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行和解协议书

行政执行和解协议书（精选8篇）

行政执行和解协议书 篇1

甲方：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法定代表人：罗恒盛职务：总经理

住址：惠州市新岸路1号世贸大厦34楼。

乙方：刘裕辉身份证号码：***433（以下简称乙方）乙方诉甲方等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了（2010）惠阳法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甲、乙双方在诚实信用、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就本案的赔偿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2010）惠阳法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基础协商处理本案赔偿事宜。

二：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医疗费220.00元、误工费5880.00元、护理费4450.00元、交通费4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450.00元、营养费1780.00元、鉴定费1700.00元、残疾赔偿金39465.7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422.37元、后续治疗费6000.00元、停车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元，共计81868.09元人民币。上述款项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到乙方指定的账户内。乙方放弃甲方其他应当赔偿给乙方的部分。

三：一审的诉讼费2012.00元由乙方向曾汉钱或者惠阳惠深运输实业发展公司进行追偿。

四：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各份之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相互之间不得再行以任何借口、理由追究相互的经济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

五：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年月日

民事执行和解刍议 篇2

收稿日期：20140411

作者简介：李卫国（1969—），男，湖北省麻城市人，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诉讼法、仲裁法研究；

殷耀德（1968—），男，湖北省崇阳县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主要从事司法制度、中国法制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度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JD2013035）；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302）摘要：执行和解不同于法院调解。将执行和解定位为私法行为而非诉讼行为，既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也符合现行法的要求。执行和解协议应具有私法上实践性合同的效力。我国执行和解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须妥善地予以解决。

关键词：和谐社会；执行和解；实践性合同

中图分类号：D915.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4.019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7卷第4期李卫国等：民事执行和解刍议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并着重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长期以来，民事执行难既是导致我国社会生活领域不和谐不安定的痼疾，也是妨害司法公平正义的“老大难”问题。民事执行难久治不愈，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尽快有效治愈民事执行难这一顽症，我们应在社会管理创新政策精神指引下，更新司法理念，重视并进一步健全执行和解制度，发挥好执行和解制度在有效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方面的特殊功能。

一、民事执行和解的概念

所谓民事执行和解，简称执行和解，是指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执行当事人之间就如何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依法自主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经法院审查后中止或终结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制度。

执行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属于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自愿合法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两者发生的阶段不同。执行和解只适用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而法院调解可以适用于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上诉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中。

第二，法官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执行和解是执行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具体如何履行的活动，执行法官原则上不参加，或是被动地参与；法院调解则是在法官的主持下，法官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往往提出调解纠纷的具体方案，以供当事人双方进行协商，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第三，法律效力不同。一般认为，执行和解中达成的和解协议仅具有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法院调解中的生效调解书或调解协议与生效民事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具有强制执行力。

第四，性质不同。执行和解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是当事人双方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主处分活动；法院调解是在法官的主持、组织和协调下对当事人双方进行劝导，以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是法官审理解决案件的一种方式，亦是法官行使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诉讼活动。

总之，执行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但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应区别对待。在执行程序中是不存在调解的，执行和解不等同于法院调解，二者不能混淆。

二、关于民事执行和解性质与效力诸观点的评析

关于民事执行和解的性质及其效力，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与认识，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私法行为说，亦称纯民事法律行为说。该说认为，民事执行过程中的和解纯粹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属于私法上的和解契约，或曰民事合同。按照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形成、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可以基于合同在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设立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和解协议仅发生实体法上的约束力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和解协议是否有效、能否撤销或解除，均应依照私法上的规定予以判断。

第二，诉讼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使强制执行程序终结的合意。该说主张以诉讼法的规范来评价和调整执行和解行为。执行和解协议能直接产生强制执行法上的效力，即具有强制执行力。执行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原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生效裁判书或其他法律文书遂即被新的执行和解协议所代替，当事人受执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不得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和解协议。若当事人以强制执行活动违反执行和解协议为理由向法院提出异议，法院应将违反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之行为撤销或更正＼[1＼]。诉讼行为说事实上公开承认了当事人在执行机关（构）面前作出的和解协议取代了审判机构所作出的裁判书，严重违反了审执关系的基本原理，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与局限性＼[2＼]。

第三，两行为并存说。这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执行当事人之间成立的私法上的和解契约，又是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存在的诉讼行为。该说强调尊重和维护各方当事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自愿合意行为，并将执行和解与诉讼行为相提并论，进而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实质上与第二种观点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执行和解的性质直接关系到它的法律效力问题，而究竟定位在私法行为还是诉讼行为对执行和解的效力位阶影响甚巨。如为私法行为，则执行和解的效力低于原生效法律文书；如为诉讼行为，那么执行和解协议与原生效法律文书处于同等的效力层次，可以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已经代替了原生效的法律文书＼[3＼]。

笔者认为，基于法学一般原理，并结合国内外立法实践，将执行和解定位为私法行为而非诉讼行为更为合理与妥当。其理由如下：

第一，执行程序是实现生效裁判书或其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的程序，申请执行人对于他所享有的执行债权，仍然具有自主处分的权利，而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就执行债权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正是申请执行人自主处分其债权的意思表示，只要执行和解协议自愿合法，理所当然应承认其合同效力。

第二，执行和解作为诉讼行为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因为法院制作的生效裁判文书等执行根据，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不得变更，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变更也须经过制作者依法定程序进行。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及其执行机构无权通过确认当事人和解或调解来变更执行根据的内容。

第三，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都将执行和解视为诉讼外的和解，可以产生私法上的契约效力（亦即合同的约束力），但并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法律效力或法律后果＼[4＼]。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杨与龄就认为，“执行和解是指债权人已取得执行名义，并声请强制执行后，于执行程序中成立和解者，在台湾地区认为系诉讼外之和解，具有民法上和解契约之效力，而非诉讼法上之和解。原有之执行名义，亦不因执行程序中之和解而失去其效力，如债务人不依和解条件履行时，债权人仍得依据原执行名义，申请续为执行，债务人则得主张该项和解为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之事由，依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一四条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5＼]。

当然，执行和解协议不是普通的私法行为，不属于通常的诺成性合同，而是非常特殊的私法上的合同。诺成性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成立生效的合同，作为诺成性合同，一旦成立生效，合同双方都必须遵守，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执行程序中的和解协议明显不同，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的，对方当事人一般无权要求履行此执行和解协议或追究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执行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适用意见》第266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是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可见，执行和解协议是以和解协议的实际履行作为其生效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执行和解协议认定为私法上的实践性合同比较合理，申言之，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实践性合同的效力。

三、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立法演进

我国的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始自1982年3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该试行法第18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2012年8月3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制度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新法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条文重新确定了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我国现行执行和解制度最为重要的法律依据。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执行和解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执行实践相继出台了执行和解方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指导和规范执行和解工作。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是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第267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履行义务的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第120条规定：“对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的情况以及案外人对非属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执行标的物提出的异议，受托法院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并及时通知委托法院。”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诉讼调解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民事执行案件按照执行依据的全部内容进行强制执行确有困难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和解。经和解达成协议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处理。”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上述各司法解释在一定条件下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疏漏，增强了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三十年来，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经历了从立法演进到司法推动的不断健全的过程，日臻完善，令人欣慰，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现行执行和解制度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正常运转。在当前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现实任务面前，我们应当重视执行和解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特殊价值功能，针对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及时妥善地予以解决。

（一）关于法院在执行和解过程中的作用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法，执行和解应当是执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自行”行为，这就意味着法院不能参与并主持执行和解活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经过审判程序后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双方的积怨矛盾已经很深。鉴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立甚至矛盾的激化，法院在促成执行当事人和解中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多数执行和解协议都是在法院执行法官参与协调下达成的，不允许法院参与和解的规定与执行工作实际极不相符，也会严重影响法院在执行和解中作用的发挥。诚然，法院不能主持执行和解是符合法学原理和司法正义精神的，因为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已由生效裁判文书等所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如果任由执行法官来主持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进而取代已生效的裁判文书，不仅有违审执分立的原理，也将极大损害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动摇法治的根基。但是执行法官不得主持执行和解并不等于不能参与执行和解。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调解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民事执行案件按照执行依据的全部内容进行强制执行确有困难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和解。经和解达成协议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处理。”该意见对于引导执行法官参与组织执行和解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限制条件比较苛刻，即必须在“按照执行依据的全部内容进行强制执行确有困难”和“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方能参与组织当事人进行和解。我们认为，执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执行当事人自身情况也各不相同，执行法官只要把握好“调解”与“和解”、“强迫和解”与“自愿和解”的原则界限，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利用自己了解案情、熟悉双方当事人、地位中立、精通法律的优势，通过指导、斡旋、建议、释明、评估等方式来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是可行的。总之，在执行和解过程中，法院并非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和处分权的前提下，应该适当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

（二）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和次数问题

执行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没有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作出限制性规定，导致有些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过长，甚至长达十余年，使得执行程序长期处于中止状态而无法终结。一些被执行人利用履行期机会转移、隐匿财产或挥霍财产，逃避债务，给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由于履行期过长，法院的监督也很难进行下去，和解协议的履行往往处于失控状态。另外，由于没有和解次数的限制，有的执行案件因和解而中止，因反悔而恢复执行，又因和解而中止，反反复复，简直视国家法律和执行程序为儿戏，不仅让申请执行人的权利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法律尊严。因此，有必要对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和和解次数进行规范。考虑到在和解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往往作出了一些让步，牺牲了一些经济利益，因而在设定履行期限时不能过长。结合执行工作的实际以及我国现实国情，我们认为，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一年。至于和解的次数，不应超过两次。

（三）关于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执行实践中，为了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或第三人为执行和解提供担保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对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的法律效力的理解却存在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担保人既然表示对被执行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执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旦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人民法院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1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的规定，裁定执行担保人的相关财产。其理由是，执行担保制度与执行和解制度并非两种不相容的制度，执行担保的规定完全可以适用于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另一种观点认为，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之规定，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法院恢复对原执行根据的执行，但无权要求法院去执行担保财产。主要理由在于，执行和解协议是民事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的合同，根本有别于生效裁判文书等执行根据，只是属于一般私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且还是一种以和解协议的实际履行作为其生效条件的实践性合同。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执行和解协议并未生效，作为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同样亦未生效。

笔者认为，对于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的法律效力，应区分情形对待。如果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满足执行担保的条件，即出现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竞合的情形，则当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法院可以裁定直接执行担保人的财产。如果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不符合执行担保的成立条件，换句话说，担保人只是向申请执行人作出了担保承诺，但并没有向法院提供担保，在这种情形下，当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和解协议虽说已经成立但并没有生效，作为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同样属于已经成立但并没有真正生效，当然也就不能去追究和解协议中担保人的担保法律责任。不过，申请执行人在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时，还是可以基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去追究被执行人和担保人的缔约过错责任。

（四）关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法院应否解除强制执行措施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当事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了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后转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现象屡见不鲜。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在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对法院先前业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该如何应对和处理，实务中各法院的处置办法大相径庭。有的法院认为，为充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利益，执行法院宜继续维持查封、扣押或冻结状态，直至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有的法院认为，执行和解是执行当事人为了终结强制执行程序而自主协商的结果，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执行和解协议一旦达成，执行程序就应停止，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自然也应该解除。

我们认为，如果执行当事人之间在和解协议中就已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财产没有进行约定或约定不明，则不能解除已采取的查封、扣押或冻结措施。如果轻易对已控制的财产解封解冻，一旦将来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而要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时，被执行人可能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将面临巨大的执行风险。同时，强制执行措施的保持，也能够督促被执行人将执行和解协议积极履行到位。如果执行当事人之间在和解协议中就解除强制执行措施有明确的约定，法院首先应进行审查，以确认该约定是否自愿合法，其后应书面告知申请执行人可能发生的风险，在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解除强制执行措施后，法院才能够解除有关的查封、扣押或冻结措施。总之，在执行程序中，涉及到是否解除强制执行措施时，有必要弱化当事人主义，以确保执行目的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陈荣宗.强制执行法＼[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9：19.

＼[2＼]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54.

＼[3＼]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13.

＼[4＼]董皞.民事执行策略与方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227.

＼[5＼]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57.

最新执行和解协议书范本 篇3

甲方：

乙方：

乙方诉甲方

纠纷一案，经

审理并作出了

书。甲、乙双方在诚实信用、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就本案的赔偿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

民事判决书判决为基础协商处理本案赔偿事宜。

二：甲方一次性偿还乙方

元，其中甲方确认在签定本协议前已收到乙方还款

元，剩余款项甲方在乙方向执行法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之日后3日内支付。乙方放弃甲方其他应当赔偿给乙方的部分。

三：因本案纠纷产生的诉讼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由甲方承担。

四：本协议签定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书，并承诺不再申请由法院予以执行，请求法院解除对甲方财产的查封。甲方逾期提交视为违约，甲方应当以已收乙方还款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三加计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五：乙方应当在甲方履行完毕后3日内，还清剩余款项。乙方逾期履行视为违约，乙方应当以未清偿款项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三加计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方造成的损失。

六：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向执行法院提供一份，各份之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自本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后，视为对

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的履行完毕，双方对其他事宜概不追究。

七：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年**月**日

执行和解协议 篇4

申请执行人：姜应兴，男，汉族，1970年9月30日生，住所地：贵州市遵义县新民镇朝阳村关心一组。

委托代理人：王祥政，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江阴华新塑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新华

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

申请执行人姜应兴与被执行人江阴华新塑胶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案执行依据为（2015）澄执字第07237号执行案件申请书，执行标的为274372元，经双方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被执行人于本协议签订时给付申请执行人人民币壹拾万元，于2016年9月30日前给付人民币玖万伍仟元。

二、若被执行人如期支付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款项，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其他执行请求，本案执行了结；如被执行人未能按期支付上述款项，则申请执行人有权按原执行标的，扣除已履行部分，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三、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江阴市人民法院留存一份。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诉讼外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篇5

——浙江义乌法院裁定驳回顾存阳执行异议申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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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外和解协议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因达成和解而撤回上诉的，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应当执行一审判决。并且，诉讼外和解协议中排除一方强制执行申请权的约定有悖公平正义，应当无效。

案情

原告王静红为与被告顾存阳买卖合同诉至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义乌法院作出判决：被告顾存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静红货款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宣判后，被告顾存阳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期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约定一审判决王静红不再申请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顾存阳撤回上诉，但因双方对协议中约定另行交付纱线的数量质量产生纠纷，致使协议未能履行。后王静红向义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顾存阳则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在协议中双方约定王静红不能申请强制执行，且和解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另案处理，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王静红的执行申请。

裁判

义乌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人顾存阳对于其撤回上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即一旦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在和解协议中虽然有关于王静红不得再申请强制执行的约定，但申请执行系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该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驳回顾存阳的执行异议。

评析

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会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对一审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作出新的约定。此类和解协议的效力如何，其与一审判决的关系如何协调，笔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一批指导案例中的“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吴梅案”），对诉讼外和解协议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1.诉讼外和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意见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可以两种方式结案：申请法院制作调解书或申请撤诉。如果当事人没有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审查并制作调解书，从本质上看它仍然是私法上的行为。本案原告与被告虽然在上诉期内达成了和解协议，但该协议不过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契约，他们仅仅是因为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而申请撤诉，因此法院并没有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力。

2.诉讼外和解协议与一审判决的关系

对于二审期间达成的诉讼外和解协议，法院在裁定撤诉时虽然也会审查，但该审查仅仅是形式审查，法院并不对达成的协议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因而协议对法院是没有约束力的。实践中倘若债务人在不履行和解协议下的各项义务时，债权人仍不能申请执行一审判决，显然会助长不诚信的行为。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但该协议并不具有阻却一审判决执行的效力。

3.诉讼外和解协议中关于排除申请执行权约定的效力

本案和解协议中关于原告放弃申请强制执行权约定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这涉及到诉讼契约的界限问题：一方面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权利，另一方面法律又会对这些处分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程序的稳定、防止诉权的滥用。在本案中，双方尽管有关于王静红不得申请强制执行的约定，但若承认该约定的效力，王静红将陷入既无法要求被告顾存阳履行和解协议，又无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极端困境。因此，在本案中虽然可以从诉讼权利不得自行处分的角度来否定该约定，但从约定违反公平正义与诚实信用原则来立论更具说服力。

4.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外和解协议中的运用

“吴梅案”是债务人全部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倘若债务人部分履行了和解协议，抑或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但债权人又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又或者如王静红诉顾存阳一案双方就和解协议履行达不成一致时，应当如何认定和解协议的效力。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吴梅案”中引入的诚实信用原则作用就可以体现出来：和解协议已经部分履行的，在执行一审判决时应当扣除已经履行的部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应当驳回债权人的执行申请；和解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应当允许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法院可以通过运用诚实信用原则来否定不诚信一方的行为，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上的功能，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吴梅案”这一指导性案例的意义所在。

本案案号：（2013）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00171号，（2013）金义执异字第47号

案例编写人：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李小坚 郭翔峰

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篇6

【摘要】：执行和解是一种化解执行难的有效方式之一，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受到当事人和执行法官的青睐，执行和解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在当前和谐社会背景下，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尽可能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自愿和解协议，目前这已经成为法院执行机构追求的共同工作目标，本文初步阐述了当前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适当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执行和解；新民诉法修改；救济机制

执行和解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执行制度，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够及时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执行和解协议的出现和履行会影响执行程序，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途径和效力的各项规定仍然不够完善，这给司法完善带来了很多问题[1]。因此，本文分析了我国对于执行和解制度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执行和解的概述

1.1 执行和解的概念

执行和解，指双方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平等协商，凭借自愿让步的途径行驶处分权，变更执行名义明确规定的权利义务，进而中止原执行程序制度[2]。执行和解与法院调解不同，前者的参与主体仅限定在当事人之间，是当事人自愿协商的活动，法院独立在外，只充当“书记”角色；同时，执行和解协议无强制效力，无法当成强制执行的参考依据。法院调解过程中，当事人需要借助法院的主持来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通过法院背书后，调解书可以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重要依据，才能获得强制效力。

1.2 执行和解的性质

关于执行和解的性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执行和解应该定位成私法行为，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将执行和解认定为诉讼行为[3]。虽然执行和解属于一个行为，但其同时具备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两方面性质，执行和解协议与民法上面的和同基本相同，均表现为当事人私法自治，但是前者订立的目的在于双方当事人消除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并变更原来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的特殊合同，在该种合同中，债务人具有给付的义务，债权人具有要求对方支付的权利，合同成立后，双方均需严格遵[1，2]守。所以，不能因执行程序具有的特殊性即否定执行的和解的特有效力，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和债权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同，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达成和解协议的目的在于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权利。因此，当债务人在已生效法律文书的约束下，且已经具有履行义务的状况下，可将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看作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某种变通或者修正，这种变通或者修正也是对没能实现的某些权利的私力救济途径。

执行和解行为的法律性质具有两面性：一是一种当事的民事行为；二是该种和解发生于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旦得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确认并履行，同时还是当事人为了消除和法院之间已经存在的法律诉讼关系，进而结束和解执行程序中的诉讼行为[3，4]。执行和解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2.1 法院参与私法自制的冲突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当事人和解协商过程中，法院不参与当事人的具体协商过程，只负责笔录协议内容，而由当事人双方自行盖章或者签名；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已经开始进行强制执行程序，而没有法院的介入，将根本无法形成执行和解，同时多数和解成功的案例表明法院执行人员的介入非常重要[1，5]。

2.2 不严格限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

达成和解协议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协议或者在协议约定履行期届满后，一方的当事人仍然不履行协议，而法律并未对在执行和解协议期限届满前能否再一次达成执行协议作出规定，依据民事行为法中没有禁止即可行的原则，在理论层面看，当事人双方可以多次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可以不停反悔，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对此法律是无法干预的，这会使一方当事人假借和解的名义，进行恶意拖讼，增加了对方当事人的讼累，从而达到他们的不法目的，另一方面还会不断加重法院的实际工作负担[3，6]。

2.3 对未履行的救济手段的规定不合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救济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手段是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规定存在以下几点不合理之处：⑴该规定会导致当事人权利不平衡，因为此规定表明只有一方能够申请恢复对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即对方当事人，该当事人既可以债务人也是债权人，但是一般人都知道，债务人肯定不会主动申请法院对自己执行和解[2，4]。所以，只能是债权人申请恢复执行，债务人也只能是违反协议的人了，这在无形中否定了债权人本该具有的拒绝和解的权利，相反只有债务人享有该种权利，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⑵违反了民事协议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规定，协议双方需要善意履行和解协议的约定，不履行协议的人员必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则会恢复原有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显然践踏了诚实信用原则；⑶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力保障。执行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3.1 注重执行和解制度的资源性

执行和解本质是指经过自由协商后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变更原有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执行和解协议时当事人双方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由于执行和解的主要灵魂是自愿，因此没有资源型的执行和解则已变质，也就无法正常发挥执行和解的正常功能，如果法院进行不当的认为干预并漠视当事人意志会导致执行和解过程中出现的囚徒困境。所以，必须强化当事人双方在执行和解中的“自愿性”，在尊重他们处分权的同时禁止法院进行强行调解[1，3]。

3.2 完善执行和解后的结案考评体系

执行和解过程完成后，不能仅依据执结率来评判执行工作的好坏度。执行和解实践过程中通常存在以下情况：为了尽快结案而以牺牲当事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为代价，并随意设置“囚徒困境”来逼迫当事人同意和解；过分强调执结率会导致执行人员仅为了执行而执行；法院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大量执行和解，如果仅将履行部分执行和解协议当成结果，会使大部分执行人员的精力转移到和解协议本身而不再关注和解协议内容。以此，上述将结案作为工作重心，而不把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作为办案主旨的办案方式，会导致部分执行案件无法得以真正执结[3，6]。

3.3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对执行和解的整个程序进行司法审查，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必需将法律秩序作为主要前提，如果当事人在法院营造的困境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种和解可能没有实际的操作性，会形成新的矛盾和新的诉累，执行和解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可以尽可能确保执行和解的有效性、真实性、合法性[7]。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⑴首先要对执行和解的行为主体进行审查，查看其是否合格；⑵审查执行和解的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意愿是否真实可靠；⑶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所有内容是否合法；⑷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具备可履行性。

3.4 建立有效的跟踪监督机制

和解协议达成后，法院不能把该案件放置不管，需要定期了解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并督促他们及时履行。即和解协议达成该案件并未执行完毕，法院需要及时进行后续的跟踪监督，掌握他们按约履行义务情况，被执行人一旦出现逃避执行的，需尽快告知其利弊及不按约履行的一些法律后果，必要时可以采用相关的执行措施以确保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的顺利实现，如果因客观愿意或者是被执行人误解导致无法履行，因此，法院需要向申请人解释相关情况，化解存在的矛盾，一旦发现当事人之间缺少沟通、信任，应尽快做好必要的协调工作，排除执行和解制度的履行障碍。

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在切实维护、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处的优势地位的同时，还应承认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契约效力，对当事人施行司法救济措施，借助诉讼程序来协调原有生效法律文书与执行和解的冲突，真正实现执行和解的结果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并进一步彰显执行和解持续与其执行结果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 篇7

第一条为了试点开展证券期货领域行政和解工作，规范行政和解实施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和解，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行政相对人）涉嫌违反证券期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行为进行调查执法过程中，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与其就改正涉嫌违法行为，消除涉嫌违法行为不良后果，交纳行政和解金补偿投资者损失等进行协商达成行政和解协议，并据此终止调查执法程序的行为。

第三条实施行政和解，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

第四条实施行政和解，应当遵循公平、自愿、协商、效能原则。中国证监会不得向行政相对人主动或者变相主动提出行政和解建议，或者强制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和解。

第五条行政和解协议的订立和履行，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章行政和解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第六条行政相对人涉嫌实施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欺诈客户等违反证券期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案件符合下列情形的，可以适用行政和解程序：

（一）中国证监会已经正式立案，且经过了必要调查程序，但案件事实或者法律关系尚难完全明确；

（二）采取行政和解方式执法有利于实现监管目的，减少争议，稳定和明确市场预期，恢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行政相对人愿意采取有效措施补偿因其涉嫌违法行为受到损失的投资者；

（四）以行政和解方式结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负责查处的案件，试点期间不适用行政和解程序。

第七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不得与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和解：

（一）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明确，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二）行政相对人涉嫌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三）中国证监会基于审慎监管原则认定不适宜行政和解的。

第三章行政和解的实施程序

第一节申请与受理

第八条中国证监会实施行政和解，由专门的行政和解实施部门（以下简称和解实施部门）负责，与中国证监会的案件调查部门（以下简称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以下简称案件审理部门）相互独立。

第九条行政相对人自收到中国证监会送达的案件调查通知书之日起，至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行政和解申请。

第十条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和解申请的，应当提交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材料。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行政和解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三）申请人就其涉嫌违法行为提出改正或者减轻、消除危害后果的方案；

（四）中国证监会要求载明的其他事项。行政相对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合伙协议规定所作出的关于申请行政和解的内部决定。

第十一条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和解，应当如实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有关材料，并对其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十二条对于行政相对人提交的行政和解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材料，和解实施部门应当办理登记手续，并向行政相对人出具行政和解申请接收凭证。需要行政相对人补正申请材料的，申请人应当按照和解实施部门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和解实施部门在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材料后出具行政和解申请接收凭证。

第十三条和解实施部门应当在出具行政和解申请接收凭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就案件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是否存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等书面征求案件调查部门的意见。

第十四条案件调查部门应当自收到和解实施部门征求意见书面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及相关材料：

（一）案件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是否存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明确意见；

（二）截至反馈意见时，案件调查的具体情况以及是否掌握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的部分证据或者证据线索的材料；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案件调查部门在向和解实施部门书面反馈意见后，行政和解申请受理前，发现新的事实、证据，认为案件不再符合行政和解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和解实施部门。

第十五条行政相对人在案件移送案件审理部门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提出行政和解申请的，和解实施部门除依照本办法

十三条的规定征求案件调查部门意见外，还应当按照相同程序和时限征求案件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案件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和解实施部门征求意见书面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及相关材料：

（一）案件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是否存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明确意见；

（二）截至反馈意见时，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十七条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和解申请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的，由和解实施部门自向行政相对人出具行政和解申请接收凭证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向行政相对人出具受理通知，并抄送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行政和解金管理机构。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或者存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的，由和解实施部门自向行政相对人出具行政和解申请接收凭证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向行政相对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并抄送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

第十八条立案调查不满3个月的案件，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和解申请的，不予受理，但有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批准的除外。

第十九条中国证监会受理行政和解申请后，在与行政相对人达成行政和解协议之前，不中止对行政相对人所涉案件的调查工作。受理的行政和解申请案件已经移送案件审理部门审理的，案件审理部门应当中止对案件的审理。

第二十条行政相对人在提交行政和解申请后，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前，可以申请撤回行政和解申请。行政相对人有权通过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上述工作人员回避。

第二节和解协商

第二十一条和解实施部门自作出受理行政和解申请决定之日起，可以与行政相对人就以下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

（一）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行为的情况；

（二）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行为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三）行政相对人愿意承担的行政和解金数额及交纳时限；

（四）行政相对人可以采取的其他纠正涉嫌违法行为以及积极消除、减轻涉嫌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措施；

（五）行政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

（六）行政和解协议的执行保障措施；

（七）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行政和解协商应当以当面协商的形式进行。中国证监会进行协商的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行政相对人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三条和解实施部门与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和解协商的期限为三个月。经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期。

第二十四条行政和解协商实行回避制度。实施行政和解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行政相对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

（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

（三）与行政相对人或者案件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

第二十五条中国证监会在与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和解协商过程中，可以就所涉及的专业问题征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相关机构或者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第三节行政和解协议的签订和执行

第二十六条中国证监会与行政相对人就涉嫌违法行为的处理进行沟通、协商，达成一致的，签订行政和解协议。行政和解协议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行政和解的事由；

（二）行政相对人交纳行政和解金的数额、方式；

（三）行政相对人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整改以及消除、减轻涉嫌违法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的其他具体措施；

（四）行政相对人履行行政和解协议的期限；

（五）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行政相对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关于签订行政和解协议的决定，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公司章程、合伙协议规定的决策程序。

第二十七条行政和解金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下列情形：

（一）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行为如被查实依法可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的金额；

（二）行政相对人因涉嫌违法行为所获收益、所避免的损失；

（三）其他人因涉案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

（四）需要考虑的其他情形。中国证监会在就行政和解金的数额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就投资者损失情况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中国证监会应当依照规定公开行政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达成行政和解协议的行政相对人为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场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十九条行政和解协议达成后，由和解实施部门监督行政相对人在协议规定的时限内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和解实施部门应当在行政和解协议达成后2个工作日内将达成行政和解协议的情况书面告知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行政和解金管理机构。案件调查部门在收到书面告知后应当中止案件调查。行政相对人履行全部义务后，和解实施部门应当向行政相对人出具行政和解结案通知，并抄送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行政和解金管理机构。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应当依照规定终止案件的调查、审理。

第四节行政和解程序的终止

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应当终止行政和解程序：

（一）中国证监会在受理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和解申请后，达成行政和解协议前，经调查发现新的事实、证据，认为案件不再符合行政和解受理条件的；

（二）未能在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期限内达成行政和解协议的；

（三）行政和解协议达成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和解协议的；

（四）中国证监会在受理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和解申请后，行政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前，发现行政相对人存在所提供的行政和解材料有虚假记载或者重大遗漏等情形的；

（五）中国证监会基于审慎监管原则认为有必要终止行政和解程序的。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和解实施部门应当向行政相对人出具行政和解程序终止通知，并抄送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行政和解金管理机构。已中止调查、审理的案件，案件调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应当及时恢复调查、审理程序。

第三十一条行政和解协议达成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和解协议的，行政和解协议无效。 第三十二条行政相对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中国证监会达成行政和解协议的，中国证监会在继续调查、恢复审理时不得再次适用行政和解程序；行政相对人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和解协议的，中国证监会在恢复调查、审理后不得再次适用行政和解程序。

第三十三条中国证监会在向行政相对人出具行政和解结案通知后，发现行政相对人存在所提供的行政和解材料有虚假记载或者重大遗漏等情形的，重新启动案件调查、审理程序。行政相对人已根据行政和解协议交纳的行政和解金，不予返还。出现前款所规定情形的，和解实施部门应当及时告知行政相对人。

第四章行政和解金的管理和使用

第三十四条行政相对人交纳的行政和解金由行政和解金管理机构进行专户管理。

第三十五条行政相对人因其涉嫌违法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投资者可以向行政和解金管理机构申请补偿。投资者可以通过行政和解金补偿程序获得补偿，或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相对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赔偿。但投资者已通过行政和解金补偿程序获得补偿的，不应就已获得补偿部分再行请求民事损害赔偿。

第三十六条行政和解金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另行制定。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中国证监会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行政和解工作情况严格保密，但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泄露所知悉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秘密，或者主动、变相主动提出行政和解、违反程序实施行政和解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和解协议书 篇8

甲方：

身份证号码：

（系

房业主）

身份证号码：

（系

房业主）乙方：

身份证号码：

（系

房业主）

委托代理人:

（系

房业主委托代理人）丙方:

身份证号码：

（系

房装修承包人）

年 月 号，丙方装修位于

时，因开通户内用水时未检查水龙头开关，导致

屋内满水，致使

房部分物品被水浸泡受损，现各方珍惜睦邻友好关系，本着自愿、公平原则，就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各项损失的赔偿款共计

元整，乙方指定的付款人为，甲方指定的收款人为

，收款账号为：

二、上述费用支付给甲方后，甲方房间内受损地板归乙方所有，其他受损物品由甲方自行处置。

三、乙方履行赔偿义务后，此事处理即告终结，甲方保证不得就此事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乙方或丙方提出其他任何诉求。

四、乙方有权就付给甲方赔偿款的分担与乙方另行协商确定，与甲方无关。

五、本协议为各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六、本协议内容各方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明白本协议涉及后果，对此协议处理结果完全满意。

七、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一式四份，三方当事人各执一份，见证方一份。经各方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生效，各方当事人应以此为据，全面切实履行本协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否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甲方：

乙方（代理人）：

丙方： 见证方：

签约时间：年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