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平凡的世界语录（精选8篇）
2. 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哭泣……金黄的落叶洒落心间，我早已不再是青春年少…
3. 女人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无情无意。“
4. 凡事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5. 指针没有在那一时刻停留。时间继续走向前去，永远也不再返回到它经过的地方了……
6. 动，是人生的第一堂课。
7. 生活永远是美好的，而人的痛苦却时时发生。
8. 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时，思想就会从生活的琐碎中得到升华。
9.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
这种不容置疑的事实, 引起我重读这部作品的兴趣, 希望在重读中寻找到这部小说能经久地震动读者心灵的奥秘。
路遥在他的一篇长达六万字的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中, 曾十分详细地、充满激情地记述了他在获得了中篇小说《人生》的成功之后, 所计划的一次似乎是决定他人生价值的“沙漠之行”——以六年的时间创作一部“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的长篇小说所经历的艰辛的创作历程:他对改革开放时局的密切追踪, 他对各种创作素材和人文资料近似疯狂的涉猎, 他几年中自困于偏僻简陋斗室的孤独和寂寞, 他废寝忘餐、颠倒昼夜在稿纸上的顽强拼搏……这些记述令人读来自然无法不被感动。但是, 在他这篇创作手记中我们却极少了解到, 他对自己所面对的创作现实有着怎样的思考, 怎样的把握, 怎样的困惑。因此, 对这位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所赋予的精神价值, 我们还是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找。
路遥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平凡的世界》, 近距离地描写了从1975到1985这十年间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困境和逐渐发生的重大变动。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交替的年代, 是一个令人忧伤、绝望又突现曙光令人振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中, 人的命运起落浮沉, 生活的颠簸动荡是极其明显、也最震动人心的。作为文学创作, 这样的生活“切面”自然常为作家们所乐于截取。当然, 如何处理和表现这个“切面”, 不同作家的“着力点”是有所不同的。而从路遥的“着力点”中我们会感觉到他的处理确有其一些独特之处。
小说是以陕北黄土地的一个名叫双水村的小村庄作为生活基点, 作品一开始, 就展现了十年动乱后农村的一片荒芜, 长年的饥饿和极度的贫困无情地缠绕着双水村的农民大众, 而村支书田福堂却不顾村民饥寒不保, 为了争得“学大寨”的荣耀, 突发奇想, 盲目强制村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修筑那个毫无经济效益的大坝……而更为残酷的是人的正当权利、人的正常情感所受到的肆意侵害, 那些掌握着极左政治权力的田富堂、孙玉亭之流, 可以把地主成分的金家子弟压得不能动弹, 无法施展自己的创造力, 可以因鄙弃孙玉厚家的贫困而强行威胁其儿子孙少安放弃对自己女儿润叶的情感, 可以因一些社员做点小买卖而随意拉去批斗、劳动惩罚……这一连串的生活故事, 我们似乎并不陌生, 那是非正常年代平凡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状。那么, 路遥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我觉得主要在于他对这种“平凡世界”生活矛盾的把握及对人际格局变化的处理上。
双水村有着孙、田、金三大姓氏族群, 但是在那政治对抗、矛盾纷争的环境中, 路遥笔下的双水村这几大姓氏族群并没有像张玮的《古船》洼狸镇那样被处理成三股壁垒分明、界线划一、互相对立的社会势力, 在双水村的姓氏族群中, 其成员早已因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差异而离析分解。孙姓中既有孙玉厚那样老实本分、勤劳过日子的农民, 也有像孙玉亭那样好吃懒做、靠趋炎附势过日子的政治“盲流”;田姓族群中除了田福堂这样的以“革命”名义无情地实施专权者外, 还有像田润叶、田润生这样重情感、重道义的年轻人;至于金姓氏族就更为复杂, 既有因长期受压抑而胆小怕事、唯唯诺诺者, 也有秉公办事、敢于坚持正义者, 有聪明智慧的后生, 也有胡作非为的不肖子弟。总之, 聚居在双水村的农家百姓, 氏族维系的链条实际上已逐步在断裂, 中国农村的宗法色彩尽管未完全褪去, 但随着20世纪革命风暴的席卷, 也由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 农村社会的宗法氏族已经无法壁垒森严地存在, 路遥固然没有忽视氏族成员间千丝万缕的族群关系, 但他所把握的农村的矛盾基本上已经不是传统的宗族间的矛盾, 在一种打着“革命”旗号的极左政治与群众实际利益的表层矛盾背后, 他更要突出的是一种漠视土地权益、钳制农民创造力与农民要求成为土地真正主人的矛盾。当这样的矛盾与几个姓氏族群成员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相互缠绕, 也就构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双水村这个“平凡世界”的特有底色。土地权益问题、土地主人问题, 这都是当今农村改革仍须严重面对的问题, 可以看出, 路遥当年对农村演变中社会矛盾的把握, 已经不是靠一种凝固的理念所支配, 而是靠自己的透视力和理解力。
路遥在描写土地制度从“大集体”向“土地个人承包”的转变过程中双水村的变化时,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人际格局的变化, 而且, 他把这种格局的变化不只看成是财富的增加, 而是着力于体现人的身心自由。随着社会出现新的转机, 当农民一旦重新获得了对土地的支配权, 他们的劳动智慧立刻释放出惊人的创造力, 从土地耕耘中获得了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资源, 迎来了生活新的转机。小说着力描写的是双水村一些像孙玉厚这样的贫困农户, 如何在勤劳致富中经济获得翻身从而开始改变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取得了在村中的发言权, 一些像金俊武这样的因“成分不好”长期被斥之边缘、压在底层的农户, 在村里也开始有了发挥积极力量的权利。人的精神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 这种解放与田福堂的精神萎缩、精神颓败正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双水村的农民大众兴奋地走上生活正常轨道、在自己土地上大显身手时, 本为农民却被权力异化成“四体不勤”的田福堂, 身心已被无可抗拒的生活潮流所击倒, 尽管其职务还“挂”在身上, 但却失去了昔日颐指气使的威风, 只能整天卷缩在屋前的破磨盘上哀叹:
“田福堂忍不住从多痰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感叹历史的飞转流逝, 感叹生活巨大迅疾的演变。是呀, 想当年, 在双水村这个舞台上, 他田福堂一直是主角;而现在, 是别人在扮演这个角色了。他年老多病,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 成了生活中一名无足轻重的‘观众’”。
尽管田福堂始终不放弃“村支书”的权力, 但从内心上抗拒着新的生活潮流的他, 已经无法阻挡双水村人心的改变了。从人的精神格局变化来表现双水村人际格局的变化, 路遥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更能震动人心的。
当然, 路遥也许深知人的精神变化并非都是“极端式”的, 在变异中有些人身上常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怪现象。如一直跟随在田福堂前后、热衷于唱革命高调吃惯了大锅饭的孙玉亭, 他的变化就颇具讽刺意味。这个总想大轰大嗡、乐于大批判、大斗争的“革命家”, 天天希望在报纸上找到恢复以往“革命景象”的风向, 却又天天使他失望。“世事变了, 他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破烂衣服, 胸前的纽扣还是缺三掉四”, 可这个“破败的‘革命老前辈’”, “政治热情”依然不减, 后来还竟然利用这个“特长”主动去为孙少安的砖窑点火仪式出谋划策、大张声势、上下奔忙, 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如果说田福堂是个有着浓重封建专制意识的“革命”权力的自觉执行者, 那么, 孙玉亭则是个没有灵魂、只图实利的政治“盲流”, 所以, 他只会为自己衣食无靠、风光不再而懊恼, 而不会像田福堂那样有那么多的精神失落感。而正因为他没有灵魂, 所以随时可以滑稽地改变“投向”。总之, 无论是田福堂悲剧式的衰颓还是孙玉亭喜剧式的善变, 它都标志着双水村社会一种人际结构的结束、新的一种人际结构的开始。
当城市化、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大潮向农村迅速渗透蔓延, 在冲击农村传统秩序和观念, 给封闭的村落带来一片生机的同时, 也带来了许多驳杂的色彩。个人的行动自由固然把农民从土地拉向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人的欲望的膨胀、恶性的彰显, 使得社会风尚也变得更加芜杂。本来就不安于下地劳动的王满银, 这时更有理由不顾家庭而常年游荡于城乡各地干他的倒买倒卖营生, 金家的儿子金福在城里靠盗窃敛财, 竟敢回村里炫耀自己的“富有”, 更有像城里建筑工地上包工头对待打工仔的凶狠和盘剥, 农村少女小翠在贫困逼迫下为了谋生而甘愿承受出卖肉体的屈辱, 还有官场上贪欲与腐败的滋生……总之, 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由于城市商业化风潮的诱惑, 随着主潮涌动而泛起的种种残渣, 当年都被路遥注意到或者预见到了。这使我不禁想起当前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不也是在四围搜索、倾尽笔力去写这些残忍的、残缺的故事吗?当然, 无论出于关注“下层”还是关注“人性”的动机, 这种书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路遥却不使自己的创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 也许对他来说, 他感到农村世界生活的变动, 给人的命运带来的绝不仅是沉沦, 绝不仅是邪恶的出路, 在眼前翻滚的某些生活浊浪中, 他更敏感地看到了在那平凡的、被小农意识千年浸润的黄土地上一代人身上出现的不寻常的亮点。
路遥对双水村孙家兄弟孙少安、孙少平这两个人物的捕捉, 对这两个人物身上所萌生的新素质的挖掘和展示, 确实使他笔下的“平凡世界”更具有“不平凡”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孙少安。作为孙玉厚一家的长子, 孙少安虽然才智出众, 却因家境贫困, 13岁高小毕业就懂得父亲已不可能供自己上中学了, 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命运, 回到家中帮助父亲劳动以承担起一家的生活重担。在人生转折的时刻, 他向父亲说了一段让他刚强的父亲泣不成声的话:“爸爸, 我回来劳动呀。我已经上到了高小, 这也不容易了, 多少算有了点文化。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 也不睁眼瞎受罪了。我回来, 咱们两个人劳动, 一定要把少平和兰香的书供成, 只要他两个有本事, 能考到哪里, 咱们也把他们供到哪里。哪怕他们出国留洋。咱们也挣命供他们吧!他们念成了, 和我念成一样。不过, 爸爸, 我只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证明, 我不上中学, 不是因为我考不上!”这段话, 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少年懂得生活、懂得责任却又不甘于屈服命运的个性。正是把握着这样的性格基点, 路遥展开了孙少安在双水村不寻常的奋斗足迹。
回到田间劳动的孙少安, 不仅生活上尝受了一个贫苦农民的艰辛, 同时在爱情上也遭受到难言的压抑。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 他和同学田润叶的纯真情感被润叶父亲田福堂利用权力残忍干扰, 尽管少安知道润叶对自己一往情深, 但最终还是忍痛与润叶分手, 路遥相当细致地刻画了他那种自尊与自卑相交错、内心矛盾与自我克制相混杂的心态。也许正是这样双重逼迫的命运遭际, 使孙少安在社会刚出现转机时, 就极其敏感地、“眼疾手快”地紧紧抓住生活的契机, 在经过替人搬运砖块的实际体验后, 果敢地在村里办起了砖窑, 成为了双水村第一个迈出土地寻求生存发展的专业户。路遥既写到他的创举给一直贫困、固守的双水村所带来的震惊, 给正在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城乡带来的荣誉, 也写到了他在创业过程中的几起几落以及所遭受的世态炎凉, 他在绝境中的奋起。有些评论者将孙少安这个人物看成是“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者和承担者”, 这种观点我以为并不完全准确。在孙少安身上无疑保留着许多传统道德操守, 但已经不是那种盲目的忠与孝, 它更多表现为一种对父母、妻儿的责任和承诺, 对他人的诚信与道义。其实我认为路遥在这个人物身上更要突出的是一种“不认命”、“不服输”的气质, 这使他敢于做出他的上辈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情, 显示了世代背朝天、脸朝地的农民正开始昂起头来向新的生存方式迈步。对孙少安来说, 他已经不是那种只会谋算收下的粮食能否糊口, 只会打个土窑安身立命的农民, 他懂得如何冒风险抓住机遇在土地以外不断博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去创造更大的事业。孙少安从办一座小砖窑成为被社会赞赏的“冒尖户”, 进而激起“更大的雄心”一步一步扩大再生产。在积累了一定财富以后, 他接受了弟弟少平的建议, 克服了“拿钱去买个虚名”的自私心理, 决定“为村里人办点事”, 主动出钱修建村里的小学, 为改变他生活了半辈子的这块土地的落后面貌尽自己责任。这也正是意味着他开始一步一步地在摆脱着作为传统农民的小生产者狭隘眼光和自我满足心态, 开始建立起更宽阔的胸怀。
小说有一段描写孙少安在作出“为村里人办事”决定后的心境:
“此刻, 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噢, 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 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过去, 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 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事了……就他而言, 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 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 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 坐在驾辕的位置上, 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 吆喝着, 呐喊着, 继续向前去!”
显然, 这是一个根须深深扎在土地上却又开始朝着更广阔世界迈步的一代农村新人形象, 它诞生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最初岁月, 它预示着中国农村在摆脱传统农业文明向着现代农业文明迈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步。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 这个在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学形象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行为选择, 已经大大不同于出现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梁生宝形象 (柳青《创业史》) 。拿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些比较是很有趣的:这两个人物都出自陕北作家之手, 都是土生土长在陕北农村的青年农民, 但他们却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 一个身处农村土地走向集体化的高潮中, 而一个则处于农村土地制度发生变动, 实行土地个人承包的环境中;两人都有一部艰苦奋斗史, 一个是以忘我的英雄式姿态、弃置个人的家庭、爱情, 不辞劳苦带领穷哥们试图走集体富裕的道路, 一个则是普通农民的身份既懂得勤耕细作解决一家温饱, 又懂得置家立业并抓住机遇开创个人事业, 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又来扶助贫困乡亲、回报社会;两个人物都在奋斗中成长, 一个是忠诚于上级既定的路线勇往直前, 而一个则是通过家庭和个人命运的遭遇, 在尝受世间冷暖中、在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激流的音响中, 坚定着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两个既有血脉相连, 又有异样质地的人物形象先后出现, 自然折射出不同创作年代作家价值立场的差异, 也体现出作家艺术追求的不同趋向, 前者充满着过份的理想主义色泽, 而后者则追求着对生活本色的遵循, 追求对最贴近泥土的生命气息的传递。从这样的比较中, 我们不难理解路遥塑造孙少安形象——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的、最早的农民企业家形象, 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所具有的开启性意义。
《平凡的世界》中与孙少安相映照的是其弟弟孙少平的形象, 这是一个对当今年轻人更具震撼力的形象。用今天流行的称谓来说, 孙少平也是个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打工仔”, 这种形象在当今文学创作中可谓屡见不鲜, 但是, 却很少像孙少平那样发出经久不减的震撼力。其原因何在?
从小说一开篇, 路遥就不回避这位农村少年所陷的生活窘境:家境的极度贫困, 让他在学校仅能维持最低微的温饱。强烈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使他每次进餐都有意避开绝大部份有条件吃甲餐、乙餐的同学, 等到最后一个去食堂取他那份最劣质的饭——两个高粱黑馍。但唯一使他感到优越的, 是他能够自觉地拥有精神食粮, 在课余, 他几乎读遍了当时所能够借阅到的图书读物, 也许正是这些文化养料, 丰富了他在贫瘠荒野中的精神生活, 为他的心灵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从而促使他萌动起冲破生存现状的人生选择。在中学毕业前夕他与同学田晓霞在探讨今后生活时, 有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不会变成你描绘的那种形象。”他立刻严肃起来, “你不知道, 我心里很痛苦。不知为什么, 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象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 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 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不断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 没人敢去救, 让我冲进去, 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
孙少平回答田晓霞的这段话, 就像喷发心中的一团火, 表达了一个生长在“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的年轻人要寻找新的生活天地、创造有别于小农生产方式下那种自满自足、平淡人生的强烈冲动。他的这段表白确实就如一份人生宣言, 支配了这位向往新世界的年轻人与一般只求出外谋生的“打工仔”不同的迈步起点。
对路遥笔下的孙少平来说, 进入城市并不是仅为了寻求一个时尚的生活环境和一个“体面”的城市户口, 而是希望实现一种身份的转换, 一种精神的转换。正因此, 路遥为这个决心背弃世代农民的身份确认的年轻人, 设置了极为艰辛的、脚踏实地的生活道路。孙少平离开双水村外出“闯荡世界”的第一步, 是到黄原这个靠近农村的小城市, 当他身上揣着仅有的十五元钱, 提着破烂的行李卷来到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大世界”的黄原时, 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当“揽工汉”——几乎就像牲口那样站在大桥头那里等候着工头来挑选, 到各种建筑工地上做小工, 扛石头, 提泥包, 钻炮眼……一天的工钱仅够糊口, 还要受尽工头的盘剥和处处低声下气的顺从。这对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年轻人来说, 心理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 无疑比他扛一百多斤的大石块、背上的皮肉被磨烂还要痛苦, 更毋说处在城市最底层、根本无立足之地所受到的世态炎凉了。即使后来得到好心人的介绍, 到了桐城大牙湾当上了正式的挖煤工, 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换, 然而, 一两百米深的挖煤坑道下恐怖的环境, 超繁重、高风险的劳动, 更让他尝受到难以想象的人间劳苦。这里可以看出, 路遥追求的不仅是向人们诉说一个农家子弟到城市后的惨酷经历, 以博得一点同情之泪;他所追求的是要让他笔下这个人物, 在“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中充分地表现他精神的成长。我认为这是描写苦难的两种不同层次。小说中有不少描写孙少平在工余的深夜躲在工棚破烂的帐子里面或伏在“烂尾楼”的芦席棒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如饥似渴地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读着《牛虻》 (这是在当时环境下只可能找到的书) 的场面, 表现他如何在最艰苦、最绝望的境况中, 倔强地寻找着精神的支撑。我们不难感受到, 保尔·柯察金、亚瑟这些人身上的坚毅、顽强、为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 在孙少平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这也体现了作家路遥对实现文明转换的理性思考:要真正摆脱农村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 实现精神世界的彻底转换, 并不是简单地进入到城市或者简单地获得了工人的身份就能如愿的, 一种新的文明素养的获得, 更需要经历艰苦的精神历程和身心的磨练。也许正因为触及到这样一个最深层的精神揭示, 孙少平的形象才会在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当代青年读者中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 以致许多年轻读者把这个人物看成是自己“少年时代的圣经”。
我注意到在研究者中对作家路遥创作所呈现的精神特征, 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认为:“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所以在其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具有复杂性、矛盾性, 即他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和超越, 又对现代文化却步和瞻望。”;也有研究者只看到路遥的创作一直存在一种“城乡对应模式”而没正视这种“模式”内涵的变化。应当承认, 路遥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确实不是单一的, 他的骨子里浸润的是深厚的乡土文化, 但是他又是个富有理性的敏感作家, 乡土文化的深厚性和对时代飞速发展的感应力, 构成了他农村小说的创作优势。他不像他所尊敬的前辈作家柳青那样, 当自我构设的农村合作化理想前景遭到现实的质疑时, 无法接受而陷于精神痛苦终至搁笔。路遥对自己精神立场的调整是明显的, 我们从孙少平的形象和他在《人生》中的高家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1982年他笔下的农村青年高家林, 因不满农村的闭塞、落后, 萌动了进城寻求出路的愿望、而且也实现了这样的愿望。但路遥对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所抱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 他一方面写出高家林向往城市的合理性, 但又流露出他对高家林抛弃农村少女巧珍而接受城市女性黄丽萍的不满, 并通过对巧珍真挚深情和纯洁品格的描写, 实现对高家林的道德谴责;同时又设置了高家林是利用了不正当关系顶替他人而进入城市的情节, 最终让这个希望在城市中寻找自己新的生活位置的年轻人, 灰溜溜地返回农村。这些描写, 与其说是对高家林处世态度的道德批判, 倒不如说是作者在对农村面对现代文明时, 人的命运趋向的认识还存在着矛盾和犹豫, 还没有完全摆脱“立足农村表示进步, 离开农村表示忘本”的流行观念, 还没有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视点来观察、思考农村在向现代文明转换中所展开的多种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当然, 他在高家林形象刻画中所表现的“两难选择”, 在当时确实打开了人们的思维空间, 给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艺术接受带来了一些令人沉吟不已的叹息。但到了《平凡的世界》, 路遥对于孙少平决心改变祖祖辈辈生存惯性, 离开故土、闯荡世界, 通过艰苦奋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的行为, 则是以相当明朗的态度给予赞颂。即使对无法离开乡土的孙少安, 也着力表现他善于把握生活契机、“眼疾手快”地开拓自己一片新的生活天地。这些, 都体现了作家路遥在感受到现代文明潮流的到来时对自己原有价值观念的调整, 也正是这个关键性因素, 使他的《平凡的世界》能够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 以超前的眼光透视新出现的现实矛盾, 并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在延续了一段比较长的历史途程后仍然感动着当下的读者。
接着，他决定到位于陕西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开始这部书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部“规模很大的书”，就是《平凡的世界》。
在路遥来陈家山煤矿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他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对路遥来说无用的沙发。
父亲被逮捕过这件事，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帮了大忙。
路遥来到陈家山，准备开始写作，可他却迟迟下不了笔，因为找不到一个好的开头。
整整三天，路遥苦思冥想，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1981年亲生父亲被逮捕的事情。
1981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甘泉县文化局局长张弢找到时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延安记者站负责人贾炳申，说是路遥刚到延安，求贾炳申办一件事。
张弢说：路遥的父亲因为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抓起来了。张弢又解释说：一村人都砍了，他既不是带头的，也不是砍得最多的，就因为他“无儿子”担着，就把他抓了。
已驻站一年多的贾炳申知道，在陕北这个地方，家里没有“公家人”（在外工作的干部）的人家会受欺负，没有儿子的家庭也受欺负，这类事情比较普遍。贾炳申很想帮忙，但清涧属于榆林，贾炳申是延安记者站的，真不好管。张弢知道贾炳申的为难，嘴里对贾炳申喃喃道：“你不去，他父亲看来没希望了。”
贾炳申沉思一会儿，与张弢一起来到延河饭店。此时，路遥正站在炎热的阳光中，边抽烟边焦急地等待。看到他俩走来，路遥快步走下台阶，握着贾炳申的手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贾炳申了解了一下情况，就去找县委书记。
“当时清涧是全省最穷的县之一。我到的当晚全县城停电，县委办通讯员打着手电把我领到县委书记办公室。”贾炳申后来回忆给路遥帮忙这件事儿，“掏出记者证验明正身后，我便直奔主题，把路遥讲的情况和我调查的情况做了反映，并很明确地提出，处理盗伐公路行道树无可非议，但这样的处理有失偏颇，要抓应该抓带头砍树的。书记也当即表示，让公安部门查清楚，第二天上午告诉我结果。”
正是亲生父亲被逮捕这件事儿，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帮了大忙。他将此事演变成“王满银”贩卖老鼠药被公社劳教，一下子引出了这部书所有的重要人物。
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路遥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
五六天过后，路遥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写作进度。
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路遥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
路遥心里很清楚这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他又前进了一步。他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写作紧张起来，常常会错过了食堂的开饭时间，有时候，路遥一天就吃一顿。医院职工食堂的师傅与路遥对话算多的人，也无非是问路遥，想吃什么，师傅好给他做什么。
但矿区的生活是过分简单了。不是矿上不想让他吃好，无论是陈家山煤矿领导还是医院方面，一直在尽心操办，只是条件有限。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有一年还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没有鸡蛋，连点豆腐都很难搞到。
早饭被路遥錯过了，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个矿山医院，医生职工大都回家吃饭，又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所以，伙食也相当难搞。
每当写作到凌晨，路遥只能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睡下后，他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但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又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
当年见过路遥的陈家山医院医生，如今大多已调离了这里，只有一两个人说见过路遥。回忆起当年，医生说因为知道他是大作家，都不敢上前与他搭话。路遥工作时，更是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生怕影响了他的创作。
可是某一天，正当路遥埋头写作时，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他。路遥一再给记者解释，但无济于事，记者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路遥“长期作战”。此时，路遥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记者，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
待路遥重新坐回桌边，心脏还在乱跳。虽然他后悔刚才自己的无礼行为，但他没有办法。
“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部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
1985年10月21日，有一个西安的长途电话打给路遥，电话里说，老作家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
这消息使路遥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看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中断了。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公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阻，七个小时不能越过，路遥只好返回陈家山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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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
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长着一脸自称为“匈奴式”的胡须，络腮胡须长得很快，几天不刮就难受。来之前，他没有像香烟和咖啡一样备足了刮胡刀片，矿上竟然也买不到这东西。一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就再也刮不动了，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他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每个星期抽点时间，转悠到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门刮一次胡须。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路遥坦言，孤独的日子里，他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路遥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一家人围坐一起聚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
黑暗中，路遥不禁两眼发热。他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然后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
1986年元旦在即，墙上那张表格，终于被路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划掉。
要出山了，要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了，要见到亲爱的女儿了，路遥兴奋异常。
路遥研究过很多新派写法，但他认为只有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
1986年夏天，路遥离开西安，这次他来到延安地区一个偏僻小县城—吴起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写作。
吴起县武装部院子角落里一孔很小的窑洞，是路遥开始又一次的“长途跋涉”的地方。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窑洞里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路遥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
这孔简陋的窑洞里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桌子，桌子上堆着一些书籍，放着几块掰碎的干馍馍、几包咖啡和一包当地生产的粗糙的饼干。这些食物，是为赶不上招待所的饭点准备的。
路遥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才睡下，他中午一点以后起床，饭时早过了。这种反时差路遥已积习难改，无法与正常餐点合拍了。
1986年第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顺利出版发行。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外界的反响并不如路遥所愿。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外国文艺思潮刚刚涌进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派、意识流等方兴未艾，不跟潮流，不玩这些，好像就落伍了，而路遥仍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于是评论界认为他的作品太老套了。
其实，路遥研究过很多新派写法，读过不少现代主义作品，但对比之后，他还是为《平凡的世界》选定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
“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对第一部的某些疑问，正是二三部我将要解决的。我不能要求别人耐心等待我的工作，但我要耐心准备解决许多问题。
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部更好的东西。”（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此时，路遥身体的变化十分明显，不用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苍老了许多，不到38岁的年龄，两鬓已染了白发，走路的速度也缓慢了，饭量明显减少了许多，右边的眼睛一直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看了医生，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他停止工作和阅读。
路遥当然知道医生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却是无法接受的。
好在这时候，路遥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在三四月间出访联邦德国。这期间正好是路遥考虑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便很乐意地参加了这个活动。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因此也有了许多个“第一次”—比如第一次穿西装。
访问结束后，路遥回到了陕西省作协机关院内那间被他称之为“牢房”的写作间，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二稿的修改和抄写工作。
每天黎明时，路遥才从他的写作间走出来，走在作协老院子不长的一段过道里。
知道路遥出国访问回来，他的大学同学王双全等便来到作协大院看望他。那天，路遥显得特别兴奋，与同学谈天说地的，谈外国，谈中国，说洋人，说国人。在他的书桌上，是《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书稿，整齐地摞了厚厚的一摞，足有一尺多高。
路遥对王双全说，这部书的第三部构思已完成，近期就要动笔了。他还说，第三部的写作，想在王双全的老家洛川县进行，需要住上两周的时间。
这时，一个电话找路遥，说是延川家里打来的。路遥一接，听到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养父病故了。
路遥很难过，可他尽力抑制着悲恸，没有回去奔喪。他联系上了四弟王天乐，让他代他妥善料理老人的后事。
路遥7岁那年，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的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
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的情形更加凄苦，每天进行着超负荷的体力与脑力劳动。除过劳累，饥饿问题依然如影相随。在陈家山煤矿没啥可吃，回到西安城里还是如此。
当然不是西安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路遥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有时不知不觉就写到夜间十二点钟，夜市也去不成了，路遥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评论家王愚或其他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他形容自己就如同《平凡的世界》里流浪落魄的王满银。
每天，直到黎明时，路遥才如同一个幽灵，慢慢从他的写作间走出来，走在作协老院子不长的一段过道里。月光下，只有他自己时长时短的身影随行。
院子后面的一栋家属楼，一单元三层，是路遥的家。这套房子是他在《人生》获奖之后不久，从同单元的五层三居室调整到三层四居室的。
他艰难地登上一个一个台阶，小心地拧开门，悄悄地走入自己的卧室。紧张而疲惫的一天，终于可以停歇了。
修改和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日子里，因为过度的劳累和营养的匮乏，路遥常常几乎无力端坐，很多时候，他只能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写字。他不是用体力，而是完全凭借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最后的工作。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快完稿时，路遥忽然吐了一口血。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路遥描述了他写作写到精疲力尽时的情形：“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
他继续写道：“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1988年5月，《平凡的世界》三部全部完成。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病医治无效在西安英年早逝，年仅42岁。
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在线小说入口
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原名王卫国，汉族，中国当代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引起很大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册。作者在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路遥因此荣获茅盾文学奖。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3岁。
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正让我们穿透他的作品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时的艰辛，“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是这样才使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后的艰难之路。
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红楼梦》 、鲁迅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
路遥《平凡的世界》经典语录
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人和社会，一切斗争的总结局也许都是中庸而已。与其认真，不如随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钱就寻一醉，无钱就寻一睡，与过无争，随遇而安。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
真正的爱情不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
生命里有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雨浸风蚀的落寞与苍楚一定是水,静静地流过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
既不懈的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而是理智而清醒的面对着现实。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历史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使人成熟起来。
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泥泞!
人生啊，是这样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也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象流水一般，有时是那么平展，有时又是那么曲折。
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淹没。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与奋斗!
无论精神多么独立的人，感情却总是在寻找一种依附，寻找一种归宿。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已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喜欢海，不管湛蓝或是光灿，不管平静或是波涛汹涌，那起伏荡漾的，那丝丝的波动;喜欢听海的声音，不管是浪击礁石，或是浪涛翻滚，那轻柔的，那澎湃的;喜欢看海，不管心情是舒畅的或是沉闷的，不管天气是晴朗的或是阴沉的，那舒心的，那松弛的……
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
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
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 2、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义们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
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理想，只不过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罢了
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藐视甚至侮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小看你!
(一)、作者介绍;陕西清涧人。1976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历任农民，小学教师，《延河》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专业作家、副主席。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专集《路遥文集》(5卷)，《路遥全集》(3部)，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路遥小说选》，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在困难的日子里》、《你怎么也想不到》，短篇小说《姐姐》、《生活咏叹调》、《夏》，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等。
《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分别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
（二）、背景
在三大背景下，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政策领导下，人们的生活，思想，人生道路发生的巨大深刻的变化。
主要人物：孙少平，少安，秀莲，润叶，晓霞，金波，田福军，兰香，李向前等、分析：少安，是一个有思想觉悟的农民进步青年，但是身负重担的他放弃了自己爱情，为了整个家庭不断地努力，他没有办法摆脱更加的独立，和他的思想水平有关，同时劳动人民的朴实善良充分体现了出来。他无法去接受润叶的爱。润叶是一个令人心疼到骨头的女人，同时从润叶的身上，也看到好多女性的影子，如果换了任何一个人，我想我会和她做同样的决定，无论是对爱情求之不得痛苦，还是对李向前的责任，以及后来产生的爱情，都让人觉得润叶在不断地受命运的打磨，同时不断地活出了生命的意义。对于她是否是取得了真正的幸福，只有她自己知道，幸福是感觉，外人没有办法来评判。
少平有着大学生的思想，高于大学生品质，同时他机智果断，甘于平凡，不高瞻远瞩，是他的人格魅力让晓霞爱恋，晓霞可以说是小说最具个性又最闪亮的一颗明星，她用生命诠释了生命的真谛。知识和修养让她增值，同时善良的品质成就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秀莲，很平凡的农村妇女形象，她没有润叶的清丽脱俗，没有晓霞的聪慧学识，但是她却是用生命爱的她的丈夫，是个敢爱敢于承担的女人，试想，如果没有秀莲，少安一次次的险境又怎么摆脱，换做润叶，恐怕结果也不尽如意，毕竟爱情和生活有一定距离，理想的爱情高虽然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
黄土高原上这样一群平凡的人讲述了故事，让人无法从任何商业角度去衡量，心灵的震撼却无可比拟。
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一方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路遥生于此，长于此。是这块贫瘠的土地造就了路遥的求索奋斗、不畏艰辛的性格，也正是那些挥不去的生活经历使得路遥那么地热爱生命，使得他立志要在40岁之前要完成一部巨著：为了纪念那片贫瘠的土地，为了纪念那个辉煌的年代，更为了纪念那里朴实无华生生奋斗的人民。
路遥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在创作手记中曾这样写道：“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尽管不会让世俗的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有做出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目所在。”最终路遥赌赢了这场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完成了他的愿望，只是代价异乎寻常地惨重，他输掉地是生命！
路遥在教会我们要有独立的人格，尽管你可能会遭遇孤独。孤独是人生自我证明的必经之路，只要你认定了自己的理想，那么坦然面对孤独将是你勇往直前最后的支撑点。
平凡的世界带给我们的是：做个漂亮的人，做个不急功近利的人，做坚持自我的人，不高瞻远瞩，最终趋于平凡，从而创作了属于自己的不平凡的人生。
第一次捧读《平凡的世界》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大概是93年吧。
记得那时候学习一直很忙，但一接触就不忍释卷，于忙里偷闲中紧张地完成了初读。现在想起来，那感觉颇像初恋的味道!
，弹指一挥间，当我于闲暇中再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竟发现当年的书生意气，男儿热血，早已灰飞烟灭。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是关注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洞察。读过四大名著的估计都知道，曹雪芹写《红楼梦》，实际上是从自己的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中取材的。与共和国同龄的路遥也一样，贫困的阴影，初中毕业务农，任民办教师的经历，做临时工的酸辛，所有这些都在他的小说中有真实细致地体现。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有一首诗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可以说，主人公孙少平的哀和乐，歌和泣，以及他的感人的奋斗历程，正是作家路遥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含泪的回忆。读他的作品，特别是60后，70后的读者，更能从中获得“童心来复梦中身。”的人生体验和艺术享受。
说实话，尽管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觉得直到今天，从某种角度上说，更适合年轻人一读的还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话可能有些偏颇。但这部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的不朽经典确实激励了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路遥的.小说中，我们总能隐隐地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人生对理想的追求，似乎是宿命似的，他们往往都逃脱不了一个人生的怪圈。
中篇小说《人生》里的主人公高家林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统一的典型。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残酷的现实让他经历了土地——城市——土地的人生圆圈。而与高家林人生圆圈相伴随的刘巧珍黄亚萍也各自走了自己的生活圆圈。
无独有偶，《平凡的世界》中，同样也展示了这样的人生圆圈。路遥在小说里这样写道：••••••生活是这样令人感慨不已!
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他了
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
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
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
如果说孙少平对郝红梅的爱恋还是那种青涩朦胧的话，那么，他对田晓霞的爱情无疑是山盟海誓刻骨铭心的。然而理想的爱情之花，多半都因世俗的羁绊而枯萎。我们不得不为这对心灵挚爱的鸳鸯最终各自一方而深深叹息。作家似乎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一个真理：爱情是美好的，现实的藩篱是沉重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一段值得祭念的爱情故事呢?
不同生活处境的人，本来就应该寻找各自不同的归宿。尽管金秀可爱，热情漂亮，情感炽烈而丰富;一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可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都要多。但也许在路遥来看，这绝不是孙少平爱情人生圆圈的终点。
现实中，只有大牙湾煤矿，才是他最佳的人生归宿。因为那里，有一个真正适合他的女人——惠英嫂。而且路遥对孙少平这个人物的归宿是满意的，这可以从全书的结尾看出来。“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传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一、文学中的苦难意识
苦难意识是文学领域中的重要话题, 同时也是文学家始终叙述不完的内容。在苦难意识的呈现方面, 路遥取得了较高的成效, 其中《平凡的世界》更是被苦难意识所包围。苦难的承受主体是人, 因此, 苦难意识的书写归根结底是对人的书写, 在此过程中, 文学家们展现着自身对苦难所作出的认知, 并对苦难中的人所具有的生存状态作出这观察与反映, 同时也对人类苦难命运作出着探索与内省。由此可见, 文学家对苦难意识的展现, 实质上是对人与人自身命运的关注, 同时也是对自身人文关怀乃至社会责任的表达。当然, 文学中的苦难意识与文学家自身所具有的经历也具有着紧密的关系, 虽然文学是一种对生活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但是却难以避免出现文学家自身生活体验和思想意识的影子。以路遥为例, 路遥经历了艰苦的童年, 这一饥寒交迫的真实经历让他对生命中的苦难作出了深刻的认知, 同时也昂这些苦难成为了路遥开展创作的重要动力, 因此, 从文学家与文学作品中的苦难意识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来看, 文学家通过自身的作品表现的苦难意识, 而苦难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文学家的创作之路。
二、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苦难意识
(一) 贫穷困苦带来的精神压抑
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 他少时生活艰苦, 并在求学生涯中始终生活在窘迫当中, 虽然他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最终他又不得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双水村当老师的过程中, 孙少平的生活也得到了一些改观, 并且有空余的时间来读书看报。然而, 特定的时代决定了孙少平所承担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当生产责任制的号角吹响之后, 孙少平的学生都难以在继续自身的求学, 这也让孙沙平的身份从教室转变为农民。显然, 面对苦难给自身生活带来的种种考验, 孙少平并没有就此屈服。此时的孙少平选择了进城务工, 这种求生之路比扎根农村更加难熬。在经历过捉襟见肘的生活之后, 孙少平也经历了彷徨与绝望。当孙少平获得工作之后, 也验证了付出必有回报这句老话。当然, 无论孙少平最终的命运走向何方, 作为《平凡的世界》的读者, 总是不忘记孙少平在朝阳沟背起势头的情景, 这种劳动具有着极高的强度, 并且让孙少平仿佛承受着皮开肉烂的痛苦。而作者路遥,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刻画苦难, 并呈现出了人在面对苦难过程中所具有的坚强意志, 而孙少平在坚持与奋斗中与苦难所开展的博弈过程, 同时也是他从幼稚单纯走向成熟坚定的过程, 这一点正是苦难在人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二) 婚恋不幸带来的心理创伤
如果说生活中的窘迫以及肉体上的疼痛还能够坚持与忍受, 并且可以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慢慢淡忘的话, 那么情感上创伤却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 并且会伴随着人一声。在孙少平的情感历程中, 郝红梅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二人在苦难面前相濡以沫, 这令孙少平终于找到了生活中的精神寄托。然而, 郝红梅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断然离开了孙少平, 此时孙少平生命中的唯一安慰也就此消失, 之前的以及现在的苦难如瓢泼大雨一样孙少平难堪重负。所幸, 田晓霞的出现让孙少平重新具有了新的精神支柱, 这让孙少平再一次具有了面对苦难的加强。但是, 田晓霞这一人物就像是命运向孙少平所开的一次玩笑, 田晓霞的离世让孙少平再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从田晓霞与郝红梅的区别来看, 田晓霞在孙少平的生命中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 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精神的人, 带领着孙少平树立起了对生活的自信, 并且二人之间纯洁的情感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况且死别比生离带给人的触动更大, 可想而知, 此时的孙少平在心理上承受了多么大的打击。但是, 坚强的孙少平依旧在古塔山完成了与田晓霞的约定, 之后则一心投入劳动当中, 希望通过身体的困苦来缓解自身心理的创伤。在路遥的笔下, 苦难总是接踵而来, 虽然命运不断的带给人希望, 但是这些希望却一次次的破灭, 无论是生活的坚信还是情感的悲伤, 都是路遥在塑造命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路遥文学中苦难意识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反思之后可以发现,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苦难, 人的一生也会变得不完整, 并且人的坚强和伟大也难以得到呈现, 或许, 这正是路遥文学独特魅力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鲍怡菁.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苦难意识[J].科教导刊 (中旬刊) , 2013, 02:162-163.
[2]孙艳红.解读《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苦难意识的书写[J].语文建设, 2015, 35:56-57.
一、特殊区域环境——城市与乡镇交接的“交叉地带”地理特征
用地理概念解释，“城乡交叉地带”指的是农村与城市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村和城市间往来频繁、人口流动逐渐加速，从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区域。《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发生地主要在县城和乡村两地，作者用全知全能的小说叙事角度，展现了主人公的生活与情感经历。
小说开篇就注重对陕北地域“城乡交叉地带”特有的地理风貌的描写。先描述了县城雪天自然景致：“1975年二、三月间……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随着情节的发展，孙少平放假回村，村庄景象展示在读者眼前：“从县城到他们的村有七十华里路……坡度还是很长很陡。”作品第一部第四十六章写道：“在漫长的二三百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剥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脸。”
由此可见，陕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尤其是乡村，沟壑纵横，重峦叠嶂，几无平地，少平读书的县城与其老家农村地域交通条件差异极大，“陡”“窄”两字写出农村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路遥敏锐捕捉到这一环境，从黄土地的自然景致下笔，深入到黄土地上人们的深层生存状态。
二、陕北地域环境影响下的人文精神
原始粗糙的陕北地域环境影响着人文性格。学者张彩玲言：“陕北高原山大沟深、黄土深厚，就赋予了陕北人一种凝重感。”气候寒冷，沟壑纵横，居住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这些地理环境磨砺了人的精神意志力，得以生存下来的人的生命力是坚韧的，但她又指出“这种坚韧的极端就是重本、安土，就是随遇而安”“陕北人有的就是守的耐性与走的冲力的不谐调”。
路遥描写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热血奋斗者形象，生活在社会转型时代的青年命运抉择极具典型性，“他们身上有着不安分的坚决，他们身上交织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双重特质，因为农村和城市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所以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的特点”。
（一）“走”的冲力——离开乡土到城市发展的打工者形象
第一部写道：“孙少平上这学实在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因此，他常“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主人公孙少平上学艰辛，连饭都吃不饱，他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少平身体里埋藏着“不安分”的因子，而这种因子，其实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奋斗的因子。在城市里的他依然过着困苦日子：“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趴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就这样，这种痛苦伴随着他，从揽工到矿工。”对孙少平而言，生活虽艰辛，但城市是实现梦想的冒险之地。
孙少平的生活分成农村系列和城镇系列，在城乡二元文化的影响下，他形成了双重性格特征，这样的青年是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他的一生的，他必然会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即使是外面城市的环境令他处处碰壁，甚至头破血流，他也心甘情愿。作者对他身上的坚韧的意志力表示了肯定与赞美。无论是在农村中还是在城市中的他都是积极向上的，也许孙少平们根本不是为了金钱和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这是作者对美好理想主义的心理寄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贫瘠，生活在黄土高坡上的农民的困苦可想而知，作者把人物置于苦难的炼狱中，让其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经受生活的击打，但始终坚忍地挺过来，体现了中国北方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的慷慨悲歌之士的人文性格。
（二）“守”的耐性——安土重情的陕北汉子形象
孙少安则是另外一种陕北男儿形象。同样是不屈于传统命运的掌控，富有敢闯敢拼的精神。懂事的孙少安在少年时代就放弃了学习机会，忍受着艰苦的劳作，正是他的付出，使全家度过了最艰苦的日子。一切苦难都没有摧毁他内心那份向上的坚定信念。作为生产队队长的他，敢于带领乡亲们改革，“猪食料事件”让前辈都对他刮目相看，最后顺应农村时代改革的浪潮开砖窑，抢先发家致富。
然而这并不是少安的圆满结局，路遥故意让笔下的人物多灾多难，砖厂倒闭了，这对于少安来说是致命的。文中写道：“砖场倒闭至现在……虽然多方拜求还是无法挽救残的局面，少安也因此郁郁寡欢，消沉了一年多，但是那颗不服输的心始终为再次起航准备着。”终于“一九八三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两次大笔贷款的全部本息……当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与弟弟孙少平那种农村外出奋斗者相比，孙少安始终是立足于农村，在乡土中始终以农民的身份、情感和立场去面对生活的困难，去寻求生存道路。
综上所述，少平、少安兄弟俩拥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这个城乡交叉地带上，他们紧跟潮流，确定目标，义无反顾，这些优良品质帮助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只不过，两兄弟相比，孙少平选择的是“走”，哥哥少安选择的是“守”，“走”的还在困惑中，“守”的获得成功，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三、陕北城乡青年的爱情纠葛——城乡交叉地带文化的冲突
作品中，城乡交叉地带文化的冲突还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男女爱情的冲突：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田润叶的情感故事。
（一）爱情冲突：对比悬殊的城乡文化显现
作品中的田晓霞代表了现代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摆脱农本思想束缚。田晓霞与孙少平互相吸引，在学生时代，人格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感情深厚。然而晓霞不甘心于此，所以她想要帮助他。她通过书报有意引导少平，在少平眼里她本身就是爱、文明以及理想的象征，她给了他前进的动力，作为大学生的晓霞，早已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也厌倦了城市里的浮夸。她爱上少平不仅仅是青春激情，更是少平积极沉稳的人生态度。但是，爱情在现实面前总是脆弱的，对少平来说，晓霞是遥不可及的，虽然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超越了世俗，她不介意他的出身，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他们最终没有结合。
政治学中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城乡交叉地带文化背景基础决定爱情的结果。作品描写了时代转变中特定地域——城乡交叉地带年轻人的爱情，隐含了深刻的意蕴。孙少平和田晓霞，他们身上体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特有的人文文化思想。虽然少平曾受过一定的知识文化教育，但是在物质贫乏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下，他只能为温饱奔波劳苦，所以少平的精神世界还是停留在小农思想阶段。而田晓霞所属的是城镇新兴的市民阶层，物质相比少平来说是富裕的，他们追求更高一层的理想，即追求精神文化。由此可看出，少平与晓霞，不是爱与不爱，导致其爱情不圆满的是城乡文化与经济的巨大差距。路遥借爱情悲剧的描写，引发了读者对城乡差距的思考。
（二）庄稼人的结合——陕北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在爱情与婚姻方面，孙少安认识得非常清晰，他主动回避润叶的热情追求，赶紧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姑娘，娶妻生子，趁早断了润叶的希望。“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孙少安和田润叶的悲剧，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封建意识的阻挠，但是实质上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巨大差距。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是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分离。小说中描写了少安对润叶的忍痛割爱，以及后来满足于与秀莲的婚姻生活，暗示了路遥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真实记录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特定的地域地带——城乡交叉地带中的青年人的奋斗史与爱情故事，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城乡文化的差异，体现了作者对城乡差距的深层反思。
（贺州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广西高等教育创优计划”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桂教高教【2015】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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