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人才

晋商人才

晋商人才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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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05月10日 15:42 华夏经纬网

晋商在经营中，十分珍视人才，凡是贤能之才，不讲亲疏血缘关系，总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招聘到本号重用。

什么样的人称之为人才呢?就是品德优秀或有某种专长的人，或德才兼备的人。

晋商的人才理念是：“经商之道，端赖得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晋商在这种人才理念的指导下，重才惜才成为其头等大事。

(一)选贤能，重托不疑

山西商号或票号在开办之初，当某个财东有足够的资金，决定要经办某种性质的商号时，其首要之事就是遴选一位理想中的大掌柜(或总经理)。大掌柜是整个号事经营管理的统帅，经营之成败优劣关键在此一举。因此各财东皆取唯才是举的方针，以事业利害为准绳，绝不讲亲疏血缘关系。

财东聘请大掌柜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介绍人推荐说项，一条是自己注意察访请进。不管是由哪条途径聘请，其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选贤能，唯才是举。经过推荐或察访，确定某人有胆有识，能攻善守，德才兼备，足以担任大掌柜之职，财东便以礼招聘，签订合同，明确身股份额(身股是以个人的智力或劳力顶股份，与财股平等参与红利分红。大掌柜或总经理的身股，一般定为

十厘，或叫一俸)，委以资本、经营、管理和人事全权。东家对任用的大掌柜，始终恪守“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道。当财东委托大掌柜全权上任之后，财东对号事平时概不过问干预，有的还在号规中明确规定，“东家不得干预号内人事，东家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这样，就给了大掌柜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完全的信任，让其大胆放手经营，全面发挥个人的智能才干，财东则静候年终或账期的决算报告。大掌柜既受财东的信赖与委托，又利益加身，便以忠义来回报财东的知遇之恩，“事事不出于忧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崎岖前进。掌柜在任期间，如遇年终或账期结算出现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低下所致，财东不但不责怪掌柜，还加以劝慰，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继续再干。掌柜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加薪奖励;如不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分号掌柜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敬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坐下席，自斟自饮，备受冷遇。如果连续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或掌柜只好自请辞职了。如遇“舞弊营私，一经发觉之后，则酌量情节之轻重，以定惩戒，甚至没收其财产，拘留其妻孥等，不稍宽容，毫无情而”。

据说，太谷曹家在东北的富生峻钱庄，在开办之初，曹东家曾聘用了一位很有才干的掌柜，但因种种原因，经营非常不利。这位掌柜在初任职的儿年间，竟将曹家的本钱全部赔光。曹东家向掌柜问清原因，觉得不是人为因素，且加慰勉，三番两次补足资金，鼓励其再干。后来，这位掌柜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策划了新的谋略，争得了转败为胜的转机，取得了丰盈的利润，不仅挽回了以前的损失，反而使富生峻成为信誉卓著的昌盛钱庄。之后，富生峻在这位掌柜的统领下，又新增设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诚、富盛义四家分号。这位掌柜也成为当时效忠东家、聪慧干练的商场名将。

（二）是人才，全力聘用

晋商的财东们深知“得人者兴，失人者衰”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为了事业兴旺发达，纹尽脑汁去考查发现人才。人才的发现需要有机遇和敏锐的洞察力，一旦错失良机，决断不力，即使发现人才，也很难得手。所以，财东们往往一发现人才，就想尽办法，全力以赴，绝不让人才跑掉。

介休北贾村侯氏第二十一代传人侯荫昌，承祖经商，到清道光年间其财力已十分雄厚。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侯氏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平遥西达蒲的李家开办的颜料庄于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侯氏开办的是蔚泰厚绸缎庄。该店与日昇昌票号同在平遥西大街路南，中间只隔着个小烧饼铺。侯财东亲眼看到日昇昌由颜料庄改为票号后，汇兑业务十分兴隆，甚是眼红。侯氏有所心动，但苦于自己手头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经营票号业，心有企盼而无人才举业，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的来临。

正当侯财东求贤若渴之时，恰逢日昇昌票号副经理毛鸿翙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了矛盾，毛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排挤后便要求告辞出号，另谋生路。

侯财东深知毛鸿翙是个票号经营的行家里手，难得的人才，得知毛鸿翙要辞职的确切消息后，便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用优厚的待遇聘用了毛鸿翙。道光六年(1826年)，蔚泰厚绸缎庄正式改组为票号，由毛鸿翙出任总经理。毛氏任蔚泰厚票号总经理后，一方而感恩于侯财东对他的赏识与信任，一方面又有与雷履泰较高低的心态，因而他气刚劲足，呕心沥血，锐意经营，使蔚泰厚业务燕蒸日上，如日方升。毛氏又请超山书院山长徐继畲帮助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对财东、经理、伙友职责、结账、探亲、账簿、信函等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使票号走上了制度化管理之路。仅一年的工夫，毛鸿翙在侯财东的全力信任与支持下，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大展宏图，先后将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绸缎布店改组为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蔚字五联号”在毛鸿翙的策划下，业务不断扩大，声势越加显赫，事业突飞猛进，利润倍增，信誉卓著，分号遍布全国五十多个城市码头，一跃而成为可与日昇昌票号匹敌的著名票号。

我们再看看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大财东是如何爱才惜才，不失时机、全力以赴抓人才的。

光绪年间，山西票号已是林立，平遥、太谷、祁县三帮票号已成鼎立局而，各家分号遍及全国各地。光绪十年(1884年)，乔财东先后将大德通、大德恒茶庄改组为票号。财东乔致庸投资票号业财力雄厚。但深感经营票号业的人才不足，业务进展缓慢。为了拓展票号业务，他思念人才心切，便托付复字号的各地分号掌柜们察访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正在这时，乔致庸得到汉口方而传来的消息:原蔚长厚票号驻福州分号的经理阎维藩，因故已辞职，在还乡途中，现在正往汉口受将军恩寿的接待，不日将返乡回祁。乔致庸得到这一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乔致庸认为，阎氏既是票号经营人才，又善于结交官府，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正是他梦寐以求之人，要马上行动，以礼招聘，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好时机。乔东家立即吩咐次子乔景仪，“快备轿途中迎接，切不可让此人落人他家票号之手”。乔景仪深知父意，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迅速前往距祁县城20余公里的子洪口官道，等候迎接。不几日，阎维藩骑马来到了子洪口。乔景仪迎上前去，一边施礼，一边说明来意，并特意说明他父亲的殷切期望。阎维藩听了乔景仪之言语，大为感动，阎说:“乔家富甲三晋，财势显赫，名声远扬，能对我如此礼遇，实在是三生有幸啊!”说罢，乔景仪便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并说这是他父亲的安排。阎维藩是从大市面闯荡过来之人，又知书识礼，对乔家初次碰面便给予这么大的礼遇，只表谢意，不肯乘轿。乔、阎一番礼让，最后，阎氏只好把衣帽置于轿里，算是代他坐轿，骑马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归。阎到乔家，一番盛情款待，不在话下。之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受到乔致庸的十分器重，乔财东委以阎维藩大德恒总经理，给子身股一俸的待遇。阎维藩感激乔财东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主持大德恒票号的26年间，殚精竭虑，尽心运筹，使大德恒票号业务日新月异，生意兴隆，发展很快，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号25处。在阎维藩主持大德恒期间，由于阎氏的精明才干和应变之策，大

德恒平稳度过了战乱动荡的年代，赢得了丰厚的利润，每三年一个账期，最高年份每股可分得红利一万两银子，平常年份也可分到七八千两银子。阎维藩为乔东家的票号金融业立下了上卓著的功绩。阎维藩也成为山西票号界一位不可多得的著名经营家。

（三）有才干，破格擢用

晋商的唯才是举的谋略，还表现在不拘一格擢用有才干者。按照常例，票号学徒须届满三年，才能取得帮账或外派的资格。但是，对于出类拔萃者则不按常例而破格提携。如宜统元年（1909年)，入志成信票号练习生(学徒)孟刚，因聪明能干，学习突出，入号仅半年就被破格提升为帮账。

又如合盛元票号，财东是祁县人郭嵘，总经理是贺洪如。当甲午战争爆发后，东北局势混乱，票号在东北的业务严重受损。在这危难之际，财东郭嵘和总经理贺洪如慧眼识英才，破格擢用了年仅18岁的申树楷，委任为合盛元票号驻东北营口分号经理，并准其到分号之日，凡事均可自决处置。

申树楷是祁县申村的贫寒农家子弟，有幸入太谷县商业学校半工半读三年，学识大有长进。15岁时经人保荐入合盛元票号。进号后，他刻苦钻研业务，进步很快，三四年间就能精细干练并果断地处理属于自己分内的业务，深得东家和总经理的赏识。平时的一些业务会，还破例让他参加，他总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因而总经理更加器重他。申树楷接任东北营口分号经理后，不负东家和总经理所望。他立即整顿号务，察明形势，大胆开展业务，很快就使营口分号转危为安，不但使业务走上正轨，还有所收益。申树楷以营口为基地，大胆开拓，一方面与日商、俄商竞争发展;一方而抓紧时机向国外扩展业务。在得到总号的支持后，申树楷精心策划运作，冲破重重阻力，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吉林的边睡城市丹东设立支号。不久又在朝鲜的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将新义州代办所改为支号，并增设了南奎山支号。此间，申树楷和东家郭嵘看到洋人在中国开办了汇丰、麦加利等诸多银行，其利在彼，我国的利益被其侵夺。他们认为，中国的票号与洋人的银行营业性质一般无二，而且我国在南洋群岛等地皆有从事工商业者，在欧洲、日本也有不少留学生，这些中国人在外的存放汇兑无不仰仗洋人，这样不但利源外流，中国人的商务也大受其阻。依此状况，何不派人远涉东瀛开设银行?主意一定，东家和总经理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派申树楷率若干精干伙友，携巨款，冒严寒，乘长风，破巨浪，赶赴日本神户创办支号。几经周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三十日，终于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在国外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申树楷想进一步开拓，但遇到了日本政府不准外籍商人在东京私自开设银行的阻力。经过半年的国内国外周旋，申树楷终于冲破重重阻力，相继在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的仁川等地设立了出张所。凡海外支店、出张所皆由申树楷任经理统管。这些海外支店和出张所，除汇兑出使人员经费及官方留学生的费用等款外，也为日商各界搞汇兑等业务。

祁县合盛元票号的东家和总经理唯才是举的谋略，破格擢用申树楷的举措，不仅使合盛元票号远渡日本设立银行获得成功，获得了利益，也为我国金融事业开创了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晋商人才 篇2

关键词：晋商,人才培养,借鉴

晋商之所以可以数百年常胜不衰, 其精髓就在于组织管理, 它不仅效地调节了纷繁复杂的劳资关系, 还这有效地解决了人尽其才的问题。在企业的人才培养方面晋商形成了一套严格而又灵活的员工选拔、培训、薪酬、激励、任免和日常行为管理制度, 能够知人善用任人唯贤。晋商在用人制度方面所提出一个结论, 就是“得人者昌, 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晋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晋商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商业精神很值得我们去探索, 对我们社会企业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剖析晋商选人、用人、育人、治人四方面的文化理念, 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企业人才培养开发使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1 选人

为了商号的发展壮大以及保持长时间兴盛不衰, 晋商非常注重人才的吸纳和培养。他们不仅在挑选商号的掌柜时很严格, 而且在对店铺的员工和学徒的选用也是一丝不苟, 慎之又慎。商号里的员工大多是从学徒做起。晋商选择员工, 规定很严, 在年龄、身高、仪表等方面都有要求。例如, 学徒的年龄必须在15至20岁左右, 身高务必165厘米左右, 五官端正, 仪态大方, 品质要高尚, 有清白家世, 擅长珠算, 精通楷书, 要懂礼貌, 能吃苦, 不怕出远门等。有些商号招员工很苛刻, 非本县本土的人不要。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行, 学徒要进入商号还必须有亲朋担保, 并通过一番考核。考核内容一般是由商号经理当面测试, 包括智力、文化等。这些流程结束以后, 通过考核的人, 就会在黄道吉日“进号”。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和教育, 看做是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

2 用人

晋商经过对员工的选拔和培训, 使得员工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但是员工的主动性、责任感、归属感、忠心和道德觉悟等, 都是在用人的过程中深化巩固的。晋商在用人方面遵循“不徇情, 不蔽贤、不遗久, 敦古道也”的原则。晋商深知唯才是举、适得其才、任人唯贤、避亲不避仇的道理。如何用人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也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职能之一。晋商也深知其中的道理, 他们的用人原则是“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而掌柜则以“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的行为准则来回报东家。双方经过有限的管理、果断的授权、良好的双向沟通、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等手段使商号实现了长远性、整体性、全面性和战略性的高度统一。晋商十分重视用人, 而一旦选准了谁, 就给其绝对发挥经营自主权。因为他们都清楚一个道理:自己所有的人都是有能力的人, 他们不仅要把自觉的能量发挥出来, 而且还要让他最大限度的发挥能量, 这就是最大限度地给他自主自由。如《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在遭到朝廷圈禁后, 不仅平时不去商号, 而且账期末有时也不去号里, 只是让掌柜拿着账本去乔家堡的乔家深宅大院里来汇报经营情况, 乔致庸只是听听而已。正是因为晋商的放权和信赖才使得他们比其他商人利润丰厚, 在取利和放手之间, 成为一种响应, 即:放权越多获利越大。

3 育人

在育才这方面, 商家有着智力投资, 开办商业职业教育的传统。晋商的商号对员工的培训, 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方面的训练, 二是业务技能方面的训练。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除了重心意、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 还有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等。有的商号, 还特地把学徒派往繁华的商埠去参观学习, 实地考察其品行。业务技能训练, 主要内容包括珠算、习字、抄录、写信、记账等, 除此之外, 还要学习蒙、满、俄等语言, 熟悉商品的性能, 收集银两的成色等。山西至今化流传着这样的习商谚语:“十年寒窗靠状元, 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 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 忙在柜后;任由站相, 货有摆样”。由此可见, 当晋商的学徒是不容易的。晋商的许多著名的商号能够保持数百年不倒, 就是仰仗学徒制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帮他们打天下, 保天下。“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十年”, 每一代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使晋商商号保持良好的经营势头。所以, 晋商商帮能够维持数百年的辉煌, 其学徒培训制, 实在是功不可没。

4 治人

治人就是企业通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 对员工进行规范和约束。

首先, 晋商商号由一套严格的商号制度和行会纪律, 来约束员工言行。如商号处理各封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 业务经营原则、对员工的具体要求等, 不论掌柜、伙计、学徒必须遵守。这是通过制度来规范约束人的, 属于内部约束。晋商商号的所有业务管理、员工待遇和经营纪律等方面的制度, 都是由号规来确定的。商号的经营管理规章, 俗称“号规”。商号的号规, 一般是以票号的名义制定的, 也有的是以东家和大掌柜的名义联合制定的。从内容上看, 商号号规由一系列的措施和相应的管理对策和商号内人员严格的管理和工作纪律这两部分组成。

其次, 地处中国内陆的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这里民风淳朴, 尊礼尚儒。晋商在经营中更是激励推崇“利以义制, 名以清修”的“诚信义利”伦理道德。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 晋商遵循诚信为本, 反对坑蒙拐骗、缺斤短两等商业欺诈行为, 坚持童叟无欺, 公平交易。在晋商业务发达之时, 获利自是十分丰厚。但晋商都普遍重视自律和节俭, 力戒骄奢之气。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是容易做到的, 但他们对后辈的教育也特别强调这些方面。对于传统的勤俭持家, 吃苦耐劳等都给予十分的重视。所有这一切, 对于晋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地转达是十分有益的。

当今社会, 人才培养己进入大众时代, 企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发展, 而是倾向于追求高素质人才以提高企业文化, 在教育制度大改革, 企业激烈竞争, 经济高速跨越发展的今天, 企业更愿意使用现成的人才而不注重培养现有资源;学校培养人才更注重理论的探索, 而远离了社会企业的需求, 这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 造成了部分企业无人可用, 而数量可观的大学生就业困难,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如果不合理解决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怎么才能让人才体现更高的实用性和实效性, 完成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 节约教育与企业成本, 形成一种“互惠互利”模式, 通过深入研究晋商的人才培养模式, 将会给当代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与培养方面带来更多变革性的启发。

参考文献

[1]乔昕.明清时期晋商处理劳资关系的两大特征[J].工会论坛, 2012, 18 (4) :22-24.

[2]郭立彬.晋商文化及其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J].江苏商论, 2011 (11) :45-46.

[3]王福兰, 刘荣明.论明清之际晋商的人格特征[J].经济师, 2010 (1) :209-210.

[4]丁丽芳, 刘建军.晋商票号人力资源管理特色分析[J].人力资源管理, 2012 (2) :72-74.

晋商及晋商精神的底牌 篇3

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重视诚信，社会建立了普遍的信任关系，就在于诚信会使人们的利益最大化，不讲诚信，甚至无法活下去。一个企业只有讲诚信，产品才有市场，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才会得到其他企业的合作。同样，一个诚信的人会得到别人信任，才有个人能力发挥和事业成功。

诚信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要由社会制度来保证，而不能靠道德说教来维系。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诚信的基本保证。产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权责利的一致。保护产权就保证了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包括讲诚信在内。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个人努力与个人利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诚信就可有可无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当只有背信弃义才有利益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因此，经济学家强调诚信的基础是产权明晰。

从法律上说，产权是一种权利，法律正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保护权利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对违法者的惩罚。一个企业或一个人不讲诚信，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受惩罚是无诚信的代价。只有这种代价高到大于不诚信所获得的利益，人们才会讲诚信。英国市场经济初期曾经有债务人监狱，不讲诚信，欠债不还是要进大牢的。在狄更斯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债务人监狱是苦不堪言，甚至惨无人道的。但没有这种严酷的法律，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诚信吗？

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产权明晰和法制才会有人人讲诚信的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正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交易，也谈不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但是，产权明晰与法制都是近代社会的事。为什么中国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出现了晋商和徽商这样成功的商业群体呢?

晋商和徽商所处的社会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晋商和徽商的成功仍然与诚信的建立相关。这种诚信关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有所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关系以制度为基础，是一种普遍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间，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可以互相信任。这种信任被美国社会学家福山称为高度信任，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晋商与徽商所建立的诚信是一种有限信任——只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中。这种诚信的基础不是制度，而是血缘或地域关系。这种诚信被福山称为低度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成现代市场经济。

一些学者把存在于晋商和徽商中的诚信归咎于道德或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信义思想。我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晋商和徽商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文化决定论。保证晋商与徽商诚信的仍然是利益关系，是诚信带来的物质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次要的。

在晋商中，尤其在票号中，实行股东全权授权经营，即股东只出钱，把经营权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称为“老帮”的总经理)，自己从不干预，甚至连店里也不去。但晋商的历史中没有出现一起职业经理人贪污或卷款逃跑主事。这种诚信程度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晋商的有限信任建立在人的地域关系上，用人的原则是“用乡不用亲”。在当时社会的环境下，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经商几乎是惟一的致富之路。在山西，要经商只有进入晋商的店铺或票号。晋商的股东对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业绩决定收入的身股制。职业经理人讲诚信(忠于东家，即大股东)，就能在票号就业，有高收入，诚信就成为利益的来源。另一方面，东家用老乡，一个人的家族亲属者陀同一地方，一个人不诚信会损害整个族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惩罚。同时，晋商还有一些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不诚信的事发生。例如，职业经理人到分号当老帮不许带家属——这相当于把分号职业经理人的家属作为人质扣留在当地。讲诚信有利，不讲诚信受害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晋商以诚信为本。各个晋商之间的竞争又使整个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以义制利”。徽商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信任关系不是以地域为基础，而是以血缘为基础，即以家族为纽带的信任关系。

一个社会普遍信任的建立与完善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任何—个社会总是由有限信任发展为普遍信任的，在没有发展为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有限信任就是重要的。应该说，我国离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差距，因此，人们就相当重视有限信任。不过现代社会中的有限信任还不能仅靠地域与亲缘关系。在老乡与血亲观念淡化的社会中，还有其他建立有限信任的途径。民间所说的值得信任的人要“一起同过窗，下过乡，扛过枪”，正表明在有共同经历的人中间建立有限信任，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人们在同窗学习、下乡受苦和扛枪当兵中，建立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比其他，，青况下要可靠，而在商场或官场认识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可靠。这是因为一来他们相知与相交的时间长，相互了解，二来他们在相交时并没有利益关系，只是，，青趣相投。这样交往而来的朋友中，可信任程度高。

票号的制度设计与现代企业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二十多个，少者也有近十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柜股权多元化和控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三一四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一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并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他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等事务(山西人往往把老婆称为这种主内的“二掌柜”)。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央”，以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用。业务多为“南放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职业经理人贪污、卷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要有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除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许多票号还有更细的规定，如分号的人给家里带信、带东西，先要交总号检查，由总号转交等。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 “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一缴：存—该，或者该+进＝存+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套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二十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贪污行为。1897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巨光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98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东家对大掌十队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翙、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有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三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满期后即可领取，从年薪二两或四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成乾的记载，100两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1/3。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股，可按股分红，在票号工作一定时间就可以有身股，称为“顶身股”。身股按员工的职务、工龄和贡献分为1厘到1分(10厘)。一般从1厘起身(也有从0，5厘起身的)，每个账期根据业绩晋升一次。一般来说，总号大掌柜可以有1分(也有例外的，如毛鸿翙分别在两个票号各有1分，共2分，还有大掌柜是1，2分的)，分号掌柜可以有5～6厘。一般而言，票号的红利按银6身4的原则分红(也有按其他比例的)。比如，这个账期(三一四年)共有红利10万两，则银股分6万两，身股分4万两。如果身股共2分，则每厘为2000两，顶5厘身股者则可分1万两银子。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期不同票号的分红情况差别很大，最好的有1分分到17000两银子的，差的也有1分分到2000两银子的，平均而言大体1分身股在1万两银子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例如，一个分号掌柜顶身股5厘，三一四年就可分5000两银子，再加上供给的生活用品和年薪，还高于当时的七品县官——其全部收入为1050两银子。而且，在顶身股者去世后家属还可以在两个账期中参与分红。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日本企业采用的全员分红制正来自这种身股制。

任何—个企业仅仅有严格的管理和物质激励还是不够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严格的管理也会有漏洞，这就需要有道德规范，以及体现这种道德规范的企业文化。票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晋商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转变为自己的企业文化。传统道德以义为核心，但却主张“重义轻利”，晋商保留了“义”，但却把“重义轻利”转变成“以义制利”，并把它们作为企业文化贯彻在自己的商业行为中。

作为晋商顶峰的票号完全继承了这种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义”可以理解为“忠义”， “忠”是下对上的忠诚与服从，臣忠于君，子忠于父等等。它是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 “义”是对别人的诚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晋商成功地把这种伦理道德观运用于商业活动。“忠”就要求大掌柜忠于东家，下级员工忠于上级。在任何—个社会中，企业者陧一个严密的组织。作为一个团队，其效率来自内部的协调，这种协调的基础是秩序。这种秩序的中心是等级制与服从。社会权利的平等与企业内的等级并不矛盾。晋商要求的忠义是对其成员的道德规范。 “义”要求对同业．对客户的诚信，因为这是倒可一个社会中商业成功的道德基础。尤其对票号来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你，换回了一张纸条，如果没有诚信，哪有什么汇兑业务?所以，票号把 “忠义”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在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在，在外开展业务的需要。

当然，要把这种文化观念灌输到每个员工的头脑，变为他们工作的指南，还要强调两个问题：引导与惩罚。引导就是让员工接受，票号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学徒时起就要读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学文化，而在于接受这种观念。二是把关公作为忠义的楷模，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用这个偶像来表达忠义的观念。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其他商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起码不像晋商那样，把关公作为惟一崇拜对象)。这固然与关公是山西人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关公身上有票号所需要的精神。关公就是票号企业文化的载体或符号。要让员工接受这种企业文化还需要相应的惩罚，票号中的各种制度把这种企业文化变为可操作的制度，并对违规者严加惩罚。

晋商票号还有另一种企业文化——群体精神。商帮的“帮”字正在于同一商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山西人以“抱团”、“老乡观念强”著称。晋商正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徽商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松散商业集团。各个票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与互相支持。这种群体精神在外地体现为会馆的建立。会馆是同乡聚集的地方，不仅交流感情(思乡之情)，而且相互帮助。在今天所留下来的明清会馆建筑中，山西晋商的会馆是最气派。最多的。在本地(总号所在地)则有行会，订立成文的或相互默契的行规，进行自律。例如，由于犯错错误而被一个票号开除者，其他票号不能录用。这对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了积极作用。票号中相互借贷，帮助同行渡过难关的事例在票号史上屡见不鲜。

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直至1906年，我国才有了第—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改和利用

许多学者认为，晋商的精神是勇于开拓、勤奋、诚信等等。这些精神对晋商的成功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是晋商独有的精神，也不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勇于开拓是许多国家和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共有的精神，有迫于生活的压力，也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潮，沿海一带人民甚至到海外开拓，但有几个成就了晋商一样的事业?勤奋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几乎所有到过中国的学者，甚至像亚当•斯密这样没来过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人的勤奋都交口称赞，但旧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与落后。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诚信精神并没有变为社会财富。美国社会学家福山指出，中国缺乏普遍的信任。晋商所具有的低层次有限信任，任何一个商帮都具有。这种种对晋商精神的概括者环能说错，但都太泛泛化了。

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其他商帮所没有或不明显的精神，是晋商成功最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看来是制度创新和与日俱进。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一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惟有晋商。

与晋商齐名的徽商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开始衰落了，但晋商在这一时期却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否与时俱进。晋商和徽商都是以盐业起家的，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盐业的垄断被打破时，徽商就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后逐渐失去在盐业中的优势，首先转向多元化经营，然后又转向票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这正是晋商的与时俱进。晋商能根据不同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尤其在清道光年间抓住时机转向票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及时做出调整，是任何一个企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晋商不愧识时务的俊杰．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到了与时俱进。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实践。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它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晋商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只有在制度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其他精神才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谈到晋商，更多说的是它成功的经验与值得学习的精神。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使晋商走向衰亡的内在缺陷。只有以这种态度来探讨晋商精神．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政府。晋商和徽商的成功都得益于官商结合。但官商结合也种下了晋商和徽商衰亡的种子。晋商票号的极大发展得益于汇兑官款和向政府的贷款。但当清政府灭亡后，票号的泅万两政府借款成为泡影，这对晋商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晋商在与政府的交往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企业要利用政府获得政府支持，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晋商后期过分依赖政府，就会与政府同兴亡。在清末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其风险就相当大了。二是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交往、行贿等非制度化方式来建立和保持的。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可奈何的。但也使晋商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并增加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利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改为”以义制利”是晋商成功的起点。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 “诚信观念”，都对晋商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的一面。传统文化讲人治，晋商尽管有一套制度，但仍然没有摆脱人治。在股东中不是由董事会根据制度做出决策，而是由控股的大股东一人说了算。在经营中则是由大掌柜一人说了算。大股东选对了人，大掌柜经营得法，晋商就成功。大股东选错了人，大掌柜经营失误，晋商就失败。票号没有成功地转向现代银行正在于掌权的大掌柜(如蔚泰厚的毛鸿瀚)的竭力反对，这种大掌柜可以“一言兴号，一言灭号”。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由人兴亦可由人亡，倒可依靠人治的企业都难以基业长青。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晋商把自己的票号看得完美无缺，不知道“师夷之长”，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它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失利，并失去了走向现代银行的机会。那些掌权的大掌柜们身居偏僻的山西内地，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个别了解世界的晋商，如渠本翘，则无力改变晋商的整体保守心态。这时晋商的衰亡就不可避免。

晋商犯过不少错误，有许多失败的教训，究其要源还在于传统观念上。

论晋商精神 篇4

时 间：2010年12月1日 星期三晚7:00—9:00 地 点：SJ14 讲座内容:

1、悠久辉煌的晋商。⑴晋商：历朝历代的山西商人。⑵新晋商。⑶辉煌历史。⑷兴衰原因。

2、关羽与晋商精神：关羽形象的塑造；关公的诚信义气。

3、晋商兴盛的原因：⑴明朝政府“开中制”政策.⑵山西具有浓厚的重商文化。⑶地理位置优越,“天时、地利、人和”

4、晋商的主要精神：⑴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⑵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商业精神。⑶信义用人，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⑷中庸和气，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

5、晋商衰落的原因。

6、晋商的文化遗落。

摘 要: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可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相媲美。晋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逐渐创造出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主要包括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等五个方面，我们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关键词:晋商;创新;诚信

晋商文化中开拓、诚信、坚忍、勤奋的精神，不仅在数百年中成就了一代代晋商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梦想，对当今商界精英、创业者、管理者乃至普通民众，同样产生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

作为古晋国的封疆,山西简称为“晋”。晋商,通常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凡从事手工生产、贩运贸易、商品交易及金融业务的山西商人均可称之为晋商。所以,晋商又俗称“山西帮”,也称作“西商”“、山贾”或“中国

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晋人善商贾”, “晋人长理财”被誉为佳话,至今传颂。晋商自先秦时代出现,发迹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7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晋商由贸易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影响之大,唯有徽商能与之相比。到19世纪末,是晋商最为辉煌时期,晋商稳固地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市场和资金调度,而且涉足东、中、西亚广大地区,甚至将贸易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因而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在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的广阔地域里,遍布晋商足迹。当时流传着一种夸张的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晋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逐渐创造出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主要包括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等五个方面,我们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1.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

晋商采用“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把外省商人不曾经营或不受重视的货物,不论大小,不论贵贱,不论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选择时机及时贩运。如张家口至恰克图一段约有2900华里,地旷人稀,溯漠大荒,流沙无定;夏季酷暑难耐,数日不见水源;冬天溯风呼啸,气温至零下30度以下。途中冻僵冻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时遇风沙骤至,填路埋人;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每次运货颇费时日,约经数月至半年,若逢不顺,有终年不得达者。至于赴外国经商,一去无回埋骨异域者,屡见不鲜。晋商正是以这种“辟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艰苦创业精神纵横于国内外商场,并取得巨大成就。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2.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驱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业立家、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1)山西商人在经营行业上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他们拥有雄厚的金融资本和敏锐的商业头脑,开创了印子钱(为小民解决燃眉之急)、账局(为工商业融通资本)、票号(中国银行的乡下老祖父)三个中国金融史上全新的行业,因此几乎垄断了从平民日常借贷、官员上任费用、工商业资本借贷、远程汇兑等等金融

领域的大小业务,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2)山西商人头脑灵活,在经营手段上不断根据经商实际情况,推陈出新。第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自东自掌到聘用经理负责经营,东家不再负责具体经营,是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的必然。委托或聘用经理经营,是企业体制的重大变化,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比自东自掌那种体制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财东按照合约将全部资本交付经理后,便不再过问号事,静候经理年终报告。经理既受财东依赖与委托,故而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领导全号同人前进。经理在号内有无上权力,各伙友均须听命于经理,但同人皆有建议权,不受任何拘束,伙友可对小事相宜行事,但大事须决之于经理。每年年终,经理将营业情况报告各股东。平时倘有重大事故,须临时报告各股东。第二,银股和身股。资本与人力的合作,表现为东家出资本,经理等出人力。而经理人等出的人力,除东家要按企业的工薪标准支付年工资外,还要把人力当作股份即人力股或顶身股,与资本股同享分红的权利,类似于今天的员工持股制度。“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员工资历和经商能力。顶身股是山西商人企业特有的一种制度,其他省份商人并不实行。顶身股制度的实施,从表面看似乎东家把一部分的利润让给了职工,减少了收益,但从长远来看,顶身股制度使劳资关系融洽,对促使职工更加勤勉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顶身股制度不论对已经顶上身股的职工还是没有顶上身股的职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凝聚力,核心在于职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对职

工产生了不懈的推动力。山西商人在明清之际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的辉煌历史,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与他们多年经商,不懈地探索摸索,积累大量的经验,进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创新精神来源于商人对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对资本增值的不懈追求,对商业活动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

3.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贾”,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1)以诚为基。所谓“诚”,主要指真诚不欺,诚实无妄。我国商业活动中有一条至理名言,即“诚招天下客”,其理论基础就是儒家关于“诚”的学说。“诚”对中国商人,尤其是晋商影响很大。第一,诚意敬业。敬业是晋商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立足点,是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晋商前往塞外不毛之地,经过“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的杀虎口,其中的风险和艰辛常人难以忍受,但顽强进取的晋商毫不退缩,离别家乡,离别亲人,打开商路,拓展事业,颇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雄风。第二,以诚待人。诚实待人表现在对待掌柜、伙计、同行、客户等方面。对待掌柜(经理),晋商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真诚待人。在对待员工上,晋商不因其身份卑微而对其进行欺压,更重要的是能尊重其人格。在商业运营中,晋商绝不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在晋商的经营活动中,审时度势、薄利多销、诚信专

一、慎待相与、节俭自律以及灵活机动的营商战术,都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诚实不欺尤其重要。

(2)以信为准。所谓“信”,一般指讲信用、重信誉。可见“,信”与“诚”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利以义制、立信为本。晋商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信义为本,禄利为末”。“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第二,守信为用、崇尚信誉。商业交往离不开“信用”这条纽带,恪守信用,维护信誉是商贸往来中必须遵循的商业道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有了信用,才能赢得客户,山西票号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发挥中央银行作用的金融机构,票号的管理机制自然有一些优势,然而,山西票号经营过程中讲求信用则更为关

键。

4.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发挥群体力量,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的组织结构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家族组成的一个显著特点。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晋商的先辈们为使自己所创的家业,能够传续下去,总是严格的按照嫡庶之分,将其家业传于自己的嫡子嫡孙,并且从对内亲和外戚的区别上,先择其内亲辅佐经营,而后才是外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在血缘关系上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如盐商中的蒲州籍王家、张家,介休籍范家,平阳籍亢家等等。除了这种血缘关系以外,在外经商的晋商,还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来的一些以同乡为主的商帮,如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以及祁县帮、太谷帮、平遥

帮。

清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加强。晋商为维护既得利益,巩固已获得的商业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连接起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形成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如中俄恰克图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为晋商垄断,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晋商

于异地经营,特重乡情,同舟共济,且热衷组织同乡会和会馆。晋商通过组织商会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维护本会的共同利益,约束全员,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

5.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晋商本身带有晋人刚毅务实之风,在经商过程中又养成了一种遇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不低头,想方设法去应付和解决问题的应变图存精神。原先晋商销于国内外的茶叶,皆为福建武夷山所产,但到1853～1856年,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进货渠道受阻,晋商及时转向两湖采购;后来他们发现两湖交界羊楼洞、羊楼司一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甚宜种茶,便指导当地农民栽培,并获得成功,很快就解决了茶源问题,同时还设场加工制造砖茶,发展了当地最早的手工业。

旅蒙晋商根据市场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经营手段,从而获得了成功。主要有走屯串帐篷,游动经商和城市集镇贸易。旅蒙商与蒙古牧民的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基本上是以砖茶为一般等价物。进入蒙古各地的山西商人,精于商业营销,尤其注意蒙古牧民对商品的特殊要求。他们为了做好对蒙贸易,很注意学习蒙族语言,曾自行编纂用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手册,要求赴蒙贸易者熟练掌握。在经商活动中,还注意蒙族的风俗习惯,做到入乡随俗。他们还学习和掌握一些医疗针灸技术,在行商活动中对蒙民的一般病症予以医治,以获取蒙民好感,从而顺利达到贸易目的。他们还极力讨好蒙族亲王、贝勒等贵族,以便在商业活动中得到支持。经过长期多方面的努力,旅蒙晋商终于开拓并巩固了他们在蒙古草原的商业活动,以致在一般牧民心目中,把晋商看的和牧主台吉(蒙古低层统治者)一样重要。

总之,艰苦创业是晋商精神的内在本性,创新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诚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群体保障是晋商的环境支持,适时求变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的辉煌。晋商精神不仅是山西人的一笔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今的时代竞争日益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运用晋商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商业道德在商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晋商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山西地处内地,从事商业的客观条件不是很好,晋商能够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与其在经营过程中注重商业道德有着密切关系。晋商的商业道德既继承了前人商业道德的精华,又有一定的创新,其内涵非常丰富,影响极为深远。晋商的商德规范有很多,以下几项内容构成了晋商商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1.诚实守信

恪守诚信,是保障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维护经济正常运行的必然要求。“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1]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对诚做了本体论与人性论证明,说“诚”是“圣人之本”与“百行之源”。中国古代商人很早就提倡“重然诺守信用”,标榜“诚商”、“廉商”,反对“奸商”、“佞商”,把诚信作为最主要的商业道德规范。这个传统被晋商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不断有所发展。

晋商诚实守信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商号内部讲诚信。大多数财东对经理的工作并不多加干预,一切放手给经理去做,决算时如果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原因,财东并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立即补足资金,以期重整旗鼓。其二,在商号之间守诚信。晋商非常重视朋友间的信誉。晋商对待“相与”,极其慎重,不乱交往。经过多方了解后,认为可以与之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言谢绝。一经来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护关系,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断交。可谓“慎始慎终”。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做教训。多数晋商之所以能这样做,和他们所恪守的诚信道德规范是分不开的。其三,对顾客诚信。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所以对顾客诚信尤为重要。晋商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诈,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商业赢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晋商坚持诚信为本,做任何一桩

买卖,总是脚踏实地,赚了不骄傲,赔了不气馁,宁肯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顾客的勾当。孙中山先生在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居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2]这一点在晋商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2.爱国济民

古代许多商人具有爱国爱民美德。春秋时那位矫称君命犒师、智退来袭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树立了爱国商人的历史形象,堪称后世经商者的楷模。而活跃于明清时代的晋商于此更有许多表现不少商人致富以后,乐善好施,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施棺掩骸、买药治疫、修桥铺路、筑堤设渡、建立义仓、设立家塾、兴办学校、修复书院、资助刊印书文等,这些在地方志中记载甚多。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商人承统闻听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3]。

又如临猗人阎天

杰,经营盐业五年,赢利数万,旋辞商回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辍[4]。晋商渠本翘早在1804年就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书院,知县赠匾“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义关风雅”。常赞春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士诵清风”。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资三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好行其德”;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晋商诚心为国诚意为民的美德足以流芳百世。

3.崇商敬业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在社会等级序列“士、农、工、商”的等级安排中,商处末序。但明清时代的晋商却早已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如柳林县《杨氏家谱》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其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这种观念在山西地区影响深远。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5]以至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为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6]晋商不把经商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来对待,并世代沿袭。山西人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崇商敬业的浓厚意识,鲜明地树立了“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思想观念,这就为晋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4.崇尚勤俭

在生产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优良作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7]勤为开源,俭为节流,两者结合,才能肥家守业。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8]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晋商恪守“黜华崇实”、“修己安人”的训诫,矢志追求“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的境界,努力做到“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

用事童仆

共苦乐”。他们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据记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9]。纪昀也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望,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10]明《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清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11]

清人魏禧有篇文章说,晋商在扬州做生意是五利之徒,而其他商帮则为三利。“五利”指商人一年跑五次,少赚多跑,这当然需要勤俭精神。由于五利之商跑得多,货物周转快,虽利薄但多销,少取多予,勤俭而不伤廉。

勤俭打造了晋商独特的气质风范。

5.心存礼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在商德上集中表现为“心存礼让”的规范。晋商关于礼让的要求规定得甚为具体细致。如商号经理录用学徒时,要求学徒“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一旦入号后,不仅要对学徒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训练,还要将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德行。清代晋商炳记《贸易须知辑要》,记述了晋商接待顾客的规矩和方法:“说话第一要谦恭逊让,和颜悦色,言正语真,方成正人君子”;“生意人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柜上做生意,平心静气,和颜悦色、下气怡声,婉转相达,此乃

生意乖巧之第一”,如此等等。

真正的礼让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表现在内心里。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13]在事关利益上依礼而让,这才是真正的礼让。

本商号内和商号之间的“礼让”都很注重。大德通号规中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因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世自重,无得放肆。”[14]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使晋商之间既有平等的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以及商会立法的形式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之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这样不仅使晋商业务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在商界和金融

界保持了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的局面。

6.严禁陋习

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晋商坦然正视商人群体中的陋习,剖析自己人性中的种种劣根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坦坦荡荡,从从容容,这不能不说是晋商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又一个“诚”字。

晋商成功的主要因素 篇5

但是当时的山西商人还不只如此，我认为这个时候才开始叫做晋商，因为这个时期的山西商人开创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业链经营。以前只是卖盐巴的小商人而已，这个时期就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今天中国的工厂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出厂价1美元，卖到美国的价格接近10美元。10美元减掉1美元的9美元是谁创造的?是除了制造以外的所有大物流环节制造的，包括运输、包装、物流、仓储、批发、零售，整条大物流产业链创造的9美元的价值。因此对于晋商而言他们已经比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更睿智地发现，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掌控整条产业链，而不仅是制造。可是晋商从南方贩茶叶，从制造到包装，到加工，到运输，到批发，到最后的零售，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我相信这是全世界第一条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这个不容易。也就是说，以芭比娃娃这个比方为例，所赚的不是简单的茶叶的1块钱，而是整条产业链的1加9块钱，整个10块钱全部由晋商所囊括，这才是真正的富裕。

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这么艰难，为什么美国这么富裕?因为以芭比娃娃为例，美国透过大物流的环节创造出9倍的产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 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分工。

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 篇6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明朝晋商的性质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在这方面，山西商人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

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晋商家庭文化 篇7

一、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如祁县乔氏,其始祖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某是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再说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他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到乔致庸时代,乔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乔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续弦。第五代映字辈,乔映霞先后续弦杨、刘氏,与刘氏离婚后,一直未娶。乔映霄娶妻马氏,夫妻感情笃深,后马氏被匪徒绑票,营救不及,惨遭毒手,终生未娶。乔映奎妻子只生有女天男,当时社会是男权至上,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法,按乔映奎的身份,讨个姨太太接续香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慑于家规,映奎未敢如此,只能过继侄子为自己顶门立户。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在中堂用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家如有天灾人祸,均热情相帮。因此,这些佣人多能对主人尽心尽力。有的佣人还代主人受刑蹲监。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天旱无雨,由于邻村张庄与乔家堡共用一个渠引水灌溉,因用水先后次序发生矛盾,引发了两村人大规模的械斗。乔映霞时正年轻好胜,提了一支毛瑟枪出来为本村人助威,他本想摆摆威风吓唬一下张庄人,不想枪法不精,当场竟使一人重伤毙命。县官闻报,认为是巴结乔氏之机会,径奔乔府谒见。县官此举惹恼了张庄村民,认为县官偏袒,纠合群众,直奔乔府,县官自知理缺,怕激起民变,赶快乘轿而走,群众投石块砸县官之轿,县官仓皇回衙,无法向乔家讨好,只好照章办事,拘传凶手。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事,正当乔氏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时,有一仆挺身而出,说:“主人待吾等不薄,今日主人有难岂能坐视,打架时吾也在场,就说人是俺打死,官司我去打,人命我去偿,也算跟主人一场”。乔映霞一听,有人愿代主受刑,急忙率晚辈下跪,说道:“平日没看错你,真是好样儿的。你既有此心,就有劳你了。衙门上下我们花钱打点,保你受不了苦,尽量买个监候就好办了。设若不行,身后事自要妥贴安排,请你放心。”就这样,此仆果然代主服刑,乔氏对其家百般照顾,盖了一宅院,买了几十亩地。过了几年,恰遇光绪帝、慈禧后驾崩,大赦天下,竟由死刑减等,最后被保释出狱。乔家子弟对于家规基本能够执行,但在后期也有个别例外未能执行的。例如在不准吸毒上,就有个别子弟未能做到。映字辈乔映南,生性聪颖,文学修养较深,可惜娶妻太谷曹氏是个大烟鬼,耳濡目染,致映南也染上了吸毒。曹氏去世后,续弦太谷张氏,也是个烟鬼,致映南子女也染上了吸毒恶习,六位女儿中四个吸毒,独子仅活19岁。乔家析产后,映南因吸毒破落潦倒,变卖家产,终至不支,于1939年去世。不过,总的来说,乔氏子弟均能恪守祖训,因而其后裔有成就者多。据了解,映字辈以下的人字辈20人中,有大学生12名,其中双博士一人、硕士三人,有两人留美,其余亦是中学毕业。他们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且恪守祖训,无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从居住地看,他们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数在辽宁、海口等地。

二、学而优则商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立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后,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三、为家族买富留爵提高社会地位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四、婚姻多不幸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在山西有许多有关年轻商人外出与妻子分别的民谣:

半截瓮,栽蒜苔,绿绿生生长上来。

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

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

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

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清人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多例关于晋商常年外出引发的男女之事。如晋籍李甲,婚后外出经商,又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踪迹,遂传为死。后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其舅又携家外出经商,商舶南北,岁无定居,李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妻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以后尚可归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为媒合,遂成其事。结婚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霄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末得实据而遽嫁,具诟且殴。合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日:“汝之再娶,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又有张一科,携其妻就食塞外,佣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厌薄之,辞谇使去。一科曰:“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坚不可。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爱我,眠我色也。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不继矣,彼亦不能资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为?”一科益愤,竟抽刀杀妻,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又有一人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归,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赠50金。怪其太厚,固诘其由。西商密语云:“我与尔妇最相眠,尔不知也。尔妇垂殁,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故里。”此人怒掷于地,竟格斗至讼庭。

在方志中还记载了许多晋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经商,苦守一生的悲惨事例。如明代永洛人韩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殁,薛闻讣恸,不欲生。弟媳劝慰说:嫂勿念无后嗣,我生男,即为伯后。薛泣谢,最后孤寡度过一生。清代襄汾县王永珍妻刘氏,永珍贸易江南,客死宿州,刘氏时年二十有三,闻讣哀恸几绝,继念室中无他亲故,子义顺才一岁,遂日机抒为生。子稍长,教读书,刘氏守节二十七载以病终。临汾陈万春妻,年十四嫁万春,十七时万春贸易于外,不知去向。刘氏事翁姑,备极辛苦。临汾樊恪妻张氏,夫殁于商,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榇来归,朝夕啼哭。孤子三岁而殁,取侄为子,亦殁。苦节终生如一日。梁昙妻李氏,年十八,夫殁于贾,生子甫二月,妇矢志守节。昙尝植愧于庭,夫殁,妇纺织不离其处。或问其故:此树吾夫所植,见树如见吾夫矣。后抚孤成立,寿八十五岁,其夫所植槐大数围,乡人呼为节孝槐。介休县侯懋功妻贾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载,客死在云中。榇既归,氏即饮酒未绝,姑力救之。临汾县孙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贸易,病故,时氏年二十三岁,子仪二岁,家贫无依,氏坚志守节,针指度日,抚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终。稷山县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贸易西隆,音讯沓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诗之,虽冻馁交侵而终生不易其守,殁时年七十六岁。翼城崔氏,张宝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闻讣一痛几绝,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觅地自缢。翼城张氏,史左信妻,婚后40日左信即入秦行贾,未几殁于凉州,氏誓不改适,苦节40年。翼城马氏,牛应龙妻,应龙商殁于秦,氏誓不再适。闻喜薛氏,张学优妻,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子佩秀甫四岁,氏扰之。翼城王氏,王鸣歧妻,夫服贾山东,因染时症亡,时氏年十九,比夫柩归里,氏哀痛不已,出殡前,自缢于灵前。夏县樊云焕妻王氏,夫贸易五年不返,客死于外,氏年二十二岁,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节二十九年卒。

晋商在选择妻子的标准上,以贤德为首,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外出经商。如祁县富商乔氏始祖乔贵发,当年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年已30多岁。他如果在包头结婚很容易,包头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选。但是他想:如果在包头结婚后祖宗坟头无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为好。其次,他考虑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个本分、贤慧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乔贵发发迹后,恰巧有一个带一小男孩的年轻程寡妇借住在他的旧居,原来此女年轻时曾与乔贵发有些恋情,借住乔氏旧居后便常去乔氏祖坟代为祭祀,算是对借住房的还报之意。乔贵发见到此女,心想若娶个千金小姐,不仅需雇人侍候,还担心赚回钱来被她挥霍掉。如果娶了这个小寡妇,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于是便决定与程氏结婚,结果富商娶了个小寡妇。可见乔贵发在婚姻问题上的讲实际与精明之处。

当然,一般来说晋商中的富商大族,其婚姻也是考虑要门当户对。如祁县乔氏在成为富商大族后,其子弟多与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辈乔景僖妻曹氏为富商女,景俨委赵氏为太谷同知赵某女。映字辈乔映霄妻马氏为富商女,乔映奎妻为大德恒票号掌柜之妹,乔映辉续弦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璜妻马氏为富商马某女,乔映寰妻常氏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庚妻阎氏为大德通票号经理阎维藩女,乔映南妻曹氏为太谷富商曹氏女。乔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乔是仪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俨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书法家赵铁山等。

但是,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并不因为有了钱就美满。如祁县乔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不久杨氏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主。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髁骨断裂,终成跛脚。民国10年2月28日《民国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氏的婚姻内情:乔刘二人是1917年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之间的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并未嫁林,而是嫁给了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财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五、民宅建筑独具特色

晋商魁首“亢百万” 篇8

清初，有一年山西大旱，万民祈祷老天降雨，山西富商“亢百万”却洋洋得意地说：“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担。”这口出狂言的“亢百万”何许人也，他财富从何所得？

“亢百万”乃清代山西临汾亢家堡的巨富，根据徐珂《清裨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富”，这表明平阳富商亢百万的钱还不止百万。据记载，其家产在数千万两银子以上，远远超过今天名气甚大的曹、乔、侯、渠、常诸家。近人邓之诚《骨董琐纪全编》称“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亢氏在扬州有著名的亢园和大片房产，是清代两淮盐商中与盐务总商安氏齐名的人物，被称为“北安西亢”。可惜亢氏没有什么大院留到今天，故而知道亢氏的人并不多。

天上掉不下金馅饼

家有金湖银海，必有源头活水。“亢百万”的万贯家产是怎样积累来的？

日本190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说，在明朝末年, 山西临汾亢家得李自成遗金而富。书中说道，李闯王经山西将金银“运藏亢处”，后来“乃归亢氏”，并说亢家“拾得……财货约计千万”。在山西民间也有这一说法流传：传说李自成自北京败退后，由河北进入山西，经晋中、临汾退到陕西，在京所掠金银财宝，仓皇撤退中携带不便，埋入地下，被农民捡得，经商致富, 不仅临汾县亢家堡亢家，还有祁县孙家河的员家、万荣县荣河老城的潘家，等等。所以，有歌曰：“莫打鼓来莫敲锣，听我说段因果歌，自从那李闯败北京，农夫掘地财主多”。不过, 即使亢家捡得遗金，也不可能成为数百年的巨富。况且，现代学者们早已否定了这种说法。亢氏的财富自然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亢氏从清初发迹，到清末衰败，其首创者是生于明末的亢嗣鼎。与其他晋商富户不同的是，那些今天我们熟知的晋商都由票号而至全盛，但亢氏并没有涉足票号，起码没有在他们的经营中占主要地位。亢氏家族的产业还是以传统商业为主的。

据推测，亢氏的起家应该是盐业，从地理位置看，亢氏所在的临汾（平阳）离河东盐池（运城）很近，亢氏从事盐业有地利之便。再从历史记载看，能在扬州称富，非盐商不行。山西富室起于盐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鲁国穷士猗顿，衣食不给，求救于陶朱公，“用卤盐起”，在山西运城经营潞盐，成为巨富，“资比王公，名驰天下”。临汾亢家离运城只百公里之遥，安能不介入潞盐买卖？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根据史料记载，“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亢、季两家都是盐商。时人钮秀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泰兴季氏是指季沧苇，清初官僚地主，康熙初年“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建有豪华住宅。而山西临汾亢氏，且不说在山西老家如何，仅扬州寓所，就屋宇宏伟得令人咋舌，还在扬州城西北角虹桥小秦淮河附近建筑一处“亢园”。“亢氏构园城阴，长许里，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这“亢园”就是今日扬州瘦西湖公园的一部分。另外，亢氏又在小东门外，建有“亢家花园”一处，成为扬州的显贵。

亢氏在扬州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扬州画坊录》说：“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安是安鹿村（亦说安禄村），为康熙年间的扬州“盐务商总”，他在接待客人时，灯笼挂到十里以外。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据说，清代大戏，洪升的《长生殿》初出，在扬州的山西临汾亢家，就令自己的家庭戏班子演出，光置办乐器服装道具等就花费四十万两白银，其富可以想见。

典当业的“托拉斯”

山西临汾亢家不仅是个大盐商，也是一个大钱商。他经营当铺、钱庄，据说亢家还开设了票号。亢家涉足金融业是从开当铺开始的。当铺是一种赚钱最快的生意，经营消费品抵押贷款，利息很高，所有人们都称其为高利贷。因为剥削太重，清朝政府曾经多次下令：“典当财物，每月取息，不得超过三分”，但是当铺常常是超过三分，违禁取息。清代前期，山西典当商颇多，而亢氏作为商人，又怎能放弃任何这个转瞬就能获取暴利的行业呢。亢家的当铺开了多少，现在没有具体数字，但是其实力之强、势力之大、欺行霸市、垄断市场的情况却令人吃惊。典当是封建社会以衣物等动产作质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

根据徐珂《清裨类钞》第24册《豪奢 》说，清康熙年间，亢家在山西临汾城内开设了当铺，别的商人就不敢再在临汾城内开设当铺了。可是有一家人不以为然，在临汾城内也开了一家当铺。有一天，一个人拿着一个金罗汉来其当铺当钱，当价1000两白银。第二天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000两白银。第三天还是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000两白银。第四天、第五天…… 一连三个月不间断，用了 99个金罗汉当了 99000两白银，当铺的掌柜害怕了，“这是什么人，他有多少金罗汉？”便恭恭敬敬地问客人：“先生，您是哪里来的，怎么有这样多金罗汉？”客人说：“我家有500尊金罗汉，刚刚当了 99尊，还有401尊没有拿来呢。”然后扬长而去。这家当铺掌柜立即差人四处打听，方知是亢家堡“亢百万”差人干的，意在挤走竞争者，垄断临汾城的银钱业。那人便急急忙忙把东家请来商量，然后请了当地有名望的人出面，请亢家赎当，归还金罗汉，匆匆忙忙关门而去。

据说，康熙三十八年葛礼担任山西省巡抚刚上任下令钱粮加征火耗银时，“亢百万”因联名上书，被葛礼下令拘捕，后来送了银钱才免于追究。至于亢家的北京钱庄，则一直开设到1948年北京解放。

至于亢家是不是开过票号，不好肯定。不过，不管票号、账局、印局，还是钱庄、当铺 、银行，都是清代的金融机构，山西临汾亢家是中国清代的金融世家是肯定无疑的。有道是：钱庄账庄汇兑庄，印局当铺与银行，生财生意钱换钱，翻来覆去利无边。

粮食行里翻金银

晋商“亢百万”，不仅是一位大盐商和大钱商，还是大粮商和大地主。

亢氏的另一个产业是粮食。临汾是山西主要的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库多至数千”，在北京开有大粮食商行，藏有米粮万石。传说，亢氏人从山西临汾到北京，或骑马或坐轿，三十多天的路程，沿途不住别人店，每晚都住在自己商铺。

亢氏在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是正阳门外粮店。亢氏从临汾把粮运至北京卖，他们既做粮食批发，又做粮食零售。当时京城繁荣，所需粮食数量最大。亢氏买卖之大不难想象。

在北京，亢家的粮行设在前门外大栅栏西口粮食店街，这里是北京城最重要的粮食市场。根据《清裨类钞》第二十一册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正阳门外粮食店亢掌柜者，雄于财”。有一天，亢家粮行数十辆牛车拉着粮食由外地而来，浩浩荡荡，络绎不绝，途中遇上一位无赖平某，带着一帮恶棍，拦住去路，不仅强行借粮，还要粮行掌柜酒席招待。亢家粮行掌柜无奈，只好送给平某十石大米。但是，平某并不善罢甘休，后来由一位王爷帮助，才赶走无赖。运粮且有王爷关照，可见规模之大，实力之强。

做粮食生意的亢氏也是大地主，拥有大量田宅，当地称亢氏“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人呼“百万”。

康熙年间，临汾发生一场特大旱灾，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六十年六月，连续十五个月天上没有下一滴雨，两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殍载道，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临汾知县魏星煜动员富户捐粮，设立南北两个粥厂，赈济饥民。由亢家堡“亢百万”—亢嗣鼎领头，还有其他富户共九家负责煮粥，招饥民进食，每天达到一万人以上。亢家堡的亢嗣鼎、亢在时等十四位乡绅，踊跃捐钱捐粮，帮助老百姓度过荒年。这场旱灾一直延续到康熙六十年六月十五日，方才落雨，能够下种时已经到了中伏天。“亢百万”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做到大富大德，亦属难能可贵。不过，也有人说，民间传说“亢百万”自恃富有，好为狂言，如前所说，他竟然当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商人重利善寻时机

亢氏的发迹离不开对时势和市场的判断。

在清朝，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各种贸易规模都逐渐扩大，不管是盐业还是粮食，都是市场交易的主角。亢氏看准了粮食生意，致力于长途贩运和粮店经营。当时的北京，由于是京畿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开设的粮店。亢氏原籍山西平阳府（临汾），位于汾河流域，是个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山西地近畿辅，上述亢氏的“牛车数乘”有可能是从原籍往京城运送，亢氏又在京城开设粮店，所以，亢氏既是粮食批发商，又是粮食零售商。此外，亢氏还是个封建大地主。亢氏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这都说明亢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储藏有大量的粮食，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山西商人魁首临汾亢家堡的亢氏家族，发迹于明朝中期，到清初“亢百万”亢嗣鼎手里，已经是家产百万，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大钱商、大粮商和大地主了。亢家以商闻名于海内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家业日渐衰微。及至民国，亢氏在山西省内已经败落，省外、北京等地勉强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其破落的原因，与整个山西商人的衰落是沿着同一轨迹发展的。这正是：金马银舟已眇眇，夕阳明灭乱流中；河东百万凄凄去，江南新富应潮来。

据今人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吝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此话也许不完全可靠，但作为盐商，垄断市场；作为粮商，囤积居奇；作为典当商，重利盘剥；恐怕这都是难免的，否则没有官家背景，何以能成为晋商首富。现在有一种美化晋商的倾向，如诚信，等等。其实，无商不奸，晋商何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