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政府职能专题

转变政府职能专题

转变政府职能专题 篇1

【背景材料】

1．2014年全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2．2014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决定对国务院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察。会议认为,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看住向企业乱伸的手,是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措施促进创业就业。确定取消和下放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3．2014年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严肃整改审计查出问题,强调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将适合地方管理的事项连同项目确定权和相关资金分配权一并下放。2014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2014年以来国务院又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有些涉及法律法规修改,要及时跟进,使简政放权有法治保障。会议通过5部法律修正案草案和21部行政法规进行修改的决定草案。

4．2014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废除企业年检制度、大力取消事前审批的同时,加快实施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从主要依靠行政审批管企业,转向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信的市场秩序规范企业,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5．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认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推进简政放权,整合部门职能职责、减少多头管理、逐步实现一个窗口对外,方便企业和群众、降低创业成本的有效举措。

6.2014年9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强化审计工作,指出要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把审计范围扩大到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重大项目落地、简政放权推进等方面,推动解决财政资金沉淀问题,把宝贵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7．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2014年第三批简政放权措施。再取消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审批事项,将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取消68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取消10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会议认为,简政放权是政府自身革命的“重头戏”。简政放权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要防止“中梗阻”。

8．淡化GDP 唯GDP论政绩观“速度情结”不再。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11月，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即：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何构建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答案，均是从“淡化GDP”入手。各省份在当地两会上强调，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克服“速度情结”。

9．扎实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这项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决定》的发布实施，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体现，是统筹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的又一重大举措。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打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场“硬仗”。坚持“一个统一、五个同步”。“一个统一”，即改革现行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制度，建立与企业职工等城镇从业人员统一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同样的缴费标准、计发办法、调整机制，从制度和机制上化解“双轨制”矛盾。“五个同步”，即：

（一）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机关和事业单位目前虽然在人事管理、工资和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政策有区别，但历史上一直实行相同的退休制度。同步推进改革在制度设计上没有重大障碍，也能避免单改事业单位引发的攀比。

（二）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通过建立职业年金，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在优化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结构的同时，保持待遇水平总体不降低。

（三）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坚持增量改革的原则，在建立个人缴费制度的同时适当增加工资，以减轻参保人员当期收入负担，增强缴费的承受能力。

（四）待遇调整机制与计发办法同步改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调整，不再与同职级在职工作人员工资增长挂钩，而与企业退休人员统筹安排，充分体现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

（五）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借鉴已有改革经验，在充分研究论证基础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再搞局部试点，可以避免先改与后改的矛盾。

10．贯彻民主集中制要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能否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充分发扬民主和维护集中统一，关系到我们党能否有效地克服独断专行或软弱涣散现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重点监督一把手是否摆正了自己在党内生活中的位置，是否坚持集体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在重大人事变动、重大工程上马和大额资金使用等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上，尤其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如对重大人事任命是否经过个别酝酿、充分讨论、集体决策的监督，不但要听取一把手的意见，还要听取班子成员的意见；不但要听取本单位的意见，还要听取相关单位的意见；不但要听汇报，还要查阅会议记录；使监督不流于形式，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与教材知识链接】

（一）经济生活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能够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科学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形成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总体功能。

4．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5．良好的市场秩序依赖市场规则来维护，市场规则以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市场道德规范等形式对市场运行的方方面面作出具体规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引导。

（二）政治生活

1．政府的性质、宗旨、原则、作用、职能

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人民负责为原则，是便民利民的政府。我国政府具有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我们当前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其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政府职能不包办一切，应当把该管的管好，不要越位、缺位、错位。

2．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树立政府权威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环节，是对人民负责的具体体现。自觉接受监督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自觉接受监督的具体表现。政府的权威就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过程中形成的得到人民认同的威望和公信力。

（三）文化生活 1．文化的作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能够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日益繁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了人们的公民意识，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3．思想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科学防治腐败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

（四）生活与哲学

1．实事求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2．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的特点。改革作为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体现了实践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的特点。

3．坚持系统优化的方法。坚持系统优化的方法要求我们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遵循事物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和优化趋向。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就是坚持了系统优化的方法。

4．坚持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重视量的积累，抓住时机，促成质的飞跃。国务院机构改革就是坚持了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的关系

5．树立辩证否定观和革命批判精神，树立创新意识。辩证法从本质上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创新的，要求我们有所“破”（破除成规陈说），有所“立”（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我们树立辩证的否定观和革命批判精神，树立创新意识。

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行政体制改革是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典 型 例 题

一、选择题

1．2014年,“营改增”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铁路运输业、邮政业和电信业,对促进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税制改革意义重大。下列关于“营改增”的积极作用说法正确的有

（）

①改革税收制度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②减轻企业负担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③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④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给经济“降温”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北京先后出台和通过《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及《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这意味着为治理环境污染，北京将长期和短期应急并举，重拳出击。北京市政府的这些举措旨在（）

①提高行政效率，体现政府权威

②加强社会监督，促进廉政建设 ③增强责任意识，保障公民权利

④清除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稳定

A．①④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3．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法无禁止即可为”，不同于与以往限定企业“只能做什么”的“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该模式旨在（）

①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②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

③减少政府市场监管

④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A．①② B．①④ C．③④ D．①③

4．杭州市政府3月25日19时选择“突然袭击”方式宣布，26日零时起正式实施机动车限牌，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加强机制建设、完善保障措施。国务院这些举措的意义是

（）

①有利于政府廉洁高效

②有利于公民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行使监督权 ③有利于建立起一个具有威信的政府 ④有利于政府依法执政，民主科学决策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于2014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此举旨在（）①放松对市场主体准入的管制，取消准入“门槛” ②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③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④促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6．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以内（含10万元）扩大到20万元以内（含20万元），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助力小微企业尽快成长。针对当前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困难，中央政府实行 “放水养鱼”的政策。“放水养鱼”的政策是为了

（）

A．体现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 B．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推动企业的发展 C．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D．坚持唯物辩证法，保持政策的发展性

7．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国务院机构改革。其中包含的哲学道理是

（）

①辩证的否定是联系和发展的环节

②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③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

④量变必然引起质变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①④

8．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改革不是一哄而上，而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通过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由重点领域的“一子落”激发改革棋局的“全盘活”。这启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

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②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③整体和部分的统一

④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二、非选择题

9．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存在职责不清、权责不一的问题，导致监管不力，行政效率低下。在环境保护方面环保、国土、水利、农业、林业、交通等部门都负有责任，但由于职责不清，使执法难以到位，导致“镉污染”、“血铅超标”、“地下水污染”等环境事件频发。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2014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废除企业年检制度、大力取消事前审批的同时,加快实施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从主要依靠行政审批管企业,转向更多依靠建立透明诚信的市场秩序规范企业,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1）结合材料，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2）有人认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彻底变革现有的行政体制。”请运用辩证否定观的相关知识评析这一观点。

10．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2014年6月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打出了统筹中国经济升级的“组合拳”。打出的第一拳是稳增长。打出的第二拳是调结构。打出的第三拳是促改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政府要从转变职能入手，促进改革。打出的第四拳是城镇化。

材料二 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2014年第三批简政放权措施。再取消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审批事项,将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取消68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取消10项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会议认为,简政放权是政府自身革命的“重头戏”。简政放权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要防止“中梗阻”。在政府职能整合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政府不再大包大揽，将经营权下放给企业。

（1）结合材料一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在实施“组合拳”中我国政府应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2）结合材料二，运用经济生活有关知识，分析说明这次政府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何意义。

答案

一、选择题

1.C

2.B

3.B

4.B

5.D

6.B

7.B

8.A

二、非选择题

9．⑴①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和水平。②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有利于做到权责统一，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做到严格执法，提高监管效能。③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有利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提高行政效能。④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有利于促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更好地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提高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⑵①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行政体制改革要对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部分要肯定和保留，对其中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部分要否定和克服。②行政体制改革要有创新精神，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③行政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在坚持现有的行政体制的框架内不断加以完善，不是彻底变革现有的行政体制。

10．(1)①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应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组合拳”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我国各级政府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②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府要切实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组合拳”需要我国政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彰显政府的服务型本色。③政府职能是有限的，不意味着包办一切。贯彻执行“组合拳”，需要政府职能定位要准确，进行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增强政府的群众意识和服务意识，从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④自觉接受监督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组合拳”提出了我国政府要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使政府的各项决策能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爱惜民力，在树立政府权威过程中建设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专题 篇2

1 政府职能的改革之行

从国内看,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后,国家开始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政府”的种种弊端。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内容的公共行政改革。

由于政府职能集中反映了国家管理活动的实质和方向,故而是政府进行行政决策与行政执行活动的指南。对之进行科学的界定,是保证行政管理活动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前提。

不过,何谓政府职能,国内外学者表述不一。依笔者拙见,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政府职能并非是个静态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行政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察看我国当前的社会态势,一方面,公民的法制意识不是很强。据一项对上海市民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排名公共秩序前三位的问题分别为:行人不遵守交通法规,无视红绿灯,乱穿马路,经常发生率为43.3%;自行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并随意停放,经常发生率为43.9%;乘坐公交车不排队,争先恐后,不遵守先下后上规则,经常发生率为37.2%。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弱势群体扩大,道路交通拥挤,公众需要政府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生活保障,建设公共设施。这些因素,致使我国政府职能面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是,海量的行政任务与有限的政府资源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公共行政职能无法成为政府“专利”,需要由社会来合理分担。于是,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就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

2 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管理公共行政事务的法律制度

社会自治就是为了实现公共行政的分散化,国家通过法律设立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管理公共行政事务的法律制度。

根据法律规定和法理要求,参考学界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以下主要特征的社会组织才具有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资格。

(1)独立性。非政府公共组织不属于行政机关系统。它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特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个特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可以避免行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在管理中,呈现民主化和亲民化。

(2)非利性。与营利性社会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非政府公共组织关注的是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这个特征使它不追求权力出租和寻租,减少行政腐败。

(3)公益性。公共利益可以分为普遍公共利益和特殊公共利益。政府关怀的是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普遍公共利益,但非政府公共组织关怀的是特定范围内的人们所享有的共同利益。这个特征决定了非政府公共组织可以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能。

(4)公权性。为了对特定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非政府公共组织享有法律授予或者确认的公共权力。但管理行政事务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有限性,使其享有的公共权力相对有限。

(5)非包性。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财政经费不是全由国家财政拨款,这个特征使其参与行政管理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这5条特征衡量,我国目前非政府公共组织主要有三种类型:(1)社区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2)行业组织。如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3)公共事业单位。如公立医院、公立学校。

由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公共行政分散化,这样就促成了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体系:(1)职权性行政主体,即国家行政机关。(2)授权性行政主体,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其具有准政府组织属性,且国家不允许其转移职权)。(3)自治性行政主体,即非政府公共组织。

因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行公共行政任务的分担,所以,政府转移其部分职能的对象只能是自治性行政主体,而不能是营利性组织或者公民。

3 公民环境权

从法律角度看,公民环境权既是私法权利,更是公法权利。这项权利的双重属性构成了双重法律关系即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当公民的这项权利被他人非法侵犯时,公民有权选择司法救济或者政府救济。

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在评论司法救济与政府救济的利弊得失时指出:“法院的法律程序是琐碎、缓慢、费用昂贵的”。因为法院的任务是实现高标准的公正。一般而言,公众总是需要尽可能最好的产品,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但在处理社会事务当中,目标就不同了。这个目标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以获得最好的结果,而是在符合有效管理的基础上取得最好的结果。为了节省社会和当事人的开支,应当使争议得到迅速和经济的处理。“法理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司法机关在设计救济制度时不考虑救济的低本、便捷和实效的原则,偏要公民和国家为维权和护法付出高昂的成本?”

至于《物管条例》和《物管规定》赋予物业对住宅装修进行社会自治,确有张冠李戴之嫌。物业管理属于私人治理,而私人治理不属于社会自治。因而物业不享有管理行政事务必需的公共权力。对于物业,政府可以利用之(如政府机关可以委托物业代为作出诸如行政指导、行政调解和行政信息服务等非强制行政行为,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但不可转职之。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管理失控。如予不信,请看下例事实:

比如,在业主、使用人装修开始之前,《物管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业主、使用人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大家知道,“告知”是无需批准的。这样,装修期限的长短听任业主决定。有些“自觉”的业主告知装修的事宜后,物业会发给“施工许可证”。有些“懂法”的业主则一声不吭,开工装修,物业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依法,物业无权实施装修许可。

又如,在装修过程中,有些业主任意做出国家规定的装修禁止行为,物业也会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发出“整改通知”。对此,“知法”业主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物业则不得不望法兴叹!

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哪里有国家,哪里就有管理,哪里有管理,哪里就有法律,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强制。如果只有管理,没有强制,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如今住宅装修噪声污染泛滥成灾,不正是这条规律的具体生动的反映!

诚然,现代社会,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的确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国家转移给社会的是部分公共行政管理职能而不可能是全部的或主要的公共行政管理职能。那么,环境管理职能究竟属否主要的公共行政管理职能?

科学告诉人类,良好的生活环境既是公民有效和持续地进行劳动、维持健康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公民实现管理国家事务、享受休息和受教育等权利的必要条件,而噪声污染恰恰是危害公民健康的一大杀手。据调查,超过50分贝的噪声,会影响学习、工作、休息和睡眠,70分贝噪声会造成精神不集中,心烦意乱,严重影响学习和工作效率。笔者曾专门和物管人员一起持噪声测试仪到住宅装修现场进行测试,结果是冲击钻:93分贝左右;电锯:97分贝左右;切割机:97分贝左右。显而易见,装修造成污染的危害性更甚于其他噪声污染!

正因为环境良好与否,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党和国家将环境保护定为我国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则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按理依法,治理住宅装修噪声污染当然属于主要的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相关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将此项职能由政府错位转移给物业,实乃公共行政改革之败笔!

尤其需要引起警觉的是,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凸现,社会关系复杂,而转变政府职能涉及整个行政管理层面,现今,社会领域已发生误读现象。为了避免由于政府缺位而留下管理真空,致使社会无序,以致酿成社会危机,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建议,供国家有关部门作立法参考。

总而言之,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在思想上,不应形而上学地量化估量,而应辩证地质化考量;在行动上,不应高歌猛进,而应“摸着石头过河”———积极地理性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参考文献略]

摘要：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我国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内容的公共行政改革方兴未艾。从住宅装修噪声污染失控现象入手,寻根溯源地剖析国家有关部门因误读转变政府职能而导致立法失误问题,进而就正确解读提出建议,供国家有关部门作立法参考。

转变政府职能专题 篇3

政府要从“投资型”

转向“公共服务型”

转变政府职能是实现这一系列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简言之，政府要从“投资型”政府，转型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税收也要更多地向公用事业项目倾斜。

梳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承担的角色就是生产组织者，所有政策都是围绕保护生产者权益这一核心制定的。在金融体制开始改革之后，原先单纯的产品生产逐渐向市场导向过渡，但在以市场为目标的资本流动中，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资本密度实际小于中国本土企业的资本密度——因为银行信贷政策的限制，中国国内储蓄账户尚有大量资金无法通过投资途径消化，中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大量流入的外资做的其实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事，并非“资本密集型”产业。

再看国内资本市场结构。目前国内的大中型银行大约在120家左右，中小规模的银行几乎是空白，但美国全国就有银行8000多家。尽管金融危机的确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必须承认，美国金融工业的发达程度以及它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依存，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运转。同样，国内股市发展至今，很大程度上都是投机者的乐园，并未实现资本市场设立之初“通过金融市场让全民分享社会财富”的目标。

因此，加快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进一步深化以市场化为方向的要素市场改革，比如油价、电价、水价等。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动国内消费的必然之举，也就是政府从生产型、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热钱流入无法避免

在全球一片赤字和衰退的阴影中，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下降通道，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和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高达几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密切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太快走出危机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它说明我们的政府过于强大，参与经济生活过深，它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里观察。

2010年的任务是从货币入手，把货币发行降下来，地方政府要大力控制信贷规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明确信号之一。此外，还要建立更灵活的汇率机制，降低国际热钱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长期现象，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前景对资本有天然的吸引力。中长期来看，一个经济体发展，其价格水平必然也会随之提高，货币升值是必然的。

中国资本国际化面临挑战

此次危机之后，曾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但目前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无大碍。

中国经常项目盈余顺差连年增长，并且绝对数额也相当可观。但是，中国的居民储蓄不是盈余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增长才是关键。

必须有效地利用这些储蓄，“改变政府职能”。现在的政府在很多层面都承担了企业的角色：计划、决策、投资、生产，其收入占到了GDP的24%，其中一半用于投资。但在公共服务、公共政策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这对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民生都是必须之举。

其实，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进行国际投资，比如在拉美和非洲建厂。这对中国、被投资国、投资企业都是好事。中国的投资可以提升当地的收入水平，这样他们对中国产品的消费能力就会提高；商业界的国际投资也是降低国家美元储备的一个途径。

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的人才资本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不匹配，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人才从事海外投资，并确保这些投资都可以赚钱。在这个课题上，政府和私营经济的互动与协作有助于中国资本国际化。

人民币升值

不能真正解决美国问题

危机之前，人民币升值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话题之一，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的现实压力使得敦促人民币升值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要务，当然，它也是美国唯一可以要求中国做的事。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的问题，日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从220日元/美元一度升至1990年代初期最高的80日元/美元。升值之后的短期内，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下降、日本贸易盈余也下降，但美国出口贸易并未增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增加，但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所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外币升值与否，并不或者并不完全是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根源。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1/14，以此计算，人民币该升值多少才可以达到美国“缩小人力成本差距”的标准？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不久即进入“失去的十年”，尽管日元升值并不是日本形成资产泡沫、进而泡沫破裂的唯一原因，但当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篇4

一、明确转变职能方向

《国务院关于做好2004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温家宝总理强调乡镇政府要“把主要精力转到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这就为乡镇政府转变职能指明了方向。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政府有三个明显特点。一个是行政职能不全。由于设在乡镇的站所基本上“三权在上”，经济调节的功能小。另一个是自主权小。乡镇政府的决策受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约较大，基本是按上面部署抓落实，上级部署啥抓啥。再一个是手段少。乡镇政府行政执法权、行政处罚权很小，抓工作难以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政府的特点决定，其职能总的应是在落实国家经济调节相关政策措施，协助上级行政执法部门搞好市场监管的同时，加强乡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乡镇政府应循转变职能方向，认真解决职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吉林省一些地方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重点在“两还”、“一剥离”、“四加强”上下了功夫。即：从催种催收退出来，还农民经营自主权；从直接管理村级事务退出来，还村民自治权；将适于市场运作的事务从政府工作中剥离出来，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帮助农民拓宽生财之道；加强公共事业基础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积极扶持弱势群体；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维护农村稳定。在改革实践中坚持这样探索下去，必将收到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效应。

要把握好方向，积极稳妥地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主要应把握好四点。一是积极主动。乡镇政府转变职能，关键在于乡镇干部特别是领导者的积极主动性。应引导乡镇干部自觉转变观念，打破“全能政府”观念，树立“有限政府”观念，改变“全面控制”的做法，主动从不应该管的事务中退出来；破除“政府至上”的观念，树立服务的观念，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走出来，把主要精力用在为经济发展服务上；矫正片面对上负责的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到建设服务型政府上来。二是循序渐进。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不能一蹴而就，应尊重客观规律，根据客观可能逐步进行。三是从本地实际出发。乡镇间参差不齐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在客观条件上有高有低，在步伐要求上也应有快有慢。四是在改革中推进。应把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统一起来，根据必须行使的职能“量体制做”，设机构，定岗定员，使转变职能与机构改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培育和发展相关社会组织

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基本途径是放权于社会。乡镇要将适于市场运作的事务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去，需要社会组织以足够的能量承接下来。因而应按“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管理目标模式，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培育和发展相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中介服务等社会组织，以其自治、自律等特点，处于政府与农民、政府与市场、农民与市场之间，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要下放一些资源控制权。但在一些公共领域，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政府又无力包揽下来，就需要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公共与利益个体之间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这些职能。行业协会以其在会员间的公正、公平，社会中介以其在市场主体间的公正、公平，可依法发挥相应的管理、监督、公证等职能作用，促进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组织通过承担政府不该管的事或管不了的事，为政府和市场提供多种服务，成为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政府转变职能不可替代的社会

力量。

培育和发展相关社会组织，应从乡镇政府和农村两个实际出发，上下配合，采取综合性的措施。

第一，政府主动“瘦身”，放权于社会。政府把可剥离的管理权下放给社会，社会服务组织才能有发展的空间。政府瘦身放权，是一场行政管理的重大变革。一方面要把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根据可能，逐步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另一方面，要下决心撤掉不该设的机构，精简不该设的岗位，从根本上克服人浮于事、没事找事做、挤占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等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乡镇政府需要作出努力，但主要在于县以上政府的相关部门。这些部门的原有职能，基本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按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形成的。应在行政体制改革中，下决心简政放权，为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提供宽松空间和有利条件。

第二，拆除“官办”门槛，坚持以民间组织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类型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得到长足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一大“先天不足”是“官办”色彩浓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多数是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的，人员来自机关或下属事业单位，往往按政府部门的意愿开展业务活动，不注意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市场效应。对于官办行业协会、中介服务等机构，应纳入行政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中，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将需要政府办的服务机构全面规范，净化职能，脱掉行政色彩，完全依据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运作。对于适合民间办的，应借鉴国企改革经验，全面进行体制转换，逐步实现民办化。同时，应在人才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扶持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从而以政府小的付出，实现社会化的大服务。

第三，由小而大，在发展中整合。乡镇政府面向农村培育社会服务组织，应根据相关资源条件，由小抓起，由不规范的雏形抓起。农村中以能人带动型、专业户集聚型的专业协会、研究会，为农户提供信息、技术、供销等服务，并减轻了乡镇政府工作负担。应以此为基础，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服务组织。

第四，以城带乡，统筹推进社会服务组织发展。设在大中城市的服务、培训、监督、公正、认证等社会服务机构，应面向周围农村张开服务网。这样，既可为乡镇政府转变职能创造宽松环境，又可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设在城市的社会服务机构向农村张网，是要有投入的。政府应通过一定的扶持，支持社会化服务业下乡。

三、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

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并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国家财政。为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弥补市场的失灵，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乡镇政府要把主要精力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特别是要强化缺位明显的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增加公共财投入。国家确立的农村综合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有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但除发达地方外，县乡两级财政较困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很低。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必须由上而下，统筹考虑，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应加大上级财政面向农村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为实现以公共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县级以上财政应设专项资金，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用于面向农村的公共服务业，重点应该用于扶持五个领域的公共服务。即：农业、牧业等技术推广；农村成人教育网络建设和农民培训；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面向农村增加公共服务的专项投入，既可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又可解决乡镇功能不全在转变职能上遇到的困惑。

其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县乡财政收入。面向农村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县乡财政收入。在产业政策上，应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合理空间。农业产后部门，尤其农副产品加工部门，今后上项目，应布局在县（市）城区及小城镇。这样，不仅

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第三，建立节约型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开元与节流并重。有些地方乡镇财政拮据，但并没有抑制住开支的膨胀，其节省开支的潜力远远大于精简人员。在解决“食之者众”的同时，还应解决食之者“奢”的问题。建立节约型政府，应以治奢作为突出口，将思想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统一起来，努力集约开支，调整支出机构，增强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扶持力度。

四、围绕依法行政目标加强法制建设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需要理论上的探讨，也需要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其中就包括法律问题。应以十年基本建成法制政府的目标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实现政府职责法制化，行政行为法制化。

第一，依法规范国家公权力。随着法制建设工作的深入，国家公权力在制衡关系上得到加强，公权力受到一定约束。但按建设法制政府的要求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还应依法进一步规范国家公权力。首先，应依法进一步规范县级政府权限。乡级作为基层政府，基本是按上级政府的部署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上而下压下来的任务。往往出现上边越位它越位，上边错位它错位。应进一步规范上级特别是县级政府职责，防止不问基层实际，一刀切式的往下压任务。其次，规范县级及其以上行政主管部门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有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凭借具有在农村兴办事业的财力、物力及掌握的人权，向乡镇政府下达工作任务。部门下达任务，很少考虑农村工作全局和基层实际，往往影响农村工作统筹安排，影响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规范这种“条块”关系，应考虑五点。其一，对乡镇政府工作部署，由县级政府“一个漏斗向下”，有关部门不能面向乡镇政府部署工作。其二，对乡镇工作考核，应由县级政府按国家的相应规定，统一确定考核内容，设定考核指标。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对乡镇政府工作进行考核、设奖。其三，部门在农村兴办事业，应与乡镇政府各负其责，防止部门以督查者对乡镇政府指手划脚。其四，用于农村的财力、物力，尽可能由县级政府统一掌握。在财力、物力分配使用上，应当公开透明。其五，设在乡镇的事业站所，应强化当地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由乡镇政府定期组织服务对象评议事业站所工作，并作为对事业站所业绩考核的基础。从而使事业站所的服务工作既能突出行业特点，又能符合当地需要。第二，依法规范行政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在政权建设上相继清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错误观念和做法。但在一些地方以行政手段在基层搞形式、摆花架子之类的做法，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不解决，乡镇政府难以分神于公共服务。在依法规范行政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应加强“四个控制”。一是控制会议数量和质量，防止将“落实”演绎为繁衍会议。二是控制文件的数量和质量，特别应防止“政出多门”，使基层无所适从的问题。三是控制检查评比。依法精选有实效的评比活动，取消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四是控制奖励。奖励是广泛使用的激励手段。但一部分乡镇，财政拮据，甚至举债维持运转，而先进乡镇的奖牌、奖状挂满“会议室”的墙壁。应依法规范，提高奖励效应，减轻基层政府压力。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纲 篇5

市级重点调研课题

金城江区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问题研究

中共金城江区委组织部课题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金城江区的实际来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和综合改革的推进，乡镇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乡镇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因此，新形势下如何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是金城江区建设河池首善之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研究背景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及其职能的历史演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经失去了权威基础，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

治理体制的新模式。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新概念。1991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中要求“在县级机构综合改革试点中，省、地、市要适当地下放权力给县，县要适当地下放权力给乡镇。要在县级政府转变职能的基础上，逐步理顺县与乡镇的关系，让乡镇一级能够办更多的事情”。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乡镇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目前先要坚决把不在编人员精简下来，做到依法行政，规范管理”。从2006年1月1日起，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在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中央也多次提出了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乡镇政府职能历史演变的具有渐进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等特征，其转变的快慢直接受制于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变革基本是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中往复，陷入所谓的“黄宗羲定律”中。

（二）乡镇政府职能的涵义和定位

乡镇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现行《宪法》第95条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0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这些规定表明，乡镇政府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最基层政机关，它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直接领导着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有益农村建设的各项社会活动。由于乡镇事务具有综合性、执行性等特征，通常意义上的乡镇政府其实包括乡镇党、政、群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等行为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具有下列职能：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从实际情况来看，乡镇政府应定位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

理职能等四种职能。

（三）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现状

农业税取消以后，国内有一定数量的学者对转变乡镇政府职能问题进行研究，学界大致有三种意见：撤消论、保留论和自治论。以邓大才等为代表的“撤消论”学者认为，乡镇级政府早该撤消，其理由是：乡镇没有能力建立一级完全政府，乡镇级政府已没有多少职能，撤销乡镇级政府的收益大于成本，撤销乡镇级政府不会影响农村的管理等等。以徐勇、赵树凯等为代表的“保留论”者认为，乡镇政府主要功能是收取税费，但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的管理活动或行为大为减少，因此，彻底改革的时机基本成熟，乡镇政府应改为县级政府派出机构。以党国英、温铁军、李昌平等为代表的“自治论”者认为，只有乡镇自治才能从根本解决乡镇政府目前存在的债务负担重、机构庞大、职能不清等问题。学者们对政府机构与职能变革的重点、难点、治理主体结构、配套改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也为后人研究此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研究基础。

二、金城江区乡镇政府职能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金城江区乡镇政府公共管理体制及其机构设置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是从上到下垂直管理的体制，中国的宪法规定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三级：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市、盟、自治县）——乡（镇）。但是实际上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四级：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市（地区、盟）——县（自治县、县级市、旗、区）——乡（镇、街道办事处）。

（二）职能定位（政府工作报告）

（三）运行状况（列图表）

（四）转变现状——金城江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之路

三、阻碍乡镇政府充分发挥职能的困难和问题分析

一是，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具有渐进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等特征。二是，我国乡镇一级政府处在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末梢，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快慢直接受制于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因而它具有多层次性、上下连动性和左右协调性。三是，当人们谈论“如何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这一话题时，往往会忽略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能力和持续膨胀能力，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是威权政治惯有的通病”（即著名的“帕金森定律”）。事实上，“‘官’字下面的两个‘口’，不仅意味着维持政府运转需要花费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会被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蔽罢了”?輧?輮?訛。因此，当前我国政府体制最大的障碍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牟利性”和部门“寻租行为”，这又使得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呈现出了利益多元性、可变性和反复性等特征。

一是政府职能与政府目标不一致；

二是各部门职能尚未理顺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是政经、政事、政社职能错位；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出现某种虚假现象……

四、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对策与建议但因此，我们必须重塑乡镇政府职能，提高组织运行与服务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课题负责人：班果隆金城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课题组成员：覃琴金城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组织员办主任

莫仕杰金城江区委组织员办副主任、组织股股长

黄齐成金城江区委副科级组织员、组织部调研股股长

政府职能转变案例分析 篇6

案例：

高碑店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东部，素有长安街东第一乡的美誉。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高碑店乡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地之一。80年代后期，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迅速发展。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北京整体规划调整和城市建设东移，该乡城市化进程加快，使这里成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人民政府和地区办事处两套体制并存，成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行政管理模式。随着大量国家和市级重点工程的实施，大量农民土地被征占，产业发展空间被挤占，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发，高碑店乡成为北京集体上访第一乡。近年来，高碑店乡不仅解决了大量社会矛盾，而且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区域整体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进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与社会和谐良性轨道。分析：

高碑店乡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从一个“叫农村无农业，称农民无土地，农转居无工作”的三无乡，转变为北京的“十富乡镇”和“最美丽乡村”，从一个“上访大户”转变为和谐乡村，其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即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真正将工作重心转向民生，并采取了切实有效的举措。

上级政府将土地征用、出让给其他用地者以后，给城乡结合部留下了大量问题，包括失地农民的就业、基本生存保障、征地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和不满等等，只能由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来解决。在城乡结合部，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如果不进行真正转变，继续以招商引资和追求GDP为中心，只会加剧这些区域的不稳定。高碑店乡在严峻的形势下，变被动为主动，花大力气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就业、培育与城市接轨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建立社会矛盾预警和调处机制等等。将政府职能转变落到了实处。

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高碑店乡的地方政府召集当地村民把散落在街巷、居民内的几十家销售制作古家具户组织起来，培育出北京市特色商业街——高碑店古典家具一条街。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传统文化产业项目，完成了传媒产业一期项目和时尚文化产业园区的整体规划。充分体现了该乡的富民工作目

标，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除此之外，该乡通过实施“千人就业行动计划”、“双六百工程”，就业保障工作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6000多人通过就业指导，获得稳定的岗位，4000多名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通过学习获得技能证书，500多名农转工自谋人源通过劳务派遣组织和社区灵活就业得到了就业保险援助。当地政府支持成立的“爱心超市”，基层残疾人俱乐部，康复工作站，积极解决全乡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

政府还将城乡结合部纳入城市统一的基础设施及社保、养老、医疗体系，消除城乡分治。也就是说，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原住民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障等，应该作为公共服务由政府财政统一支付,让城乡结合部原住民享有其他城市居民一样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转变政府职能难在何处 篇7

首先, 难在权力格局的打破, 存在着“不愿转”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 要求政府把自己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 不该管的事情转移出去, 交由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来管。这意味着要打破原来的权力格局, 而隐藏在权力格局背后的是利益格局, 因此, 转变政府职能必然要触动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和利益。一些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必然会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 在思想观念上抗拒政府职能的转变, 存在着“不愿转”的问题。因此,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不仅要求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必须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敢于革自己的命, 而且需要人民的觉醒、支持, 不断施加外部压力, 来促使政府加快转变职能, 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 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 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其次, 难在政府职能的厘清, 存在着“不会转”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 是一项系统工程, 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首先必须厘清政府的职能定位, 搞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管什么, 不该管什么。要将政府的各项职能科学合理地配置到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 切实解决职能交叉、推诿扯皮和职能分散、政出多门的问题, 使各级政府能够全面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真正知道自己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不仅要改善经济调节职能, 严格市场监管职能, 而且要加强社会管理职能, 更加注重公共服务职能。

综改试验与政府职能转变 篇8

综改试验中政府的理念和走向

服务型政府：政治还是治政?

综改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政治与治政。

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社会。属于公共事务的，纳入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由公共权力(政府)部门采用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多重手段去解决；属于私人事务，由私人自己或私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组织协会之间)通过协商、交易等方式去自行解决。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可以主要地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是“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

从政府改革的角度看，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治观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统治百姓为核心的政治观念转向以服务百姓为核心的治政观念。前者重在“治民”，限制百姓；而后者重在“治官”，限制政府权力。这一转变与以“控制国家”为内容的民主宪政发展方向并行不悖。

基于上述认识，应当把综改政府看作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和任务。因为那不仅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径，而且从中国的实际考虑，把它作为战略目标，放在与当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一样的位置上，可以通过推动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促进中国政治发展。

政府创新：“形象工程”，还是系统工程?

综改不是“形象工程”。建一个“市长信箱”，设两个“局长接待日”，搞三个听政会，弄几个“政府主页”，并不足以打造一个综改政府。综改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全面创新。

首先，要求摒弃传统的官僚制式的社会管制型政府理念，树立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私人部门和所谓的“第三部门”)携手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综改政府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民主”+“宪政”+“治理”，它体现的是以民为本、依法治政、共管共治的治国理念。

其次，还需要在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和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在一般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角色被表述如下：在国际社会中，政府是国家主权机关；在政治体系中，政府是政治权力核心；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是公共管理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政府是市场秩序监护人；在民间生活中，政府是社会纠纷仲裁者；在私人生活中，政府是公民权益维护者。这样，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政府要恪守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和职责，全面推广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度、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监督制度。

在具体的政府行为转变方面，要切实做好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将诚信政府落到实处，杜绝形象工程和运动式管理，要实实在在办事；政府做事要有系统规划，要有成本效益意识，要有责任观念和明确的问责机制。第二，政府管理要更加关注于管理的细微之处，要求政府工作更加精心细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缩小政府管辖范围，实行解制改革，其重点不是针对结构问题，而是着眼于管理细节，实现管理制作和过程的精致化。在中国，综改政府虽然受到来自结构方面的制度性约束，但在既有结构条件下还是有大量细致化的工作要做也可做。强调政府要为百姓提供服务，而百姓所直接感受的并不是结构和制度，所认同的也不是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大场面，做了多少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安全不安全、麻烦不麻烦、便利不便利、冤屈不冤屈。综改政府就是要遵照结果导向来改造政府。这种结果必须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感受，去定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有一个口号，要像企业经营那样去经营政府。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企业服务与政府服务来检讨政府工作。其实，明白了企业做服务的道理，也就明白了综改政府的道理。企业做客户服务，首先要明白他的服务对象是谁，其次要明白这些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做好政府服务，就要求把百姓分成不同群体，看看政府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对城镇居民怎么做?对农民能做什么?对民工能做什么?对学生和老师能做什么?对中小企业能做什么?对于大型企业能做什么?对于社团组织能做什么?对于游客能做什么?对于军人能做什么?依此类推，可以不断深入细化，而且能够让各级政府有积累性地推进地方工作。

政府再造：单兵突进，还是双管齐下?

综改政府管理模式的实现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改造我们的政府，实现政府解制和减负，让它真正成为一个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机构；二是改造我们的社会，鼓励“第三部门”的发展，在能够实现社会处理的领域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在不能处理的领域，实行政府与社团组织的共管共治。

政治学研究还表明，国家与社会处于双向互动之中，国家的退却和政府职能收缩是以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为条件的。因此，在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改革的同时，一定要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把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治生活，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自我管理)，既可以提高管理绩效，也可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政府负担，避免政府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没有回旋余地。

基于上述认识，政府应该将社会自治视为政府管制的可替代战略，把社团组织的发展纳入综改政府建设的目标中来，为社团组织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为社团组织服务本身也是服务型政府应该的作为)：降低社团登记的门槛、简化程序，方便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并可以考虑在税费等方面对其所从事的公益活动给予鼓励。

综改中建设法治政府

综改法治政府的创制

法治政府是在宪政理念指导下，依照宪法原则而构建的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模式。它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完成的。其内容为三个方面：

权力——权利边界的确定。综改法治政府的第一要义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而要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政府规制的范围，划定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保证政府权力的合法取得。

权力——权力边界的确定。政府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系统，在系统内部，还有不同的子系统，如中央与地方、中央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着权力的分工与协调问题；在系统外部，还存在着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关系问题。合理配置政府权力，划定权力与权力的边界也是综改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

权力行使方式与程序的确定。政府权力是为了保障人民、服务于社会而存在的，权力的运行必须获得法律的保障，因此，法治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式与程序也必须由法律来确定。

法治政府的生命

法治政府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应该也必须是具有生命力的，根据法治原则，政府的生命力来源于良好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机制。

从外观上看，法治政府是一个由宪法、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构成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有机体。

从内核上看，法治政府是在一定的价值观主导下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有机体。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为政府设定基本前提——人性基础。根据宪政原则，法治政府必须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摒弃个人私利的人，我将其称为“公务人”，因为它既是对政府的要求，当然也是对第一个进入政府组织体的个人——公务员的基本要求。这种标准是按照法治政府的行为特征而设定的。

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因此，行政法的第一任务是限制政府规制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范围，体现法治政府减少规则、放松规制的要求从而促使政府职能转换和转移，促进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化。

法治政府必须是法制统一政府。一个法治国家不能允许法制和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封锁。通过法律保留原则，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

法治政府必须是透明、廉洁政府。法治与廉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律确立行政行为的公开原则和一套相应的制约机制——规定行政行为依据、实施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制度，有利于行政机关减少“暗箱操作”，防止滥用行政权力，保证公众的知情、参与和监督。

法治政府必须是诚信政府。通过确立一系列保障公正、公平、诚信和信赖保护的规则和制度，政府有利于改革管理方式，以公平求公正，以诚信树权威。

法治政府必须是高效政府。法治政府应该便民、高效，有利于行政机关树立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政府工作更好地实现和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法治政府必须是责任政府。有权力就有责任，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对法定范围内的管理事项进行监督，是行政机关不可推卸的职责。法律对违法、越权以及不遵守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行为，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这有利于强化行政机关的责任意识，确保权力与责任的统一，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综改中政府职能转变与府的角色定位

综改中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经济角色的归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虽然成效卓著，但笔者认为前一时期的改革基本上属于角色归位的过渡时期，从“垄断主导性经济主体”向“积极的经济主体”的过渡：一方面，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政府逐步放弃了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和对市场机制的排斥，开始了市场机制的引入和非公经济主体的培育；另一方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登台唱主角，从早期的直接兴办企业到后期的层层经济目标责任制以及招商引资狂热，导致了重复建设、粗放经营、地方分割、部门保护种种弊端。这就是说，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经济主体”的角色，而在制度保障、市场环境缔造和公正仲裁等方面着力不足。

《十一五规划》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来努力实现。政府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政策，为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这意味着政府角色的进一步转换——从“积极的经济主体”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转移。这是政府经济角色归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综改中政府在社会职能中的角色定位

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是新施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府的社会职能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但考虑到提出的时代背景，强化的着力点应在扩大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扶贫工作力度、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等方面，还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所有这些都具有某种“倾斜性”特征，即对弱势群体和相对落后区域的救助、保护和扶持。

虽然属于不同职能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对强化社会职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由“积极的经济主体”向“制度保障者”的角色归位，那么在社会职能领域，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应该有两条：一是“慈父”与“组织协调者”角色之间的合理平衡；二是“授鱼者”与“授渔者”角色之间的合理平衡。

综改中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

就普遍性公共服务而言，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是“安排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区分和理性选择：一方面，承认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分内职责；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公共服务不一定由政府独家垄断生产。传统政府治理中的一个误区是两类角色合而为一：政府承担“安排者”的责任，也就同时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比如，城市固体生活垃圾清运属于政府的“分内之责”，政府就成立环卫队从事垄断性的直接生产。公共服务的垄断性直接生产带来高成本、低效率、质量不尽如人意和回应性的缺乏，不仅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无端耗费公共资源。按照新的角色定位，政府作为“安排者”决定哪些属于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来做，做到什么程度或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至于多数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外包、政府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

由于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在综改试验下面临责难质疑。笔者认为，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没有错，所要反思的仅仅是市场化的内容及具体形式。市场化具有多样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既可以是“政府责任”的市场化——把本应是政府“分内职责”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也可以是“提供机制”的市场化——在政府承担安排者责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务生产过程的市场化，通过多元生产者间的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心在提供机制的市场化，而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肇因于政府财政拮据的大背景，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政府“卸载”。应该说，政府责任市场化的倾向应予以校正，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大力度，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笼统否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认识误区。

综改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实施理念

综改试验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和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在面临的种种巨大挑战面前，深化职能转变需要实施方式的创新，包括先进的实施理念和有效的实施机制两个基本层面。考虑国情和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应该提倡和坚持以下理念或原则。

“协同政府”理念

深化职能转变不仅意味着改革领域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多项职能之间的合理平衡。这要求强化协调和统筹，要求改革的设计和实施要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前瞻性。因此，“协同政府”成为应予提倡和坚持的理念。

根据英国政府1999年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协同政府的核心是“确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协调和具有战略性”。高度协调即建立不同部门之间在决策过程中的制度化沟通和协商机制，克服公共决策的部门化，确保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在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整合性。决策的战略性则强调公共决策从长远出发，避免决策成为对目前现实压力的被动应付。综改必然会受到“决策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困扰，离《十一五规划》要求的公共决策的系统性和战略性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坚持协同政府理念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发达国家“协同政府”和“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机制和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的设计、实施和评价机制，避免部门化可能导致的碎片化、相互掣肘和割裂。

协同政府还包括政府部门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协同，首先是公民参与，其次是发挥外部专家的作用。韩国在实施政府职能结构调整时，总统行政改革顾问委员会曾经把政府正在履行的职能归结为近百类共2000多项，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职能优化方案。综改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主管部门充当了优先项选择者、方案设计者、改革推行者和效果评价者多重角色，外部独立专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公民参与效果更为有限。没有这些方面的突破和创新，职能转变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战略性同样难以实现。

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

政府职能转变存在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改革要求政府部门放手或改变惯常的干预方式；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又在改革的创议和实施方面拥有主导性权力。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部门的自我革命，其效果可想而知。实践中部门争夺审批权和重审批、轻监管的倾向可为见证。在协同政府(包括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的有效机制建立和有效发挥作用之前，可以运用“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和机制来缓解这一问题。

所谓“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门向结果负责，权力获取与权力行使的目标和结果密切挂钩。以审批权为例，部门索求审批权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些目标是否可以直接测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评价?部门行使审批权一定时间后，所期望的目标和实际效果是否达到?如果特定审批权的行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结果，那么该审批权就要回收或者取消。这就是权责一致，而“责任”主要用权力运行的实际结果来判断。

不论是部门审批权(面向社会的管制权)还是内部管理自主权的授予，发达国家都强调结果导向的责任理念。比如，美国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强调管理者的自主权和管理灵活性，允许在人员编制、工资待遇、资金使用等方面突破现有法规的约束，但自主权的授予必须与结果直接挂钩。该法律明确规定：部门任何突破现有法规约束和管理自主权的建议和要求，都必须预测其实际效果，即明示特定管理自主权的获得对绩效水平的改进将发挥什么作用，并以目前的绩效水平为基础，说明获得或者被拒绝所建议的自主权，将会对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部门行使了特定审批权或管理自主权后没有取得所期望的效果，那么该项权力就被收回。这就是所谓的“日落法”，权力回收像日落一样是一个自动过程，相关部门负有证实其效果的义务。权力授予与责任、结果脱节，无异于给了部门一张空白支票，争夺审批权和重审批、轻监管的倾向就会愈演愈烈。

“可持续性”理念

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亮点和突出特征之一。这无疑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同时旨在摆脱粗放增长模式和巨大贫富、城乡、区域差距带来的“可持续陷阱”。要强调的是，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同样存在可持续问题，而且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用短期收入支付长期社会福利，最终导致难以为继，“荷兰病”给世界提供了深刻的警示和教训。综改试验区强化社会职能的可持续性陷阱不一定表现为荷兰病形式，但荷兰教训同样具有启迪意义：政府的“慈父”角色是以“资源汲取者”的角色为前提的；资源汲取的确定性不足，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也就难以为继。20多年来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使我们有了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的本钱。但许多隐忧依然存在，包括薄弱的现有基础和巨大且日益增长的潜在需求，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可能的经济波动等。

有学者把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称为“压力型”体制，其运行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自下而上的响应：上级政府机关制定各项经济发展目标，并加以具体化和数字化，再以指标和任务的形式分派给下级单位，并且以这些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价、考核的主要依据，下级单位与官员的升迁、荣辱都和上级单位下达指标的完成情况挂钩。前些年，每当中央政府确立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多会层层拔高、层层加码，呈现出某种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特征。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恐怕难以摆脱这一“规律”，可持续性陷阱相应可能采取多种形式：描绘宏伟美丽的蓝图而没有认真核算资源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以“丰年”的标准确定服务量和水平，不认真考虑“歉年”可能面临的压力等等。从一些地方政府的各种规划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出一些影子。公共服务尤其社会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公众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或福利时无疑会不满，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可以设想，当出现资源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剥夺已经享受的服务或福利时，公众的反应绝不是“不满”一词所能形容的，对社会稳定带来的破坏性无疑会更大。

“管理精致化”原则

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动态过程，对这一过程的驾驭和管理关系到综改的成败。综改进入攻坚阶段意味着任务多样化和复杂化，相应要求变革过程管理的精致化。需要牢固树立一个观念：理念需要技术支撑；忽视制度、技术和机制的构建，再先进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管理精致化侧重于技术层面和细节，目的是实现细致化、科学化和操作化，这应该体现在变革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优先项选择、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实施与评价等等。这里以美国1996年颁布的《公文减负法》为例，就实施机制的操作化予以说明。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政府部门下达的填表要求给小企业造成很大的负担，立法旨在减轻这一负担。《公文减负法》提出了几条明确要求：(1)所有政府部门给小企业发的报表，必须汇集到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形成“联邦表格清单”；(2)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测试并计算填表时间总量；(3)提出一年内填表时间总量减少50％的法定目标；(4)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提交年度执行情况报告。立法细致如此，何愁落实不了!相比而言，我们对综改的操作和技术层面如果重视不足，那么管理肯定是相当粗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