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

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精选8篇）

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 篇1

导读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岁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01中国40年改革的基本历程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新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新的探索”四个阶段。

1、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坊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十一届三中全会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

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这一阶段主要对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国有企业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4、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新阶段的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与此同时，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为此成立了7个专项小组。截止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内容就囊括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过去的改革当中一直难以解决甚至回避的诸多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方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02中国四十年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1、五个方面的主要成就

4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1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2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5个主要环节，同时要求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认可，也是使市场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起点。3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90年代的麦当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吸收利用外资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在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4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

1999年3月，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5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改革4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6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居民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4年的75岁。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2、三大矛盾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的健康。2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

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国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了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3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

凡此种种，彰显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03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1、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

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典型的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2、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完全的“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

我们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与市场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但是，它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它所形成的数据和联网才有意义，否则何以持续的发展繁荣？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不动摇。

3、先行先试、先易后难，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

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1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社会和谐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

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改革就能够依靠人民。事实证明，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就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要充分扩大社会参与度。

改革的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我们的改革始终注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导、积极推动与充分发挥群众改革创新的自主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2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场？最通俗地讲，市场就是人与人交换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抛开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的运动轨迹，市场静态的基础就是不同产权的主体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因为分属不同产权，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

交易越活跃，则市场越繁荣。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产权的主体之间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则强取豪夺，轻则打击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都将造成生产的破坏，交易关系就难以持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理所当然要靠政府保证。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并难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时也是对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要求的具体落实。04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改革40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事业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

1、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待突破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最终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同整个改革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题，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经验。但是最近还有人认为，按照共产党宣：“消灭私有制”的要求，改革以来不仅没有消灭私有制而是搞了私有化，出现了两极分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号召：“私企的共产党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作斗争，夺回劳动成果，推翻剥削制度。”企图要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意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产权清晰，就是企业拥有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及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度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长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质和组织合理制度。要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转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党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

? 坚持和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证。但如何正确、全面理解和执行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不是企业事无巨细都要管，而是党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问题抓住不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经管班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的成果。

2、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地方债高企就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这种情况使得这种危险没有明确的地方财政解决之路。类似房地产税这样的直接税的缺失，使得房价飙涨，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的正常路径，严重透支居民消费能力，继而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要破除这一风险，就必须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据一些学者统计，2015年中国GDP是67.6万亿元，财政收入为26.67万亿，宏观税负为39.4%，超过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我国是宏观税负较重的国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作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如人意，这固然是因为我国政府还承担了大量投资的职能，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其效能是让人怀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行政体制还有很大改革空间。如何在《宪法》基础上，真正通过人大来约束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

? 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断提高。但前文已述，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如此，改革就能取得八十年代那样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3、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

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但是，仅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经给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包括阿里、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装、小商品市场门店的式微；互联网金融的勃发和动荡；互联网社交带来的信息流转的加速度等等。

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我们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这些监管机制，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措施，有些则是本来就应当被淘汰的，还有一些则是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合时宜的。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监管抱残守缺，则有可能因噎废食而使我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被竞争对手所超越，而如果监管缺位，类似非法集资监管套利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互联网新业态的适度监管程度的拿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考验。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副作用是垄断变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联网产业往往号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的生产空间，互联网的跨界搏杀能力更使得能够使垄断涵盖诸多领域；

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 篇2

一、文献综述

理论界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效应研究, 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外资银行能否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二是银行业开放将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部分学者 (Claessens, Demirgüc-Kunt and Huizinga, 2001;Bonin, Hanson and Wachtel, 2005) 认为,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 因此外资银行进入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效率。但也有学者认为, 银行业开放对银行体系效率的改进具有不确定性。如Lensink and Hermes (2004) 认为, 能否改善银行业效率与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关。若金融发展水平较低, 外资银行进入不会改变东道国银行体系高利润、高成本的经营现状。Haber (2005) 认为, 自1997年引入外资以后, 墨西哥银行业的经营效率改善, 但境外投资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减少了对国内的信贷供给,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融资功能。

张礼卿 (2007) 认为由于外资银行融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强, 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但是汪建和吴英蕴 (2000) 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会使得内资银行丧失优质客户和人才, 不利于内资银行的稳健经营。

二、拉美及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开放实践

(一) 拉美国家的银行业开放实践

拉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银行业改革。到2007年, 拉美已成为第三世界中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从结果看, 拉美国家银行体系效率在开放后的改进并不明显:存贷利差终维持在高位, 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供给也在逐年下降 (图1) 。与此同时, 拉美银行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剧。90年代末, 墨西哥、巴西等国先后发生金融危机, 拉美成为银行危机发生最频繁、循环银行危机发生率最高的地区 (表1) 。

(数据来源:World Bank网站)

(数据来源:Research Department of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二) 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开放实践

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开始逐步开放银行业:首先改变了计划经济下单层的银行体系, 建立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双层银行体系。接着, 各国开始银行私有化改革。最后, 在90年代末, 为了加入欧盟, 中东欧各国相继开放银行业。至2003年, 在中东欧国家, 外资银行无论在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上均占主导地位 (见表2) 。

(数据来源:European Central Banks)

与拉美相比, 选择了渐进式开放的中东欧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表3) :不良贷款比率和存贷利差持续下降, 并且能够向生产部门提供更有效的融资服务;银行体系在开放之后未出现大规模的金融震荡。

(数据来源:World Bank网站)

总结拉美、中东欧国家开放银行业的经验, 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 引入外资银行的影响具有双面性, 其整体效应与东道国本身银行业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在进行银行业开放决策的时候, 必须始终着眼与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制定与之相适应的银行业开放政策。

第二, 中东欧的成功经验表明, 发展中国家更适合走渐进式的银行业开放道路:根据各个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需要, 设立银行业开放的阶段性目标与措施, 逐步实现银行业的完全开放。

三、银行业渐进式开放的阶段性目标与措施

(一) 初步开放阶段:以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为目标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时均面临供给短缺和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时, 政府为了吸引外资, 自然要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本国市场, 为外商投资创造条件。

因此,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开放目标应与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目标相配合。由于国内银行体系较为脆弱, 在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同时, 有必要对其经营活动做出一定限制。

(二) 加速开放阶段:以提高国内银行体系效率为目标

受到资本积累不足和金融市场落后的制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垄断金融服务, 以便政府能够在集中使用国内资金。然而, 这种金融垄断也存在弊病:受到政府的干扰, 国有银行的资金配置效率普遍较差;由于凭借垄断便可获得高额的存贷利差, 导致国有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较弱, 不良资产大量积累。金融垄断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效, 但也造成了金融抑制。

所以, 在经济发展的中期, 银行业开放应当以提高国内银行体系的效率为目标, 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对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限制、鼓励外资银行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国内商业银行等。

(三) 全面开放阶段: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目标

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达到较高的水平后, 金融机构开始大量聚集, 形成国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通过集群效应提高金融部门的竞争优势,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国内金融中心如果成功升级为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东道国还能够增强自身在全球性金融资源竞争中的能力, 利用国际资本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东道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也会随之提高。

因此, 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金融体系有效且稳健运行的前提下, 为配合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发展中国家政府需要全面开放银行业, 用高度开放的银行体系来支持与国际金融中心所适应的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流动性。

四、我国银行业开放的历程与现状

以2001年加入WTO为界限, 中国的银行业开放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9-2001) 是中国银行业的初步开放期。这一阶段银行业开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时期,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外商投资不仅为带来了充足的资金, 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这一阶段中国开放银行业的目标得到实现。

与此同时, 国内银行体系的弊病也日益突出。尤其是政府过度介入银行日常经营, 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膨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00年末,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2.4%。全面改革国内银行体系成为共识, 也为中国加入WTO以后的银行业加速开放确立了目标。

第二阶段 (2001-至今) 是中国银行业的加速开放期。这一时期, 为履行入世承诺,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程度明显增加。至2009年末, 外资银行在华的资产总额达到13492亿元, 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71%。在这一阶段, 我国银行体系的效率显著改善。至2009年末, 全国239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 银行业的净利润和盈利水平也持续增长 (见表4) 。

(数据来源:根据银监会各年年报整理)

五、中国进一步开放银行业的定位及建议

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正处在加速开放阶段后期、正逐步向全面开放阶段过渡:

首先, 中国银行业还有较大的开放空间。我国在货币兑换、对外支付和资本交易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限制;对外资参股国内银行也存在持股上限。其次, 伴随着经济发展, 我国银行体系正朝着更加高效、稳定的方向发展, 这与银行业加速开放阶段的目标相吻合。最后, 我国已明确将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这意味着银行业开放的目标逐渐过渡到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服务。

目前, 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大障碍在于金融的市场化与自由化程度还不够高。在未来的十年内, 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第一, 继续积极引进外资银行, 尤其是要在上海形成外资银行的聚集;第二, 增加国内银行股权结构中的外资股比例;第三, 逐渐取消对于外资银行在资本项目相关交易方面的限制。最终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 完成银行业的全面开放。

参考文献

[1].Bonin, J.P., I.Hanson and P.Wachtel.Bank performance, Efficiency and Ownership in Transition Countrie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5.29 (1)

[2].Claessens, S., A.Demirgüc-Kunt and H.Huizinga.How Does Foreign Entry Affect Domestic Banking Market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1.25 (5)

[3].Haber, S.Mexico's Experiments with Bank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1991-2003[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5.29 (8-9)

[4].Lensink, R.and N.Hermes.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Foreign Bank Entry on Domestic Bank Behaviour[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 2004.28 (3)

[5].汪建、吴英蕴.《银行国际化对东道国的效应分析》[J], 亚太经济, 2000 (5)

[6].张礼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业开放及其影响》[J], 国际金融研究, 2007 (3)

公车改革：瑞典的经验和启示 篇3

人们不禁要问，公车改革为何这么难？最近有关公车治理的报道再次引发国人关注。2014年7月16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备受全民关注的公车改革在酝酿20年后全面启动。公车改革再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前两年，我随团访问了自称实行社会主义的瑞典，对瑞典的公车电子监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瑞典，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人才配给公务专车。瑞典的高级官员没有特权，大臣在公务活动时享受公车服务，出入轻车简从，下班后只能用私家车，其子女与普通人无异。其他人都要自己解决公务用车问题，政府不提供公务用车服务。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住在普通住宅区内，国家不提供公勤人员，家务自理。

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近年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前茅的新加坡。新加坡规定，只给总统、总理和资政三人配备专车和司机，供他们上下班及公私出行使用，其他人一律使用私车，普通公务员只给予交通补贴，一并计入工资。瑞典的用车规定与新加坡的公车使用何其相似。

听了我们国内公务用车情况的介绍，瑞典国家创新局局长夏洛特·布洛根 （CharlotteBro-gren）说：“当年我们也曾为公车私用、假公济私的情况所困惑。瑞典公务汽车有18万辆之多，驾车人常开着公务车去办私事。这种情况令我们的财政部十分头痛。”

因为瑞典财政部对公车私用的要求是：“私用”时要交足租金。为解决这个问题，财政部请求瑞典电子专家设计了一套专门监控公务汽车使用的电子系统。

几年前，瑞典每辆公车上都安装了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刻着“私用”。用车时，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车子才能启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把代码及汽车所在的方位信息传向中央监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公务”状态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便会用无线电话询问开车者“为何用公车办私事？”如此一来，私用公车者便无机可乘。每隔一段时间，监控人员就会将收到的资料进行核实，并据此对开车者收费或罚款。

更重要的是，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管理，直接向上级负责，而且可以在网上公开查询记录。这一奇招有效地遏制住了公车私用现象。

从创新角度讲，瑞典的公车电子监控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创新。它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节约能源，缓解交通，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政府职能和公务员作风的转变，铲除了公车私用这块滋生腐败的土壤。

瑞典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人均资源优势特殊，他们实行的制度和措施符合他们的国情。我们的国情虽与之不同，但是都存在公车改革的必要性。这一点又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国内要求公车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说明公车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和漏洞，甚至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人们都知道，“车子”仅仅是人们代步的工具，为什么一沾上“公”字就变味了，走调了？公众谈起“公”车均忿忿不平，以至于嫉“车”如仇！有人曰：“车本无罪，奈何以罪定之？”细究之，确是这个理。看来，错不在车，而错在假公济私之车的使用公私不明。

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也难以给自己开刀。究其原因，在于政府及其管理者在公车问题上，扮演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公车的消费者，又是公车制度的监管者，因而无法解决自身的角色冲突。以往政府在加强对公车的管理方面，制度不可谓不严，措施不能说不得力，然而效果始终不理想。从理论上讲，强有力的外部监管可以规范强势权力的行为，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奏效。虽然有三令五申的纪律和法规约束，但人的欲望如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悄悄打开就一发而不可收。

当前存在的一大难题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难以有效约束和抑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政府靠行政手段强化管理无法消除公车制度的弊端，在解决公务用车这个问题上，亟需要加强的是制度建设和管理，但关键又不在制度和管理，其真正的出路在于转换思路，另辟蹊径。

瑞典的公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们不妨汲取他们的有益经验，借鉴他们一些好的做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弥补我们公务用车方面的短处和不足。

国外教师教育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篇4

关键词：国外教师教育改革教师专业发展

一、国外教师教育改革的经验与积极影响

国外基础教育改革对教师专业化的要求,直接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教师教育的改革。教师教育改革不仅呼应了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而且推动了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

(一)国外教师教育的主要措施

构建面向教师专业化的全程教师教育体系是国外教师教育的主要措施，表现在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两个主要方面。

1、职前培养

各国充分认识到优质教师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性作用,因此非常重视采取措施,从教师教育的源头抓起。第一:提高入学标准,选拔优秀生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发达国家往往采用“教师专业潜质鉴定”,即根据优质教师的公认标准对教师候选人的身心特点进行鉴别和认定,以决定其是否适合于当教师。第二：确定培养目标,注重全面发展。

各国在实施教师教育之前,总会对其培养对象——未来教师有一个理想形象。这个形象形成于社会文化大背景,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新的内容。二战后至70年代之前,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社会期望教师成为技术员“,技术型教师”是当时的教师形象。20世纪70、80年代,认知科学取代行为科学。社会期待的教师形象也随之转变“:教师成为专家”已成为教师教育的新目标。第三:加强课程设置,促进专业发展。在国外教师教育的整个系统中,课程设置总是居于核心位置。从课程结构来看,各国的师资培养课程主要包括广博的综合性文理知识、所执教的专业学科课程、教育学科类课程等,尽可能实现多学科交叉,文理兼通,科学与人文融合。此外,加强教育类学科的学习,注重教育实习,突显师范性,促进教师教育的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的新趋势。第四:实行全程监控,把好出口质量。各国教师教育机构十分重视毕业生的质量,因为这关系到各培养机构的社会声誉,也关系到教育事业的整个大局。这些国家意识到:仅仅依靠毕业时的质量把关是不够的,只有对未来教师实行全程监控,推行淘汰制,才能最终把好出口关。

2、职后培训

在国外,教师教育毕业生不一定能拥有教师资格证书,拥有教师资格证书不一定能从事教职。新教师的录用要经过一套严格的程序。

美国的基本程序是:各学区根据发展需要将教师缺额上报学区;学区刊登招聘广告;应聘者准备好应聘材料;学区根据书面材料选择面试候选人;面试后提出录用建议,由学区决定录用并签发合同。而日本的教职竞争更为激烈。在日本要

想当教师必须得过三关:首先,必须获得学士学位,修完教职课程;第二,毕业以后,获教职许可证;第三,持许可证参加选考,合格者被派往中小学接受为期一年的试用与研修,合格则成为正式教师。

(二)国外教师教育的积极影响

1、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使教师学术素养不断加强

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将所有的教师教育均合并到大学中进行,有的甚至还要求小学与中学教师的职前教育具有相同的年限,只是在课程结构与内容上有所不同。不仅如此,各国还纷纷延长了受业年限,提高了中学教师的学历要求。许多国家都把教师教育办成学士后教育,主张在4年制学士教育的基础上进行“4+2”模式的硕士教育。据美国国家教育中心资料统计,1993年至1994年,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师中获硕士及硕士学位以上的教师就高达47%。

2、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提高了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与教育研究能力

各国教师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实践取向。美国为了培养未来的“反思型教师”,在师范教育阶段就推行了“反思型教师准备计划”———把反思教学的能力贯彻到职前培养中去。另外,美国在教师教育中十分推崇“案例研究”。而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更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国外教师教育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提高教师职业声望

综观国外教师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基础教育改革的成败与得失,可知:凡是教育发达的国家,教师专业水平较高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提高教师的职业声望,如日本和德国。而在美国和英国,中小学教师往往频频告急,教育质量严重下滑。虽然一再提出要加强教师专业化,但其专业化水平并不高,原因就在于教师行业背景差、职业声望低。为了吸引优秀青年选择教师职业,建议提高教师待遇,使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同或略高于同等学历的其他专业的从业人员。

(二)严格师范院校的录取标准

美国师范院校的录取标准历来低于综合大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国严把师范生入口关,其标准已与综合大学其他专业标准大体一致。建议我国提高师范生录取标准,在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前提下,有必要对申请者进行资质鉴定,挑选出真正有专业潜质的优秀青年接受师资养成训练。

(三)明确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

各国在确定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时,总是面向自己的“顾客”“、消费者”———中小学的需要。世纪年代以来,教师专业化的运动使国外纷纷把培养“专家型”的教师作为教师教育的目标。

(四)完善教师教育课程设置

日本幼小衔接的经验和启示 篇5

孔宝刚*

胡

娟

（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苏州，215008）

【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幼小衔接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教育观念上，从确保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顺利过渡转变为促进儿童的可持续发展。在教师职责方面，从幼儿园教师单方面支持配合小学教师转变为双方平等合作。幼儿园与小学低年级的课程内容也由各自为政转为合二为一。小学低年级课程幼儿园化，是当今日本幼小衔接的一个突出特点。【关键词】日本；幼小衔接；幼儿园教育；小学教育；幼儿园化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12-0054-04 在日本，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问题一直比较受重视。早在1947年，日本文部省就颁布了《保育要领》，明确提出学前教育机构与小学之间应进行充分沟通和联系，1即强调幼小衔接。1957年，文部省又颁布了《幼儿园教育要领》，要求加强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联系，2强调幼儿园教育要适应小学教育要求并帮助儿童为适应小学教育作好准备。这一要求直接导致了日本的幼小衔接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提早开始学校教育的代名词。在随后的20多年中，文部省对1957年的《幼儿园教育要领》进行了几次较大的修改，着力在纠正幼儿园教育的小学化倾向。1989年修订的《幼儿园教育要领》重新强调了幼儿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摒弃分科教学，将严重小学化的幼儿园教育从分科教学拉回到了综合教学的轨道。2004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日本文部科学省决定从2005年开始试行、2006年正式实行“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

纵观几十年来日本幼小衔接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在教育观念、教师职责和课程内容等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具有与我国的幼小衔接明显不同的特点。日本的经验对改进我国幼小衔接的方式，提高幼小衔接的质量，有借鉴价值。

一、日本幼小衔接的特点

1．教育观念：从确保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顺利过渡到促进儿童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1957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要领》还是1989年修订的《幼儿园教育要领》，其根本目的都是帮助儿童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顺利过渡，但这两份文件造成了不同结果。1957年的《幼儿园教育要领》主张让幼儿园教育适应小学教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幼儿园教育成了提早的学校教育。1989年的《幼儿园教育要领》则主张幼儿园教育应该有不同于学校教育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幼儿园教育“太放任”“没有教育行为”，而小 1 学教育则“脱离儿童自身的生活”“忽视儿童的主体性”等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教育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幼小衔接制度，不再将幼小衔接狭义地看成是两个教育阶段的过渡，而是将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置于终身教育的背景下来考虑，3即从终身教育的角度看待幼小衔接，把幼小衔接的主要任务定位于具有共同目的的共同体———幼儿园和小学携手做共同的事情———促进儿童的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2004年建议政府实施“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

2．教师职责：从单向支持配合到双方平等合作

在日本，长期以来，幼儿园与小学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幼儿园似乎总是“低人一等”。因为长期将幼小衔接的目的定位于确保儿童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顺利过渡，所以幼小衔接被看成是幼儿园教师理应承担的责任，小学教师则对其毫不关注，也没有与“低自己一等”的幼儿园教师交流的热情。如果儿童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就会被看作是幼儿园教师的过错。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文部省将幼小衔接的目的定位为促进儿童的可持续发展，主张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这一主张引发了教师职责的转变。现在，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合作。为推进衔接工作的开展，增进教师对两种教育的理解，很多幼小一贯教育学校开始采取教师深度合作方式，4如共同进行课程研究和课程编制，互备对方课程并进行深入讨论，进行体验式角色认同和岗位互换，围绕相同问题定期召开学习交流会等。越来越多的幼小一贯教育学校采用团队教学的形式，让小学教师到幼儿园或者让幼儿园教师到小学工作一段时间。在团队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加深了对自己所处学段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认识，而且加深了对另一学段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理解，对于如何将这两个学段的教育“一贯化”有了紧迫感和切身的体验。通过这种全方位、长时间、讲实效的团队教学，教师不仅可以同时深入了解幼儿和小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过程，而且可以同时深入了解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教学特点和工作风格，这种深度的了解和合作使教师之间交流的内容更加具体，合作的程度更加深入。

3．课程内容：从各自为政到融为一体

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师职责的转换，必将引起课程内容的调整。

因为以往幼小衔接的任务主要由幼儿园教师承担，所以所谓的课程内容的调整也仅仅局限在幼儿园内。例如，1957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幼儿园教育要领》将幼儿园教育内容分成了健康、社会、语言、自然、音乐、绘画等6个科目。之后，幼儿园教育开始向小学教学体制“靠拢”，像小学一样进行分科教学，以致忽略了幼儿园教育对幼儿发展的真正意义。1989年的《幼儿园教育要领》重新强调了幼儿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促使幼儿园教育摒弃了并不适合幼儿思维特点和学习特点的分科教学方式，开始进行综合实 践活动的新尝试，但这又导致幼儿园教育忽略了与小学教育的衔接。

“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强调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抛开幼儿园和小学各自为政的课程设计思路,共同为3~12岁儿童选择自然衔接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融为一体的课程中使幼儿园幼儿到小学生的过渡成为类似于幼儿园幼儿从小班到中班和从中班到大班的过渡。

在幼儿园教育方面，2000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幼儿园指导要领》对幼儿园课程内容有了重大调整，分成体育、语言、人际关系、环境和表现等5个领域，还将大班幼儿的游戏时间延长到每次40～50分钟，使之接近于小学的课堂教学时间。在小学教育方面，低年级不再进行分科教学，而是进行领域活动；不再进行系统的知识传授，而是开展综合的主题活动；不再由教师直接教学，而是让小学生在教师创设的环境中主动探索。在小学低年级的课程设置上，取消了小学一、二年级的社会课和理科课程，开设生活课，从和儿童有关的社会、自然以及儿童自身三个角度选择课程内容，让儿童通过观察、制作、探索、调查、培育、游戏等活动去实际体验、直接尝试。

由此可见，在促进幼儿园与小学课程内容衔接方面，“幼小一贯教育学校”计划更多的是引导小学教师，特别是小学低年级教师关注幼儿园教育，既学习幼儿园教师组织活动的方式，也关注儿童的学习和探究方式。小学低年级课程的幼儿园化已经成为当今日本幼小衔接的一个突出特点。5

二、对我国的启示

哈克认为，从幼儿园到小学，不仅是学习环境的转换，也包括教师、朋友、行为规范和角色期望等因素的变化。他根据观察和研究指出，若幼小衔接不到位，处于幼儿园和小学衔接阶段的儿童通常会存在以下6个方面的断层问题：（1）人际关系断层。（2）学习方式断层。（3）行为规范断层。（4）社会结构断层。（5）期望水平断层。（6）学习环境断层。6

目前，我国的幼小衔接工作主要是在幼儿园和一些社会早教机构中进行的。与日本早期的幼小衔接相似，我国的许多幼儿园把幼小衔接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都主动向小学靠拢，而小学却无动于衷，不主动与幼儿园接触，也很少考虑初入学儿童的身心特点，造成了幼小衔接工作的单向性。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师资培训制度也是分离的，幼儿园教师培训与小学教师培训分属不同的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幼儿园教师与小学低年级教师间的“互不关心”。一些社会早教机构进行的幼小衔接培训，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拼音、识字、看图说话、数学、英语口语等方面，更像是小学教育的提前开始。可以说，哈克所提的幼小衔接断层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来改进我国的幼小衔接方式，提高幼小衔接质量，促进儿童发展。

1．实现幼儿园师资和小学低年级师资的混合培训7 3 将幼儿园教师和小学低年级教师的培训合二为一，是促使幼小衔接顺畅的有效方法之一。目前，幼儿园缺少既熟悉幼儿园教育特点又了解小学教育规律的教师，而小学低年级教师又对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知之甚少，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对彼此的教学大纲、教学活动、工作方法等都不了解，以致各干各的，导致幼小衔接不顺畅。若实现幼、小师资混合培训，将有效避免出现这一问题。在共同培训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和小学低年级教师可以增进了解，在课程与教学、儿童发展等方面达成一致，从而有利于帮助儿童克服面对小学教师的陌生感。

2．实现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课程的连续性

要做好幼小课程的衔接，应将两个阶段的课程目标联系起来考虑，根据儿童的发展水平，以小步化的方式逐步实现课程衔接，体现层次性和弹性化，让儿童逐渐适应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

一方面，要在幼儿园课程中体现出向小学的过渡。例如，在组织制度上，要求大班幼儿每天早上8点15分之前来园，不迟到；调整午睡时间，大班幼儿从5月份开始将每天的午睡时间减少l5~30分钟，6月份再减少15~30分钟；设置课间10分钟，变整段的自由活动时间为分散的课间休息等。这些调整有助于幼儿逐渐熟悉小学的作息安排，避免上小学后的行为规范断层。在活动内容上，可以拓展幼儿园课程中的相关主题，如将“我要上学了”设计为“我要毕业了”“我眼中的小学”“我喜欢的课堂”和“我的小书包”等主题模块，让幼儿在活动中感知小学的学习生活和规则等，避免儿童上小学后出现断层问题。

另一方面，要在小学低年级课程中体现出与幼儿园课程的衔接。例如，可以适当调整小学低年级的课程内容和活动形式，增加富有趣味性、探究性的活动；在语文、数学、社会、音乐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中渗透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活动化等特点。同时，在评价方面要考虑到儿童的个体差异，应以儿童的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为导向，多维度、多视角关注幼小衔接时期儿童在学习中的主动建构，让儿童拥有更多自主权，主动适应转换期，从而能逐渐适应小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低年龄儿童对周围环境是相当敏感的。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儿童将面临由熟悉到陌生环境的改变，有可能出现生理、心理适应上的问题。幼儿园与小学低年级要重视物质环境的创设，在环境创设上体现出连续性，如可以在小学低年级的教室里增设与幼儿园类似的科学角、美工角等区角。当然，小学教室中活动区角投放的材料要与幼儿园既类似又有所不同，呈现出递进性，以符合儿童的发展需要。环境创设上的连续性能有效降低儿童进入小学教室产生的陌生感，让儿童在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

当然，幼小衔接工作不仅仅是幼儿园教师和小学教师的工作，还需要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幼儿园和小学可以通过邀请家长参加幼儿园和小学的活动、组织家庭教育协作小组活动等形 式，引导家长更新教育观念，为儿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儿童上小学的兴趣，为儿童上小学作准备，以帮助儿童实现从幼儿园向小学的顺利过渡。

参考文献：

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的经验和启示 篇6

国外打击食品造假狠招：刑事诉讼外加巨额赔偿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相比而言，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招数是值得借鉴。

第一招：严把源头关——监管触角伸向产地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一直比较分散，按照联邦、州和地区分为3个层面监管。三级监管机构大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采取进驻饲养场、食品生产企业等方式：从原料采集、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从而构成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

不过，这种监管体系由于管理权分散，近年来暴露出效率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诸多弊端，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推动食品安全体系改革的原因所在。这次的新法案扩大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权力和职责，强调食品安全应以预防为主。根据新法案，FDA除了可以直接下令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外，还有权检查食品加工厂，以及对进口食品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尽量将食品安全的隐患消灭在端上餐桌之前。

消灭食品安全的隐患同样是英国食品标准署的基本职能之一。英国食品标准署不仅监测着市场上的各种食品，还将触角延伸到了食品产地，并且这种工作还往往是长期持续的。比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得大量放射性物质飘散到欧洲上空，有不少放射性物质在英国养殖绵羊的一些高地地区沉降，20多年过去了，食品标准署还一直监控着当地绵羊的情况，2009年发布的公告说还有369家农场的绵羊产品受到限制。(来源：新华网)

法国全程管控确保食品安全

法国是世界闻名的美食大国，食品安全一直是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近些年来，疯牛病、二恶英污染、禽流感、口蹄疫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不断涌现，促使法国更加注重对食品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监管。

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法国当局实行严格的监控措施。供食用的牲畜如牛、羊、猪都会挂有识别标签，并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还要保留这些牲畜的详细资料，并标定被宰杀牲畜的来源。肉制品上市要携带“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具体分工上，法国农业部下属的食品总局主要负责保证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卫生安全、监督质量体系管理等。竞争、消费和打击舞弊总局负责检查包括食品标签、添加剂在内的各项指标。

进入流通环节后，法国有两种模式的认证和标识制度，分别是政府统一管理形式和各大超市自我管理形式。

政府统一管理的食品认证标识主要是农业部负责，统一管理的认证标识包括原产地冠名保护标签(AOC)、生态食品标签(AB)、红色标签(LR)、特殊工艺证书产品认证(CCP)4种，其他统一管理的认证标识还有企业认证、特点证明、地理保护标志、营养食品等。

原产地保护认证和标识由法国原产地研究院签发，农业部监管。原产地保护标识使用最多的是葡萄酒，法国出产的葡萄酒80%以上都有原产地标识。奶酪也有相关的原产地标识。贴有生态食品标签的食品，说明它至少有95%以上的原料经过授权认证机构的检验，是精耕细作或精细饲养而成，没有使用杀虫剂、化肥等。如果一项产品贴有红色标签认证，说明它与同类产品相比，经过更严格的生产控制流程并拥有更高的质量，法国现有450种产品获得这一认证。特殊工艺证书产品认证则从2000年才开始实行，要获得这一认证，农产品或食品的生产和加工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并设有全面和完善的监控。

法国各大超市也建立了自我管理的认证和标识，比如家乐福的食品质量认证标识(FQC)已成功实施超过15年。在家乐福超市的销售柜里，有FQC标识的食品占30%以上。(新华网记者舒适)

第二招：重视流通环节——为每份食品“建档案”

日本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要记录在案。农协收集这些信息，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供消费者查询。

日本的食品监管还重视企业的召回责任。日本报纸上经常有主动召回食品的广告。日本采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农业和食品政策。食品只有通过“重重关卡”才能登上百姓的餐桌。

在食品加工环节，原则上除厚生劳动省指定的食品添加剂外，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其他添加剂。(来源：中国日报网)

面对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危机，欧盟于2002年首次对食品生产提出了“可溯性”概念，以法规形式对食品、饲料等关系公众健康的产品强制实行从生产、加工到流通等各阶段的溯源制度。2006年，欧盟推行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管理，对各个生产环节提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要求。

在德国，食品的食物链原则和可追溯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消费者在超市里见到鸡蛋为例，每一枚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的数字。比如说：2-DE-0356352，第一位数字用来表示产蛋母鸡的饲养方式，“2”表示是圈养母鸡生产；DE表示出产国是德国；第三部分的数字则代表着产蛋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含或鸡笼的编号。消费者可以根据红色数字传递的信息视情况选购。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危机，也可以根据编码迅速找到原因。2010年12月底，德国安全食品管理机构在一些鸡蛋中发现超标的致癌物质二恶英，引起德国上下的极大关注。通过对有毒鸡蛋的追查，有关机构顺藤摸瓜将焦点快速锁定在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施泰因州的一家饲料原料提供企业身上。这家公司将受到工业原料污染的脂肪酸提供给生产饲料的企业，才导致了其下游产业产品二恶英超标。随后，德国政府迅速隔离了4700个受波及的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强制宰杀了超过8000只鸡。

英国食品标准署对食品的追溯能力也在去年的克隆牛**中得到展示。去年有媒体披露，一些英国农场主表示饲养了克隆牛及其后代，并将其牛奶和牛肉制品拿到市场上销售。由于公众对克隆动物食品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特别是不少人在食用安全问题上存有疑虑。食品标准署很快查明报道中的牛是一头从美国进口的克隆牛的后代，并据此确认了其后代8头牛所在的农场，以及是否有相关奶制品或肉制品进入市场。这些结果公布后，公众掌握了相关事实，一场**逐渐消散。(来源：新华网)

第三招：食品造假要出狠招重罚

在食品安全制度相对先进的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各国为此都加大了惩罚力度，其中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刑事诉讼外加巨额赔偿

2010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料遭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今年1月6日，德国警方即调查位于石荷州的饲料制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7日，德国农业部宣布临时关闭4700多家农场，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和蛋类产品出售。

对于这次二恶英事件中的肇事者，德国检察部门提起刑事诉讼，同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

韩国：造毒食品10年内禁营业

2004年6月，韩国曝出了“垃圾饺子”**。

事件曝光后，韩国《食品卫生法》随之修改，规定故意制造、销售劣质食品的人员将被处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国民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有关责任人将被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一旦因制造或销售有害食品被判刑者，10年内将被禁止在《食品卫生法》所管辖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另外，还附以高额罚款。

法国：卖过期食品立刻关门

销售部门对于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巴黎超市的工作人员每天晚上关门前都会把第二天将要过期的食品扔掉。判断食品是否过期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标签上的保质期，而一旦店内有过期食品被检查部门发现，商店就得关门。(来源：央视)

2007年，巴西东南部两家牛奶生产厂在牛奶中掺入一种溶液，以延长保质期。消费者饮用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现象。在接到投诉后，巴西有关方面拆除了工厂的生产设备，查封了库存牛奶，并在市场上收缴这两家工厂生产的牛奶。

在巴西，生产未达标产品的企业将受到处罚。如果是重犯，企业都将被处以与首次发现时数额相同的罚款，同时还要接受停产30天检查、没收不合格产品、收回已投放市场产品等一系列处罚。

如再被查出，案件将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企业法人将以食品造假罪被起诉。(来源：中国日报网)

第四招：食品召回构筑最后屏障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是发现食品质量存在缺陷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

奥巴马食品监管改革要点之一就是授予美国药管局强制召回权，可以直接下令召回而无需要求生产厂家自愿。日前，美国FDA推出了食品召回官方信息发布的搜索引擎，以提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通过搜索，消费者可以获得自2009年以来所有官方召回食品的详细动态信息。

在英国食品标准署网站上，可以查询到问题食品的召回信息，包括食品生产厂家、包装规格和召回原因。比如：在3月22日的一条公告中，写明召回Natco公司生产的400克装咖喱鹰嘴豆，原因是未在标签中注明其含有芥末，可能会引起对芥末过敏人群的不适。像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原因都得到清晰监管，对那些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公众也就更放心。

对于不合格食品召回，德国食品安全局和联邦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食品召回委员会”，专门负责问题食品召回事宜。2004年，在“食品召回委员会”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威胁消费者尤其是婴儿健康。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以最快速度召回了产品，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了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来源：新华网)

第五招：完善食品安全法用法律来保障

以美国为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如2008年的“沙门氏菌事件”、2009年的“花生酱事件”和2010年的“沙门氏菌污染鸡蛋疫情”。

2009年1月，美国花生公司布莱克利工厂生产的花生酱被沙门氏菌污染，导致9人死亡，震惊全美。事件发生后，公众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提出严重质疑。总统奥巴马事后评论说，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不但过时，而且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必须彻底进行改革。

在上述背景之下，美国于2009年加快了食品安全立法进程，继《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后，又通过了几经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没有什么制度是万能的，美国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完善。

巴西负责食品监督的部门和机构国家卫生监督局、农业部、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等机构。此外，民间还有消费者维权基金会和消费者保护研究院等。这些机构都有比较完善的体制，在市镇、州、联邦三个层级开展工作。

巴西有关食品安全的法案很多，也很具体。从2005年开始，巴西又强制执行食品营养成分标签规定，要求食品标签必须包括热量值、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纤维含量、钠含量等信息，以保障公众健康。(来源：中国日报网)

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奥巴马政府的这次改革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对美国食品安全体系进行的一次调整。10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在不断改进中日渐成熟。

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食品药品法》和《肉类制品监督法》，美国食品安全开始纳入法制化轨道运转。上世纪50至6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在食品加工和农业方面出现了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的情况。为规范食品添加剂和农药的使用标准，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色素添加剂修正案》、《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等多部法律。近年来，美国多次发生食品污染事件，奥巴马政府又及时调整食品监管体系，赋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更大的权力。

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 篇7

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国际经验

从卫生服务筹资的角度来划分,各国及地区的卫生体制可分为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税收筹资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社会医疗保险体制通过强制的全民社会医疗保险筹集卫生资金,并由独立的第三方与卫生服务提供者(包括公立和私立)签订合同,购买卫生服务。典型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瑞士、日本、韩国等。这一模式最早源于19世纪德国的“俾斯麦”模式[3]。税收筹资体制则通过税收体系筹集资金,以预算方式划拨卫生部门,由卫生部门组建和管理卫生机构,提供卫生服务。典型的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这一类体制最早源于英国1948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也被称为国民卫生体制(national health system,NHS)[3]。商业医疗保险体制是指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筹集卫生资金,在卫生服务提供方面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是美国。

1.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主要模式

受不同的卫生服务筹资和提供方式的影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国民卫生体制国家及地区一般采用的模式,可以称为财政补偿模式;另一种是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及地区采用的模式,称为双重补偿模式。

1.1.1 财政补偿模式。

财政补偿模式是指政府财政几乎全部承担公立医院的开支,患者不付费或者付少量费用。在这种模式里,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税收,补偿方式传统上是按类目预算制(line-item budget),卫生部门根据公立医院历年的医疗费用,以及所辖范围的人口数等指标分配资金。公立医院是作为政府的福利性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医务人员一般为政府雇员。如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统计,英国公立医院85%以上的开支由政府承担,政府的医疗费用由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各地区人口总数,并兼顾老年人、儿童、女性、精神障碍者所占比重统一向下分配。医疗费用的75%用于支付各类医务人员的工资,25%用于药品、基建、设备更新和管理费[4]。

这种补偿模式的优点,一是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由于补偿资金来自于财政预算,额度有限制,对公立医院的开支有约束作用。另外,传统上这种补偿模式一般采用预算的支付方式,对于医院提供服务的刺激作用较弱,不会造成费用的快速上涨。二是有利于基本医疗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这种补偿机制使患者免费或付少量费用,就能够利用服务,并不因自身经济状况而影响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得性,因而有较好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不足之处在于效率不高,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服务的激励作用较弱,如英国国民卫生体制出现就诊和手术的排队现象。

1.1.2 双重补偿模式。

双重补偿模式是指公立医院的一部分开支,通常是基建、设备等固定成本由政府财政补偿,一般的运营成本由医疗保险机构支付,患者根据补偿比例自付一部分费用。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医疗保险体制的国家及地区,公立医院基本上是采取这种补偿机制。补偿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和医疗保险基金,公立医院的长期投入成本,即固定成本(如基建、设备、人员工资等)和社会功能成本(如公共卫生、科研教育、社会救助等),通常可从政府公共财政得到补偿。经常性运营成本,即变动成本,一般由患者自付费或医疗保险基金补偿。如德国公立医院主要采用“双重补偿”的模式,即医院的固定成本和运营成本各有其补偿来源。医院的长期投入成本如建筑、设备等固定成本分别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负担50%,医院的日常管理及经营开支由疾病基金会补偿[5]。医院的日常开支主要包括医疗器械成本、人事管理成本以及大型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等。在支付方式上,这种补偿模式传统上往往采用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提供服务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同时医疗保险机构一般采用签订合同的方式,购买公立医院的服务,也刺激了医院之间的竞争。因而这种模式在费用水平上往往高于财政补偿模式。

来源:Financing and planning of public and private not-for-profit hospitals in the European Union

来源:Maureen Lewis.Governance in Health Care Delivery:Raising Performance.World Bank,2010.

这种补偿范围的划分是由公立医院提供服务的产品性质决定的。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政府为了保证民众公平地获得健康的权利,而将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因而公立医院提供的产品带有准公共品性质,拥有正外部性,同时又是以个人服务产品的形式出现[6]。这种既是个人服务活动,又是公共福利的特点使得公立医院的筹资多元化成为可能。而在医疗服务成本中,基础设施等固定成本的使用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即公立医院设施和设备的改善以及人员素质的提高的受益对象是整个人群,个人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人受益。因此,在国际上,公立医院这部分成本往往由政府财政直接负担。

该补偿模式的优点在于医院有比较强的动力提供服务和改善质量,患者比较愿意为了健康支付保险费用,并且有支付能力的患者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采用具有较强激励作用的支付方式和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医疗费用支出水平较高,患者之间有无保险和支付能力高低会影响到他们对基本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1.2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1.2.1 补偿渠道日益多元化。

国际上公立医院补偿渠道的改革趋势是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公共筹资(包括各级政府预算拨款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是公立医院成本补偿的主要来源之一,在部分国家甚至是最主要的筹资来源。如在国民卫生服务体制国家公共筹资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最多达85%,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在27%左右,在采取商业医疗保险制度的美国,公共筹资的比例将近60%[7]。但是随着公立医院自主权的扩大,其筹资的渠道不断增多(见表1)。除了表1所展示的筹资渠道外,在各国及地区,慈善捐赠也逐渐成为较为常见的筹资来源。慈善捐赠通常用来购买设备和支持医院的基础建设,但这部分资金来源存在不确定性,有较大的偶然性。

1.2.2 根据不同的补偿渠道,采取多种补偿方式。

补偿方式即支付方式(payment)。常用的针对机构的支付方式包括按类目预算、按项目支付、总额预算、按病例支付、按住院床日支付和按人头支付[9]。前两者是事后支付,属于后付制支付方式;后四者是事前支付,属于预付制支付方式。支付方式在补偿机制中起到资源流动阀门的作用。通过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可以对公立医院产生不同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影响医务人员的行为,从而影响医疗费用支出水平与增长速度、临床治疗的决策、医疗服务的质量及医疗服务提供的效率。但是任何一种支付方式都不免有其局限性,或者由支付方承担经济风险而忽视供方的行为制约,或者将经济风险转嫁供方而忽略其风险承受能力,所以联合应用多种支付方式,可以弥补每种方式自身的不足,同时又发挥其各自优势。表2显示的是这六种支付方式的定义和特点[10]。

来源:WHO转型中的卫生系列(Hi TS),http://www.euro.who.int/observatory/Hits/Top Page

财政补偿模式传统采用的按类目预算制支付方式,对医院各方面的激励作用均比较弱,并且使机构没有动力主动节约成本。而以医疗保险制度筹资为主的国家及地区采用的按项目付费支付方式则容易造成对提供服务的过度刺激,更不利于医疗成本的控制。因此,支付方式改革是近年来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是,两种补偿模式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尽相同。财政补偿模式国家及地区往往倾向采用总额预算制,而以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及地区则较多采用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s)。这种差异与两种不同模式国家及地区原有的制度基础有关系。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的支付制度往往比税收筹资体制国家的更有力度。见表3。

1.2.3 公立医院实行医药分开,严格控制药品价格。

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公立医院实行医药分业,门诊不设药房,患者凭处方到药店购药,住院部设有药房以保证住院患者用药。政府对药价严格控制,药品收入不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只占10%~20%[12]。波兰实行医药分开管理,公立医院只对住院患者提供药品,门诊不售药品,患者凭处方到药店去购药,药品费只占医药费的20%。国家对药品价格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国产药品由药厂依据成本核定一个基准价,再由卫生部核定最高、最低限价,不同品种、价格的药品补贴的比例不同,超出补贴范围的药品费用由患者自付[13]。俄罗斯实行医药分离,医生仅有给患者开具处方的权利,患者凭处方可到药店购药[14],医疗保险基金通过资金补偿,对1000多种常用药品实行免费。我国台湾地区在1998年推动公立医院医药分离改革,规定医师仅有处方权。药物治疗的职责则划归到药师,药师从专业的角度保证患者安全和合理的用药,为患者提供经济可及、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15]。

2 对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启示

2.1 政府是公立医院补偿的主要来源,以保持公立医院公益性

公立医院改革进程中,补偿渠道逐渐多元化,增加了患者自付费、慈善捐助等多种筹资途径。但在各国及地区公立医院补偿渠道中,政府筹资仍是最主要的补偿来源。在不同的卫生体制国家,政府补偿公立医院的方式并不相同。在国民卫生体制国家,政府以补供方的方式,直接以财政预算的形式补偿公立医院。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家,政府以补供方和需方双方面的方式,为公立医院提供资金。即使在美国这样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国家,公立医院的主要补偿来源也是政府补贴的社会医疗保险和政府财政预算。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国家及地区,药品收入并不是公立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的制度安排从经济上保证公立医院社会功能和职责的落实,避免公立医院为寻找筹资来源带来的趋利行为。

2.2 公立医院固定成本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偿

从国际经验得出,无论是财政补偿模式,还是双重补偿模式,公立医院固定成本始终是由政府财政补偿。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公立医院固定成本如设施设备和人员工资,与日常经营成本比较,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在产品性质上,更偏重于准公共产品,所以适合由财政补偿,以保障利用的可及性和公平性。第二,直接由财政对固定成本进行补偿有利于控制公立医院开支。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公立医院固定成本进行补偿,能够从总量上对固定成本进行限制,避免对公立医院产生过度扩张的激励,有利于控制公立医院开支和费用过快上涨。

2.3 预付制为主的混合支付方式是补偿机制改革的主要趋势

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 篇8

关键词：韩国；职业教育；改革

图分类号：G724文献标识码：A

为迎接全球经济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韩国近20年着重实施职业教育改革。2001年1月，韩国将教育部改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并由一位副总理统管。为协调教育与就业，教育与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成立了由11个政府部门组成的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地方政府也成立了类似机构，强调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有效的改革步伐促使职业教育逐渐走向成熟，带来了本国经济的良好发展。

一、新改革措施内容

2007年4月27日，韩国公布国会批准通过的《人力资源开发基本法修订案》。设立国家人力资源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名称为国家人力资源政策本部)，设在国家教育与人力资源部内，由总统直接领导，以促进产业、劳动界以及社会民间各界人士广泛、直接参与研究和决策的职能。机构宗旨：为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改革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事业，进行必要的战略性投资与管理。该机构将从2007年7月开始运作，统筹协调全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每5年研究制订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计划、政策与对策措施的“基本企划案”，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

首先，韩国对现行职业教育体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韩国已开始进行大规模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以总统令形式颁布这次改革措施。将现在的职业高中更名为专业高中，区别于另类“普通高中”。此举再次提升了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加大专业教育投入；增加升学率与就业率；强调职业专门教育的重要性；改善社会对某些职业高中的偏见；着力重视学校教育的专门性。改革后，外语、体育高中也将编入专业高中，构筑经验、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消除学历、名门社会弊端。

其次，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部作为教育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主要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宏观规划。教育人力资源部修订了《初中等教育法实施令》，系统改革相关法律，作出新的政策性调整，如提前完成2030年专门教育计划，做出了长远的规划等。改革还将职业专门教育与大学专门教育接轨，毕业后达到学士水平，实现升学与就业一条龙服务，吸引更多的学生与家长贡献于国家专门人才培养与建设计划，以适应203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9万美元的社会需求。从2007年起，韩国海洋水产部、农林部、国防部、文化旅游部、信息通讯部、产业资源部、专利厅等率先在全国扶持104所专业高中，与学校签订培养、就业协议，支持学校办教育，同时财政部、劳动部、兵务厅也随即积极支持。国家人力资源委员会将重点调查研究以下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并制订改革、建设与发展计划：低收入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教育；中、高龄人力资源开发；职业教育与训练；提高妇女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军队的人力资源开发；医学、法律、经营等高端服务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培养生物、通讯等尖端领域人才等。

二、新一轮改革经验

(一)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综合开发

韩国的历次职业教育改革都以人为本，重视人力资源综合开发，这正是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最根本的原因。高水平的职业能力开发研究，为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保障，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充分开发，拓宽了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人力资源研究、探索开发途径，主要是通过改革职业教育，以培养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能人才。韩国政府认为：技能型劳动者在国家人力资源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要保持它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坚持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宏观调控，从根本上保证韩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作用。韩国国家有关报告积极呼吁，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明确职业教育在其全民终身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占有的“核心地位”。

政府主导拓宽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重点培养竞争激烈行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急需的复合型高级技工，这些策略为韩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基础人力资源。韩国政府于2001年12月提出了“人力资源与知识——新的起飞”国家战略。国家终身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为“发展全体韩国人的关键工作能力”。但传统职业学校却难以胜任相应的培养、培训，于是韩国通过加强职业继续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网络课程、建立职业能力认证制度和“学分银行”等手段。以积极有效的政策导向，构建开放式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力图将传统的技能型劳动者造就成高技术条件下的核心人力资源。

2007年的改革更强调国内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综合利用、开发，加强资金的投入、管理，全国一盘棋运作。在财政上保证投入，为提高职业学校的经营水平提供充足的资金。韩国政府将对职业教育进行大量投资，不断改善办校条件，学校经营水平，提高职业教育人才素质，达到人力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二)着力完善职业教育体制

要使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有一个合理、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体系中，中等职业教育是基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应该更突出专门性质。这次改革，对现行职业教育体制又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及时调整职业教育结构，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韩国曾出现过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现象，整个职业教育发展也受到了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及时调整了职业教育结构，提高了职业高中的能力。

这次改革也体现了韩国政府历来重视职业教育，再次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曾有的偏见，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要发展职业教育，前提条件就是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经济地位，扭转人们头脑中重知识走为官之路、“体力劳动低贱”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一方面继续通过经济、行政手段增强职业教育的外部吸引力，一方面通过加强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来增强职业的内部吸引力。观念与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韩国政府的做法正慢慢地改变着韩国人头脑中轻视职业教育的思想。

新一轮改革，体现了以建立学习型社会为目的，努力构建、完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将封闭的教育转变为开放的教育，升学与就业一体化。如提前完成2030年专门教育计划，专门职业高中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升入专科大学、开放大学、新型大学、研究生院等，将职业教育的重点以职业高中为主的中等职业教育向较高层次转移，为此国家财政将大幅度地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要营造学校之间相互竞争的环境，将封闭式

的校园教育向相互竞争的教育转变。注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向有实用价值的教育转变，学校要与企业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学校与企业各自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可相互交流。要实现终身学习型社会目标，就要将低效率的教育向有效率的教育转变，修改资格制度，使学习和就业顺利地衔接起来，使教育与训练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引进先进的多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为使职业教育稳定发展，要提高各学校的自主性，加强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责任。

要保障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新的职业教育体系法律、法规，真正的做到有法可依。此次修订《初中等教育法实施令》，就在于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以前韩国政府出台了《职业教育发展法》、《证书基本法》和《韩国职业能力发展机构法》。还规定：对那些没有升入大学的青年，保证其享有接受高中水平职业教育的机会；保证所有要求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享有接受专科大学水平职业教育的机会；保证要求深造的在职人员，享有提高自己职业能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实现学校与工业部门间的合作，使学校与企业相联系，教育培训与就业相结合。职业高中的毕业生和企业的工人均可继续接受高中后教育。他们在进入学院学习有关专业时优先录取。

三、启示

(一)以科学发展观综合开发人力资源

韩国最新职业教育改革，重在人力资源的全国协调、综合利用、开发。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国家层面应当重视从外化到内化的转化过程，走科学发展、合理开发专业技术人力资源、丰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策略。综合人力资源开发，培养多样化职业教育。就必须提高国内职业教育师资质量，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保证。对职业教育而言，高质量的师资是应该既懂得职业理论知识，又有一线实践经验的教师，还了解先进职业教育发展动态的教师。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师资问题较突出，可以借鉴韩国。韩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既要求是高等学校培养，又加强教师的现场进修，即派遣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等工作现场进修。韩国政府每年都派遣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国外进修，保持与国外职业教育的密切联系，使韩国职业教育紧跟世界发展。职业学校还聘请企业有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企业工程师等担任职业学校学科教师。通过多种渠道培养教师和聘请教师，保证韩国职业教育有高质量职业人力资源。

我国的职业教育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针对性，对所学专业、技能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实践能力较弱。为企业培养需求的劳动力，就应时刻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企业急需、缺乏的人力资源，而不断调整专业需要、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关注学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便接受更高的职业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市场的生态平衡，使毕业生在劳务市场中有较强的竞争力。韩国为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曾提出了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大幅度改革的方案——“工业高中2+1体制”。工业高中生进行为期两年的学校教育，学生再到工厂企业接受为期一年的实习培训，尽早地适应现场工作的需要。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许多优点，到2002年有27所学校在参与这种培训。韩国的职业学校，根据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设置或调整专业，决定培养规格，特别注意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推进职业教育与企业结合，加强校企合作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二)全方位、立体构建职业教育体系

韩国最值得借鉴的做法是增强职业教育的“两个吸引力”。一方面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手段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外部吸引力；另一方面是通过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来增强其内部吸引力。

首先，加快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步伐。我国职业教育立法远远落后于职业教育发展，与当代职业教育要求不相符合。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使职业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只是一部纲领性文件，缺乏相应的、配套的政策建设，还停留在比较粗糙的阶段，对许多具体行为没有加以规范。为保证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韩国不同时期的政府均出台了与其时代要求相配套的法律、法规。韩国为实现《教育立法》和《尖端产业技术立国》的战略目标，加强了职业教育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技能大学法》等法律，还颁布了《为产业内劳动青少年所设置的特别班级标准令》。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与国家法律相应的职业教育方面的地方法律。而我国的《职业教育法》已经颁布12年，却没有根据我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教育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调整。要全方位、立体构建职业教育体系，体现职业教育立法与职业教育同步发展，就必须要依靠法律保障职业教育发展，加快职业教育立法进程，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其次，政府政策保证与财政大力支持。利用政府行政和财政手段，规划职业教育发展，增加财政投入促进职业教育发。借鉴韩国经验，我国应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如参照职业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结果，确定政府的拨款数额，逐步实施费改税，向企业、行业征收训练税，同时对承担职业学校实习任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韩国始终重视对职业教育的投资，2000年共投入3690亿韩元，2004年增加到5600亿韩元，比2000年增加了34％。我国应加强政策性的倾斜、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职业教育上，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好保障，鼓励更多优秀青年接受职业教育，为国家提供高素质的新型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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