的理论演绎证明了这一点，当今社会活生生的现实亦给我们同样的启示。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紧紧围绕人民，聚合人民的力量来培育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

论儒家文化 篇7

众所周知, 中国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 认为中国传统人性论是以“性善论”为核心, 产生的是“乐感文化”, 而基督教传统人性论是以“原罪”观念为核心, 造成的是“罪感文化”, 这二者是互不相容, 完全对立的。[1]对此说法, 笔者不置可否, 毕竟,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 自孟子提出“人性之善”后, 几千年来, 儒家学说尽管有其发展和演变, 但始终坚持着人性本善的倾向。基督教中《旧约》的开篇之作《创世记》记载着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了亚当, 然而, 亚当和夏娃, 不顾上帝的叮嘱, 禁不住蛇的诱惑, 偷食了智慧果, 被逐出了伊甸园, 从此, 人类就有了原罪, 罪恶也随之而成为了人的本性。不过, 说“二者是互不相容, 完全对立”, 倒不敢苟同。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 即人的本性由天所命, 人性的最终源泉是天;《孟子》说“ 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非由外砾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善是人天生的, 本来就有的;而基督教之原罪又何来?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人身上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 而上帝又是全能全善的, 也就是说, 人最先天的本质也还是善的。不过, 亚当始祖这一行为偏离了上帝, 远离了身上的善, 他所犯下的罪过, 也随着生殖行为, 传给了子孙后代, 成为了人类的原罪, 代代相传, 罪恶随之成为了人的本性。

因此, 不管是儒家的“人性本善”, 还是基督教的“原罪说”, 都说明了人最初的原始状态是善, 而且, 他们都有追求善的倾向。那么, 人既然都是善的, 为什么社会还是出现了各种恶劣行径呢?

二、儒家:善—知善—至善

儒家的荀子, 曾也提出了“性本恶”, 在《性恶》中说道“今人之性, 生而好利焉;顺是, 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 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 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不过, 孟子以其“善端”二字, 即可驳回荀子的性恶论, 因为, 孟子是从人生存的起点而论, 人的本心是善的;荀子是从人生存的现象而论, 人的欲望引起了恶。于孟子而言, 人之所以作恶, 是因为后天致使本心的迷失, 只要顺从本性, 就能重归于善, 因此, 后来到了宋朝就有“存天理, 灭人欲”之说, 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修养, 加强道德素质才能激发人性善端, 恢复善。

儒家的善, 依赖自我修养的力量, 借助“仁”“礼”“信”来提升道德素质, 挖掘“善”。“为仁由己”就是说修养自身道德, 主要是依靠自己, 提高自身的修养,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我欲仁, 斯仁至矣”, 只要想要仁, 就一定可实现仁, 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和修炼成仁。而“仁”达成的最高境界是“圣人”, 也就是“至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得以修身养性, 然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衡量善与恶的标准成为了人是否符合天道, 是否做到心系家、国与天下, 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以圣人为承载点的这种善, 是现世的, 有限的, 不是超越一切有限善之上的至善。

三、基督教:原罪—赎罪—圆善

基督教认为人是从一个全善的状态堕落成一个罪人, 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教父奥古斯丁把人的本性分为原始本性和堕落本性, 并认为原始本性是向善的。但是, 堕落之后, 原始本性失去了力量, 只能作恶, 或者说具有了作恶的本能, 人类即便有向善倾向却也无力向善;马丁路德甚至认为, 堕落之后, 人的本性已经败坏, 依靠人的本性是无法向善的。因而, “只有惟一的、真正的、幸福的上帝是不变的, ”只有上帝, 信仰上帝, 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带领人们摆脱罪恶, 走向善。

基督教的善, 倚靠上帝的爱, 借助“信”“望”“爱”, 为自己的罪忏悔, 渴望被拯救, 接近善。马丁路德有一种“因信称义”的说法, 称”字, 指的是人在善恶问题上放弃了判断权, 而由上帝来行使判断者的权力, 人放弃自己的一切意志, 把所有的都交给上帝。于是, 一个人是否为善义就不是罪人自己的事情, 而是上帝的事情。罪人之善恶乃是上帝说了算。上帝才是善恶的判断者。[2]“我们得救了, 我们乃是因为希望而得救, 乃是因为希望而得幸福”, 他们信仰上帝, 相信只要实践最高的道德, 然后上帝会配以相应的幸福, 不过, 这种幸福并不在今生而在来世, 由上帝决定, 是凡人所达不到的, 也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 只能属于信仰。以上帝为最高点的这种善, 是彼岸, 无限, 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可以称为圆善。

因此, 儒家在人性善恶问题上, 走得是一种“善——知善——至善”的模式, 起点是善, 终点也是善;基督教是“原罪——赎罪——圆善”的模式, 起点为恶败坏了善, 终点是无限接近善。两者在原则上, 笔者不好评论谁好谁坏, 但是人有一个善的终极目标是需要的, 人有一种忏悔赎罪意识也是必要的。

摘要：人性善恶论一直为世人争论不休, 笔者于此不是重在证明人性是善还是恶, 而是以儒家的“性善论”, 基督教的“原罪说”为基点, 从人性的最初来源, 及其发展过程, 找出儒家和基督教在人性论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关键词：人性,性善,原罪

参考文献

[1]何光沪:《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宗教哲学人性论的相通》, 载《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论儒家文化 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道德；韩国；影响

两千年前，我国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传入至朝鲜半岛，而后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地完善与发展。在韩国人们心中，传统的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影响着韩国的现代化的建设进程，更塑造着韩国人们思想观念以及伦理道德[1]。

一、影响韩国的现代化

上个世纪，韩国在经济方面获得飞速发展，成为亚洲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家。探究其原因可以发现，韩国人们的现代化意识是基于儒家精神而形成的，其中，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如：第一，中央集权的政治观念；第二，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念；第三，重农抑商的观念等，影响着韩国的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 ，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可以快速地调动与集中全国的资源；就忠孝观念而言，可以培养韩国人的奉献精神以及集体观念；就重农抑商而言，虽然与韩国社会发展存在不同，但是韩国人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相互结合，找到两者之间存在的结合点。

儒家文化中所提倡的价值观念，成为韩国社会的重要道德标准，要求人们树立起集体观念，个人的利益得失应当服从于社会共同利益，推动韩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其中，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提倡勤俭节约以及爱国敬业等精神，推动韩国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此外，韩国非常重视对人才的挖掘与开发，与儒家文化中所提倡的尚贤重教的传统存在紧密联系。儒家文化中非常推崇和谐、诚实守信等道德伦理观念，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可以促使社会交易成本的下降[2]。

二、影响韩国的思想教育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传入韩国之后，对韩国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传承与发展，韩国的中小学乃至大学都非常推崇学习儒家思想，在传播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塑造出韩国民族精神其中，儒家文化传统便融入至中学的道德教育中具体表现在，要求学生可以遵循孝道，尊敬自己的父母师长，友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团结自己的同学，以和善的态度与他人相互，此外，儒家文化还走入韩国的大学课堂，在培养韩国大学生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韩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输送优秀人才，在经历亚洲金融风暴之中，韩国制定文化立国的发展方针，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地挖掘，在现代生活中融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此外，韩国每一年都会举办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活动，在韩国社会范围内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3]。

三、影响韩国的社会伦理道德

儒家文化对个人的生活行为规范具有重要影响，影响着韩国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现阶段，优秀的儒家文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的国民精神，儒教在韩国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韩国依旧较为重视传统文化，属于一个血缘主义较重的社会。目前，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社会道德原则的重要标准，充分地展现在韩国的社会家庭中。韩国的家庭文化中非常重视孔子所推崇的礼节与孝道。通过观察韩国人们的家庭民俗，可以窥见礼孝观念对韩国家庭的影响，可以抵制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如：父家长制依然存在于韩国社会之中，每逢父亲节与母亲节，学校都会要求小到小学生、大到大学生向父母奉上节日的礼品。如若家庭成员比较忙于工作，但是家庭小型的聚会依然非常重要，例如：韩国非常重视周末团圆，以及全家商议大事以及举行过节祭祀活动等。

此外，在处理夫妻关系时，要求夫妻双方可以和睦相处。社会非常崇尚父慈子孝的良好风气，对稳定社会、促进家庭和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应当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不仅要敬爱长辈，更要服从上级。在面对长辈时，不可以在其面前吸烟。而且在喝酒时，只有获得对方的允许之后，才可以背过脸喝酒，且要敬爱自己的师哥、师姐，关心自己的后辈，恰当地处理好亲友邻里的关系，进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4]。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韩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韩国在继承与发扬儒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积累众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进行挖掘，继承与发展优秀的部分，使其可以绽放出更加瑰丽璀璨的光芒，为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1]蒲星光.儒家文化道德对韩国的深远影响[J].东北亚论坛，2005，06：94-96+99.

[2]郑凤霞，张顺兴.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62-66.

[3]黄英，张婷，胡欣怡，肖体仁.中韩在儒家文化传承方面的差异探析——以韩国家庭伦理剧为例[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09：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