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政策和评估（精选8篇）
一、知识产权管理
（一）、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
知识产权是关于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内以及奇特来自智力活动所取得的一种财产属性的权利。(包括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产品保护，地理标记，服务标志等)
（二）、知识产权的功能
1、标志的功能：专利……创新能力
商标……市场活跃程度
著作权……社会认知度和全民科学和文化素养
这些标志总体来说，是考察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2、市场经济的功能：对市场具有宏观的控制、调控功能，由于体制问题，导致很多人很多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市场功能了解不透，知之甚少，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商标是产品的标识、专利是产品的内在支撑和技术领域的独占权利。
专利是科技创新成果，它是科技创新成果法律化的体现
商标、著作权当中的一部分与科技毫无关联；对企业来说：专利的科技成果功能弱于市场功能；知识产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实企业独占市场的有效法律武器。因此，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有关联但也有根本上得区别。
（三）、知识产权战略的框架构建
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工作所要具备的几点要素
1、管理机构（人，经费，管理体系）。首先需要明确管理机构在公司中的地位；其
次是合适的人选；最后经费要到位。
2、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制度建设要根据企业的特点来构建适合本企业的管理制
度，以便于更有效的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命活力。
3、每年有一定的量的产出和积累。构建企业只是产权战略框架，没有一定量的只
是产权积累……纸上谈兵；没有对量的有效管理手段……一盘散沙；同样没有精通只是产权的人员来实施管理，只能说是敷衍、迎合政府需要。
（四）、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
1、专利战略
进攻战略……是指积极、主动、及时的申请专利并取得专利权，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为企业争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中日、松下；通用、福特；华为、中兴做得比较好；云南主要是云南白药与昆船做得比较好）
一、研究区概况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功能的独特生态系统,对于全球元素循环及平衡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全球变化围绕陆地-人类-环境系统变率和变化因素,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以及系统脆弱性、恢复力和适应性机制来开展工作(白军红.2003;刘兴土.2007于贵瑞等.2013)。土地是各种陆地生态系统的载体,土地利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活动,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土地覆盖格局的改变,既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使生物多样性损失、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又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改变,对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鄱阳湖区(图1)是动态变化的统一体,也是一个多类型、开放型湿地系统组成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体,发育了独特的湖泊草洲湿地生态系统(周文斌,万金保.2012.)。受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长江上游水利工程、水资源开发、农业发展等影响,鄱阳湖出现了湿地萎缩、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水资源季节性短缺、江湖调蓄能力大幅度降低等问题(胡振鹏.2010;鄢帮有等.201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三江湖工程”集中于生态恢复和减贫,1998年特大洪灾后,国家在鄱阳湖区开始实施了“退田还湖”工程等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湿地恢复政策(姜鲁光.2010),使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二、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查阅,围绕鄱阳湖区“三围”现象土地利用的相关数据,基本包括“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的基本分布资料,如“围湖造田”与“退田还湖”的时间、面积等数据;以及“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对湖泊、湿地功能影响的相关数据(黄海高程)等。数据提取标准一致,数据提取后利用Excel、Arc GIS等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并通过对湖区居民发放问卷的方式实地了解“三围”现象,进而分析“三围”现象土地利用政策变化及生态环境效应的成因和驱动力。
三、结果与分析
(一)近年来鄱阳湖水文变化明显
20世纪80年代之后,鄱阳湖过度围垦造成的危害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围湖造田得到禁止。在1998年鄱阳湖出现特大洪水之后,国家提出“整治河道、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十六字方针,在鄱阳湖区实行退田还湖政策,目的是增加鄱阳湖的蓄洪容积,提高湖泊调蓄洪水的能力,通过扩大天然湿地面积,部分恢复湖区天然调蓄气候、净化水质、分淤泥砂等方面的功能。
然而,受长江三峡工程运行和鄱阳湖河道采砂等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鄱阳湖出现持续性低水位现象(表1),据鄱阳湖星子站水位实测资料表明:2003年以来,鄱阳湖枯水位连创新低,枯水期不断延长,2006年星子站10m以下水位出现时间较正常年提前75天,有65天实测水位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2005、2006、2007年星子站低于12m以下水位的天数分别为220、260、270天。与鄱阳湖流域特大干旱年1963年、1978年相比,2005年来水属平水年。但星子站出现低于9m枯水位的持续天数比1963年还长;同样2006年来水属偏枯年份,但出现低于10m枯水位的持续时间长达94天,比1963年、1978年10m枯水位持续的时间延长数倍。
退田还湖政策实施后国家并没出台与退田还湖紧密相关的政策。随着退田还湖工程的验收完毕,退田还湖政策的实施暂告一段落,其政策影响也有弱化的趋势。2000年以来,随着退田还湖、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我国部分地区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200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粮食安全。2004年与2005年“两个一号”文件都强调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与耕地保护的重要性,从政策上保障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二)近年来湖区低枯水位诱使“三围”现象频发
近年来,由于长江三峡蓄水工程影响,鄱阳湖出现了持续低枯水位、沿湖地区掀起了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的高潮(表1、图2)。
(三)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驱动力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任何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直接驱动力对生态系统过程具有明确的影响,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精确程度对它进行识别和测度。间接驱动力的作用比较广泛,常常是通过对一个或者多个直接驱动力的改变而起作用,因而间接驱动力的影响可以通过了解它对直接驱动力的作用而得以确定(方春明,曹文萍等.2012)。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鄱阳湖湿地生态功能变化主要受湿地空间格局、水质水量、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其驱动力分析如表3。
此处驱动力因素主要考虑了负向驱动力。由表3可知,自然因素中气候变化导致的植被、水量的变化是造成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人为因素中粮食生产、养殖业、旅游开发等社会经济活动是造成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人为因素是主因。这又集中表现在鄱阳湖湿地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所遭受的“公地悲剧”,主要表现在对湖区资源利用上的无节制、管理的混乱、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利益分配不公等。
(四)建国以来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政策演变
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呈现不同程度退化(Bao KS et al,2011;Wang Y et al.2012.)。国内对湿地恢复工作在最近十年才得到重视,针对主要探讨恢复效果评估、芦苇湿地恢复、湿地恢复位置选择、江湖联通关系、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价值和当前价值。
围绕着鄱阳湖流域的科学问题,很多学者从湿地景观结构、植被生态系统类型、候鸟生境、栖息地与水位关系、三峡工程对水鸟栖息地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竞争与协同、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湿地恢复进行了研究。1998年洪水过后,鄱阳湖区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战略(表2),环鄱阳湖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2007年,科技部立项支持《鄱阳湖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研究》,对鄱阳湖湿地保护进行恢复示范,近年来已经恢复鄱阳湖自然湿地3.5万亩,鄱阳湖退化湿地恢复工程已取得显著效果,而围绕恢复前后湿地生态过程的变化也开展了一些工作。龙鑫等(龙鑫等.2012.)研究了洪涝灾害对鄱阳湖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姜鲁光等(2010.)研究了湿地恢复的替代或折中方案、评价湿地营养保持功能价值、不同退田还湖政策驱动与土地利用变化关系。鄱阳湖区人口密集、人地矛盾非常突出,为解决人地矛盾,鄱阳湖围垦成为一种扩大耕地面积的重要途径,同时近年来鄱阳湖沿湖地区在鄱阳湖低枯水位时,大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盲目侵占天然湖泊,使鄱阳湖生态服务功能降低(表4)。
20世纪90年代,叶笃正提出全球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并指出要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叶笃正,吕建华.2000.)。继全球变化基础研究之后,适应性研究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重大问题。鄱阳湖近年来出现的持续低枯水位、围垦天然湿地用于农业生产就是农户个体适应全球变化的例子,目前很少研究居民态度对鄱阳湖围垦、政策响应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响应机制,对鄱阳湖出现的“三围”现象的原因、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尚显缺乏,这无疑制约了鄱阳湖的保护效果。
五、讨论
回顾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政策变化(表4),不难看出,人们对于湖泊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识在逐渐深入,特别是在1998年洪水发生以后,众多学者开始更加关注退田还湖对鄱阳湖洪水调控能力的研究(闵骞等,2006)。显然,“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三围会导致鄱阳湖的生态体统服务功能减弱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丧失(表3、表4)。然而,由于长江三峡蓄水工程影响,鄱阳湖出现了持续低枯水位、沿湖地区掀起了围湖造田、围湖造城、围湖造地的高潮(表2、图2)。
此外,由于鄱阳湖区是长江中游退田还湖面积最大、退田还湖模式最为典型的地区。退田还湖工程实施后,也出现了部分农民失去了耕地、就地就业难、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强等问题,农民适应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能力依然薄弱。加上粮食安全再次受到关注,因此出现了天然湿地被围垦的现象,沿湖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发展,大力推进围湖造城,导致退田还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
孙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只有整体对外贸易政策，没有针对特定地区的贸易政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我国对拉美和非洲的贸易政策逐渐清晰，其目标、工具、内容、实施机制日益明确、多样、丰富、完善。
在我对拉、非的平等互惠的积极贸易政策的指导下，中非和中拉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我国对拉、非贸易。我对非进、出口额分别从1981年的3.5亿和10.0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60.0亿和508.4亿美元，分别增长约159倍和50倍；我对拉进、出口总额分别从1981年的9.0亿和6.2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719.1亿和714.8亿美元，分别增长约79倍和114倍。中非和中拉的贸易结构不断改善，我国由出口初级产品逐步转为出口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如2008年前10个月我国对非、拉高科技产品出口贸易额分别增长55.8%和50.2%，又如中航技的新舟 60飞机出口到津巴布韦、刚果（布）、玻利维亚，生产通讯设备的华为 2008年在南部非洲和拉美的市场份额分列第二、三位。
2.我国对拉、非投资。我对非直接投资年净额从 2003年的0.7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5.7亿美元，增长约21倍；我对拉直接投资年净额从2003年的10.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9.0亿美元，增加近4倍。
3.我国对拉、非开展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我对非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从 1999年的20.3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25.9亿美元，增长约5倍；我对拉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从1999年的1.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9.1亿美元，增长近20倍。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迅猛发展带动我对非、拉的出口。如2009年重庆对外建设总公司中标的2.2亿美元的苏丹卢胡德至乌姆格达达211公里和迪拜巴特至富拉185公里两项道路工程将带动约 4000万美元的各类设备、物资出口和1000人次劳务输出；又如大连国际合作公司承包的持续近 10年的苏里南首都三期共 1045公里的市政道路修复工程拉动大量国内原料和劳务出口。
4.我国开拓拉、非市场的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在非洲都有分支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还是非洲最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的最大股东；中国银行在拉美设有分支机构，中国银行还与美洲最大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签署贸易融资协议；并且我国在非洲11国设立了提供咨询、仓储分拨、联系业务等服务的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在拉美多国建立了商品分拨中心。此外，我国还搭建双边经贸信息服务平台、组办商品展销会和培养专业人才。
1.政策制定相对滞后，针对性明显不足。区域政策缺乏预见性，如1993年我国与巴西签署《关于铁矿石贸易和促进开采铁矿的合作协议》，冶金部组织宝钢、武钢、马钢、中钢与淡水河谷公司洽谈在巴合作开采铁矿石事宜，后因销售比例分歧，无果而终。近年，我国在铁矿石谈判上节节败退，进口铁矿石价格年年上涨，08年更是创下近年来的最大涨幅——96.5%，若当年我国能舍弃眼前小利以求长远大利，与巴铁矿石巨头合作，获取采矿权，也不至于在近年铁矿石谈判中处于如此被动地位。并且政策的国别针对性不强，各国因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经济制度、法律环境、政治特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市场情况，但我国直到2006年和2008年才明确提出对非、拉的贸易政策，而这两个地区的国别贸易政策的制定工作尚未提上日程。
2.国企或大企业占主导地位，私企或中小企业扶持不够。国企和大企业的主体地位有合理之处，但当前国企和大企业的主导地位过强，私企和中小企业的地位过低。私企或中小企业具有体制优势，并且我国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或私企，因此中小企业和私企也应被看作是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力量来加以扶持，但我国这方面做得不够。（1）针对中小企业的保险只有中小企业综合保险产品，而且中小企业只能通过商会、协会、学会和保险经纪人等中介平台集体投保；另外，我国出口保险平均费率为0.8%～1%,而对拉、非地区的平均费率高达2%,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2）财政扶植不到位，如中非发展基金、境外加工贸易项目贷款贴息等偏向于动辄投资几十亿元的大国企；又如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规模小，用于开拓拉、非市场的资金占比低，不能给企业以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3）银行对中小企业和私企惜贷。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在中国的调查表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申请的成功率分别为88%和77%。
3.贸易促进工具缺乏整合性，效果评判视角缺乏全局性。我国截至 2000年底对非援助额是对拉的近4倍，2007年对非直接投资年净额和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分别是对拉的约1/3和4倍。由此可见，我国在非洲综合应用了经援、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贸促工具，但在拉美则过多依赖投资工具。此外，国内评价贸促工具效果视野狭窄，常依据单一工具效果来判断得失，如部分人对经援非洲表示不理解，认为应从国家利益角度处理，他们没看到，经援提高了其他贸促工具的效果。
4.缺少政府的发展基金支持，优惠政策落实不力。我国优惠政策涉及面广，涵盖各种贸促工具，如援外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贷款、境外加工贸易项目贷款贴息、对中非和中拉经贸合作区内企业的资助、对外工程承包和成套设备的出口信贷、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贷款贴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出口产品研发资金、出口信用保险扶持发展资金、高新技术出口产品技术更新改造项目贷款贴息资金、出口品牌发展资金、对非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等，但这些优惠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不少。（1）多头审批，手续繁琐，过程冗长，有的需一年多，企业成本高，贻误商机。（2）项目审批与实际政策脱节。银行往往以贷款通则中“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为由，拒绝贷款。（3）许多企业获得优惠政策后便与主管部门保持距离，甚至不再接受管理，造成事后监管形同虚设，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5.市场开拓服务体系不能充分发挥作用。（1）我国银行只在拉、非的大城市和避税港设立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给企业的贷款不能用于其驻地子公司的股本权益性投资；企业驻地子公司不能利用国内母公司的授信额度，国内母公司不能为其驻地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2）我国在非洲 11国设立的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与发达国家同类机构的经营模式迥异，其经费保障和职责范围缺乏法律规范，并因其由地方企业主办，故很难为大多数驻非企业利益服务。（3）针对拉、非市场的经贸信息量不大、面不全、质不高，更新不及时，而且政府管理机构的条块分割使得经贸信息资源分散，不能满足企业市场调研和投资发展的需要。（4）国内研究拉、非的学者很少有机会到当地考察，在拉、非的实际工作者流动性又较强，难以深入调研，造成精通拉、非事务的人才匮乏。
1.政策制定应围绕我国长远发展目标，提高前瞻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后，资源供给紧缺问题将重新显现。我国应鼓励企业利用当前时机，在拉、非收购一些能源、矿产、农业、林业等资源产业的外国和当地资本，确保掌控石油、铜、铁、大豆等初级产品进口的主动权，获得稳定的资源产品价格和供应。发展高科技产业是我国改善国际分工、增强国际竞争力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拉美国家工业由于发展较早，有些领域领先我国，如巴西的航空工业公司、墨西哥的美洲移动通讯公司等都是全球知名企业。我国应支持企业抓住当前机遇，并购其技术密集型企业，这既可利用国外人力资源，获取先进技术，还可收集情报，跟踪最新国际科技动态，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
2.应根据各国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利益实现方式。对墨西哥等与我国贸易争端较多的国家，应尽快升级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对阿根廷、南非等与我国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的国家，应强化贸易互补性，放弃部分竞争性产品市场，以空间换时间；对中美洲和安第斯集团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工业技术落后，纺织业为潜力产业，我国应减少纺织品上的正面冲突，将出口拓展到纺织品上游产业，并增加机电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对塞内加尔等环保意识渐强的非洲国家和环保意识强烈的拉美国家，应通过政策法规、奖惩措施、金融手段避免我国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对开始重视劳工权益的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应规范我国企业的用工模式；对工会势力强大的拉美国家，在保证我国企业用工合规的前提下，应运用当地法律、协调与工会关系、利用当地政府力量等维护我国企业权利；对苏丹、哥伦比亚等治安状况不佳的国家，应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安保合作，发展海外保安公司，发挥当地华人的作用。
3.政府应扶植私企或中小企业参与开拓新兴市场。（1）为私企和中小企业量身定做保险产品，如集中投保、弹性收费、低保费的中小企业保单、保费补贴的拉、非市场保险等。（2）中非发展基金、境外加工贸易项目贷款贴息、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等，应预留一定比例给私企和中小企业申请；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应扩大规模，提高开拓拉、非市场申请的通过率，支持企业开拓市场的全过程。⑶激励银行金融创新以降低私企和中小企业申请信贷难度，如建行南非分行以企业在当地的矿产为抵押放贷，企业在国内通过信用证还贷，这极大地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4.完善市场开拓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1）提供全方位跨境金融服务。鼓励银行在我投资密集的区域，尤其是中非经贸合作区设立分支机构，对不确定因素较多的地区，应政策性银行先设立分支机构、商业银行随后跟进。允许银行为企业提供用于资本金投入和杠杆收购的贷款，准许“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支持银行开展离岸金融服务、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丰富金融产品的努力。（2）建立独立于部门利益之外的、充分体现我国区域政策的、大量活跃的贸易中介组织。发达国家都通过众多民间贸易中介组织向企业提供高效服务。鉴此，我国在理顺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责权利关系的同时，应重点发展驻地民间贸易中介组织。（3）建立服务企业开拓拉、非市场的综合信息网。打破政府管理机构之间的信息封锁和垄断，及时、无条件地公开各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经济运行管理方式、行业发展、市场行情、技术前沿与知识产权、文化风俗、招商信息、企业资信、投资中介机构以及国内的政策法规、商务人才、警示信息、调研分析，实现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的互动。（4）注重培养拉美通和非洲通。增加派往当地的留学生数量；鼓励当地的实际工作者回国接受培训。
卷和答案
姓名： 单位及职务：
一、填空题（每题5分）
中纪委、中组部《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中组发[2010] 21 号），明确了“5个严禁、17个不准、5个一律”的换届纪律要求，请以此为依据完成下列填空：
1、严禁拉票贿选的具体要求有：不准在 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选举中 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通过 宴请、安排消费活动、打电话、发短信、当面拜访、委托或者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举办联谊活动等形式，请求他人给予自己关照；不准贿赂代表；不准参与或者帮助他人拉票贿选。对拉票贿选的，一律
排除出考察人选，已列为候选人的取消候选人资格，已经提拔的责令辞职、免职、降职或者依法罢免，贿选的还要依纪依法处理；参与或者帮助他人拉票贿选的，比照为自己拉票贿选的行为给予相应处理。
2、严禁买官卖官的具体要求有：不准以谋取个人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调任、转任、留任或者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的，索取、收受或者变相索取、收受贿赂。对买官卖官的，一律先予停职或者免职，再根据情节轻重进一步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通过行贿手段获取的职务坚决予以撤销。
3、严禁跑官要官的具体要求有：不准采取 拉关系、走门子或者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级待遇；不准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调动说情、打招呼；对跑官要官的，一律不得提拔重用，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相应的组织处理，并记录在案；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跑官要官的人疏通关系、说情、打招呼的，要严肃批评，造成用人失察失误等严重后果的还要追究责任。
4、严禁违规用人的具体要求有：不准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 ；不准突击提拔调整干部；不准任人唯亲，指定提拔调整人选；不准违反规定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或者违反规定提高干部的职级待遇；不准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干预 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准私自泄露 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干部等有关情况。对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无效，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严禁干扰换届的具体要求有：不准以威胁、欺骗等手段妨害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不准编造、传播谣言，诬告陷害或者侮辱诽谤他人；不准在换届选举期间私自向代表赠送纪念品和散发各种宣传材料；不准阻挠对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的调查和处理。对干扰破坏换届选举工作的，一律严肃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判断题（在每道题的括号内打“√”或“×”，每题2分）
1、党委（党组）会议讨论研究有关干部任用时，本级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如实报告向上级组织部门征求意见的有关干部事项情况。（×）
2、省委组织部《关于严肃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拉票行为若干暂行规定》规定，参与、帮助别人拉票的，比照为自己拉票的行为给予相应处理。(√)
3、对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列为立项督查的严重违规用人问题，经查反映问题属实的，纠正措施和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正式决定前要与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沟通。（×）
4、领导干部因选人用人问题受到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影响期满后拟重新任用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得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同意。（√）
5、党委（党组）负责本地区、本部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日常监督，主要领导成员是第一责任人。（√）
三、单项选择题（请将选择的答案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3分）
1、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民主推荐包括（C）。
A．会议投票推荐； B．个别谈话推荐；
C．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
2、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进行表决，以党委(党组)（B）形成决定。
A.实到会成员超半数同意； B.应到会成员超半数同意； C.实到会成员过三分之二同意； D.应到会成员过三分之二同意。
3、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A），由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予以纠正。
A.一律无效； B.不予审批； C.重新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4、对领导干部在考核测评中不称职得票率超过（C）、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应当视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等组织处理。
A.三分之二； B.二分之一； C.三分之一。
5、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规违纪行为受到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B）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内不得提拔。
A.半年、1年； B.1年、2年； C.2年、3年。
6、不按照规定的基本条件、任职资格、方式、程序和范围进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按照规定应当追究（A）和有关人员责任。
A.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 B.干部考察组负责人； C.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
7、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评议、民意调查中，本地区本部门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经组织考核认定，应追究负有责任的（C）责任。
A.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 B.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
C.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
8、对本级党委(党组)管理的下一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行政职务以上处分且在其提拔任职前就有违纪违法行为的，由（A）组织人事部门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调查。
A.上一级； B.本级； C.下一级。
9、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时，对民主评议中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总体评价“满意”、“基本满意”两项比率不足()，或者用人风气总体评价“好”、“较好”两项比率合计不足（）的人员，经组织考核认定，要采取相应的组织处理措施，其中拟提拔使用的，应当取消其资格。(C)A.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 B.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C.三分之二、三分之二。
10、全国组织系统干部监督专用举报电话号码是（A）。A.12380； B.12371； C.12388。
四、多项选择题（请将选择的答案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4分）
1、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ABD）情形之一的，按照规定应当书面报告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经批复同意后方可进行。
A．在机构变动或者主要领导成员已经明确即将离任时确因工作需要提拔、调整干部的；
B．越级提拔干部的； C．破格提拔干部的； D．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不经民主推荐，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的。
2、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ABCDEFGHI）情形之一的，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A．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个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的； B．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的；
C．不按照规定召开党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 D．个人决定干部任免或者个人改变党委（党组）会议集体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的；
E．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
F．违反规定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或者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的； G．授意、指使、强令组织人事部门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或者阻挠、制止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对选人用人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以及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的；
H．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I．本地区本部门用人上不正之风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查处不力的。
3、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ABCDEFG）情形之一的，追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A．不按照规定的基本条件、任职资格、方式、程序和范围进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
B．不如实向党委（党组）报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等情况的；
C．不按照规定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对拟任人选的意见，或者不如实向党委（党组）报告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建议的；
D．不按照规定向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的； E．对反映的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不进行调查核实以及核实后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的；
F．对本地区本部门领导成员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的行为不提出反对意见的；
G．不按照有关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工作不力，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
4、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有下列（ABCDEFG）情形之一的，追究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
A．在个别谈话推荐和考察中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
B．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营私舞弊，收受或者给予他人财物，安排或者接受他人安排的消费活动的；
C．利用职务便利违反规定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D．要求提拔本人近亲属，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 E．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或者选举中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F．泄露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有关情况的；
G．故意向干部选拔任用问题调查部门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不实材料的。
5、因违规违纪选人用人应当予以追究责任的主要方式有（ABCDE）。
A.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B.情节较重或者群众反映强烈、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组织处理。C.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D.应当追究政纪责任的，建议有关机关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
6、省委组织部《关于严肃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拉票行为若干暂行规定》规定，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下列（ABCD）属于拉票行为。
A.通过宴请、送礼、安排消费活动，请求他人给予自己关照； B.委托、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请求他人给予自己关照； C.通过举办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联谊活动，请求他人给予自己关照；
D.通过打电话、发短信、当面拜访，请求他人给予自己关照。
7、省委组织部《关于严肃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拉票行为若干暂行规定》规定，对查核属实的拉票行为处理措施有（ABCDE）。
A.在民主推荐工作开始前发现并查实的，不得列入被推荐人选名单；
B.民主推荐后发现并查实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C.考察过程中发现并查实的，是考察对象的，取消考察对象资格； D.考察结束后发现并查实的，已列为拟任人选或推荐人选的，取消拟任人选或推荐人选资格；
E.任用后发现并查实的，免去新任职务。
8、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以谋取（ABCDE）为目的，给予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财物的行为，属于买官行为：
A.职务的晋升；B.调任；C.转任；D.留任；E.提高职级待遇。
9、对买官卖官行为的处理措施有（ABC）。
A.一律先予停职，再根据情节轻重进一步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B.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C.通过行贿手段获取的职务一律无效；
D.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受到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人员，原则上不得在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等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其任职安排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执行。
10、中央规定在换届工作过程中，要强化关键环节监督，主要措施有（ABCDE）。
A．民主推荐时，组织参加推荐人员对严肃换届纪律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B．二次会议推荐时对被推荐人选是否有拉票行为进行测评； C．发布考察公示通知时，将考察对象是否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列为一项举报内容；
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
（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
三、我国公共政策监督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人大监督，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的比例过高，将有可能削弱人大对公共政策行使监督权，人大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缺乏具体的法制保障。因此，地方各级人大在加大对政府执行政策的监督力度，进行实质性和深层次的监督时，就往往会碰到法律依据的问题。
(二)行政监督。我国政策监督主体较多，各监督主体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对之实施的监督、检查和评价是否正确，很难予以判断，也使监督的方式、程度、组织措施极不健全，因而，使监督主体难以有效地实施权力。
(三)社会监督。一是新闻舆论监督程序不规范。出现了“六多六少”的现象，即：监督一般性问题多，监督重大问题少；监督中层、基层问题多，监督高层问题少；监督个人问题多，监督单位问题少；监督下台者的问题多，监督在位者的问题少；监督外地问题多，监督本地问题少；监督别人问题多，监督自己问题少。二是公众监督投诉渠道不畅通，政务透明度不高，群众真正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却不愿或不敢公开，造成群众监督无的放矢。
四、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监控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人大监督权力。在《人大监督法》的实施中应该建立和完善人大监督委员会等专门监督机构，担负起日常监督工作，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落实。要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和监督能力，通过培训或举办法制专题讲座等形式让人大代表和常委会人员熟悉《人大监督法》等有关监督的法律、法规，了解监督的形式、程序和方法，强化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政策问题上。
(二)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明确监督主体职责。必须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各种监督主体的职能界定和层级关系，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监督主体要真正做到有效地监督政策执行人员的行为，政策执行活动除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外，其余都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和规章制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布于众；二是要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的监察机关。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改进现行的监督体制。三是要加强行政监督立法。行政监督立法是依法行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快制定一系列操作性强的、实践中迫切需要的《行政监督法》、《公务员监督法》等相关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同时还要修正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把那些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作风素质、业务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
一、引言
公共政策评估在政策发展方面日益受到重视，通过评估，我们能够较为有效地判断该项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期望的效果，进而决定该项政策的走向。
目前，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的定义，国内外尚未达成共识。国外学者安德森认为“作为某种功能活动，政策评价能够而且确定发生在整个政策过程中，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最后阶段”。[1]而国内学者朱志宏认为“就一项公共政策而言，发现误差、修正误差就是政策评估。换言之，政策评估的工作就是发现并修正政策的误差”[2]。我国研究公共政策起步较晚，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是当前公共政策研究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评估的制度尚不规范
公共政策评估未作为一项制度加以确立，这使我国政策评估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决策主体往往并不会视政策评估为一项本职的工作，能不评估的尽量不评估，即使评估也常常是敷衍了事，任意妄为，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规范健康地发展。
(二)评估的内容往往忽略政策结果
政策Y果则是这项具体政策产物对社会、团体、个人、政治系统以及自然环境等的真实影响[3]。公共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而制定的，所以评价该项政策是否有效不仅要看该项政策是否能有效地执行以及政府为此采取了哪些措施，更重要的是该项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
(三)评估的主体单一，没有充分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作用
由于公共政策评估工作起步较晚，重视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使政府在评估中“一枝独秀”，普通民众在政策评估中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这也使民众对政策越发不关心，形成了“恶性循环”。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公共政务公开性有限，使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在信息收集方面阻力就很大。而且，专门性的人才在我国也较缺乏，这都直接制约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在我国的发展。
三、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的做法
(一)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全方位多角度获取民意
在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估活动中，主体除了纯官方的政府部门外，还有半官方组织(如美国兰德公司)、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布鲁金斯学院)以及与政策相关的普通民众的参与[4]。
(二)公共政策的评估有具体的.法律制度保障
国外很多对公共政策评估领域研究较早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制定了有关公共政策评估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保证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地位。，韩国实施《政府业务评价基本法》，对各种政策评估制度加以综合，最终确立了完善的政策评估制度[5]，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贯彻实施。
(三)评估机构发展较好，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从公共政策评估发展较好的国家来看，他们的民间评估机构都得到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独立的发展空间，有很好的专业性。同时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增强了它们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权威性，而这些都是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才能完成的。
四、进一步推进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发展
(一)建立专门的法律和完善的体系
从法律的高度来承认公共政策评估，确保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已经刻不容缓;要保证第三方评估机构在整个政策评估中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并建立机构资质的评估制度，促进政策评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增加不同群体的参与程度
第一，在政策评估的整个过程中要征询政策目标群体的意见，他们的评估结论将作为评估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评估采用的方法和标准以及参与评估的主体和最终的结果都要公开。
(三)建立独立性强、专业化程度高的组织机构
一是要引导和支持民间独立评估机构的发展。政府要保证他们独立的地位，不干涉其运行，并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相应的服务通道，给机构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要加大对公共政策评估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力度，如有效实施评估资格认定制度，并规定评估工作的从业条件，发展壮大职业性评估人员的队伍。
五、结论
在讨论什么是教育政策评估之前, 先要讨论什么是政策评估, 因为教育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个重要分支。教育政策问题专家彼得森认为教育政策研究与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相比并不需要特殊的概念或特殊的方法。因而, 我们对于教育政策评估含义的理解可以建立在公共政策评估的含义之上。
所谓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 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 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1]它是一种具有特定标准、方法和程序的专门研究活动, 贯穿于政策运行的全过程。根据上述定义, 我们可以对教育政策评估的内涵做如下界定:所谓教育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教育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 通过对教育政策对象及其环境的发展变化, 以及构成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分析, 为政策的转变、改进和制定新政策提供依据。它是一种对教育政策运行全过程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的社会科学活动。[2]
二、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政策评估
教育政策体现了国家治理教育的方针, 反映出政府在教育方面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服务,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但是当一项教育政策颁布以后, 是否被施行, 以及效果如何, 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都需要我们对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评估。评估有利于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教育政策评估有什么作用呢?
一是通过教育政策评估可以得知现行的教育政策执行的情况和执行的效果, 以及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等, 为制定新政策提供经验或教训,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通过教育政策评估检验教育政策目标提出以后, 能否实现, 以及实现的程度。
三是通过教育政策评估检验教育政策投入运行后产生了的效果如何, 看是否达到了预定目标。
四是教育政策评估为教育政策的持续、修正、调整或终止提供可靠的依据。
总之, “对所有的政策来说, 无论它是如何产生的, 对其实施过程的监控或评估都是或者应该是非常重要的”。[3]当然, 教育政策也不例外。因此, 我们要重视并加强对教育政策评估的研究, 从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谁来实施教育政策评估
谁来实施教育政策评估?一般情况下是政策实施者和专业评估人员来充当教育政策评估的角色。[4]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政策实施者来进行教育政策评估, 由于教育政策的公共服务属性, 所以, 实施教育政策的主体其实是政府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以及在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的各级学校组织。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员对政策的实施情况最为了解, 自然他们最有发言权。但是, 实施者又是评估者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评估与实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坏处就是当评估者已经不能与实施者加以区分时, 评估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问题就出现了。所以, 我们在不排斥政策实施者充当评估者的角色的同时, 也要考虑如何通过一定的措施来尽可能保证评估者的公正性, 以提高评估的可信度。
另一类是专业研究者, 即在高校或教育研究机构从事教育政策研究的人。他们有较强的学术知识, 评估视野较为宽广, 所涉及的利害关系较少, 所做的评估比较客观和可信。但他们也有不足之处, 他们不容易获得评估所需的详细材料。
四、教育政策评估评谁
教育政策评估的对象是谁?教育政策评估是对教育政策质量和效益进行检验和反馈的活动, 对教育政策进行评估必然涉及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受益者, 以及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环境。因此, 我们把教育政策评估对象确定为教育政策主体、教育政策客体和教育环境三类。
教育政策主体主要指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有学者把其分为教育政策决策主体、教育政策执行主体、教育政策利益主体。[5]教育政策决策主体指国家公共法权主体, 由中央和地方党委、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教育政策辅助决策主体指社会政治法权主体, 主要有国家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研究室、各种形式的智囊团、咨询机构等;教育政策参与主体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和实施者、社会舆论、利益团体三部分。
教育政策客体主要指教育政策的受益体, 即各级各类院校。各级各类院校受益主要表现在教师、学生、资金、管理制度、信息资源、设备资源等教学和科研所必需的基础条件等方面。
教育政策环境主要指教育政策适用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环境。首先, 社会整体教育水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和有效实施的保障;其次, 政府是宏观政策制定者, 其政治导向对国家教育政策体系有一定影响;再次, 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国家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高投入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最后, 地区文化和校园文化。
五、教育政策评估的方法
教育政策评估的有效进行, 有赖于使用正确的评估方法。
一是将教育政策实施前后的状况进行比较, 从中发现问题, 判断政策执行的效果, 从而提出改进政策的建议。
二是从有无该项教育政策的角度进行比较, 就是假如没有实施该教育政策会有什么结果, 然后分析实施了这项政策的效果, 比较两者的异同, 从中体会该政策的价值与意义。
三是将本国本地区实施教育政策的情况与条件类似并实施同等教育政策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通过比较, 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六、用什么标准来进行教育政策评估
教育政策评估, 是要考察教育政策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是否能够实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因此, 如何确定评估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 是否投入了充足的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的投入是实施教育的前提条件。教育资源不到位, 教育政策的执行和实施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投入充足的教育资源, 才能够保证教育政策评估的有效实施。
(二) 是否有健全、高效的政策执行机构。
政策评估的执行机构在政策评估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机构是否健全关键要看机构内部部门划分是否合理, 分工是否明确, 各职能部门的运作是否有序, 机构内执行人员能否对政策的内容与性质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以便在执行政策评估的过程中各行其职, 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
(三) 教育政策是否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教育的根本宗旨之一是确保每个受教育者能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使教育政策的实施能尽可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 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同时, 能够更好地了解公众对该教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程度, 以便指导今后教育政策的实施。
(四) 教育政策是否适应不同地区的教育情况。
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一个地区有效的教育政策, 对其他地区未必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政策执行人员需要在不违背总的政策精神的基础上, 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 适当变通政策方案, 以适应当地的特殊情况。
(五) 政策执行后的效果是否有价值。
教育政策的实施, 目的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避免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政策表面化、扩大化、被替换的现象。价值标准的确立是评价一项教育政策是否有积极效果的科学尺度, 执行后有积极影响并不断地促进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 才是有价值的。
(六) 社会对所取得的结论是否满意。
教育事业关系到千家万户, 调研公众对该政策是支持的多, 还是反对的多, 有什么意见, 这对以后制定政策有很大的作用。
七、教育政策评估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一) 政策评估的经费筹备难, 评估专业人才匮乏。
目前教育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和价值还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所以评估的经费来源匮乏, 不易取得, 这严重制约着教育政策评估工作的开展。对此问题, 政府要加大对其的资金投入。另外, 社会各界人士也要积极支持教育政策评估活动, 应使经费来源多元化。
教育政策评估相关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在我国, 受过严格专业训练, 具有扎实基础知识和熟悉评估方法和技术的人才少之又少。对此问题, 政府要积极培养一批既具有教育学和政策学的背景知识, 又掌握科学的评估方法的专业人才队伍。总之, 要尽可能任用优秀的专业人员来担任评估工作, 以提高评估工作的质量。
(二) 相关部门、人员抵制, 教育政策评估遇到阻力。
教育政策评估归根结底是对教育政策功过得失的评判。这种评判与政策制定和执行人员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积极的评价有助于提高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的声望和社会信誉, 反之, 消极的评价则会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 评估必然会受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消极对待甚至阻碍。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人的角度, 他们希望政策评估有利于自身, 于是政府部门出示给评估人员的资料往往是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这不利于教育政策评估工作的展开, 也影响到评估的可信度。
(三) 政策信息不完备, 数据获取困难。
真实、详尽的信息资料是评估的基础, 以保证教育政策评估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我国的教育政策信息系统还处于初创阶段, 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不尽一致。更有甚者, 有些地方的教育政策执行机关不重视信息管理, 所获得的信息和数据要么残缺不全, 要么已经过时, 不能反映现在的教育发展状况。有关信息资料得不到及时的收集和科学的分析, 教育政策信息系统的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因此, 要建立和健全教育政策的信息管理系统, 应建立相应的信息管理机构, 同时出台信息管理的制度, 规范信息的采集、加工、传输工作, 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的漏损和偏差。还应力求教育政策信息收集的标准化, 特别是要采用国际统一标准。
总之, 教育政策评估是一项涉及面广、操作复杂的系统工程, 加上我国的教育政策评估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所难免。全社会需要共同合作, 使教育政策评估顺利进行, 从而使其真正成为推动教育改革, 促进教育发展, 整合教育资源, 推动教育政策科学化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刘孙渊.我国教育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扬州大学学报, 2002.
[3]欧文.E.休斯著.彭和平等译.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4]吴志宏等编.教育政策于教育法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3.
[关键词]政策评估；评估主体
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往往构成一个完整的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其中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往往能够决定政策后期的基本走向。
一、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相关理论研究
（一）政策评估与政策评估主体的概念。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阐述。谢明指出所谓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事实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进行分析。
朱志宏认为，所谓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主体主要指直接或间接组织或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 团体或组织。
（二）政策评估主体的类型。张伟平，胡俊生指出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在公共政策评估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依据不同的标准或者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分为不同的类型。
周建国，张新蕾指出在政策评估中，最主要的评估主体有三类：政府、政策研究组织和一般社会公众。
二、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存在的问题
（一）对政策评估缺乏科学认识。杨慧珍指出不少官员认为政策制定之后，只要确保执行就好，因此视政策评估为可有可无的工作。
张伟平，胡俊生指出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功能完备、科学有效的政策评估机制，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认识和认真态度还有待提高，决策主体往往认为政策评估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活动。
（二）政策评估主体过于单一。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太过单一。现阶段我国政策评估的主体主要以官方、系统内部评估为主，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等外部评估主体严重缺乏。
王建容指出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公共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了解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的过程，并依据一定标准判断这些效果是不是预期的效果的过程。”可见，政策评估的主观色彩较浓，由此也突出了评估主体的选择对评估的重要性。
（三）政策评估主体独立性不足。张伟平，胡俊生指出从组织活动形式上来看， 政策评估组织一般分为官方组织和非官方组织。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凡由官方主导的评估活动由于业务与隶属等关系的影响， 评估组织摆脱不了对政府的依赖， 往往处于附属地位， 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而非官方评估组织又非常短缺。
周建国，张新蕾指出当人们认识到内部评估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其专业性而在于其利益相关性的时候，评估主体独立性的要求就顺理成章地被广泛认可。
（四）政策评估主体存在信息不对称。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过程中需要对大量冗杂的信息进行处理分类， 目前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困境” 表现为信息的封闭性、 信息的可信度低、 信息造假等。
杨慧珍指出政府是信息的掌控者，其信息公开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外部评估者的判断。
三、完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的对策
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确定公共政策由谁来评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大部分学者基本获得共识，即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应该是多元化，才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全面有效。张国庆在《公共政策分析》一书中把评估主体分为政府评估和民间评估两种。政府评估主要是政策制定者自我的评估，民间评估就是与政策制定无关团体的评估包括媒体，民间机构，专家学者的评估。
（一）提高对政策评估重要性的认识。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是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完善政策评估主体，对于保证评估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慧珍指出要加强对官员和公众的培训，政府要定期通过学校、社区等途径向社会宣传最新的科技知识，使公众提前正确认识政策内容；同时向公众宣传政策评估的重要性，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二）构建多元化的评估主体体系。张伟平，胡俊生指出公共政策的本質属性是“公共性”， 公共政策应体现广大公众的利益，形成一个 360 度全方位的评估主体体系。进一步完善官方内部的评估主体，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的参与以及专业评估机构的作用。
杨慧珍指出评估机构作为第三部门， 主持评估没有自身的利益诉求， 能够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可靠。要进一步拓展公众参与和专家学者、大众传媒和民间组织的参与，其中最为典型的方法就是进行第三方评估。
（三）强化评估主体的独立性。张伟平，胡俊生指出保持评估主体的相对独立性， 不仅可以保证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及评估结论公信力，而且能够提升公众的参与度。首先，要建立健全政策评估主体体系。其次，通过市场的力量，大力发展外部的民间评估机构。
（四）完善评估信息系统。张伟平，胡俊生指出政策评估实际上就是收集整理信息的过程。在政策过程的开始阶段，就要建立政策信息系统，对信息的收集、加工、交流和使用进行总体设计。其后，应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快速的信息反馈网络，让公众能够及时了解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最大限度地保持与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沟通渠道畅通。
四、述评
公共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作为政策评估实践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政策评估主体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遇到了一些问题。纵观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政策评估主体的重要性已达成一致。学者们纷纷指出，影响政策评估主体最关键的因素是政策评估主体的单一性以及政策评估主体的独立性问题，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对如何协调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与政策评估主体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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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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