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精选8篇）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 篇1

甲方: 代理人：

乙方：

代理人：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特依法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内容：

一、乙方xxx对自己于xx年x月x日，因滴水问题向xx父母及村干部反映未果后，与xx发生矛盾，双方厮打，后xx受伤不幸死亡，乙方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非常后悔，对邻里纠纷未能妥善解决也非常遗憾。但是，现愿意赔偿因其犯罪行为所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xxxx，￥xxx万元,甲方也愿意接受其给付的赔偿款，该案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就此了结，无任何其他纠纷，甲方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诉讼。

二、该款的支付方式：

三、甲方也愿意谅解乙方xx犯罪行为和过错，也对没有正确处理邻里纠纷的行为十分后悔。保证今后不再因此事追究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建议人民法院在对其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向司法机关出具要求对张中海予以从轻处理或减轻处理的谅解书。无论判决结果如何，甲方均服从判决结果。

三、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签字或者按指印时发生法律效力，甲方持一份，乙方持一份，司法机关一份。

甲方：

时 间：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 篇2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改良

一、制度缺陷: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不明确, 精神损失难获赔偿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第一条规定, 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 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国许多省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精神, 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精神损失的范畴, 不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精神损失 (包括死亡赔偿金) 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在赔偿范围方面,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 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 只能由人民法院追缴或责令犯罪分子退赔, 只有在追缴或退赔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 才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务中, 必然遭受的损失认定缺乏客观性标准, 在判决标准上不统一, 出现司法混乱。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 对于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失, 或者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 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另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 认为死亡赔偿金原则上属于精神损失的范畴, 不宜作为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

二、立法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与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冲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普通民事诉讼领域,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均被纳入赔偿范围之内, 而在附带民事诉讼领域, 精神损害抚慰金直接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许多法院认定为精神损失, 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司法实务中, 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身权利受到侵权,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是民法明文规定的权利。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被告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 仍有民事诉讼的性质, 只不过由于这种民事赔偿是由于犯罪引起的, 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一般认为, 对犯罪行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 是因为被告人受到了刑事制裁, 被告人遭受刑事处罚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已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无需再在经济上予以补偿。

三、制度完善: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的必要性

一是能够有效抚慰受害人亲属的心灵。精神损害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 常转化为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 这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痛苦。对被害人加以经济补偿, 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 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在刑事审判中, 诸如药家鑫故意杀人案, 在未判处死亡赔偿金 (认为死亡赔偿金属精神损失) , 判决赔偿被害人数额极少的赔偿金时, 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争议。温州动车事故赔偿, 最初确定赔偿标准每位死亡者50万元, 后根据相关规定, 将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 (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等) , 合计赔偿91.5万元, 更是让刑附民赔偿陷入尴尬。刑事被害人理应比照普通的民事被侵权者获得更多的社会同情和更充分的法律保护, 精神损害抚慰金 (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 理应被判决支持。

二是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附带民事诉讼中, 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并非是惩罚性质的赔偿, 而是对恢复性损害的赔偿, 因被认定为精神损失, 不被国家司法所认同, 实际上是国家司法无视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而降低了刑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和保护。另外, 因基于被告人履行能力考虑, 不予判决赔偿精神损失更是限制或剥夺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根本无从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三是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现实司法审判表明, 刑事犯罪的被告人相对于普通民事侵权人, 主观恶性更明显, 社会危害性更大, 造成被害人的伤痛更深重, 对被告人课以刑罚, 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 判决其赔偿被害人合理的经济损失, 更能体现法律对受害人的充分保护和社会对刑事被害人的同情, 相反, 将精神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尤其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认定为精神损失, 排除在排除范围之外, 严重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笔者对所在法院审结案件的统计, 死亡赔偿金不作为刑事附带诉讼的赔偿范围后, 多数案件判决赔偿额在5万元以下, 其中部分案件仅判处1万余元丧葬费, 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现实司法实践中, 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的赔偿额比普通的民事诉讼赔偿额减少了一半以上。其中, 在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失的前提下, 伤害致死或杀人致死案件仅判处赔偿1万余元。被害人一方未能获得充分的赔偿会影响感情恢复, 将直接转怨于被告人亲属或被告人, 对国家刑事制度产生怀疑和动摇。有的被害人亲属激动, 甚至基于对民事赔偿的不满, 质疑刑事判决的公正性, 产生后期报复被告人或其亲属的念头。解决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 使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不仅有利于震慑犯罪, 也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是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民事纠纷, 在法律适用上, 既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法律规定, 也适用民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被告人自愿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失费的, 法院一般也予以认可, 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各级法院不判处死亡赔偿金, 源于2006年11月8日最高法院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 会议认为:“确定附带诉讼的赔偿数额, 应当以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为基本依据, 并适当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死亡赔偿金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最高法院基于被告人经济能力考虑, 不予判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等。在目前, 我国许多地方相继建立司法救助制度, 执行措施、执行救助制度日益完备, 为了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条件基本成熟。

参考文献

[1]刘金友.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1]刘金友.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2]熊选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2]熊选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3]最高法院刑一庭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S].2007年修订本.[3]最高法院刑一庭主编.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S].2007年修订本.

[4]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4]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探究 篇3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

1.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全面查明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判处何种刑罚。因为在许多刑事案件，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以及侵犯财产罪的许多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造成物质损害以及造成物质损害的程度，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决定性因素。

2.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其一，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收集证明被告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这有利于减轻被害人在民事赔偿部分本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从而降低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其二，规定司法机关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必须一并解决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利于及时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害。因为如果不实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害必须等到刑事案件结束后再向民事审判庭提起诉讼，这样往往会因为时过境迁，导致有关损害事实难以查清，或因被告人将财产转移、隐匿，导致损害赔偿难以实现。

3.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执行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查明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害的态度，从而正确判断被告人是否悔罪及悔罪的态度，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这对于在定罪量刑时正确执行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避免由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分别处理刑事和民事问题可能出现的对同一案件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的问题，从而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

二、物质损失赔偿问题

物质损失是相对与精神损失而言，它是一种可以通过一定方式用金钱来衡量的。物质损失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问题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了赔偿的范围。

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对物质损失的理解不同。第一，间接损失是否属于必然损失。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必然损失和违法行为存在因果联系，间接损失是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导致被害人未可以获得的利益造成损失，而必然损失是指被告人的违法行为造成被害人在某个阶段一定会获得的利益损失。从两者的含义来看，必然损失和间接损失存在的损失范围存在一定的重合，因此，间接损失属于必然损失范畴，间接损失应该纳入物质损害赔偿范围。但是也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间接损失不因纳入物质损失赔偿范围。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看，间接损失衡量难度大，甚至一些间接损失无法衡量。例如被害人可能通过努力获得的加班费、发明奖等等，这些在司法实践中都难以量化和计算，因此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将间接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只考虑直接物质损失使赔偿的范围更加容易确定，而且方便了物质损失赔偿的计算和衡量，虽难这种赔偿方式难以赔偿受害人全部的物质损失，但是保证了被害人最低限度的物质损失赔偿，相对来说这也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物质损害赔偿方式。

三、精神损失赔偿问题

（一）精神损失难获赔偿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有权利对被告人提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但是在相关的赔偿范围规定中并没有将精神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后续的法院是否受理精神损失民事诉讼的批复中规定不将精神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精神也将精神赔償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因此，根据当前我国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精神损失不再行使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只有物质损失才可以获得赔偿。

（二）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的必要性

1.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

首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既为人们创造一个公平的法制社会，在和谐社会，人的合法权利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不遭受他人的侵犯，我国要建立和谐社会需建立在公正公平的司法的基础之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因没有精神损失赔偿，普通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要高一倍。许多被害人的家属因赔偿不足而产生一些负面心理。例如对被告人家属抱有怨恨心理、对我国的司法公正和工作产生动摇，置疑我国的司法的公平和公正。甚至一些心理较为极端的被害人家属采取报复被告人家属的行为和想法。因此，将精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是一种较好的抚慰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心灵的措施。

2.维护司法公正的需求

它是我国法律完整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司法公平公正的需要。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受害人的精神因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但未造成严重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支持受害的精神损失赔偿要求。只有在违法行为造成本害人精神损失，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要侵权人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被害人要获得精神损失赔偿有一个前提，既被害人的精神损，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不仅触犯了刑法和民法，而且被告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对被害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根据想过的法律法规，被害人有权要求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失，然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却剥夺了被害的权力，两个制度的冲突会造成被害人为了获取经济赔偿而放弃对被告人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导致了被告人只需赔偿被害的精神损失，而不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失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内对维护司法公正非常有必要的。

四、结语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 篇4

1、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原理上应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而刑诉法第七十七条仅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由此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排斥在民事诉讼之外，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出现了刑诉法的规定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抵触的情形。

2、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刑、民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形成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不能请求赔偿，而情节轻微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立法上的不统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直至是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3、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后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同意了被害人对犯罪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精神损害不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会放弃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就不适用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样，以获得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被害人这种变通寻求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方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讼累，还会因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4、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不少人认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此观点得到了刑诉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同，并予以采纳。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受原苏联影响，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但是一旦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5、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赔偿义务的人不仅限于犯罪人时，法律未禁止向犯罪人以外的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可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一造成了对同一事实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对同一事实

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三，在适用不同法律规范时可能会因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而面临对冲突规范的选择，其四，使同类型案件中同样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因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得到不同的保护结果，被害人之间处于事实上不公平的地位。

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

1、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这一规定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不一致，但刑法修改在后，按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就适用刑法规定。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给予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尽管属于民事责任，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裁，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金钱赔偿具有惩罚功能，因为责令被告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之感，并得以赎其加予被害人之痛苦。且从作用来看，无论从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出发，附带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并不小于判处刑罚的威慑力，由被告人承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而言，其惩戒效力不低于刑罚处罚。

2、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失，这当然也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

3、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违反刑法规定，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有的犯罪如杀人、强奸等均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之相比，物质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民事被害人尚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被害人更应享有此项权利。某些侵害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及创伤很深，也难以消除，其精神痛苦是长期且巨大，在精神损害方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之功能，因为金钱赔偿所具有购买力等功能，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法院也应从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之立法宗旨出发，给予被害人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所以，应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法律真实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4、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刑事诉讼中一直强调公权优于私权，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但是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一致，公权对社会利益的倾向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而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视，是人类发展高度文明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今国际潮流，对私权的关注逐渐加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潮流。公权的功用应越来越有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使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而不是与私权相互冲突。在刑事诉讼不断趋于对被告～利保护的今天，在附带民事诉讼上则应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此时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因为犯罪行为毕竟侵害了被害人独立于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实践中，许多国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一切就追究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符合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5、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首先，从法律角度讲，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身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利，而健康的含义通常又包括生物属性的健康即生理健康和精神属性的健康即心理健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公民心理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时而给予的补偿。其二，犯罪行为除了造成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外，还可以使被害人受到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还可以引起更大的利益损失，对被害人的损失不底论其是否可以金钱表示而给予赔偿，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其三，对精神损害进行民事赔偿，不是将人格、名誉视为商品，而是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损害以物质赔偿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补偿，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它不是降低人格，而是对人格尊严予以重视，并从而提高人身价值。其四，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民事案件与

刑事案件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将刑民合并审理的前提条件。其五，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同时审理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也有利于查明案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对于侮辱、诽谤等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以后，再由被害人就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员和财力，是诉讼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被害人遭受诉讼之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

6、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民事法律纠纷，所以应在不与刑事法律相抵触前提下适用民事法律。我国民法通则已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刑事诉讼法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却仅限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这导致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两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也导致了司法部门在实践中的迷盲、混乱。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此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就精神损害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不加于干预。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依相关法律规定，死者家属可获得死亡赔偿金，在此类事故理赔时，保险公司对这项费用亦是认可的。

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中具体问题的思考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应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应着重解决下列一些具体问题：

1、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时应确立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期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起指导作用。（1）赔偿法定原则。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损害”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人身权利均不同程度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一切精神损害都予以赔偿，而只能对法律认可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精神损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法律没有规定的，法院裁判不予赔偿，否则，会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难以实现。（2）因果关系原则。确立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划分的，而是以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考虑其犯罪行为是否有直接关系，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此种损害后果与自己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因果联系的，被告人就谈不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更谈不上承担刑事责任了。对于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害如第三人休克损害，即损害发生时或发生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当时目击或事后得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致心神崩溃或致休克等情形所遭受之损害，例如交通肇事中行人因目睹事故发生而致心理崩溃的，因为其受害与犯罪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3）补充适用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损害较为严重，适用其他方法包括刑罚处罚和物质财产损害赔偿等均不足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的情况下。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首先在于其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慰籍被害人以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帮助，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对其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另外，对于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不应采用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会发生权利滥用。（4）自由裁量原则。这是在法定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指法官在相关法律条文不足以解决争议或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个案差异等一些因素，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具体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5）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犯罪行为是一种特别的侵权行为，建立在被告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是被告人直接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了被害人及其精神上无可避免的损害。（6）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不足时，即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中对损害国家一般利益和违～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

2、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首要解决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它直接决定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和被害人有无赔偿请求权。笔者个人认为，对赔偿范围应吸收德国、瑞士的做法，采取限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对侵犯财产犯罪的应排除在外。因为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但是一般不需要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加以救济，而可以用财产制度加以救济。因为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物质利益，而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足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应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各类中，尤其是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具体包括以下几类：（1）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侵害他人生

命致人死亡的。犯罪人除赔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这是主体特殊的一种精神损害，它不针对被害人本人，而是对其近亲属而言，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2）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身体上造成严重伤害，相应的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定的经济损失外，还应增加赔偿精神损失费，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3）侵害妇女特殊的性自主权（贞操权）。妇女贞操权是妇女所特有的一项人身权，特别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此项权利是妇女极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严重侵犯此项权利的，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这远较犯罪行为本身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后果的影响严重，妇女此种权利曾受到过侵犯将会成为受害妇女的耻辱，成为其一生的恶梦，这并不会因为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处罚而消除，故对于那些强奸、强迫卖淫等犯罪仅用刑罚惩处，尽管严厉制裁了犯罪者，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对侵害妇女此种权利的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被害人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对其予以精神上的慰籍。（4）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自然人最为重要的一项～，失去它就丧失了行使其他一些～的基础，如言论权、选举权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非法拘禁他人，对被害人而言，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期间和事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被害人应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5）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如侮辱、诽谤他人，对被害人的名誉、人格的任意贬低，造成被害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打击不会随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对此类犯罪，被害人亦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3、赔偿主体应限于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因为此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态度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虽然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心理创伤和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可以以其他方法予以救济，如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这主要是为了维～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精神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中规定的几类人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为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如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法官裁判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同一类型的，事实很相似的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而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其次，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对被告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过低的赔偿则失去了补偿性的功用，对被害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它既不能达到抚慰被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戒被告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这些，均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价值的真正实现。再次，对当事人在提出赔偿时会漫天要价，增加了审理难度，故要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数额标准。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存在着较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故制定一个全国皆行的统一标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就一类案件制定一个参考标准。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对于侵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案件，可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方法，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制定此类案件中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赔偿数额幅度标准，再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等情况，制定较为确切的标准。（2）对于其他类型的可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可由最高院制定或授权省级人民法院制定此类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标准。法官在具体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和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个案之间存在的责任大小、被告人的过错程度、社会影响、伤害后果等差异，并结合规定的标准，予以裁判。（3）对于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不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其一，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均有违公平原则，其二，其经济状况取证困难，如当事人有意隐匿，法院对实际情况很难掌握，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不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四，如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将导致法官无法下判。故这只能作为案件执行时的考虑因素，而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如被告人经济状况经查明确实欠佳，判决时可分期给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在私权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对调解予以认可，并可将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害的视为悔罪表现，作为其一项酌定从轻情节，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5、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后果。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犯罪行为导致相当的严重后果，没有严重后果的，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事发时和未来生活、工作中可能达不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这也与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特征相吻合。例如对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必须是造成被害人残疾，才能对被害人精神上造成严重创伤，否则，伤情较轻，未达到残疾后果的，被害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精神创伤，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和给予被害人物质损失赔偿一般足以慰籍被害人了。

6、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所谓死亡赔偿金，是指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受到侵害并丧失生命，责任人除应承担责任外，还应向死者亲属支付一定数额金钱的经济补偿。这是基于死亡事实的发生，设立其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死者亲属的精神创伤和经济困

刑事附带民事部分重审 篇5

文号:（2011）耒民一初字第105号 耒阳市人民法院

原告谢六仁，男，1956年10月6日生。

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住所地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月塘村。法定代表人张建军，该管理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向文军，男，1973年3月1日生。

委托代理人黄平元，湖南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贺才任，男，1957年1月2日生。

被告谢满运，女，1972年10月29日生。

被告贺文生，男，52岁。

被告贺金生，男，1967年7月16日生。

被告贺才德，男，1957年11月14日生。

被告张本运，女，1963年6月10日生。

被告刘梅初，女，1961年10月15日生。

被告刘两花，女，50岁。

被告贺才金，男，1969年7月20日生。

被告贺和远，男，38岁。

被告贺三元，男，45岁。

被告谢东英，女，1972年10月15日生。

被告梁文英，女，1962年12月8日生。

被告贺三妹，女，1970年10月10日生。

被告杨金娥，女，1969年1月25日生。

被告吴士才，男，1955年9月20日生。

被告刘礼元，女，成年人。

被告贺伍元，男，38岁。

被告贺爱云，男，成年人。

被告谢正花，女，1956年4月17日生。

原告谢六仁诉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贺才任、谢满运、贺文生、贺金生、贺才德、张本运、刘梅初、刘两花、贺才金、贺和远、贺三元、谢东英、梁文英、贺三妹、杨金娥、吴士才、刘礼元、贺伍元、贺爱云、谢正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于2011年1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田生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

谢任群、人民陪审员谢丰华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谢碧波担任记录。原告谢六仁及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委托代理人向文军、黄平元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贺才任、谢满运、贺文生、贺金生、贺才德、张本运、刘梅初、刘两花、贺才金、贺和远、贺三元、谢东英、梁文英、贺三妹、杨金娥、吴士才、刘礼元、贺伍元、贺爱云、谢正花，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六仁诉称：2009年5月26日6时许，原告谢六仁驾驶赣C13948号大货车从长沙运货到郴州，当车行至京珠高速公路耒阳段往南387km+800m处时，由于被告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擅自在此路段的行车道和超车道同时施工，车辆只准走路肩，导致原告的车辆侧翻，且被告又在事故发生地的防栏上设立一个长方形洞口，被告贺才任等人看到原告车辆侧翻后，从此洞口窜入高速公路，将原告车上价值423518.88元的货物被抢一空。经耒阳市公安局立案侦察追缴货物价值122314.6元，还有价值301204.28元的货物被告贺才德、谢满运等人占为已有。上列被告无视法律、破坏高速公路附属设施、哄抢原告货物，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现请求判决：上列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货物损失费301204.28元、诉讼费、保金费、上诉费6320元，车辆破损费68240元、评估费1450元、拍卖费2400元、执行费1000元、误工及车旅费2000元、精神损害赔偿费10000元，共计410834.68元。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华顺物流送货凭证，以证明赣C13948号大货车从长沙送货至郴州的事实；

2、赣C13948号车辆侧翻的现场照片，以证明该车于2009年5月26日6时许在京珠高速公路往南387km+800m处侧翻的事实；

3、耒阳市公安局新市、大市派出所出具证明，以证明京珠高速公路耒阳段往南

387km+800m处超车道和行车道同时施工，车辆只能走路肩及该处防护栏上留有一个1米以上的洞口的事实；

4、耒阳市公安局大市派出所告示，以证明赣C13948号大货车车上货物被哄抢的事实； 5—

6、耒阳市新市派出所情况说明，以证明被告贺文生、贺金生在逃的事实；

7、耒阳市公安局起诉，以证明贺才德已批捕、贺才任批捕在逃的事实；

8、耒阳市公司局对贺才德的问话笔录，以证明贺才德等二十人哄抢货物的事实；

9、耒阳市公安局对贺才任的问话笔录，以证明贺才任等二十人哄抢货物的事实；

10、耒阳市公安局对谢满运、谢冬英等人的调查笔录，以证明谢满运等人哄抢货物的事实；

11、耒阳市价格认证中心签定结论，以证明被哄抢货物价值为423519元；

12、耒阳市公安局追缴清单，以证明被追缴的货物；

13、衡南县人民法院（2009）南法民二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已追缴的货物价值122314.6元，还有的货物未追回的事实；

14、购车合同，以证明原告购买赣C13048号车价格为13.8万元；

15、江西省樟树运输公司的证明，以证明原告购买赣C13948号车价格为13.8万元；

16、衡南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以证明赣C13948号大货车以69760元拍卖抵偿给唐李的事实；

17、收条、发票，以证明衡南县法院收取原告的评估、拍卖、执行费的事实；

18、驾驶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具有A2驾驶资格；

19、求助证明证，以证明原告流浪街头的事实。

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辩称：原告的货物损失是由于本案其他被告贺才德、贺才任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在该事故发生时被告并没有在事故发生地的超车道和行车道同时施工的情况，被告湖南省潭耒阳高速公路管理处是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段的行政执法管理机构，不是本案诉讼主体，对原告的损失，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为支持其辩解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以证明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的主体资格；

2、事故责任认定书，以证明原告驾驶的车辆发生事故的原因；

3、事故现场照片，以证明被告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的现场情况及该现场并没有施工的情况；

4、衡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以证明原告的损失情况。

5、耒阳市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原告遭受的财产损失是由于贺才任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造成的；

7、路面照片，以证明事故发生地点没有同时在超车道和行车道施工的情况；

8、砼路面模板施工日志，以证明事故发生地点2009年5月16日至2009年5月26日对路面维修情况及不存在超车道和行车道同时施工的情况；

10、路政巡逻日志，以证明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的路政工作人员按要求进行巡逻；

11、常规养护工程承包合同，以证明潭耒高速公路的养护发包方不是被告，而是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日常养护照片，以证明潭耒高速的隔离栅在日常养护中得到维护；

13、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资料，以证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潭耒高速公路的养护、维护和经营主体。

被告贺才任、谢满运、贺文生、贺金生、贺才德、张本运、刘梅初、刘两花、贺才金、贺和远、贺三元、谢东英、梁文英、贺三妹、杨金娥、吴士才、刘礼元、贺伍元、贺爱云、谢正花均未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2、4、7、8、9、10、12、18、20.无异议；证据1、11、13、17.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不符合客观事实，被告有反证证实；证据5.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原告车辆的轮胎爆炸，证据6.因为原告未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而造成的扩大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车辆损失与本案无关，也不能确定其损失额；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

原告对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7、8.是被告自己拍摄的照片，没有证明力，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原告是受害者，而不是唐李，原告的损失不能等同等唐李的损失；证据

5.民事部分的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证据10.被告的路政执法人员确实到了现场，但没有

制止哄抢货物的行为；证据11、12.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3.去年收费都悬挂的是路政的牌子。

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合议评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除证据19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外，其他证据均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院的定案依据，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提供的证据3、7、8、10不足以证明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未在事故发生地的行车道和超车道同时施工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1、12、13不足以证明被告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也不足以证明其尽到了管理责任，本院不予采信，其他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谢六仁系赣C13948号大货车实际车主，于2009年5月25日与唐李承包的长沙芙蓉区华顺货运服务部签订零担货物运输合同，同月26日6时许，原告驾驶赣C13948号大货车从长沙华顺公司97站运载货物送往郴州市，途经京珠高速公路耒阳段387km+800m处时，由于该处路段超、行车道施工，车辆只能靠路肩行驶，该车右侧中间轮胎破裂，致使车辆失控滑入路边水沟后侧翻。车上货物被散落在地，被告贺文生、贺金生、贺才德等人哄抢货物，随后被告贺才任、谢满运、张本运、刘梅初、刘两花、贺才金、贺和远、贺三元、谢东英、梁文英、贺三妹、杨金娥、吴士才、刘礼元、贺伍元、贺爱云、谢正花等人参与哄抢，将车上大部分货物被抢掠，剩下小部分货物运至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潭耒大队进行保管，经耒阳市公安局侦察并委托耒阳市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哄抢货物进行价格鉴定，总价值为423518.88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了部分货物由货主唐李领走，经耒阳市价格认定中心价格鉴定领回货物总价值为122314.6元，另外唐李领走的货物中还有部分货物没有计入价格鉴定部门所鉴定的领回货物范围内，但在湖南省衡南县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唐李诉被告谢六仁、樟树市昌盛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过程中，货主唐李只要求原告谢六仁赔偿该事故货物损失150000元。对于少于实际货物损失金额部分同意放弃，2009年12月7日衡南县人民法院以（2009）南法民二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谢六仁赔偿唐李货物损失1500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670元。谢六仁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经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谢六仁与唐李达成调解协议，并作出了（2010）衡中法民二终字第7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生效后，原告未按调解书履行其义务，衡南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4日作出（2010）南法执字第19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原告谢六仁所有的赣C13948号大货车以评估流拍价69760元的价格，交付给唐李。

另查明：本院于2010年9月25日作出（2010）耒刑初字第2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贺才任犯聚众哄抢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被告人贺才任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贺才德、贺文生、贺金生、张本运、谢满运、刘梅初、谢东英、梁文英、贺三妹、杨金娥、吴士才连带赔偿原告谢六仁经济损失154670元，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赔偿原告30934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谢六仁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不服。就民事部分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日以（2010）衡中法刑二终字第12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2010）耒刑初字第2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判决，并发回本院重新审理。在本院审理（2010）耒刑重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一案中，附带民事原告谢六仁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1年1月5日作出（2010）耒刑二重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谢六仁撤诉，后原告于2011年1月29日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谢六仁作为赣C13948号大货车的实际车主与唐告承包的长沙芙蓉区华顺华货运服务部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有负责将货物安全运至目的地的责任和义务，既是义务赔偿人，但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可要求赔偿的权利人。在本案中，被告贺文生、贺金生、贺才德、贺才任、谢满运、张本运、刘梅初、刘两花、贺才金、贺和远、贺三元、谢东英、梁文英、贺三妹、杨金娥、吴士才、刘礼元、贺伍元、贺爱云、谢正花与其他当地村民共同哄抢原告谢六仁赣C13948号大货车上的财物，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对于原告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上列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由于在事故发生路段的超车道和行车道同时施工，车辆只能靠路肩行驶，致使该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对公路附属设施具有维护管理责任，由于其没有及修复防护栏的缺口，导致本案上列被告和当地村民利用防护栏的缺口直接进入现场哄抢，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因此，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对原告因该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对原告的损失金额应以衡南县人民法院（2009）南法民二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150000元为基准，原告诉请中要求赔偿其所有的赣C13948号大货车以13.8万购买在执行中衡南法院以69760元以价格拍卖抵偿给唐李，其中亏损68240元及支付诉讼费3300元、财产保金费1270元、上诉费1650元、执行费1000元、评估费1450元、拍卖费2400元，共计79310元，因原告不自觉履行生效调解书中所确定给付义务，而引起的扩大损失，因此，该损失应当由原告自己承担，由此可见，原告谢六仁，因该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为150000元+4670元＝154670元，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对该事故负有一定的责任，应当承担原告总损失额20%，即154670×20%＝30934元，其余部分的损失应由其他被告连带赔偿。因此，对原告谢六仁请求判决上列被告赔偿其损失410834.68元的诉讼请求，除本院所认定损失额154670元，本院予以支持外，其他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贺文生、贺金生、贺才德、贺才任、谢满运、张本运、刘梅初、刘两花、贺才金、贺和远、贺三元、谢东英、梁文英、贺三妹、杨金娥、吴士才、刘礼元、贺伍元、贺爱云、谢正花连带赔偿原告谢六仁经济损失123736元；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赔偿原告谢六仁经济损失30934元，上列款项限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谢六仁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434元，由原告谢六仁负担4217元，被告湖南省潭耒高速公路管理处负担1052元，被告贺才任等二十人负担31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朱田生

代理审判员谢任群

人民陪审员谢丰华

二0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书记员谢碧波

校对责任人：朱田生打印责任人：谢碧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三十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书 篇6

自诉人：赵女，女，28岁，汉族，四川达州通川区人，初中文化，XX公司职工，住达州市通川区某街某号。

自诉人：张某（系赵女之夫），男，32岁，汉族，四川达州通川区人，高中文化，XX公司职工，住达州市通川区某街某号。

被告人：吴某（系赵女之继母），女，52岁，汉族，四川达州通川区人，农民，住达州市通川区某街某号。

被告人：赵男（系赵女同父异母的兄弟，吴某的亲生子），男，22岁，汉族，四川达州通川区人，高中文化，XX公司职工，住达州市通川区某街某号。

案由：故意伤害罪

诉讼请求：

1、吴某、赵男承担刑事责任

2、赔偿自诉人8700元人民币。

3、诉讼费用有被告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赵女由外祖母养大，与吴某关系不和，来往稀少，吴某平时对赵女存有怀恨之心，经常到赵女家门口借故谩骂、挑衅。2006年底，赵父去世，赵女因此分得一笔遗产，吴某因此更加恨赵女。2007年2月26日上午，吴某见赵女没有去给赵父上坟，以赵女没有良心为由两次到赵女家闹事，撕毁春联，揪掉了赵女的头发，挖破赵女的脸皮，使赵女疼痛难忍。在呼救中，过路群众徐某赶去拉开。吴某扔不罢休。当晚十点左右，吴某又与其子赵男领着孙某、宋某等十多人，砸坏赵家房门插销，闯进屋内。用砖头和穿着大皮鞋的脚踢赵女和她的丈夫张某，直打得两人伤痕累累，当时在场的有胡某、李某作证。

经达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张某头部及腰部挫伤，赵女左臂及下肢六处挫伤、右耳处挫伤、皮下有淤血。造成夫妻两人二十多天不能上班，停发工资2200元人民币，并花去医疗费6500元人民币。

综上所诉，被告人吴某、赵男，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带人殴打自诉人赵女、张某，造成赵女、张某受伤，已经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现自诉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理。

此致

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法院

自诉人：赵女张某2007年7月13日 附件：

1、《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书》副本三份；

2、第三人民医院治疗费用清单；

3、XX公司停发张某工资2200元人民币证明材料；

3、证人胡某、李某的身份证明材料；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 篇7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1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了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极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 该司法解释忠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是合理的。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解释不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质, 与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协调。从刑事被害人的角度看,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 其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其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为了彰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 协调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冲突, 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确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一) 符合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法律相关规定的精神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刑事案件中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 仍属于民事权利争议的解决范畴, 故应受民事法律调整, 其在实体上具有独立性, 在程序上受到民事诉讼法许多规定的制约, 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我国《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这就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 还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在我国民法有关规定中, 侵害他人人身权的赔偿中则是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的。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1]7号) , 其中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 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2010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该法的这些规定应当理解为:如果犯罪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则该犯罪行为人应承担的侵权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责任, 而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 由于犯罪行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二) 能够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原则

从法理上讲, 犯罪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且比民事侵权性质要严重得多。在民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 对于犯罪这种严重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 显然更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 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且触犯了刑法, 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 名誉降低, 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 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 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 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 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 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在许多刑事案件中, 如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一般的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如果法律对较轻的民事侵权尚且规定受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那么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的受害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则在情理之中。

(三) 能在司法实践中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协调起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对犯罪类侵权造成的物质损失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或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近年来, 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审理被害人诉其名誉权等受到侵害时, 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使被害人的人格、名誉等非财产性的精神损害, 无法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而只能分案审理, 先由刑庭审理刑事犯罪, 再由民庭审理精神赔偿纠纷, 如此以来就会出现矛盾的结局:受害人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但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起。同样的事实, 运用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同, 不仅损害了我国法律的统一性, 而且给被害人、法院造成了诸多不便, 降低了司法的效率。因此,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也能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活动协调起来。

三、结论

由此可见,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及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通过的《批复》, 是对《刑事诉讼法》的扩大解释, 其实质是最高人民法院越权行使了本身并不具有的立法权, 这一司法解释也有悖于我国民事法律相关规定的精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意图, 能更好地协调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之间的冲突,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提高法院办案效率, 节省诉讼资源。建议:将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修改为“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通过的《批复》。

参考文献

[1]肖衡, 张高彬.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11) .

[2]张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性探讨[J].法律适用, 2002 (6) .

[3]庄乾龙.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若干问题的疑问[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12) .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 篇8

关键词：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进步；不足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99-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认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首先要理解其性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未做明确规定，因此法学理论界对此理解各异，共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就是刑事诉讼，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第二种观点是民事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民事诉讼，因为其目的是解决民事责任。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说，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结合形成的特殊的诉讼。第四种观点是特殊民事说[2]，附带民事诉讼在性质上是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要遵守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规定，但是又因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且由犯罪行为引起，因此为特殊的民事诉讼。第四种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接受。

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产生基础是刑民分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最主要是为了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最早见之于法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180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在世界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是一个普遍实行的制度，各国对它的态度褒贬不一。不论是有无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各国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学理上把各个国家的运行模式分为三种模式。平行式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附带式以法国、德国、前苏联为代表，大都规定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由法院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对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裁决。但各国在具体运行中又各有不同。折中式以英国为代表，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诉讼程序附带解决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而在其余情况下通过民事程序或其他方法予以解决。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进步之处

我国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仅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分别为第77条和第78条。第77条中指出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而第78条又规定只有在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的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进行，其余都是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并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从以上两条内容分析，我国采取附带式的模式来解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2012年3月18日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条文，由原来的两条扩充为四条，主要表现在“三个增加”上：即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享有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权利；人民法院可以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在做出判决、裁定时也可以考虑物质损失情况。这三个增加是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重大修改，刑事附带民事制度主要是解决被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立法机关在设计条文内容时不仅将诉讼效率的提高和定纷止争的需要考虑在内，而且也特别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被害人能够及时获赔。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一大“败笔”，我国刑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之前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对此，新刑事诉讼法第100条构建了两类保全措施：依职权的保全措施和依申请的保全措施。不仅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新刑事诉讼法还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2条还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以上规定将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大大提前，从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即可申请保全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这对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做出判决、裁定。”该条规定将调解纳入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结案方式，而且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当为诉讼双方当事人所遵守。另外，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55条第三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的限制。”根据该条规定，调解的内容完全可以突破“物质损失情况”的限制，而且被告人也可以通过给付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费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形式来取得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谅解，同时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以将这一点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律的上述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各方来说都是利大于弊的。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不足之处

1.受案范围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99条第1款只是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但至于具体种类及所属案件范围没有限制。从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内容可以得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主要限制于两类：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致物质损失的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各类新型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若只将案件范围限制于以上两类案件会严重影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根据司法解释，对于两类案件之外的其他案件，人民法院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方式来解决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从实践情况来看，追缴和责令退赔并不容易。如果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之后被害人的损失仍然不能弥补，那么被害人还要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也给诉讼当事人带来了讼累，使物质损失赔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

2.赔偿范围

新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38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它彻底堵死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寻求救济这一途径的可行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于因犯罪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根据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既可以请求物质损失的赔偿，又可以请求精神损失的赔偿。这就造成同一事实，因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而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理应适用民事法的有关规定。而且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比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程度甚至更深。我国法律一方面从实体与程序上授予公民人身权利被侵害时得到救济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法律中又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剥夺。这种现象难以体现法律的公正。

3.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的适用

虽然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与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但二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采用优势证明原则，即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于一体，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却并没有对其应采用何种证明标准予以明确。若采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会导致刑事诉讼中并未认定有罪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能构成侵权，无法追究责任，但是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却能构成侵权。若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却可能构成侵权。此外，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对于自认效力的认定也是不一致的。在刑事诉讼中，自认即被告人的口供，法律规定若仅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而在民事诉讼中，自认即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予以承认或者一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己不利的事实不予反驳，法院对于以上的情形可以径行判决或者视为默认。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对证据完全相同的同一案件，得出的法律事实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参考文献：

[1]叶青.刑事诉讼法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