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选举制度

组织选举制度

组织选举制度 篇1

机关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机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党章规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或三年。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任期届满后，必须按期进行换届选举。

一、换届选举工作的主要程序及内容

（一）换届选举准备

1、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换届选举前，党（总）支部委员会要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并作出换届改选的决议，并向上级党组织写出改选党（总）支部委员会的请示。请示的主要内容包括：本届党（总）支部委员会成立时间、届满时间，拟于何时举行换届选举；提出下届党（总）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额及选举办法。经上级党组织批复同意后，即可着手进行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

2、起草工作报告。召开党（总）支部委员会会议，就如何起草工作报告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拟出提纲，指定起草人。起草工作报告要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成绩要充分肯定，问题一定要找准，反复修改完善，最后由党（总）支部委员会讨论通过。

3、进行选举教育。党（总）支部要通过组织生活和必要的会议，对党员进行四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宣传教育；二是大会指导思想的宣传教育；三是干部政策和干部标准的教育；四是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教育。

4、酝酿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必须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其形式可以先由党员或党小组提名，支委会集中各方面意见经过认真酝酿后提出；也可先由支委会提名，交党小组或党员酝酿讨论。在酝酿和确定支委会委员候选人时，必须充分考虑工作需要、工作能力和政治思想表现。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都要实行差额选举，其差额为应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确定候选人数应为应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5、制定大会选举办法。党支部委员会应根据党章及有关规定，结合本支部实际情况，从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出发，制定具体的选举办法。其内容包括：制定本办法的依据；大会选举的内容、名额及差额数；候选人产生的办法及排列的顺序；选举方式；选票划写方法及认定有效无效的规定；监票人、计票人的产生办法；投票的具体要求和做法；确定被选举人当选的规定以及当选人的排列顺序等。选举办法需报请上级党组织审批同意。

6、印制选票，准备票箱，布置选举会场。选票要整齐划一，不得做记号或标记。候选人名单要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预选产生的候选人可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同时，应列出与应选名额相等的空格，供选举人另选他人时填写。选票上要加盖支部印章或代章。会场的布置要庄重、朴实。

（二）选举实施

1、清点人数，确认选举资格。选举大会由上届党支部委员会主持。主持人在宣布开会前，应首先清点到会党员人数。清点结束后，要向全体党员报告结果，说明本支部党员总数，其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党员数；实到会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党员数。在实到会有选举权的党员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时，则宣布会议有效，可以开会。否则会议无效。

2、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党支部委员会向支部党员大会报告工作是换届改选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报告经全体党员讨论、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后，党支部委员会应将工作报告报送上级党组织，同时存入党支部文书档案。

3、通过选举办法和监票、计票等工作人员。党支部委员会拟定的选举办法在报经上级党组织原则同意后，在支部党员大会正式投票选举之前，要提请党员审议，然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的监票、计票等选举工作人员，可以由党员提名，也可以由党支部委员会提出建议名单、不管由谁提名，都必须经支部党员大会举手表决通过。本届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和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候选人，都不宜担任选举工作人员。监票人负责对选举的全过程进行监督。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4、公布候选人名单，介绍候选人情况。正式选举前，党支部委员会要向支部党员大会公布候选人名单，并如实地介绍候选人名单的推荐过程和每个候选人的工作简历、工作实绩和主要优缺点，帮助党员比较全面地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如果有党员提出询问，党支部委员会要向党员作出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也可根据选举人的要求，由候选人作自我介绍和说明，回答选举人提出的问题。

5、分发、填写选票。计票人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准确地核对参加选举人数和选票数，使两者相符，然后将选票分发给到会有选举权的党员，向大会主持人报告。选票分发完毕。由监票人向党员说明填写注意事项和要求，然后由党员填写选票。填写选票要注意五点：一是选票不得涂改、撕损，填废一般不给更换，按弃权或作废处理；二是选举人因故不参加会议，不能委托他人代为填写；三是党员可以投弃权票，但应慎重决定；四是投弃权票后不能另选他人，投不赞成票后可以另选他人；五是在选举中选举人可以投自己一票。

6、投票、开票。投票前，票箱要当众由选举工作人员检查，确认无误后当众封箱。投票顺序是先由选举工作人员投票，然后党员逐个投票。不设票箱的可由监票人逐一收回选票。投票结束后，监票人当众打开票箱，清点收回的选票数。如果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则选举有效；如果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则选举无效。

7、计票判定当选人。计票即通过唱票和记票，将候选人得票数和另选人得票数全部记录下来，据此统计每人得票数量，并按规定判定当选人。第一，支部党员大会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会议有效。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一半，才能当选。第二，当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第三，被选举人过半数的少于应选名额时，只需补选缺额，不必全部另选。对缺额的补选，可在得票未超过半数的候选人中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也可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第四，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人重新投票，得票多者当选。第五，非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按得票多少的顺序又在应选人数范围之内的，应为有效，并予当选。第六，被选举人得票数刚刚达到半数未超过半数的，不能当选。第七，选票涂改、撕损无法确认被选举人时，按废票处理。

8、宣布选举结果，封存选票。计票结束后，监票人要对计票的结果签字并当众公布候选人得票情况，宣布当选人名单，并说明当选的名单需报请上级批准后生效。选举结束后，选举工作人员要将选票清点密封，交新产生的党支部委员会归入文书档案保存，待保留一段时间后经上级许可后销毁。

（三）选举大会后的工作

1、召开支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党支部委员进行分工。选举大会结束后，应及时召开党支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支委会推荐一名新当选的委员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选举产生党支部的书记、副书记，以及研究支部委员的分工。

2、向上级党组织报告选举结果。党支部委员会应将选举大会的情况书面报告上级党组织，并将支部班子成员分工情况，书面报请上级党组织审批和备案。

3、做好落选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差额选举，必然有一部分候选人落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教育落选的党员正确对待落选，找到自己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迎头赶上。

二、党支部委员的补选

补选党支部委员，一般是换届改选后的支部委员会，由于委员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出现缺额，影响了党支部工作的正常开展，要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进行补选。补选党支部委员是在原党支部成员的基础上进行增补。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应视为缺额，应予补选：党支部委员因故调离，或本人辞职；党支部委员离休、退休或患严重疾病不能履行职务的；党支部委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的。

党支部委员会成立后，如果出现缺额情况应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提出补选意见，待上级党组织同意后，才能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进行补选。补选党支部委员，也要充分发挥民主，酝酿好候选人，经支部党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然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补选的党支部委员，其任期均至本届党支部委员会届满为止。

三、党支部提前或延期换届 在特殊情况下，党支部可以提前或延期进行换届选举。

党支部委员会提前改选的几种情况：一是委员缺额较多，使党支部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的；二是党支部委员会存在严重问题，党员强烈要求改选的；三是由于其他原因，上级党组织决定提前改选的。

暂缓改选的几种特殊情况：一是党支部多数委员被派遣临时外出工作，无法按期改选的；二是党支部任期届满时，正值集中一段时间完成某项重要任务的关键时刻，不宜立即改选的；三是党支部存在问题正在进行整顿，改选条件不具备的；四是由于其他原因，上级党组织决定延期改选的。延长改选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

组织选举制度 篇2

一、团场现行组织制度形态分析

兵团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兵团一师一团场”体系在隶属关系上的行政性和地理上的区域分散性, 彼此间开展工作又是通过层层委托的代理方式进行, 使得团场最终成为经营和管理辖区内公有农地及相应资产的代理人。高度的“计划体制”意味着资源配置主体不是职工而是团场, 而团场经营管理者又是由上级 (师党委) 任命, 最终形成带有行政特色的委托-代理组织制度模式[2]。在这种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上级的“考核指标体系”严重影响着团场干部的经济行为, 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易开展稳妥和收益平衡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团场的产权安排, 则意味着团场只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就可以通过剩余索取权获取较高的收益, 除非出现严重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1]。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团场领导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最终使得团场的企业属性优势没能充分发挥。另外, 作为团场上级的兵、师机构, 不对团场的效益负直接责任, 不承担经营风险, 但却对代理人 (团场领导) 有任命权,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上级领导缺乏承担经营风险的制度基础, 不能有效地保证相关决策的合理性。同时, 团场与职工之间的联系不是完全根据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自愿形成的结合, 而是靠职工对土地、企业的依附关系和区域行政管理上的从属关系, 是凭借契约合同捆绑在一起的, 职工没有“退出权”, 承包职工家庭不具备法人资格。兵师、团场和职工三者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作为下级部门, 尤其是处在最基层的职工群体不能完全认可上级的有关决策, 这种情况就使得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一个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追求的目标不一致,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组织的有效性。从人力资源理论的角度考虑, 表面上看团场职工在生理劳动周期内的人力资本, 借助工资、培训、福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合约, 被让渡予团场, 但事实上团场并不能绝对拥有或控制附着于团场职工个人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 这意味着团场的人力资源没能充分利用。

二、中间组织的生成机理及其形式

新制度经济学传统分析是以科斯的经典著作《企业性质》 (1937) 为基础, 把纯粹市场和科层企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替代的组织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随着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1993年Picard Larsson提出用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企业的三级制度分析框架来取代市场与科层企业两极制度分析框架, 即用三分法替代两分法, 基于看不见的手 (斯密) 和看得见的手 (钱德勒) 的隐喻, 他形象地称组织间协调为“握手”。这种中间组织的组织形态是介于企业 (一体化组织) 和市场两种规制结构之间, 是企业之间半结合的一种中间组织, 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又利用组织机制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 也就是说, 既通过市场机制提高了交易效率, 又可依靠组织机制的协调降低交易费用[3]。今井贤一等用M1, M2代表市场准则, O1、O2代表组织准则, M1+O1、M2+O2代表中间组织准则 (表1) , 其中M1表示利用价格或其他信号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M2表示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O1表示基于权力之上的命令和共同利益最大化, O2表示固定、持续的关系。

他们认为纯粹市场准则和纯组织准则在配置资源时都可能失效。纯粹市场准则 (M1, M2) 失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与它的决策原则M1有关, 在纯粹的市场中, 交易者因相当狭隘的决策视野而采取适应短期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提高产品价格或降低产品质量) 。第二个原因在于它的成员原则M2, 市场中个人参加或不参加交易是自主的, 由于成员的自由进入和退出, 在参与者中积累共同信息的机会太少。补救上述失效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O1引入M1, 如企业集团中的总部为了长期的整体利益, 可以行使权威以裁决每个成员企业的行为, 这样M1+O1就出现了;二是把O2引入M2, 即让交易者加入彼此之间长期的、半固定的关系中, 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这样M2+O2就出现了。企业组织失效的原因同样有两个。一是基于权威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O1) 存在缺陷, 在纯企业组织中, 由于个人缺乏充分的私人刺激, 而且在等级制度管理信息过程中具有潜在的高成本, 因此会出现“偷懒行为”。二是涉及到信息的积累, 企业组织中成员进入或退出组织受到一定的限制会导致交易的成员变化缓慢和成员数量的有限性, 因此这种固定而连续的组织成员原则O2会产生信息积累的刚性。补救企业组织失效的方法是把M1和M2引入企业中, 这样便形成了形式各异的“有市场的组织”和“有组织的市场”[4]。

具体来讲, 中间组织的形式较多, 以交易的内部化程度 (从弱到强) 对处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可以进行以下排序:现货市场交易→长期契约→战略联盟→合资→企业集团 (控股公司) →传统企业。其中长期契约包括卡特尔、关系松散的企业集团、特许、分包制等, 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长期契约连接, 关系较为松散, 是靠近市场的组织形式或者是基于市场的备选方式。而合作和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 (控股公司) , 更多运用层级组织的方式, 将更多的活动在组织内完成, 是基于组织的备选方式。

三、团场组织制度模式的创新

㈠创新思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入, 团场现行组织制度严重阻碍了团场经济快速发展。同时, 作为兵团经济的主要载体, 团场经济萎靡也制约着整个兵团经济实力的提高。团场作为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国有经济组织, 如表1所示, 该组织追求的是基于权威命令之上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同时团场与职工之间是比较固定的持续契约关系, 纯组织属性比较明显, 因而引入市场机制, 以促进团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是团场的组织制度模式创新的一个新思路, 目的在于优化团场的经济结构, 繁荣团场经济。同时,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市场经济秩序是各种具体经济活动合序进行的实际状态, 市场机制具有最强的激励功能, 多样性和灵活性。

㈡创新思路“内部资本市场”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是在美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上, 因企业组织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 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多元化投资和内部资源管理时而出现的概念[5]。引入内部资本市场, 企业在组织结构上通常表现为多元或控股型的组织结构, 存在一个总部以权威的方式进行资源的分配。团场作为一个企业集团, 职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内部工作, 同时可以凭借租赁承包契约获取的具有使用权、生产经营以及收益权的土地份额等参股, 同时集团总部利用筹集资金进行集团内部的多元化投资, 聘用职业的管理经营者, 充分利用团场的人力资源, 大力发展具有该地区特色的二三产业, 促进团场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 团场行政机构只能行使出资权, 可以监督但不能干预集团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股权 (所有权) 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出资者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这样职工除了完成每年的上缴任务外, 还可以通过每年的股利分红分享有较多的剩余劳动成果, 获取更多剩余索取权以及由此延伸的其他相关权利;另外一方面, 职工成为集团员工还可将团场的部分社会保障职能转由集团公司来履行, 这样职工则将享受更加完善的社会劳动保障服务。最重要的是职工可以通过出让股权、中止合约等形式行使自己的“退出权”, 以此作为对资本使用不当的惩罚, 从而使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得到保障。要成功引入内部资本市场, 团场组织制度改革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 成立集团公司, 并且切断团场行政机构和集团公司之间的“行政隶属脐带”, 实行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的一般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国有资本营运职能与政府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职能分离。行使国有资产营运职能的集团公司是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而不具有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最终做到政企分开。

第二, 团场集团公司采取专门设立资金结算中心或财务公司等形式, 利用金融机构网上银行和资金管理软件等信息化手段, 实现集团公司资金的集中开户、集中结算、集中运作, 并在此基础上实行集团统一授信、统贷统还, 确保集团公司资本收益和利润收入的目标与体现团场社会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共财政收入分离。

第三, 构建团场各级领导科学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体现, 是人才科学发展观的应用。团场各级领导作为该行政区域经济的带头人, 不应该一味地追求上交任务的完成率, 若是如此则将扭曲其工作性质,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最终使得团场缺乏经济活力。科学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与制定决策能力、影响与责任、领导力 (侧重于组织与协调) 、压力与风险承受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六个方面, 其中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与制定决策能力和领导力三项所占比重较大[6]。从这六方面制定考核指标体系会帮助各级领导树立“双赢”的思想, 充分发挥各自才能, 不像以前只是禁锢在稳定风险较小并且具有较大剩余索取权的第一产业上做文章。

参考文献

[1]刘俊浩.行政职能缺失与国有企业性质组织架构下的兵团工业化[J].新疆农垦经济, 2005, ⑿.

[2]张为栋.兵团农业双层经营的委托——代理机制与效应分析[J].当代经济, 2007, ⒁.

[3]卢建新.中间组织崛起的原因[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5, ⑴.

[4]曾楚宏, 吴能全.中间组织的起源及比较优势——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J].财经科学, 2006, ⑸.

[5]周波.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浅析[J].知识经济, 2008, ⑵.

制度篇：“甩手老板”的组织智慧 篇3

第一天，所有宾客聚集在安特卫普郊外的一个赛马场，欣赏著名歌舞明星的表演。

其后，柯西卡在一家乡村俱乐部招待宾客，这个鸡尾酒会无疑是个高层次的商务沙龙。男士们在觥筹交错中谈论着时尚圈的趣事、自己公司的新品以及最新的派对；女士们则聚在一起谈论着珠宝、服装，犹如知名的“巴黎社交舞会”。

“每年，我都有一半时间往返于欧洲与中国大陆之间，出席各种社交场合。作为时尚品牌CEO，我自身也是品牌的一部分，是时尚的代言人，所以长时间出差司空见惯。”沈东军对《当代经理人》说，“如何在长时间出差的情况下不影响企业的日常运作，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拥有适宜的流程管理和组织智慧。”

在沈东军看来，“甩手老板”并非不管企业的事务，而是专注于企业的战略、文化、制度建设和例外管理。

三级年度目标

在TESIRO通灵，日常事务通常被目标管理和流程管理消解。

市场部的Steven原来在一家香港企业工作，进入TESIRO通灵后，在5月顺利组织起了一次新品推广活动，他最大的体会是不需要像以前一样事事都要向上级汇报，无论是市场调研还是新品推广，都有一整套流程指导，自己的下属也能够明确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需要他事事提醒。

“TESIRO通灵通过员工个人目标和所在部门目标的逐级实现，达成企业的年度经营管理目标并最终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沈东军说。

TESIRO通灵根据公司年度目标和各部门职能描述制订各部门的年度目标，要求各部门根据自身年度目标和下属员工的职务描述制订下属员工的年度目标。为保证三级年度目标的顺利实现，公司、部门以及员工个人年度目标还要分别分解为季度目标和月度目标。各级目标须由被管理者的直接上级与被管理者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根据直接上级的目标加以确定。目标确定的方式是双方签字认可的目标管理协议。

为了实现这种目标，TESIRO通灵实行跟踪管理，定期回馈制度，以便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对阶段性的目标进行评估。沈东军认为：“这样有利于及时发现情况，对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如果企业不能达成阶段性的目标，无疑也不能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所以制定阶段性目标对战略计划非常重要，尤其在企业所处的环境变化很快时更是如此。制定阶段性目标可以促使执行者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阶段性分析总结，有利于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及环境的变化，从而对战略计划进行调整，以利于实现最终目标。”

“通过目标管理，上到每位管理者，下到每位员工，都非常清晰地明白自己每天应该做的事情，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所以不需要我或者其他管理者去监督。”沈东军说。

“网上”控制

同时，TESIRO通灵以标准化流程来管理工作进程，而不依赖管理人员的全程调控、催促，或拍脑袋决策。此时即便管理人员不在现场监控，工作仍可以按部就班地推进，减少了因个人理解差异、人际间衔接不到位等不确定因素，而且，按照事先所明确的和相关岗位人员的责任划分，可以迅速找出问题点，追查事故责任，避免内部扯皮与推诿，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采用恰当的目标管理和流程管理，可以让我脱身专注于战略性问题，这样，即使在公司，也不会全天沉于日常管理事务。外出时，根本就不担心企业事情。”沈东军如是说。

不过，有时企业也会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例如合同需要CEO紧急签字。 “没关系。”沈回答，“只要按照流程，轻点鼠标，在网上就可以完成办公。”

TESIRO通灵采用网上办公信息系统，实现信息的集成与共享。高效的信息系统保证信息的及时采集、加工、传递，实现信息的合理、及时共享，提高流程的运行效率和对外部变化的响应速度。

走在TESIRO通灵的办公区，记者发现所有职员的请示、批复、留言、知识共享都是通过网络来完成。网上办公系统的引入完善了企业目前的流程，提高了运作效率。

“流程管理远非设计一些流程，制定一些制度，然后贯彻执行这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围绕流程本身的目的，确定流程管理的指导原则，对流程进行持续的管理和优化。”沈东军告诉《当代经理人》。

组织智慧

“除了流程控制，还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中包括建立组织智慧，让个人头脑变成组织头脑，提升组织的管理能力，唤起员工对企业精神的共识，即把抽象的价值观转换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沈东军说，“只有唤起大家对工作的热情，我才能真正放心做一个‘甩手管理者’”。

“所谓组织智慧，是根据前人的经验，结合自身的特点提炼出来，并在长期实践中确立的规律性的精华，这些精华在组织内部固化、共用和传承，便形成组织智慧。”沈东军解释道。

在现有的组织里，员工工作范围的限定，即员工从事何种业务工作仅仅是每个人应该承担的最基本工作。企业的管理者对员工的要求不能局限于此，他们在完成业务工作的时候，还需要对组织有所贡献。

这种贡献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对组织中“人”的贡献，诸如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为组织培养优秀的人才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指对组织制度的贡献，需要员工创新制度、创新流程……

TESIRO通灵采用平衡计分卡，把员工招聘、培养纳入到管理者的个人绩效中，把是否为组织中的人力资源做贡献作为评价管理者绩效的关键指标。TESIRO通灵的管理者还需要定期写述职报告，描述自己在组织中为人力资源所做的贡献。管理者在完成业务工作的同时，会把他的知识也贡献出来，整理成自己的思路，让公司的员工共同分享。通过管理者这种在工作中的言传身教，与员工形成密切沟通，引导、矫正员工的行为模式，这种与工作结合紧密的培养人才方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但能够提升组织能力的不仅限于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或者技术骨干基层员工的智慧，普通员工常会对组织提出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TESIRO通灵逼迫员工提建议，把员工的工作建议列入绩效考核体系中，比如定期举行创新评比大赛，规定员工定时定量地提建议，提不出高质量的工作改进建议，则在裁员时有可能成为首选对象。

这种强制性的标准化管理，能够让员工的智慧贯穿于组织的成长脉络中，导致每一位员工都是管理者，与组织共享成长的力量，共同推动组织制度的不断优化。

组织生活制度 篇4

组织生活制度

一、党的组织生活主要是指党员参加所在支部的党员大会和党小组会，党支部生活会，党小组生活会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单独召开的党内民主生活会。

二、一般情况下，党小组会每月召开一至二次，支部委员会的民主生活会每季度召开一次，党支部大会每季度召开一次。

三、每个党员应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应无故缺席。如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必须向党组织请假。

四、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既要参加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又要参加支部委员会单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如确有些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党支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也应事先请假。

五、如有党员临时出差，经党组织同意，可暂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回原单位后，应向党组织汇报学习、思想和工作情况。

党组织制度 篇5

第一章书记负责制

第一条 实行党委领导的书记负责制，事务所党支部是在注协党委领导下的党的基层组织，是所在机构的政治核心。党支部应与事务所的董事会、股东会一同保证对事务所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共同负责。保证、监督、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第二章党组织组建制度

第二条 事务所中有3名正式党员，应成立党支部，党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由3-5人组成。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换届选举工作。

第三条 党支部委员会应是政治上坚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求真务实、勤政廉洁，团结合作，开拓进取，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应由党性强，政治业务素质好，热爱党的工作，作风正派，有敬业和奉献精神，胜任党的工作的委员组成。

第四条 党支部书记应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水平，能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革命事业心及开拓创新精神；有较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一定党务工作经验，受党员和员工拥护的党员担任。

第三章党员发展制度

第五条 党员发展应认真贯彻执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确保质量，宁缺毋滥。并做到：

一、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确保党员的质量和党组织的纯洁性；

二、必须坚持个别的原则，坚持经常性工作，不准搞突击发展和

停止发展；

三、必须严格按照入党程序和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各项要求。主要根据各单位党员队伍的状况，正确制定和实施符合这一方针的发展党员工作计划，注意质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第四条 严格履行接收新党员的手续：

一、必须本人正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二、必须填写入党志愿书；

三、必须有两名正式党员的介绍；

四、必须经过党支部大会的讨论通过；

五、必须经上级党委批准；

六、必须举行入党宣誓。

第五条 做好对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预备党员必须经过至少一年预备期的教育和考察。转正程序是：

一、本人提出转正申请；

二、党小组讨论后提出初步意见，供支部审查参考；

三、经支部会审核后，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

四、报党委批准。

第四章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制度

第六条 培养教育的方法：

一、党支部要指定一至两名正式党员做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对他们进行帮助，指出不足，使之明确努力方向；

二、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听党课和参加短期培训班以及党组织内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引导他们对党的基本知识、党员条件、党性修养加深理解，端正入党动机，增强党性观念；

三、为入党积极分子提供接受锻炼和考验的机会，给他们分配一

定的社会工作，并检查完成的情况，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

四、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定期（每季度）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党支部要经常通过谈心等方式，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激励他们不断进步。

第七条 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基本知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等。

第八条 培养考察的时间和主要内容

一、入党积极分子必须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教育，才能列为发展对象，党支部每半年考察一次，考察结果要有记载，作为衡量入党积极分子是否具备条件的重要依据；

二、党组织对入党积极分子定期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思想品质、入党动机、工作学习情况和社会表现等。

第五章党员学习、教育制度

第九条 学习时间和内容安排：

一、党支部每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议，学习有关文件，传达支部决议，讨论贯彻的具体措施，并做好党员发展、党员思想汇报和工作情况等工作。

二、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员大会，传达和学习有关文件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听取党员的意见和建议，讨论决定需要由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和问题。

三、每半年上一次党课，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一系列讲话精神，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基本路线，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与指示，党纪党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

四、每年召开一次党的民主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前段学习与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总结，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会后将会议情况向上级党委做书面报告。每位党员必须参加党员学习和过组织生活，有事必须提前请假。此外，根据实际情况，可随时召开有关会议。

五、学习的主要形式：坚持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坚持业余时间学习为主和面灌输学习及寓教于乐相结合。

第六章党员权利保障制度

第十条 事务所党员享有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

第十一条 党员应当正确行使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时必须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力，不得侵犯其他党员的权利。

第七章党员定期报告制度

第十二条 党员要定期（每半年）向党支部报告自己工作、思想、学习的情况，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

第十三条 党员外出时间较长的，应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等情况，以增强党组织对党员的了解以及党性观念。

第十四条 党支部在开展党建工作中，要定期了解、分析党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八章 党费收缴及使用制度

第十五条 党费收缴，各党支部的党员每月向党支部缴纳一次。

党支部每季统一交给党委。（特殊情况，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最长不超过三个月交一次党费）

第十六条 交纳党费比例：每月工资收入在400元（含400元）以下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0.5%；400元以上至600元（含600元）者，交纳１%；600元以上至800元（含800）者，交纳1.5%；800元以上（税后）至1500元（含1500）者，交纳２%；1500元以上（税后）者，交纳３%。不好确定每月固定收入的，参照档案工资交纳。档案工资具体包括：职务工资、津贴标准、职务津贴和各种津贴四项内容。根据《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党委对生活困难的党员，由本人提出申请，党支部报党委，经党委会研究同意，可以少交或免交党费，并给予相应帮助。

第十七条 党费使用：用于每年度表彰先进的支出；组织党员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费用支出；用于各支部、党员购买学习资料；救助特困党员；上级党组织安排的开支项目。

每年向党委和支部党员书面通报一次党费收缴和使用管理情况。第十八条 党员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交纳党费的，按《党章》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九章定期听取党员职工意见制度

第十九条 各支部应定期组织全体党员过组织生活活动，广泛听取党员对党建工作的意见。

第二十条 定期听取一次支部和党员的意见。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沟通，广泛听取意见，不继完善党建工作的各项制度，使党建工作在形式、方法、内容上与大家取得一致共识，提高党建工作水平，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党建工作。

第二十一条 根据情况及时进行各种教育活动。

一、教育内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现代科技知识教育。

二、教育的基本方法和形式：经常性教育、“三会一课”、集中性党员教育、党员的自我教育等。

第十章党员（预备党员转正）公示制度

第二十二条 公示对象为拟接受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和拟转正为正式党员的预备党员。

第二十三条 拟接受为预备党员的，在行业党委将发展对象预案批复后，党支部大会召开前，应对拟接受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七天。拟转正的预备党员，在支部大会召开前公示，公示期为七天。

第二十四条 公示内容有公示对象的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时间、职务，申请入党和被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及发展为预备党员的时间，入党介绍人姓名、职务，检举人的权利和义务、举报电话和受理人、公示期限。

第二十五条 公示范围一般为事务所全体员工。由党支部采取会议公布、公告或网上公示等形式，将公示内容公布于众。

第十一章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制度

第二十六条 党员因工作调动、成立新的党组织及其他原因，经事务所党组织同意，方可转移党的组织关系。

组织选举制度 篇6

整个“十一五”期间, “三农”成为中国的重要议题, 政府基于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为我国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改革指明方向, 其中心思想是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范式, 将割裂的城乡统筹起来, 在一个全局的高度上发展新农村。新农村要有新农业和新农民, 新农业需要新技术、新制度, 要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中把握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新农民需要新消费、新生产和新资金, 政府需要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充分考虑农民利益, 供给适合于时下和未来农村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制度——农地金融。要实现新农村的20字方针, 需要改变现有农业生产方式, 需要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需要供给农业生产的长期大额资金, 而当前的金融安排均以短期小额为主, 无法满足农业生产主体的需要。[1]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标的物的农地金融制度安排就成为我国农村资金供求双方在信贷授受中共同选择的对象。农地金融制度是土地金融制度在农村区域和地域的再运用, 在土地私有的国家, 没有单独的农地金融制度, 其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的性质是一样。我国的农地金融是特指在农村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借助农村土地使用权实现资金融通的机制和模式。一般地, 农地金融制度指以农地使用权进行直接或间接融资的活动, 前者指农地使用权证券化, 后者指农地抵押贷款。

二、农地金融制度变迁的历程

1.强制变迁阶段

1988年, 国务院批准组建贵州湄潭县土地金融公司, 为县域耕地资源开发提供资金。这是我国首度开始农地金融制度的正式供给, 是由政府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的经验, 直接在经济体外部提供的。故当时的供给主体为外生的, 制度变迁为强制的, 但由于该次制度供给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监管网络和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 至1997年, 以彻底失败告终。

2.诱致变迁阶段

在以后的长达20年的时间里, 农地金融制度的供给主要为内生主体所完成。在此阶段, 主要表现为各地农民自发组织的形式各异的农地金融占了主角, 但规模很小。一种为情感金融形式, 如某农户主要经营非农产业, 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 将自己的土地拿给他人代种, 收益归对方所有, 作为回报, 对方借给该农户一笔不定时期的资金。一种为贷款无力偿还后的补救措施, 如云南省文山自治州的非正规金融组织, 对于无力偿还贷款的农户, 暂时将其承包的土地转租给他人耕种, 以转租土地所获收益偿还贷款后, 再将土地使用权还给贷款人。混迹于民间友情借贷中的前者在土地面积较大的平原地区及新疆地区均有零散分布, 后者主要则散见于丘陵山地地区。还有一类内生农地金融, 则是继湄潭实验失败后, 各地层出不穷的自发试点。此种试点的供给主体不再是农民, 而是各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作为基层农村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户无有效抵押长期困扰, 南到福建, 北到黑龙江均有试点性操作。

3.二次强制变迁阶段

2008年10月, 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 揭开农地抵押贷款新一轮密集试点, 试点区域为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笔者以为该时期可以看作外生主体的复归, 相对于1988年的首次外生供给, 称之为二次外生主体阶段, 制度变迁形式再次转变为强制性。在各地多种多样的农地金融试点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 加之农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的金融事实, 代表政府的金融当局——中央银行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新一轮的农地金融试点。从1988年到2008年, 前后历时20年, 虽然此轮试点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其成功率将大大提高。

三、农地金融制度试点中供需双方的审慎态势及其原因

1.资金需求方

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中心目标在于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供大额长期生产资金, 但从目前部分试点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似乎存在谨慎态度, 规模农户需要长期大额资金发展农业生产是毫无疑问的, 但似乎对抵押农地使用权存在顾虑。农户在土地规模较大, 农业比较效益相对较高的情况下, 是有农地信贷需求的, 但这种需求又受到农业生产高风险的影响, 在农业保险没有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下, 农地信贷需求被明显抑制, 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 抑或是林业均是如此。

2.资金供给方

2008年以后, 各地出现了农地抵押贷款的密集试点, 但各执行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如更愿意在农地金融框架内贷款给大型涉农公司或企业, 而不愿意贷款给同样符合条件的规模农户;不对农地金融进行宣传, 仅列示于银行的文件中;存在个别寻租现象;同质化明显等。从各试点农村正规金融的农地抵押贷款的实际运行来看, 整体是不理想的。银行在成本控制、风险选择中更倾向于规模企业, 是银行长期以来信贷配给的惯性表现, 但借助农地使用权的抵押, 规模农户也是符合信贷条件的, 银行授信中的谨慎态度与农户谨慎态度相似, 我们的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来自对农业生产效益没有信心, 二是根源于没有相匹配的农业保险及其他配套制度安排。

四、农地金融的外生制度安排

1.农地金融制度供给主体的现实选择

通过对农地金融制度供给主体的阶段性梳理, 可以看出该制度的供给主体包括外生的政府和内生的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村金融机构。一般而言, 内生主体的制度供给是自下而上的, 是被动主体, 但制度供给过程是主动过程, 是有着正效应的, 即正供给。相反, 制度的外生供给是自上而下的, 是主动主体, 当外生制度为行为发展提供必要的法规、规章、规则等运行要素, 很好地促进其发展, 就形成正供给, 相反, 则形成负供给。但有一点为国内外的经济发展所佐证, 即内生制度供给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通过外生制度供给来完善和规范, 最终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经历了昙花一现的外生供给和持续的内生供给后, 再次回到外生供给的层面是一次否定之否定, 结合农地金融制度试点中表现出来的问题, 也需要政府大力推进, 故在当前和未来农地金融制度的发展和走向来看, 我们选择外生主体, 即通过政府的直接制度安排和间接调节控制, 实现农地金融制度的铺设和规范发展。

2.农地金融制度供给内容

农地金融制度具体包括农地使用权抵押制度、农地使用权证券化制度、农地贷款证券化制度和农地金融监管制度。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是农地金融制度的中心, 也是农地金融的精髓, 具体内容包括:农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标的物规定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规定。农地使用权证券化制度是资产证券化在农村土地上的具体体现, 农村土地证券化是国外农地金融制度的中心, 是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重要手段, 也是土地银行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我国重庆地区赋予土地使用权的票证制度——地票, 可以看作农地使用权证券化的一个有益尝试。农地贷款证券化的具体操作为:国家土地银行等类似机构在金融当局和相关部门的政策扶持下, 以农地使用权抵押方式向农户提供中长期贷款, 进而以该贷款的债权充作抵押标的物, 向社会公众发行土地债券, 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形成银行周转资金和后续抵押贷款的资金来源。农地金融监管制度是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制度、农地使用权证券化制度和农地贷款证券化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保障, 没有规范的农地金融监管制度, 农地金融风险将迅速扩大。

3.农地金融制度的供给路径

农地金融制度的最终确立, 需要依赖制度供给的路径选择, 共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 供给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先导:笔者的问卷显示, 在未设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 问及农户是否愿意将土地流转, 90.5%的回答为否, 但当问及如果每个月可以得到600元的收入, 所有问卷的答案均为愿意。在政府不能够实质性解决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情况下, 农地流转、农地金融制度构建及农业规模化经营均推进乏力。

第二步, 供给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制度是农业生产的安全带, 农业保险防范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及部分社会风险, 使得农业比较效益增加, 农业资金的安全性上升, 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 农地流转和农地抵押前景看好。

第三步, 供给土地整理制度。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农业保险制度全面确立后, 农民可以用于抵押、证券化的土地是否可以真正进入金融市场, 还需要对零星的、品质各异的、条块分割的各主体的农地进行整理、估价。

第四步, 供给农地流转制度。农地流转制度为农地金融制度提供市场背景, 是抵押权人和证券持有人实现债权的前提。故农地金融制度外生供给的路径为社会保障制度→农业保险制度→农地整理制度→农地流转制度→农地金融制度。

五、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框架

1.现有农村信贷机构比较

就目前农村的商业、合作和政策性三大板块金融机构的资本构成和信贷能力而言, 均可以充当农地金融业务开展的机构组织, 从试点来看, 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都在开展农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其中, 农业银行信贷实力最强, 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后, 开始回归农村金融市场, 注入资金大幅增加。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 但由于长期积累的历史包袱, 资本资产状况较差, 不良贷款率较高。通过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和专项借款, 财政部减免税收及拨付保值贴补利息等方式, 目前状况有了较大改观。2010年末, 共消化历年亏损788亿元, 降幅达到60%, 共有1713个县 (市) 已全额消化, 且不良贷款比率明显下降。[2]2010年末, 农发行贷款余额16709.9亿元, 其中, 农业开发和基础设施贷款3075.01亿元, 农业科技贷款余额86.88亿元, 农业小企业贷款85.89亿元, 分别比2007年增长595.29%、250.32%和5.13%。[3]2007年, 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 在县及县以下有2.96万个网点, 是服务农村非常合时宜的平台, 但业务尚需进一步拓展。罗剑朝 (2010) 将三大机构与土地金融公司和土地银行两类专业土地金融机构进行优缺对比, 得出暂时由农村信用合作社代办, 未来成立专门农地金融机构的方案。[4]

2.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框架构想

笔者和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 也认为就资产规模和信贷能力来看, 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符合农地金融运作要求的。从国外发展的轨迹来看, 几乎都有专门的农地金融机构, 既包括德美等发达国家, [5]也包括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故我国未来同样需要走专业化农地金融路线, 既有利于农地金融的充分发展,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加速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又为财政支农提供专款专用的对象。

(1) 组织体系的层次结构。

自2005年, 宁夏组建“土地银行”以来, 越来越多的基层土地合作社开始组建, 为农地金融组织框架设计奠定了基础。在土地合作社的上层, 选择组建中层土地银行, 土地银行可以按照经济区划或行政区划设立。鉴于我国自2007年刚刚新增若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且新增机构需要巨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是不经济的。可以考虑改组部分邮政储蓄银行或者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土地银行, 原因有三:

一是两类机构农村网点众多, 改组部分网点, 不会影响其整体功能的完整性。二是邮政储蓄银行在挂牌后的4年时间内, 正在尝试新型业务, 其中就包括了多种农村财产抵押贷款, 增加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是可行的。三是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长期以来冠以“合作”之名, 实无“合作”之实, 如能够将其中一部分改组为土地银行, 对实现真正的合作性质复归是一个良好的尝试。具体是改组邮政储蓄银行, 还是改组农村信用合作社, 可以根据各地两类机构的数量和经营状况考量, 笔者倾向后者。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过去30余年的经营中, 由于政策性原因造成了大面积的亏损, 全国范围内有近8成的信用合作处于不良经营状态, 虽然经过央行和财政多次采取措施, 2010年整体亏损状况有所缓解, 不良资产率明显回落, 但未来的变数仍然较多。鉴于此, 可将亏损严重的信用社重组, 由财政提供启动经费和资本金, 更名为土地银行, 既减少了组建新机构的成本投入, 又盘活存量资产, 是一个较好的策略方向。高层设土地银行总行, 负责对中间层次土地银行的管理, 并接受国务院的领导。

(2) 各层次的机构性质及相互关系。

土地银行实行三级法人制, 基层的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和中层的土地银行以公司形式组建, 高层的土地银行总行则属于兼具监管和经营性质的商业行政机关。基层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属于合作性质, 从所有人的角度界定属于民有。如果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改组而成的土地银行, 性质为合作, 如果是由邮政储蓄改组的土地银行, 则兼具政策性与商业性, 前者所有制属于民有, 后者则属于国、民共有。高层土地银行总行兼具商业性和行政性, 所有制为国有, 董事长由国务院任命, 其他董事成员可由财政部、农业部、林业部等相关部委和各中层土地银行选派, 业务受到银监会的监督。还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就是基层与中层的关系, 基层为土地合作社, 就是目前国内各地出现的存地贷地机构, 如宁夏平罗和四川彭州的土地信用合作社, 该类基层组织与土地银行的关系可以较松散, 也可以较紧密。从试验式改革的思路来看, 建议先松散、再紧密地推进。以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为例, 松散关系具体操作为, 需要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农户参加土地合作社, 缴纳入社会费, 再由土地合作社对其土地使用权进行确权和评估, 然后向土地银行上报, 并同时向土地银行存入贷款金额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如5%~10%。紧密关系则表达为所有关系, 即合作社是土地银行的所有人, 持有土地银行的股份, 土地银行在同等条件下向所有人优先提供抵押贷款, 属于典型的股份合作制。在此之前, 土地银行业务由各试点金融机构代办。

摘要：中国农地金融制度从无到有, 经历强制、诱致、又强制的变迁过程, 但始终处于推进乏力的状态。论文通过对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供需双方审慎态势及其原因的分析, 指出农地金融制度必须通过外生供给的方式方可获得全面确立。并按照主体、内容和路径三个部分作出农地金融制度的外生安排和提出三级法人主体制的组织框架构想。

关键词：农地金融制度,外生供给,组织体系

参考文献

(1) 邹新阳.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分析[J].河北农业科学, 2009, (02) .

(2)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3) 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4) 罗剑朝.积极稳妥推进农地金融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方案设计与配套条件[J].开发研究, 2010, (01) .

组织选举制度 篇7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自由贸易区; 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040-02

自由贸易区(FTA)。它是指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废除关税和数量限制,使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但各成员国仍保持自己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 。

1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原因

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由于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体化程度最低,国家让渡主权最少的一种形式,和其他一体化形式相比也是更容易被各国所接受的一种经济一体化形式。本文选择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来探讨,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自由贸易区在机构上的法律要求要低些,因此,这种类型在目前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采用的最频繁的一种[2] 。

第二,自由贸易区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经贸合作的地缘优势。邻近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具有人员往来与物流便利、语言文化相近、生活习惯类似等多种有利条件。另外,自由贸易区所涉及的国家彼此之間疆域相邻或者经济互补性较强,或者有共同的政治与安全利益、共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从而对谈判议题的确定、谈判内容的形成和最终协定的缔结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第三,自由贸易区对于国际贸易和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一般认为,在区域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促进成员国内部经济贸易的增长,加快区域内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合作,促进各成员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吸引和扩大对外投资,增强成员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谈判力量,从而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3] 。因此,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各国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性安排。目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寻求发展本国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

2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最佳模式借鉴

2.1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理论的提出

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基本内容的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发展议程因坎昆部长会议失败而停滞不前,这就使得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发展势头迅猛而强。在这种情形下,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成为世界各国增强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就使得中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2001年6月15日我国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英文缩写SCO),该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发起、组织的区域合作组织,它的成立对于中国和中亚都具有重要意义。2003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同时提出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2.2 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最佳模式探讨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在积极参与国家多边贸易体系的同时,努力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个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贸易区,没有现成的先例可循,必须依靠创新的智慧去解决面临的问题。

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过程中,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已有成功的区域经济组织的经验,结合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的实际,促成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建设,实现“双赢”局面。笔者认为,总体上讲,要在WTO框架下,遵循“渐进、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则,吸收北美自由贸易区模式的创新特点,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作法比较符合实际。具体来说:

(1) 以硬法机制为主的欧盟模式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借鉴意义

欧盟模式虽然和北美、东盟自由贸易区相比差距比较大,但是其硬法机制体现了经济一体化中的法制化、法治化以及组织化,诚然,在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里,软法的存在是有一定必要性。但是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没有强制性的硬法机制,而以经济一体化规划的进程中,往往会使规划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因为经济一体化规划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各国经济利益的兑现,每一个国家不会不在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自觉地去遵守没有强制性的规划。因此,硬法机制的规划是使经济一体化产生效果的必要机制。

(2) 混合软硬法机制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模式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借鉴意义

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也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而且和欧盟相比,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具有更强的相似性,例如,我国和中亚4国及俄罗斯在立法体系、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点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很类似,而与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有很大不同。因此,我国在和这些国家建立区域经济组织的法律框架时,应当主要借鉴NAFTA较为简洁、松散的组织机构和温和的法律制度,比如温和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当然欧盟区域一体化时间最长,程度最深,各种制度设计尤其是法律制度较为成熟、完善,因此我国在参与区域贸易安排的一些具体法律制度上也应当吸收其具有前瞻性的优点,例如在区内法律冲突融合方面,我国也应当采取积极的统一立法措施,并通过相关案例的总结来积累经验、完善相关法律规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应该借鉴前文提出的阶段性目标模式,分三个阶段来完成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建立。具体来说,在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正处于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阶段[4] 。在这一时期,应该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以签署协议的方式制定软法性法律文件,构建松散的组织机构,以协商方式来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再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由软法为主的模式向软硬法混合、硬法为主的模式转变。至于其未来走向,要借鉴欧盟的做法,根据该区发展情况、周边国家的反应和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和发展趋势,再确定远期发展目标。

3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制度构建

3.1 上海合作组织己经初步建立经济合作法律框架

2001年6月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2002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成为该组织的宪法性文件,为该组织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法律基础。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以《宣言》和《宪章》为基础,在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组织内部建设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文件和条约。

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的议定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措施计划》等等。

从以上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上海合作组织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经济合作法律框架,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件仅僅具有宣言和声明的性质,缺乏具体的法律制度性规定,实行起来必然缺乏执行力。因此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首要任 务就是建立和健全上海合作组织具体的法律制度框架,以此对自由贸易区的运行实施进行制度性保障。

3.2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法律制度的建议

(1)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法律制度的建立

第一,在区域货物贸易的制度中,条约是主要的法律形式,但形式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条约,或散见于数个条约中。欧盟规范货物自由流动的法律文件是《欧共体条约》第三部分第一编;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文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第二部分,包括三到七章的内容;而东盟规范货物自由流动的法律文件体现在分散的诸个有关货物贸易的法律文件中[5] 。如前所述,在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应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关于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法律文件也可以分散的规定在多个法律文件中,这也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

第二,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方面,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法律制度应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规定。在关税方面,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应该对关税减让的问题做出具体的时间和关税率的规定。如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定,从1992年自由贸易区建立的15年时间内,将其成员国的关税减让到5%—0关税率。对于非关税措施,《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普惠关税安排协定》中第5条对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进行了规定,第6条规定了保障措施。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也应当制定关于关税安排的相关协定,如规定成员国根据协定的安排消除所有数量限制,在未来的5-10年内逐渐消除所有的非关税壁垒。

(2)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建立

以法律的形式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定下来,这在欧盟、北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均有所表现。笔者设想在时机成熟时,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关于服务贸易的法律规定应该签订单独的条约——《上海合作组织服务贸易框架协定》,作为其服务贸易规范的法律依据。究其原因,首先是以一个专门的法律文件规定区域服务贸易是比较先进的做法,且符合区域经济合作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趋势;其次,这种单独制定的条约可以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则相一致,使得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合作在服务贸易领域达到统一;最后,《上海合作组织服务贸易框架协定》仅仅是框架性的规定,因此制定起来难度较低,其以后的实施可以进一步细化。

(3)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投资措施法律制度的建立

东盟有关投资措施的协议为1987年《东盟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及1996年签署的《东盟投资框架协议》,在现阶段,投资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重点领域和优先领域,应尽早签订《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投资框架协议》,同时重视投资领域的软环境建设,即完善喝过的投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采取具体步骤促进投资和保护投资[6] 。

(4)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

知识产权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是与贸易紧密相连的领域,欧盟、北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都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因此,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也应该对知识产权保护做出相应规定,制定《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框架协定》,协调成员国间知识产权合作及争端。在此协定的制定中,可以借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成果,并与其保持一致。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其进行保护可有利本区域的贸易自由化。

另外,在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过程中,除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制定具体的法律制度以外,在金融、农业、林业、能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可以以签订协议的方式做出具体的法律规定,对整个自由贸易区起到良好的法律保障作用。

4 结论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国主导建立的第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涵盖了中亚五国中的四个国家,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为了加强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交流,形成资源互补的双赢形势,在目前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成员国的共同希望和选择。构建合理有效的自由贸易区法律制度是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本文在借鉴现有自由贸易区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上,结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具体情况,对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应该具备的法律制度做出设想,希望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沈四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学杂志》2005年6月。

[2]杨丽艳:《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研究——兼评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对策》,法律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62页。

[3]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4]郑雪平、米军:《上海合作组织(SCO)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研究》,载《徐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月。

[5]杨丽艳:《东盟的法律和政策与现代国际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