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篇1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点认识

托克维尔探索“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时, 似乎是要弄清楚造就这场

革命的历史原因。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 大革命就是旧制 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只是 规范了和调整了一桩大事业的效果并使之合法 化”而已。也就是说他认为大革命并没有使社会 或国家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 大革命没有缔造一 个新的民族, 没有打造一个新的法兰西。

传统的观点认为, 哪里的压迫愈重, 哪里出 现的反抗就愈激烈, 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 革 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当时 的法国事实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 日常 生活并不算穷困, 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 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 政治上相对开明, 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 王室也在进行不紧 不慢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改革, 所以在第三篇第四 章, 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 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 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论述给我的理解就 是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其实就是路易十六改革的 继续和必然结果。这是因为

在大革命前, 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 命: 农民基本摆脱了领主的统治, 而且已变为土 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 农民对残存的封建 权力就更难忍。作为土地所有者, 农民才会对封 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 慨;另外, 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利, 贵族的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篇2

1787年制定的宪法,是州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妥协的产物。立宪之前建立的邦联高度自治,但不利于全美人民的生产、生活流动以及国家的管理,例如,各州之间的关税壁垒严重阻碍了国内市场统一和经济发展。1787年召开的一系列关于立宪的会议上,州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都同意赋予中央政府更多权利,以便解决各州不能单独应对的问题,但是在”最高主权属于州还是中央这一点上“,双方各执一词,彼此争吵不休。在僵持不下的局面下,双方不得不作出了妥协,通过了两院制,众议院实行比例代表制,参议院实行一周一票的平等代表制。但宪法并未明确划分州权和联邦集权,这使得南方奴隶主有了可乘之机。1861年林肯就任前期,南北关于是否废除奴隶制争论激烈,南方七州均宣布脱离联邦。南部奴隶主竭力为自己的分裂行径做辩护,声称:“分离不同于单纯的革命权利,而是符合宪法的。”他们认为各州不仅有权不服从违宪的法律,而且享有对国会法令的“废止权”。认为“联邦是各州间契约的产物,因此签订契约的各州是对侵犯其权力的合法裁判人。”美国宪法的序言就明确指出,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後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可见宪法的本质是维护一个统一的、正义的“联邦”而存在,南方奴隶主要求脱离联邦的行为实质上是违宪的,而非他们口口声称的“符合宪法”。并且宪法第一条第十款规定,各州不得缔结任何条约、结盟或组织邦联;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和另外一州或国缔结任何协定或契约,除非实际遭受入侵,或者遇到刻不容缓的危急情形时,不得从事战争。南部奴隶主妄图夸大州权,使其凌驾于国会之上,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属于叛国行为。

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说》里提到“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扰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林肯在废奴问题上持保守态度,其核心思想是为了避免国家分裂,维护联邦统一。在1863年发表的《解放黑奴宣言》中,林肯表示要坚决废除奴隶制,“1863年元月1日起,凡在当地人民尚在反抗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为人占有而做奴隶的人们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但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林肯,其自身也有一定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蓄奴州的奴隶都可获得自由,而仅限于叛乱州;他最终并未从经济上给奴隶以彻底解放,还打算将“解放了”的黑人送往国外。林肯对于奴隶制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南北矛盾冲突的逐步升级,直至无法调和,须以战争手段来解决的过程。他并非在战争开始就对奴隶抱以深刻同情,而是认为奴隶制从根本上不利于联邦内部团结统一,而1787年立宪的目的之一即为取代松散的邦联,建立一个统一管理的中央政府。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国家的主权既不完全在联邦,也不属于州政府,而是分散在联邦和州政府里。奴隶制造成了北方新兴资产阶级同南方种植园经济奴隶主的尖锐对立,导致南方产生退出联邦、建立新的秩序的想法,这与好不容易才制定的宪法所蕴含的国家统一、权利分散精神相违背。

当然,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宪法所蕴含的民主精神,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处于下层的黑人为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过程至今从未停止。奴隶制剥夺了黑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他们整日在田间劳动,服务奴隶主,没有受教育、甚至自由行动的权利。大卫沃克指出,白人乐于将黑人置于“无知和堕落”之中,乐于享受黑人的效忠和劳动。《圣经》中指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是”整个“人类的主人。如果上帝允许暴君享受和平和宁静,而将黑奴置于无知和悲惨的境况下,那么,上帝还可以代表公平正义吗?i借助宗教这一有力工具,大卫沃克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挑战了《圣经》中刻画的“公正而又仁慈”的上帝形象。难道黑人和白人信仰的不是同一个上帝吗?根据《圣经》,上帝只有一个,那为何在仁慈的主的注目下,白人可以享受特权,黑人却连最基本的平等、自由等人权都没有呢?美国《独立宣言》中规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精神化的宗教,还是白纸黑字的《独立宣言》,其中都蕴含着民主、平等的思想。奴隶制的存在,即是对美国立国所坚持的民主和平等思想的背叛,意识到这一点,林肯在南北冲突极端尖锐的情况下,不得已向南方宣战。

论美国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篇3

1787年制定的宪法，是州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妥协的产物。立宪之前建立的邦联高度自治，但不利于全美人民的生产、生活流动以及国家的管理，例如，各州之间的关税壁垒严重阻碍了国内市场统一和经济发展。1787年召开的一系列关于立宪的会议上，州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都同意赋予中央政府更多权利，以便解决各州不能单独应对的问题，但是在”最高主权属于州还是中央这一点上“，双方各执一词，彼此争吵不休。在僵持不下的局面下，双方不得不作出了妥协，通过了两院制，众议院实行比例代表制，参议院实行一周一票的平等代表制。但宪法并未明确划分州权和联邦集权，这使得南方奴隶主有了可乘之机。1861年林肯就任前期，南北关于是否废除奴隶制争论激烈，南方七州均宣布脱离联邦。南部奴隶主竭力为自己的分裂行径做辩护，声称：“分离不同于单纯的革命权利，而是符合宪法的。”他们认为各州不仅有权不服从违宪的法律，而且享有对国会法令的“废止权”。认为“联邦是各州间契约的产物，因此签订契约的各州是对侵犯其权力的合法裁判人。”美国宪法的序言就明确指出，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後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可见宪法的本质是维护一个统一的、正义的“联邦”而存在，南方奴隶主要求脱离联邦的行为实质上是违宪的，而非他们口口声称的“符合宪法”。并且宪法第一条第十款规定，各州不得缔结任何条约、结盟或组织邦联 ； 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和另外一州或国缔结任何协定或契约，除非实际遭受入侵，或者遇到刻不容缓的危急情形时，不得从事战争。南部奴隶主妄图夸大州权，使其凌驾于国会之上，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属于叛国行为。

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说》里提到“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扰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林肯在废奴问题上持保守态度，其核心思想是为了避免国家分裂，维护联邦统一。在1863年发表的《解放黑奴宣言》中，林肯表示要坚决废除奴隶制，“1863年元月1日起，凡在当地人民尚在反抗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为人占有而做奴隶的人们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但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林肯，其自身也有一定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蓄奴州的奴隶都可获得自由，而仅限于叛乱州；他最终并未从经济上给奴隶以彻底解放，还打算将“解放了”的黑人送往国外。林肯对于奴隶制态度的转变体现了南北矛盾冲突的逐步升级，直至无法调和，须以战争手段来解决的过程。他并非在战争开始就对奴隶抱以深刻同情，而是认为奴隶制从根本上不利于联邦内部团结统一，而1787年立宪的目的之一即为取代松散的邦联，建立一个统一管理的中央政府。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国家的主权既不完全在联邦，也不属于州政府，而是分散在联邦和州政府里。奴隶制造成了北方新兴资产阶级同南方种植园经济奴隶主的尖锐对立，导致南方产生退出联邦、建立新的秩序的想法，这与好不容易才制定的宪法所蕴含的国家统一、权利分散精神相违背。

当然，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宪法所蕴含的民主精神，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处于下层的黑人为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过程至今从未停止。 奴隶制剥夺了黑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他们整日在田间劳动，服务奴隶主，没有受教育、甚至自由行动的权利。大卫 沃克指出，白人乐于将黑人置于“无知和堕落”之中，乐于享受黑人的效忠和劳动。《圣经》中指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是”整个“人类的主人。如果上帝允许暴君享受和平和宁静，而将黑奴置于无知和悲惨的境况下，那么，上帝还可以代表公平正义吗？i借助宗教这一有力工具，大卫 沃克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挑战了《圣经》中刻画的“公正而又仁慈”的上帝形象。难道黑人和白人信仰的不是同一个上帝吗？根据《圣经》，上帝只有一个，那为何在仁慈的主的注目下，白人可以享受特权，黑人却连最基本的平等、自由等人权都没有呢？美国《独立宣言》中规定，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精神化的宗教，还是白纸黑字的《独立宣言》，其中都蕴含着民主、平等的思想。奴隶制的存在，即是对美国立国所坚持的民主和平等思想的背叛，意识到这一点，林肯在南北冲突极端尖锐的情况下，不得已向南方宣战。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篇4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出现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现象。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其资本剧烈膨胀，要求殖民地，但世界已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因此必须寻找市场以适应资本扩张的需要。而老派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愿意让出已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因此，这种不平衡必然要被打破，建立资本主义之间的新的平衡，战争自然成为解决的这一问题的手段。

从当时的具体原因来说，一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如电力、内燃机、新兴工业，炸药运用于军事，为大战提供了条件。二是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主义思想理论发展的需要，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为侵略扩张提供了战争的思想基础。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制度原因探析 篇5

2007年3月, 全美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次级抵押借款人违约而陷入坏账危机, 4月, 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6月, 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旗下两只基金, 传出因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亏损的消息;7月, 标准普尔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8月, 美国第十大贷款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 Investment申请破产保护。从2006年底至2008年底, 全美共有约80多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宣布停业, 其中11家已经宣布破产。2008年9月初, 美国房贷两巨头——房利美、房地美被政府接管, 随之,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美林、美国国际集团 (AIG) 、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大投资银行被收购、政府接管或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蔓延, 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 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 “蝴蝶效应”令各国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次级债危机给处于经济金融高位运行的中国敲响了警钟。诸如流动性过剩、房地产价格虚高、信贷投放过度等一系列美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 从新制度角度研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 对于保障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宏观调控有序进行将大有裨益。

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原因分析的理论依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 认为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 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 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 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 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制度主要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它们的实施方式构成。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 包括法律、政治规则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 并构成历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 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他指出在社会成员相信制度是公平的时候, 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侵犯产权, 那么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

三、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制度原因

当前, 在讨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中, 很多学者存在偏废其一的现象, 并不能完全概括出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 美国次级债从风险积聚到危机的爆发乃至形成一种全球性经济危机,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 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角度来分析, 才能从根本上挖掘出隐含在美国次贷危机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正式制度原因

我们可以从次级债产品制度设计、危机传导机制和监管制度体系三个方面的正式制度现状来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

1.在次级贷款产品制度设计方面存在固有的缺陷

美国次级贷款产品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及低利率假设的基础上的。次债产品的创新刺激了美国居民负债买房, 大家都在幻想房价会越涨越高, 而利率则会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这种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 而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利率不断下跌或长期低利率政策的假设之上, 显然制度设计就没有成功的基础。理论上和实际上假设就不成立, 在房市火爆的时候, 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 但如果房市低迷, 利率上升, 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 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 大量违约客户出现, 不再支付贷款, 造成坏账, 此时危机就会产生。

2.次级债证券化过程中缺乏传导隔离机制

美国把房地产信贷包装成有价证券 (MBS债券) 拿到资本市场上去流通, 但缺乏次贷债券发行危机预案。次级债风险由于通过证券被转移到投资者身上, 表面看, 风险是分散了, 但实际上它可能传导到证券市场, 让投资者购买本来达不到投资等级的资产。由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性和全球联动性,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在全球金融市场不断传递和放大并继续扩散。由于美国次贷债券发行缺乏相应的危机预案, 以至于危机发生时措手不及, 从而使局部的债务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由区域危机、行业危机扩散为系统性危机。

3.政府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

次级债危机发展过程折射出来的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构建不健全和信贷结构不合理, 比如, 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就不透明, 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 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 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美国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社会民间私人债券评级机构,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太多可以自我操作的空间, 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准确、可靠, 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贷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决策。尽管次级债危机发生后,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住房信贷市场危机的监控和预警, 试图恢复国内外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 但是次债危机仍然不断蔓延和加重。

(二)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非正式制度原因

我们可以从美国金融机构自身经验的谨慎性和社会投资者个人风险意识两个方面的非正式制度来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

1.美国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谨慎性不高

20世纪90年代末, 美国政府利用低利率及减税政策鼓励居民购房,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做房屋贷款的银行、金融公司, 借此大力扩张住房贷款。在激烈的竞争面前, 不少金融机构降低住房信贷消费者的准入标准, 美国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 但是近几年已降到了零, 甚至出现了负首付, 以吸引购房者。一些中介公司放弃职业基本守则, 银行为短期利益降低房贷政策, 结果根据不实评估报告, 进行了风险贷款投资。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 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 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商业银行承担了贷款的百分之百的责任。

2.社会投资机构和个人风险意识不足

由于美国政府利用低利率及减税政策鼓励居民购房, 加上抵押贷款公司为了追逐高额利润, 不惜降低信贷门槛, 放宽贷款的审核, 忽视风险管理和贷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和信用状况。一些信用记录有瑕疵, 或者评分不足, 或没有收入证明的人也可予以贷款购房。社会投资者和贷款人淡化了风险的可能性, 认为就算现金流并不足以偿还贷款, 他们也可以通过房产增值获得再贷款或者是变卖房产来填补缺口。因此, 在整个利益链中, 次级贷款的借款人愿意以高出优惠利率2%～3%的成本进行借贷, 抵押贷款公司的利润来自于将抵押贷款出售给银行, 银行的利润来自于将抵押贷款证券出售给抵押贷款证券购买者, 而抵押贷款证券购买者会享受到比购买国债或投资债券更高的收益。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前提:房价永远处于不断上涨状态。因此, 如果一旦利率上升, 房价下跌, 必然引起社会投资者和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 从而引发次贷危机。

四、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启示

(一) 从正式制度角度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相关法律体系

1.加强贷款制度建设

这次危机发生在金融市场最发达、最严密的美国, 并迅速蔓延, 说明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制度缺失同样是存在的。此次危机对于我国发展资本市场, 特别是衍生品市场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使我们认识到, 在市场发展过程中, 必须建设制度和规则。加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次级债危机, 实质上就是贷款者的信用危机。虽然, 美国有比较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 比如信用评级高于660分的贷款者, 可以享受优惠利率;信用评级低于660分的贷款者, 不得不接受相对较高的利率。但是, 仍然出现严重的次级贷款危机。反观中国, 我国产品开发并没有与信用级别联系在一起, 目前按揭购房的手续也很简单, 没有信用记录, 只需要单位的“工资收入证明”, 这样, 不同信用等级的贷款混合在一起, 很难区分风险大小。借鉴美国在信贷市场方面的结构性技术, 加强风险过滤机制建设, 建立健全征信系统, 有效进行客户区分, 并在此基础上研发结构化住房信贷产品, 对我国商业银行控制风险大有裨益。

2.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传导隔离机制

资产证券化本身并没有错, 其错误在于这种创新金融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制度缺陷, 缺乏传导隔离机制。目前, 我国正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 我们一定要吸取次级债危机的教训, 选择银行的优良资产进行证券化。虽说投资者在获取收益的同时必定要承担风险, 但是, 银行不能光想着将贷款证券化以后就一了百了, 仍然要关注贷款的资质和信用风险。在我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基础资产的信息披露, 建立资产信用风险的评价体系, 规范、引导信用评级机构评级行为, 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资风险。

3.加强监管制度的完善并实行严格监管

银行在资产泡沫中的非理性信贷膨胀, 对资产泡沫的形成有助纣为虐之过, 也对自身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患。中国应该严格控制、查处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的阶段和时期违规违法向房地产贷款、向资本市场贷款的信贷行为。中国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不仅会把政府巨额注资、坏账剥离后脱胎换骨的银行拖回过去的无底深渊, 更严重的是会把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经济毁掉。当前监管部门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引导、督促金融机构多层次地进行信贷结构细化, 重新制定房贷审批和贷款收回制度, 建立分层控制体系, 这样不仅能够有效提高中国金融机构不同风险的资产定价能力, 而且可以有效地监控风险。从而通过结构化手段为风险设置更加细化的防火墙, 延迟风险的蔓延速度, 为化解风险赢得更多的时间。

(二) 从非正式制度角度完善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和社会投资者风险意识

1.提高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谨慎性

此次次贷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不谨慎, 银行为了趋利不惜放低借贷标准, 机构投资者, 特别是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本应履行谨慎义务的受托人, 为了追求收益, 不惜降低风险溢价, 参与对冲基金等高风险投资。这些不谨慎的行为导致了危机的形成, 这一点我国金融机构应该引以为戒。目前, 我国房地产和股票正处于持续上涨周期, 在这一过程中, 极易出现追求利润、忽视风险的非谨慎经营行为。因此, 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 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

2.社会投资机构和个人应该提高风险意识

大家都知道, 2004年以来, 中国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之后, 物价持续走高, 经济运行由过快向过热转化。过剩的流动性一方面使股市火爆, 一方面使房价开始呈现出剧烈暴涨态势, 形成回报率很高的投机市场。房地产市场持续高温, 使人们对房价继续走高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预期, 一些资金包括国际热钱盲目跟进, 投机氛围渐浓。但是这种表面繁荣好景不长,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使得资本市场悲观, 股市和房市一路走跌。炒房者、尤其是贷款炒房者被深度套牢。因此, 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房地产企业都要警惕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理性看待目前的房地产市场, 避免投资行为中的赌博和冒险心理。同时, 政府也应不遗余力地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 帮助中低收入者置业, 合理引导房地产价格走势。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1991.

[2]管建星.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制度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社会科学论坛 (学术研究卷) , 2007 (1) .

[3]刘文旺, 颜鹏飞.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演变[J].当代经济研究, 2005 (l2) .

[4]陈兴动.次债危机引发原因[J].商务周刊, 2008 (20) .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篇6

关键词：朝鲜战争 地缘政治 爆发原因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美、苏冷战的象征，引发战争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将从地缘政治学来分析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

地缘政治学（又译地理政治学）是有关地理和政治之间，特别是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问。它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地缘政治学关注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拥有的自然资源等等地理因素或自然环境，及其与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行为方式等之间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它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一座桥梁。这样一来，它既可以成为陆权国家（或大陆国家）进攻海权国家（或海上国家）的通道，也可以成为海上国家侵略大陆国家的跳板。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大陆国家和海上国家都会努力争夺这个战略要地。第二，朝鲜半岛的周边均是大国，或者说朝鲜半岛总是与强国（包括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为邻。中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是朝鲜半岛的近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朝鲜半岛的特殊邻国。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指出，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上述四个大国利益直接交汇的地区[1]。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半岛的地位很像上一只“鲸鱼群中的小虾”，这种状况使得它极易成为大国争斗的场所与牺牲品。

正由于朝鲜半岛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因此历史上该地区也曾多次爆发大规模的国防冲突。诸如元、明时期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冲突，清朝的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等。虽然导致这些冲突的原因复杂多样，冲突的主角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16世纪，在中国的诸多封贡国中，朝鲜的地位最为重要。它不仅为中国带来“天朝上国”的美名，还保障了中国的边疆安全与稳定[2]。而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则视朝鲜半岛为亚洲大陆伸出的一把匕首，它直指日本列岛的侧腹[3]。于是，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后，日本国力增强，便把朝鲜半岛视为囊中之物和侵略中国的跳板。1592-1598年间，日本两度侵朝，当时明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助之抗击日本侵略和捍卫本国国土的安全。战争最终以日本在朝鲜半岛撤兵宣告结束。

之后，中日之间围绕朝鲜半島的冲突屡次发生。“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一踏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便将矛头指向了朝鲜半岛。最终导致了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战争以正在崛起的海洋国家日本打败了已衰败了的陆上国家中国告终，中国被迫退出了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斗争。

1904-1905年，实行“北进政策”的日本与视朝鲜为南下的前进基地并实行“远东政策”的俄国在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日俄战争爆发。海上国家日本通过赢得这场战争最终确立了自己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地位。

以上这些国际冲突表明，正是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它极易成为大国争斗的场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1950-1953年朝鲜战争正是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在朝鲜半岛争斗这个地缘政治逻辑的延续，其起源可追溯到1945年“三八线”的划定，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这条线也可以视为陆权国家苏联和海权国家美国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分界线[4]。

美国是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的几个大国中唯一不与朝鲜半岛接壤的大国，但这并不妨碍朝鲜半岛对于美国的地缘价值。美国一直都强调其利益的全球化，而朝鲜半岛则是它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在美国看来，朝鲜半岛一旦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就可能导致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多米诺骨牌”现象的出现。基于这种逻辑，朝鲜被美国视为冷战时期与苏联争霸中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前沿和重要军事立足点。美国若控制和支配了朝鲜实际上就等于拿到了制约中、日、俄三国在朝鲜半岛扩大利益的战略武器[8]。

苏联与朝鲜半岛既从陆地接壤，又隔日本海遥遥相望，朝鲜半岛南端的对马海峡是苏联从远东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之一。因此朝鲜半岛对于苏联也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对于苏联来说，如果控制了位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半岛，苏联将取得对中、日两个亚洲大国的战略优势，从而确保苏联有效地拓展“东方外交”，并在亚太地区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保证其远东地区的安全，从而避免美国在其侧翼的威胁。

中国是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的国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朝鲜半岛是“中国的头部”，对中国具有极大的地缘战略价值。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敌方可利用朝鲜半岛从不同的方向对我威胁、进攻。它不仅关系到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得失，而且对华北地区的稳定和首都北京的安全，以及整个北部沿海地区的防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9]。对中国来说，一旦失去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朝鲜半岛将成为包围遏制中国的战略前哨，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将失去战略缓冲区，直接暴露在反华势力面前。中国的心脏——京、津地区的战略防御空间将大为减小，直接威胁渤海湾与黄海之间的联系通道。朝鲜半岛还会威胁到东部沿海的安全，包括沿海运输线和北海与东海的互联互动，从而在侧翼牵制台湾问题。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经济利益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曾提出：“如果说在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中有一个公式的话，那就是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控制世界。”[10]很显然，朝鲜半岛就是欧亚大陆周边与海洋交界的边缘地带，是围绕大陆并沟通大陆与海洋联系的纽带，在陆权与海权的争夺中，具有缓冲区和桥梁区的战略作用，这使朝鲜半岛长期以来成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成为大国竞争与角逐的场所，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又加上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使这场战争最终爆发。

参考文献：

[1].Don Oberdorfer.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revised and upoloted[M].Basic Books，2001， VIII

[2]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M]，人民出版社，1999，13-15

[3]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中译本）（第一册）[M].商务印书馆，1984，2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 篇7

[内容提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不仅仅涉及经济层面的问题，在更深的层面，还涉及两个重要的因果关联，即国际经济体系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此次危机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导致了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美元本位制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F8371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01－08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我们讨论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问题，多少会被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大大出乎了人们当初的预料。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组织和多国联手救市效果欠佳，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国家甚至挣扎在破产边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及主要大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种种迹象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并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因此，深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讨其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无论对于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还是把握当前和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动趋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从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深度，还是从冲击的强度来看，此次危机已不是简单的信贷危机。从当前大多数经济分析来看，危机的爆发牵扯到以下几个层面、不同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美国国内经济层面，从金融领域我们能够发现缺乏监管的金融泛滥造成了美国金融信用体系的断裂；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上，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不成比例扩张所堆积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在国际货币体系层面，我们可以发觉美元本位制所导致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现有美元储备体系的脆弱；在世界经济层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愈益明显的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世界现有的生产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现有的消费能力)。总体来看，上述分析在经济层面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但是仍然存在两点明显的不足与缺陷。第一，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的隔离。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所强调的，“将政治学与经济学作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独立进行研究是片面的，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否则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层面，金融危机爆发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深刻变迁同样密切相关；第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脱节。事实表明，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问题都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因素密切相关。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同样不可忽略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本文认为，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探究金融危机体系结构层面的深层原因，有利于挖掘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本诱因。总之，与单纯的经济分析相比，对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更侧重危机爆发原因的根本性、全面性，体现了更深刻的内涵。

1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和深入，国际经济秩序也经历着重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突出特点表现出来：第一，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展与愈发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主要指随着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金融的扩展和融合，今天贸易和金融的触角已几乎伸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组织、公司、团体、个人的活动与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相关、互相依赖。第二，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级化趋势。即与全球经济不断加强的相互融合和依赖相伴随的，以原有的成熟工业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各种新兴经济力量崛起为标志的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趋势。这些新力量主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人们常说的“金砖四国”BRICs)、富含储备的石油出口国和各种各样的权力经纪人(Power Brokers)。前两者凭借它们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或者资源供给能力在全球经济供给链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者如同缝制全球贸易和金融关系网络的能工巧匠，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舞台上地位凸现。这些推动经济多极化的力量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权力结构并深远地影响着它未来的发展。第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国家主权、淡化了领土边界。“各种形式的跨国经济交流活动已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这其中最明显的是货币流通，现在全世界每天接近2万亿美元跨越国际边界，而近乎90％的这些国际交易是与货物和服务贸易无关的资金流动”。应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上述三大特点也是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三个最显著的动能，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主导下的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就是现有的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愈发不相适应，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与矛盾。这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第一，传统的以“中心－边缘”模式进行划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不能掌控世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6年联邦储备银行年度经济研讨会所承认，“成熟工业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与融合。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生产制造能力比重的提升，19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划分模式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同样，另一导致这一模式崩溃的重要变化就是资本流动的方向。19世纪处在中心区的英国，能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并向边缘区国家输出资本，但今天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存在着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向其提供资本输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当然，伯南克有一点没有讲透，即传统的“中心－边缘”两级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具备非常明显的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中心能够通过掌握生产和资金来控制和影响边缘。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能力是逐渐下降的。最初要应对日本、欧洲经济复兴的挑战，现在要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冲击，这一切都使维持霸权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第二，缺乏调整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导致一个倾斜、不稳定的体系。“尽管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扩散，但它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新生力量实力的增长更多体现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上、而不是影

响能力上。世界经济权力的天秤依然倾向老的一极”。美国虽然缺少了对经济体系支配性的控制能力，但却仍然要保持霸权地位。不难发现现有的关于权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话语权的分配依然不合理、联合国的政治改革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各种国际规范和机制的制定仍然远远落后现实的发展。第三，权力结构的变迁、体系的失衡以及秩序调整的僵化导致国际体系内各种矛盾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各种危机的不断爆发。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的是贸易战、金融危机、能源资源的争夺、货币主导权的博弈。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争，冷战结束以来几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科索沃、高加索冲突)无一不涉及与体系变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的扩展、经济权力的分散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势的转移不可避免会导致美国权势的相对衰退，而美国要想继续维持昔日的霸权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本文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体系结构层面矛盾不断激化的一个集中释放，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至少通过以下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一，美国为了继续保持支配地位，必须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军事力量、对盟国的财政支持、对外援助，以及与维持国际经济相关的各种费用，这些保护以及有关成本不是生产性投资，相反却消耗其本身不断衰弱的经济力量；第二，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直至虚弱的经济力量不足以维持高昂的统治成本时，国家的财政不可避免的趋于恶化，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第三，为了解决维持霸权所堆积的财政赤字的融资问题，美国需要通过“美元本位制”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然而滥印美元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信贷泡沫、美元流动性泛滥，以及前所未有的贸易失衡；第四，全球性的贸易失衡使得贸易顺差国家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债务的投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这也使得美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赤字国家变成了历史上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第五，重新流入美国的资本如同注入银行体系的高能货币一般催生了美国金融行业疯狂的金融投资与信贷创造，直至形成经济泡沫，而当信用创造制造出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导致信用的断裂；第六，美国金融行业的超前发展与金融监管机制的严重滞后促成了危机的爆发，而金融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的惊人能力与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极度薄弱的现状也决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的全球性。

2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如果说以上论述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那么以下内容将尝试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来探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部诱因，本文认为近30年来美国国内宗教、社会、政治的变迁与此次金融危机同样密切相关，这些国内层面的因素同样通过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危机的爆发。

第一，宗教保守主义兴起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如果谈美国国内近30年来的重大变化，那么最令人瞩目的要算以基督教右派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义势力的迅速崛起。这股势力在宗教上主张按原教旨主义、福音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圣经》和美国宗教传统，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按上帝旨意建立的国家，因此注定要统治世界。“在有关社会、性与文化问题上，宗教保守势力坚决反对堕胎、同性恋，支持男女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分工。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具有明显种族与社会歧视倾向。对环境保护问题也持漠视态度，体现了明显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在政治上，宗教保守势力认为政府与大众文化日益受到世俗化的危害，主张教会重新参与公共政治，作为政治压力集团向政界领袖施加压力，借以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从而实现用基督教原则治愈美国的目的。总之，伴随其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美国宗教保守主义的上述价值、主张已经全面渗透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正如研究美国宗教政治的著名学者乐马可所言：“美国宗教右派势力的迅速崛起，已不能把宗教排除在美国政治生活的研究之外了”。

第二，宗教保守主义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宗教保守主义推动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与共和党联姻推动美国政治南方化。20世纪70年代，以南方州为主、拥有庞大民众基础、社会资源的基督教右派因不断加剧的政策、利益分歧而与民主党近乎决裂。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价值、利益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力表述。与此同时，处于逆境中的共和党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获得新的选民基础。相互需求促成两者结成政治联姻。这种联姻的直接结果就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的南方化，以及令人注目的共和党围绕宗教的重组”。(2)宗教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结盟，助推共和党取得政治优势。得益于自由主义衰退而崛起的基督教右派和新保守派，一个活跃于社会基层、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另一个在活跃于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对国家政策、公众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双方在价值、政治观念等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都迫切需要通过政党来获取影响政治的途径。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双方结成了相互促进、互相扶持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支持共和党重新夺回了美国政坛的优势地位，而且决定了美国社会近30年的整体保守趋势。如今新保守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布什政府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构建，而基督教右翼是决定近两届大选共和党获胜、得以连续执政的主要选民基础”。

第三，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势力相互配合主导美国内政、外交。经过数十年的渗透与影响，共和党已逐渐成为三股势力获取利益的工具。正如菲利普斯强调，“如果美国有一个地区希望推行十字军式的原教旨主义来控制国家政治，那一定是美国南方各州(宗教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而如果有一个地区最想通过国家为其谋取石油、军工垄断利益，那这个地区一定‘阳光地带(即美国西、南部迅速崛起的石油一军工财团)，而这一切促生了一个宗教、商业、政治紧密合作的复合体”。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小布什领导的近两届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变迁无一不体现这三股势力的强大影响。(1)小布什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美南浸信会教徒，并毫不忌讳在公开场合强调宗教信仰对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在国内，小布什政府无视环境保护问题，坚决抵制签署《京都议定书》。在社会保障、医疗问题等政策上也带有强烈的宗教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小布什政府强行套用宗教非善即恶的评价标准，强调美国是福音普散的超级强国，理应成为世界领袖，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救世主；(2)新保守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影响也非同小可，政府内阁多位鹰派人物与新保守主义关系密切，一些重要官员本身就是新保派份子。新保

守主义提倡的“单极世界论”和“新帝国论”在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很有市场，直至促成通过发动战争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3)布什家族与南部德克萨斯石油、军工财团关系密切，共和党历来都是大垄断财团积极扶植的对象。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垄断财团已成为全球扩张谋取利益的急先锋。因此，美国对外政策、战略必须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石油管道、地缘战略要地、重要航道以确保石油财团的核心利益。美国需要保持军事优势，不断向外扩张、维持霸权以满足军工财团的关键利益。美国必须要推行全球金融扩张，垄断货币主导权，以符合银行财团、华尔街的核心利益。

综上所述，从某种程度而言，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分别为美国向外扩张、推行霸权提供了社会基层动力、思想动力和经济利益动力，三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不断推动美国对外谋求霸权的国内基础和动因。而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又严重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于是，在国际一国内两个层面所构筑的封闭循环里，一边是夺取霸权的欲望愈发强烈，另一边是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弱。体系内的各种矛盾不断积聚，最终导致危机在冲突最激烈的领域、治理或监管最薄弱的环节不断爆发。从国际体系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现有体系内爆发的第一次危机，金融领域也不是危机爆发的唯一领域。因此，此次危机可以说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结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次集中释放。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深层原因的梳理，不难看出此次金融危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金融、经济领域的范畴(如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体系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等)。在更深的层面，它还涉及到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为应对危机所不得不进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影响，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哪些冲击?这些冲击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有何影响?

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地冲击大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对美国霸权经济基础的重大冲击。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受到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大型金融机构不断破产，巨型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接连倒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救市，但仍未阻止危机恶化。当前金融危机正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信贷恶化，美国制造业萎缩速度显著加快，失业人口迅速增加。正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说“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陷入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危机具体的损失尚未明确，但其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美国维持霸权的经济基础。(2)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的缺陷和调解的乏力。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被认为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促成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的糟糕表现，已使其内部管理结构(权力分配)的正当性、机制效率和管理职责备受争议。国际社会要求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对全球政治治理体制的冲击。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使得美国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协调来共同解决问题。当前，新兴经济体在抵御金融危机蔓延、维持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全球政治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更具代表性的G20取代了战后一直垄断世界经济命运的G7，登上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舞台。

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验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尽管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冲击更多还是体现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原因如下：(1)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在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四个权力结构上，美国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仍然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左右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然在高技术、高利润制造业中保持优势，这使其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上游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仍将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之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主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发放。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依旧出众，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软权力在全球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作为现有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美国维持霸权的意愿和能力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都不会显著降低。(2)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的表现一度非常活跃，不仅率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挑战，而且在2008年第七届亚欧峰会上，意欲拉拢新兴经济体一起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欧盟自身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欧洲对世界经济支配能力的相对下降。此外，在关键时刻总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一直是欧盟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一大软肋。欧盟内主要大国法国、德国、英国在如何缓解金融危机冲击、刺激欧洲经济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美欧在华盛顿峰会达成的共识与欧盟最初的改革期望相差很远。种种事实表明欧盟现有的实力仍很不足，无法动摇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3)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但其更多是体现为行动能力的加强，而不是影响能力的提升。无论从意愿还是从能力来讲，新兴经济体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依然有限，国际社会对其实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未来发展潜力的预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些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治理层面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4)全球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已使得彻底替换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的成本实在太高。从某种程度而言，G20所代表的世界政治经济主体力量，尽管与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都存在大小不一的矛盾，但或多或少都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巨大的成本代价、密切的共同利益使得主要国家倾向于选择协调与合作，推行渐进式的改革，修补现有国际秩序，而不是彻底的替换。

从某种程度而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重大影响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在变迁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前者来讲：第一，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国际社会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维护国际金融、货币体制稳定及其公正、健康、有序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

机遇。第二，世界各国密切协作、共同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对于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国际经济规范和制度，建立健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第三，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的有效改革有利于为推动国际政治治理体制改革积累必要的经验，有助于为国际社会探索和平变迁机制，促进国际秩序平稳、有序的过渡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当然，在上述机遇面前，国际社会也不得不面对多项重大挑战：第一，国际社会能否及时、有效地遏制金融危机的恶化与蔓延，防止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联合救市，但效果依然欠佳。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进而造成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那么很可能会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进而扭转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第二，多边主义能否压倒单边主义、约束美国霸权。金融危机如何解决很大程度是对国际社会现有多边主义的一次重要考验。美国虽然同意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也“显然不会认真考虑创建某种超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约束其主权，无论在原则上有多么可取，美国仍将在可预见的将来保留决策权”。此外，不管是奥巴马击败麦凯恩入主白宫，还是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控制国会，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维持美国的霸权)都不会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后布什时代欧洲与新兴国家来讲，如何让奥巴马维持美国向世界的开放，减少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三，新兴经济体能否真正将手中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将实力变成现实的影响力。从目前来看，至少存在内外两大障碍：首先，新兴经济体自身的持续发展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经济发展过度依靠出口导向模式，对外依存度偏高，内需严重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创新能力不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等等)，金融危机也使这些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其次，西方依然牢牢地保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话语权。如果权力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到来而不得不重新分配，那么美国和欧盟希望谁转让的更多一点呢?显然，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从具体操作来讲，这种转变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综上所述，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仍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能否更加公正、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如何把握当前的重要机遇，如何应对潜在的重大挑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不断恶化并向全球蔓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仔细了解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认真分析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内在关联，无论对中国自身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还是配合国际社会共同维持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