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思考（推荐8篇）
关于企业科学决策的思考
科学决策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决策,工作就会无章可循.当前新形势下,如何把握大局、以科学的态度和民主方法搞好决策,是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促进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当前的工作实际看,企业进行科学决策,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作 者：张景义 作者单位：兖矿集团实业分公司 刊 名：中国煤炭工业 英文刊名：CHINA COAL INDUSTRY 年，卷(期)：2010 “”(6) 分类号： 关键词：投资决策分为长期投资决策和短期投资决策,相应的决策预算有长期投资决策预算和短期投资决策预算。投资决策预算对我国大部分企业而言是个薄弱环节,也是长期困扰企业战略管理的关键问题。
怎样才能做到既有效调动企业投资决策的积极性,又能有效地控制投资决策的后果?笔者认为投资决策预算是重要保障措施和手段,同时也是保证企业总体战略实现的重要工具。投资决策预算需要与自然保持和谐,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投资决策预算是企业未来某项专门方案如何取得资源和使用资源的一种详细计划。它应当起到规划、协调、控制和业绩评价的功效,帮助企业提高财务竞争力,有效整合财务资源,充分实现企业价值。
长期投资决策预算常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为提高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估算折现率和现金流量时,既不要人为夸大风险,高估折现率,低估现金流量,也不要不考虑风险,低估折现率,高估现金流量。因为现代长期投资决策模式多采用复利折现法,高估或低估折现率对未来远期现金流量的现值会有很大影响,会淘汰那些未来确实有收益而风险不大的项目,如基础项目投资、农业投资等,而选择一些近期现金流量大,风险也很大的项目,使企业做出了错误的长期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预算的编制是从选择预计报酬率开始的,但企业所有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员工的选择标准并不相同,而且还会因为其组成的不同有所变化。因此投资决策预算是一个博弈和协调的过程,需要有相对科学的预算程序。经过协调后确立的投资报酬率、预计现金流量、投资额等指标,才能成为编制投资决策预算的依据。
一个成功的企业并不一定要定很高的投资报酬率,而关键在于对未来投资预算的高效动态管理,在管理控制中实现预算目标,稳健地推进企业发展。
投资决策预算在实际操作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投资项目投入现金流量与企业融资能力矛盾、投资项目资产分布与抵押能力、各种代理成本与摩擦成本、融资结构与投资结构的矛盾、资产变现性与投资的矛盾、资金与自然资源的矛盾等。
科学的投资决策预算是建立在对未来收益与风险科学评估基础上的。但众多现实说明,这种科学评估手段尚不成熟,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科学评估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投资决策预算作为实现企业长期目标的一种手段,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未来的战略目标,它应当是科学决策的产物,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是明确各责任单位责权利的制度安排。为了使长期投资决策预算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应当采用弹性预算加滚动预算的方式加以编制落实,使未来经济活动的实现值逼进预测值或期望值。
长期投资决策预算应当体现企业决策者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个人品格,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风险与收益相配比”,优化资本结构和资产结构,优化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靠的是投资决策,投资决策预算是投资决策的自然延伸。企业要发展,首先要完善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制度。
2 强化投资决策预算
2.1 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许多企业的投资决策预算之所以约束性差,基原因主要是投资预算准确性差,无法根据它来指导和控制投资实践活动。除了前述采用弹性预算加滚动预算的办法来不断提高投资决策预算编制水平,还要建立零基预算体系,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既能提高投资决策预算水平和质量,又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2.2 严格执行投资决策预算。
投资决策预算作为投资中心未来的行动纲领,应严格执行。为了提高执行质量,可采用比较具体的手段和指标来进行,如费用指标、收入指标、成本指标、利润指标、现金流量指标和采用费用控制卡、收入控制卡、利润控制卡及电子监控措施等手段。财务部门应当严格把关,在处理每一笔业务时,看其是否有利于投资决策预算任务的完成。
2.3 严格投资决策预算的调整程序。
即要建立并完善投资决策预算的调整制度,只有当出现不可控因素之后,经预算委员会研究同意,才允许调整相应的投资决策预算。调整时要按规定的权限和流程进行,以减少投资决策预算调整的随意性。
2.4 把投资决策预算的不确定收益及成本留在明处。
因为投资决策预算,特别是长期投资决策预算,不确定因素较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为了既严格执行预算,又充分调动投资中心的积极性,对于预算执行中产生的有利和不利偏差,都应当加以说明,以便需要调整时能及时调整。
2.5 全面严格考核投资决策预算执行情况。
要做到“全员”参与,严格考核,对预算编制是否及时、准确及执行结果都应当做出全面、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存在的问题应当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加以解决。
3 企业投资决策预算控制新思路
3.1 完善投资决策及预算制度,体现预算控制思想
投资决策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它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也是高质量投资决策预算的基础。企业从市场获取投资信息,选择投资项目去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为了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求投资决策科学化、制度化、高效化,这一切都必须有科学、高效的制度做保障。无论是投资决策制度,还是预算制度,都应当体现预算控制思想,要有科学的选优标准和机制,以及严格高效的激励机制,同时还要有相应的协调机制相配合。
3.2 构建投资决策预算信息系统,减少资源消耗
资源配置的载体是信息,信息对称是资源配置最理想的条件,也是投资决策预算顺利开展的有力支持系统。但企业在投资决策预算编制及执行过程中,一些责任人在机构设置、人员分工、工作安排上不注意信息的有效披露、传递、加工,而是按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习惯分割信息,封锁信息,人为造成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投资决策预算的失误及执行中的低效率,使资源配置失去应有的作用。因此投资决策预算必须建立自身的信息系统,同时要与企业整体管理信息系统兼容,使投资决策信息及控制信息能在企业的信息系统中有效地传递和利用,这是使投资决策预算取得成功的重要的办法。
3.3 规范基础管理,完善投资决策预算
投资决策预算,特别是长期投资决策预算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如何评价其业绩和预算主体的功过是较为复要的事情。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规范好各项基础工作。一些企业在编制投资决策预算时,基础工作很不完善,比如投资额、现金流量的确定方面随意性太强,未来报酬的估算太主观,有些甚至非常理想化,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基础资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因此,企业必须规范投资决策预算的基础工作,通过规范基础工作,提高投资决策预算的科学性,也为企业投资决策预算的考核奠定良好的基础。
3.4 建立投资决策预算绩效考核体系,推动投资决策预算工作开展
企业任何新的管理制度的推广,必须与员工利益挂钩,才能发挥管理制度的作用,投资决策预算控制工作也是如此。在建立投资决策预算工作业绩考核体系时,应注意考核体系的可操作性。制定有效的投资工作业绩考核体系,将企业实际投资工作业绩与预算进行对比,分析差异形成原因,并将差异以一定系数与责任人收入挂钩,以此来激发责任主体的积极性,让他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完成投资决策预算任务。
4 投资决策预算监控问题
投资决策预算的监控问题一直是企业预算管理中的难点。为了更好地编制和执行投资决策预算,企业应当成立专门的预算委员会,作为投资决策预算的监督控制机构。预算委员会应当由企业的最高行政长官任主任,由财务、营销、金融、投资、生产、战略管理、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负责投资决策预算的编制、执行、考核和决算等全过程的调查研究,为企业履行对投资决策预算的监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投资决策预算作为企业全面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投资决策预算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并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业务的日趋复杂,企业在投资决策中产生的信息越来越多,构建企业ERP系统对于投资决策预算的监督与控制显得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侯大同.公司制企业实行预算管理的思考[J].四川会计,2002(12):36-37.
关键词: 企业 投资决策 核心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222-02
投资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活动，从投资的过程与方式看，可以把现代投资分为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从微观上看,单位投资又分为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投资决策是指对一个投资项目的各种方案进行分析对比以选择投资效果最佳的方案。注重科学投资行为是一个成熟的现代企业管理所应有的本质特征。投资决策体现企业的根本利益，是现代企业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把握大局,以科学的态度和民主方法搞好决策是当前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投资是否科学,决策程序是否民主,决策是否有远见,将决定企业是否持续发展还是走向失败的关键。无数成功企业都是敏锐地洞察市场,捕促市场机会,经过科学、民主决策论证,走向成功;不可否认,投资决策失误不可避勉地导致企业经济效益逐年下降,直至拖累拖垮原有(投资)企业。本文通过对某公司的调研，从其对外投资项目的厂址选择、开工的时机、资金筹划等方面说明投资决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某县有一家国有的主营铅锌采选的企业（以下简称“铅锌公司”），铅锌公司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省冶金部门投资开采，设计能力为年处理矿石2万吨，开采年限为12年，归属省冶金部门主管。公司国有身份职工主要来自闽南、福州地区，1985年下放给地方主管后，人员结构有所变化，本县市大中专毕业生陆续配至铅锌公司。铅锌公司是当地骨干企业，经济效益在计划经济时期属较好企业，职工人数400多人，产值400多万元，主要产品为：铅精矿、锌精矿，该粗选矿主要由省一家冶金贸易公司调往湖南的株州冶炼厂冶炼，矿伴生金银返销回福建，金银收入有时占总收入的20%。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受市场经济影响，以及受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并且企业资源储量的下降、品位降低，采掘成本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在幅度下降。为寻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管理层采取了一些增收节支的措施，但成效不大。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企业走向市场，走向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轨道。由于矿山储贮大量石灰石资源，陆续有中层干部提议充分利用资源建造水泥生产企业，但管理者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选择时机失误
1992年全国投资热一度高涨，有些地方经济出现膨胀，到处集资办厂、投资开发、招商引资，一时造成建材市场空前繁荣。当时在整个地区到处兴建水泥厂，有矿山资源的地方，大大小小几十家同时上马，水泥厂烟囱林立。由于市场需求大，水泥价格突飞上涨。看到行情的火爆，铅锌公司管理当局才意识到应该利用本矿的石灰石资源投资兴建水泥厂。此时投资面临基建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这主要是：当时在当地兴建水泥厂多，水泥、钢材等建材价格高，同时，由于水泥设备需求大，价格亦大幅上涨，设备安装投资成本也加大。经对比，前后二年，同样建造一个4.4万吨/年规模的水泥厂增加投资额1.5倍。
二、选择地址失误
铅锌公司地处该县东南角，石灰石资源丰富，开采条件亦较好，可利用原铅锌矿开采、运输条件，有一定的采掘优势。若整条水泥生产线都设计建造在铅锌公司，一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二投资较少，三便于管理。然而，管理者未进行充分论证，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甚至于有地域性偏见，采取了分段选址。在公司所在地投资建成水泥熟料厂，在闽南某地建造水泥磨粉厂，设计为用熟料厂生产的原材料运至磨粉厂加工成水泥成品，就地销售，但两地运输距离有五百公里，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在磨粉厂有一整套管理机构，增加了管理成本；在建造磨粉厂时，花费大量征地费用，又采取先建好福利设施（职工公寓、食堂），由于后勤建设资金占用过多，生产车间较迟建成，造成投资大大超预算，并且严重影响生产。
三、资金筹借失误
由于投资严重超预算，造成了资金缺口很大。项目资金主要来源有：银行贷款，占预算的70%；法人单位投资或借款，由电厂、当地镇政府、卫生院等单位集资或入股；铅锌公司职工入股或借款；自有资金；自然人投股。由于自有资金严重不足，银行借款不能按时到位，大部分资金都是外借，甚至有些以高利贷筹措，例如：XX中医院向职工借款投股，承诺给予2%～3%的月息，闽南当地政府原投资款后转为付息借款。职工借款也高于同期银行利息，时间较短（3年期），还款压力大。经近二年的建设，熟料厂总算建成，再经半年磨粉厂建成。开始水泥熟料先销往周边水泥厂，当磨粉厂需原料时，由熟料厂运至，由于运距的关系，比当地周边采购成本增加了20%，而且，磨粉厂生产的水泥还未形成品牌，质量也不稳定，销量少，价格低。因而，磨粉厂处于边生产边亏损的境地。由于投资预算的大大突破，熟料厂投资经估算达400多万，磨粉厂近800万，一个4.4万吨/年规模的水泥厂投资近1200万元，而当时建成一个8.8万吨/年规模的水泥厂只需八百万。由于资金短缺，建设资金不足，流动资金缺乏，两厂一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后来，都采取承包租赁形式，承包费远远不够支付集资和银行的利息。
四、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
1．时间是金钱，由于投资时机严重滞后，造成投资成本的增大，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市场。铅锌公司在1986年有合作投资一家水泥厂，该厂历年小有红利分回，对水泥行业有一定的了解。此后几年铅锌公司经济效益属顶峰时期，应有一定的盈余。当时兴建水泥厂，有矿产资源、资金、技术，融资容易，投资成本也低，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失去。看到市场行情的火爆，一蜂而上，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不经科学、民主的论证，匆匆上马，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2．企业投资的根本目的应是为了获取利润，取得投资收益，企业投资的目标是以较低的投资风险和较少的投资投资投放获取同样多的（或者更多的）投资收益。原本可以在同一地址建成一条水泥生产线，以销售方便为由，分成两地投资，分散了大量资金，使本来资金短缺的项目更加造成困难。厂址的选择应主要考虑经济、技术、资源等条件。若在当地有一定的品牌、有市场，再建分厂或设销售机构，是较好的选择。铅锌公司在该地建厂，工资费用、能源消耗、管理费用、基建成本、运输成本等都比增，难以形成竟争优势；而且，由于当时的征地、青苗补偿费用高，同时，在基建设计中先建造了高标准的后勤设施，大大增加了折旧费用；再说，由于投产后，未能形成一定的品牌，质量也不稳定，因而只能以质次价低销售。所以，由于选址的失误，资金的大量投入，给本来经济实力并不强的铅锌公司背上了沉重经济负担。
3．企业筹资的具体目标是在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以较低的筹资成本和较小的筹资风险，获取同样多的（或更多的）资金。铅锌公司投资项目没有按有关政策筹集资金，大部分资金由银行贷款，受至于放贷时间，以及受还本付的压力，由于投资项目未能及时产生效益，银行利息全都有由铅锌公司负担，开始企业还可以支付，随着项目的进展，投资的无限突破，企业资金越来越紧张，一个响当当的企业就这样消落下去。
五、经验教训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规定：单位应当建立规范的对外投资决策机制和程序，通过实行重大投资决策集体审议联签等责任制度，严格控制投资风险。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固然有其内在规律，但投资每一项目必须谨慎，应当建立完善的决策体制，避免投资决策的失误直接导致企业的衰亡。铅锌公司投资失败导致企业衰亡，表明：企业投资首先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其次，主导产品要有市场，再次，投资要有远见卓识，最后，企业的经营管理也非常关键。“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铅锌公司决策滞后，选址随意性，投资严重不足，造成项目建成之日也是其倒闭之日，并且拖跨了一家本来主业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这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万解秋,贝政新.现代投资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傅元略.财务管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决策就是作决定。领导决策是指领导者根据信息、环境、条件，对可供选择的、优化的、实现目标的方案所做出的决定。领导决策失误是指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而导致领导者错误决策，从而造成重大损失的现象。导致领导决策失误的原因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对领导决策失误的问责成为一件难事。而领导决策失误比贪污受贿更可怕。因此，健全领导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它对强化领导责任，提高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推进科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依法、民主的决策观念逐步被各级决策者所接受，决策的成功率逐步提高，成功范例不少。但决策失误特别是重大决策失误也是常见的事。决策一旦失误，造成的影响却是全局性的，损失和浪费是非常严重的。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讲，从国际的视角看，我们国家的决策失误率有30%，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决策失误的案例屡见不鲜，触目惊心：
川东天然气氯碱国家工程是三峡工程配套的最大移民开发项目，工程概算近30亿元，于1994年开工，1997年因资金缺乏停建，1998年工程下马，但已耗资13.2亿元，清债需4.5亿元。更让人痛心的是，难以解决离开了土地的3000多三峡移民的生计问题。
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曾经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仅基建拖欠就达到17亿元，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机场原设计客流量是1年1200万人次，2000年只有57万人次，利用率不过1/24。
2011年6月21日，安徽池州，耗资300多万建设的平天湖玉带桥在即将竣工之际遭拆除。据当地相关部门称，该桥本身因尺度过大，与周边环境不甚协调，破坏了平天湖水面整体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平天湖水循环，故决定拆除该桥梁。此举一时间引发市民热议，不少市民认为拆除实在可惜，浪费了资源。这是一个尴尬的事件，可对公众来说，似乎并不陌生，耗资400亿元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即将开园之际，部分已建成的各式建筑竟遭拆除；河南南阳在建数千万元经适房被拆除让位农运会……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1200亿元。据媒体报道，2004年在对10家央企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有两个对比数字耐人寻味：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决策失误造成损失145亿元。对比之下，决策性失误损失巨大，却由国家来买单，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可见，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浪费、影响等问题，其危害性远大于贪污腐败。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必然会造成社会成本增加，错失许多发展机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造成政府信任危机，甚至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由此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二、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
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客观的、制度层面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1.决策者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有的领导者决策水平不高、方法不当；有的碍于人情，照顾关系；有的意气用事，随意拍板；有的私欲作祟，图谋私利；有的随心所欲，滥用权力，等等。最关键的原因是有的领导权力膨胀，在作决策过程中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搞“家长制”、“一言堂”，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所说的这些现象至今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非理性行为，至今还影响着党和政府的领导决策。
2.决策机制不健全。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基本前题，决策科学，不仅在于决策者的理性、智慧和能力，更取决于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程序化决策。程序化决策实际上是一个班子或一群人的协同决策。在程序的每道关口都有人或从技术上或从经济上或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决策分析，到最后决策，实际上是几种方案的选优。在这种决策机制下，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决策方法、决策制度，对每一个决策者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从现在大多错误决策来看，主要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权责分离、决策程序不规范。我国的领导决策虽然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一些地方缺乏咨询论证程序，公共权力过大而缺乏监督，民主程序形同虚设，基本上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最终形成了一把手独断专行，“拍脑袋”决策的畸形决策机制，忽视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增大了决策失误的概率，使决策失误看起来更像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现象。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决策机制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决策评价监督机制的乏力、决策民意吸取机制的错位、决策公开机制的残缺、决策权责机制的缺失等。
3.问责制度的严重缺位。人们往往认为，领导不是万能的，要决策就会有风险，就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只要不贪不占，出现决策失误不过是交了一次“学费”，买了一次教训，或者冠以“新事物”、“改革”和“下不为例”等，一推了之，无人负责。在现实领导活动中，一个贪污受贿几万元的干部要去坐牢，一个因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几亿元、几十亿元损失的领导者却可以易地做官。事实上，一项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绝非一般贪污腐败行为所能比，按理领导者应对决策失误承担责任。领导者不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客观上助长了决策的随意性和轻率性。在决策工作中存在的这种决策有人做，后果无人负，决策成功人人有功，决策错误人人无责的问题是十分有害的。虽然各地也出台了一些问责制度，但问责从形式到内容各不相同，对责任人的问责不清，监督又不力，从而容易导致决策者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等，他们往往只承担由正确决策所带来的收益，而不必承担由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及责任，使得决策者常常无所顾忌。
三、决策失误问责机制的构建
如何避免决策失误的频发高发，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有效性？唯有建立领导决策失误问责机制，它有利于建立责任政府，加强官员的责任感，遏制决策的随意性，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1.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制度。我们常常发现，一些外国官员因决策失误――甚至在我们看来很小的决策失误经常会导致引咎辞职现象。这与西方严厉的问责制度有关，决策者一旦决策失误，那么他面临的不仅是公众的抨击、议会的质询乃至罢免，甚至还可能遭到司法的审判。也正是基于这种巨大压力，西方国家的决策者，更注重决策的科学和民主程序，他们常常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对决策项目进行全方位的评估，甚至就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可以看到，决策失误问责如此严厉，决策过程如此高度透明，因而决策失误就不容易发生。然而，在我国，很多时候一些造成严重失误的决策者，大多以“交学费”为说辞，希望像处理呆帐坏财一样一笔核销。对这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坚决有效遏制。重大事项的决定，从可行性、科学性、合法性论证，方案的筛选，直到方案的选定，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者，这就要建立相应的论证责任制、评估责任制、领导责任制。明确决策失误与失误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从制度上界定清楚决策失误与失误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决策失误能够及时找到责任人。重要干部的选任，从推荐、考察到讨论决定，也要建立相应的推荐责任制、考察责任制和任用责任制，一旦用人失察，责任一目了然。谁决策，谁负责。当多大官，担多大责。当官失责，必遭问责。在问责问题上，要特别注意掌握关键权力的“一把手”，也要注意只问省长责不问书记责，要终身负责。哪怕是“集体研究”，也要对决策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严格分清责任，板子打到具体人身上。决策失误后，属于工作水平问题，要进行行政处理；属于违法程序的，要依法处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有以权谋私的，要从严处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引咎辞职机制是一种可行的问责机制，要制定一套严格的细则。发生了决策失误，首先是引咎辞职，同时启动其它问责，追究其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等，防止一些官员“拍屁股走人”，什么都不了了之。要推行决策失误终身负责制，只有如此，才能使各项决策真正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良性循环轨道，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2.切实加强决策责任监督机制。责任和监督是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是监督的前提，责任的实现必须通过监督。追究决策失误责任是很重要的、必须的，但它对保证决策科学化整个层面来说，只是一种补救措施，往往是在决策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才启动的。相比而言，加强决策前和决策中的监督，建立强有力的决策责任监督机制就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我国的决策失误远远超出西方国家，主要在于公权太过强大，在于权力缺乏制衡，在于监督滞后、监督缺位和监督缺威。政府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唯一主体，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权、监督权远大于公民对政府的控制权和监督权，因而对政府手中的权力缺少外在制约，容易形成政府对公权的垄断，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失控，如政策多变、信息垄断、决策随意等，而这些表面看是法治理念不强、缺乏道德约束，而实质是监督制度机制的缺陷。一要建设有限权力的政府。属公民的权力、市场的权力和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应分别还权于他们，形成一个多元化权力制衡与协调社会的治理结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要加强监督机构的监督。要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以免迫于压力而监督不力。人大要真正担负起异体问责主体的角色。要对人大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对人大代表产生方式、人大的问责权限、人大的辩论质询制度、人大对干部的罢免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完善，真正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领导干部责任的追究作用。改革纪律检查和监察部门的领导体制，在目前情况下，由现在同级党委和行政机关领导，改变为双重领导以上级机关领导为主的体制，加强对同级党委和行政的监督。三要强化舆论对决策责任的监督，特别是对由于各种不正当因素的介入造成决策失误或不当的现象。发挥媒体包括互联网等新媒体监督的公开性、及时性、广泛性的优势，扩大其自由报道权限和覆盖面，促进其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对决策失误问责过程、结果公开报道也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四要强化专业监督，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能系统，充实研究咨询机构，为决策及其评估提供公平和公正的服务。总之，加强决策责任监督机制就是要对决策过程和决策失误问责过程实行全程监督，包括对责任的认定、问责的依据、处理结果等。如果没有监督，可能会出现问责机制流于形式。
3.努力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决策的主体素质与决断力是决策成败的关键。领导者是组织者，是核心，是灵魂，为决策提供价值标准、目标导向。决策中对信息的掌握，对目标的权衡，对约束的分析，对方案的选择，无不考量着领导者的智慧，无不显示着领导者的素质。从上述仅举的数例错误决策案例看，那些决策者或因水平能力低下难以决断，或因经验不足主次不分，或因民主程序不畅以偏概全，或因盲目追求政绩只看眼前不顾长远，或因思维定势形成错觉和偏见，或因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或因心怀鬼胎以权谋私，这些都与决策者素质密不可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的领导没有责任心，不想不愿也不需承担责任，导致了决策失误的普遍性。正如美国学者罗森布鲁姆斯所说：“当不愿意承担责任成为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时，没有什么决策理论或方法可以让组织免于不良决策甚至更加恶劣的后果。” 当下最紧要的是提高领导的责任意识，同时要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掌控信息的能力、明白约束的能力、选择决断的能力，遵循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
总之，对决策失误实施问责其意义不在于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决策失误。问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是督促领导干部牢记宗旨，强化责任，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自觉地创新决策理念，遵循民主决策程序，提升科学决策水平，为社会发展，为人民谋福祉多作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不排斥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而是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实际来看，大批新型经济组织、非公有制企业的不断涌现，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的组织及时建起来，站出来，代表他们发展，促进他们发展。要鼓励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就应切实加强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积极主动地占领这块阵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非公有制党建工作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生事物，已经过了起步和探索的过程，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但在工作中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去认真研究和解决，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增长与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发展滞后的矛盾，使党的工作不能有效覆盖非公经济领域。由于非公制经济组织党的工作覆盖面不够宽，导致党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在这些单位比较薄弱，个别从业人员中的党员难以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一些入党积极分子无法正常的培养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非公有制企业定位与其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定位不明确的矛盾。少数企业主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市场轶序和市场规则不断健全，非公企业已 逐步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独立自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只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纳税就行了，企业党组织的地位没有很好地体现。按党章和中央有关规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在非公企业中，党组织负责人也有很大的流动性，党组织难以发挥监督、引导等功能。党员个体的地位和作用也受雇佣关系的支配而变得模糊不清。总之，无论党组织还是党员个体，其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首先困扰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关键而棘手的问题。
（三）党组织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矛盾，使一些非公企业单位党组织作用不明显，影响了企业主的积极性。部分建立党组织的企业起步较为容易，能够按照要求建立起党组织，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部分企业党组织工作进展缓慢，对企业的作用不大，只会给企业添麻烦，还要花费时间、人力、物力来应付，因此部分企业的党员的工作都难以保住，党组织就自然“流产”了；有的是因为企业业主建立党组织的目的是“图名声”、“政治待遇”等，在没有达到目的后，企业业主的积极性自然就有所下降。
（四）非公有制企业主对党建工作支持不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相对滞后，党组织工作内容简单，活动形式单一。部分非公企业是从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成非公企业的，其党组织大多也保留下来，但党组织工作还停留在读书、看报等简单形式上，使企业党组织工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企业发展要求。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是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壮大而开展的。2 党组织的作用发挥，离不开企业主的支持。一是企业主认识有误区。非公有制企业主由于各自经历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对开展党建工作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的企业主对党的宗旨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目的、作用、意义没有正确理解；有的企业主，表面上支持企业建立党组织，实际上是把党组织当作一块招牌或摆设。二是生产经营不稳定。一些规模不大、生产经营不稳定、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流动性大，党员流动性也大，党组织的稳定性也受到影响，给发挥作用增加了难度。而我区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村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学习培训便可以上岗。这些从农民转化而来的员工，普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大动机，追求思想进步的热情不高，党组织的教育引导收不到很好效果。
（五）企业中党员的状况还不能满足党建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是由党员个体组成的，党员队伍的状况影响着党组织作用的发挥。部分党员存在“单纯雇佣思想”，认为工作是临时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企业主手里，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目标同党的建设的整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只追求现实的经济利益，淡化了党的宗旨意识。有的党员没有正确理解党员的无私奉献与企业主获取利益的关系，没有正确理解党员的义务与党和国家的整体目标的关系，认为在非公有制企业里工作，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越好，为企业主作的贡献越大，其结果就是为“老板”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思想上存在矛盾，行动上不愿出头，制约了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不少党员因为利益关系，或者嫌麻烦而不愿把组织关系迁入企业。
（六）私营企业党员流动性大，数量不固定，已建立党组织的企业的巩固率有待进一步加强。一些小型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党员数量少，党员流动性大，“朝增暮减”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对策和建议
非公有制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比在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应考虑的因素要复杂得多，在实际操作中要艰难得多。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既要考虑如何在非公有制企业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更要考虑党组织建立之后如何开展活动发挥作用。
（一）在条件成熟的非公企业中逐步建立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因素：（l）企业有一定的规模，生产经营相对稳定，发展前景好，应同时考察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2）有合适的党组织负责人选。（3）党员骨干相对稳定。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员流动性大，不能简单机械地要求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就成立党支部。对不够独立成立党支部的企业，可按区域、系统、归类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对一些党建基础薄弱的非公企业强化指导，从机关中选派优秀党员到非公企业担任党建工作指导员，做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对一些党员人数不多的非公企业，按照就地就近原则，建立联合党支部；对一些租赁、瘫痪、倒闭企业中的离退休、下岗失业人员，组织关系迁入社区，实行属地管理原则。
（二）拓展工作空间，突破薄弱环节。今后几年，我们要努力把党的工作向中小规模企业延伸，力争中小企业党建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坚持“四支队伍”一起抓，提升整体素质。一是抓 4 好党员队伍。要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发挥党组织作用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二是抓好党组织书记队伍。要把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工作来抓。三是抓好企业主队伍。加强对企业主的团结、帮助、引导和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企业主的认识，关系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成效，要提高企业主的思想认识，使他们真正从内心支持党组织的工作。加强对企业主的教育培养，重视做好吸收优秀分子入党的工作。四是抓好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引导职工积极投身到企业生产经营中去，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三）准确定位，发挥好党组织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必须着重从以下四方面入手：（l）找准党的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点。就是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党的活动，在工作方法上，采取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相结合，既要利用一切机会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又要注重向非公有制企业主、企业各层面的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宣传、灌输党组织的意图，实现目标同向，行为同步，形成工作合力；在活动方式上，采取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与借助企业文化活动载体和工会等群团组织活动相结合，拓宽渠道；在活动内容上，把解决党内自身问题与解决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相结合，既使党员和广大员工受到教育，又能促进企业生产发展。（2）处理好党企关系。要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政治组织，是党员之家，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肩负着在非公有制企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发展和管理党员，凝聚党员和员工，保障企业经济健康发展 5 的责任。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围绕企业生产发展来开展工作才有活力，但不能以企业的经济工作代替党的工作。（3）协调好劳资关系。党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时，要实行标本兼治，内外结合：即抓化解劳资矛盾与提高员工和企业主素质相结合。要善于把化解矛盾的过程作为教育员工和企业主的过程，并要在平时利用各种机会，向员工和企业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劳资双方的政策观念、法律意识和依法行为的自觉性，做好化解劳资矛盾工作，维护企业和员工的利益。（4）落实保证监督使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保证企业坚持正确的生产经营方向和监督企业遵守政策法律两方面内容。为使保证监督落实，首先，企业党组织要明确保证监督任务，强化保证监督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要加强政策法律和业务知识学习，提高实施保证监督的能力。第三，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经常集体讨论分析应实施保证监督的问题，提高保证监督的准确性和实效性。第四，要发挥广大党员和员工保证监督的作用，以利于正确实施保证监督，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摘要：从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最后岁月，台湾问题仍然是这两位伟人的共同牵挂。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方面、分3个部分,就毛泽东、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以此作为今天我们思考、研究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参考。
一、以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对台湾的主权，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并不存在台湾归属问题。后来，由于1949年失败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的阻隔，才产生了台湾问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力介入中国内战，最终形成了需要新中国解决的本来只涉及中国内政、现又加入国际因素并相互作用的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是沿着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思路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实践；接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开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以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把握政治、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为尽早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即用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并且开始全面准备工作。
一是开展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二是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立一支较强的海军、空军力量。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朱德商讨后，致信周恩来，要他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 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7月25日、26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转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卖给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做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三是配备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周密进行各项战前准备。1949年6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等电，责成其注意认真研究解放台湾问题。据此，粟裕立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了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2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这样，原定在1950年发动的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
（二）以战争方式，有步骤地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生存下来，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局面。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 政策，并积极拼凑以新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毛泽东、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解放台湾难度的进一步增大，方针政策也要随之改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经过极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根据美国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种新动向，作出准确判断：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最后达到解放台湾。在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在近期解放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前哨据点一江山岛。在一举攻克该岛后，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只对大陈岛发起空中打击，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渔山、披山诸岛撤退。在其撤退中，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这个批示清楚显示，当前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不使战争的范围扩大，不使战事升级。2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全部解放了浙江东南沿海岛屿。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提出
根据中央军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沿海作战计划，在大陈岛解放后，马祖、金门将是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这时，毛泽东敏锐观察到：一方面，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岛和台湾进攻。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军事干预，中国则在必然爆发的不对称的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则正是美国所企望的，势必造成台湾和大陆的完全隔离，形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并于1955年初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在内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3月5日，毛泽东在复电赫鲁晓夫时向其交底，他指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作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定。”“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以上报告或电报表明：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只是选择一个适当时机的问题了。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 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范例。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二、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明确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集团进行第三次合作，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体全面；从1958年开始，工作重点也由最初的“促进统一”发展为“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寻求接触，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是毛泽东、周恩来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中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修改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住。”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他代表政府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指出：“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为了促成与台湾当局的和谈，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管道是必须的。这一时期里，主要是通过密使故旧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 “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
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来，海峡两岸虽然有一些消息的传递，但总的来说，和平攻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台湾海峡平静局势有利于美国推行“划峡而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12时，炮击开始。
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战，而是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 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存在。”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即“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充分暴露美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本质。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只顾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金门炮击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才停止。毛泽东、周恩来等正是通过这一炮击行动，保持同国民党的接触，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两个中国”。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国友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还向蒋介石进一步发出了中国大陆不首先动武的信息。他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于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边境挑衅行为却采取了军事行动，击退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骚扰。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而释放的都是善意信息。“文革”时期，虽然中国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应当说，这些行动对于两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而实为美国，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而实为中共。信中谈到了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虽欲插手台湾事务，但承诺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不愿意同新中国军事对抗。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在远东遏制苏联、新中国的政策，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以武力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并大力实施使台湾脱离中国的政策，加紧在国际上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等方式，为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制造法理基础。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始终牢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据理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实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为实现祖国的早日统一，中国政府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始终反对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注意维护祖国统一，同时也适时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1955年2月3日，针对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认为“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邀请派遣代表出席。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升格为大使级谈判。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强了相互间了解。同时，中国通过大使级谈判向全世界宣传了自己的正义主张，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坚持了民族大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 “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 “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里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 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阐述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时，又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任何国际会议和任何国际组织，只要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绝不参加；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将对中国毫无约束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双重代表权”提案，1971年8月20日，发表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三）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台湾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在国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力。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 这就从战略上建立了中美两国进行缓和的基础。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艰辛谈判。谈判中，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周恩来告诉美国客人，将“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这样，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终于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国家利益的”。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恢复作出了贡献，迫使美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承担不得再行制造“两个中国”，否则就要在国际舆论面前输理、失去道义，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条件。
台湾问题牵涉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方面，解决起来艰巨而复杂，最终解决需要时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思考和解决台湾问题时，始终抓住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全方位开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艰辛，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绩，功不可没。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经验与重要启示，值得每一位后来者认真学习、记取和发扬光大。
一、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使用现状
笔者将目前本科院校财务管理专业通用教材人大版《财务管理学》 (第6版) 和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教材《中级财务管理》 (2013) 中“项目投资决策指标”进行了汇总分析。两本教材将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都分为了两类——静态指标 (又称非折现指标) 和动态指标 (又称折现指标) 。其计算过程及决策规则见表1。
根据美国专家的调查资料可知, 表1中所列示的两类指标中, 20世纪50年代被调查的25家美国大型公司没有一家使用折现指标, 70年代后使用折现指标的公司所占比例渐渐上升, 到80年代, 被调查的公司使用折现现金流量指标的已达90%。美国杜克大学教授2001年调查结果显示美国392家公司中74.9%的公司在投资决策时使用NPV指标, 75.7%的公司使用IRR指标, 56.7%的公司使用NPV指标和IRR指标的同时使用PP指标。
折现指标之所以被广泛使用, 并在现代投资决策指标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是因为“货币时间价值”已是影响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当非折现指标与折现指标的评价结论发生矛盾时, 多数投资者也是以折现指标的评价结论为主。
注:NCF为净现金流量, C为初始投资, i为折现率, EBIT为息税前利润。
二、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应用中的问题及改进
(一) 折现指标
净现值 (NPV) 作为一个主要的折现投资决策指标, 是以“绝对数”形式将项目计算期内各年现金流入量的现值与现金流出量的现值进行差量比较, 净现值率 (NPVR) 和获利指数 (PI) 作为“相对数”指标, 使得不同投资额的项目具有可比性, 内含报酬率 (IRR) 指标反映了企业的真实报酬率, 后三种指标 (NPVR、PI、IRR) 有效地弥补了净现值指标在独立项目投资决策评价中的不足。
利用这三种指标对项目投资方案进行评价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与净现值评价结果是一致的,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评价结果也会发生矛盾:第一种情况是互斥项目投资规模不同且资金能够满足投资规模时, 规模较小的项目的内含报酬率、获利指数可能较大但净现值却很小;第二种情况是对于非常规项目 (即在起初及以后各期都有多次现金流出) 在不同年度会出现多个内含报酬率。对于这些特殊情况, 由于“最高的净现值”符合企业的最高利益, 在没有资金量限制的情况下, 利用净现值法在所有的投资评价中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由净现值的计算公式可知, 净现值的计算结果取决于两个要素:折现率和净现金流量。当这两个要素的取值不准确时就会影响到净现值指标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1. 折现率的选取对净现值的影响。
如果折现率选用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 净现值的计算结果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的全部收益;如果折现率选用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 则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比已放弃方案多获得的收益;如果以行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 则净现值表示按现值计算的该项目比行业平均收益水平多获得的收益。而目前项目投资决策中净现值的计算所使用的折现率是由国家计委和建设部测定发布并定期调整的, 这与项目本身的资本成本、机会成本及行业平均资金收益率有所脱节, 会造成决策的短期行为。
为获得有效的动态评价指标, 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折现率: (1) 对于资金来源单一的项目, 应以拟投资项目所在行业 (而不是单个投资项目) 的权益资本必要收益率作为折现率计算净现值; (2) 对于相关数据齐备的行业, 应以拟投资项目所在行业 (而不是单个投资项目) 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作为折现率计算净现值; (3) 对于已经持有投资所需资金的项目, 应以社会的投资机会成本作为折现率计算净现值; (4) 对于投资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研究和建设项目评估, 则以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定期发布的行业基准资金收益率为折现率。另外, 在整个项目计算期内, 建设期间的现金流量可按“银行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对经营期的现金流量可按“社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分段计算, 得出更准确的净现值。
2. 计算净现金流量的假设前提影响。
理论上的净现金流量计算是建立在三种假设基础上的:一是假定产销平衡, 二是假定企业不存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三是假定现金流量总是发生在计算期的期初或期末。这三种假定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是有很大出入的, 实际工作中发生滞销、拖欠货款的情况比比皆是。另外未来现金流量受多因素影响,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并不只是在年初或年末发生且运营期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不一定完全相等, 对时时发生的现金流量以假设的发生时点、等额的净现金流量模型计算现值, 是有失偏颇的。
针对此问题, 应按照会计权责发生制的统一处理原则使得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进行投资决策比较时净现金流量的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 对时时发生的非等额现金流量计算折现值时, 应尽可能缩短折现期, 使得计算结果接近实际情况而作出有效决策。
3. 动态指标在项目投资决策中的局限性。
利用动态指标的决策规则进行常规的项目投资决策时, 只对独立的投资项目决策有效, 如果是多个互斥项目且初始投资额不同, 项目的计算期也不相同, 则这些“绝对数”的动态指标的决策结果就会失效。
针对此问题, 需要引进新的指标对多个互斥项目 (特别是投资额和计算期都不相等的项目) 进行有效决策并纳入项目投资决策指标体系中。“年均净现值”指标的使用可有效解决此问题, 年均净现值是把投资项目在寿命期内总的净现值转化为每年的平均净现值, 此指标可理解成年金计算中的“年等额回收额”指标。计算公式为:年均净现值 (ANPV) =NPV÷ (P/A, i, n) , 其中:NPV表示项目的净现值; (P/A, i, n) 表示建立在资金成本和项目寿命期基础上的年金现值系数。
例如有A、B两个项目, A项目的初始投资额比B项目小, A项目的净现值为27 708.5元, 项目计算期为4年;B项目的净现值为41 915元, 项目的计算期为8年, 项目的资本成本率均为10%。此例中, 项目A的净现值小于项目B, 若按净现值的决策规则, 则选择项目B为最优投资方案, 很显然这种决策结果并不准确, 因为两个项目的计算期不等, 计算年均净现值指标:ANPVA=27 708.5÷ (P/A, 10%, 4) =8 741 (元) , ANPVB=41 915÷ (P/A, 10%, 8) =7 856 (元) 。A项目的年均净现值大, 故应选项目A来投资。
(二) 非折现指标
非折现指标的突出问题是: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将不同时点上的现金流量直接进行计算的结果并不准确。静态投资回收期指标的计算既忽视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也不能反映投资回收后的收益情况;平均报酬率和总投资收益率指标虽然反映了项目所能创造的收益情况, 但也无法弥补没有考虑时间价值所带来的问题。因此, 只有完善非折现指标的计算, 才能提供有效的投资决策辅助信息。
1. 完善静态投资回收期指标的计算。
在静态投资回收期计算思路的基础上, 应考虑资金时间价值, 将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算处理, 得出“折现回收期”指标的值。
例:某公司欲进行一项投资, 初始投资额为10 000元, 项目为期5年, 每年的净现金流量均为3 000元。按静态的回收期计算可得到:PP=10 000÷3 000=3.3 (年) 。若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通过表2的数据可计算出该方案的折现回收期为:PP=4+493÷1 863=4.26 (年) 。
从上例可以看出:折现回收期的值会略高于静态回收期, 这也说明了忽略资金的时间价值, 会得到时间短的回收期而误导投资者。
折现回收期虽然在静态回收期计算的基础上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也仅仅只是收回初始投资的时间。如果投资项目中有“出售固定资产”和“在寿命期内有可能终止的项目”以及“进入了产品的衰退期”的情况, 就得采用“抽逃回收期”和“最佳回收期”指标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步骤应是:首先判断项目是否能够持续稳定经营, 若可以, 则根据预期现金流和折现率计算项目的贴现回收期, 当若贴现回收期小于公司要求的回收期, 则接受项目;其次, 若贴现回收期大于公司要求的回收期, 则继续分析项目的固定资产是否可以出售, 如果可以, 则计算抽逃回收期, 当抽逃回收期小于要求的回收期时则接受项目, 否则放弃;最后, 当项目的产品进入衰退期时, 直接计算项目的最佳回收期, 确定终止项目的最佳时间。
2. 计算“折现的报酬率”。
为弥补静态的投资报酬率忽略了时间价值所产生的缺陷, 平均报酬率和总投资收益率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调整为:
经过折现计算处理后的动态收益率指标计算结果会比静态指标的计算结果小, 可以缩小原静态指标不考虑时间价值而夸大的收益部分。
三、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
1.增加重要的决策影响因素指标。本文以上两类传统的项目投资决策指标, 主要是从收益方面和投资回收时间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而项目的获利能力只是项目发展的一个表现方面而已, 投资者应该全盘关注项目的未来生命周期, 对项目的偿债能力、经营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予以全面关注, 因此, 有必要在原评价指标体系中增加这些重要的决策影响因素。
项目投资属于长期投资, 偿债能力的分析可选用反映长期偿债能力的代表性财务指标——“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和“利息保障倍数”。
营运能力反映的是企业资金的周转状况, 项目投资评价体系中增加营运能力指标可以了解企业的营业状况及经营管理水平, 指标可选用“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
发展能力是指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所表现的增长能力, 指标可选用“销售增长率”、“股权资本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来分别反映企业的成长性、市场竞争力、资本的积累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变化。
2.为各个指标赋予权重, 形成新的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体系。当前的投资决策评价指标体系中只划分了主要、次要和辅助指标三种类别, 对各个指标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定量的标准, 因此, 可对各指标设立一定的权重, 量化评价结果, 通过量化结果较清晰地反映投资项目的整体情况。在此, 笔者根据项目投资决策的特点, 尝试构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一个投资项目, 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它的盈利能力, 所以对于收益指标可设置较大的权重, 如50%;其次是投资者较为关心的回收时间和风险问题, 权重设置为20%;最后, 为保证项目长久发展, 项目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指标的权重应各占10%, 详见表3。
通过对以上指标值的计算可得出投资项目最后的综合评分值, 从而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定量分析后得出较准确的决策结果。
参考文献
[1] .荆新, 王化成.财务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 .邵希娟.投资决策中回收期指标的综合应用.财会月刊, 2013;8
关键词：融资；公司价值；经理人
一、公司代理人操纵企业融资，影响公司价值最大化
公司融资结构主要有：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以及公司的分红、派息等股利，如何选择公司融资结构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1958年和1963年弗兰克·莫迪利亚尼和莫顿·米勒出版了两篇学术巨著(MM理论)，其中论证的核心是公司融资结构，即著名的“无关性理论”，揭示了经济学中一个最令人吃惊的理论：公司融资构成主要有股权融资和各种债券融资两方面，以及其他的公司分红、派息等股利政策，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总价值无关。“无关性理论”是把公司比作成一个比萨陷饼如何被分享，公司融资结构不影响比萨陷饼本身的大小。因此，经理人(管理者)和控股股东应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过度忧虑有关公司的配置效率，公司的分红、派息的事情上，而是把他们自身投入到使他们的公司与此相关价值最大化中去。
让·梯若尔开始研究公司融资时，没有采纳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MM理论，莫迪利亚尼和米勒，没有论述关于“代理成本”，没有考虑到公司的大小、经理人是否尽力去把它做大、公司价值是否最大化等等问题。梯若尔采用阿道夫·伯利(Adolph Berle) 和加纳德‘明斯(Gardiner Means)的理论，伯利和明斯在1932年出版了经典著作，论述了美国的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经理人掌握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集中的经济权力，并滥用经济权力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是经济学家们最早探求“代理成本”，剖析代理问题的成因一一由于被委托掌管公司的经理人滥用经济权力，导致股东财产上受到的损失，将股东们贬到单纯出资人地位的操纵公司运作的现象。让，梯若尔认为“现代企业融资的背后是企业内部人，他们不追求利于股东利益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行为。”大多数的金融公司的创新都是基于这一前提的，上市公司设计好的增发、配股或新股高溢价发行模式，从而促使投资者把钱委托给经理人，期待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
二、融资成本决定公司的融资方式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个渠道，其中内部融资主要是公司的自有资金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部分；外部融资又可分为通过银行筹资的间接融资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又包括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
1中国平安再融资，引发A股市场剧烈震荡
2008年1月21日，中国平安公布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后，引发了中国平安股价和中国A股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公司市值受到影响。中国平安公司再融资议案是公司拟公开增发不超过12亿A股和412亿元分离交易可转债，按照中国平安公布方案时，市场股价98.21元，公开增发的再融资约1400亿元，与412亿元分离交易可转债共计融资约1600亿元。如果这一议案得以实施，巨大的再融资额将创下历年中国A股市场再融资额之最，然而再融资方案竟没有说明募集资金的用途。
从2006年5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发布后，中国证券市场增发的融资分为定向增发与公开定向增发两种模式，而定向增发与公开定向增发在发行价格上有很大的不同，定向增发的价格低。迄今A股市场破发的绝大部分是公开增发。原因一是公开增发融资额巨大，市场抽血明显；二是全部现金认购、绝大部分要小股东承担，大股东很少承诺参与；三是增发价高，按招股书刊登日股价为基准，公开增发定价比定向增发高得多。这样，大股东只是参与定向增发，回避高价的公开增发。显然，我国证券市场在融资增发制度的设计上，允许大股东做出损害持有人利益，是典型的制度缺失推动了经理人损害中小股东。
中国平安的公開增发，大股东汇丰控股不参与高价发行的公开增发，同时还积极支持中国平安的巨额再融资。因此，一部分持有中国平安股票大小股东们毫不犹豫地抛出股票，促使股票在21日、22日连续两日跌停，未抛出股票的股东们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同时带动了A股市场中具有再融资项目的股票股价急剧下跌，整个A股市场恐慌，中国平安公司股票总市值迅速缩水。
2中国平安斥巨资收购富通50％股权，股东对其前景担忧
由于中国平安对募集资金用途没有作出解释，又是如此巨额再融资，令股东们疑虑：中国平安公司管理者是否慎重对待再融资和项目的运作。但随着其公布再融资议案后收购富通50％股权的行为，进一步加重了股东的担忧。富通集团受“美国次贷”冲击，风险不断暴露，投资者更加清晰认识到海外投资“风险大于机遇”，公司权益类资产投资收益的下降将会影响公司利润。收购富通50％股权的行为，进一步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持股信心，仅仅几个月股价由98.21元跌至最低点的38.76元(7月3日)，跌幅达60.53％。这是公司管理行为和股东利益不一致产生激烈冲突的结果，与让·梯若尔描述“代理问题”的情形惊人相似：过度投资的掘壕沟策略。反映了公司经理人在公司经营中，扩张为先而不是效益为先的发展战略，不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3被忽视的公司股权融资成本
在我国这样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由于基础制度的缺失，对再融资的决策制度上没有对公司经理人“代理问题”有“软约束”，上市公司可以远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成本(有时甚至是恶意的零融资成本)进行股权融资，不给予广大投资者投资现金回报，迫使投资者在股权融资中必须自担风险。
在公司经理人看来，似乎不存在任何硬约束，忽略了我国中小投资者价值投资理念日益成熟的情况，中国平安的中小股东们因拒绝“恶意圈钱”，使得股票市场出现股价的剧烈波动，已经造成上市公司总市值降低，造成公司轻易遭到敌意收购的后果，而且公司牺牲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丧失了公司的公信力。以保险业为公司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保险公司，社会诚信是公司竞争中最宝贵的资源，丧失社会诚信的结果使原有的客户和潜在的客户流失，为此支付沉重的社会成本。
以上这些实际上构成了对公司经理人的有效约束(“硬约束”)，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大于债权融资成本。因此，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总价值。
三、公司的融资代理人问题
现在，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离不开对“代理成本”的理解，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广泛用作标准的分析工具。自从经济学家们开始严肃地研究解决“代理成本”问题之后，证实了大量的地区都存在着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潜在冲突。处理代理问题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发行债券(但是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法律上强制经理人支付债券利息，而且在特定日期偿还本金。股权融资这方面的影响要少些，因为它没有义务支付给股东股金和股息。大力发展公司债，有利于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对公司融资形成约束。
让·梯若尔认为，近几年来在如何减少股权代理成本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除了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债务与资产的比率之外，另一个解决代理问题的途径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采用的两个方法：激励机制(例如，分配管理层持有股票)，分配管理者和股东报酬；管理者、公司股东因交叉持股而形成更好的相互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