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精选6篇）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篇1

【内容摘要】新闻自由负载和体现了表达自由并构成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已获得普遍认同并在国际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宪法权利。然而，两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利天然地存在冲突关系并日益紧张。论文分析两者冲突的原因和表现，提出从利益、价值和规范三个层面协调和平衡两者关系的原则和规则。

【关键词】新闻自由隐私权冲突平衡

新闻自由作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其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关系也日趋紧张，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协调与平衡两者的冲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新闻自由之界定与功能

1、新闻自由之界定

“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通过传播媒介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它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制、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1]它既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基础，又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保障。“尽管言论表述和新闻出版自由不像民事权利那样具有明确的确定性和在侵权行为法上的可补救性，但是它作为被宪法确认与保护的自由，无疑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以及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只有有了这一自由，才有可能造就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人民才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各种主张，政府及其官员才有可能受到舆论监督，同时人们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得到满足。言论表述和新闻出版自由，在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在政治生活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首先，从新闻自由的内容看，它包括创办新闻媒体的自由（即开业自由）、采访自由、写作自由、传递自由、发表自由、报道或评论自由、印制自由、发行和销售自由、获知自由、使用计算机互联网自由等。国际新闻学会提出的新闻自由包括：自由接近新闻和自由传播新闻、自由发行报纸和自由表达意见。[3]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从外延和内涵角度对新闻自由作了界定，其内涵包括：（1）出版前不须领执照或特许，也不须缴纳保证金；（2）出版前免于检查，出版后除了负担法律责任外，不受干扰；（3）有权报道、讨论及批评公共事务的自由；（4）政府不得以重税或其他经济手段迫害新闻事业；（5）政府不得以财力津贴或贿赂新闻工作者；（6）政府不得参与新闻事业的经营；（7）自由接近新闻来源，加强新闻发布，保障采访自由；（8）自由使用意见传递工具，免于检查，保障传递自由；（9）阅读及收听自由。其外延包括：（1）采访自由；（2）传递自由；（3）发表自由；（4）阅读和收听自由。[4]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直接使用新闻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概念，但学界比较认同这一宪法规定中实际包含着新闻自由的内容。新闻是指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等大众传播工具对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具有几个要素：（1）新闻是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报道的信息；（2）新闻凝结在一定的新闻作品上，新闻作品包括消息、通讯稿、专稿、评论文章、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电影以及广播中的新闻节目等。（3）新闻反映的是客观事实。[5] 其次，从新闻自由的法律属性看，它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表达自由是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利用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表现思想的自由。广义的表达自由则包括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在内，因为它们是言论自由的实现形式和延伸自由。[6]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构成了表达自由的基本类型和典型形态，言论是口头语言的表达，出版则是书面语言的表达，两者统一于表达自由的综合概念。[7]各国宪法大都对表达自由作出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人人有以口头、书面和图画自由表达和散播自己的观点，以及自由地从一般可允许的来源获得消息的权利。出版自由和通过广播和电影进行报道的自由受到保障。不建立检查制度。”[8]日本国宪法第21条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9]泰王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个人享有言论、著作、出版、宣传和进行其他舆论活动方式发表意见的自由……在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发表消息或文展之前，要求将稿子报送主管官员检查的做法是不允许的。”[10]据荷兰宪法学者亨利.范.马尔赛文等人统计，在不完全统计的世界142部宪法中，有124部宪法规定了表达意见的自由。[11]表达自由作为民主的基本要素和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其法律保障已呈普遍化和国际化态势。《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2.人人有自由发表主张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13]由于早期的媒体局限于报刊等印刷媒介，其时之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同义，当今某些国家的出版自由亦与新闻自由相同，新闻自由内涵于表达自由范畴中。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就是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14]笔者以为，新闻自由构成了出版自由的主体内容但不限于新闻自由，尚有不属于新闻领域的出版，新闻自由之表述有其特有的视角和强调。不过，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新闻自由的表达渠道和范围伴随着媒体范围的扩展而急剧扩大，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的距离和差别亦在缩短，因此可以在大体一致的基础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再次，从新闻自由的主体看，它与表达自由存在相互关联和区别。其一，表达自由的主体是所有的公民，公民之表达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和依据，新闻自由是表达自由的形式和体现。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民表达自由的通道和载体，是国家通过制度和机构向公民提供的表达自由和探求真理的阵地，透过新闻自由，公民表达的传播和影响更为久远。其二，新闻工作者本身具有表达自由之权利，是新闻自由的主体，这不仅是个人自由问题，而且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表达自由的保障机制问题。“虽然在法律上，freedom of the press的主体是„人人‟、„每一个人‟，但是实际上说得更多的是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自由。一般宪法仅仅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或新闻自由，新闻记者也是公民，不言而喻地享有这些权利，无须另行规定”。[15]其三，除新闻工作者外，普通公民亦可向新闻媒体投稿而成为业余通讯员，故新闻自由之主体并不局限于新闻工作者。

2、新闻自由之功能

新闻自由和新闻界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负载着特殊的功能，一方面构成国家与公民之间联系的通道和纽带，另一方面构成了制度设计中国家监控权力与社会的重要渠道。夏勇教授认为新闻关系主要由新闻界、公民、政府三方组成，他们是由各自社会地位决定的不同利益主体。就新闻活动而言，新闻界履行从事新闻活动的社会职能，并通过自由的新闻活动实现其道德愿望和商业利益；公民有着不受新闻活动的个人隐私、名誉等利益；政府担负着维护公共秩序、组织社会生产、保护国家安全等社会职能，这些职能的履行不应受新闻获得的妨害。这三者的利益均受宪法保护，分别构成三个法律权利的主体，同时这三者也是三个义务主体，即不得侵害其他方的合法利益或权利。新闻关系的义务层面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公民和政府的义务，即自由的新闻活动不得侵害公民和政府的合法权益，否则就是滥用新闻自由；二是公民，特别是政府对新闻界的义务，即不得干涉或取消新闻自由。……一个明智的政府在许多场合还往往借助新闻自由作为民众愤激情绪的宣泄口。民众表达意见、了解政情以及从事日常的经济、文化活动，也需要一个自由自在和消息灵通的新闻出版业。在这种意义上，新闻自由毋宁说是新闻关系三方共同享有的社会权利。新闻不自由实际上构成了对近代社会整体利益的妨害，因此新闻界在负有不得滥用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负有不得抛弃新闻自由的义务。[16]新闻自由的主要功能有：

（1）舆论监督功能。新闻自由既是一项基本人权又是一种实现表达自由的制度。“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实质是，限制和约束国家任意使用权力压制人民意见的表达，同时保障人民可以以表达意见的方式来影响国家权力的实施。”[17]新闻自由属于一种体制层面的权利，目的在于维持特定国家的特定体制。[18]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19]布莱克斯通大法官将出版自由概括归纳为：①出版自由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性质而言是基本的；②出版自由存在于对出版没有任何事先的限制规定，并且在刑事事项上当出版之后不是不受审查；③每个自由人都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利，将其意愿的情感（sentiment）放在大众面前，禁止这样做就是在破坏出版自由；④如果一个人发表了不恰当的、有害的或是非法的东西就必须承担自己鲁莽行为的后果。[20]布伦南大法官敏锐地意识到新闻自由所负载的特殊体制功能并深刻指出：新闻界作为公众喉舌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它绝对禁止政府干涉新闻界的表达自由，但新闻界并不局限于言论角色，因为第一修正案不仅保护个人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能促进民主价值，这意味着第一修正案也禁止政府干涉人民行使和准备行使民主的传播过程。新闻界与美国民主制度所必须的传播职能密切联系，不但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应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而且在采集和传播信息时也应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21]新闻的最高价值为制衡政府公务人员本能的滥用职权，新闻出版自由乃自由国家的重要本质，新闻自由与民主制度二者成正比。”[22]由此而言，新闻界兼具言论与结构的双重角色。透过新闻自由，公民和新闻界对包括对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以及具有公权力性质的组织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成为民主法治社会一种独立的力量和组织。“出版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政府之外创设一个第四个制度，以作为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额外制衡。”[23]美国贤哲们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时列入宪法，而出版自由则把美国联邦宪法的保护扩大到一个组织机构——新闻机构，这种被誉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中发挥了独特功能。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24]美国新闻界在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中对政府的揭露和批评，最终发展到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新闻界促成了尼克松在1974年的黯然辞职。[25] 我国频频发生的各级领导干部违法腐败案件受到追查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监督。

（2）信息传通功能。即新闻自由和媒体为公众关心和讨论社会问题提供和传播必要的信息，公众言论通过新闻媒体得以会聚和讨论，各种信息得到交汇和比较，形成公共舆论和政策环境。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国家，只有透过承载自由新闻和言论多元的媒体，有关公众政策的公意才能顺利形成，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构成了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因素和机制。自由的新闻报道同时还负载着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自由，使得社会公众能够知晓政府的决策、政策、措施和执行情况、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必要资讯和信息，表达自己对各种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观点和意见，从而形成对政府的监督和鞭策的力量和社会氛围，避免政府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专断与独裁，防止因决策、政策和执行的失侵害到人民的合法权益。（3）权利保障功能。从隐私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就是对人类隐私的最大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发展[26]；而对人类隐私的认识和保护要求的提出同样得益于新闻媒体的呼吁和推动，没有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人们对隐私的认识不会有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布兰迪斯和沃伦正是痛感于新闻媒体滥用新闻自由对个人隐私的极度侵犯才发表了那篇奠定隐私权基础的论文《论隐私权》。由此而言，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之于隐私权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新闻媒体具有“双刃剑”之功能，既可被被滥用而成为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帮凶”，也可以被正当合理的使用成为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的发展的“利器”。然此种保障并不同于救济程序和具体制度的保障，它超越了法律规范和具体制度的范畴，其影响和作用着眼于整个权利发展、权利保障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环境，包括国家体制、传统文化、道德宗教和文明进程以及人的意识进步等因素。正像隐私权的发展得益于新闻媒体的呼吁和宣传一样，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也会引导着人们不断地认识和探求人类新的欲求及其权利保障问题，使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得以发现，使不被重视的问题得以凸现，使不受到法律保障的利益获得法律保障。由此而言，新闻自由和媒体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权利保障之功能。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冲突

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是指公民的私生活不受窥测、监视、公开、侵扰和干涉的权利，即公民有选择、控制和决定自己私生活事务、保持私生活安宁和处置私生活信息的权利。而尊重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独立与安宁之核心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性完善。隐私权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天然地与新闻自由存在冲突和矛盾，它一方面表现在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权纠纷，另一方面表现在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对新闻自由的妨碍与抵触。

1、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权纠纷

新闻的媒体报道的新闻往往是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与信息，特别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与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如新闻时事报道涉及当事人家庭隐私、婚姻隐私和身体隐私等；新闻监督涉及某些公务人员的财产隐私、婚姻隐私和消费隐私等；新闻调查涉及公民的住宅隐私、个性生活、私人关系等。如果在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之间缺乏合理的规则界分与制度平衡，则可能导致冲突和纠纷的不断发生，要么新闻自由失去其应有功能，消弱甚至取消了公民的表达自由，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缺乏公开、监督和信息流通的神秘世界，为权力运行中的丑恶现象和违法行为了提供条件和土壤，最终会损及公民其他权利；要么新闻自由过于扩张，个人隐私受到超过必要限度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干涉与侵害，个性发展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私人领域无法保障，违法行为可能在堂而皇之的合法理由下大行其道。当一个社会缺乏对个人隐私的起码的尊重和保护时，一个人连基本隐私和自治都无法维系时，作为隐私权存在的价值基础的人格尊严也必然受到蔑视或侵害。如同“文革”十年中对人的践踏和摧残始自个人最隐私领域一样：夫妻反目、父子互相揭发、同事之间以获取和利用他人隐私为“利器”、将他人性隐私示众贬斥等，个人隐私伴随着对整个人权的蔑视和践踏受到前所未有的蔑视和摧残，这就从根本意义上背离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新闻媒体侵犯隐私权的主要情形有：（1）采用窃听、透露等方式进行暗访；（2）监视跟踪、强行拍摄、录音和采访；（3）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居住旅馆、野营帐篷等隐私空间探访；（4）隐瞒记者身份探知记录他人隐私信息；（5）私自调查、偷窥他人个人隐私资料；（6）违背他人意愿，以新闻出版形式公开其与公共生活无关的隐私等；（7）公开和干预他人隐私事务的自我决定等；（8）未经同意探知和公布他人涉及人身的隐私数据等。当然，符合上述形式，但是否构成法律意义的侵权往往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裁量和判断。如公共利益、新闻价值、隐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程度等问题。新闻自由或表达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既可能表现在国家立法层面也可能表现国家执法司法活动中。

2、隐私权对新闻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妨碍

首先，隐私权的过度主张或者滥用会限制民主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个人信息的公开和交流，构成对自由交往、公共管理以及他人权利的妨碍。其一，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必定是一个信息流通和充分交换的社会，个人信息的必要公开是实行现代管理的条件和基础，也是国家保障公民权益的必要条件。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必然限制某些个人信息的获取和公开，从而妨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正常管理。“新闻报道以公开传播为宗旨，隐私保护则以保密为原则，两者势必存在冲突。最初提出隐私权保护就是针对新闻媒介而发，但是个人与社会本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如果把任何人的事情都作为隐私封闭起来，不照顾到社会信息的正常流通，这个社会也会无法运作。”[27]同时个人主张的隐私有时与他人和媒体的意见相佐，这种隐私保护的主张很可能对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和社会监督构成妨碍。其二，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和滥用会导致权利冲突的加剧和衍生其他社会问题。隐私天然具有一定的“反社会性”，即个人将其私人生活、私人领域与社会隔离，从而使自己享受一种独处的、安宁的不受打扰的生活。这种需求与社会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28]个人对隐私的主张和自治有时很难保持适度。如某些人在公众场合大声接听电话，让本属个人隐私的内容强行进入他人耳中，构成对他人安宁生活的侵扰；过分暴露身体隐私或性隐私构成对公序良俗的背离和破坏。如公众场合过于裸露的服饰或公开的性行为等；将个人隐私暴露给不适宜的对象等。如将性隐私对未成年人公开等；主张过度的生育自由对人口危机和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等；过度的个性自由如同性恋对社会婚姻和公共道德的负面影响等。

其次，隐私权限制制度的不完善可能构成对新闻自由的妨碍，特别是公务人员隐私权限制制度的缺位和不健全，会消弱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凡民主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均有一套国家公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正性必然要求对公务人员的隐私权实施必要的限制。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社会交往限制制度、重大事项公告和报告制度以及某些私人行为禁忌等。面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其隐私权往往受到比普通公民更多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民主法治尚不成熟的国家，由于缺乏对公务人员隐私权的限制制度或虽有制度但缺乏实效，一方面导致了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媒体为规避侵权纠纷不敢大胆履行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纵容和助长了腐败违法行为的发生。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对公务人员的隐私侵权与对普通公民的隐私侵权合理界分，新闻媒体为避免侵权或纠纷往往会放弃对某些新闻的报道，从而消弱了媒体舆论监督功能。

再次，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背后蕴涵着另一权利冲突问题，即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问题。知情权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结社、出版等表达自由和选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基础，也是这些基本权利衍生的，不可剥夺”，[29]“它以简约的形式及时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需求和权利意识，从而为当代国家的公民权利建设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认识主题。”[30]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在世界范围已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和保障，某些国家宪法中还直接规定了知情权或类似权利。格鲁吉亚宪法第24条规定：“

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都有权以口述、书面或其他形式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

二、大众传播媒介自由，禁止进行新闻检查，三、国家和个人无权垄断大众传播媒介或信息传播设备”。[31]菲律宾共和国宪法（1987年）第三章第7条规定：“人民了解公共大事的权利应予承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下，应向公民提供接触官方案卷、有关官方行动、交涉或决定的文件和记录，以及政府用作政策发展依据的研究资料的条件。”[3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将知情权蕴涵在表达自由条款之下规定，“……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的确认和保障实际上也对个人隐私给予了合理限制，政府获取和披露的信息中不仅包括政府活动的信息和资料，而且包括某些个人隐私信息。在我国，公民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并未明确规定于宪法中，但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来源、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权利，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或者检举权等，同时还规定了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而有效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就是知情。我国学者不仅探讨和研究过知情权问题，而且认为知情权是隐含在宪法中的一项权利。[33]笔者以为，公民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知情权应属宪法权利，其义务主体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及其负载机构，涵盖了立法、执法和司法整个过程。在广泛意义上，知情权不仅包括公民对国家权力及其负载机构活动的知晓和了解的权利，也包括公民对其个人档案、资讯和记录资料等知悉和要求修正的权利。美国1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中规定：每个人都有得到情报的平等权利，从此知情权在美国开始被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看待。[34]日本2001年实施的《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相关法律》被视为日本实行开放式行政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均有信息公开或情报自由的法律和政策，确立了公民的知情权。毫无疑问，过分的隐私权主张不仅会与新闻自由或表达自由发生冲突和矛盾，而且会与知情权发生冲突和矛盾。作为宪法意义的隐私权不仅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不得公开不和涉个人隐私，而且要求国家积极行为（包括立法和执法措施）以保障个人隐私；作为宪法意义的知情权则要求国家保障新闻自由、积极提供各种信息资源与信息保障，包括某些个人隐私问题。故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和矛盾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协调。此处存在一个“三角形”的动态关系，一端是公民隐私权，另一端是公民知情权，上端则是以国家权力为代表的公权力及其机构。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对两端权利的任何一方面均负有尊重和不予侵害的义务，另一方面负有采取措施给予积极保障的义务。对任何单方面的偏向和保障都会引发对另一权利的侵害或者权利之间的失衡。新闻自由则一方面承载着为公民表达自由提供通道和途径的功能，另一方面承载着为政府满足和保障公民知情权提供阵地的功能。而如果“将出版置于一个许可证颁发者（a licenser）的限制性权力制约之下，正如以前所做的，并且从革命（1688年）以来的那样，就是完全将情感自由（freedom of sentiment）置于一个人的偏见制约之下，在知识、宗教和政府方面的所有争议问题上，使得他成为一个专断的一贯正确的法官。但是当出版之后，应基于公平公正的审判而认定的有害趋向，而惩罚任何危险的或违法的作品，这是为了维护政府和宗教的和平与良好秩序——社会自由的唯一坚实基础——而必需的。这样个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只有对那种自由的滥用是法律惩罚的对象。”[35]因此对新闻自由的保障既有体制建构与保障之意义，更有权利保障和权利推进之价值。由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国家保障中交织着具有体制意义的民主功能的发挥问题以及其他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这就使得两者的矛盾和冲突的形态得更加复杂多样，需要寻求各种利益和价值的平衡。

最后，个人隐私的主张程度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隐私立法，构成对新闻自由的某种限制。如美国到1992年就有29个州制定了某种类型的隐私权法案，内容包括个人犯罪史信息以及该信息是否能披露给媒介和公众等。至少有39个州立法规定消除未定罪的逮捕记录。由于对隐私权的要求，媒介在获得政府档案，尤其是逮捕记录方面的机会有所减少。[36]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媒体是一个制约，对相关人员（如曾经受其威胁或侵害的人员等）的知情权也是一个限制。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紧张与冲突关系是一个动态关系，在不同时代和背景条件下亦有所区别。如基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人们可能在隐私方面逐渐提出更高要求。故此，有关隐私与新闻自由问题，除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确定必要的原则和规则以外，还应留下一个动态发展和平衡的空间，否则滞后的法律可能会给丰富、生动和多样化的世界带来过多的抑制和阻挠，而这恰恰是一个充满活力、创造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平衡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之实质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亦是对特定社会状况的反映。故“新闻之取材，应考虑被取材人之隐私权，但亦不得过度限制新闻自由，两者应依新闻自由之公共性、公意性之高低，公众关心之程度，侵害隐私权行为之态样、性质及程度与隐私权受侵害之被害人是否为公众人物？有无抛弃隐私权？抛弃隐私权之广狭？隐私权之保密程度与受侵害之性质及其程度之轻重，而就保障新闻自由之必要性与保护隐私权之重要性等各种因素，加以比较衡量而予以妥适处理。”[37]

1、利益平衡

权利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社会及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耶林指出:“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来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38]新闻自由与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法律利益，在公益与私利不能兼容之际即应权衡轻重、谋求平衡。隐私权所保护的私生活的自治与安宁，是主体保持与外界隔绝和不受外界干预的一种状态，这种利益既表现为一种精神需求和满足，也表现为某种物质欲求和满足。如披露和出版某些具有隐私属性的作品可以获取一定物质利益，但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权利主体对自身隐私的守护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侵害隐私行为所带来的往往是人格自治和人格尊严的伤害。新闻自由追求的是公众的注意和热点，更关注社会利益和社会舆论，其基本手段就是公开和透明，形成人所共知的氛围和舆论，从而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1）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人作为社会的人，其行为与利益不能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限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也会秧及自身。因此需要在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时代均有所差异。如“非典”时期对高危人物的行踪、医疗情况或隔离情况的报道、对公共场所的个人身体检测等。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时，这种隐私就不仅是个人私事而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不但要受到一定程度限制，而且要纳入新闻自由的关注与保护范围。此时之个人隐私就要让位于新闻自由不得不有所公开。公众有兴趣但无涉公共利益的报道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隐私，在此情况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就难以免责，特别是这种兴趣不仅无涉公共利益而且价值导向并不高尚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当其报道的新闻不仅为公众兴趣所在而且事关公众利益时，这种隐私往往不再视为个人私事，新闻报道涉及个人隐私则可抗辩或免责。“按照隐私权的法理，一般认为以下事项，可以是有正当理由关注的事情：a.防止、侦查或调查涉嫌犯罪的事项；b.防止或消除非法行为、严重不道德行为、对公众不诚实行为和严重不端行为；c.某人执行其公职或专业职务的能力；d.某人是否适合担任他所担任的公职或者适合从事他所从事的专业；e.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f.保护国家的安全。”[39]新闻媒体对上述事项之报道即属于正常范围可以获得免责。

（2）隐私利益与新闻媒体利益的平衡

首先，新闻自由的发展使得新闻媒体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和追求的行业和组织。特别是商业媒体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都要追求自身利益和影响，必然存在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其新闻自由的可能。如为自身利益实行“有偿新闻”，为追求媒体利益披露他人隐私，为追求轰动效应和影响而缺乏自律，以至侵害到他人隐私和个性生活等。

其次，新闻媒体作为国家体制中的特定行业基于其独立的利益、功能和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对隐私权之侵入和妨碍可以获得一定免责。一是权利人同意。隐私权的本质在于私生活的自由和自治（包括隐私的公开与否），当其自愿接受采访、报道和传播时，可以视为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新闻媒体公开其隐私即获得抗辩事由。这些免责事由甚至可以在一些国家宪法中找到依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4年通过）第23条规定：“个人通讯、电话谈话、电报和其他来往的秘密受到保护，但是法律规定情况除外。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搜集、保留、利用和传播有关个人私人生活的信息。”[40]这就意味着经过本人同意可以从事上述行为。同意有明示与默示两种，明示即权利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同意在新闻媒体中公布其隐私状况，以及本人直接向社会公开其私生活状况；默示即权利人明知新闻媒体的采访、调查可能会公开其隐私而不拒绝或主动告知自己私生活情况。一般而言，新闻媒体人员在采访和调查时有告知其真实身份和目的之义务，除非其拒绝行为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且极为必要。如对违法犯罪行为和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的采访和报道等。二是公众场合。即权利人所处地点不属于私人和不公开的地方，人们很容易耳闻目睹的有关场景和隐私。在此情况下，新闻媒体触及或公开权利人认为的隐私可以抗辩或免责。公众场合是与私人空间相对的概念，私人空间的界定与公众场合的范围息息相关。德国最高法院曾在摩纳哥公主隐私权案中提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封闭性”的标准。他们既不同意私人空间广泛存在于“住宅之外”，也不同意以“住宅大门”这个过于严格的标准界定私人空间，提出一个“地点的相对封闭性”作为判断私人空间的标准。即在一个相对独立地点，当事人明显地处于与公众隔离状态，并因相信这种封闭性状态而从事包括某些在公共场合所不会从事的行为。当事人处于“封闭性地点”时，如果第三人通过秘密拍摄或通过望远镜技术制作并传播其照片，则构成对其权利的侵犯。这一标准后来获得宪法法院判决的支持，它一方面考虑到个人私人空间利益，让个人在私人空间内有自由伸展个性、不必担心公众注目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没有过分限制新闻自由，因为该规则并没有完全禁止拍摄新闻人物的日常和私生活。[41]张新宝教授也曾将公共场所对普通公民拍摄的规则总结为两条：一是在较远距离进行拍摄无需拍摄对象同意。理由在于一个人将其置身于公共场所，即可判断其默示他人可以看到他，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将其看到的东西包括人物拍摄下来，但拍摄对象明确拒绝拍摄除外，此项明示表示对原先默示推定的撤销；二是在较近的距离不得拍摄，除非拍摄对象自愿。可见公众场合并非没有隐私可言，但在“地点的封闭性”理论上补充一个内容的私秘性似更为全面。即在公共场所不合理的拍摄和采访仍有可能构成个人隐私的侵犯，“公共生活的对立物，即对公众而言的秘密，只代表隐私一个方面。原则上，尊重隐私的权利包括在公众场合的私人行动。”[42]如果对隐私的触及、获取和公开超过必要限度或主观上存在明显故意，则即使在公共场合仍可能构成隐私侵权。如对行走在公共场所某人之生理缺陷或隐秘部位之特别拍摄和传播、对医院患有特殊病的病人的拍摄报道以及某些采取了必要掩护措施的个人隐私行为的拍摄和公开等。

2、价值平衡

随着现代科技与民主法治的发展，人们对守护隐私和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日渐强烈而保障难度却愈益加大，这就迫使人们在难分高下的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与缓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表现在价值层面就是对表达自由的重视和保障与对私生活的尊重与保障的冲突。两者均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法律理念，其对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同样重要和必要。但前者承载了特定的社会监督功能，兼具制度保障的价值和意义，后者与公民个人生活和个性发展息息相关，更具个人性质。“个人自主的领域——其存在和行动的范围不触及其他人的自由的领域，即是我们所称的隐私。它使个人有权利使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从公共生活中退回他自己的私人领域，以按照他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和期望塑造自己的生活。”[43]其对于个人幸福感的形成和维系，对个性健康与完善、对人格尊严之保障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新闻自由和个人隐私在迈向终极目标的道路上交叉与冲突并存，必须作出价值选择并达到价值平衡。

首先，价值选择与平衡受特定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局限，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人的需求不同亦会导致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失衡。如在战争年代或**年代或自然灾难时期，渴求生存与健康成为压倒一切的个人需求，此时的隐私和表达自由的需求退居次要，或为生存健康之需可能降低甚至放弃隐私保护；而在和平年代，在基本生存得以保障情况下人们更关注私人的个性生活，隐私保护之渴求亦日益强烈。如要求住房之间保持较宽距离以满足环境和隐私要求、对隐私权受侵害也表现得较敏感、愿意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和财力维护个人隐私。当隐私保护成为个人普遍的和基本的需求而倍受重视时，新闻自由则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权利的制约和限制。“无论在物质条件如何发达的社会里，一般公民对其自身生命、健康、生存、名誉等权利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其发表某项政治主张的自由之关注。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宁愿过宁静不受人干扰的生活，也不愿意成为公众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隐私权比新闻自由似乎更为重要。”[44]特别是新闻自由与公共利益并无大的合理关联时尤其如此，此时对隐私保护之要求可能更高于对一般新闻自由之要求。不同时空条件下对新闻自由或隐私保护的需求不同往往成为两者冲突的依据以及加剧或者缓和冲突的因素。

其次，对拥有足够权力而又极可能违法或滥用职权的政府而言，公民更渴求或借助于新闻媒体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特别希望有限地公开公务人员与职务有关的个人隐私以昭示行为之廉洁性，希望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的公共言论受到比隐私权更为有力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因为“我们允许这些不同言论的表达主要不是出于喜欢，而是这些表达可能有助于我们作出正确决策，少犯错误，从而使有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决策建立在更加理性、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之上，对媒体监督和反对言论的惧怕就是对自身错误的纵容和对自身责任的默然。”[45]此时在新闻自由与公务人员隐私权之间的纷争中似乎更偏重于对前者的保护。如在1964年美国《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件[46]中法官就认为：“宪法保障要求一个联邦规则的存在，该规则禁止公职人员因一个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诽谤性的虚假言论而要求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此种言论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也就是说，言论者知道该言论是虚假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它虚假与否。”[47]司法判决对新闻媒体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但并无不当，这不是因为法官对新闻媒体的偏好，而是其更珍视新闻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民主价值。该案所强调的是：“如果新闻界只是发表了不实信息而没有实际恶意就被处以巨额赔偿，由此引起的后果就是破坏了民主制度所必须的坚持不渝的公众讨论，但新闻界发表明知不实的信息，第一修正案不会给予新闻界任何保护。”[48]麦迪逊也指出：在自由讨论中，错误陈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表达自由要拥有一点使它们“得以生存下去的……”的“必需的”“呼吸空间，这种错误言论就必须受到保护。”[49]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既非圣人亦非国家侦查机关，无法彻底避免错误亦无法象国家侦查机关一样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更何况新闻的时效性和新闻价值要求新闻报道尽可能追随事态发展甚至同步报道。如待一切问题水落石出，新闻也就成为历史，新闻自由的功能和作用就难以发挥。故社会和法律要求于新闻媒体的只能是有限的真实、客观和准确，涉及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或价值选择时，新闻媒体有合法侵入隐私和免责之必要。

再次，公益与众益的矛盾和冲突亦需要获得一种平衡，否则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公益与众益之分来自卢梭对舆论的界定，公益是指全体公众或人民共同体的一致意见，众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意见，包括少数人或个别人意见。公益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治理国家和社会必须遵循公益，但依据新闻自由之原则却不能忽视众益，表达是每个人的权利，即使只有一人主张也不能予以压制。当今世界，代表公益的国家意识形态总是在媒体占据主导甚至唯一地位。即便是号称新闻最自由的美国，从海湾战争到轰炸南斯拉夫，再到“9.11”事件，其大众传媒亦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单向性，对反对性的意见不无封杀。[50]在对他国内政和人权的误解和侵犯中，也不乏对私生活自由的蔑视和侵害。某些国家新闻媒体几乎为国家垄断，其“喉舌”功能十分突出，舆论单边性倾向更为广泛和明显，在此背景下的公益往往更需拷问和反思，众益行为的保障更显可贵。新闻媒体在下述情况下对隐私权的侵入可以获得抗辩：

（1）新闻价值。有人将其表述为合理的公众兴趣，其实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与界分。关联在于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公众往往有兴趣但并不必然引起兴趣，而兴趣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而具有公众兴趣的素材大多具有新闻价值，但也未必全部具有新闻价值，公众兴趣也未必能够保持适度。关键要看公众所关心的或具有新闻价值的隐私是否与公共利益存在合理关联以及关联程度。一般而言，当媒体报道或披露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有较大关联，则往往视为正常的新闻自由范围。而有些新闻虽令公众产生足够兴趣却无涉公共利益，此时新闻对隐私的披露则可能构成侵权。故此在隐私权、公众兴趣和公共利益之间仍然存在具体的价值衡量和利益判断。较典型的案例就是1940年西迪斯诉F-R出版公司隐私权受侵犯案件中对公众合理兴趣和新闻价值的肯定。[51]有学者曾将新闻负载的言论分为政治性言论、艺术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三种，对政治性言论，因关涉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转应当加以特别保护，对于后两者，在与其他基本人权相较时，保护则相对弱一些。[52]笔者亦认为区别具有公共性质的表达自由和具有私人性质的表达自由有益于权利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平衡，因前者承载的民主法治社会特有的监督功能和信息传通功能，与公共利益之关联更为密切，在其与隐私权冲突时应偏向于表达自由的保障，而具有私人性质的表达自由在同样的冲突中因与公共利益较少关联，人们更倾向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2）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社会成员。公众人物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愿的公众人物，即主观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如歌星、电影明星、电视节目主持人、公权力人物等均属此类；一类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即其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对象往往不是其主观追求或放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偶然性介入造成的。由于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其与之联系或相关而成为公众人物。[53]媒体在报道公众人物涉及其个人隐私时往往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免责或抗辩事由，但仍需分两种情况：一是对公众人物中之公务人员隐私之侵权抗辩。如瑞典《报刊、广播和电视新闻道德准则》规定：未经本人许可，新闻工作者不得发布有关个人私生活的事实，除非该事实与高级官员相关，并且对社会较为重要或者对该事实正准备进行刑事诉讼。[54]公务人员的行为往往与其职务或公共利益相联系，其隐私权亦受到比常人更多限制。如一般人之恋爱、婚姻和家庭以至不正当男女交往均可构成个人隐私而受到隐私权保障，而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有涉职务的私生活监督则往往被视为新闻自由的正当范围。如英国20世纪60年代就有报纸披露了国防大臣普罗富嫖妓丑闻而导致了倒阁风潮；美国80年代也有参议员哈特因其与交际花来往被报纸披露而被迫退出竞选；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更是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新闻事件等。[55]媒体在披露这些个人隐私时因对象之特殊性而获得免责。二是对一般公众人物中隐私之侵权抗辩。问题之关键在于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难以把握，公众人物标准过于泛化必将导致对个人隐私权的威胁和侵害。在1974年发生于美国的格茨诉韦尔奇案[56]中确定的公共人物范围排除标准值得借鉴。这些排除标志主要有：①仅仅出现在与某些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或报道有关的报纸上，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②社会、职业或行业范围内的名望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那些极为著名的以致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的人除外；③被迫卷入公审（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审判）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④那些因诽谤受到指控者不能以其本人的行为使他们的受害者名声丢尽并由此提出他们自己的辩护理由；⑤单纯申请、接受或受益于公立研究资助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⑥若想符合“格茨案”的使自己卷入公共争议问题或争论中心的标准，有关争议的问题或争论必须是真正的辩论争执，其结果将明显地影响大众或者大众的一部分。某人的行为须被明确地认为是吸引公众对那一争议问题或争论的评论；⑦如想符合“格茨案”的利用媒介的权利标准，利用媒介须为常规和持续性的。[57]而布莱克姆大法官则认为时间对公共人物的确定具有重要影响，即某人可能由于同期报道其活动而成为公共人物，然而出于对同一活动和历史事件的评论的目的，他并不是个公共人物。[58]这实际上提出了公众人物的相对性问题，一个公众人物并非永久性的公众人物，当其逃离社会大众生活而无涉公共利益或公众合理兴趣时，其隐私仍应当受到与普通公民同样的保护。

（3）公共记录，即媒体公布的隐私资料属于公共记录，已为人知或通过合法途径可以知晓的资料，媒体公开该隐私资料不被视为对隐私权的侵犯。这项抗辩理由在美国考克斯广播公司诉科恩案的联邦法院判决中获得了支持。法院裁定：普通法和第一及第十四修正案均保护媒介如实地传播公众可自由检索的公共记录，其中也包括起诉书和其他司法文件里的信息。[59]不过，这一原则的确立和执行并非绝对，当公开受害人的信息不仅涉及隐私权问题，而且涉及更为重要的价值选择如安全价值或生命价值或未成年人的保护时，则可能保持有限的公开甚至不公开。在另外一些具体案件中，则尚须结合具体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冲突裁断。另外，由于公共记录中所涉对象不同，其隐私资料保护和公开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如当公共记录中记载的资料是有关公权力人物的个人隐私，并与其职务行为存在合理的关联时，则往往会面临比一般人隐私资料更大程度的公开，这种公开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3、规范协调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篇2

信息传播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西方自由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认为是从“言论自由”发展出来的。新闻自由现在已为一些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确认并保护,联合国人权保护公约和各种区域性人权保护公约中也有类似的新闻自由的法律条文。但应意识到,信息传播自由不是绝对的,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

2 隐私权

通常所说的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所享有私人的安宁生活以及个人信息与秘密依据法律受保护,并且保证这些信息不被别人非法收集、利用、侵扰、知悉、和被公开,而且法律上这样的权利,界定了人们是有权利决定是否需要公开隐私以及公开隐私的程度与范围。

3 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现今社会,人们在传播信息自由的同时,存在与隐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3.1 知晓权与隐私权

知晓权是保障信息传播自由的主要内容之一,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主要体现在知晓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人们有权利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以满足其政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且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人们也有权利不公开其个人隐私,不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物让他人接近、侵入、公开和传播,也同样要受到法律保护。协调知晓权和隐私权,保持二者的平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2 隐私权与舆论监督

社会上的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在社会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监督功能,媒体对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正常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安定团结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隐私权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保护他们自身私生活不被侵害的基本权利。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公民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之间也存在某些冲突。因此,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两者间必须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既能充分保护了公民监督权,也保护了公民隐私权。

3.3 隐私权与新闻采访

新闻中采访的自由是当前新闻自由重要体现,如果没有采访的自由,那么记者就无法真正获得事件的真相。这将影响到公众对知晓权的实现、而且没有新闻自由也就没有舆论的监督职责。但在实际采访中,如没有必要不应去涉及被采访对象个人的私事。需要注意,在对他人进行采访时,正常情况下应该让对方知晓自己是正被采访的。如果确切要进行隐性的采访时,则应该特别注意新闻采访的自由和隐私保护这两者间界限,采访时避免隐私权被侵害。

4 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的协调

4.1 加强立法,确定使隐私权受到保护

一切法定权利都只能够在法律规定的界限之内得到保障。因此,如果隐私权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那么公民的这一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首先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4.2 加强社会责任感,以是否正确引导舆论为标准

大众传播必须对社会负责,媒介的舆论引导功能不容忽视。媒介是处理大量社会信息的“过滤器”,新闻工作者则是决定信息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的“守门人”。大众有高尚的追求,也有一些不良的兴趣,媒介不应一味迎合他们的低级趣味。在报道涉及他人隐私时,应考虑这类报道是否有利于正确引导舆论。媒介的从业人员应该主动努力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履行道德义务;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功能,提高公众的品位,以便确立高尚的情操。

4.3 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意识,保护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在采写、传播新闻中,充分的尊重隐私权这个法律赋予公众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现代社会中必须应该具备最基本法律的常识之一。所有新闻工作者应加强法律学习,熟悉并掌握已有法律中有关隐私权的内涵及相关法律解释,从而做到心中有数,在工作上应该尽量避免去侵犯公众隐私权事件。在提高社会对隐私权认识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使公民隐私权真正得到保障。

4.4 加强自律,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在新闻的职业道德及修养上,应正确的去理解新闻自由真正内涵。新闻工作者要加强自律,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加强道义上的自我约束,坚决维护在宪法上规定的权利。在实际采访中,不揭人的隐私、不诽谤人,对于新闻报道要通过正当和合法手段获得,充分尊重被采访者正当要求与声明。在采访与报道中如果涉及公民的隐私时,首先应当先征得被采访者同意。这是对权利的尊重,也是为了防止隐私权被侵犯的最直接的方法。自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新闻的自由同样也如此。

5 结语

总之,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都是文明社会的特有产物,两者都是保护了社会公民的基本的权利。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为了避免两者冲突,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两者进行协调使其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李莉.黄鹏.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广西社会科学,2010(9).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篇3

关键词：隐私权；新闻自由；冲突；平衡

一、隐私权与新闻自由概述

（一）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就是指隐蔽的、不具有公开性的私事。即隐私是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当事人不想别人知道、干涉或者说别人不便知道、干涉的个人的一些信息、事情等。在1890年，“隐私权”这个词是由美国学者刘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著作《隐私权》中首先提出的，到今天，隐私权在世界各国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但在我国，关于隐私权的概念，学者们并没有统一的解释，学术界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①隐私权是指公民以自己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禁止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1]②隐私权就是自然人享有私人信息的权利，可称为私生活信息权或私人信息权。[2]③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3]④所谓隐私权，就是指个人秘密不公开权。[4]⑤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5]

综合各种观点，笔者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个人生活秘密、私人行为自由和私人领域安宁不受非法干扰的一种独立人格权。隐私权的特征为：①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秘密（实际上即商业秘密）。②隐私权的客体具有隐秘性。③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具有变化性。[6]隐私权从性质上说，首先，其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其与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是并列的，属于人格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隐私权也是一项支配性的权利。当事人可以决定是否把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把自己的哪些隐私公之于众，当事人对自己的隐私权是有支配的权利的。不过，当事人在支配自己的隐私权的过程中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法律的相关规定。

（二）新闻自由的概念

新闻，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两面性，但其作为一种获知外部世界的工具，其进步性是主要的。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可知，新闻主要是指媒体（例如报纸、电台等）经常使用的记录与传播信息的一种文体。新闻自由主要是由于欧美等国家对出版自由的探索而出现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作为世界上最早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文件，在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意见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保持意见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机关干预和不分国界的情况下，接受并传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马克思曾指出，“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希尔斯曼则说：“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7]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自由理论也慢慢的成熟，慢慢的脱离出版自由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权利，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新闻主体联系着普通公民和领导阶级，具有传播信息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由此，新闻权被称为继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8]这种理论被称为“第四权理论”，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提出的。

我国目前还没有新闻法等有关新闻自由的规定，新闻自由主要在我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中有所体现，我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有通过语言方式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而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公民以出版物形式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9]对于新闻自由的概念，众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新闻自由是不同于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有其自己的特征，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综合各学者观点，新闻自由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介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刷、发行、获知新闻或相关作品的权利，它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延伸。[10]

二、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的原因

（一）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的社会原因

物质决定意识，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农耕时期人们的目标是温饱；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人类进入科技时代时，温饱早已不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精神境界的丰富，而作为传播工具的新闻主体就被人们寄予厚望来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相应的对新闻主体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很大提高，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隐私权与新闻自由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事人更注重对自己隐私的保护，对侵犯自己隐私权的行为一般都会追责；而新闻媒体则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权，少一些限制。博登海默说过：“因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11]在现代这个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都不是很发达的社会中，我们的文化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也是合理的。

（二）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的法律原因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其通过设立各种权利和義务关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为了便于调整，立法者对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并分类。从不同的角度分类将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由于立法者在认识能力上具有局限性，也由于社会关系复杂性、变动性，又由于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这就使立法者从一个角度对社会关系进行界定时，不一定能将其与其他的社会关系完全理清，从而导致法律对某种社会关系重复调整而对某种社会关系却没有调整的结果，这就可能造成法律漏洞。两种权利能够发生冲突，一般是因为人们在充分行使一种权利时，其充分自由活动的空间与另一个权利所允许的自由活动空间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互不侵犯的明确界限。[12]同样的，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产生冲突，就是因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界限有交叉部分，即新闻自由的公共信息空间与隐私权的私人信息空间具有重叠。新闻主体在对公共信息空间的事件行驶新闻自由权时，若把握不好界限，就会侵犯公民的私人信息空间，从而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规定较少，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定仅散见于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中，对新闻自由的规定仅知道其是属于宪法中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一种基本自由权，对二者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我们很难清楚地找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界限，于是二者的冲突也是难免的。

（三）新闻主体本身的原因

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产生冲突，新闻主体本身也有一定的原因。首先，是新闻主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媒体的增多，新闻主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新闻主体采取各种方法来获取独家新闻来博得大众的眼球。其中难免就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其次，是新闻工作者责任感的缺失。有些新闻工作者置自己的社会责任于不顾，同时也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三、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协调

（一）提高公民的隐私权意识

前文说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隐私权意识已经得到了提高，而我国公民对知情权的要求又很高，特别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极易因为公众强烈的知情欲望而受到侵犯；且随着新闻主体采访和报道能力的增强，公众的知情欲望也越来越大。新闻主体为了获得大众眼球会不遗余力的对其采访和报道，从而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我国许多公民在其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并不会想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所以公民要提高自己的隐私权意识，以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加强新闻行业自律

新闻主体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道德问题。所以要协调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不仅要从外部因素着手，新闻行业的自律也很重要。第一，要尊重被采访者的隐私权。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和报道时，若涉及到他人的隐私，一定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再进行采访和报道，当事人如果不同意对涉及其隐私的部分进行采访与报到时，新闻主体不可采访与报道。当然，具有前文所说的抗辩事由的除外。第二，坚持客观报道。这时新闻从业者在新闻报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中不仅要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也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不要再报道中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第三，体现人文关怀。在一些犯罪案件或灾难性案件的报道中，要对受害者加以保护，对其一些信息要征得其同意后才能公布。第四，增强法律意识。这样新闻主体才能更好的把握新闻自由的度，知道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三）完善隐私权的立法

我国《民法通则》中只规定了对侵犯公民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的处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如何处理。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只是将其视为侵害名誉权的案件加以处理，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立法中，应将隐私权与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并列列出，并加以完善，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真正成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其他法律中，如刑法、宪法等中，也可采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加以保护。

如前文所说，我国有关新闻自由侵权的立法并不完善，更是没有独立的《新闻法》。笔者认为，要想使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很好地协调，除了新闻行业的自律以外，还是有必要制定一部新闻法的。新闻法的制定，有利于规范新闻主体的行为，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新闻工作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制定新闻法，可以从新闻主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方面加以规定，并规定新闻自由的范围，来确定新闻自由的界限，为解决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提供法律保障。

四、结语

隐私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新闻自由对社会起着监督的作用，是社会文明、民主的重要标志，二者对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社会、立法等方面的原因，二者时常发生冲突，导致侵权行为时常发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方案，虽然一些理论还不是很成熟，但还是为真正解决二者的冲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相信只要坚持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定能够使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制度得到更好地完善，并对二者的冲突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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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篇4

【字体大中小】作者：罗大珍时间：2010-11-10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阅读次数：

4关键词：高校管理权学生法律权利冲突

摘要：由于学生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高校自主管理的教育规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从高校设立起就开始存在。近几年，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日趋激烈。文章从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冲突的原因、冲突的表现形式及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高校实现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基于法治的理念，这种管理应当以学生权利为本位、以法律制度为导向、以高校必要的教育教学秩序为目标。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高校作为办学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享有管理权。在公民权利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两种权利在行使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本文所论及的高校是指公办高等学校，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这个范畴内展开的。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我国高教领域的法治建设确定了基本框架和大致轮廓。2005年版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出炉，可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这为依法治校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但是，高校管理现状却不容乐观。学校不断被学生“送”上法庭的事实也凸现出高校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1996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在考试过程中，随身携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学校按照先前颁布的“068号通知”，认定田永考试作弊，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但是，学校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他办理退学手续。临近毕业时，学校教务处突然通知田永不能毕业，不发放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等。田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令学校发放毕业证、学位证等。

二、冲突产生的原因

1.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司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力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人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

2.法律制度的缺失、滞后和失范，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无据、无序和错位。法治要求循法治理，法制自然就成为法治的前提基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不曾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高校教育的管理均是依政策、上级指示而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制定了一些诸如

《学位条例》《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但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来得太晚，加之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权利规定的过于笼统，因此存在不少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还有第六十五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另一方面，高教领域的管理制度较严重地存在着违法现象。从法理的角度看，各级法律规范间存在着严格的效力等级，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得与法律或法规相抵触。不少学校在所谓“从严治校”的理念指导下，制定远比相关法律更高的要求标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更严厉的纪律处分，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对上位法的违反，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最典型的就是不少学校把英语四、六级考试及计算机等级考试与学位或学历相挂钩，这一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不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支持认可。

3.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程序瑕疵。高教领域法制的不健全、高校管理不规范的操作程序，从而催生了高校管理中无视程序、偏重实体的现象。这当中，最明显的是程序的忽视导致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缺失。通常认为，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而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那是恩惠。学生在面对学校的管理权力时也必须要享有相应的权利救济，从而防范权力的专横与失范。《教育法》等法规已经在学生的权利救济上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学生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既有来自学校管理层的重重阻力，也有学生自身的权利意识淡薄的消极无为。如在田永诉讼北京科技大学案中，田永虽然已经“根据规定”被取消了学籍，但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正是这些只注重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而特别权力学说则更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特别行政关系，此领域是排除诉讼的，从而也就断绝了学生通过诉讼程序来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可能。同时，一些学校在学生的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作息时间的规范、学生学籍的停、复、转、退等事项上都存在着不符合程序正当性原则之处。

4.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呈现出非法治化的状态。学校在实施其管理职能过程中侵犯学生权利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这对学生来说是影响至深至远的伤害，因为教育权的享有与否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学校无视教育法规，随意开除学生，使学生的受教育权被不合理剥夺，而此点往往被当做学校严格管理而获得人们的道德认可和情感支持。二是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隐私观念的引人，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保障。一些学校为了达到“以做效尤”的目的，通常要把学生“越轨”的细节公之于众以示警诫，也有学校为了给学生努力学习营造“必要的竞争氛围”而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学校以管理之名置学生的法定权益于不顾，这既是学生权益保护的消极不作为，也是对既定规范的挑衅，这是与依法治校的理念相悖的。

三、冲突的表现形式

1.学校的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教育平等权是基本人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联合国文件《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反对教育歧视建议》。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规定教育权利的条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贯彻了反对教育歧视的原则。1990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该宣言第三条重申了反对教育歧视。至此，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已经十分明确。我国现行((宪法》于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平等权，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受教育权。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而现行各高校的校纪校规中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规定很多，如由于学生拖欠学费禁止学生参加期末或毕业考试，由于违纪开除学籍或不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以上高校种种不准参加考试、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开除学籍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权利。在这些案例中，“齐玉菩案”具有代表性。1990年齐玉菩考取济宁商业学校，但陈晓琪领走齐玉等的录取通知书，并假冒其姓名到济宁商业学校报到就读。毕业后以齐的名义被分配了工作。1999年齐得知情

况后，以陈等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为，陈假冒齐名字上学的行为侵害了齐的姓名权，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齐的受教育权未受侵害。齐不服，提起上诉。针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菩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齐玉答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赔偿近十万元。

2.高校的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隐私权是指公民不让别人所知悉的个人私事。而高校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无意地涉及学生的一些隐私，如高校在处分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时，将其处分决定在校园公布或广播，以警戒其他学生勿犯类似错误；在助学帮困的工作中，高校往往将其贫困生的名单在校园中公示，让其学生监督或举报其是否为真正的贫困生；有的高校为了更好地管理学生，还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学生宿舍安装探头，来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虽然这些学校的出发点或意图是好的，但其行为却损害了学生的隐私权。

3.学术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学术行为是高校特有的一种教学科研活动，如对大学生研究能力的评价、学业成果的认可、毕业结业的控制等。学术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比行政权力更加难以监督和制约的特点，其几乎完全仰仗学术权威的道德和良知来实现。在学业评价和毕业证书发放时，学术机构完全是代理行政机构行使国家公权力，高校学术机构可以凭借其艰深的专业性知识背景屏蔽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如北大博士刘燕文诉母校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在校硕士研究生王青松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等。而目前的救济措施尚无法覆盖学术领域，所以探索新的监督模式以及拓宽行政、司法救济渠道势在必行。

4.私人主体的公权力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某些私人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维持着私法行为的外观，但实际上乃是一种行政公权力的运作行为。这是因为，行政公权力在社会化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维护秩序、提高效率、满足专业化需求而授权给私人主体一定范围的公权力，形式上是一种权利转移行为，这种因权力转移而造成的侵权在本质上仍是公权侵私权，如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的侵权行为。问题不在于公权力可不可以转移，而应该分析哪些权力可以转移，以什么形式转移，如何监督等，如大学生毕业证书发放是典型的国家公权力，但却与高校后勤部门的某些私人单位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如果大学生欠交物业费(主观恶意除外)，就不发给学位证，这种公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普遍。

另外，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冲突，还表现在使用学校教育资源权(是指大学生充分合理地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以及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等的权利)、知情权(是指大学生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状况、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对本专业的师资队伍水平、课程设置以及经费投人等基本情况有全面了解的权利)、选择权(是指大学生有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由选择课堂和教师的权利)、监督权(是指大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以及课堂教学质量，对学校教学经费投人情况等进行监督的权利)、奖贷权(是指大学生有按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或助学金的权利)、婚姻权(是指在校大学生拥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权利)等方面。这里不一一详述。

四、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策略

1.整合法制资源，完善、实施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高教法规的不够明确、不够完善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2005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和以往的教育法规相比，它的内容在很多环节上已经向法治的方向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它取消了已往法规中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禁止在校学生结婚的规定，明确了学生与学校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无疑既有利于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又有利于界定、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都必须要有法治观念，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同时它对处分学生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和程序与实体方面的规定，即要求处分学生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但是由于一些教育立法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使其不确定性增加，现实操作性降低，致使各高校纷纷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导致“政”出多门，标准各异，极不统一。即使为学者普遍看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是由教育部以部长令的方式颁布的，其在法规体系中的地位较低，而且需要细化的地方很多，这也为学生的继续被侵权“埋下伏笔”。所以，要真正调整好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一整套完整的、配套合理的法律规

范是必不可少的。清理既有的教育法规，使之实现法制资源的有效整合，减少法规间的不协调和脱节，将是建立和谐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重要环节。

2.健全和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学生的权利救济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应当在校规中得以体现。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由此可见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以前高等院校的相关校规对此是个空白，致使学生的救济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从依法管理的角度对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显得十分迫切。《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4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即使学校处分学生，也应当遵守新《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召开校长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履行送达程序。必要时不妨引进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如果排除了学校与学生间的特别权力关系，那自然也就应当应允学生通过几条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主要包括：一是通过校内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二是在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专门管理学生投诉的职能机构；三是通过仲裁的渠道。因为学校与学生在有些领域是民事关系，完全可以借助仲裁这种准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益之争；最后是司法途径。即诉讼的方式，它是保护学生权益的最后屏障。那种完全排除司法途径的作法是对学生权利的变相剥夺。笔者认为，不妨在诉讼法中建立起关于学生诉讼的特别程序，扩大受案范围，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以有利于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程序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使学校与学生间有一个各自行使自己权利(权力)和履行各自义务的基本步骤，也为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分门别类地处理高校与学生间的权益纠纷。西方名言“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思想对我们处理高校与学生关系不无启发，也与“分而治之”的思路是吻合的。既然学校与学生间存在着行政的和民事的双重关系，那么在处理二者纠纷时首先要对纠纷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识别，在此基础上确定它应当属于哪一个领域的规则来调整。如果属于前者，那么二者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遵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来处理。如果是后者，则学生与学校间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平等、诚信、权利不得滥用等原则将成为支配他们的一切行为的准则。那种“一刀切”的模式，即妄图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法律关系的做法是简单、粗暴的，也是导致高校与学生权益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制定出“以人为本，合宪合法，合理适当”的校纪校规。除了对已经产生的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解决外，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高校应当制定出“以人为本，合宪合法，合理适当”的校纪校规。首先，以人为本的要义，无疑要求高校的各种管理制度的价值取向应是人文的，高校应使教育和管理真正成为“人性化”的教育制度，而不是侵犯学生的权利和束缚人发展的“牢笼”；其次，合宪合法即高校的各种校纪校规首先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原则，其内容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不仅要内容合法，程序也要合法；最后，合理适当即在实际与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高校在制定校纪校规时应当从实际出发，从学生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使学生的权利得到较充分的行使。

总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的冲突由来已久，并且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它，而不应该回避它。各个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篇5

新闻自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要保障, 是实现言论自由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隐私权是文明社会对公民自由、尊严及人格独立的重要保障, 是文明社会人们高质量生活的保证, 需要最大化的保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网络信息的公开化程度加深, 隐私权遭到侵犯的事例也越来越多,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缓解和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 实现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 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成为当下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以供参考。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概述

(一) 新闻自由的概述

新闻, 又称时事新闻, 学术定义是指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途径所传播的信息的一种称谓。所传播的信息应为当下大众欲知、应知但未知的事实。新闻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新闻的传播载体应为报社、杂志社、通讯社、电视台、广播电台、互联网平台等新闻传播机构;第二, 新闻所传播的信息应是客观事实;第三;新闻的传播必须以一定的作品形式予以表现。

(二) 隐私权的概述

隐私权是一种基本人格权利, 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提法。张新宝认为,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王利明则认为,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笔者认为, 两位学者对隐私权诠释的重点有所不同, 但均突出了公民对其个人隐私享有不被侵犯的权利及对个人私密信息公开程度的决定权。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

新闻自由旨在实现公众对新闻的最大知情权, 隐私权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干扰和私人信息不受侵犯, 两者之间关系紧密并存在冲突。新闻自由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一种重要手段, 是公众知悉、了解社会公共事务与信息的重要途径, 同时知情权对扩大新闻自由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隐私权作为对公众基本人格的权利保障, 又严格禁止各种新闻媒体以知情权为借口侵犯介入个人隐私, 于是便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公民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公民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四、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平衡

(一) 加强立法

实现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平衡, 首先要加强立法。我国在规范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方面的立法、司法起步都比较晚, 对于二者的定义与界限的划分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 为了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 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在总结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立法规范。笔者认为可在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完善:第一, 对隐私权的定义及内容包括侵权方式、责任承担和责任赔偿等进行具体细化的规定与完善, 必要时可借鉴国外经验, 对隐私权予以单独立法;第二, 制定新闻传播法等法律法规, 对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予以约束, 在保障新闻工作者权利的同时, 也要保证公民的隐私权不被侵犯, 在二者发生冲突并解决冲突之时, 可以做到有法可依。

(二) 注重新闻自律

实现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平衡, 需要有法律这个“硬”手段做保障的同时, 提高对道德约束这个“软”手段的重视程度。自律作为依靠社会舆论、道德约束和内心信念的手段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当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发生冲突时, 自律可以使新闻工作者从尊重他人的角度出发, 适当、合理、有限度地实现新闻自由, 尊重并不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一个健全的自律机制, 需要真正做到可实施、可约束, 真正实现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三) 坚持社会公益原则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社会公益的标准也发生着变化和调整。新闻传播机构肩负着传播揭示社会一般情况的责任, 不得揭发传播个别人的情况, 但若在不揭发个别人的情况下, 将造成对社会的某种损害, 那为了社会公益, 则允许新闻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进行信息传播。即当某一新闻的报道是符合社会公益原则的, 个人的隐私与社会公益发生联系的时候, 此时个人的隐私并不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可以作为新闻进行报道。

五、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的发展, 隐私权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与关注, 并对隐私权的保护逐渐呈现出统一的价值理念。同时, 新闻自由作为民众言论自由的延伸, 是实现政府监督的重要手段, 我们应该正确把握和处理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既不能为了实现新闻自由而无原则、无限制地对他人的隐私予以曝光, 也不能因为要保护隐私权而对任何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都不予报道。要做到合理适度, 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断总结经验, 把握好正确的度, 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 促进社会文明的和谐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今社会对隐私权保护的呼声愈来愈高, 各国对保护隐私权的立法也愈发重视, 同时伴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 各种新闻侵权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引起了社会公众的重视与关注。本文基于对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概述, 就两者之间的冲突及解决办法, 从加强立法、注重新闻自律及坚持社会公益原则等方面浅析如何实现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关键词：新闻自由,隐私权,冲突,保护,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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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篇6

一、言论自由的含义与网络环境下的特点

1.言论自由含义和特征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它是一国公民通过语言表述各种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一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包括口头和书面等表述形式。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

2.我国法律对言论自由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被视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来源，也可以说是新闻自由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第51条还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宪法对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权的最低程度的限制。

3.网络环境下言论自由的特点

互联网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网络上每个人都成了互动的个体，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可以由自身亲自实现，从而摆脱了对大众媒体的强烈依赖性，也使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必要的限制。概言之，网络环境下言论自由的特点有：①非群体化传播较多。如公民个体自觉的传播，这种传播使得言论自由获得极大的空间，但正由于这种没有限制的自由，使得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被打破。②网上言论侵权发生率高。公民若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传播的内容又事先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个人和商家的名誉很容易受到威胁。而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二、隐私权的含义

一般说来，作为公民人格权一种的隐私权，它不仅是民法保护的私人权利，而且是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民法上的隐私权主要是个人独处不受干扰、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民法保护隐私权主要是防止其他自然人的侵犯；宪法保护隐私权主要是防止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的侵犯。

三、人肉搜索的含义

人肉搜索是指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信息的一种机制。“人肉搜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人肉搜索”泛指一切由信息“征集者”提出问题、信息“应征者”回答问题的信息搜索与提供方式。人们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触动万颗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是通过集中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把从互联网上寻找网页和信息答案变成从网民身上找寻答案。而狭义上的“人肉搜索”是指以网络为平台,以网民为资源,逐渐获取某个人或某些人信息,然后整理分析这些信息,最后找出这个人并确认某个人信息的过程。

四、人肉搜索与言论自由

在我国，宪法确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时候，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或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只是相对自由，而不是绝对自由。在特定情形下，遵循特定的原则，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对“人肉搜索”的滥用会使言论自由的行使滑向另一个极端。“人肉搜索”的滥用往往表现为参与者通过各种途径搜索他人信息 ,并将所知晓的信息公布于网络供其他网友识别、采用以最终锁定搜索对象；其他网友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二次传播 ,再将有关信息转载于他处或者直接通过这些信息锁定对象,并对锁定的对象进行恐吓、辱骂、威胁。被搜索人的隐私被毫无保留地公布了。“人肉搜索”就此由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使滑向了侵犯隐私权的极端。

五、“人肉搜索”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不可否认，“人肉搜索”是网民参与公共事件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言论表达方式，在发生的某些社会事件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因此，合法、合理限度内的人肉搜索，参与者的言论自由确需得到尊重和保护。但在人们的利益驱动和不当宣泄下，游走在道德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行为触犯他人的隐私，侵犯受害人的名誉，也是不争的事实。怎样协调“人肉搜索”与对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人肉搜索”对隐私权的侵犯：

1.网络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行为

网络服务商虽然是在虚拟世界中提供有关服务，但其行为也应遵守真实世界中的法律规定，并对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人肉搜索”中网络服务商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侵权行为，更多时候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侵权，特别是提供内容服务与信息服务的服务商。因为人肉搜索不再单纯是依赖数据库的信息搜索过程和对结果的公布，而是与现实社会中的网民密切结合成的“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对涉及被搜索人隐私和名誉的所有相关信息予以查证并公布的功能强大的“调查机构”。这些服务商实质上是参与侵害受害人名誉和隐私的直接侵权人，其行为是共同侵权行为。

2.网民的侵权行为

网民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一方面，通过网络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失实言论，使原本正常的争议和批评极有可能转化为网络环境下的言论暴力和道德审判，从而造成当事人及其亲属名誉和隐私受损，正常生活受到干扰；另一方面，网络上的口诛笔伐进一步演变为对受害人现实生活的侵扰，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私生活安宁权和住宅安全权，这种虚拟和现实紧密结合之下的侵权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受害者本人的隐私和名誉，更牵连到了受害者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受害人不仅因之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伴随而来的还有财产上的损失。发生在“人肉搜索”中的网民的侵权行为，多数情形下为过失侵权，因为网民并不负有对网上发帖真实性的审查义务，即便是真实的事件，多数参与其中的网民，主要是出于“一身正气”、“一腔热血”而呐喊和呼吁。比如在地震发生后，“人肉搜索”同样跨越时间空间限制，协助很多灾区人民亲友团聚；对“华南虎”事件的层层追击，直至最后的真相大白等。

3.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的特殊性

与一般现实社会中侵犯隐私权行为有所不同，“人肉搜索”中对隐私权的侵害，表现出以下几个特殊点：①侵权主体的复数性。②侵权责任主体难以认定。③网络环境下与现实生活中的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④“人肉搜索”同时构成了对共同隐私的侵犯。。

六、人肉搜索与隐私权保护的协调

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针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立法，面对现实中“人肉搜索”与法治社会对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该从网络技术层面、社会道德层面和法律规制层面多管齐下，让“人肉搜索”这种特殊的网络环境下的互助行为发挥积极的作用，避免其误入侵权抑或犯罪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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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立法和司法中明确对隐私权的保护

一方面，在立法上将隐私权作为独立于名誉权的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上加以确认和保护。这既符合目前主流的学理观点，同时也和司法实践相一致。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规范解释寻求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衔接，拟定相关条例、决定或司法解释，填补我国隐私权保护的漏洞。在民法侵权法中明确隐私权保护的基本内容，对于我国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立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

另一方面，发挥有效案例的指导作用，建立一套动态的网络保护体系。案例指导可以通过对静态法律的诠释，起到甄别、指引和预测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有效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做到立法的宏观引导和与案例指导的微观指引相结合，以立体化的方式对网络行为予以规范和保护。

2.完善和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法律法规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隐私权的内容从传统扩展到个人的网络信息，对信息隐私权的专门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立法的趋势。为加强对个人网络信息的保护，我国应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即依法、合理、程序正当、公平公正公开。在法律上明确个人数据收集、使用的法律依据以及合法途径，建立他人信息搜集的及时通知与告知制度以及使用的事前征得同意制度等必要的可操作制度。明确个人对资料数据的权利及其限制，使个人信息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3.制定专门的网络基本法以强化对隐私权的保护

由于我国对于网络领域的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目前还是停留在依靠行政部门的行政规章或者行业自律的自我约束层面上，缺乏内容翔实、操作性强的统一的网络基本法的规范。为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并确保个人信息数据资料的收集、处理、传输和利用既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又能实现对个人和家庭隐私的充分保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网络基本法，即在整合现有的、杂乱的网络行为规范的基础上，针对网络社会的特殊性，构建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共同组成的网络行为规范体系。对于发生在网络环境下的侵权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在民法侵权行为法的基础上，强化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4.行业自律和网民的道德约束

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鼓励行业自律，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网络自律制度，比如百度网络所倡导的《人肉搜索公约》。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自发的民间性活动，人肉搜索受到肯定的关键在于人们通过社会道德规范来评价社会实践中不道德的行为，

七、结语

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仅仅是一个宣言式的宣告。因此，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和限制必须依靠具体法律来予以支撑。网络“人肉搜索”行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法律问题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人肉搜索”行为在现实中的双重角色是宪法在保护和限制言论自由方面两难选择的写照。法律应协调好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知情权和隐私权的相互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和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为了防范网络暴力可能带来的黑暗，法律在规范人肉搜索上应有所为。在我国社会转型和法治化进程中，虽然对于宪法权利的保障模式与制度选择尚处于探索之中，但是，始终应该明白的是：在讨论言论自由的限制问题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言论自由，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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