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孔子政治思想

论语中孔子政治思想（推荐8篇）

论语中孔子政治思想 篇1

论文提要：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通观《论语》，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四者相联系，“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领导阶层的素质提高是“德治”、“仁”和“礼”具体实施的前提。

一、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二、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复文武时代的统一局面，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以下四点内容。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层。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层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须首先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一定的成绩，否则就无法领导下层的民众。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层，即“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这里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分别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第二层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②]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领导者。“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③]，这里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则指被领导者。而大部分时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这两层含意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认为领导者就必须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我们在读《论语》的过程中细细斟酌。

那么，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须“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其次，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担忧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⑧] 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季康子还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诉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并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虽然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2]孔子认为“信”是治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认为，如果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经陪着老师孔子到卫国去，孔子说：“庶矣哉１冉有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大都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法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见，“仁”是离我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仔细品读《论语》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孔子的“仁”，这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学也”[17]。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精彩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3]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别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法，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设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岗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

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体位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１[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１[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将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四大块：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领导民众，而不是让像季康子那样的人居于领导岗位；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而不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反对越礼的行为。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而且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

孔子虽然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世子孙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应当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并予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①]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③]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④]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⑤]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⑥]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⑦]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⑧]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⑨]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⑩]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1] 《论语·为政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2]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1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4]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15]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16]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17] 《论语·述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8]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19]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2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1]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2] 《论语·阳货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23] 同上。

[24] 《论语·雍也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25]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26]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27]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新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538页。

[28]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9]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30] 《论语·泰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31]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32]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33]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4] 《论语·子路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35]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36] 《论语·八佾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37] 《论语·学而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8]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39] 《论语·季氏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40] 《论语·颜渊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41] 《论语·宪问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论语中孔子政治思想 篇2

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就不得不从德育开始, 道德教育简称德育。道德教育, 是生活在现实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有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的人们, 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 对受教育者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的一种活动, 是道德要求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儒家的德育思想成果, 是我国优秀德育成果的主体部分, 不仅有它的历史价值, 也有它的现实价值。《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 要从儒家德育思想中提取养分, 就必须从研究《论语》开始。《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言行的儒学著作, 体现了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思想。其中德育思想占有重要地位。

1 孔子德育思想的目标

1.1 统治者能够为政以德

孔子所提出的德育思想, 不仅是教化弟子和人民的, 也是教育统治者的。他所生活的春秋时期, 正处于西周王朝衰落,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各国国君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治力量, 经常使用战争手段, 讨伐纷争不断, 使各国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失, 人民生产生活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孔子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认识到“霸道”在当时是很不聪明的治国办法, 只有实行了“王道”, 才能从根本上驾驭人心, 所以要“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 用德来治理国家, 百姓才能够心悦诚服。孔子说过:“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在这里, 他说明了用单独的政令和刑罚来约束人民的局限性, 就是即使百姓避免了犯罪, 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 有可能导致新的犯罪。而如果再用德政和礼教来教化人民, 人民就会产生羞耻之心, 这样不仅稳定了社会, 而且还教化了人民。有人问孔子, 怎样才能使民众服从治理, 孔子答曰:“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 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在这里, 他告诉了统治者实行德政的具体办法, 就是要提拔举用正直有道德的人, 将其安置到奸邪小人上面, 这样的为政之道, 才能让人民信服。

1.2 社会能够和谐有道, 人民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孔子曾经对当时人们道德水平的低下, 表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 他希望改变这种现状, 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如“君子笃于亲, 则民举于仁;故旧不遗, 则民不偷。” (《论语·泰伯》) 君子做到了以上要求, 就会让人人互相关爱, 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变好, 人们的道德素质就会提高。孔子在许多场合提出“邦有道”和“邦无道”两个概念, 表达了他对国家和谐有道的向往和对国家混乱无道的憎恨。“邦有道”, 也就是孔子所称赞的尧、舜、禹所治理的天下, 那是“天下治”的情况, 就会出现“河出洛书, 风鸟至焉”的景象。但当时的春秋时代, 远远没有达到孔子所向往的“邦有道”的状态, 社会秩序混乱。对此, 孔子说过“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礼”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治国使民办法, 要用“礼”这样的行为规范来维护奴隶制等级秩序, 才能达到天下归仁的目标。

2 孔子德育思想的具体内容

德育内容, 是德育主体为达到德育目标, 对德育客体所题出的关于修身要求, 社会规范, 行为准则的总概括。孔子为了实现“道之以德”, 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 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创造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 通过用这些具体条目的教育, 来达到他的德育目的。从而为古代道德教育内容的确立, 奠定了理论基础,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 “仁”的思想, 是具有统帅作用的道德条目。关于仁的含义, 孔子有多种说法, 而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爱人”二字, 也就是要团结友爱, 奉献爱心。孔子提出了一个具备仁德的人所应做的事情, 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孔子还说指出要做到以下五点, 才能算做“仁”, 那就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这几点互相补充, 缺一不可, 做到之后才能做到“仁”。他曾说过:“朝闻道, 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孔子所说的“道”, 也就是“仁”道, 这是孔子所渴求的最高理想, 可见“仁”的重要性。其次, “义”与“礼”都是仅次于“仁”的道德条目。子曰:“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这里告诉我们, “义”是君子应具备的内在素质, 而通过“礼”去施行它。所以, 做到了“礼”, 也就体现了“义”。各个方面都不许越出“礼”的规范。这里所说的“礼”就是“周礼”, 也是西周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最后, “信”也是必不可少的道德条目。人无信不立, 子曰:“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輗是古代大车车辕前端与车衡相衔接的部分, 軏是古代车辕与横木相连接的销钉, 孔子通过用这个直观的比喻, 借以说明了诚信在人们为人处世中的重要作用。以上德目, 不难看出都有着“利他”的本质, 所以,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作为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些道德内容相互作用, 缺一不可, 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孔子德育的经验方法

3.1 榜样的激励作用

3.1.1 君子是意象中的道德榜样

孔子所设计的道德榜样, 以“君子”人格最为典型, 他号召人们都能够做君子这样的人。“君子”的基本含义, 是泛指能“以德立身”之人, 他对君子应当具备的素质进行了种种界定, 以引导人们以此去履行。孔子指出, 君子必须做到“仁以为己任, ” (《论语·泰伯》) “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等等, 表明以践行仁德为己任, 时时刻刻都不能松懈的人, 才有可能成为君子。君子还必须进行“仁”“义”“礼”“智”“信”等各方面的优秀品德修养, 孔子指出:“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 “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畔矣” (《论语·雍也》) 以上这些论述, 说明君子要以“义”作为自己的内在素质修养自己, 要按照“礼”去约束自己, 还要按照“信”去成就自己, 以“博学”来丰富自己。综合素质的修养, 是君子所必须做到的。

3.1.2 历史中存在过的道德榜样

在历史中有很多值得人们尊敬并学习的榜样, 孔子一直在积极利用这些精神资源来教育弟子, 并加以引导, 让学生们学习。例如:“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泰伯》) 赞美了周公和尧的才能, 还有舜、禹等人的赞颂, 说明他们都是优秀的道德榜样。这些人的仁德, 不仅在修养上表现, 也体现在他们所做过的事情上面, 向这些人学习, 也就是学习高尚的思想道德, 所以他们的榜样力量不容忽视。

3.2 环境的影响作用

首先, 居住环境十分重要, 能够影响到人们的道德修养。孔子说过,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 焉得知?” (《论语·里仁》) 最好能够居住在有仁道的地方, 这样有利于人们道德的提高, 经过环境的熏陶才能达到理想中的道德状况。“不仁者, 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长处乐。” (《论语·里仁》) 说明贫困的境地或安乐的境地都会深深地影响到人, 所以, 人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水平, 必须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作大背景。其次, 人际环境也不可忽视。孔子曰:“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 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便佞, 损矣。” (《论语·季氏》) 在人际交往上面, 要多交往正直、宽容、博学多才的人, 这样的朋友对我们自己的修养有很大的帮助, 否则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3.3 案例教学的启发作用

孔子在教育活动中, 往往运用案例来阐发事理, 启发学生的思维。我们称之为案例教学。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无喜色;三已之, 无愠色。旧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 陈子文有马十乘, 弃而违之, 至于他邦, 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 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论语·公冶长》) 这里子张和孔子通过探讨令尹子文和崔子的案例, 得到了关于仁的结论, 他们两个的做法只能体现“忠”和“清”, 而未达到“仁”的境界, 这样, 弟子对于“仁”, 清”, “忠”三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 都会有直观清晰的认可, 从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学生, 这就是案例教学法的作用。

以上从德育思想的目标, 内容和经验上, 介绍了孔子的德育思想, 为今天更好地进行道德教育, 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是也应当认识到, 儒家的德育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难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 其中有不少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了糟粕, 甚至成为了我们发展的思想阻碍, 所以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教育思想, 我们应当不断发掘和探索有益的资源, 也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继承, 不能全盘接受。强调对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利用, 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今天的道德教育服务, 克服其历史局限性, 发扬其历史继承性。

参考文献

[1]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5.

[2]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58.

[3]张耀灿, 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17.

论语中孔子政治思想 篇3

【关键词】论语 追问 教育思想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其中有很多的经典至今令我们回味不已，这本书中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们的很多日常言行和，正是从这些对话中弟子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来学习知识。而他们对老师的提问方式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下面我要探讨的便是孔门弟子与孔子追问与回答的形式及其背后体现出来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启发式教育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这是正常情况下的弟子主动提问，如问孝、问政、问仁、问君子等等。孔子对于这些问题只是给学生一个答案，不会做过多的解释，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细细体会和琢磨。给学生以自由的空间，在稍微启发之后便留给学生思考的余地。待到学生思而不得，或是再次遇到此类问题还是不理解的时候，孔子才会一一加以解释说明。再有：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

篇中子夏问老师孔子《诗经》上的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就以绘画为例解答了子夏的问题。由此可见孔子的这种

启发式的教育方式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子夏不仅解决了自己学习上的困惑,而且能举一反三,达到了学习上的另一层次的进步,所以孔子表扬他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因材施教

但是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大多时候弟子们会分别问相同的问题，而孔子给出的答案却是不同的。如：子游，子夏同问孝，孔子对子游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子夏他却这样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继续追问：“请问其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然后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说：“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再来看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 司马牛说：“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孔子答：“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 接着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孔子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回答其实体现的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1]五人问仁，孔子的答案也截然不同。关于颜渊与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是这样认为的：“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而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又不同，朱熹却说：“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是因为性格的缘故。樊迟与子张问仁，而得到的答案不同，是孔子根据他们本身所缺乏的东西来给予不同的回答的。这个问题，被公西华意识到了。在子路和冉有同问“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明显是相反的，公西华很疑惑便问其原因。孔子回答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讲的就是根据他们的性格的不同来作答的。

诲人不倦的教育态度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语·子路》）

连程子也不得不感慨：“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2]司马迁也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3]

子张问从政，孔子说得“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问：“何谓五美？”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以为这样就完了，可是子张还逐条逐条地问：“何谓惠而不费”孔子很耐心地不仅回答来他提出来的，连他没有提的也一并解释来。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有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竟然还继续追问第二条：“何谓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由此可见孔子真是个耐性很好的老师。

主动询问指出问题的教育

孔子常常主动叫住弟子，教之以理。

这种形式与弟子主动追问相反，孔子直接把弟子叫到跟前，先是问懂不懂某个道理，如果不懂，直陈其意主动传授知识。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主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老是被学生问对于他们能力高下的看法，是圣人也有嫌烦的一天。所以孔子有时兴起也会让弟子自我评价，当有同感时也会感慨一番。比如《论语·公冶长》中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感同身受地叹到：不如啊，我俩都不如啊！敢于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也不如另一个学生，是孔子伟大的一面。

对于学生在知识方面的提问，孔子会反问。如《论语·阳货》子贡问：“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不等子贡回答，孔子便问：“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通过反问，孔子能多方面地了解学生的治学程度，学生的思想动态和他们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这样就可以实事求是地去教育学生。而对于学生来讲，讲出自己的看法，也是需要思考的，讲出来了，自己对于自己的情况也会更了解了。

结 语

通过对于《论语》中孔门师生追问方式的分析与归纳，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种

多样化体现出学习中的自由性，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在孔子与弟子的直接对话情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平易近人,可以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关系的孔子的形象,而非一个鲁迅先生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所说的“见过孔子画像,他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假使在他身边侍坐,一定把腰骨挺得很直笔,”又以为“中国人对孔子是恭谨而不亲密。”

注 释

[1]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56

[2]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35

[3]司马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北京：中华书局，页2195

参考文献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程树德 《论语集释》 北京：中华书局，

[3] 刘宝楠 《论语正义》 北京：中华书局，

[4]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3

[5]陈德述 《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成都：巴蜀书社，2000

《论语》中孔子的形象 篇4

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概括了中国人文的基本思想，建立的独特的信仰体系，他的一生都在用人生道德和基于道德的典范来教育人、影响人。这也正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根基。孔子的思想贯穿两千年来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至今，对世界范围上的许多人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原著一共二十卷，11705个汉字。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源于此，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以及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仁”、“礼”和“中庸”。

《论语》中通过大量细致的神情语态描写，展示了孔子的人物形象。孔子也正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孔子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孔子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包涵了因材施教这一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和挚爱之心。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之大。而研究分析孔子的形象，《论语》更是最好的理论来源和分析依据。

以下便是对于《论语》中孔子形象的几点分析。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性格都不会是单一的，而是丰富而多面的，这一点孔子也一样，因为孔子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而不是文学家们套用某种模式想象出来的，因此孔子也就和常人一样有着爱恨别离喜怒哀乐，他的性格形象也应该是丰富而充实的。通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性格非常丰富的孔子形象，他并非一味的道貌岸然正襟危坐，而是一个和常人一样有着真性情的人，而他有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作为生日的优秀品质，所以，《论语》中的孔子不是一个单一的形象，而是一个立体丰富多面的形象，作为学者，他知识渊博，勤学不缀；作为导师，他诲人不倦，因材施教；作为君子，他守礼谦和，执着坚毅；而他却又有着普通人的幽默可爱，平和亲切。

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孔子，大多数人认为的，孔子是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思想的核心即所谓的“仁”、“礼”以及他对于教育的贡献和影响，几乎尽人皆知。但孔子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还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形象。学者形象也是孔子所有形象的基础，如果有渊博的知识底蕴，孔子未必就会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样。

一、学识渊博

孔子博学，人皆共识，这也是孔子给予自己的定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孔子信而好古，对古代知识的了解尤为丰富，孔子熟悉古代的规章典范，对《诗》、《书》、《易》、礼、乐无一不精。《论语》中多次有孔子对此的论说。《孔子》中孔子多次谈及《诗经》，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的其所“（《子罕》）”。由此皆可知，孔子对于《诗经》是深有研究的，同样，孔子的音乐修养也同样深厚，“子谓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敖如也，绎如也，以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实际上，《诗》、礼、乐一直是孔子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孔子认为，大到社会，小到个人《诗》、礼、乐都可以起到教化开明的作用。“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孔子不仅熟知古代的电机并且往《诗》、礼、乐往能给予极为精确毫秒的点评．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曾对这些古代的典籍加以学习和整理．据史料记载，孔子曾编次散乱的《诗》、《书》，修葺废坏的礼、乐，晚年更序《易传》而作《春秋》，孔子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子一生好学不厌，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有许多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包括当权者、名士都曾向孔子请教，而且各种问题也涵盖各门各类。孔子是鲁国人，鲁国王公几乎都曾向孔子请教过问题。“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子路》）“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八佾》）“哀公问曰：‘何为民则服？’”（《为政》），在《为政》当中还有许多的鲁国当权者都曾向孔子请教过问题，除了本国人，《论语》中也有着许多其他国家当权者曾向孔子请教的记载。《颜渊》篇里就曾记载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卫灵公》礼也曾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的记载。而孔子对于这些社会、人生、政治、礼仪、伦理道德灯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品评、理解与判断，以及当权者对于孔子学识的认知，也正是孔子博学多识的最好证明。

孔子在青年时期就以博学多闻而著称，不仅时人对他推崇备至，众弟子更是对他崇敬有加，其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曾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这是颜渊对于孔子其师学问的高深的由衷赞叹。从《论语》所见，孔门弟子“问学”于孔子者，有仁、礼、道、知、君子、士、成人、干禄等等，几乎无所不有。孔子皆问有所答，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并非照本宣科千篇一律，而是结合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而作出不同的回答，亦足见孔子学识之渊所知之博。

二、以学为乐

孔子博学多才并非“生而知之”（《述而》）或“”固天纵之将圣（《子罕》），而是刻苦钻研学习所得。孔子的学识渊博语气好学是分不开的。孔子自己曾坦诚的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学，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这句话可以概括孔子一生求学的态度，也是孔子学识渊博的根本原因。

《论语》开篇就是孔子论述自己对待学习的态度，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尽管孔子一生谨言慎行，对自己的评价也向来谦虚，但惟独对自己“好学”这一点，孔子从不回避，且直言不讳，也深以为豪。孔子曾自信满满的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为何孔子能如此好学？学习对于孔子，是作为人生“不亦说乎”的一件乐事来做的，对于一个“乐知者”来说，兴趣和求知欲是最好的动力。

对于孔子来说，学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乐事，可孔子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孔子少年生活凄苦，夫子曾自述“吾少也贱”（《子罕》），按当时的家境和礼制，孔子虽“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但孔子也是很难接触到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的正规系统的教育的。那么孔子的渊博学识又是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一问题，孔子的弟子子贡有很好解释：“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孔子难以接触到正规系统的教育，但孔子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习道路，子贡所说，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同样人人都可以是他的老师。这并非我们牵强附会，而是可以在《论语》中找到依据的。“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从任意的三人当中，就必定有我的老师，向别人的长处学习，通过见识到别人的短处而完善自己，此是谓人尽可师，即便是孔子名扬以后，这一学习方式依旧没有改变，一路走来，孔子渊博的学识也就不难理解了。

学习对于孔子来说，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孔子曾对子路说过一段话：“好仁而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仁”、“知”、“信”、“直”、“勇”、“钢”，此皆为孔子所认为作为君子的必备品德，但这六种品德均需以“好学”为前提，假若不“好学”，这些君子之德便失去了根本，反而会衍生出各自的弊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将学习摆在了他一生中何等重要的地位。

三、诚实自信

如果说好学成就了孔子的渊博学识，那么诚实则构成了孔子作为一个学者的整个人生实践的基础。尽管作为一名学者，孔子在十分年轻时就已经声名远播，孔子也一直对于自己的好学精神引以为豪。可作为一个真是存在的人，孔子也有自己的希望、理想以及烦恼、忧患，而且他的烦恼和忧患正寓于他的希望和理想之中。孔子学习的目的是修身，是希望成为一名君子，可孔子却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宪问》）”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谓之有得。”（《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在理想与忧患之间，孔子毫不讳言“不能”，这正是夫子的可爱之处，这绝非造作，也不仅是自谦，这更是一种内心的理性自觉与为人的诚实。诚如夫子对子路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问政》）从《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子谨言慎行，不言无据。“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为什么不说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本是一些虚无缥缈的对象，孔子自知无法把握，也就是“不知”，所以不说。这也正是孔子的真性情，他从不做抽象空洞的说教，不故作高深。这也是孔子被广泛地视为只是一位常识的道德说教家的缘故。殊不知，这才正是作为一名学者最为难能可贵的平时。“吾有知乎？无知也。”（《子罕》）这是孔子的大实话。

可孔子作为一位诚实的学者，又自有学者的自信与痴情。孔子视自己为古文化的承载着和传述者，并由此而自认具有某种天赋的神圣权利和超凡魅力。诚如我们上面看到的，孔子固然诚实，可这诚实绝非矫揉造作，也非有意自谦，而是孔子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有不足之处，可这绝不代表孔子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相反的，孔子既然能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更能丝毫不掩饰其自信。《论语》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相信，一个鄙陋的居所或因为君子的到来而不再寒酸，而这君子并非他人，而是指孔子自己。不近如此，孔子还坚信“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一个有德行的人，即使身居山野，也自然会有志同道合之人为邻。这是何等的平和，又是何等的自信。这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对自身修行的肯定，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也真是这份自信，才有了孔子在生命中屡遭迫害时的泰然自若。“子畏于匡，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狂人其如予何？’”（《子罕》）又有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把孔子与弟子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砍到了。弟子劝解孔子速速离去，可孔子却怡然的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的自信，是会让敌人望而生畏的。

无论是事出偶尔，还是命中劫难，我们都可以看到孔子面对危难时的泰然自若。如果说“德不孤，必有邻”的自信是来自于孔子对自身修行的克宁，那么这磨难中表现出来的自信，则来自于孔子对于自身角色的期待。孔子自视为古文化的传承者，有着上天赋予的大德行大力量，凡人是奈何不了他的，尽管这自信借助于想象中的庞大外在，可它仍然是基于孔子对于自己学着角色的定位。

诚实和自信完美的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而这自信又绝不丝毫含有自以为是的成分，这也成就了孔子非凡的个人魅力。“苟用我者，斯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自信中，透露着孔子超凡入圣的大气。

论语中孔子政治思想 篇5

孔子的“仁政”思想是经过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之后总结和归纳出来的一种道德实践法则，而柏拉图则不同，他的理想国家理论是未经过社会实践的，其政治伦理思想偏重于理论构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纯粹逻辑思辨的产物。

一、天下归仁与城邦秩序

孔子与柏拉图政治伦理思想都重视道德作用，赵敦华在其文章中写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一生都在追求人心中的道德原则……他们关于道德原则的陈述虽然不同，但两者的功能是相同的，这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德目统一起来，并以德目的统一性来解释日常道德行为的共同本质。”在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道德则更加重视实践的效用，更多的是以一种实践原则出现的。而在柏拉图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道德或者德性，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设计和构想，是以一种信仰和理念方式存在的。

孔子的施政原则是“仁者爱人”,是一种以道德准则为最高法则的政治原则。而柏拉图施政原则是有限法制下的人治。孔子的“爱人”思想是其“德政”思想的基础，孔子的所谓“爱人”是一个表示人我关系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政治学、伦理学概念。“爱人”包括对他人的关心、爱护、理解、尊重、宽厚、信任、尽心等。“仁者，其言也讱”,“克己复礼为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些都体现了孔子“爱人”的内涵。只有通过“爱人”才能体现德政，才能使社会稳定和发展。“爱人”体现的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的思想，这是儒家“为政以德”的基石。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法治理论，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观念。在柏拉图看来，法治国家是奉法律至上的，法律是最高的统治权威，统治者和臣民都应自愿而非强制性地接受法律的统治。在政治秩序的构建上，孔子更加重视民心风化，主观意愿，自律自发，是一种崇尚自然，发自内心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能提升个人修养推己及人，还能够由个人推及整个社会，这种伦理秩序的实现是自下而上的。而柏拉图更加重视统治秩序，也更崇尚各司其职的节制，并认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为。

孔子提出的是带有政治改良性质的仁政德治，而柏拉图的主张是以理念论为基础的理想政治。孔子重视人间现实，在政治统治中崇尚以民为本;而柏拉图主张在政治统治中，以正义等理念的实现为最高标准。相比较而言孔子的德治更为现实。

二、圣人与哲人

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人天生就是生活在城邦中的动物，所以，实践就是城邦中的实践，实践生活就是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生活方式。

哲人是把理论当作实践，他参与实践的方式就是理论。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关涉政治是以哲学的方式去关涉，如其早年探索自然的奥秘一样，追问“什么是一一”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一贯风格，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追问的不是政治现象，而是政治现象的普遍规定，政治事件的本性，即最正当的制度、最正义的秩序。相对于哲学，孔子更着意于政治。孔子思想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其哲学性，更在于其践履性。如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哲人，那么孔子则是一位圣人。

圣人的地位则意味着孔子超越了哲人身份，其还有另一身份：上位者，圣人是哲人与上位者的合一。作为圣人，在孔子那里，有“道”之世不仅曾经存在过，而且也可能在未来出现，只要上者敦乎其德，由“正己”而“正人‘,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柏拉图的哲学王身上则包含了完美的一切，哲学王就是至善的存在形式，没有比哲学王更好的人格存在了，而且哲学王是应当存在的。柏拉图的哲学王是治国技艺与道德智慧的结合体，是理念至善的人格体现，哲学王思想认为哲学王是实现城邦理想的关键。而孔子的圣王理想则不同，圣王思想中不仅要求君主尽其能，还要求士大夫们都能发挥自身的作用。圣人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不曾存在过的，在孔子看来圣人也只是一种理想的存在，而人总是不完美的，人是在实践过程中去走向完美，在孔子的思想中向圣人接近的路是永无止境的。政治统治者是政治伦理秩序中的一面旗帜，柏拉图的.哲学王是可以在人间实现，但是哲学王却不在人间，因为他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孔子认为人间没有圣人，但是圣人在人间指引世人，圣人就是一个道德实践的目标。

就孔子与柏拉图两人的生命历程来看，孔子直接参与鲁国的政治改革，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并且其政治思想大部分都是以一种直接的政治主张和具体的政治手段来体现的。而柏拉图并没有直接的参与到希腊城邦的政治活动当中去，这就使得柏拉图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理论色彩较为浓厚。

三、一元世界与二元世界

从哲学文化传统的特性上说，中国哲学是一个世界，西方有两个世界。孔子的政治伦理秩序很重视人的作用以及实践的效果，内在的道德属性是与外在的礼法秩序和政治统治是具有一致性的。

后世的帝王将道德与政治统治结合，开创了一条亘横两千余年的道统路线，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伦理构建的的主旋律。而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决定其理想国家秩序的根本原因，二元世界的划分以及理念世界的预设就成为了柏拉图政治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东方世界的政治伦理一直遵循着从人本身出发，以实践效能为最高标准的原则。以人为本、为人所用则是孔子及整个古代中国儒学思想中最为典型的形态。而古代中国人对大一统政治形态的尊崇，也是道统形态的伦理统治之学在东方社会最为直接的一种实现。而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同化，也是从衣冠礼法等伦理道德上的改造开始的。而普遍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下归仁“、”以德配天“这样道德理想的产生。而柏拉图哲学二元世界的划分揭示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冲突，这也导致了苏格拉底之后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的形成，由于二元世界的基本理念，西方哲人和学者在古代社会里更多的关注理念以及本质化的存在以及彼岸世界的繁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条路线导致了西方人的哲学思维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特点。希腊罗马时期政治与哲学间的冲突到中世纪时期又演变成政治与神学的冲突，政治刚从哲学的虚无中挣脱出来，就沦为了神学的裨女，政治伦理的最高准则也在真理和信仰之间来回反复。

到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兴起，回到人本身的人本主义思潮又开始为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另外一条政治伦理路径。众多不同的政治伦理原则也可能就是导致欧洲政治格局如此复杂而又多元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东方哲学一元世界的哲学观念则为古代中国的道德社会和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养分，而柏拉图哲学中两个世界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政治局势多元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 古希腊 ] 柏拉图着，王晓朝等译 . 柏拉图全集 [M]. 人民出版社 .

[2] 王利军 . 莫把柏拉图当孔子一一论柏拉图对政治伦理思想的解构 [J]. 社会科学论坛，.

[3] 成官泯 . 什么叫政治伦理 [J]. 学习与探索，.

[4] 韦伯着 . 儒教与道教 [M].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孔子论语论文 篇6

摘 要：本文通过对《论语》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孔子的思想，对其产生的根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将“礼”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不足都做了较为详细地阐明。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道”是客观根本，“礼”是客观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外化。

关键词：《论语》；孔子；仁；道；礼

一、正确看待孔子和《论语》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该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1]作为儒家的一部经典著作，作为对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地研究资料，我们必须反复琢磨，力求在《论语》简短精炼的话语中领悟孔子思想的真谛。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在他不断追求、不断靠近万事万物之真理――“仁”的过程中，无形的“仁”也通过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我们探求真理的一个媒介，而《论语》又是我们探求孔子思想的一个媒介。我认为要以立体的眼光来看待《论语》一书。翻开《论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看到书中对孔子这个真理追求者的塑造。前一部分是可见的，后一部分是隐形的。孔子这一真理追求者的形象是通过对其心得体会的描写而表现出来的，就像隐藏在二维画面里的三维画面。孔子是实在的，是勇敢的。正确的认识了孔子，我们才能正确的看待《论语》，它是孔子在追求真理――“仁”的过程中的所思所得的集成。

二、《论语》中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围绕着对“仁”的追求而建立起来的。他所谓的“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客观上表现为对万物之本――“道”的不懈追求。主观上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礼”的提倡。在主观上又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对自我的认识；

二、与他人的关系。孔子一以贯之的是“仁”，而“仁”的核心是“道”，“礼”是无形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外化。

“道”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孔子通过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观察，不断的学习、领悟而得以发现自然之“道”的真面目。自然之“道”是无形的，它通过自然界中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所以必须善于观察自然界中极细微的东西，从而悟得自然之真理。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2]这些心得体会都是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而得来的。学“道”是孔子学习的核心，通过对“道”的认识，孔子确立了对自我的认识和与他人的关系。

孔子对自我的认识，首先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所以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的完善自我，成为君子。学习的过程就是修身养性，不断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天“道”的过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孔子强调修身养性，君子要“温、良、恭、简、让”，要“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些品质都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

孔子认识到人的不足，贤良的统治者太少了，而普通的老百姓又都是愚人，为此他创立了一套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礼”。他提倡“礼”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和谐相处，幸福生活。“礼”是不得已的补充，是针对少数追求“道”而暂时未得和多数根本就不知道“道”的存在的人而提出的。孔子根据他对“道”的认识，将自然界无形的“道”化为人类社会有形的“礼”。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得“道”，都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行为要符合“礼”，具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对君主要“忠”，对朋友要“信”，对百姓要“德”。如此人们才能安分守己，社会才能秩序井然。

三、“礼”、“法”之辩

孔子提倡的“礼”体现为一种自觉性。他要求人要自觉守“礼”，通过不断的学习，加强自我的修养而“克己复礼”。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不自觉怎么办？孔子强调要“知耻”，那对于恬不知耻的人，又怎么办？想古往今来，圣人君子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本心是不愿意学习而更愿意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对此，孔子的解决办法是教育，他寄希望于那极少数具有自觉性的贤人君子，希望通过他们以身作则，通过他们来教育大多数不自觉的人。“儒家秩序建构的思路是依靠圣人人格感化民众，形成以仁道价值为核心的伦理政治秩序。按照儒家的思路，要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或者君主成为圣人，才能施展其超凡的道德感化力量。”[5]可是自觉守“礼”的人不一定就是统治者，不是统治者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多数统治者都不自觉守“礼”，统治者不自觉守“礼”，那么老百姓自然不会自觉守“礼”。更有甚者，他们不自觉守“礼”，却强制老百姓要守“礼”。如此这般，“礼”就变了味了，此“礼”已非孔子之“礼”。“至于孔子提倡正人正己，要求在位者先正其身，虽然包含了对在位者要有所约束，有所节制的意思，但在封建社会里，这一点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实现。”[6]在孔子所生活的年代，他周游列国，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一个理想的君主。再纵观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也是治世短而乱世长。单纯地依靠人的自觉性来守“礼”向“善”，进而不断地接近于“道”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只有通过制定“法”，从外界给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一个外在的约束力，防止人们作恶。一切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切人一旦违“法”都必须受到惩罚。这样在保证人们不犯错或少犯错的前提下，再鼓励人们守“礼”向“善”，自觉地追求天“道”。

参考文献：

从《论语》看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 篇7

关键词：孔子,《论语》,道德教育,德育思想体系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孔子首创私学, 形成了丰富成熟的德育思想体系。他开创了我国教育重视德育的传统, 为我国德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想了解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 就应当先读专门记录他言行的《论语》这本书。

一、孔子德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孔子在30岁时就已经精通古代的大量文献, 面对周朝衰落、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和政治动乱的社会现状, 他立志匡扶正道, 以维护周礼为使命, 形成了以恢复西周礼乐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孔子说:“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年老时候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此可见孔子对周朝文明推崇的程度。孔子在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 他早期的弟子主要有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等人, 他们在孔子那里主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 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情, 重视军事外交方面的训练。他的德育思想伴随着他的教育活动逐渐得到传播并且逐步完善。

孔子德育体系的形成与其特殊的背景有关。孔子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孔子从小就立志好学;孔子所在的鲁国完好地保存了周朝文化, 这为孔子德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背景;周朝衰弱, 礼崩乐坏的动荡社会使得孔子立志肩负起振兴礼乐、教化民众的责任。

孔子名丘, 字仲尼, 殷商后裔。周武王灭商, 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 按照周朝礼制, 因为距离宋国始祖超过五代, 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 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到鲁国, 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纥, 叔梁纥生孔子。孔子3岁丧父, 母亲颜徵在善良勤劳, 教子有方, 遗憾的是在孔子17岁时也去世了, 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磨练了孔子的意志, 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 孔子有言曰:“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不仅少年时代就立志好学, 他把学习当成是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正说明了这一点。

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地, 当时鲁国的礼制是保存得最好的。孔子十分尊崇尧、舜、禹, 非常推崇文王、周公的道德, 孔子正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才提出了“敬德保民”“不施其亲”的主张, 这些成为孔子仁爱思想的来源。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 学术下移, “学在官府”的界限已经被打破, 所以他才会有机会学习“六艺”, 学习《诗》《书》《礼》《乐》《易》等典籍。这些典籍详细记录了先秦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状况, 弘扬了上古圣贤们的高尚品德, 为孔子德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为孔子德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春秋时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 周王朝的统治已经彻底崩溃, 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面对这样的社会, 孔子毅然以天下为己任, 最初, 他跻身仕途, 曾经担任过委吏 (管理仓库的小官) 和乘田 (管理牛羊的小官) , 官位最高时做过鲁国的大司寇。他想通过从政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但是并没有得到施展, 他周游列国皆不被重用。尽管经受这样的遭遇, 孔子也没有放弃, 转而以整理古代典籍和收徒授学为业。社会动荡、人心不古促使孔子尤其重视道德的弘扬, 重视对学生道德的教育。

二、“性相近, 习相远”的人性论基础

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千百年来, 关于人性论的问题, 众多思想家给出了许多命题, 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说、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 这些人性论观点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但最早提出人性问题并对人性问题进行阐述的思想家则是孔子, 他开创了人性理论研究的先河。

孔子很少谈“性”, 综观《论语》, 仅有“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这就是说, 不管是谁, 人性天生都是相近的, 但会随着后天的习染而相差渐远。孔子说:“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学也。”意思是说十户人家的地方, 一定有像孔子那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 只是没有他好学而已, 这句话说明孔子认为他的德行是学来的;孔子还说:“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也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强调了人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品质主要依靠的是后天的学习。

孔子“性相近, 习相远”的理论从普遍意义上承认了人们天生之“性”是相近的, 既然人与人之间天生没有太大差别, 就不应该出现压迫和倾轧, 而应该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 和睦相处。由此孔子提出了人要有“仁爱”之心的思想, “仁者爱人”的待人态度和准则, 推出了“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观点。尽管“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 但是到了孔子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在孔子看来, 正因为人性的差异是因为“习”的原因, 所以才需要教育, 需要德育。孔子的人性观点为社会中个体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寻找到了根源, 他强调了人性中善的可能性。尽管孔子直接谈论“人性”的内容很少, 但是“人性论”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无疑与孔子的人性论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

“仁”并不是孔子最先提出的。早在孔子之前, 在《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中“仁”字都曾出现过。但是, “仁”字在其中的意思不尽相同, 内涵并不十分明确。许慎《说文》中从“仁”的字形和意思给出了三种解说:一是仁者爱人, 一是仁是人应当有的心性, 一是自然心性之仁。春秋之后的“仁”大多用的是仁者爱人的含义, 表达的是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将“仁”字深刻诠释并广泛使用的是孔子。孔子明确“仁”为“爱人”, 肯定了人的地位;他把“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作为人的追求目标, 强调“仁”在道德规范中的主导地位, 把“仁”作为其他美德的基础。

孔子的“仁”具有很多种含义, 一切好的品行都可以称为“仁”。从《论语》中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场合, 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孔子有关“仁”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蕴。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在此, “仁”就是抑制自己, 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在此, “仁”就是严肃认真, 小心谨慎, 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不强加给别人;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在此, “仁”的意思是爱人。在《论语》中, 孔子还间接提到“仁”的表现、“仁”的标准、“仁”的内容等。要做到“仁”必须懂礼, 樊迟问仁, 子曰:“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虽之夷狄, 不可弃也。”这是从细节方面讲要做到“仁”必须“依礼行事”。在《论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具有一定的特点, 司马牛问仁, 子曰:“仁者, 其言也。”就是说有“仁”的人言语迟钝。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孔子认为刚强、果断、朴质、言语不轻易说出口这样的人接近仁德。

在《论语》中, 还有许多章节讲的是“仁”与其他道德条目的关系。子曰:“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没有孝悌做基础就不会有仁。所以孔子说:“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樊迟问仁, 孔子答道“爱人”, 这“爱人”说的是爱亲之后的爱他人。“仁”包括“勇”, 子曰:“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 子张问仁, 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仁”包括了大忠, 孔子曾说“殷有三仁”, 指微子、箕子、比干。“仁”还包括举荐贤人、以仁者为友、先难后获、好学等。

在《论语》中, “仁”字出现了109次, 几乎贯穿全书。从“仁”的意思到“仁”的范围再到“仁”的内容、“仁”的表现、“仁”的特点等, 孔子谈了“仁”的方方面面, 不论从字数、篇幅来讲, 还是从思想来讲, 都可以看出“仁”在《论语》中的地位, 也可以证明“仁”是孔子德育思想体系的核心。

四、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以“礼”为规范

虽然“仁”是孔子德育思想体系的核心, 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需要与“礼”结合, 以“礼”为规范。“礼”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 “礼”能够将“仁”的内在道德境界具体表现出来。

孔子认为“礼”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说“不学礼, 无以立”。他认为礼对于一个人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规范了一个人的方方面面, 小到生活起居、待人接物, 大到政治、外交、祭祀等, 这些都离不开“礼”, 都需要“礼”来规范。《论语·乡党》篇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说“礼”, 记述了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事情都以身作则, 依照一定的礼仪制度行事。在具体的道德行为方面, 孔子要求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看、不做, 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听、不说。

孔子认为“礼”与其他的道德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 认为用“礼”来衡量言行才能算作“仁”;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 对亲人的生死都必须用相应的礼制;提出“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要求统治者要用“礼”对待臣子, 臣子才会忠心;认为“礼”可以与恭、慎、勇、直等品德相得益彰。他说:“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 勇而无礼则乱, 直而无礼则绞。”

《论语》中有很多篇幅都直接或间接提到了春秋时期社会道德沦丧, 礼仪荡然无存, 诸侯大夫犯上作乱的现实, 孔子强烈主张恢复周礼, 主张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认为只有在上位的人以身作则, 遵从礼制, 然后施行仁政, 用“礼”来教化百姓, 才能最终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五、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以培养“君子”为目标

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说到底是培养人的体系。在《论语》中描述人的称法有“圣人”“贤人”“君子”等。这些都是孔子所向往的高尚人格。孔子说:“圣人, 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 斯可以。”可见, “圣人”和“贤人”层次较高, 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 而“君子”则是常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理想人格。

在孔子看来, 要想成为“君子”, 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修养, 在此基础上推广至他人。子路问君子, 孔子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尧舜其犹病诸?”提高自己的修养离不开“仁”, 孔子说:“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他认为君子抛弃了仁德, 就无法成就他的声名, 君子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仁”, 即使是在仓猝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 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样离不开“礼”, 孔子说:“君子三年不为礼, 礼必坏。”可见, “礼”是君子时时刻刻离不开的规范。

《论语》中还提到, 君子要从多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君子必须庄重, 如果不庄重, 就没有威严, 即使读书, 所学的也不会巩固;君子吃食不要求饱足, 居住不要求舒适, 对工作勤劳敏捷, 说话谨慎, 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君子做什么事情, 没有规定要怎样和不要怎样, 只要怎样做合理恰当, 就怎样做;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文献, 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 从而不至于离经叛道;君子对于措辞说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罢了;君子对于事业, 以合宜为原则, 依礼节实行它, 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 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君子庄矜而不争执, 合群而不闹宗派;君子给人民以好处, 而自己却无所耗费, 劳动百姓, 百姓却不怨恨, 自己欲仁欲义却不能叫做贪, 安泰矜持却不骄傲, 威严却不凶猛。

提高自身修养成为君子, 《论语》不仅有描述性的要求, 也有数量上的要求。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 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君子有“三戒”:少年时血气未定, 要戒色, 壮年时血气方刚, 要戒斗, 老年时血气衰竭, 要戒得。君子有“三畏”:怕天命, 怕王公大人, 怕圣人的言语。君子还有“九思”: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 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 考虑脸色是否温和, 考虑容貌态度是否端庄, 考虑言语是否忠诚老实, 考虑对待工作是否认真, 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人请教, 将要发怒时考虑有什么后患, 看见可得的考虑是否是应得的。这些都从数量标准上对君子作出了要求。

在《论语》中还有从侧面来说明君子的特点的。孔子评论子产, 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他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 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 他教养人民有恩惠, 他役使人民合乎道理。此外还有从反面拿小人和君子对比的。例如“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通过比较, 突出了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差距。

六、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在实施道德教育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以身作则”等直到现代社会依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 从古至今, 这些德育的方法和德育原则为人们的教育提供了借鉴。

“因材施教”就是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 有针对性地对受教育者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孔子通过了解, 熟悉了学生的个性特征, 针对弟子们提出的同样的问题, 给出相应的不同回答。例如, 《颜渊篇》一共记载了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等4人关于仁德的提问, 一样的问题, 孔子的回答却各不相同。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这几位学生对仁德的理解各不相同, 存在不同的误区, 孔子的不同回答正好依据各人的情况, 因材施教。

孔子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他的学生颜回曾深有体会地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欲罢不能。”这里的“循循然善诱人”正是孔子教育方法的特点, 他能够循序渐进, 巧妙地发人深思。孔子曰:“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他很会抓住时机, 在适当的时候给学生以启发, 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孔子在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躬行实践, 言行一致。他说:“文, 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 则吾未之有得。”认为书本上的学问, 大约同别人差不多。但是在生活实践中做一个君子, 他还没有成功。他说:“力行近乎仁。”在孔子看来, 如果将道德认知付诸实践, 在与人交往或者做事情的时候能够用已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 这样就算是仁了。

浅析《论语》中孔子对隐士的态度 篇8

关键词：论语；孔子；隐士

孔子作为殷商后人，自认为“周礼”的继承人，具有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感，故生发出“学而优则仕”（《子张》）的教诲，从而可见其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经世治国，但士又不必为仕，因为士若仕是要具备两大先决条件，一是外在国邦的“有道”，二是内在“学而优”，两者缺一则不必仕，故隐士的存在与儒家思想并不相悖，甚至有些方面是互通的。本文将试列举《论语》中孔子对不同隐士的态度并谈一下由孔子对隐士的态度所得出的粗浅想法。

一、孔子对不同隐士的态度

（一）赞赏

主要体现在《微子》篇孔子与“楚狂接舆”的互动以及称赞“伯夷、叔齐”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阶级固化被打破，士阶层由统治阶级内部的下层贵族逐渐指代一群无固定职位有知识、有道德修养的文人，而他们作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一员区别之一在于“志于道”的坚定，故认为“道”尊于“势”，《卫灵公》篇有“君子谋道不谋食”认为真正的君子就算无职以自给，也要高举“道”，而“道”具有“人间性”以及“历史性”两种特征，即“道”为“法先王”而来，也体现了统治阶层托古以强化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人间性”体现为士阶层开始从关注“天道”转换到“人道”，知识分子摆脱迷信思想而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将自己的学说归结为治国平天下上去。（《士与中国文化》）

“楚狂接舆”在记载中是“与其妻偕隐”（《韩诗外传》）然而在《论语》中可见他仍关心政治和国家安危，还不忘给统治者提出劝谏而说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由于政治不伯夷、叔齐更是如此，被“势”压迫其“道”后便毅然选择隐居，而在关键时刻，二人扣马谏阻，可见其社会责任心仍存，及至两人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亦可见出他们作为隐士也有儒家君子所信服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的决心。

（二）不赞同

《论语》记载了还有一类隐士，他们既有自己对于国家的看法甚至也深知孔子的为人，然而与孔子所持有的儒家思想有所违背，故孔子对他们主张基本持不赞同的态度。比较明确的站在对立面的主要体现在《微子》篇中，其一是“长沮、桀溺”在知晓孔子其人以及分析当时局势的情况下试图劝孔子做“辟世之士”，而孔子的反应是“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虽然孔子提出“无道则隐”（《泰伯》）的处事法则，但长沮、桀溺的隐世是知天下有难而只求全身而退的方式，是近于道家思想中庄子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以及老子的“知足”，他们不认同“道”的“人间性”，全无儒士们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儒家所尊崇的隐士是身处山林与田园仍能做到“隐居以求其志。”（《季氏》）故对长沮、桀溺二人发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

对于柳下惠、少连这类出世又入世的“隐士”，孔子态度则相当中肯，称其“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微子》篇）虽然他们在一开始也求志全道，但“智”的缺乏让他们不能审时度势，故此不懂“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理，因此两人不仅降低了意志和自我道德和人格修养的标准以求志全道，并且让自己身份受到屈辱，从而使“道”屈于“势”。

二、孔子对于隐士认识的评价

在《论语》中，其实还有一些孔子面对其行为未能旋即表态的隐士，如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闻之，只说“隐者也。”随后让子路返回去见荷蓧丈人，从这位老隐者的工具我们可以见得，同长沮、桀溺一般，同时以农业活动作为经济物质来源，但不同的是，孔子虽尚德不尚稼，以严厉的口吻拒绝了长沮、桀溺邀请他同做“辟世之士”，但当子路告诉孔子有位做农事的老人形容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子依旧不愠不怒，孔子尊重对他提出批评甚至为此愤怒的人，夫子曾说：“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阳货》篇）但无法忍受放弃“道义”和“智慧”一心求得逍遥的人。

综上，可见孔子对不同类别隐士的态度不同基本是以孔子本人的道德观和人生体验为标准的。一方面儒学自西汉成为正统官学后，几乎历朝统治阶级都有“尊隐”的传统，大大提高了被官僚系统遗忘的文人群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出孔子思想里的局限性。在兼并战争激烈、政治动乱的时代，孔子一心追求上古三代时期不尚武而遵礼的伯夷、叔齐式隐者，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