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发展观

马列主义发展观（精选8篇）

马列主义发展观 篇1

最佳答案科学的理论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与基本内涵，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更加坚定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与中国新的发展实践有机结合的崭新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当代中国的又一次生动而具体的展现。我们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趋势，着眼于回答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面临的复杂而深刻的时代课题，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观点。马克思主义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社会是由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所决定和推动的自然与历史的发展过程；社会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互相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有机整体；社会发展进程是社会规律的决定性与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辩证统一的过程；实现人、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主导的持续的、和谐的物质交换过程；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等。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以这样的基本原理和观点为理论基础与思想源泉的。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升华。回顾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进程，在每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党都围绕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实践和理论的创造性探索，从而形成指导全局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历史性课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长期经验的积累和升华，也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继续开拓创新的新鲜经验的结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好行动。

科学发展观是具有历史视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科学发展理论。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具有马克思主义面向整个人类文明的理论特征，吸收借鉴了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上的经验教训。其一，它吸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从二战后到现在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经验教训，反思了这些国家从经济增长发展论到综合发展论、从增长极限论到可持续发展论的理论与实践变化轨迹，吸收借鉴了关于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发展目标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社会与自然必须协调等诸多启示。其二，它吸收借鉴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比较和反思了“拉美模式”及20世纪80—9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出既要吸收发达国家的积极成果和有益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盲目追随，而必须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启示。其三，它着眼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趋势，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既积极融入又坚持独立自主，既扩大开放又立足自主创新。其四，它坚持发展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把发展的要求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科学发展充分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对人类进步应做的贡献。

二、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与基本内涵

恩格斯在谈到如何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内容时说过，这一理论“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科学发展观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直接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和过程”得出的确切结论。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与基本内涵，首先必须做到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准确认识”，即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但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突出；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面推进，但农业、社会发展仍是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很突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各项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但体制不完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改革攻坚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较多；社会发展出现新局面，但诸如就业、医疗、分配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明显增强。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经济贸易摩擦明显增多，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等等。综合国内国际的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判断，强调必须紧紧抓住和充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确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和思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问题。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党之所以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发展这个主题，是因为新阶段新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我国经济在保持20多年快速增长之后，继续保持强劲发展的难度加大，需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二是发展问题更趋复杂，改革攻坚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现出来；三是本世纪头20年，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机不可失，稍纵即逝。因此，在发展问题上，任何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想法和做法，任何骄傲自满、盲目乐观、放松懈怠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要不得的、有害的，也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的。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原因就在于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只会有“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同样，如果我国现阶段不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不仅无法解决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甚至难以保持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我们必须在这样的高度上认识加快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这条道路就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经济社会一代一代永续发展。这样的发展道路，既符合现代社会化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切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既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谋发展，又是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贡献。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如何使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问题。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完全统一的，充分体现了尊重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地位的精神。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党的宗旨与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的真正体现和集中表达。

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形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在这个伟大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根据实践发展的新鲜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实践任务和理论任务。

要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统一思想和行动。党中央号召，要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要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同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际，全面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要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及其蕴含的科学性、规律性；要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凡是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去改。总之，要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领会、自觉接受和坚定不移的贯彻，使我们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全体人民实践创新的力量。

要在认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价值与巨大力量。掌握理论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效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才能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涵的理解与把握。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研究解决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保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保障，等等。要把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作为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把握的过程。

要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充实、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进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既是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科学发展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新观点和新论断，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鲜经验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马列主义发展观 篇2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阈中, 现代社会发展观的具体理念是多样的, 但主流走向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人本主义的发展观, 其二是生态主义的发展理念, 而物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人本主义发展理念中工具理性主导了价值理性的异化形式。人本主义与生态主义即分又合, 相互交织, 衍生出诸如生态人本主义等新发展理念。

一、物本主义发展观

(一) 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

物本主义发展观是发展理念上的一种低级形式, 是人类在发展观上的走向异化的体现。

从表现形式来看, 物本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一切以物为本, 以物资财富为本, 被物本主义价值观腐蚀了心灵的人常常把物资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万事万物的价值尺度, 表现为重物、爱物、拜物, 甚至把物看作是人追求的最终价值和最终目的, 好似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对物的占有和利用上。而物本主义从发展观角度看, 就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发展的动机又为发展目的, 以物质的增长、经济“发展”作为评判事物是非的单一尺度和依据。

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的发生和兴盛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 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不断物化, 人类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以劳动为中介将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不断物化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 正是人的这种物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 文明的进步。人对这种物化的依赖是必要的、合理的, 如果人们将自己对物化物的依赖和对物化的性质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那就不会存在人的异化。

然而, 近代以来, 物资财富的增加使人们不断感受到舒适与满足, 新产品的涌现持续地改善着人们的生活, 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不断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改变, 人们深切地感到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久而久之人们性惯性地认定。只有物质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物质生产才是最重要的, 这时, 人的劳动的正常物化已经转向异化。

到了第三个阶段, 十九世纪以来, 经济理性、市场机制、科技进步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物本主义价值观不断强化, 并且走向极端。突出强调物质财富增长的经济理性和市场机制, 使人们沉迷于资源配置的效率神话中, 这种异化的导向逐渐抹杀了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和价值追求的丰富性, 这时候, 异化的人性导致人们认为只有物质生产才是生产, 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才是进步、才是发展, 离开了物资财富的创造其他都是空谈, 都是“误国”。

(二) 实质、危害和如何超越

发展观中物本主义的盛行, 导致人与人的关系全面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并且在物本主义思想原则指导下的经济增长, 使物质财富成为人生命活动中的唯一目的, 人的主体地位让位于异化了的物, 人成了物质上的“单向度人”。人放弃了精神生活, 把主体地位让给了物, 甘心让物随心所欲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不是人的发展进步, 而是一种可怕的堕落。

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日益物化, 并从极端物化走向异化的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 手段代替了目的, 工具理性战胜了价值理性。物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从早期对物资的自然依赖演变为对物的信仰和膜拜, 最终人本身沦落为物的奴隶的过程。

要解除物本主义的这种异化形式, 使人从物本主义的魔咒中解放出来, 就需要发展观从以往的对工具手段的迷恋回归到对价值意义的追求, 人们要再反思发展的目的, 领悟发展的意义, 追求发展的真正价值, 让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重新回归到价值理性的社会中来。这样才能使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 实现人本主义的“人与人的联盟”及“人与社会的联盟, 并进一步转向生态主义发展理念, 实现“人与自然的联盟”。

二、人本主义发展观

(一) 人本主义发展观是什么

人本主义发展观以人的全面的、多样化的需求的满足、人类福祉的实现为发展的动机和目标, 这克服了发展观中的重视财富增长而漠视人的多样化价值需求之“物本主义”的弊端, 指明人是目的, 而发展只是工具;

人本主义历来就有多重涵义, 例如费尔巴哈回到“感性世界”的人本主义, 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的唯意志论的人本主义, 存在主义注重个体生存状态的人本主义, 等等。尽管人本主义的内涵具有超常的丰富性, 但从发展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 用生态伦理的话语体系来解读, 人本主义的发展观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

首先从历史上看, 发展观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应该是始发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在已经获得了主体性解放的现代, 人本主义更加关注人的需求的多样性, 价值追求的丰富性,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首先要解放和倡导的是人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是在人与神 (自然) 的关系中展开的, 其实强调的是与“神性”相对立的抽象的、整体的人性, 在这里, “神”只是自然未知领域的化身, 本质是人格化的自然。这种人本主义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 用人权替代神权, 其实质是要释放人的欲望, 挣脱“神”的束缚。这里的“人”、“人性”都是一个“类”的概念。这种人类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张扬, 是一个从未知自然的束缚中挣脱的过程, 彰显的是人类欲脱离未知自然, 反客为主的意愿。说到底, 这正是未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开端。

其次, 当代的人本主义发展观主要是在反对物本主义发展观的过程中汇集成潮流的, 其共同点就是强调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 而这个“人”, 毋庸置疑, 首先是一个类的概念, 所以人本主义的发展观, 就是一切以人类的需求为目的, 就是人类本位主义。将这种理念转换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视阈中, 转换到生态伦理的话语体系中, 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值得指出的是多数学者也毫不讳言, 指出当下流行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发展观就是一种以人类利益为首要目的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 在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思潮分野中, 它是与以自然生态整体利益为本的生态主义相对立的。

(二) 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异化形式

仍然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阈中看, 物本主义只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意识框架中, 手段取代了目的、工具理性主导了价值理性的表现。物本主义是人本主义的一种异化形式, 而其价值理性源于人本主义将自然全面异化为对立物的意识理念。所谓工具理性就是注重功利算计、追求手段工具的效率而忽略目的意义、价值的理性, 而价值理性则是关注事物最终的价值和意义的理性。在以人类为本的发展中, 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 随着人的自私和贪欲的不断膨胀, 又随着科技工具的日益强大, 人类迷恋上了工具与效率, 而忽略了工具与效率所创造的价值是否是人的真正需要。人类工具理性凭借着科技进步的耀眼的光辉遮盖住了价值理性, 忘却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的幸福这一目标, 人的主体性再次沦陷了, 这次主体精神不是丧失于大自然或旧有的神, 而是拜伏在自己的创造物—物质工具和物质财富的脚下。

物本主义发展观在人本主义意识框架内难以真正消除:只要将自然彻底对象化, 只要缺少生态自然的有效反制, 人必然难以克服主宰自然的本性。人类必然从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出发, 从人本主义的“需要”出发, 不断找到新的“征服自然”的理由。科技的新发展会不断诱惑人性的贪婪, 致使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反复迷失, 而新的物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技术主宰和技术崇拜, 这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极度的异化, 甚至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物本主义发展观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必然结果, 人本主义只要走出自然生态限制的的界限, 物本主义就不可避免。

(三) 人本主义的在当代的兴旺是一种“矫枉过正”

早期人本主义的兴起是人的主体意识不断苏醒、强化的过程, 人们常说这是人从神的压迫和奴役下的解放, 然而透过宗教迷雾, 我们看到这其实人是从自然的压迫和奴役下的解放的过程, “神”本质上只是未知的自然界人格化的表现形式, 宗教意识主要源于人们对“未知”的敬畏和膜拜;这种对“神”的敬畏和膜拜在东方表现为对“天”的敬畏和顺从, 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和西方中世纪浓重的上帝崇拜意识同样, 都是对不可尽知、变幻无常的自然的一种依赖、敬畏、膜拜。

“天人合一”或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是世界的本真,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发展的前提条件, 任何时候, 违背了这一自然的根本规则, 人类的命运就会蒙上阴影。文艺复兴前后人的“解放”, 既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时代, 同时也给未来埋下了隐患, 给人类未来的轻狂和迷失设下了伏笔。从这一刻起, 人类发展中人与自然不断分离, 人类的思辨中二元对立不断强化, 人的意识中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渐起渐行, 对异化了的科技工具的依赖成了难以克服的迷恋, 经济理性和物本主义的泛滥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总之, 文艺复兴前后开始的“人的解放”和人本主义, 既是发展的开端, 也是未来迷失的根源, 人本主义在后来的兴旺和流行, 是人的主体性过度“解放”的结果, 是人的主体意识从“解放”到异化的过程, 是人与自然关系“矫枉过正”的结果。

在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激化的今天, 在人类发展总的制约已经历史性地转化为人类发展需求与生态承受能力之矛盾的当代, 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更加凸显了它的局限性, 因此人本主义发展观必须要转向为生态主义发展理念。

三、生态主义发展观

(一) 生态主义的发展理念

生态主义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 广义的生态主义包括浅绿色的环保主义, 而我们这里所述的生态主义主要是指生态整体主义的“深绿色”思想理念。由于“深绿色”生态主义思想家大多质疑现代性的诸如“发展“、“进步”的话语, 他们的著述中很少用“发展观”这样的话语概念, 但从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等多角度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人类发展理念。

生态主义思想想家大多一开始就将人类的发展问题放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视阈内来考察,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 生态主义者以广阔的视野和超越的胸怀, 首先申明人类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一体性, 并且主张地球生态圈中万物平等, 人类之外的自然物, 包括地球自身有其不以人的需求和评判为转移的“自在价值”, 而非人类的自然万物应该也具有其生存的道德权利。人类社会的“新进化”就是道德关怀要从人间走向荒野, 就是人对地球生态万物的一体化认同。

在人类发展的问题上, 生态主义主张, 人类应该重新认识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 并自觉回归为自然之子;人类发展出发点应该是, 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为追求整个大地生命共同体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完整、美丽、稳定、动态平衡和可持续性, 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人类起码应该为自身的发展设定最基本的底线, 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发展必须以不毁灭其它生命万物和地球自身为前提, 并最大限度地保护生命多样性的存在;为符合上述人类发展的制约条件, 根本之根本在于, 人类必须学会放弃人自身的部分“利益”。

(二) 生态主义的实质和人本主义的转向

生态主义发展观的开端, 就是人类开始学会放弃自我利益的开端, 从早期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发展的“增长的极限”的提出, 到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学”, 从马尔库塞对“单向度人”的反思及对消费主义的批判, 到奥康纳关于生产条件及“第二重矛盾”的揭示, 再从对科技异化的危险的反省到“更少但更好”的新生活方式的提倡, 所有这些, 无不在讲述一个基本的理念:人类的发展必须限制在生态制约的范围中, 人类的发展必须学会自我利益的放弃。

“浅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弱人类中心主义) 同样主张人类的发展要以生态的可承受性为制约, 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同盟”, 但其与生态主义根本的区别正如生态主义大师阿伦.奈斯所指出:“浅绿色” (例如环保主义) 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只关心人类的利益, 而生态整体主义 (深生态学) 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 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福祉;“浅绿色”专注于诸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环境退化的症候, 而生态整体主义要追问环境退化的文化和人性的根源;在现实实践层面上, “浅绿色”的“可持续发展观”立足于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 而生态整体主义则认为, 人与自然矛盾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危机、文化危机, 主张要重建人类的社会机制、文明秩序。归根到底, 差别就在于人类是否能为地球万物的福祉“退让”自身的部分利益。

人类要真正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必须进行从人本主义向着生态主义的跨越, 这种跨越的实质是:人类应领悟自身理性的局限性, 重新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在这一前提下, 自觉向整个大自然认同, 真正从试图主宰万物的“人类自我”转化为认同自然万物的“生态大我”, 这样人类发展的出发点才会从以人类为本转化为以地球生态万物的利益为本。同时, 在发展的动力和路径依赖方面, 才能摆脱对“恶的杠杆”的极端经济理性和原始市场经济的依赖, 从工具理性、经济理性回归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 再转向生态理性。

摘要：在发展观上有三种主要的思想理念, 即物本主义、人本主义、生态主义, 该文探讨和评述了三种发展观的起源、特性、实质, 探究了三种发展观相互之间的联系, 论述了发展观如何从物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并进一步从人本主义转向生态主义。

关键词：物本主义,人本主义,生态主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参考文献

[1]宋秋水.从人的物化到物本主义[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3)

[2]陈向义.“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辨正[J].贵州社会科学2005 (1)

[3]刘红红.人本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及内涵[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 (6)

违反还是发展马列主义 篇3

一

这篇论文根据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新规律。

第一条新规律是从研究罗斯福“新政”的自然史总结出来的。其内容是：当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大力加强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個别坏的方面和极端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

第二条新规律主要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出来的。其内容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福利国家”，是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它的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当时，美国还没有找到克服滞胀危机的办法，所以该文的结论认为，美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最后办法，仍然是马列主义指出的“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条新规律，是违反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个别论点的。因为列宁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见》及《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两文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对大资本家有利，对工农群众则有害。而这条新规律认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限制大资本家的极端表现。我认为，我的这种新论点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因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比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已进入腐朽、寄生、垂死的阶段，已经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又说：“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卷，P365)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P164)由此可见，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也就有所发展；他不再说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

罗斯福实行“新政”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列宁没有看到的、新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列宁如果能活着看到罗斯福实行的“新政”，是会进一步发展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论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的。因此，我认为我对罗斯福“新政”的论述，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二

1983年初，中国理论界虽然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大气候略较宽松，却还没有从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下真正解放出来。人们大都认为我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条新规律违反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个别词句，就不是、至少可能不是马列主义，甚至违反了马列主义，都不敢公开承认。论文写好后，我想很难在武汉地区发表，便寄了一份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一份给我认识的《历史研究》编辑严四光，一份给胡乔木。《中国社会科学》和胡乔木一直没有给我回信。3月7日，我接到严四光寄来的5份我论文的打印稿，但没有说明编辑部处理这篇稿件的具体过程。后来我才听李慎之告诉我，他们曾将我的论文打印了若干份，分送给一些学者征求意见，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历史研究》始终没有发表我这篇论文。

还有一个插曲。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夏邦新听说后，3月17日前来取走了这篇论文，表示看看能否在湖北省社科院和省社联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印发。过了几天，他还回了论文，说会议是纪念马克思逝世的，而拙文是论述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与会议主旨不太适合。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我当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密加凡的面说：“原来我并未向你们召开的会议提交论文，是你们主动派人来取去拙文的。你们看了拙文后，说是拙文与会议主旨不太适合，难道马列主义能分家吗?我看这是遁词，真正原因是，你们没有胆量让我在会议上宣读或印发我这篇被有的人怀疑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论文。”

1983年7月11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历史学系著名历史学家斯坦利·柯特勒(Stanley I.Kutler)，以普林斯顿大学斯坦利·卡茨(Stanley N.Katz)教授、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他自己名义，函邀我参加于1984年6月4－8日在意大利贝拉焦“洛克菲勒研究与会议中心”召开的“外国人看美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希望我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观点评论美国历史学的论文，于1984年4月1目前寄给他，以便组织美国历史学家参与讨论。

我接受了这一邀请，感到《美国现代史与马列主义》这篇论文正好派上了用场。但是根据有关规定，拿到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必须是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如果是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就要送给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批准。我于是按照规定，将论文送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核。经办入党委办公室主任傅健民将我的论文打印若干份，分送学校有关教授提意见。后来听说，有认为我的论文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有认为不符合的，学校不好决定，就一直拖着不给我答复。这期间，我一面征求意见，不断修改论文；一面将论文寄给《世界历史》主编和人民出版社一位资深编审寻求支持，均无结果。到1983年10月或11月，在美方催促下，我书面要求武汉大学党委作出明确答复，党委办公室回信仍然含糊其词，不肯定也不否定我的论文，只是表态说拙文与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不一致的，让我慎重考虑。

nlc202309040805

在此情况下，我想到了上海学术界。1983年12月13日，我将论文寄给了青年朋友王毅捷。他和上海《社会科学》编辑张家哲研究后，让我将论文压缩到10000字，于1984年1月寄往《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正好发表了一篇震撼世界的论文《从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1984年第2期就发表了拙文，题目改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大胆承认了我的论文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

三

有了这个公开发表的文本，我就取得了出席贝拉焦国际学术会议的资格，并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译成英文本，寄给了柯特勒教授。在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见证了国际学术界对我论文的冷漠以及与国内很不相同的看法。

首先，会议组织者在全文印发他们认为比较优秀的论文时，没有印发我的论文。6月5日上午，我和几个不同国家的教授宣读了各自论文摘要。会议主持人、美国伯特·怀亚特－布朗(Bert Wyatt-Brown)教授作总评时说：“在中国情况下，刘教授对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长期存在作出马列主义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希望刘教授今后对西方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看法也能多加留意。”(实际上，我的全文中引了许多西方学者的不同意见，他没有读到。)

总评后，大家讨论时，没有人涉及我的论文。对于这种冷漠，我心里一直憋着气。晚餐时，怀亚特一布朗教授对我说：“你的论文很好，就是马列主义太多了一些。”我听了以后心里想：我的论文在国内历遭坎坷，是因为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它的马列主义太少，甚至怀疑它违反马列主义；现在你们美国学者又说它马列主义太多，予以忽视，如果我不进行一番争鸣，就显得太好欺负了。同时，我也想到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寻求支持。

我首先找到波兰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耶日·耶德利基(Jerzy Jedlicki)教授，问他对我发言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他对我说：“我没读你全文，但坦白地说，我大概不会同意你的观点。我过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过波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但近10年以来，波兰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半，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接着我问他对反对波兰执政党的团结工会的看法。他说波兰80％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团结工会会员，他自己也是，但波兰政府却要镇压团结工会。我问他出路何在，他说看不出。为了核实他的话，我又找了一位长驻该“研究与会议中心”的波兰语言逻辑学家交谈，他说他完全同意耶德利基教授的意见。我仍不死心，又找到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的D.集沃伊诺维茨(Dragoljub R.Zivojinovic)教授。他更令我惊讶，他说根本不关心马列主义。我问他南斯拉夫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他估计大约占一半。

这天晚上，一位长驻该中心、旁听过我发言的美国出版家罗尼·达格(Ronnie dugger)来找我交流思想。他对我说：“我仔细读了你的发言稿，逻辑性很强，但你这种马列主义观点似乎与美国实际情况不符。比如，美国宪法限制着总统权力，总统难以独断专行，我就写书批评过里根总统。我们美国这个国家是很难实行垄断政策的，哪里会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比如，目前美国工人生活水平高，有的人有两辆汽车，住在郊区别墅里，怎么会去冒险搞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我虽然一一反驳了他的论点，但也感到并未说服他。

6月6日午餐时，我和法国第八巴黎大学女教授玛丽安娜·德布齐(Marianne Debouzy)为邻，听说她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者，故问她对我发言的看法。她说：“坦诚地说，我不能接受你的观点。第一，你说只有马列主义观点正确，我不这样看；第二，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后国家就要消亡，何以现在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强调国家政权、官僚主义严重呢?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看得多了，老是那么一套，没有什么新东西。”我答道：“关于第一个问题，在20年代美国暂时繁荣期间，美国的一些政客和经济学家预言，美国已永远消灭贫困，再不会有经济危机。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难道后来不是被证明是错误的吗?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提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不独不会消亡，还要加强。目前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建成了共产主义，国家怎么会消亡呢?至于第三个问题，我的论文中提到罗斯福‘新政’可以基本克服资本主义30年代空前严重经济危机，延长其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这种说法，你看到哪些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呢?难道一点新东西也没有?”由于午餐已毕，她对我的一些反诘未作答辩。午餐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蒂齐亚诺·博纳齐(Tiziano Bonazzi)教授约我一同散步。他对我说，他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不相信列宁主义。这又是一种对马列主义的看法。

四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决定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作一次反击性发言，谈谈我当时相信非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的原因，和对这次会议目的的看法。我发言内容大体如下：

当我年幼时，中国既贫且弱，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知识分子大都主张学习西方，有的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在此情形下，我六七岁时就知道华盛顿总统小时很诚实，向他父亲承认砍了樱桃树的故事，也听说过拿破仑、俾斯麦等西方政治家。我上初中时，初步接触到培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杰弗逊等人的思想。到上清华大学时，不独主修了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还学了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等课程。1945至1947年上半年在芝加哥大學读研究生时，学的当然都是西方学说。这些学说虽然能使我成为一个大学教授，但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却不能像英、美、法、德、日等国家那样，运用这些学说使国家富强，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不富强，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这个大学教授也当不稳。后来，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使中国走上了新路，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今天，尽管马列主义并未解决中国所有问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因教条主义影响和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犯过严重错误，但近年以来经过拨乱反正，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好，已经逐渐走上富强之路。所以我仍然相信马列主义。

对于这次会议，我说：既然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各国美国史学家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我研究美国罗斯福“新政”，美国有关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我都是涉猎过的。但是我认为，参加会议各国学者对马列著作很少涉猎。比如，法国德布齐教授在会上的发言虽有思想，她可能是个不错的教授，但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常识都弄错了；她不独未读我论文全文，甚至未细看我的发言稿，就说里面没有新东西，这能有助于我们的交流与了解吗?中国有10亿人，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苏联是个大国，还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美、英、法、德、日等国家中，也有些人相信马列主义。因此，如果大家只想在自己国家里做个大学教授，过舒适安定生活，不研究马列主义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可能受到联邦调查局那一类机关的纠缠。但从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的责任来考虑，大家这样不关心马列主义，是很不应该的，也是不利于我们之间的交流与了解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美中不足。

我发言后，大家热烈鼓掌，纷纷前来和我握手，向我祝贺，说我发言很及时、很有使命感、很为人类前途着想。会议组织者一再向我表示，说我对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是完全正确的。

我的这篇论文引起的关于马列主义的争鸣，已经是28年前的事了，我的学术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呢?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感到，这件事证明一个道理：如果有可能自由讨论，人类的思想是很难统一的，是会丰富多彩的；教条主义违反人类思维规律。

恐怖主义的发展 篇4

论文题目：恐怖主义的新发展

课程名称： 学

院：

专

业：

班

级：

学

号：

姓

名：

2015年 12月16 日

恐怖主义的新发展

摘要

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阶段。国际社会更为担心的是：恐怖分子是否获得了诸如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有种种迹象显示，可造成更为恐怖的生化袭击有可能发生，值得高度警惕与戒备。恐怖主义的扩散不仅对全球反恐斗争造成了巨大挑战，而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海外经济利益、边疆安全和内地稳定以及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

关键词：恐怖主义，中国，影响

在冷战时期，恐怖主义活动主要发生在中东、南亚、拉美以及西欧的一些国家。冷战结束后，恐怖活动已向其他地区蔓延，恐怖活动的范围有了扩大的趋势。“9·11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恐怖主义活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今天，在世界各个地区——欧、亚、非、美、澳，人们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存在，即使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南太平洋小岛，都有恐怖事件的发生。而从中东地区开始，经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南亚地区，直到东南亚地区所构成的弧形地带，已成为恐怖主义高发区和地震带。

一、恐怖主义活动的新动向

除传统的爆炸、暗杀、劫持、绑架人质外，恐怖活动正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恐怖手段的“无限多元化”。现代文明社会的任何工具都可能被用于恐怖活动，使得人们对恐怖活动将来自何方难以预测，防不胜防。二是恐怖分子更热衷于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新生恐怖分子改变了老一代恐怖分子“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更多的人死”的做法，选择“既要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的屠杀之路，追求更具残酷性、破坏性和轰动性的效果。

(一)恐怖活动不择手段对民众心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效应。

以“9·11”事件为例，与以往恐怖活动相比，此次事件的作案手法超出了常人的思维：一是作案工具十分简单。恐怖分子在劫机过程中，没有使用枪支、炸弹等武器，只是携带民航安全许可的小刀、罐头起子，使得机场安检失去作用。二是作案方式独特。恐怖分子把起飞不久、装满汽油、相当于2万吨炸药的民航客机当作武器。三是作案目标空前广泛。此次恐怖分子同时袭击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因此，它对民众的心理影响，是以往传统恐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对于一些原因不明的空难事故甚至是一些常见的火车出轨、航空事故、煤气爆炸、停电停水等，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恐怖事件，从而干扰甚至破坏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它所带来的危害也是空前的。这种危害突出表现为：(1)造成了恐怖事件中创记录的死亡人数。虽然最后死亡人数仍未统计完毕，但初步预测不低于5000人，超过30多年恐怖活动中平均每10年死亡人数的总和。(2)经济财产损失也是前所未有。10月10日联合国发表预测报告认为，“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可达400亿美元，将使全球经济放慢1个百分点，经济损失将高达3500亿美元。荷兰海牙国际反恐中心主任马克·辛格尔顿列出一组数据：与2013年相比，目前的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三分之一。在193个国家中，有99个国家遭受过恐怖袭击。2014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损失是14.3万亿美元，而中国去年的GDP总量刚刚超过10万亿美元。其它方面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二)核生化恐怖袭击的危险性明显增大。

有迹象显示，一些恐怖组织一直在谋求获得并使用这些武器尤其是生化武器。1998年美联邦调查局公布的一份文件指出，本·拉丹的“盖达”组织试图获取浓缩铀、可用于制造神经毒气的化学原料及炭疽杆菌。美在对“9·11”事件调查过程中，发现恐怖分子有农药喷洒飞机使用手册，也使民众更加担心遭到生化武器袭击。由于生化武器易获取，成本低，便携带，难预防，许多国家已将防生化恐怖袭击视为反恐工作的重中之重。恐怖分子可能进行的核恐怖活动主要有以下三种：使用核装置进行攻击；对核反应堆进行袭击；在公共场所投放放射性核材料。

(三)网络恐怖可能是未来恐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发展，一些恐怖组织很可能以网络恐怖活动作为另类选择。一是利用信息技术和因特网制定计划、筹集资金、传播舆论和进行交流，并将之作为进行恐怖袭击的指挥联络手段。美情报机构认为，本·拉丹的组织就可能利用因特网上的一些宗教、娱乐和黄色网站等，进行一些加密的信息传递，指挥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行动。二是可能对依赖因特网的各种金融、军事、医疗等网络进行恐怖袭击。从事网络恐怖活动不受国界、地点、时间限制，被查获的可能性很小。迄今为止，有些黑客的攻击已经造成了网络的瘫痪，如网络能力超过许多国家的雅虎公司就在黑客的攻击面前不堪一击，瘫痪多时。如果金融、银行网络遭到恐怖袭击，资料数据被破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不亚于直接的人员伤亡。

二、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与中亚、南亚、中东和北非以及萨赫勒地区几乎全部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更加密切，贸易和能源合作日益加强，尤其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更为中国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合作描绘了美好愿景。然而，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一）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的威胁。

“丝绸之路经济带”出中国新疆，路经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最终到达莫斯科和西欧。“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好在“大呼罗珊”恐怖主义辐射区和“大叙利亚”恐怖主义辐射区上。中亚的“乌伊运”及其分支、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中东的“基地”分支和“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在这一地带猖獗活动，必将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南亚、亚丁湾、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其沿线正好是阿拉伯半岛、非洲之角、北非和萨赫勒东部地区恐怖主义的活跃区。此地带的恐怖活动和海盗侵扰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海运交通，日后必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远战略规划的实施。

（二）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威胁。

从贸易关系来看，2013年，中国同处于存在恐怖主义附近地区的近40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超过3933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同这些地区国家的合作领域从能源、基础设施向加工制造、金融、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不断拓展。从能源进口来看，2014年中国从这些地区国家进口原油超过1.73亿吨，占原油进口总量的56.1%。中国进口原油前十位的国家中，有6个是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曼、伊拉克、伊朗、阿联酋、科威特），超过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1%。这些地区的国家还是中国天然气进口的重要来源地，2014年中国在这些地区进口天然气占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68.82%。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将会有更多的国企、私企、劳务派出人员以及更多的游客走进中亚、西亚和非洲的广大地区。然而，由于恐怖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不仅如此，由恐怖主义在该地区国家中引起的政治变局和社会动荡还将使中国在该地区承受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三）对中国边疆安全、内地稳定的威胁。

当前，游走于中亚和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于一身，并以分裂国家、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为最终目的。“东突”势力一直得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训练人员、提供经费、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等方面的支持，形成了“以南亚和伊叙为主要活动基地，以东南亚为主要偷逃通道和以中亚为跳板的跨境暴恐网络”。2013年起，“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已外溢至内地，突发性的恐怖袭击在内地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东突”势力勾结中亚各国的恐怖组织，拓展活动纵深，使中国和中亚国家都面临着安全的巨大威胁。尽管中国已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同中亚国家达成反恐、反分裂、反极端的合作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有不少困难，其合作打击效果欠佳。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人员交流将不断加深，中国与中亚各国反恐合作的压力也将日益加大，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三、结语

由于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反恐怖斗争已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必须动员和联合世界各国的力量，以国际化的反恐怖斗争对付国际化的恐怖主义。在国际反恐斗争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具有其他任何国际组织和联盟体系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迄今为止，联合国先后制定了10多项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等法律性文件，为国际社会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将有利于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反恐合作。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发挥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这也是中国政府重要的原则立场之一。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联合国并非超国家的世界政府，其法律文件对主权国家的约束力终归有限，加之有的国家在有关重要国际问题上，绕开联合国行事，使得联合国的权威大打折扣。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不仅需要世界各国联合一致反对任何绕开联合国的行动，还有待于联合国自身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参考文献

马列主义发展观 篇5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复习题....................................................2 公 文 写 作 复习题

（一）................................................................5 公 文 写 作 复习题

（二）................................................................6 公务员法试题.............................................................................................7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复习题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15分）

1、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 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

★

2、协调发展要求做到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五个统筹”。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4、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 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五种能力”为核心。

5、全面发展要求做到 物质 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 文明全面进步。

二、判断题（在每题后括号内对的打“√”，错的打“×”。每题1分，共10分）

1、发展观是关于发展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

2、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

3、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种互动关系。（×）

4、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容，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5、不坚持科学发展观，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绩观。（√）

6、片面的发展观念实质上就是离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

7、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合理需要的全面满足，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和发挥。（√）

★

8、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其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

9、政绩是群众认可领导干部的根据。（√）

★

10、求真务实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

三、单项选择（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2分，共20分）

★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A）。A、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B、党尊重客观规律 C、党按经济规律办事 D、党对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2、科学发展观所主张的发展是（C）。A、经济发展 B、经济增长

C、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D、GDP的增长

★

3、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A）。A、目的 B、手段 C、要求 D、需要 4、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C）。

A、650美元 B、800美元 C、1000美元 D、1200美元 5、2003年我国实现GDP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的原油、铁矿石、钢材、水泥等为世界消费量的（D）。

A、20% B、25% C、27% D、30%

6、全国农村有近（B）尚处于贫困状态。

A、2000万人 B、3000万人 C、4000万人 D、5000万人

★7、2002年城市化水平由18%上升到（D）。A、20% B、25% C、30% D、39.1%

★

8、要牢固树立正确的（C），把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A、权力观 B、发展观 C、政绩观 D、群众观

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B）。

A、为人民服务 B、执政为民 C、求真务实 D、以人为本

★

10、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是反对形式主义、（B）等不正之风的迫切需要。

A、本本主义 B、官僚主义 C、教条主义 D、唯心主义

三、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0分）

1、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

2、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

★

3、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好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我们的伟大事业。

4、政绩观：就是对政绩的总体看法，包括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和怎样衡量政绩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四、简答题（每题10分，共20分）

（一）简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答：

1、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

2、社会发展是社会诸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

3、实现社会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4、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

★

（二）简述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答：

1、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

2、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3、突破现实发展瓶颈制约的必然选择

五、论述题（每题15分，共15分）

★

（一）结合实际工作，谈谈你对土地管理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答：

1、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倾斜不可少

2、统筹“可持续性”与“当务之急”：切合实际最重要

3、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重新认识和评价土地资源价值

4、统筹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强化控制土地一级市场

5、统筹规划管理：正确把握各类规划的客观内在联系

注：加“★”为重点复习题。

公 文 写 作 复习题

（一）★

1、公文有哪些特点？

2、现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是谁发布的？何时发布施行的？

★

3、按行文方向分，13种行政公文具体怎么归类？

4、公文的格式包含哪些？其中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标题、成文日期、附注有何要求？

5、公文总的行文规则是什么？

★

6、与联合行文规则相关的格式处理上要注意哪几点？

7、抄送规则、请示规则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

8、公告与通告有何区别？

9、转发性通知怎么写？

★

10、请示与请批函有什么区别？

答案：

1、高度的政策性，法定的权威性，严格的规范性，语体的庄重性。

2、国务院于2000年8月24日发布、2001年1月1日施行。

3、上行文有报告、请示，平行文有函、议案，其他为下行文，意见则既可上行，也可下行，还可平行。

4、公文的格式见讲课提纲，具体要求听课上讲授。

5、总规则见讲课提纲。

6、与联合行文规则相关的格式处理要注意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成文日期的确定、印章的使用四个方面，具体要求听课上讲授。

7、两条规则的具体要求见讲课提纲。

8、“两告”的区别见讲课提纲。

9、见讲课提纲，具体要求听课上讲授。

10、两者行文关系不同，请示是向上级请求批准，请批函是向主管部门即不相隶属机关请求批准。

公 文 写 作 复习题

（二）一、填空题：

1、公文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实施管理中形成的具有 和 的文书是 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

2、公文具有高度的政策性、、严格的规范性和

的特点，而严格的规范性包含了文种、行文、四个方面的规范。

★

3、某县中学请求该县建设局批准建办公用房，应用 行文。

二、选择题：

1、现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方法》是从 起施行的。

① 2000年8月24日 ② 2001年1月1日 ③ 2003年1月1日

★

2、下列文种中，既可上行、又可下行、还可平行的文种是

① 报 告 ② 意 见 ③ 函

★

3、联合行文时，成文日期以 负责人签发日期为准。

① 主办机关 ② 第一家签发机关 ③ 最后签发机关

★

4、某县交通局拟向社会公布应当遵守的事项，应用。

① 公 告 ② 通 告 ③ 通 知

5、公文的17项格式中必须加圆括号标示的是。① 发文字号 ② 附件说明 ③ 附 注

三、判断题：

★

1、作者具有法定性，以其名义制发的公文就必然具有法定效力。（、联合行文时所有发文机关都应加盖印章。（）★

3、请示任何时候都不得抄送其下级机关。（）、报告情况下都不得主送领导者个人。（）

★

5、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者行文，须抄送其另一上级机关。（）答案：

填空题：

1、法定效力 规范体式 依法行政、法定的权威性 语体的庄重性、函（请批函）

选择题：

1、②

2、②

3、③

4、②

5、③ 判断题：

1、错

2、错

3、对

4、错

5、错 注：加“★”为重点复习题。）2 4

3

公务员法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公务员法》所称公务员，是指（D）。A．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B．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C．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D．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2、公务员职务实行（C）A.委任制或考任制 B.聘任制和选任制 C.选任制和委任制 D.委任制和聘任制

3、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D）A.工资100%的报酬 B.工资200%的报酬 C.相应的补休 D.工资300%的报酬

4、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的人是（C）A.配偶的直系亲属 B.配偶 C.亲属 D.直系亲属

5、公务员辞去公职或提前退休后有违反限制性规定行为，对其行政处罚的机关有（B）A.原所在机关

B.公务员主管部门 C.公安机关 D.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6、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的审批期限是（A）A.九十日 B.六十日 C.三十日 D.十五日 ★

7、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B）A.半年 B.一年 C.二年 D.三年

8、下列不适用于职位聘任的是（B）A.辅助性的职位

B.涉及国家秘密的职位 C.临时性的职位 D.专业性较强的职位

9、以下关于调入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D）A.调入人员可以担任领导职务

B.调入人员可以担任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

C.调入人员只能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D.调入人员也可以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10、可以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的是（D）

A.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B.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 C.人民团体工作人员 D.群众团体工作人员

二、判断题

l．公务员的范围包括：各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各级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级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等（√）★

2、对公务员考核的内容是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3、根据《公务员法》，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录用，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4、非领导职务是指在厅局级以下的各级机关中设置的，不具有决策、指挥职能的职务（×）

5、公开选拔，是指当出现某些领导职务空缺时，在本机关或本系统内通过平等竞争方式产生任职人选（×）

★

6、公务员培训的种类有初任培训、任职培训、在职培训、专门培训和后备领导人员培训（√）

★

7、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处分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降级、撤职、开除（×）

8、转任是指公务员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在机关内部或跨地区、跨部门的平级调动（×）

9、公务员应回避的亲属关系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

★10.公务员执行任何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执行的后果都由上级负责（×）

五、案例分析题

南山市周某原系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处副处长，退休后第二年，到其原主管的国有贸易公司任董事长。经人反映，当地组织人事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但周某认为自己已经退休，能够利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既可丰富自己晚年生活，也增加个人收入，不愿辞去董事长职务，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查处。

试根据《公务员法》和有关法律，进行分析。

1．周某退休后第二年，到其原主管的国有贸易公司任董事长是否违法（CD）。A.没有违法，因为其已经退休

B.没有违法，因为其任职是在退休后第二年 C.违法，因为其任职与原工作业务有直接关系 D.违法，因为其任职是在退休后二年内

2．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处该案，对周某可以采取什么处理措施（D）。A.警告

B.罚款

C.责令限期改正 D.没收违法所得

3．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处该案，对贸易公司依据情况可以采取什么措施（AB）。A.责令清退

B.罚款

C.责令限期改正 D.吊销营业执照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篇6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路。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建设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引导性和主导性作用，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更加多姿多彩。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部署“文化兴国”战略

新新闻主义发展脉络简述 篇7

新新闻主义产生之初在美国曾备受欢迎, 当时的作品主要发表在《老爷》、《费城》、《纽约》、《村声》等这些略带叛逆性的杂志上。新新闻主义的产生具有浓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 正处于社会动荡与社会转折期, 肯尼迪总统的就任与遇刺、马丁·路德金的被害以及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并且60年代美国受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 掀起了一场反传统的风潮, 女权运动、性泛滥风靡, 使得美国社会充斥着反权威、反约束、反正统的气氛。当时的人们开始以反传统的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生存姿态, 因此传统的新闻报道和消息报道也受到了冲击。并且, 当时的人们由于对美国媒体在战争的报道中的行为严重不满, 使得他们更为迫切地需要一些与自身相关的, 具有强大信息量的新闻报道。

除了上述社会与文化条件外, 媒介本身的压力也是新新闻主义发展的一种强动力。由于电影和电视这些视听一体的媒介的强速发展, 使得报纸、杂志这些传统媒体备感压力, 不得不在摸索中寻求创新与改革。由于报纸杂志相对电影电视, 有着明显的实效与感官差距, 记者们便只能寻求最大力度地发挥文字的优势, 更深度、更细腻、更“人性化”地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做报道。1968年, 诺曼·梅勒发表反映反战示威游行的小说《黑夜的大军》, 成为新新闻主义的一个高潮。在此前后涌现出了诸如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琼迪迪恩和迈克尔·黑尔这类的一大批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家。

新新闻主义“从不否认自己是主观性新闻, 在此原则上, 新新闻主义者充满自信地称:他们坚信客观和真实并非一回事, 新闻本质是要真实, 而客观不等于真实。” (3) “它对客观报道的否定, 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理由:完全的客观从理论上讲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所谓客观报道, 只不过是记者采用了各种手段, 隐瞒了其中夹杂的主观性。这种以客观性面目出现在报道中的主观倾向, 对新闻真实性的危害是潜在而巨大的。” (4) 新新闻主义者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 不如充分地做些谈话记录。” (5)

然而, 由于强烈的反对声, 新新闻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便在美国新闻界销声匿迹了,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新闻主义在美国的实践过分严重违背了新闻的基本规律, 记者的主观性严重压过了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这就使得一次新闻写作理论的改革, 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唱反调”。但新新闻主义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中国的。这一部分原因是归结于作为一种世界性思潮的蔓延波及到中国, 可这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是密不可分的。“十年文革”带来了文化发展的断层, 思想的阶段性空白。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结束了中国的自我封闭, 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革与转折, 这就为新新闻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

然而, 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基本国情的约束与制约, 新新闻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并不是那么的“反动”, 并没有表现出反正统、反传统的形态, 而恰恰形成了一次新闻写作理论的改革与创新。使得新新闻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很多很符合时代发展与基本国情的新闻与文学变体。如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都是十分优秀的中国本土化的新新闻主义小说。其实, 现今在国内媒体中很为流行的新闻报道故事化这一报道形式, 也是新新闻主义的一种变体报道形态。

沃尔夫在其与E·W·约翰逊于1973年出版的《新新闻主义及选集》的序言中提出了新新闻主义四大特点:第一, 采用一幕幕场景和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第二, 通过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每一幕场景;第三, 对人物的对话进行无删节的“实录”;第四, 用众多琐碎的细节来勾画人物。这是新新闻主义的特点, 同时也是新新闻主义报道写作与制作的注意事项。对于新新闻主义的变体文体与报道形式而言, 这些注意事项并不完全适用, 但也给其提供很好的借鉴与经验总结。

从新新闻主义在中国新闻界的发展来看, 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人民思想水平以及基本国情等因素, 中国的新闻市场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 在引进西方的某些新闻思想以及新闻报道形式的同时, 懂得“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 在纷繁的思想冲击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形态。■

参考文献

[1][2]埃歇温.迈克尔《美国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3]张欣王凤《新新闻主义:另一种“真实”》, 《青年记者》, 2007年5月 (下)

[4]王欢妮《新新闻主义新探》, 广西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马列主义发展观 篇8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頁）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毛泽东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为了不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绝不可能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它才促发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的，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于是，列宁指出：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支持民族自决权”。 列宁说，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普遍”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根据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 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难道在英法、特别是美国与德国、俄国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能源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国家的反对派，用他们来镇压那些国家的人民，并以此来控制石油资源吗？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如果美元不与石油和大炮相联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傻瓜会蠢到去积累这些废纸吗？而美元可以转化为石油和大炮——这不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吗？这种转化，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一般逻辑吗？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绝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级帝国主义”，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划分为针锋相对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表现为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正是这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导致了世界大战。毛泽东思想“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出现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相对抗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 随着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中华帝国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暧昧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但是，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外围”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现代—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外围地区的现代—工业化则随着1980年代“万隆宪章”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这已成为世界共识。（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旧的传统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nlc2023090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