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产权证明

公司产权证明（精选6篇）

公司产权证明 篇1

一、文献综述

(一) 债券融资与公司绩效关系

Jensen&Meckling (1976) 提出代理成本理论, 认为企业股东、经营者、债权人存在利益冲突, 使企业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债务融资可以从两方面降低股东与经理冲突引起的代理成本:一方面债券本金与利息的支付可以减少经理可支配的现金, 抑制其过多在职消费 (Stulz, 1990;Hart&Moore, 1998) ;另一方面债务融资使经理面临更多监督和破产风险 (沈伟基、蔡如海, 2005) , 约束经理按照股东利益行事 (Jain, 2006) 。债务融资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Aivazian等, 2005;童盼、陆正飞, 2005;唐雪松, 2007) , 缓解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债务融资具有稅盾效应 (Saeng&Sorenson, 1986) , 信号传递作用 (章晟, 2006) 等。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公司绩效与债券融资呈正相关 (Frank&Goyal, 2003;Campello, 2006;Berger&Patti, 2006;Margaritis等, 2009) ;而国内学者研究结果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债券融资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悦铮、魏山巍, 2006;许小乔2010;李扬, 2011;李科、徐龙炳, 2011;姜付秀、黄继承, 2011;黄珺、黄妮, 2012) , 二是债券融资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于东智, 2003;肖作平, 2005;张兆国等, 2007;陈德萍、曾智海, 2012) ;三是两者无确定关系或呈二次曲线关系 (徐向艺等, 2006;宋力、张兵兵, 2010) 。

(二) 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 如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税收、社会稳定等, 由此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林毅夫等, 2004) , 致使其目标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造成债务融资水平和结构存在着系统性差异归根于国家间制度环境的差异 (张敦力和李四海, 2012) , 银行与贷款企业共同的产权性质仍是目前特殊的制度背景, 在此背景下银行往往在放贷过程中, 偏爱国有企业, 歧视民营企业 (Brandt等, 2003;Sapiena, 2004;Din, 2005;陆正飞等, 2009) , 致使国有企业的信用贷款比例显著高于民营企业 (袁淳等, 2010) , 资产负债率偏高严重影响债券融资公司治理效应的发挥。政府对上市公司和银行的双重所有权造成了预算约束软化, 增加了管理上的代理成本, 从而弱化了债务融资的治理作用 (Tian, 2007;田利辉, 2005) 。由于国家股东的性质决定了公司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 不仅提高了代理成本, 而且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国有股比例越高, 管理者在职消费比例越高, 与公司治理效率呈负相关;“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带来了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的形成, 不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 (岳雄, 2011) 。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 (吴延兵, 2012) 。可见,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Bai等, 2004;张兆国等, 2007) 。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债券融资能够发挥债权的治理效应, 与公司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假设2: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 债券融资更能显著提高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绩效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07年《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颁布促进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1年沪深两市应付债券期末余额不为零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并且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 ST公司, 同时发行B股或H股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和奇异的公司, 最后得到2008年59个样本, 2009年95个样本, 2010年119个样本, 2011年194个样本, 总样本为467个。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沪深证券交易所网站, 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使用了Excel和Stata软件。

(三)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P本文界定为公司绩效, 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每股收益、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8个财务指标,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公司综合业绩指标。本文选取综合业绩指标来衡量公司绩效有如下两点考虑:一是单一财务指标不能全面衡量公司绩效, 二是我国特殊二元股结构, 非流通股市值无法准确核算。

(2) 解释变量。债券融资率 (BPAR) 、债券融资规模 (Ln BP) 分别从相对和绝对角度来反映债券融资水平。产权性质虚拟变量 (COMj) , 按照控制股东持股性质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当公司属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时其取值为1, 否则为0。COMj*BPAR是产权性质虚拟变量与债券融资率的交叉项。

(3) 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SIZE) 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徐向艺等, 2006) , 故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之一。本文选取权益乘数 (EM) 作为控制变量, 以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认识, 存在正相关 (陈小悦、徐晓东, 2001等) , 负相关 (高明华、杨静, 2002等) , 正U型 (白重恩等, 2005) , 倒U型 (施东辉, 2003等) , 本文设置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及其平方 (TOP12) 来代表股权集中度。此外本文还设置了年度 (YEAR) 和行业虚拟变量 (IND) 。以上所有变量的具体描述和定义见表 (1) 。

(四)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1, 假设2, 建立如下模型: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总样本467个, 包括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35个,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332个。公司绩效 (P) 平均值,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0.2941962, 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0.156996,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强于国有控股公司。债券融资率 (BPAR) ,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0.0953488) 大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0.0819322) , 这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依赖股权融资和银行借款相符合;而债券融资规模 (Ln BP) 平均值,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2.49505) 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1.474919)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大, 信誉强, 故发债规模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模 (SIZE) 普遍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在表 (2) 中得到体现。权益乘数 (EM)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2.79709) 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2.450521) , 说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为0.4430941, 表明其“一股独大”现象明显。

(二) 主成分分析

本文KMO测试结果如表 (3) 所示, 可以看出财务指标之间相关程度差异不大, 且KMO值为0.6475大于0.5, 根据KMO检验使用方法规定, 本文上述财务指标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表 (4) 为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由表 (3) 可以看出, 前四项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8.99%, 可以认定前四项主成分所含信息量已经涵盖所有变量的信息内容, 所以提取四个主成分满足本文需要。

(三) 回归分析

由表 (5) 结果可以看出, 债券融资率 (BPAR) 对公司绩效 (P) 的回归系数是1.5394, 其t值为2.20, 可以在95%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上市公司债券融资可以有效提高公司绩效, 因此假设H1成立。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 (SIZE)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权益乘数 (EM) 对公司绩效 (P) 的回归系数为-0.2802, t值为-8.35, 通过99%置信水平下t值检验, 说明权益乘数 (EM) 与公司绩效 (P) 呈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及其平方 (TOP12) 对公司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6741和-2.2725, 分别通过了95%和99%置信水平下t值检验, 说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 (施东辉, 2003) 。由表 (5) 模型1b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债券融资规模 (Ln BP) 的回归系数为0.0238大于0, 说明债券融资规模对公司绩效存在正效应, 但不能通过任何水平下的t检验。从模型1a和1b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相比债券融资规模 (Ln BP) , 债券融资率 (BPAR) 对被解释变量公司绩效 (P) 有更好的解释能力, 故本文在验证假设2是否成立时, 仅选用债券融资率 (BPAR) 作为解释变量, 对模型2a进行回归分析。由表 (5) 模型2a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债券融资率 (BPAR) 对公司绩效 (P) 的回归系数β1为3.4363, t值为4.56;产权性质与债券融资率的交叉项 (COMj*BPAR) 对P的回归系数β2是-3.6214, t值为-5.69, 均通过了99%置信水平下的t值检验。由模型2可以看出β1表示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对 (P) 对债券融资率 (BPAR) 反应系数, (β1+β2) 表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 (P) 对债券融资率 (BPAR) 的反应系数, 而β2为-3.6214小于0, 故债券融资率更能显著提高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 因此假设H2成立。公司规模 (SIZE)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其系数为正, 表明公司规模 (SIZE) 与公司绩效 (P) 正相关。权益乘数 (EM) 系数为负, 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其与公司绩效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及其平方 (TOP12) 系数一正一负, 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可决系数为0.31, 一般可决系数越大, 模型拟合程度越高, 故此模型拟合程度不高。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 **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 *表示显著性水平p<0.1

四、结论

美国公司暴雪制造知识产权大案 篇2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宏伟）近日，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美国暴雪娱乐有限公司等被告侵犯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正字库著作权，该诉讼已获得正式受理。

方正电子方面表示，“魔兽世界”游戏中一共出现了方正北魏楷书、方正剪纸、方正细黑一等方正电子自主研发、编写、集合而成的5款方正字体，严重侵犯了方正电子根据中国著作权法对方正字库享有的著作权。

方正公共关系部宋振英介绍，最初发现暴雪侵权的是方正的员工。方正的员工也是魔兽玩家，游戏中偶然发现游戏在使用方正字体，而方正与暴雪并没有合作。

据悉，该案索赔金额目前已达到1亿元，堪称2007年中国法院受理的IT行业知识产权第一案，也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公司向外国公司就知识产权侵权进行索赔标额最大的知识产权案之一。方正方面表示，美国暴雪公司的侵权使方正电子损失收入达10亿元人民币以上。

实际上，“魔兽世界”在华的汉化和发行是由独家代理运营商——第九城市承担，因而第九城市在这桩侵权官司中也难逃干系。宋振英表示，九城方面已经收到方正的律师函，由于暴雪是外国公司，目前律师函还在发送中。

随后，“魔兽世界”中国代理商第九城市就方正侵权诉讼案做出回应，称第九城市正进行内部讨论，并与法律顾问就此案进行研究及应对，但拒绝进行更多评论。

最后，宋振英表示，方正起诉暴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企业自主研发出一套产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正当的权益应当受到保护。

申锡公司国际知识产权诉讼案胜诉 篇3

2010年9月28日,“江苏申锡获胜高空作业机械行业首例国际知识产权诉讼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申锡公司是我国高空作业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在2008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会期间,相继接到美国赛开利公司和达克泰集团通过当地州立法院发出的起诉传票,主诉申锡公司提升机涉嫌外观侵权和不公平竞争。对此,申锡公司提供了科研开发的1 900多页原始记录进行有力反驳。最终该案件在历时2年多的调查取证后,以申锡公司完胜结案,成功地在美国捍卫了我国高空作业机械企业的权利。

公司产权证明 篇4

关键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权制度；共同财产

中图分类号：F12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2-0069-04

Analysis on equity system of capital structure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OUYANG Chunyun

(Accounting Department，Zengcheng School，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1363，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basic equity system evolution orien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the game for each equity to compete for joint property determines the evolution and the status quo of capital structure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Furthermore，this kind of capital structure leads to the malposition of totally social equity allocation on macro-level and to government，s control of too many 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nd to the decreas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 and to the malposi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quity allocation of enterprises on micro-level and to the declining of enterprises value.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transition，the governments controlling right becomes the barrier of optimizing capital structure from initia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capital structure. Thus，the abolishment of the governments controlling right is one of the keys to optimizing capital structure of listed companies.

Key words：listed company；capital structure；property ownership；joint property

自著名的MM理论提出以后，经济学家们从不同侧面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机理加以阐述，但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却无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和变化过程做出满意解释，如一股独大下的绝对控股走向相对控股、异优序融资的股权融资偏好等。鉴于我国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成长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独特制度环境，而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因而有必要从产权制度视角对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作深入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企业相关利益者之间契约的联结点，是界定相关利益者的产权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企业资本结构是企业具体产权安排方式，在不同资本结构下企业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共同财产(可供再分配的收益，包括经济价值剥夺和经济价值耗散)是不同的，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其资本结构从而理顺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产权分配关系(减少经济价值剥夺)来减少经济价值的耗散，即通过调整企业资本结构来影响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财产以达到产权配置效率。本文将从两层面上来分析资本结构的产权意义：一是基本产权结构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权的具体安排)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上市公司产权的具体安排(资本结构)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基本产权结构变迁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

研究产权结构必须引入国家因素(诺思，1980)，通过分析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产权结构变迁逻辑及其过程，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暴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处于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地位，同时指定代理人作为权力代表来行使这些权力。由于代理人和统治者集团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统治者就面临双重约束问题：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这两种约束迫使统治者权衡自身得失的前提下在垄断产权形式(公有产权)和竞争性产权形式(私有产权)之间选择，一方面垄断性产权(公有产权)带来租金收入(控制权收入)，但由于公有产权中共同财产的大量存在(公有产权中由于产权的基本特征缺失，即公有产权不具有明确的产权主体和完整的权能，导致共同财产的大量存在)导致了控制权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竞争性产权(私有产权)虽然不能直接带来控制权收入，但由于其中共同财产较小，产权效率较高，有利于产权规模增长从而带来租金收入。因此，国家为实现租金收入最大化，必然要实行多元化产权。实行产权形式多元化过程即经济转轨，实质上就是公有产权私有化过程，为公有产权中共同财产确定所有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不可避免的交织在一起，即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资本结合，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经济转轨过程中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为什么会选择资本结合方式?这种资本结合方式的状况怎样(资本结构)?其形成机理又是什么?这种资本结合对经济转轨的意义是什么?下面将用一个国家控制权收入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

国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通常包括：经济增长(税收收入)、充分就业、政治稳定和控制权收入，其中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决定着其他目标的实现，同时，其他目标的实现又是控制权不丧失的条件。这就决定了：(1)国家控制权从100%的绝对控制(传统国有企业)，演变到现在的股份企业中的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以谋求以既定公有产权存量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所带来的租金收入(控制权收入)；(2)国家保护私有产权，保护竞争，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加竞争收益带来产权规模的扩展。

(3)社会总资源I足够大(超过既定公有产权B的最优控制规模)时，国家在控制权收益和控制权成本之间权衡以确定最优控制社会经济资源规模、控股比例、链条长度、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如图4-5所示，E点即是控制权收入最大化点，A点向E点移动，国家通过逐层控制，可以实现既定的资本存量B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实现控制权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值得说明的是最优的控股比和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是基于国家控制权角度，可能会与市场效率相矛盾，企业资本结构问题便由此产生。

(4)社会总资源I并不足够时(相对于最优控制规模)，即公有产权B太多了时，国家将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伴随着时间推移，i不断增长，国家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如图1所示)i将沿AE曲线不断推移。在这个推移过程中，控制链条不断加长，控股比例不断下降。这大致可以说明中国经济转轨以来的实际情况：国家控制大部分经济资源，但逐渐从绝对控制向绝对控股(股份过50%)和相对控股(低于50%仍处于控股地位)演进——这正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基本产权特征和演进轨迹。

总之，国家主导下的经济转轨过程(产权基本结构变迁)中，国家、居民投资者、银行等各产权主体争夺共同财产(特别是公有产权中的共同财产)的博弈决定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资本结合方式的选择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演进规律和基本特征。同时，由于这个博弈过程是为共同财产确定所有权过程(效率增进过程，相对传统国企而言)，是私有化过程(国家控制权收益是统治者集团自身收入)，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具体权利安排方式)理解成产权基本结构变迁(经济转轨)的一种方便(低成本)的工具。

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产权效应分析

国家主导下的经济转轨(产权基本结构变迁)过程中，国家在各产权主体约束下追求国家净租金最大化对企业所作的产权安排决定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演进和现状，这种资本结构现状对我国经济运行有何影响?

1.宏观效应：社会产权配置错位，国家控制了过多的资源

思腾思特公司的报告《谁在创造价值，如何创造价值——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和毁灭排行榜》(康雁，宋凡华，2003)指出，到2002年底，股市总市值缩水已达1/3之多。自1998年起到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五年来不仅没有为股东创造任何价值，反而在毁灭价值。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宏观上可以理解为相对于效率而言既定的公有产权(公有资本存量)控制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国家基于租金最大化的既定资本存量控制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冲动在毁灭价值(同时就意味着国家控股比例过低了)。

如图2所示，其中：I为社会经济资源；I0为既定公有产权资本存量B基于国家租金最大化的最优控制资源量；B为既定的公有资本存量；Rc-Cc为国家租金净收入；AEF线表示随着国家控制资源量增加，租金净收入的变化曲线，E点最大；MKH线表示随着国家控制资源量增加，国家控股比例不断下降，各产权主体之间共同财产先减少后增加，EVA不断减少，K点EVA璳=0。联系前面内容我们很容易理解：

(1)社会总资源I≥Io时，国家用既定资本存量B控制Io社会经济资源使国家租金最大化，结果造成了价值毁灭(EVA璈<0)。

(2)社会总资源I不足时(相对Io)，国家总是选择控制全部社会经济资源I，经济转轨之初I≤K，EVA>0，这个过程是租金净收入增加和创造价值的过程；尔后K

(3)这就意味着国有股控股比例过低是造成价值持续毁灭的原因，因为控股比例下降导致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和其他投资者剥夺的动机明显加强，导致了共同财产的增加(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受阻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2.微观效应：企业内产权配置错位，企业价值下降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在微观方面，将导致企业产权配置错位和产权残缺，因而各产权主体之间共同财产大量存在，企业价值下降。

(1)股东和企业管理层之间共同财产大量存在。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实行传统薪酬制度，企业管理层几乎0持股，这样就使得提高负债率来改变经理人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以降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办法失效。由于控股股东的行政色彩，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任职带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这些行政任命的经理人的个人声誉和控制权收益，没有直接与公司经营业绩相联系，这样，经理人更关注于如何满足“代理股东”们的各种利益目标，以此来获得升迁的机会。即使企业破产倒闭，经理人仍然有可能被调动到另一个同等的职位上继续任职，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来说，由Grossman和Hart提出的通过提高负债率以增加破产威胁来降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代理成本的资本结构激励机制，其作用相当有限，更何况商业银行与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背景(同源代理)导致偿债保证机制的缺失(债务软约束)。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使经理人员配置太多的企业控制权(经理人员拥有的企业控制权和其享有收益、承担的责任不一致)，而提高负债水平无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善，致使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存在大量的共同财产(政府对经理产权上弱控，行政上强控)。

(2)由于政府的行政干扰，破产法的不完善，债务的软约束，上市公司实际上破产的可能性极低，因而公司控制权很难及时完全地转移到债权人手中，这样，股东和债权人因控制权配置不当(资产替代效应)所引致的两者之间的共同财产很难通过调整资本结构以改变破产概率来化解。

(3)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企业可通过改变资本结构向市场传递内部私人信息以缓解逆向选择。然后由于同源代理所导致的债务软约束，破产法律不完善，代理股东并是真正的所有者，经理人市场缺失，这样提高债务比率并不增加破产概率或即使破产也不会造成损失，从而资本结构就不能成为企业价值的信号(不付成本的承诺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无助于缓解潜在投资者的逆向选择，企业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共同财产便由此产生(有可能拒绝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

(4)企业与潜在接管者之间由于企业控制权转移受阻而带来大量共同财产。我国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国家控股，经理人市场缺失，控制权市场几乎不存在，因此，企业控制权不能自由地从低效人手中转移到高效人手中，从而导致企业控制权配置错位，企业价值下降。

可见，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这种具体产权安排使得企业产权配置错位和产权残缺，从而导致了各产权主体之间存在大量共同财产和企业价值下降。

三、结论和启示

从前文分析可知：基于产权制度视角，在经济转轨的产权基本结构变迁过程中，国家主导下的政府，居民投资者，银行等各产权主体界定共同财产的不断博弈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演进和现状；随着改革的深入，私人产权的不断壮大，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现状一方面在宏观上造成了整个社会内产权配置错位(国家控制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产权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经济效益下降；另一方面在微观上造成了企业内外产权配置错位和产权缺失，企业价值下降；正是基于上述意义上，国家由经济转轨之初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发动者变成了后来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阻碍——诺思悖论在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上得到印证。因此国家控制权是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关键之一，不放弃控制权的国有股减持是没意义的，因为它将导致国家控制更多的资源，而全流通则不同，一方面它降低了控制权市场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国家控制权成本(为保证国家控制权则要求更大的持股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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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周祖德)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保险公司需担证明之责 篇5

案情简介

安徽游客李某与其妻子一起参加了当地旅行社组织的北京5日游。在到达北京的次日，妻子很早起来发现丈夫李某不在床上，后来才被告知李某躺在酒店外的地上，已告不治。警方出具的关于李某死亡的调查结论为：经过现场勘察、法医鉴定、走访群众等工作，根据所获得的证据，得出如下结论，李某系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该人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保险公司曾经到达现场进行查勘。李某与其妻子居住的房间在该酒店的4022房间，距离地面86米，活动窗完全开启后，窗口高1.05米，宽0.5米。家属料理完丧事后，向保险公司提出了支付保险金25万元的索赔申请，保险公司以出险原因是李某死于自杀，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偿保险金。

本案诉讼到了法院。法院认为：保险公司签发的以李某等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单及保险公司提供的旅游安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共同组成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根据保险条款，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是，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而死亡的，保险公司承担给付旅游意外伤害保险金每人24万元，意外身故丧葬费每人1万元的保险责任。

因此，本案的焦点就在于被保险人李某在旅游住宿期间因坠楼身故，是意外伤害事件还是自杀。如果是意外伤害事故所造成的被保险人死亡，保险公司应当给付保险金。如果李某死于自杀，那么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律师点评

问题在于谁该对李某是否是自杀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简而言之，就是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加以说明解释的责任。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的，导致要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时候，那么当事人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由此可以看出，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关乎胜败的选择，准确分配证明责任的前提在于准确的理解法律规定。

本案涉及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保险法第22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根据该条款，本案原告方面的举证要求，就是完整的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即能够证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而且提供这些证明和资料的责任范围以“所能提供”为限。

现在本案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事故性质（李某死亡）、原因（高坠致颅脑损伤）、损失程度（25万元）的证明材料。保险公司如果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认为李某系自杀而死，那么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保险公司虽然推理认为李某系自杀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并不具有让人信服的程度。保险公司的推测相对于原告的证据，明显处于证明弱势的地位。事实上，保险公司的推测并不能排除李某梦游导致坠楼死亡的可能。而且常理告诉我们，自杀是人类非常反常的故意终止自身性命的行为，一般都是需要有自杀动机的，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一般不会轻易的认定为自杀。比如上海浦东审结的一个意外死亡的保险纠纷案，一个年轻妇女在生产后40天，因为产后抑郁症自杀，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产妇多次流露轻生的意思，因此得出了自杀的结论。为此保险公司的拒赔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提醒

在保险法律关系中，不仅像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涉及死亡或者自杀等问题，还有在人身寿险中也有涉及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对于自杀问题，保险法中有专门规定，即在特定情形下保险公司可以因此拒绝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正如本案分析的那样，如果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那么保险公司应当就被保险人的自杀事实提交可靠证据进行证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轻易认定自杀的事实。

结论

公司产权证明 篇6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不仅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界定存在分歧,而且对于“知识产权滥用”的使用似乎也有泛滥之势。郭禾教授在《我国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思考》中指出,“知识产权滥用就是不正当地运用了知识产权法授予的合法垄断权,违背了知识产权法激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维持各方利益(即知识产权人的与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平衡的宗旨,因此应对其加以约束和规制”,并认为“行使权利皆非不法”及权利的滥用是指“行使权利的行为超越了权利的外在边界”皆不符合形式逻辑。

首先,权利行使超越权利的外在边界的现象属于权利的冲突而非权利的滥用。权利滥用的真正含义是权利的行使内在地突破了设定该权利的目的和宗旨。因此,对知识产权制度滥用的描述过于宽泛。笔者认为知识产权“诉讼”滥用,既可能是权利人在滥用,也可能是“侵权人”在滥用”。此类行为属于诉权滥用,只是因知识产权特殊价值的存在,使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诉讼拖延或恶意诉讼导致相对严重的后果,甚至影响正常的竞争秩序,与知识产权滥用无关。

其次,虽然知识产权具有反竞争的效果,但这不必然导致垄断市场的结果发生。从国际层面看,“只要是违背TRIPS第7条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目标的行为,比如有损于社会公共福利、不利于技术创新或技术扩散、或者阻碍了货物或服务的自由贸易等,都可以认为是对知识产权的滥用,而不管这种使用是否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构成不以限制竞争为必要条件,但实践中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是跨国公司常用的手段。

再次,垄断行为的判断标准一直存在违法性(即是否违反垄断法)与合理性(即是否违背知识产权设定的宗旨)两种判断标准。随着人们对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认识的不断加深,究竟知识产权和市场支配地位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超越法律赋予的知识产权行使方式必然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么?“拥有知识产权并不必然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知识产权导致市场支配地位时,除了遵循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一般标准外,还应该从知识产权的特性出发,考虑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和时间性。知识产权尤其是商标会影响产品需求交叉弹性的变化,有可能成为知识产权人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反垄断法关注的并不是支配地位本身,而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否滥用知识产权,攫取垄断利润,破坏竞争秩序”。

二、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解读

依据前文笔者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理解,本文认为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拒绝许可

即知识产权人利用自己对知识产权所拥有的专有权,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从而排除其他人的竞争,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中指出,知识产权的确使其权利主体享有市场支配力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要求权利人承担必须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的义务。但是,也不排除知识产权的拒绝许可构成滥用行为从而受到反托拉斯法规制的可能。在欧盟委员会看来,若知识产权的拥有相对于基础设施或与基础设施有联系,并且未得到许可的竞争中不能进入市场,则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就是一个合适的补救措施。如中国一些DVD生产企业,在美国起诉4C等专利人联盟知识产权拒绝许可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又如2003年轰动一时的思科诉华为案,就明显反映出思科公司涉嫌知识产权拒绝许可。

(二)搭售行为

即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捆绑成一种产品进行销售,以致购买者为得到其所想要的产品就必须购买其他产品的行为。如在中国德先诉索尼公司案中,德先以索尼涉嫌不正当竞争为由,要求索尼在中国立即停止使用“索尼”牌锂电池的智能识别技术,同时要求索尼在中国停止生产数码摄像机和数码照相机时使用智能识别技术(这一技术索尼仅在中国市场使用)。

(三)肆意部署垃圾专利迟滞竞争的行为

跨国公司在新时期为了满足争夺市场、谋求更大利润的迫切要求,采取一种滥用知识产权的新方式,被许多专家称为“圈养肥牛”的手段。即跨国公司在某一个有潜力的行业早早布好“专利圈套(大多为垃圾专利)”,专等中国企业把市场培育好,再收紧包围圈,从而削弱中国企业的产品成本优势,而他们则可以实现低成本占领市场、攫取巨大利润的目的。这种方式更加隐蔽、对我国新兴企业危害更大。

首先,跨国公司肆意在中国部署垃圾专利。为了防止给予中国竞争对手有益的技术指导,防止被抄袭,国外企业一般把中下游专利、外围专利部署到中国。国外企业像种草一样部署大量专利,其实就是制造专利检索、分析、侵权的规避、无效宣告和侵权诉讼屏蔽。这个屏蔽构筑起来非常昂贵,但是中国企业要规避和抵制这个屏蔽的费用,则要高出数十,甚至数百倍。很多专家分析,国外企业在电子、信息、自动化等领域的专利丛林战略实际上是垃圾专利战略。

其次,跨国公司利用垃圾专利形成专利池,联合限制竞争。在专利池的运营中,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将专利池通过高效率地许可给被许可人来提高自己竞争地位;另一方面,将专利池中“非必要专利”(non-essential)和“必要专利”(essential)捆绑授权进行收费。跨国公司联合起来,把这些垃圾专利绑在一起联营许可形成专利池,然后形成标准,向我国企业索取高额专利费用,是我国众多企业蒙受重大损失。 2005年底至2006年初,张平等五位教授针对3C联盟主要成员飞利浦公司的“编码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方法以及发射机和接收机”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19951924133)提起了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飞利浦公司的这项专利,是3C专利联盟专利池中的一项专利,涉及DVD、数码相机、手机等各种数码产品的编解码。专家指出,本次申请宣告无效的这项专利明显是不符合专利性的“假性专利”,但是3C专利联盟以包含此项“假性专利”在内的“专利池”进行一揽子“打包”,收取我国企业高昂的专利使用费,涉嫌知识产权滥用。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与沟通,飞利浦DVD专利无效案和解,关键技术撤出专利池。

联合限制竞争的后果是对处于不利经济地位的交易方进行交易限制,同时还会阻碍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发展。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的联合限制竞争有横向和纵向之分。横向联合限制竞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生产或销售同一类产品或提供同一类服务而处于相互直接竞争的企业,通过共谋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如通过交叉许可、联营协议、多重联营等方式排除其他竞争或潜在竞争者参与该产品或服务的竞争,达到市场垄断的地位。纵向联合限制竞争是指在知识产权许可过程中,许可人利用其市场优势,通过价格和非价格限制等多种方式加强其在相关产品或服务、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阻碍被许可人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其中的价格限制主要包括独占性回授、维持价格销售、销售价格限制、禁止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质疑、强迫一揽子许可等,非价格限制则体现为销售地区限制、不竞争条款等方式。

三、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治理

自德先、东进、奇瑞等案件发生以来,对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治理引起了学术界等各方面的热议,学者大多主张以垄断法治理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一时之间,似乎仅垄断法一部法律足以应对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对反垄断法抱以太高的期望,否则有可能会误导我国的企业,以为有了反垄断法就可以对抗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从而不正视自己在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不足,不利于鼓励企业创新并取得知识产权”。

针对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需仔细甄别、科学判断,宜遵循私益与公益相对平衡的原则进行治理。一方面可以运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对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进行内部治理,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及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中共有的经济权利穷竭原则等;另一方面,需要在兼顾知识产权滥用特定类型的同时,适用现有治理权利滥用的民事法律制度,一并治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鉴于其与竞争及垄断因素存在关联,在符合相应构成要件时,知识产权滥用即会构成限制竞争与垄断行为。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需借用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等进行综合治理。 本文仅就前述跨国公司在华滥用知识产权典型行为,探讨治理路径与措施。

(一) 对跨国公司在华拒绝许可行为的治理

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权,此时,拒绝许可也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需要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营者自主意思表示的自由要受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一旦知识产权人拒绝许可,利用自己对知识产权所拥有的专有权,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从而排除其他人的竞争,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时,将受到竞争法的治理。

1.如果跨国公司在华拒绝许可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治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涉及到反不正当竞争的一般原则性规定,该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按照立法本意,该法只适用于其第二章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适用相应的行政责任条款。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立法模式已经严重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就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而言,其不属于前述第二章规定的行为类型,致行政机关缺乏可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只要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可以依据该法第2条的基本原则,适用该法进行治理。首先,就拒绝许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构成而言,其主体是知识产权权利人;主观方面表现为违反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与其他竞争者展开不正当竞争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其侵害客体是指公平竞争权;客观方面则指知识产权人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影响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就拒绝许可不正当竞争的责任承担而言,笔者建议在遵守第四章第20条的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章中增设约束拒绝许可责任承担的相应条款。

2.如果跨国公司在华拒绝许可排除、限制了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成垄断行为,可以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章进行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第17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当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拒绝许可,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根据行为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分别或者同时构成《反垄断法》所规定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就可以适用《反垄断法》加以治理。具体可以表现为:如果业内若干跨国公司达成垄断协议拒绝许可或某个、某几个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许可,对其治理可以适用2011年1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三部《反垄断法》配套规章的相应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拒绝许可构成反垄断法规制的权利滥用行为要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借鉴美国和欧盟对拒绝许可反垄断法规制的经验,运用关键设施规则和合理原则进行判定。

(二)对跨国公司在华搭售行为的治理

由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进行搭售具有限制被搭售品市场竞争,阻碍相关企业进入,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行为,在本质上有限制排除竞争之目的。对跨国公司在华搭售行为,可在区别具体行为性质的前提下,对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依据竞争法相关规定进行治理;对构成垄断行为的,可依据反垄断相关规定进行治理。

1.如果跨国公司在华搭售行为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治理。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首先,就搭售行为构成而言,其行为主体通常是具有经营优势的经营者;经营者主观上存在故意强迫性,经营者利用其经济优势违背相对交易人的意愿强行搭售商品或服务,交易人被迫接受;客体侵害了相对交易人的权益;客观方面搭售行为不当阻碍甚至剥夺了同行业竞争对手相关产品的交易机会,损害了市场竞争。其次,就搭售不正当竞争的责任承担而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规定强行搭售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援引该法第20条的规定,使其承担责任。对这类搭售行为的禁止,应该通过因该搭售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其他经营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搭售者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害的方式进行。

2.如果跨国公司在华搭售行为排除、限制了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成垄断行为,可以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章进行治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严禁从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该法第6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首先,就搭售行为构成而言,主体须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反垄断法》第18条对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考虑的因素做了规定);主观上存在故意,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强迫对方购买被搭售品,侵犯其自主选择权;客观上该搭售行为排除、限制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就搭售行为责任而言,可依据《反垄断法》及配套规章之相关规定进行治理,完善了过去过于单一的责任制度。如《反垄断法》第47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该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第14条进一步规定,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4条至第7条、第9条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程度、持续的时间等因素。经营者主动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

(三) 对肆意部署垃圾专利迟滞竞争行为治理

跨国公司肆意在中国部署垃圾专利的行为偏离了专利制度的主旨,即激励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信息传播。缺乏真正创新的垃圾专利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使得中国国内的企业研发面临巨大的浪费。

1.针对跨国公司肆意在华部署垃圾专利的治理。

一些媒体总结所谓“垃圾专利”形成的原因曰:一是由于审查专利申请时没有严格把关,二是许多人钻了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不实审的空子,才导致“垃圾专利”的产生。针对不同的垃圾专利,国家专利局等相关部门在审查专利申请是需要严格把关,尽量避免跨国公司钻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不实审的空子。但依据现行制度这点很难避免。因我国评审制度中对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是否进行实质审查规定得很模糊。而且《审查指南》中没有实审要求和具体程序制度规定,导致实践中很难做到严格把关。因此,笔者主张,应根据跨国公司肆意在华部署垃圾专利对竞争的影响程度不同,分别适用竞争法和垄断法进行治理。(1)如果跨国公司在华肆意部署垃圾专利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治理。(2)如果跨国公司在华肆意部署垃圾专利排除、限制了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成垄断行为,可以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章进行治理。

2.针对跨国公司利用垃圾专利形成专利池,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治理。

专利联营在某些情况下会改变市场竞争的结构,威胁自由竞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运用竞争法、反垄断法加以治理。(1)如果跨国公司在华利用垃圾专利形成专利池、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治理。(2)如果跨国公司在华利用垃圾专利形成专利池、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排除、限制了竞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成垄断行为,可以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章进行治理。

根据专利联营行为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可以分别或者同时纳入到反垄断法所规定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三类反竞争行为中。

首先,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专利联营进行反垄断执法分析时首先需要考虑知识产权权利行使行为对竞争影响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行使知识产权的经营者与竞争者、交易相对人的市场地位,相关市场的集中程度,相关市场进出的难易程度,产业惯例与产业发展的程度,行使知识产权行为的时间、效力范围等限制条件,行使知识产权行为对促进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影响,经营者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变化的速度。

考虑到专利联营的特殊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分析专利联营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时,除遵循一般的原则外,还应当考虑参与专利联营主体的市场支配地位,参与专利联营主体的一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专利联营是否是开放的和非歧视性的,专利联营是否不合理地封锁第三方的技术或者限制替代性专利联营的建立,联营专利的性质,专利联营的管理模式及管理制度。

其次,就专利联营进行反垄断执法时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反垄断分析。一般说来,这种分析步骤主要包括确定专利联营安排行为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确定联营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界定相关市场,认定专利联营的市场地位,分析涉及专利联营的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是否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如果涉及专利联营的行使知识产权行为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的竞争,则进一步考察该行为的有利影响以及该有利影响是否大于排除、限制相关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四、结语

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我们感受着切身之痛。痛定思痛,我们要面对现实:跨国公司在华滥用知识产权进行拒绝许可、搭售、肆意部署垃圾专利迟滞竞争等行为。针对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需仔细甄别、科学判断,宜遵循私益与公益相对平衡的原则进行治理。一方面可以运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对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滥用进行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需要在兼顾知识产权滥用特定类型的同时,适用现有治理权利滥用的民事法律制度,一并治理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鉴于其与竞争及垄断因素存在关联,在符合相应构成要件时,知识产权滥用即会构成限制竞争与垄断行为,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需借用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等进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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