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精选7篇）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篇1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在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同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断在科技文化卫生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我国人均GDP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部分亚洲中等国家。在社会矛盾方面，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尤其以社会公平问题为突出，亟待解决。本文意在客观评价我国民生以及社会公平问题现状，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民生问题社会公平

一、我国的民生问题及社会公平问题现状

（一）我国的民生问题及现状

民生问题是指百姓的基本生计。到了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给“民生”注入了新的内涵，并将之上升到“主义”、国家方针大政以及历史观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孙中山对民生问题较为经典的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

如今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把民生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它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及动力。民生问题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解决好民生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指导意义。中国要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不断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已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转变，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民生问题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新矛盾。现在人民依然面临着就医难，买房难，行路难，学生面临就业难等等一系列问题。

在众多民生问题中，社会公平问题尤为突出。

（二）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公平兼顾得不够，社会公平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的速度，由此出现了大量的不公现象。

1．经济方面，社会分配方式的不公平。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可以直接体现出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念，现阶段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从理论上说，按劳分配适合当今的中国国情，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坚持。但在实践当中却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现象。分配不公平直接表现为不同群体的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分化严重，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1)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各种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收入越拉越大，尤其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像石油、电信、银行等的收入普遍高于普通企业。而在企业内部，管理者与一般的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完全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2)整体上看，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在绝对收入方面，如果考虑到社会保障如教育、医疗、养老等隐形收入方面，农民更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3)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在拉大。

也因此，“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仍在持续，也就造成了今天所谓“东部像欧洲，西部像非洲”的尴尬境地。

2．政治方面，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利占有不公平。随着分配方式的不公，中国出现了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一方面表现为上面所论述的收入不公平，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所谓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二者之间对立明显。强势群体一般收入高且位高权重，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利，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也决定了他们占据着较多的社会资源，以此为基础又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收入和权力。与之相对，位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数量却在逐年增加。他们在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更加不公平的是，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可行的诉求途径，于是大众对他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少。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许多的弱势群体已经被社会边缘化。目前经济、政治方面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1)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建设社会公平方面缺少必要的经验。尽管我们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又碰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

(2)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公平不容乐观。在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地区权利的争斗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权利也越来越不平等，很多国家已经没有了国际话语权。在此形势下，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难免受到影响;

(3)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社会公平的相关机制。当今的政府以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以GDP为目标，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相关的社会公平制度的建设却严重滞后，领导不重视社会平均建设。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的时候，由于相关法规政策不够健全，根本无从下手解决。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出现了问题。要想彻底解决目前的社会不公，必须在原有公平观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现实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公平观。

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公平社会

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又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考的新突破。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特征，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针对上述的不公现象，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分配方式的不公是其根源所在。因此，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分配原则;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基础必须是公平，反过来和谐也是公平的表现形式。如果能够实现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和谐相处，即使社会公平程度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此，“和谐”是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最新理论创新，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的最新理论总结。要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必须要做到要做到以下三点:

1．形成科学的分配政策。社会分配方式是直接调节社会公平的杠杆。目前的分配方式不公平，调整目前的分配政策，建立科学的分配制度势在必行。首先，要维护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正义: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依法打击过高收入，依法调高过低收入，保障各个城市的最低收入标准的实行情况;对于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状况，尤其是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审计，并进行舆论监督。其次，重点在于以国家为主导的二次分配:要切实落实“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分配原则，保障分配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拉近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距离，以有效保证社会公平。2．正确处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此原则对中国近30年来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贡献良多。以前将“公平”摆在后边，只是作为一种附庸的“兼顾”，因此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今天，我们的生产力当然也要继续发展，但应该把“公平”放到突出的位置。要注重效率，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甚至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可以把公平放到前面，为了公平可惜牺牲某些效率，以解决目前越来越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孔子两千年前的那句“不患寡而患不均”至今仍不失其大智慧。

3．提高公共管理机关的廉洁程度，建设廉洁政府。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建设社会公平的主导是政府。因此，政府的行政水平成为社会公平与否的关键所在。目前，民众对政府的最大要求就是要公平、廉洁。党政干部必须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才能真正做到公平。试问，如果政府都不公平，何来社会公平?

三、结语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公平观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其始终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分配方式是一个社会是否公平的直接体现。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社会公平的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发展状况，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基础上，打造新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在新公平观的指导下，以社会的首次分配为突破口，同时加大对国民二次分配的调整，以更快地实现社会公平，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安巧珍。国内社会公平现况及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11）。【3】刘桂兰。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3）。【4】张立刚。马克思社会公平观三论及其当代意义[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6）。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篇2

一、公平正义对实现社会和谐的意义

公平正义, 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公平正义作为衡量和评价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准则的综合性范畴,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 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1. 公平正义有利于合理分配社会利益

从社会利益分配的视角来看,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使所有劳动者和建设者都能够分享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促进社会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历史上一切政治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能使广大劳动群众不仅享受到革命的政治成果, 而且享受到革命的物质成果, 消灭贫穷和愚昧, 达到共同富裕。

2. 公平正义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主动性和创造性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 发展都是第一位的, 特别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尤其重要, 而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中, 劳动者始终是第一位的, 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劳动者的积极性如何、潜能发挥怎样, 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至关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坚持以人为本, 保证公平正义。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 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尊重人的尊严, 保护人的基本权利, 使人们享有基本的教育、就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 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平台, 有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基本素质, 为国家现代化的和谐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石。在个人机会选择方面, 机会应向全社会成员开放。只有实现机会均等, 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 培育社会公平竞争和奋发向上的风气,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二、公平正义对实现社会和谐的作用

当前, 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保持清醒头脑, 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这是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1. 公平正义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公平正义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 产生人与自然的矛盾, 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人与人一定的社会关系, 产生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为解决这些矛盾, 人们一直在探索一种比较合理、大家基本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 这就是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原始社会, 主要通过部落首领或酋长主张公道, 来化解社会矛盾, 来维系原始部落的生活生产秩序和生存发展。人类分化为阶级社会以后, 产生了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 自然也形成了不同的公平观。统治阶级凭借占有生产资料和掌握国家政权, 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是他们养活了穷人;而被统治阶级则认为, 我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 其主要成果被统治阶级无偿占有了, 这是不公平的。被统治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的公平, 不断地起义、造反和抗争, 结果一次次被镇压。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消灭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 形成了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公平观。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 堵塞不公平渠道得到的不义之财, 营造公平正义的竞争平台, 通过正当渠道致富, 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才能减少社会矛盾, 实现社会稳定。

2. 公平正义是维系社会和谐的法律规则

在阶级社会,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表白自己的公平正义, 也会制定一些法律和规章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这样既有利于按章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关系, 也可以向广大人民表白, 他们是按法律政策公平行事。事实上法律和政策是统治阶级自己制定的, 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工具, 对广大劳动者而言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正义, 实质上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在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上消灭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 人与人之间处于基本平等的关系, 为了维护这些公平合理的平等关系, 必须建立必要的法律和规章来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和规章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公平的原则。只有人们认为这些法律和规章是公平的, 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 并按照这些法律、规章去做, 即使自己违反了这些法律和规章, 做了蠢事, 也会甘愿接受处罚。这样, 社会才会有章可循, 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实现良性安全运行。

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社会公正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奠定了政治前提;“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政治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隐讳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和谐思想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他将社会和谐解释为,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社会生活中许多由于社会公正缺失而导致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也凸显出来。由于社会成员在禀赋、能力、机遇等方面的差异, 也由于市场规则难免存在着诸多不严密和不尽合理之处, 还由于中国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安排, 导致了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以及贫富悬殊等不公平现象, 产生了分配上的不公平;一些垄断经营甚至违法经营得不到有效遏制, 群众的土地、住房等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产生经济权利的不公平;有的地方内部制度不健全, 少数领导干部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和制约, 独断专行, 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 群众的意志难以表达, 产生政治权利上的不公平。可以说, 当前人们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程度实际上已经超越经济领域,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中公平正义对于其他五个要素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实现公平正义, 才能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 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只有实现公平正义, 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 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 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才能形成;只有社会利益分配公平合理, 才能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社会才能呈现安定有序的局面。可见,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 必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益和利益, 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建共享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 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将不再遥远。

当今社会, 网络信息的畅通使人们对公开、公正、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人性化。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 一切行动都是在自觉意识指导下的, 而行动的深沉理念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 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平台, 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都能得到自己的应得。社会强者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 有自己施展才能的平台, 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报酬。社会弱者也能各尽所能, 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 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和价值, 得到社会相应的尊重和关爱, 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善者能善有善报, 得到社会的赞誉和推崇, 恶者应恶有恶报, 遭到社会的唾弃和鄙视。只有这样, 社会正气才会上升, 人们才会心情舒畅, 和谐社会才能实现。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 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 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 也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公平正义对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实现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篇3

我国弱势群体之现状

(一)贫困人口：3千多万到1亿，甚至更多

从社会学角度看，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分层基础上的概念，它指的是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先天与后天的、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利行使、法律权利享有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在发展方面潜力相对匮乏的人群。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为：利益表达与实现上的边缘性、获取利益机会上的稀缺性、生活能力上的低适应性，以及心理承受能力上的脆弱性等。

按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所载，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2347.7万城镇居民和4759.3万农村居民享受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2009年农村1196元的人均年纯收入，有望在“十二五”期间提高至1500元，但这仍，然低于同为亚洲大国印度的扶贫标准。印度的扶贫标准已经上调至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水平，已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比较接近。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印度3倍以上。

有专家预测，实行1500元的新贫困标准，将会使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上升，重新回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而且，由于近年来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再加之天灾、疾病等因素，又有许多贫困线边缘的人重新回到贫困人口这一群体。如果按联合国公布的国际贫困标准人均每天消费2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达到2亿人。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最大。数据显示，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为66％，比起2001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贵州、云南、甘肃贫困人口的比例达为41％，比2001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

但是贫困人口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我国城市贫困线定得偏低，不能满足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需求，致使许多贫困家庭很难提高自助能力；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实际执行时控制得非常严格，条件较为苛刻，因而保障范围也难以扩大到所有的救助对象。由于经济贫困，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着医疗困境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强制保险，它非常强调义务与权利相关，而城市贫困人口多数是无业人员，大多无力缴纳医疗保险费，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待遇，医疗救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城市贫困人口，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多数都较低下，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上的弱势才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同时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也往往处于弱势，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政府完善教育救助制度，以使自己及其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为他们自身的脱贫致富提供内在动力。没有教育的支持，贫困人口的贫困境遇必然会形成代际相承，贫困会伴随着上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出现世代贫困的问题，这对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

(二)农民工：从3000万到2亿，中国特有的弱势群体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流动人口大约是3000万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流动人口约为7000-8000万人。而到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2.11亿，并且以每年500万以上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50年可达3.5亿左右。流动人口是推进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力量。在人们说到流动人口时，农民工则是其代名词。毫无疑问，农民工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占据了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

农民工成为弱势群体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而更多的是因为城市生活对他们的排斥和边缘化。他们的许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在城市中既没有话语权，更较少得到城市社会的支持。他们的文化、技能基础决定了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要求相对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苦、报酬不高的工作。其社会保障几乎完全依靠有限的个人积蓄、家庭保障和亲友资助等，显然，这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保障。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就业歧视，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体系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存在严重的失业风险。而失业保险的缺失，加上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正是因为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苦等原因，也造成了农民工疾病发生率较高。而我国当前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覆盖到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身份也难以成为市民身份。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分化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甚至有扩大的趋势。

(三)城镇失业人员

失业，即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由此可能导致基本生活失去着落。我国现阶段城镇失业者主要由无业人员和未重新就业的下岗职工组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施的是“充分就业”政策，显性的失业人口很少。从国企改革开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镇的登记失业与职工下岗率逐年上升。国有企业下岗高峰过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施扩大就业的政策使我国就业总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逐步替代了劳动密集型工业。一些产业如纺织业、制造业等吸纳就业的能力和容量都在大幅减少，结构性失业日趋严重。2008年，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的失业问题也开始愈加严峻。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为4.2％，达到886万人，返乡农民工失业数估计达2500万人左右，总失业人数超过3300万人，实际失业率超过10％，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高达12％。中国的失业状况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7％的警戒线。失业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失去人格尊严和失去享受生活乐趣的权利。高失业率不但对个人生存影响极大，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四)老人、残疾人、妇女、儿童

这几类人群属于生理上的弱势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65％(国际上规定这一比例超过10％就属于老龄化社会)，由此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7.42％，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4.56％，老年人口抚

养比为12.86％。

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8296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6.34％。这些残疾人除少数具有劳动能力或部分劳动能力外，大部分则完全不具备劳动能力。即使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收入也较低。据了解，我国目前70％残疾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国家救济或家人抚养。

妇女和儿童成为弱势群体是生理、社会、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一些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应有的救助体系不完善，都容易使妇女和儿童受到伤害，将其推向社会的边缘。

除了以上几类弱势群体外，还存在诸多相对弱势群体。所谓“相对弱势群体”即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如雇佣与被雇佣、管理与被管理等，在不平等的地位条件下、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这种弱势群体变化较大、较快，在此就不赘述了。

为什么要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人人平等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不能因为一些人处于贫困状态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利状态就让其丧失发展的机会，救助弱势群体彰显的是“社会公平”原则。

救助弱势群体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在改革和发展中需要设法寻找补偿救济机制，使某一方面丧失较多的群体能在其他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济。这也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怨恨不满为奋发向上的维稳行为，以减少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并设法通过多渠道使人们有途径去改变自己不满意的现状。同时，救助弱势群体也是防止社会问题不断滋生的有效举措。弱势群体无法生存或应得利益严重受损时，必定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报复”社会，给社会秩序和发展带来某些破坏因素或消极影响，从而使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贫穷并不必然导致犯罪，但贫穷是导致犯罪的重要根源之一。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偷盗、抢劫、卖淫等就成了穷人的无奈选择。一些地方弱势群体集体上访甚至自焚等极端现象的出现，就说明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严重社会问题。

由富裕阶层较高的生活水准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引发弱势群体的高期望值、高失落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对剥夺感，这是社会焦虑心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城市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这种心理没有得到有效的疏导，就会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指数型的扩散状态，从而使社会制度相应弱化与紊乱，并使社会成员和长期行为难以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保证。由于从事某一长期行为的人，只承担长期行为的成本，而得不到长期行为的收益，其结果只能是短期行为的普遍化。相对剥夺感和社会焦虑存在着共生共长的双向恶性循环联系，将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救助弱势群体仍然需要强调公平公正的原则。要让社会全体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一部分人只享受成果不承担成本，而另一部分人只承担成本不享受成果。弱势群体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有权利分享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获得发展的机会，以改变弱势地位。

关爱弱势群体，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一)实现社会公平，政府责无旁贷

中科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经济的持续增长，令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防止弱势群体扩大化、积弱化、复杂化的趋势，成为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让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权利、机会和社会福利，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这里的基本原则，其实还是实现公平的分配观与正义的发展观。首先，是在收入分配方式上给予保障：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有意识地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符合人类天然的道义；其次，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努力弥补过去在公共服务上的一些不足，改善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信息、话语权等方面的不利地位。对此，政府的作用最为直接，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政府责无旁贷。

当然，在不少时候，关爱弱势群体只是意味着要平等地对待弱势群体，给予这个群体本应得到的合法权利。比如，一些基层劳动者的付出与收获不相吻合，当劳动强度、难度等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劳动报酬却未能相应提升，而在资本方占据强势地位的条件下，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没能获得应有的保障。此类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也是在强调扶助弱势群体的今天，需要高度重视的。弱势群体的声音渴望被倾听，但却拒绝那种居高临下式的怜悯。温家宝总理帮助一位农民工“讨工资”，说明农民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公平的劳动用工制度还未实现，如果给予农民工应得的报酬，就会改变其弱势地位。他们的权利不仅需要关注，更多地应当是权利的实现。在权利的实现与保护上，政府的主动作为和政策实施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最有能力做好的。

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突出制度设计与政策倾斜，顺应弱势群体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加强对他们的关注，拿出更多的资金和举措为贫困群体的人们着想，那么，不怕苦的贫困群体，就有更多的机会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样，各级政府如果能主动多担一些责任，做好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工作，就可以让弱势群体的生活多得到一些改善。

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此，关爱弱势群体就意味着要平等地对待弱势群体，注意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特别是加强制度建设，尊重与保障弱势群体的各种权利，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话语权并非人轻言微，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认同社会环境变化之中会产生弱势群体，这种结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制度层面的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多关注弱势群体，给他们机会，也实际上考验着政府执政的制度设计水平。

(二)健全分配机制。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在初次分配领域里，首先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和各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二次分配领域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善于运用经济杠杆调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完善各种税收政策，如增设房产税、遗产税、消费税等，调节收入差距，以防止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政府还要不断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援助力度。前两次分配结束后，第三次分配则要设法，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建立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如慈善事业、社会救助、公共服务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第三次分配对扶助弱势群体有其独特的作用。中国在第三次分配方面还较为薄弱，慈善事业不够发达，富人们的捐助文化尚未形成，陈光标式的典型范例更是凤毛麟角。同时以社会福利体现的公共服务也极其有限。

我国社会是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社会，民间和社会机构相对而言力量

比较弱，在弱势群体救助方面作用不甚明显。因此，在现阶段还是应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整合全社会救助力量，开展救助活动。以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为例，2008年年初发生了南方雨雪冰冻自然灾害，5月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可谓大灾之年。但整个2008年总会共接收社会善款11.62亿元，捐赠物资价值人民币，28.13亿元，款物合计40.88亿元，仅为2008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61316.9亿元的万分之六点六七。以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的捐款数目为例或许更有说服力。截至2009年4月，汶川地震共接受海内外捐助款物合计767.12亿元。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捐资100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捐资55亿，台湾同胞的捐赠为1201亿元，另外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2亿多元，再扣除国外的捐款捐物大约50亿元，其中，国内捐款捐物(不包括港澳台)合计约为548亿元，仅为2008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61316.94L元的0.89％。由此可见，我国民间捐赠的效果不是特别显著，原因有二：其一是大多数人是“差钱”的，即很多学者所论及的“国富民穷”；其二是理应成为我国捐赠主力的企业缺乏捐赠的动力和习惯。因此，依靠民间和社会力量来帮助弱势群体是不太现实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政府“不差钱”，关键是把钱用在哪些方面，扩大各类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需要以强大的政府财政能力为后盾。实施关爱弱势群体的各类政策，也考验着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水平。

(三)实现充分就业。政府仍是主导

当下，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政府绝对是主导性角色，其责任在于有效地防止“弱肉强食”的纯生物式的市场竞争。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和执行中体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民间有句俗话：“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只对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弱势地位。政府不仅要提供经济方面的救助，也要通过投资增强失业群体的长效生存能力，创造条件促进就业，既要向失去劳动能力的群体提供福利，也要考虑其发展问题。社会政策不能停留在传统的缺陷修补上，而是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政府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对弱势群体进行就业援助。建立完善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他们习惯于其中的贫困文化，让他们抛弃自暴自弃、不求上进的价值观念，形成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一些弱势群体而言，由于他们长期生活于贫困文化中，与社会主流文化隔绝，缺乏向主流社会流动的机会，进而造成贫困文化的代际遗传。增加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机会，是改变弱势群体代际传承的最好方法。在教育方面的救助是对弱势群体的根源性救助，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事关人的发展权和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弱势群体的教育权最需要保障。

关爱弱势群体，富人应多伸援手

慈善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扶贫渠道，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却很不充分。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达到509亿元，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0.17％，占不到中国财政税收6800亿元的5％。相比之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截至2009年，中国各类基金会共有1843个，而美国的慈善组织却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这其中有政策引导、制度建设方面的原因，也与中国尚未形成富人捐助文化有关。

胡润研究院的首席执行官胡润谈到，现在中国有87.5万人的个人财富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5.5万人的个人财富超过了1亿人民币。但是，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慈善捐助却差距很大。《中国日报》的报道称，2009年，中国的私人捐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低于巴西(0.3％)、印度(0.6％)、英国(1.3％)和美国(2.2％)等国家。

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较强的公益慈善的社会舆情，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压力必须发自于社会，才能形成社会影响力。当然这种压力不能只作为负面的谴责，更为重要的是正面的弘扬。在香港，公益日就是要买国旗做公益，当满城飘动着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未买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目前中国一定要广泛地宣传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存有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格局里，富人与穷人之间必须和睦相处。100多年前，福特汽车公司为了让汽车能够有销售市场，主动为工人大幅度地涨工资，而卡耐基则是在致富之路上想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开始了社会慈善的壮举。最近社会在热议盖茨和巴菲特倡导的“富人生前将财富的一半捐献给社会”的公益活动。现在是中国社会该作出响应的时候了，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

但遗憾的是，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让中国人开始空前关注富豪，可如果有人要在中国做一个富豪慈善排行榜的话，估计胡润的名单里恐怕找不到。

不知道从哪年起，关于中国富人的故事一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最低800多万元的宾利车被一抢而光，最低消费两万的饭店不乏其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外地进京民工到达的第一站一北京西站旁，有一家名为潮皇食府的餐馆，其中一只日本极品鲍就价值1280元，这相当于那些民工在农村的乡亲们一家子一年的收入。

李师傅在北京开出租车已经七八年了，有一件事情令他印象深刻。一次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小姐上了他的车，让他从路的北边开到路的南边，距离不足50米，下车后，此小姐给了李师傅50元钱，还对他说：“我的车就停在路这边，懒得过马路，钱你就不用找了。”当时，李师傅惊得目瞪口呆，连称不可思议，再一看，小姐开着一辆宾利车已急驶而去。

报载，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该事件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

高盛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日本。但是我们国家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靠吃低保度日。

与此相反，中国富豪缺位慈善事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一次大型捐款活动，某体育明星仅捐款100万元人民币，这不仅与他的名声不相

符，若与其每年过亿元的收入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享誉全国的地产大亨××、×××二人都只捐了200万元，还不及大城市繁华地段一套普通商品房的市价……几天后的另一次全国“爱的奉献”抗震救灾募捐晚会上，数百名人与企业家积极参与，而那些充分享受国家发展并获暴利的房地产商们，竟然“集体失语”，没有一人出来捐款，实在是全国房地产业之耻!

在希望工程捐款中，来自山西的捐助款项少之又少，并非是因为山西缺少富人。山西的奢侈品消费也绝不比外省差。此前山西煤老板全国狂购豪宅、豪车的报道曾屡屡见诸媒体。尽管缺乏官方权威统计支持，但我们至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各种中国内地富豪榜上，不少山西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一份慈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中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而美国只有10％是以企业名义捐助的，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资料显示，我国有过捐赠行为的公民比美国少了75％。我国人均捐献款一度仅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2％，可见中国慈善业的困境。

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很多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他们在对自己的善举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却一直拖欠基金会的款项。还有一些企业捐赠时附加的条件太多，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在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曾提出多个宣传条件，直至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捐赠仅到账20万，余下的80万，竟演变成收账马拉松。

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慈善捐赠或许能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一剂良药，然而慈善机制的真正建立却任重道远。它不仅需要企业家的自省，更需要政府从各个层面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广泛指责中国富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有许多企业家在不断地捐出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

最为典型的就是陈光标，这位出身安徽五河县贫苦农家的企业家，靠自身奋力打拼，成为亿万富豪。富而不奢，热心公益，如今他慈善捐款已达17亿多人民币，并于日前宣布身后将裸捐全部财产。他的名言是，要懂得感恩。在他看来，财富来自社会，理当反馈社会。致富靠的是改革开放这一良好政策环境提供的机会。他的认识清醒理智，他的行为高尚堪赞。世界顶级富豪盖茨和巴菲特，一个裸捐、一个捐献极大部分财产，陈光标以自身裸捐行动与之并肩，为中国富人树立了榜样，争得了荣誉，这是中国富人的荣耀，也是中国的荣耀。如此“高调”、“作秀”好得很!

说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说，中国的企业家之所以不能成为慈善家，背后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这里有其内在自身的原因，也有诸多外在的客观原因。比如体制问题、税收问题等。

因此，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确立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制度。目前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管制还是过多，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使捐助成本过高，影响了捐助资金的增长。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因为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而声名远播，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冠军。做慈善多年的余彭年，也曾叹息中国慈善环境的艰难。清华大学的另一名教授宁向东也说：“当前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排序可能还没排到这(慈善)上面来。另外，这件事由谁来推动?税务部门会轻易让税收分流吗?当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会积极推动吗?我不敢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至少生活得很好。”

另外，在捐助资金的流向与使用上，目前来说，还不够透明。这也是包括捐助者在内的许多人不无担心的一个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的许多捐款，80％以上都流入了政府的账户。这笔资金在层层下拨中，会不会出现流失或挪作他用，谁都难以确说。因此，这也动摇和影响、甚至违背了很多捐助者的初衷，成为捐助受限的一个重要因素。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篇4

在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保障农民生活方面，应重点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筹资机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种保障老年居民享受社会养老待遇的保险制度，离不开资金的支撑。为确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缴纳一定的保费，当然缴纳保费的多少取决于当地所建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程度的高低。在参保个人缴费的基础上，当地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参保农民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补助。而当地政府则应根据地方财政实力状况，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提供一定资金补贴。

第二，在按照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分担的基础上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后，应高度重视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否则将面临较大的长期资金支付压力。有关部门应抓紧研究基金管理和投资政策，探索基金市场化的投资管理模式，制定相应的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还应研究不同地区做实个人账户的办法，研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市场化投资管理政策，以确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可持续发展。

第三，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的办法。各地政府除了通过缴费补贴、基金贴息、待遇调整补贴、老年人直补等多种方式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还应破除城乡分割体制，创造条件探索实现农村和城镇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篇5

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在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公平、效率、和谐社会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 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 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 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5].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工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4.增加劳动者收入，既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又能启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依据统计资料与笔者的计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01年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7.3％、8.5％、4.2％和5.82％；2004年这四项增长率又分别变为9.5％、7.7％、6.8％和7.1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其中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现为历史上少见的居民收入超分配。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增长率应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又应小于经济增长率。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只要工资增长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工资增长率长期小于经济增长率，就会呈现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现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象；进而既会抑制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机会，又会导致原有工人失业与下岗。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会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及其各自的力度。耗尽性分配定理也显示，在新世纪我们仍有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空间[7].这就是说，在即期只有增加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启动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打工者工作的机会；才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遵照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依照耗尽性分配定理，从实际出发，适度提高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全体居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5.实行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实行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效果。亚洲四小龙实行了符合自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己的比较优势的出口替代发展战略，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推行了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韩国的1/3，而基尼系数则比韩国高1倍左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国内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稀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时期，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较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贫富收入差距就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时期，采取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出现下岗、失业现象，而资本获得较高的报酬，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集中，贫富收入差距就大。显而易见，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采取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并重的产业发展方式。既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又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分配公平，从而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13亿人口中，大约70％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但是，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一部分人群失业、下岗，或者处于就业不足的隐蔽失业状态；还有一部分人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群由于年龄偏大、缺乏技能，长期难以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人群就构成社会贫困群体或低收入群体。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足。因此，政府实行最大化就业政策，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措施，运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农民的收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6.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调整再分配关系；加大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遏止非法收入，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

7.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与再培训的投资。增加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新形势下促进民族团结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是缩小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

总之，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公平和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新选择。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既全面启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又启动收入分配约束与改进机制。在改革开放，促使东部地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使西部地区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或同步增长，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在市场导向，推动城市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应使农村收入水平保持适度增长，以平抑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在分配市场化，导致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幅度的同时，应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势头。这种收入双增长分配新格局能促使区域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发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公平

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履行社会公平功能的支出范畴, 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重视和运用, 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拓展与结构优化是对低收入群体实施保障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一、社会保障制度内涵及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机制

社会保障是指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 依据法律规定, 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 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 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

社会保障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与原理主要体现于社会保障费 (税) 是一种有指定用途的专款专用的收入, 即收入入库后, 按照不同的保险类别分别纳入各专项基金专款专用, 以保险救济金的形式再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又真正需要的人, 这种收入再分配本身体现了社会公平的要求。社会保险资金使用倾向于低收入者, 因而诸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项目受益程度往往是低收入者大于高收入者, 从而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异,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机制。正是基于此原因, 社会保障通常被称为社会的“安全网”, 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也是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公正的重要途径, 具有收入分配“调节器”的作用。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社保基金规模不断扩大, 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渐扩展, 参保人数持续增加, 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创造了积极条件。但相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的客观要求,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突出问题, 亟待深入研究和逐步解决。

1. 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低, 结构性矛盾突出, 不利于地区收入差异的缩小。

目前,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低, 相对封闭, 基金基本不能调剂, 一定程度上固化或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 我国养老保险收支状况存在严重的省际之间较大差异, 积累基金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 而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基金累计与使用, 相对封闭, 互济性弱, 导致社会保障待遇上的地区差异一定程度固化甚至加剧了地区收入差距, 违背了社保制度的初衷。在医疗保险方面, 由于制度建设初始设计是本着“宜市则市, 宜县则县”原则建立的, 医疗保险也存在统筹层次低、地区差异大的问题, 各省区之间的医疗保险单位费率也畸重畸轻, 高的超过10%, 低的只有6%, 从而医疗保障方面出现了新的待遇不平等。与此相对应, 在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各省市县的保障待遇水平差异较大, 影响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缩小。

2. 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存在盲区。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主要是围绕“三条保障线”进行的, 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项制度基本上注重的是体制内成员, 没有覆盖体制外成员, 特别是忽视了广大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存在盲区, 多数非国有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 (其收入和生活稳定性最差, 是最为需要保障的人群) 被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使得一定程度上固化或加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异, 这将影响整个社会公平, 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3. 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能力低弱, 中长期支付压力较大。

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快, 根据人口学家推测, 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1.3%, 2050年这一指标将达到21.2%, 远远快于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发展速度, 这对我国中长期养老保险基金的顺利支付带来较大压力。同时, 我国社保基金投资资产结构中, 投资品种单一, 导致我国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极弱, 面临重大的减值风险, 进而从代际公平的层面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改善。

4. 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规模过小, 公平职能难以发挥。

从理论上讲, 社会保障属于广义的财政分配范畴, 是政府财政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中, 财政支持是财政履行其职能的内在要求。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财政支出看, 社会保障支出已超过其他一切支出而位居第一, 如1991年瑞典、美国、加拿大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28.7%、36.4%, 而我国社会保障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多年一直徘徊在11%以下,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30%以上的支出比重相比,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明显偏低, 制约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平效应的发挥。

三、增强社会保障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作用发挥的对策选择

我国居民贫富差异扩大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 制度设计和待遇标准的确定及衔接存在缺陷等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作用亟待增强。为此, 应在如下几方面强化我国社会保障建设中政府的职能和财政社保支出的作用。

1. 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社会保障责任

针对我国目前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仍占主导地位的现状, 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 逐步让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等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 在我国现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社会保障责任。这样有利于社保资金收入和支出的稳定有序, 有利于促进财政社会保障制度贯彻中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

2. 按照公共财政框架建立复式预算体系, 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的硬约束

政府预算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计划, 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从内容而言, 政府预算是政府对财政收支计划的安排, 预算的执行是财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过程, 政府预算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 体现国家权力机构和全体公民对政府活动的制约和监督。社会保障预算是我国复式预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具有专款专用之特点, 我国社保资金预算存在收支困难和预算软约束问题, 这不仅不利于社保资金的良性收支, 而且事关社会和谐与稳定, 因此要增强社会保障预算硬约束, 避免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滥用, 从而为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提高条件和保证。

3.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弱化的根源主要在于社保资金对农村居民的“缺位”与薄弱, 是我国社会保障健康运行的重大制度瓶颈, 加快农村社保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是我国社保制度真正起到社会“安全网”重要基础。为此, 一方面要积极研究进城务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加快推动进城务工农民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积极探索将工作关系比较稳定的进城务工农民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现有的政策和办法, 保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 逐步提高合作医疗筹资水平。二是农村养老保障仍以家庭为主, 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等制度相结合。结合农村税费改革, 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 保障农村“五保户”的基本生活。三是经济发达和财力充裕的少数地方可以在完善原有的定期定量救济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以保障贫困农民的最基本生活。

4. 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确保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我国社保资金供求矛盾较大, 再加上我国老龄化问题突出, 今后社保基金攻击压力仍然十分巨大, 而社保资金的正常运转又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与稳定。因此, 应尽早拓展新的筹资渠道, 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为此, 一是要改革现行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办法, 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 努力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自求平衡机制;二是与公共财政改革相结合, 增加财政投入;三是开辟资金来源新渠道, 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等为尽快建立起以社会保险费 (税) 为主体、以财政补助和其他多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社会保障筹资体系。

参考文献

[1]侯明喜.防范社会保障体制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J].经济体制改革, 2007, (4) .

[2]陆解芬, 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 2003, (5) .

[3]谷成.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4, (4) .

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篇7

关键词：F20 税收；收入效应；收入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17-01

一、税收的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原理

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由于征税使纳税人的收入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其商品购买和消费行为；二是指征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从而明显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以下从各个税种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不同阶层收入分配最直接的工具。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有显著的税收收入效应，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累进征收是个人所得税的显著特点，最能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不同条件者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即所得多者多纳税，所得少者少纳税。课税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而且由于直接课征于个人的货币收入，在不考虑偷逃税等情况下，能更直接地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果。

（二）消费税是削弱高收入者支付能力的重要策略。消费税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商品比价关系的影响，改变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进而调节收入分配。消费税虽是比例税率，但一般实行差别课征，奢侈品、高档消费品课重税，日用消费品免税或轻税。这使消费税对限制富有者消费支付能力、调节税后收入分配有积极效用，虽然消费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的直接调节作用，但它可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消极后果起到了限制和修补作用。

（三）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是限制社会财富向少数富有者过度集中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主要从社会财富的流量方面进行调节，而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主要对社会财富的存量进行限制。对个人而言，富有者将所得的一部分转化为财富积累，在继承或赠与情况下，可以如滚雪球似的增加财富，对社会来说，存在财富日益向少数富有者集中的趋向。遗产税与赠与税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的最有力工具，对缓和分配不公，补充个人所得税的不足有重大意义。

（四）税收支出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有力措施。所谓税收支出，是指政府为实行对某种行为给与鼓励或照顾的政策目标，以主动放弃部分税收收入的形式向特定纳税人提供的财政援助。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如医疗费用扣除，儿童抚养费用扣除等。二是对有助于间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如高收入者向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的捐款可以在他们纳税时予以税收优惠。

二、现阶段的税收政策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缺失

（一）所得税制上的不足

如个人所得税在设计中缺乏灵活性：（1）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模式易导致税负不公。（2）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差异较大，不利于调节收入；（3）个人所得税税收支出中优惠政策取向偏差，如存在勤劳所得重于非勤劳所得的偏差。

（二）税种上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货物与劳务税类税种在税收总额中占绝对比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和房产税等的比重过小，而同样具有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社会保障税、财产税、赠与税和证券交易税等还没启用。

三、对我国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建议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设

1、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应向分类与综合模式调整。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税制个人所得税存在“劫贫济富”的现象，即对劳动所得征税过重和对资本所得征税过轻，不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所以可以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综合范围，给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收政策保留一个相机抉择的空间，以便保持税负总水平一定的公平性。

2、调整税率，优化税制结构。在分类与综合税制模式下，对分类征税的项目可采用比例税率。对综合征税项目，仍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同时可考虑将九级税率简化为五级，适当拉开级距档次即可。

3、适当提高费用和扣除标准。随着所得税制模式的转型，起征点也必然要求提高，同时鉴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可考虑设置一个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再根据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一定幅度的上下调整。

（二）引进、完善和健全相关税种

在发展新税种方面应重点考虑引进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完善已有税种方面应适当提高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征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