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再难出贵子辩论

寒门再难出贵子辩论（精选6篇）

寒门再难出贵子辩论 篇1

“成绩是用钱堆出来的” 发帖网友是一所中学老师，他称，近两年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基本家里条件都很好。上个月中考结束，学校有5个孩子上了重点线。他们都来自开跑车、住别墅的家庭。这个月，这几位学生的家长们还商议送孩子去澳洲参加夏令营。

“反观我们小时候读书，成绩好和家庭条件基本成反比。班上同学读书好的，家里都很穷。感慨，“现在的尖子生，除了家庭教养外，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种培训班，甚至请私人家教，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 不出20年，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起跑线已经低了一个级别。甚至有人直言，“寒门学子输在了教育起跑线上。” 农村娃上大学要付出更多。有网友跟帖说：“良好的教育确实需要大量金钱，胎教要钱，早教班要钱，各种兴趣班要钱。农民、打工仔家庭的只有那么一两个，而且绝对是那种对孩子超级负责的家庭。“我绝对相信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够出高考状元，能够上名校，但是他们所付出的精力，所吃的苦头，真的比家境优越的孩子要多得多。” “面对城市学生，我们丧失了基本竞争的机会”。

记者在华科见到了雷磊时，他刚从广州回到武汉，还在为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努力。三天前，他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讲述自己上大学经历的稿子《走到只剩我一个》。好多人都说 “看了你的稿子我们很感触，感同身受。” 农村尖子=城里差生？ 雷磊的经历是众多农村大学生的缩影。他出生在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6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过了一本线，但他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选择复读。一年后，他以全县第五的成绩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但一进学校他就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同班一名女同学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从她的口中他得知，那所学校中一本上线率竟然达到了97%。“我的成绩太差了，只能上这所学校。”女同学的话深深的刺痛了雷磊的心。“农村的基础教育太差了。”雷磊说。小学时，他就要走7公里山路去上课，每天早晨天没亮就打着火把出发了，走到教室就筋疲力尽，很多学生一去学校就打瞌睡。他们邻近的两个镇每年适龄学生近千，只有五、六个人能考进县中。而有时候，全县一年都没有一个人能考进全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几率几乎跟买彩票差不多了。”雷磊自嘲说。他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全乡有史以来考上最好大学的学生。想上好大学全凭自学 农村的孩子不是不想考大学，而是他们考不上好大学。“农村学生在起点上就输了。”雷磊说。“这些差距在中小学时就埋下了。”在农村，不要说培优，连幼儿园都没有。农村学校待遇差，没有老师愿意去。像他所在的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一个本科文凭都没有。雷磊总结说，在农村想考上一个好大学，必须具备N个条件：首先你得生在一个殷实之家，可以供得起你上学的花费；其次你的父母要有很强的意愿培养你成才；而且你得在高中之前就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一门心思学习；最后，你还得有个聪明的脑子。“要同时具备所有条件，你才有可能在那种环境下考上一二本的院校，差一个都不行。” 由于读书那么难，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又那么小，现在农村的读书无用论越来越抬头。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了。他以前的小学中年生源也逐年下降。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他们那里上小学，每天要行走7公里，由于中午吃不到饱饭，学生们个子都长的特别矮，而且每天支出10多元，一般家庭都有2个孩子。他们那边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左右，要是供两个孩子读书，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这些隐形的条件就把很多农村孩子淘汰掉了。

寒门再难出贵子辩论 篇2

首先,这样的上升通路狭窄源自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寒门”的孩子们无法获得与“贵族”甚至就是普通家庭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当大城市里面经济条件优越的家长们不惜血本的大笔投资在孩子们的教育上时,寒门的孩子们却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甚至很多聪慧的孩子迫于经济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学业。

一位朋友经营着一家组织高中学生参加国际夏令营活动的公司,尽管每次夏令营活动的收费不菲,可每每去到各个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招募营员却是场场火爆人满为患。她曾经这样向我描述现在某个大城市里面贵族高中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是在学费高昂的贵族学校一路念上来,钢琴十级,随父母去过许多国家旅行,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暑假里一边准备机器人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一边上网球课,还报名准备到美国参加两周的夏令营,和国际学生们交流,访问哈佛、耶鲁等名校,为自己将来的留学做个规划。”

而我另外有一名农村的远房亲戚,孩子在县城里的中学念书,每个月从自己家里背米去学校,每周只有5块钱在学校食堂买份小菜下饭。即便是如此简朴的日子,家里大人还是念叨着孩子念书供不起,想他初中毕业过后就不要读了,早点出来打工挣钱。

这些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真实实的案例,却不仅仅是个案,是代表着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折射出“寒门”与“贵族”的孩子在当今社会成长环境与享受教育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当“寒门”的孩子们承载着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并勤奋苦读为出人头地时,“贵族”家庭的孩子们却享受着一流的师资和教学方法,全方位的素质教育,并建立起国际化的视野。这样的差距是寒门的孩子们即使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一流的大学也很难去弥补的。

我出生在重庆普通的工薪家庭中,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寒门,但从小也是一直在重点学校里接受当地最好的教育。即便如此,当我来到北大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与北京、上海等教育水平更为发达地区的同学们的差距。我所在的光华金融班,有11名各省市的高考状元,还有不少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得主,印象中几乎没有人家庭出身微寒,不少同学中学时就有过出国交换学习的经历,甚至会好几门外语,很多人不仅聪明勤奋成绩优异,而且还多才多艺,组织管理和沟通能力也非常强,让我觉得在这样优秀的同学圈子里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看到一种差距。

其次,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即使有一小部分寒门的孩子们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进入到一流的大学里面接受教育,当他们进入社会后要想取得成就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也变得日益艰难。业已形成的权贵阶层与他们之间纷繁复杂紧密交织的关系网,让寒门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后的奋斗历程也变得更加艰辛。

跟一个背井离乡打算留在新加坡打拼的朋友聊天,问她为什么想要出国,想要离开家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定居。她告诉我新加坡最吸引她的地方是公平,在那里生活的一段日子让她看到那个社会环境里有空间让年轻人凭借自身的能力取得成功,而在中国现在个人成功的关键因素里“家世背景”与“关系”的成分要远胜于个人能力。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等家世显赫的孩子们,更容易找到不错的工作,并享受着家人的关系网络,无论在政界还是商界发展都会顺风顺水,甚至升迁的路径都已经划定,年纪轻轻就能成为重要企业或政府机构要害部门的领导,而寒门的孩子们在这一点上又输了十万八千里,只能从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的小职员开始,一步步打拼去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

美国“寒门难出贵子” 篇3

因此，保障和改善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考生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进入优质高校的机会，事关美国社会的基本理念，也因此成为每一任政府着力改革的重点对象。不过，通过深入分析便可发现，美国的“寒门”里要出“贵子”，也同样并非易事。

如今，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反思如何能让“贵子”尽可能地跃出“寒门”。“寒门难出贵子”之叹，近年来也在我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讨论和关注。尤其在眼下的高考季，千万考生能否就此获得公平改变命运的机会，牵动着全国上下的神经。毕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每一名学子人生职业发展的起点，也是现代社会阶层间流动的主要通道。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能否获得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考生个人乃至其家庭的前途；而从社会层面来看，一旦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失去了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攀升的可能，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的態势，就会有酿成社会动荡的巨大风险。

寒门出贵子不易

在美国，由于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等原因，很难找到公开的数据统计来显示“社会成功人士”和在校大学生的个人家庭背景的关系。然而，纵观近几十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在大学生的人口分布上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少数族裔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生，进入大学的数量和人口比例都有了显著提高。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家庭的考生进入大学和大专院校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30%左右，跃至当前的50%上下。黑人、西班牙裔、女性等过去的弱势群体，如今的入学几率均有明显提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过去几十年间，受到了来自社会或政府的资源倾斜或优惠照顾。美国教育部下属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大学或大专院校的人口比例为80%，而低收入家庭为49%，相差了31个百分点。这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弱势群体考生入学率的增加，主要还是美国高校数量增长和招生规模扩大的结果。

其二则更为敏感：在美国最顶尖的高校里，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来自低收入家庭、少数族裔的弱势群体考生的比例少得可怜。虽然相关的数据很难统计和获取，但美国媒体和研究者们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肖恩教授等人所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便发现，来自高收入家庭的考生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考生，进入最顶尖高校的几率增加了7至8倍。

密歇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曾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钱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入学的贫困学生都要耗费学校大量的财政资助。没有人会公开说，不把贫困学生的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但是招生工作太过复杂和世故，他们很清楚每一个学生的价值是多少。

此外，在全球化时代，顶尖高校面临着激烈的、来自世界各地高校的挑战和竞争。它们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学校排名，保证更快、更好的科研产出，要不断修建新的实验室、校舍和添置图书设备，要招募最优秀的教授和学者……这一切都使它们不愿在贫困学生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和经费。

对“贵子”并不十分向往

或许我们可以改编托尔斯泰的名言来解释美国弱势群体难出贵子的原因：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运，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已有大量科学研究证实，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其学业成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会远大于学校的作用。

因此，尽管美国社会已经对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并采取了多种举措，减小各个中小学校之间在办学质量、教师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但家庭背景、家庭学习环境上的不足，是社会和学校无论如何都无法填补的。

家庭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实力方面，它直接决定了学生从小所能获得的学习资源，包括图书资料、电脑产品、补习班和兴趣辅导班等。进而言之，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可以选择花费不菲的私立学校，或在优秀的公立学校附近购买“学区房”，以便于孩子就近入学。而贫困家庭则只能忍受临近的、质量普通甚至低劣的公立学校。

而贫困家庭的父母往往受教育水平不高，意识不到优质教育的重要性，对子女的学习不重视、不关心，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和督促子女学习的欲望。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低下的家庭环境里，即便孩子的成绩能够达到进入顶尖高校的水平，父母都缺乏足够的兴趣，鼓励子女去尝试申请这些高校。

除了家庭因素之外，美国高校录取机制中所采用的多元化录取标准，也对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考生设置了进入优秀高校的障碍。同中国相比，美国高校的招生录取过程在形式上最大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它不仅要考虑学生高中时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SAT）成绩，还要考虑学生的综合实力，包括兴趣特长、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的情况等。而富裕家庭的考生在这些方面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差距主要在家庭

面对“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美国社会虽然一直都在讨论和关注，但几乎鲜有矛盾激化的时候。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大学数量众多，只要考生学习努力，拿到一份大学录取并不太难；其次，美国高校和政府已经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相应的法律保障，个人的教育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家庭因素和个人努力，难以怪责政府和社会体制。

事实上，美国政府也在不断努力消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入学几率。在法律建设上，美国通过黑人、女性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平权法案和积极补偿行动，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极大缓解了在教育系统中的种族和性别歧视。同时，联邦政府还设置了许多奖助学金项目，比如最著名的佩尔助学金，来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

美国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也不敢采取任何针对学生家庭出身的歧视性举措。在招生和就业过程中，针对考生和应聘者的个人背景的歧视在美国社会中是不可触碰的雷区。一旦发生，会酿成严重的法律后果和极大的名誉危机。

同时，很多美国高校自身也希望扩大学生背景的多元性，并在推动教育公平、扶助弱势群体的道路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美国高校中往往设有积极补偿行动计划，承诺在招生录取和评选奖助学金方面对弱势群体考生予以优先照顾。

由于美国社会中民众的整体收入分布相对较为平均，生活水平较高，也有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险制度。因此，即便是学历低下的体力劳动者，谋生和养家也是绰绰有余。所以很多人对于成为“贵子”“人上人”的欲望并不强烈，甚至在这种文化多元的社会氛围中，对于“贵子”的定义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美国社会对于我国所谓的“寒门难出贵子”现象的宽容。

（摘自《法治周末》）

寒门再难出贵子呼唤平等上升通道 篇4

“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近日，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热议。原帖点击率已经达到40多万次，3000多个回帖，还有不少网站转载(8月8日《长江商报》)。

20年前“寒门出贵子”，20年后“寒门再难出贵子”，引发了网友的普遍共鸣，可见并非这位教师的个人感觉。无独有偶，8月4日，《南方周末》也发表封面文章提出质疑《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文章认为，“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现在看来答案是肯定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寒门再难出贵子”，这种转变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当下的高考政策。诚如北大湖北招生组负责人朱怀球所问:“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事实上，不仅“寒门再难出贵子”、不仅农村家庭对“知识改变命运”在失去信心，在求职上，农村学生同样处于劣势。现实屡屡表明，竞争者的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这在公务员考试和垄断国企招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于是乎，“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断二代”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

“阶层固化”中的阶层是什么样的呢?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在我看来，这一划分不仅形象地描述了中国阶层的现状，也指出了阶层固化的根源。是的，不只教育求职与权力息息相关，财富的分配也与权力密不可分——早有学者指出，离权力中心越近风险越低，获得的财富越多，而离权力越远风险越高，获得的财富越少。

寒门很难出贵子调查 篇5

2016年，李中清（右）与其父李政道合影于李政道90岁生日当天。图/受访者提供

李中清：

破译中国精英教育的生源密码

本刊记者/霍思伊

本文首发于总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史学家之一，无论从履历还是研究成果上看，李中清都已经凭自己的努力占有一席之地，无须靠父亲扬名。

从小他就想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因此选择与物理截然不同的历史作为发展方向。他研读繁体典籍，苦练中文。他咬字清晰，表达流畅，虽然带着“美国腔”。“中国正在从考试国家变成考试社会。”他说。

这是2017年12月的北京。李中清获邀作一场题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与女性的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演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民国时期的各高校单独考试，多校联考，到1952年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李中清认为，高考改变了中国。

父亲的熏陶

从小，李中清就常听父亲说，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此前由于战乱，他数次辍学，辗转多地，始终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小学、中学文凭。

当时，中国高校普遍采取灵活多元的招生方式，单独招生与联合考试并存，只要年龄和成绩达标，不需初高中文凭，也可以直接录取。

考入化工系后不久，在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导下，李政道的兴趣逐渐转向物理，并在大二转入国立西南联大就读。后在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下，他大学未毕业便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由于表现优异，芝加哥大学教务长亲自给校长写信说明情况，李政道被学校破例录取，成为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科·费米（Enrica Fermi）的研究生。

讲到这里，李中清停顿了一下，他睁大眼睛，自己笑开了。“所以，我爸爸高中文凭没有，大学文凭也没有。博士是他唯一的文凭。”

博士毕业七年后，31岁的李政道因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中清常听父亲说，他的事业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高考制度，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政道。

李中清15岁读高中时，对父亲说，自己以后不要学理科，不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要研究人文社会科学。

1970年，他以SAT满分的成绩进入耶鲁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考古学家张光直，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史。1974年至1983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硕博，导师是史学泰斗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的研究领域是明、清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问题，致力于探索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

何在《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一书中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阶层流动性较强。

但1865年以后，清朝进士获得者一直为官宦子弟垄断，科举制之下的社会流动性降到了最低。

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只有约三百个大家族，且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

何炳棣对科举制与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给了李中清很大的启发。他从科举想到了高考。

在帮助父亲处理大量的学生申请材料时，李中清对高考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

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牵头创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通过与美国高校合作、自主命题的方式，用CUSPEA考试取代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开展的TOEFL、GRE等成绩认证考试。

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请材料。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优秀学生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偏远地区的大学。这与美国的精英学生集中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联盟的情况非常不同。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源逐渐集中化，从原来的“遍地开花”，变成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少数几所大学。

李中清很快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对变化背后的逻辑愈发好奇。

1973年，李中清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劣势，由于语言不通，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态度很硬，很硬地压我，我有一点反感。”

另外两位华裔后代回国后均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但李中清没有。或许是从小受父亲影响，在思考问题时，他明显有一种理科式的严谨和注重证据的习惯，因此情绪上的感受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了李中清研究的一个发端。而他对高考的关注，在1998年迎来了一个契机。

学籍卡中的秘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了和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北大提议将现存档案数字化。当时正在北大做客座教授的李中清，对建立数据库很熟悉，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他很快发现，这些需要电子化的档案包括大量的学籍卡信息，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他多年来一直渴望揭开的秘密：高考。

于是他跟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分管档案的副校长何芳川商议，能否把这些学籍卡信息单独整理出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但对于能得出什么结果，李中清不敢保证。

从1983年起，他就开始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并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北大的一个顾虑是，学籍卡信息涉及到大量学生隐私，如何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研究结果是否会对学校的形象造成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舆论对北大多有批评，“寒门再难出贵子说”广泛流传。根据当时影响甚广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完全满足后，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后来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假说。据她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学籍卡为判断一个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途径提供了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学籍卡的信息包括学生的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地址和主要求学经历（入学前毕业学校）等，少部分学籍卡还提供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状况等内容。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北大校方最终同意，李中清团队在不直接接触数据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进行研究。

北大先将1952至1999年间64500多位北大学生的学籍卡数据，手动录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一律隐藏了学生的姓名和照片。李中清团队将统计软件在储有数据库的电脑上运行，不能提取原始档案。

李中清说，他们一共被允许进馆三次。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梁晨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接触数据困难，每次进馆前，他们都要开很长时间的会，论证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一开始认为可以把村主任算作农民，但运算后发现，北大学生父母是干部的比例有点低，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于是最终将村主任划入干部一档。

与北大相比，苏州大学的态度要开放一些。自2007年开始，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2003年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与北大的分析同时进行。

北大和苏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其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和省级高校的生源状态。

2008年，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当年1月，李中清团队对北大公布了研究成果。

会议由现任北大校长、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主持，教务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均列席在侧。

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大确实有些担忧，不知道会揭示出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意外的是，结果与他预想的非常不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较突出。

而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因此，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新中国通过高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科举）是成功的，也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寒门再难出贵子辩论 篇6

日前，“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引发热议。近年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农村学生比率连续下降，就连中国农大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也不及30%。有人说，许多世界著名高校都注意生源所在阶层、地域的均衡，对弱势群体采取招生优惠。清华、北大都表示已考虑了相应措施。

也有人指出“寒门难出贵子”的说法不真实，并拿出数据说，高校新生中农村考生总体比例在上升。江苏4所名校农村学生都占到三成乃至四成以上。中国农大的老师分析说，农村新生减少是因为城镇化与城乡差别，比如农村考生中高分学生多不报农业院校;成绩差的才报涉农专业，而不可能被中农大录取。网友们的争论热烈且理性。有人认为家境好的孩子，从胎教、早教到兴趣班都有大把投入，从起跑线就已经不平等。也有网友认为社会越来越开放，干得好才是成功之路。

笔者认为这场讨论是有益的。公平公正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原则，追求教育公平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但是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要从发展的角度，从全局来看待这个问题。

缩小城乡教育条件的差距必须从起点做起。如这次讨论中反映的，部分农村中小学困难，教师工作条件差、待遇低，开始流失。看重子女教育的农村家庭，设法送孩子去城镇读书，憧憬进入大城市公办学校。一些地方顺势撤并村小、乡中，造成小城镇学校拥挤不堪，“大班额”近百人。前不久，江南某市公办学校对流动人口开放。市长答记者问为何要设限时，谈到“有人听说公办学校要开放，一家带来了9个小孩”。如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不能把村镇学校办好，任由农村教育垮掉，农村社会就失去了重要的支点，城市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网友谈到的农村物质、文化条件差，农民贫困等问题，说明部分地区城乡差别和农民的弱势状态依然严重，需要社会加大帮扶力度，当地也要增强造血功能。近来农村孩子不想学农的倾向加重，一些农业地区的农校种植专业已招不到新生。办教育的.目标是提高素质增加发展机会，并非让年轻人都离开农村，造成农业后继无人，培养有眼光、有志于农业、有能力创业的年轻人才是成功的教育。

至于“知识能否改变命运”，我认为应该讨论。掌握必要知识是公民生存发展的基础，但是否成功还要看他的社会化程度，看他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参与社会活动时所作的贡献。至于有人提出，教育真正的意义在于“从底层向上流动，从农村流到大城市，最后变成一个精英”的观点，笔者更不敢苟同。精英是在实践中有所建树，得到社会承认而形成的，与是否有高学历不呈正相关。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再因材施教，各得其所，而绝非向上爬的唯一阶梯。正是由于我们的用人标准与学历捆绑太紧，使得社会对于教育产生近乎科举的误解，无论是强势群体想传代，还是弱势群体想翻身，都集中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上，应试教育的死结解不开，学校教育变成没完没了的竞争，早教班、奥数班、“占坑班”等摧残孩子的乱象屡禁不止。

教育公平对社会公平既是因亦是果。在社会公平的大环境里，教育公平才能真正实现，教育才能回归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