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推荐8篇）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篇1

一、中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30年

1979年2月，水利电力部撤销，电力工业部成立。

1982年3月，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再度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1984年12月，中央、国务院领导就组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利用外资办电、加快电力建设作出批示。1985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等部门《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集资办电政策正式推出。

1987年9月，国务院提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电力改革与发展“二十字方针”。

1988年4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水利电力部撤销，组建能源部。1988年10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成立。

1991年，中国南方电力联营公司组建。1999年11月，该公司实行厂网分开，其电网部分资产重组后，改制为国家电力公司的分公司--国电南方公司。

1993年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同月，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华东五大跨省电网组建电力企业集团。

1993年3月，能源部等7个部委撤销，组建电力工业部等6个部委。

1994年1月，国务院批准山东华能发电、华能国际电力、山东国际电源和北京大唐4家电力企业作为首批到海外上市的预选企业。8月起，4家公司陆续在纽约和香港上市。1995年12月，八届人大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并自1996年4月1日正式施行。

1996年6月，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1月16日，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成立。

1998年3月，电力工业部撤销，电力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

1998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关于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的意见》，这标志长达20年的电力短缺局面基本结束。

199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请示”的通知，“两改一同价”正式启动。

1998年12月，浙江、山东、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直辖市)成为“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试点。

1999年5月，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做好电力工业政企分开改革工作的意见》，就改革省级电力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开提出具体要求。

2001年6月，广东省电力体制政企分开厂网分开改革实施方案出台。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有关电力体制改革的大方案确定，其主要内容包括：重组发电资产，建立若干个独立发电公司；重组电网资产，设立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下辖几个区域性电网公司；设立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电力监管。

2002年3月1日，国务院下发由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主持召开的研究电力、电信、民航体制改革实施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成立，电力体制改革正式实施，并随后成立了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任组长。

2002年3月15日，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进行了具体安排和部署。

2002年6月，工作小组通过了《重组划分电网发电和辅业、三产企业的初步方案框架》，并上报国务院。

2002年10月15日，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电监会、电网公司和发电公

司筹备组主要负责人人选落定。柴松岳任国家电监会主席和党组书记。

2002年12月29日，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5家发电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司等4家辅业集团公司同时挂牌。

二、中国电力工业分分合合50年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1949-1978年）

在这30年中，中国的电力工业经历了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三个时期，在燃料部和电力工业部时期，对全国电力工业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进入水利电力部时期，经历了两次分散、两次集中管理，多年来始终未能摆脱“一分就乱，一收就危”的怪圈。

1、燃料工业部时间（1949-1955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组建了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和电力工业实行统一管理。当时电力工业方面直接领导的仅有华北电业公司及其所属的北京、天津、唐山、察中分公司，以及石家庄电灯公司和太原电力公司，其他各地的电力工业均由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的管理。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自1949年至1952年逐步将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电力单位集中到燃料工业部管理。1950年燃料工业部为管理电力工业，专门成立了电业管理总局，负责火电厂和输变电工程建设，发电、输电、配电、售电的全部生产运营；为发展水电，成立了水力发电工程局。并先后组建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大区电业管理局，归电业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形成了垂直垄断、政企合一的电力工业管理体系。

2、电力工业部时期（1955年-1958年）。

1955年7月，第一届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成立后，继承了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电力工业的管理职能，为加强专业管理，相续成立了电力设计局、基建工程管理局，并将水电发电工程局改为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分别管理火电和输变电工程设计、火电和输变电工程施工和水电勘测设计和施工。水活电厂的运行管理和输变电的运行统一由各电业局负责。与此同时，撤销了电业管理总局和六大区电业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的电力工业均由电力工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这是由部直接领导省（市、自治区）电力工业惟一的一个时期。从1956年开始逐步调整和充实了省（市、自治区）电业工作的管理机构，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领导相结合、以中央领导为主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

3、水利电力部时期（1958-1966年）。

1958年初党中央召开南宁会议，决定在电力工业建设中实行“水主火辅”的长期建设方针，为加快水电建设，决定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1958年2月第二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1958年3月水利电力部正式成立后，将电力工业企业全部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独立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仍然实行垂直垄断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由集中走向分向，又回到集中管理，这时已经形成京津唐、东北、华东、中原和西北五大电网的管理体系。

4、“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8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7月水利电力部实行军管，所有管理工作由军管会的生产、后勤、政工三大组管理，又一次把电力工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当时将中原电业管理局下放河南省革委会管理：东北电网归渖阳军区领导；徐州电网归江苏省革委会领导；华东电网归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北京电力公司停止“托拉斯”试点，恢复北京电业管理局建制1970年4月水利电力部结束军管，由水利电力部革委会领导，革委会决定撤销西北电业管理局，将西北各省（区）的电力工业下放各省（区）领导，同时将广东省电业管理局和四川

省电业管理局下放给广东省和四川省革委会管理。1975年撤消水利电力部革委会，恢复了水利电力部的建制。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下放远比水利电力部建部初期下放更为严重，不仅将电管局、电业局下放地方，连设计院和科研机构都全部下放地方，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和科研机构遭受巨大破坏。结果使电力工业的设备遭受了巨大破坏，事故频发，出现了严重的缺电局面。1975年恢复水利电力部建制后，1975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电力工业的通知”，事实已经证明，大区电网的管理是不能肢解的，从此以后，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又走上了中央管理为主，大区电业管理局分片管理的体制。

（二）、改革探索时期的电力管理体制（1979-1997年）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电力工业体制进入了改革探索时期。在此期间中央电力管理部门又经过四次变更，即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第二次成立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最后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在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曾研究过全面包干经济责任制，简政放权、自负盈亏、以电养电等方案，最后成立了华能集团公司及各大区的电力集团公司，这一时期的电力改革朝著国务院提出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电力体制改革原则进行。

1、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1979-1982年）

1979年2月，国务院决定撤消水利电力部，成立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这是我国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

2、第二次成立水利电力部（1982-1988年）

1982年3月，五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将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这次合并之后，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继续沿著电力工业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

在水利电力部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电力工业的改革和发展，1986年5月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电力工业体制改革问题，6月电力体制改革小组提出了《加快电力工业发展的改革方案（草案）》的报告，提出了五项改革措施和五项政策。1987年9月14日，李鹏副总理提出了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原则是：“ 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此之前，水利电力部曾提出全面包干的经济责任制，简政放权以及自负盈亏、以电养电的建议。1988年7月1日起进行华东电网体制改革试点，分别成立华东电力联合公司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电力公司，同时保留华东电业管理局和省（市）电力工业局名称，实行双轨制运行，以创造条件实现政企分开。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和电力工业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电力投资体制改革相配套，在这段时间里，电力建设投资体制最大的变化是由拨款改为贷款；由于电价严重偏低，为了解决电力投资不足，主要采取了建立电力建设基金、卖用电权和集资办电等办法。为节约投资，在电力建设中普通开展了降低造价，缩短建设周期；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和招投标制度。为弥补投资不足，电力工业还率先利用外资，成立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发行电力建设债券和适当提高电力折旧。这些措施打破了独家办电的局面，出现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办电的局面，加快了电力工业的发展。

3、能源部时期（1988-1993年）

1988年5月，七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消水利电力部，把电力工业管理工作并入新成立的能源部，能源部承担电力行政和企业管理职能。1988年5月22日，能源部正式成立，同年12月成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网省电力管理局、电力工业局的基础上成立电力集团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由此，实现了电力工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性管理职能的初步分开，在电力管理体制改革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早组建的集团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是全民所有制的实业、金融、贸易、科技和服务相结合的多功能、综合性的企业集团。是由华能国际电

力开发公司、华能发电公司、华能精煤公司、华能原材料公司、中国（华能）工程技术开发公司、华能科技发展公司、华能金融公司、华能综合利用公司、华能实业开发服务公司等九个公司以及原水电部归口管理的华电技术开发公司、华电综合利用开发公司、华电工程建设公司、华电南方（集团）等四个公司的基础上联合组建的。这个公司由能源部与国家计委共同管理，以能源部为主，是我国电力工业1988年组建的第一个集团公司。

大区和省电力工业的公司化改组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从1988年开始到1990年止，将大区电业管理局改组为联合电力公司，将省电力工业局改组为省电力公司。国务院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省电力公司和联合电力公司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具有法人地位。电网内各发供电单位的资产关系不变。联合电力公司由能源部归口管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非跨省电网的省电力局，要逐步改建为省电力公司，独立经营，由能源部和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并接受委托行使所在地区电力工业行业管理职能。改革方案要求各公司要落实，健全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逐步实行股份制，采用售电量和物质消耗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独立电厂均可独立核算，与电网订立经济合同，接受电网统一调度，非独立电厂按现行规定执行。这项改革到1990年6月基本完成。

第二步是1991年底到1993年初，组建大型电力企业集团。1991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试点的55个大型企业集团中，能源部有7个，其中电力占6个，即华能集团、华北电力集团、东北电力集团、华东电力集团、华中电力集团和西北电力集团，全部都是跨地区的电力企业集团公司。1992年10月10日，能源部向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贸办上报关于同意组建中国东北、华东、华北、华中电力集团的函，随后又报送了同意组建西北电力集团的函，经批准后，于1993 年1月11日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电力集团宣告成立。

4、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1993-1997年）

1993年3月，八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消能源部，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国务院批准的组建电力部的指导思想是：“政企职责分开，大力简政放权，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加强规划、协调、监督、服务职能；精简内设机构和编制，合理配置职能，提高宏观管理水平；实事求是，平稳过渡，合理分流富裕人员。”要求在坚持“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网制宜”的方针指引下，下放和转移对企业人、财、物及经营管理的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的职能，由于国务院批准的文件明确要求支持办好五大电力集团，各电管局和省电力局仍维持现行体制，所以在电力工业部时期，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没有显著的变化。

电力工业部成立后，继续保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作为全国电力企业、事业电位的联合组织，其性质不变，由电力部归口管理。华能集团实行以电力部为主与国家计委双重领导的体制。另外，在葛洲坝工程局的基础上，成立了葛洲坝集团公司。

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1993年1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全面负责三峡工程建设和经营。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电力工业部成立后，根据国家体改委等部门有关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的规定，于1993年9月印发了《电力行业股份制企业试点暂行规定》，规定明确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都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到国（境）外发行股票，债券；但电网公司（指发、供电一体的电力企业）实行股份制应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电力集团公司、省（区、市）电力公司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1994年8月4日，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直接去美国纽约上市的大型电力企业，随后中国有一大批发电企业在国内外上市。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篇2

竞技武术套路竞赛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如火如荼,这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影响下,我国体育的表现形式、生存空间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武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必然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一定的调整,部分传统武术套路以全新的面貌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竞技武术套路应运而生。竞技武术是指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专业人群为活动主体,围绕武术竞赛项目和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强化训练,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或集体的运动竞技水平,争取获得优异运动成绩为目的的一种中国民族传统运动项目。竞技武术套路竞赛是竞技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竞技武术不可分割的部分,其竞赛体制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方向。因此,对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可以理清竞技武术套路竞赛的发展脉络,把握竞技武术套路及其竞赛的发展方向,为竞技武术套路的训练及竞赛更好地服务。

1 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萌芽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不能自主。竞技武术运动的兴起,就是西方文化涌入我们中华民族之后,使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武术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导致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只有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强种保国”的历史潮流中,在土洋军事的、体育的思想碰撞交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既把西方的兵式体操引进兴办的军事学校,又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技击内容与兵操训练相结合。这种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做法奠定了武术与体操结合的思想基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霍元甲于1909年应友人邀请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1916年以更名为“精武体育会”,在“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的倡导下,随后各地相继建立民间武术组织与社团,并在全国各地设分会,宣传和推广武术,改革武术传授形式,进行武术表演和竞赛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武术与体育的结合。时任清末军职的马良也发起了武术套路改革运动。他将所习的少林拳与摔跤术参照兵操练法,编成新式武术法,在其任职的武备学堂和军旅中传授,并于1911年和1914年先后两次邀请武术名家,发起编辑与修订武术教材,并将此书定名为《中华新武术》。《中华新武术》曾先后被定为军警必学之术、全国各中学校的正式体操、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门学校之正式体操及全国正式体操。《中华新武术》分为摔跤、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在教学时还进行单个动作的运动教学,待掌握各式攻防法后,将对手方法连贯起来,进行两人对操练习。当时对新武术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的普及,对其后的精武体育会也有积极的影响,为武术套路竞赛的发起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1913年武术尝试进入学校,1915年正式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成为一项基本内容,随后高等师范院校增设体育科,开设武术课,并于1917年出现以武术为重点的体育学校,武术逐步出现在各级学校的运动会上,这进一步促进了武术与体育的融合。1923年4月,由马良、唐豪、许禹生等人联合发起在上海举办了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这是中国武术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单项运动会,虽然这次运动会并未制定评判规则,也未设置裁判评定优劣,还没有近现代武术竞赛的意味,但这是武术首次采用西方体操表演竞技形式的尝试,且这次武术运动会对促进武术进入运动竞赛行列及举办武术观摩交流和竞技活动,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央国术馆(1927年—1948年)在促进武术套路竞赛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国术馆教学班的术科课程中开设了竞技科,且仿旧武科考试和近代体育竞赛制定出了《国术国考条例》,以考评习武者的技能学识,并于1928年和1933年先后两次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国术国考,开创了在一定规则下进行武术对抗的先河,但由于对抗没能按体重分级,也未能决出前几名,只能算是向近代体育竞技场迈进的尝试。1933年国民政府全运会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随后升格为国术锦标赛。1936年武术在德国的柏林首次亮相奥运会,这是中国武术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与西方体育竞赛进行零距离的接触。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经八年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紧接着又陷入四年内战,至1949年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在这一时期也开展武术套路表演和比赛活动,但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军事色彩。如1940年“三八”运动会上的女子板刀表演,1942年“九一”运动会上的武术表演与比赛。由此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体育文化的洪流涌入中国,在内外矛盾的交织过程中掀起了中国部分传统武术向竞技武术转移的浪潮,从此武术与体育竞赛结下不解之缘。因此,1840年到1948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是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萌芽阶段。

2 我国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形成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体育事业也获得了新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武术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蓬勃发展。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召开了武术工作座谈会,就中国武术如何发展进行讨论,把武术的发展提到了新中国体育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1952年,在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倡导下,荣高棠在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要对武术及各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重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也于同年成立,并把武术列为推广项目。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倡导下,1953年11月8日———12日在天津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武术作为主要表演内容,仅拳术就有139个,还进行了散手和短兵比赛,至此,武术套路迈出了进入体育竞赛领域的第一步。在此次大会期间,政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贺龙在接见记者时对武术工作发表重要讲话:第一要挖掘流传于民间的武术资源;第二要整理挖掘出来的武术资源;第三要发扬和继承优秀的武术资源。这次大会后还组织了赴京武术表演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武术组织与机构,国家和省市体委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并配备了专门的干部。1954年成立了国家武术队。1955年,由于当时的少数武术社团还混杂着一些消积落后,陈腐虚妄的尘埃,因此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武术工作采取了暂时收缩,加以整顿的方针。在当时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提出这一指导方针是很有必要的,但由于左倾思想过于严重,使刚刚迈步的武术竞赛遭到重创。1956年3月9日,刘少奇同志在同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科学价值。采用各种办法,传授推广。”同年4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暂行规定(草案)》,把武术列为表演项目,定期举行,使武术作为体育竞赛项目,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体委等有关部门武术专家,在继承传统武术的基础上,采百家之长,整编出了简化太极拳及初级、乙组、甲组的长拳、刀、枪、剑、棍等22种拳械套路。同年11月1日—7日,在北京举行的12单位武术表演大会上,首次试行区分打分的方法,来区分运动员技术水平的高低。这使武术套路比赛办法向前迈了一大步。1957年6月16日—21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评奖观摩大会,首次将武术列为国家体育竞赛项目。1958年9月19日—22日,中国武术协会成立,便随即邀请经验丰富的武术工作者,起草新中国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并于同年的9月7日—1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武术运动会上进行了试用,1959年由国家体委正式批准施行。1959年3月22日—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及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武术比赛均按此规则执行。为了更好地执行这部规则,国家体委还在1959年举办过全国武术裁判员训练班。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的出台,标志着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初步形成。由此可以看出,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形成阶段为1949年到1959年。

3 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曲折发展阶段

1959年至1961年,全国开始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我国武术套路竞赛体制才刚刚形成,1960年9月18日—25日还是坚持在郑州举办了一次全国武术运动会。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刚刚起步,又加上接连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极度困难,全国性的武术比赛活动在1962年和1963年被迫暂时停办,这对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63年10月15日—19日和1964年9月12日—16日分别在上海和济南举行了全国武术暨射箭比赛。196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武术被列为表演项目,而不受《武术竞赛规则》的限制,这给初步形成的竞赛办法和竞赛规则的继续贯彻执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1966年由于政治上的左倾,而导致在全国陷入“文化大革命”,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处于停滞甚至是倒退状态,武术也被打入冷宫,一切武术竞赛活动也被迫停止,使初步形成的武术竞赛制度遭到了严重地破坏。直至1972年,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及其它体育项目的比赛才得以恢复,1972年11月1日—15日在济南举行了全国武术表演大会,1973年对《武术竞赛规则》进行了修改,并在全国性的武术比赛中运用,1974年8月23日—30日在西安举行了全国武术比赛大会。但在1974年“四人帮”开始干预国家体委,推行“体育革命”,迫害从事体育工作的干部和群众,使武术事业及竞赛体制又遭重创。但是他们的阴谋在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强烈批评和严历抵制下并没有得逞,更引起了体育界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不满。因此,体育界人士还是坚持工作,并于1975年9月13日—25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武术比赛,1976年8月27日—9月7日在哈尔滨举行了全国武术汇报表演大会。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武术事业开始全面恢复和发展,全国武术竞赛活动日趋活跃。1977年8月8日—12日在内蒙古的临河举行了全国武术比赛,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届全国武术比赛。1978年10月15日—29日在湖南湘潭举行了全国武术比赛,这次大会特邀了两名优秀的民间武术家参加表演,表明了对传统项目的重视。从1959年到1978年这20年间,全国武术表演赛先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浩劫,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优秀运动队为主的套路比赛,表演项目逐渐减少的竞赛体制。

4 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逐步完善阶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我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转移,全国体育工作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发展体育事业上来,提出“努力攀登体育高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1979年1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并组织武术调查组,分赴山西、陕西、四川、河北等13个省、市、区进行广泛的考察,5月围绕着武术的发掘整理,在广西南宁举行了首届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1979年10月15日—29日在石家庄举行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武术比赛。从1959年我国武术套路竞赛体制基本形成到1979年以前,武术竞赛活动基本上是以全国武术比赛的形式进行的,且竞赛形式单一,基本上是以规定和自选套路为主。而以1979年5月在广西南宁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为标志,这种竞赛体制开始发生变化,由单一比赛的竞赛体制向多种形式比赛的竞赛体制过渡。1981年的全国武术表演赛中对表演项目进行了限制,而将表演项目被列入新设置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的内容,奠定了全国武术表演赛与全国武术比赛并存的竞赛体制的基础。1984年国家体委将全国武术表演赛更名为全国武术比赛,标志着全国武术表演赛与全国武术比赛并存的竞赛体制正式形成。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从1979年到1986年每年举行一届,1986年以后每两年举行一届。1982年全国第一次武术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挖掘传统武术,抢救武术文化遗产,产当前的紧迫任务。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于1984年6月26日—7月4日,在河北承德举行“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成果汇报大会”。同年8月5日—10日和8月15日—20日分别在江苏苏州和河北承德举行了“全国业余体校武术分区赛”,1985年改为全国比赛。1985年1月,国家体委为了进一步促进武术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颁布了《武术运动员技术等级试行标准》。同年8月15日—19日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业余体校武术比赛”,1986年改为全国少年“武士杯”武术比赛。1984年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太极拳训练和竞赛等方面的工作,于1984年4月22日—25日在武汉组织了由美国、日本、危地马拉、法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男、女运动员参加的“武汉国际太极拳、剑邀请赛”,为太极拳、剑作为单个项目的比赛打下了基础。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单个项目的武术比赛。1986年国家体委正式将太极拳、剑、推手单列为比赛项目,每年举行一次。1991年国家体委又颁布了《太极拳、剑竞赛规则》,使太极拳、剑的比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11月2—4日在天津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武术邀请赛。1988年10月13日—15日在杭州举办了第三届国际武术邀请赛。1989年全国武术比赛改为全国武术锦标赛。从1986年起还不定期举行全国体育院校、大专院校、中小学武术比赛及以武术馆、校为对象,以民间传统武术为内容的武术竞赛活动。1990年11月2日—7日和1992年分别在江西井冈山市和广东汕头市举行了首届和第二届全国老革命根据地武术比赛。1992年12月12日—15日首届“全国民间武术馆、校、社武术套路比赛”。1993年8月26日—30日在河南温县举行了首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截止到1993年已经形成了以全国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全国武术锦标赛套路比赛、全国少年“武士杯”武术套路比赛、全国太极拳、剑套路比赛、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套路比赛为主,以邀请赛、民间武术套路比赛、大、中、小学武术套路比赛及其他多级多种武术套路比赛为辅,且较为完善稳定的全国武术套路竞赛体制。

5 我国新型武术套路新型竞赛的兴起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陆续兴起了中国国际少林武术节、中国香港国际武术节、世界传统武术节、中国传统武术节、全国武术功力大赛、中国国际峨眉武术节等多种新型的武术比赛,虽然部分比赛是国际性的武术竞赛,但迄今为止都是在我国举办的,这其中的套路比赛显然是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目前,国际少林武术节自1991年9月起在河南郑州成功举办,两年一届,而且从第二届起升格为国家级武术节,由河南省及全国武术协会联合举办,截止到2005年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香港国际武术节自2003年起每年一届,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世界传统武术节自2004起,每两年一届,已经分别在郑州和十堰成功举办了三届。首届中国传统武术节于2005年11月20日—22日在云南开远成功举办。国际峨眉武术节于2007年8月26日—31日在四川峨眉山成功举办。这些武术竞赛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为我国武术事业的发展拓宽了口径。

6 结语

纵观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的发展历程,用了近170年的时间分别经历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曲折发展阶段、逐步完善阶段和新型竞赛体制兴起阶段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竞赛体系,这也是几代人奋斗的成果。在当今和谐社会大好局面下,国家应坚持鼓励开展多种形式武术套路竞赛的指导方针,使武术套路竞赛体制不断革新与完善,让我国的武术事业走向新的辉煌。

摘要：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从其雏形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它的出现使中国武术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实际对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的竞赛体制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与深入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从其雏形发展到现在,用了170年的时间,分别经历了五个不同形态的发展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曲折发展阶段、逐步完善阶段和新型竞赛兴起阶段,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武术套路竞赛体系。

关键词：竞技武术,套路,竞赛体制,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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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巍.从武术套路竞塞规则的演变探讨其技术风格发展趋势[J].南昌高专学报,2008(1):157-159.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篇3

关键词：地方立法；利益均衡；立法监督；利益群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30年来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推行颁布了237和690件法律法规的背景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社会需要，已制定推行了一万多部法律法规，对快速高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与我国各地域性质范围划分相适应的，我国地方立法形成一种“两类三区”的立法氛围——两类指国家权力机关所立法律法规和地方行政机构所立规章制度，三区指普通行政区、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三种行政区域的立法。

一、我国地方立法现状

1986年我国政府机构建立完整的立法体制并沿用至今，体制中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制定颁布法律的最高权利，一切国家和地方的规章制度不能与之相违背；并赋予国务院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制定行政法律规章的权利；在符合和不违背其宪法法律的精神下，省、自治区和省会城市及批准的较大的城市的人大及人大常委会享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以及授权立法的权力，这种立法体制很好的适应了我国的格局现状。总的来说，我国的现行立法体制有两大特征，一是从层次上说，以中央立法为准，地方立法则是作为补充，不得违背宪法和国家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将最高立法权和行政立法权分属两个政府机构，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主打和辅助两个方面来构建国家法律体系。不同层次的法律共同构成我国稳定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体系。

地方立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不断完善改进，取得了不俗的成果。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在全国的282个设区市中，包括27个省会城市和18个较大的市以及4个特别行政区皆被赋予地方立法权；2013年底，《立法法》得到了修改颁布，一改以往立法体制中追求数量的不良风气，使我国立法更科学明确，简洁实用，有章可循。

在立法理论方面国内学者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目前，一部分理论重点在于地方立法本身的完善方法，如周旺生的《立法学》、吴大英的《比较立法》、孙国华的《法理学教程》等，对我国地方立法制度做了仔细的评价总结，对以后完善地方立法有重要意义。另一部分是偏重于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理论，较有名气的有徐向华的《中国立法关系论》《论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利关系》、陈斯喜的《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朱苏力的《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等。

二、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发展建设

自建国以来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了地方立法的萌芽，但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重视，拥有立法权的地域有限，没有对应的立法机制和机构生成。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赋予民族自治地域相应机关制定顺应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的权利，但是对于非民族自治区域并未赋予类似的立法权利，对比如今地方立法权利下放的地域范围可以看出，当时的地方立法权并不是如今意义上的立法权利，更像是一种维护国家稳定统一的政治措施。

1979年地方立法体制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地方立法权正式被明确和下放，相关机构及其权责范围建立明确，我国“一元二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初步建成，有效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立法权由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在之后的修正案中还将与国务院发布规章制度相对应的地方规章制度权赋予地方政府，完成了我国立法体系由粗糙的“一刀切”模式到适应性更强的“一元二级多层次”的转变。

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折出现在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这一法律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里程碑，这标志着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从此有法可依，法律内容更规范有条理，涵盖范围更广泛科学全面，法律效力提升至更高水准。2013年《立法法》的修改被放进人大代表的日程，各地方立法权的施用效力被置于考虑范围内，对于立法法的细节部分不断修改完善，使之适应并全面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法制体系建设。

三、国外地方立法经验启示

国外的民主意识和法律观念萌发较早，法制体系较我国完善。总的来说，国外的立法体制主要分为两种，联邦制和单一制。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一般国土较为辽阔，地域自然条件和风土人情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即采用的法律体制需要适应地域差异，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如美国、加拿大、印度等。而采用单一制的国家，中央的权利对于地方来说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中央立法对全体公民的权益代表程度极高，國家的利益趋向一致性，如法国、英国等。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比我们早几百年树立民主意识的国外地方法制建设逐渐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传统的“三读”程序不再是真正的“读”，而成为了立法程序的序数词，但是对于立法过程中的审核一直没有减弱；第二，议会的独立立法权受到挑战，不同的党派之争和政府利益使得议会行使权利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减少了议会的话语权；第三，听证程序不断加强，为了弥补议会议员精力有限的缺点，不断建立健全有基层群众、专业人士等参与的听证制度。

四、结论

本文以地方立法体制的完善为题，参考多方文献资料，总结了我国数十年来地方立法取得的成就和现状，并与国外数个国家地方立法体制做对比。我国地方立法在立法质量、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地方立法权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本文对此加以讨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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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丽.地方立法利益衡量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法学院，2015.6.

[3]陈俊.小议中国当代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及完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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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电力工业发展历程简介 篇4

西藏自治区成立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西藏的电力工业发展，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视察西藏的电力工业发展状况，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西藏的电力建设项目。在西藏建设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央在西藏电力工业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通过西藏各族电力建设职工的共同奋斗，西藏自治区的电力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局势稳定、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藏电力工业概况

1951年和平解放后，西藏电力工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国家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全国电力系统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援助下，西藏电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中央召开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快了西藏电力工业的发展。

截至2006年底，西藏全区电力装机达到55万千瓦。全区用电人口190万人，占总人口的69%。乡（镇）、行政村通电率分别为72%和42%。全区人均装机容量200瓦，人均年用电量539千瓦时。

截至2006年底，西藏电网由藏中、林芝、昌都及狮泉河“一大三小”四个地市电网构成，最高电压等级110千伏。110千伏输电线路1640公里，110千伏变电站16座，变电容量59.1万千伏安。35千伏线路1542公里，35千伏变电站71座,变电容量37.4万千伏安。

目前，西藏在建电源工程有狮泉河水电站、直孔水电站、林芝雪卡水电站等；在建电网工程有昌都—玉龙110千伏线路和三期农网改造等工程。

二、西藏电力工业建设发展历程

1928年，西藏噶厦政府在拉萨兴建的夺底发电厂（装机容量92千瓦）投入运行，开始了西藏用电的历史。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电力工业未能得到发展，唯一的夺底发电厂在运行18年后，因管理不善，设备老化，于1946年停运。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全区发电能力为零。

20世纪初叶西藏电力工业开始萌芽;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开始进步,逐渐发展;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力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发展西藏经济、稳定局势、巩固国防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具体而言，西藏电力工业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51年—1958年，西藏电力工业开始起步。当时的西藏旧的社会制度尚未变革，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国务院及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西藏电力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955年3月，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由中央拨款并派工程技术人员进藏新建夺底水电站和日喀则小型火电厂。期间中央投资844.8万元，于1956年先后建成投产日喀则火电厂（燃油机组装机2×40千瓦）和新夺底水电站（装机容量3×220千瓦），揭开了西藏电力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国家从水利电力工业部、重庆电业局调进第一批援藏人员从事电站管理和生产工作。到1959年底，日喀则火电厂和夺底水电站全部建成投运，年发电量260万千瓦时，有力地保证了拉萨市和日喀则市重要部门的用电，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输变电建设方面。1951年，西藏仅有拉萨夺底发电厂至拉萨吉崩岗长7.5公里的3.3千伏输电线路和吉崩岗配电房一座。1959年，国家投资修建了西藏第一座35千伏降压变电站—北郊变电站工程，变电容量为6400千伏安，电压等级35／6.3千伏；建成了纳金电厂—北郊变电站长16.7公里的35千伏输电线路。

这一阶段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尚存，电力工业虽开始起步，但发展速度缓慢。1959—1965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打破了旧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百万翻身农奴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的桎梏，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电力工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58年10 月，国家投资建设拉萨纳金电站。参与建设的翻身农奴，怀着对党的感谢和做了主人的喜悦之情，与驻藏解放军指战员及支援西藏电力建设的内地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奋斗，于1960年4月纳金电站5号、6号机组投产发电，同时建成拉萨北郊、西郊和东郊变电站，与夺底电站并网运行，形成35千伏拉萨电网雏形。纳金电站的建成投产，结束了拉萨人民用松明子和酥油灯照明的历史。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全区装机容量8240千瓦（不含各单位自备柴油发电机），年发电量2600.46

万千瓦时，分别是1958年的11倍和10倍；建成35千伏输电线路3条，总长45.55公里；6千伏线路10条，总长98.6公里；变电站3座，变电总容量1.24万千伏安。

1966—1976年，西藏的电力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错误思潮未能冲垮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西藏人民盼电热情和电力职工发展西藏电力工业的雄心，西藏各民族电业职工抵制错误路线，排除干扰，坚持生产，努力工作，先后建成地（市）属电厂6座，装机总容量3.78万千瓦，1976年发电量为1亿千瓦时；新建35千伏输电线路6条，总长128.70公里。1972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农牧区小水电建设处处开花，发展较快。到1976年全区共建成农村小水电站647座，装机容量2.99万千瓦。同时随着西藏电力事业的发展，电力实验研究、设计、建设等专业队伍逐步建立。1966年以来，西藏的电力企业学习内地兄弟省市管理经验，按照西藏电力生产与建设的实际，相继建立了一些生产管理规章制度，管理工作趋于规范。“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管理制度被取消，电力生产与管理受到干扰。这一时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电力生产和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片面追求速度，重视工程质量不够，所建电站工程均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设计标准较低；“重建设轻管理”现象在农村小水电站建设中尤为突出。

1977—1990年，西藏电力工业进入快速健康发展阶段，电力战线各级党政组织及广大藏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工程技术人员，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拨乱反正，开展企业全面整顿，加强基础工作，健全规章制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了电力工业生产和建设健康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先后建成投产羊八井地热试验电站、日喀则塘河电站、林芝八一电厂二级站、山南沃卡电厂二级站、昌都沙贡电站、拉萨火电厂二期工程、拉萨平措电站等一批地（市）属电站和羊西线（羊八井试验电厂至拉萨西郊变电站）、沃泽线（沃卡电厂至山南泽当变电站）、羊拉线（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至拉萨西郊变电站）3条110千伏输电线路。形成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昌都5个区域性电网。各电网覆盖下的用电人口50.7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3%。同时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重点工程开工建设；农牧区小水电站通过调整和整顿，加强了管理，经济效益有所提高；

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工作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水电开发为主，多能互补的电力建设新格局；电子计算机及信息处理技术和载波通信等先进设备应用于电力生产、调度系统。西藏电力工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1—2006年。中央召开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藏电力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先后投入80多亿元，新建一批骨干电源；完成一、二期农网建设和改造工程；完成了藏中五地市的联网，最终形成目前藏中、林芝、昌都和阿里区域性电网。农村县乡小水电进一步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进入规模化应用时期。随着青藏铁路通车、林芝机场通航和其他一批基础设施、生产项目建成投入使用，西藏社会经济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也势必带动用电负荷持续快速增长。

统计表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至今，中央政府共向西藏投入电力建设资金超过90亿元，累计派出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进藏支援电力生产建设。通过电力战线广大职工的共同奋斗，西藏的电力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对西藏电力建设投资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引领西藏人民走向现代生活方式。

三、西藏电力“十一五”发展前景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中发[2005]12号），明确提出了“十一五”西藏能源发展战略，要求建设完善综合能源体系。加快骨干电源点的勘测、设计、论证和建设工作，扩大电网覆盖范围，完善供电网络设施，保障电网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加快农网建设和改造，确保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尽快开展雅鲁藏布江和藏东南“三江”流域等水电资源开发规划和前期工作，论证建设“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因地制宜开发小水电和太阳能、风能发电，形成“以水电为主，多能互补、集中与分散供电相结合”的能源格局。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若干优惠政策》（国办函[2006]91号）进一步要求，到“十一五”末，基本解决农牧民用电问题。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战略部署，结合西藏能源资源结构及分布特点、人口及负荷分布特点、用电负荷特性、生态环境等情况，西藏“十一五”电力发展目标是：到“十一五”末，西藏电网电力装机容量及建设规模达到120万千瓦；实现林芝与藏中电网220千伏联网，形成“一大二小”西藏电网；各电压等级电网协调发展，建成较为坚强的西藏电网；电力覆盖人口比率达到90%以上,消除无电乡（镇）、无电村，基本解决农牧民用电问题。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篇5

摘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而从1984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就被认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得失，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这一未竟的事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 承包制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国有企业改革既是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一方面，由于缺乏前人的经验可鉴，使改革本身始终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试错；另一方面，改革也在正式制度安排下以渐进式路径不断前行。在中国，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是现今一切改革工作的核心和关键。30年国有企业改革所走过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也必将继续给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带来更为深远的变革，国企改革的成败将制约甚至决定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发展。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的“放权让利”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所有权层面的改革，至今已走过20多年的历程。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6年间，国有企业经营层面的改革，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改革，以及随后的“利改税”、“拨改货”改革。

改革之初，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政府应该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享有更大的自主经营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而“放权让利”也就成为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最显著的特点。

但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不配套，经济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政府无法通过企业外部的经营指标来判断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好坏。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普遍都承担着政策性负担，所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并往往以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作为企业经营不善或亏损的借口，这就导致了“放 权让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工资侵蚀利润”的问题。国有资产的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为了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并强化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和预算约束，国家在1983-1985年间先后进行了“利改税”和“拨改贷”的改革，但也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阶段是1987-1992年，企业改革开始向所有权过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和一些没有完全展开的“股份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向所有权过渡，最初受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改革成功的启发，认为应该将国有企业仍然限制在原来的财产关系之内，推行企业“承包制”改革。于是在1987-1992年，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两轮承包制的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形式主要是“两保一挂”：一保上缴税利，二保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承包制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迅速下降的情况。实际上，在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承包制仍然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是承包合同在兑现时基本上是“负盈不负亏”，一旦企业亏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会将其归咎到企业承担的种种政策性负担上；二是承包制还会带来承包期内的短期行为，这也影响了企业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与承包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的一些学者突出了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这些学者认为，股份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有企业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从而优化国有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能够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开始于1986年，但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进行，影响面并不广。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到现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面对承包制出现的问题，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紧随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公司法》也于1993年2月颁布。从那个时侯起直到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思路。但是，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能解决的问题，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能解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有赖于一个公平竞争的产品、要素、经理、股票等市场体系，而中国经济中还缺乏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仍旧存在，所以，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和软预算约束问题仍难根除。

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仍有待进 一步解决。一些学者对国企改革的现状进行剖析，发掘其内部存在的矛盾，加深对国企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力度，试图从这些问题中找出国企改革的合理对策。

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内生产物，这也就内生地导致了它具有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下一般企业的独特特征：普遍背负着政策性负担。对于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而言，它的委托-代理就会出现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政府要求国有企业贯彻它的赶超战略，并使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而企业经理则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简真瑜认为，深化国企改革应急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表现在：1，由企业内部权责利益关系、人事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及科学管理构成的现代企业制度尚需完善。2，企业人员负担重，失业、医疗保险未健全，下岗职工再就业压力增大等。3，企业办社会职能依然存在，如企业的物业、学校、医院、后勤等社会职能与当地有关部门、社区或企业在移交衔接仍存在一些问题。4，政府行政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国企改革应从企业本身、外部因素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等角度分析国企改革存在问题，并细致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为搞活企业机制、提高企业效益提供切实可行的措施。

有的学者认为，国企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深层次问题，表现在：1，公司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在产权改革及法人治理结构方面。2，国有企业跨行业过多，分布面广，资本过于分散。这两个方面导致企业之间具有结构趋同、重复投资、恶性竞争等问题。3，政企不分现象屡有存在。国家监管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4，企业竞争力与国际大公司相比占劣势，经营效率与投入不成正比。这几个问题暴露出国有企业与国际跨国企业之间存在的差距，而要使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就必须深化国企改革，吸收国外科学的管理经验和方法，注重实效。

董依江认为参与国企改革存在着问题。他从民营资本角度分析：1，管理者收购中风险收益有失公平，国有资产可能蒙受损，失产权转让缺乏透明度以及政府对国企改制的“人治化”管理导致腐败寻租；2，国有企业背负政策性负担，导致企业效益低落。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监管职能，以市场为导向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为解决国企改革资金短缺提供有利渠道。

李军撰文指出，国有企业存在任务和负担过重的问题，向银行贷款是企业负债的最主要形式。因此，如何保护因债务而引发的银行债权是国企改革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企业过度负债，一方面，它阻碍了企业正常运转，造成信用危机和企业资金短缺；另一方面，迫使银行不断投资，资金出现紧张局面, 增大银行经营风险，其效益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沉重的债务负担还可引起社会关系的紊乱，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因此，国企改革是向市场要效益的过程，3 不是为了挽救企业而影响第三方的正常利益。在积极支持国企改革的同时，也应做到实时保护银行债权利益，从而严格规范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

三、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此为标志，我国基本上平稳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或者说初步任务已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基本实现，是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这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效益逐步提高的基本体制保障。

但是在上述主要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改革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就现阶段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以下解决对策。

1，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国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我们现在能不能办许多国有企业，决定于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国民收入结构是不是有很多财力来投资于国有企业；二是一些行业的企业由国家办，其效益和风险大小，三是现代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是公共服务和社会型政府，还是生产建设型政府。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有经济的战线应当收缩。

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并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和地方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3，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明晰产权，而明晰产权的主要方式是推进股份制改革。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4，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和出资人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于大型企业在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改为工业公司，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大型国有企业，资产多元化等，这对于提高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活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多头管理大型企业、管理权限与责任和风险不对称、内部人控制、管人管事管资产不统一等问题日益突出，妨碍了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国有企业的其他许多问题也源自于此。因此，我们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和出资人体制，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要要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5，改进和完善党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方式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既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又要改进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使其适应市场竞争规则、适应法律要求、降低体制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党对整个国有经济的领导。在日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适应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改进发挥作用的方式，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

参考文献：

[1]张文魁、袁东明．中国经济改革30年-国有企业卷[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我国气象传真发展历程（推荐） 篇6

1949年11月，周总理首先提出：“灵活通信网的配合是气象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1965年前后，我国试制出第一代117型气象传真机。

1974年10月，中国第一个无线气象传真广台开播。

1977年10月，中央气象局正式向世界气象组织报告了北京气象传真开播情况。

1991年7月，北京气象传真广播开始启用计算机自动播放传真图业务。传真被广泛应用在气象部门的信息传递上。气象传真把绘制好的天气图及照片，通过扫描基于PSTN线路进行点对点传输，并在目标传真机上以记录的形式复制出来，以便用于各项业务当中。目前，国内气象传真广播分为两级，一级是国家气象中心，二级是区域气象中心，每天有近300张国内外预报产品传真图经由传真系统向全国传输。除此之外，北京气象传真广播还通过有线或卫星电路与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每日定是交换传真资料。传真是气象部门的关键交互方式之一。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篇7

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模式

1.主要目标。长远目标是建立起“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和“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 具体的推动目标有[1]: (1) 改善和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 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进行宏观管理。 (2) 加强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统筹权和决策权。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 进一步确立中央与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央要进一步简政放权, 扩大省的教育决策权和包括对中央部门所属学校的统筹权。 (3) 增强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力。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通过立法, 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高等学校要建立起相应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

2.基本模式。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 随着中央业务部门职能的转变和政企分开, 高等学校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分别不同情况, 采取继续由中央部门办、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联合办、地方政府办、企业集团参与和管理等不同办法。目前先进行改革试点, 逐步到位”;经过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分别在上海、南昌和北戴河召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 规范地提出了在实践中形成的5种改革形式, 即“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划转”;1998年在扬州召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 又进一步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

关于八字方针, 李岚清副总理是这样总结的[2]:共建, 就是将部门与地方条块各自办学转变为共同办学, 有的高校是以中央为主与地方共建, 有的是以地方为主与中央共建, 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共同把高校办好;调整, 就是对高等教育区域设置不合理或学科、层次设置不合理的情况, 进行管理体制和院系的调整, 重点解决学科重复设置、分散、封闭的问题;合作, 就是要通过优势互补、校际间教学和科研的合作, 多学科合作开展教学科研, 尽量避免封闭办学和学科重复建设;合并, 就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发挥学科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这四种方式不是孤立分割的, 而是既有重点又有交叉融汇。

从1992年到2000年, 经过8年的努力, 全国共有31个省市 (自治区) 、60多个国务院部门 (单位) 参与了改革, 涉及高等学校900余所。有556所高等学校 (普通高校387所、成人高校169所) 经合并调整为232所 (普通高校212所、成人高校20所) , 净减324所;有509所高校进行了管理体制的调整 (普通高校296所) , 其中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转由地方管理或以地方管理为主共360所 (其中普通高校205所) , 省 (市) 业务厅局划转省 (市) 教委管理的有18所;已实行共建的高校达几百所;有317所高等学校开展了校际间的合作办学, 形成了227个合作办学体;有241所高等学校与50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实行了实质性协作办学, 进行产学研结合[3]。

3.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四个结合。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贯彻了“四个结合”:一是把管理体制改革与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二是把普通高校的体制改革、布局调整同成人高校的体制改革、布局调整结合起来;三是把条条与块块结合起来, 以块块为主制订统一的改革方案;四是把宏观体制改革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把体制改革当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并抓住它。如很多合并都是这样而一步到位的[4]。

二、30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 一个基本适应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得以确立, 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 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逐步确立,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如下:

(一)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恢复与调整 (1977-1984年)

“文化大革命”后, 国家一方面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另一方面开始着手恢复高等学校的工作。之后, 开始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1978年2月17日, 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 指出: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应根据与面向相适应的原则, 进行必要的调整。面向全国和面向地区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少数院校可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直接领导;多数院校由有关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双重领导, 以部委为主。面向本省、市、自治区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原则上由本省、市、自治区领导, 有关部委要给予支持。

1979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 肯定了1963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试行效果, 重申其基本精神和各项主要规定仍然是适用的, 并要求各地研究执行。此后, 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对各自所属的高等学校的领导关系进行了调整, 逐步恢复了“中央统一领导, 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领导管理体制。至1981年, 全国有高等学校704所, 其中由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管理的有226所, 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管理的有38所, 由省、市、自治区领导管理的有440所。

该管理体制在保证高等学校的投资、有计划地进行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足之处是部属或地方的高校都比较封闭, 不利于学科的交流与发展, 并最终形成“条块分割”的资源配置弊端。

(二) 改革思路的酝酿起步期 (1985-1992年)

1985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 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 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 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力。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8月18日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撤消教育部的决定》。1985年8月13日, 李鹏副总理受国务院的委托, 在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全体会议上就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撤消教育部的议案说明指出:发展教育事业, 改革教育体制, 不仅要调动教育部门的积极性, 而且要调动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办教育的积极性。为了保证和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的改革, 国务院需要有一个主管教育工作的综合部门, 在简政放权的同时, 保证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 加强宏观指导和管理, 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

国务院还于1986年3月8日发布了关于《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 对国家教委、国务院其他部委、省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责及高等学校自己的管理权限均做了具体的说明。

总之, 这一阶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开始起步。受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 改革力度不太明显。

(三) 改革实践的积极探索期 (1993-1997年)

党的十四大以前, 教育改革是在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大框架内进行改革的, 之后面对的是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形势要求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教育的管理工作, 面临着由着重过程管理转向着重目标管理;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向重点运用立法、拨款、信息和政策指导等手段进行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将由对学校内部事务干预过多的状况, 转向主要拟定法规、规划、政策和为基层服务的宏观管理。

为此,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6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动员起来, 为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而努力”的重要报告。1994年7月3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纲要》及其《实施意见》提出:高等教育改革重点要放在促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 逐步改变高等学校“条块分割”办学和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通过必要的政策导向和社会需求的调节机制, 促进国家教委所属院校、中央业务部门所属院校、地方所属院校之间, 以及地方院校之间的联合, 鼓励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之间的联合与协作, 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布局,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提高办学效益。到2000年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办学与管理的条块结合的新体制框架。

1994年以后, 国务院和国家教委先后在上海、南昌、北戴河、扬州连续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 李岚清副总理多次到会并发表讲话, 亲自推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不断的改革探索和试点工作推动, 高等学校管理体制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自我封闭、服务面向单一的状况有所改变, 并最终为“八字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 国家教委把加快教育法制建设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 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 教育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1993年提出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总体框架及教育立法进度表, 1995年颁布实施了《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 (草案) 》也于1997年国务院原则通过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还颁布了《教学成果奖励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 教育执法与监督工作也得到加强。

(四) 改革目标的突破实现期 (1998-2000年)

1998年是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的一年。在国务院机构调整中, 机械工业部等9个撤并部门的91所普通高校实行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 其中81所实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 10所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72所成人高校基本转为地方管理。

1999年上半年, 实施了对原兵器、航空、航天、船舶、核工业等五大军工总公司所属的25所普通高校、34所成人高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其中, 7所普通高校划归国防科工委管理, 其余普通高校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地方管理为主。

2000年上半年, 在前两次部门院校管理体制调整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进一步实施了对铁道部等49个国务院部门 (单位) 所属的161所普通高校、97所成人高校的管理体制调整。其中, 22所普通高校划转教育部管理, 22所普通高校与现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合并, 11所普通高校合并成5所学校后划转教育部管理, 1所普通高校与国防科工委所属高校进行了合并, 其余普通高校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 以地方管理为主。这3次调整中成人高校一律划归地方管理。

经过3次部门院校的集中调整, 基本上完成了部门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原来由62个国务院部门 (单位) 管理367所普通高校, 变为现在只由10余个部门 (单位) 管理120所左右;其中, 由教育部直接管理71所, 其他少数部门管理50所左右。由地方管理或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普通高校达896所。部门院校管理体制调整的完成, 标志着我国原有的高教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新的两级管理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

(五) 改革成果的巩固完善期 (2001年至今)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突破性的改革完成之后, 是一个巩固和完善的过程。近几年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 在法制建设层面。

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 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把教育法制建设摆在重要地位。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推动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二是依法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推动学校建章立制、依法治校, 依法加强教育管理, 进一步增强学校自我约束机制;三是坚持依法行政, 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和管理方式。

2. 在工作推进层面。以加强“共建”为平台, 争取

国家资源、整合校内资源、吸收社会资源, 积极探索高等教育资源整合的新机制。包括大力推进教育部与地方政府、行业部门、龙头企业共建部属高校工作, 继续做好相关部属高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 支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地方高等学校建设等。

3. 在管理制度层面。

注重按照构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强化和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包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管理水平;依法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 理顺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关系, 构建和完善现代学校制度等。另外, 加强了规范管理工作, 2007年被称作为“管理年”, 在提高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注重健全自我约束机制。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 高等教育及其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是孤立的产物, 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适应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变化所带来的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原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是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建立起来的, 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被置于政府之下[5], 反映了为部门和产品经济服务的特点[6]。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深刻的变革, 经济发展主要不再由行业、部门按条条来规划和组织, 而是由区域来规划和组织, 高等教育需要面向市场培养人才。

其次, 是满足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 我们提倡的是螺丝钉精神, 部门高校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本部门服务, 专业面越来越狭窄。而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出现对人的复合性、适应性的要求越来越强, 迫切需要改变这种人才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因此, 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强学科交叉和综合性, 提高办学质量。正如周远清同志指出[6]:“在原有体制下我国单科性院校太多, 人才培养模式单一, 学生知识面窄, 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不利于学科的交叉渗透和新学科的发展, 不利于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李岚清同志指出[2]:“过去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与现在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 教育改革也是为了适应新形势, 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我想高校合并的出发点, 恐怕都是为了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 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第三, 是高等学校自身发展活力的需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如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 “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 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 因此要“简政放权”, 一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二是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是进一步明确:“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委之间的关系, 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1995年的《教育法》和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还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

最后, 直接的诱因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行政管理改革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化, 中央政府部门的机构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部门进行了撤并调整, 政府部门管理经济和企业的职能也发生了政企分开的变化,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也正如李岚清同志所指出[2]96:“1998年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 撤消了9个部门,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部门都没有了, 部门所属的那些高校怎么办?我们就抓住这一机遇, 整体推进了部门所属高校以地方为主共建的改革。”

(二) 不断探索、加强领导与形成共识

早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不久,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 国家教委于1985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天津召开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贯彻《决定》的情况汇报会, 之后又分别于1985年11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福建、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12省的情况汇报会, 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烟台召开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云南、西藏、广西9省区的情况汇报会。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纲要〉实施意见》发布后, 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于1994年在上海、1995年在南昌、1996年在北戴河、1998年在扬州, 召开了4次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2]85。1995年, 国家教委还在在北京召开了“一省一市一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通过总结交流经验, 不断提高各方面的认识, 使这项改革从局部到全局逐步推开, 为在全国进一步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5次座谈会不断统一思想, 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 1994年12月16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学习、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 交流、总结几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情况和经验, 着重讨论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政策和措施。参加会议的有80位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主任、高教局长, 42个部委及工业总会 (总公司) 教育司 (局) 的负责同志, 北京、上海等11个省市主管教育的省 (市) 长, 国家计委等16个部委主管教育的部长 (主任) ,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到会讲话。会后, 国务院办公厅于1995年7月19日, 转发了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995年9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一省一市一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就高校体制改革问题致国家教委领导同志的一封信, 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9月20日, 李岚清副总理听取了试点地区 (部门) 的情况汇报, 对试点地区 (部门) 的改革实施方案及进展情况予以充分肯定, 并希望改革工作持续扎实、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1995年11月10日至12日在南昌召开以“共建”和“合作办学”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 研究和讨论了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 提出了今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1996年8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 交流了近几年, 特别是近一年来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情况和新经验, 研究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讨论了进一步推动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扎实深入开展的相应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闭幕前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做了重要讲话,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会议听取交流并做了总结讲话。1998年1月17日至19日在扬州召开以“合并”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 在总结前段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李岚清同志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 全面部署了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全面推进改革的任务。

扬州会议以后,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从1998年到2000年, 以国务院机构改革为契机, 3年间取得了全面性突破进展。教育部、财政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在各地的配合下对国务院部门所属高校集中进行了3次大的调整, 基本上解决了部门办学体制问题。

(三) 重点工作推进

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围绕着工作目标开展的。根据发展的形势, 提出改革的目标, 重点推动若干专项工作。如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重点推动了中央业务部门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学生收费和资助制度改革、学校内部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进行了高等教育管理权力关系的调整与探索、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调整, 促进了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和民办高等教育发展, 推动了大学合并的工作等。

其中特别重大的综合性工作有:第一、转变政府职能, 促进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第二、扩大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 调整中央业务部门高等学校的隶属关系;第三、提高高等学校的综合发展能力, 推动院校合并工作。

四、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思考

在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之后, 我们需要巩固成果, 深入思考体制的建设与完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常常提及的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更多地是指两级管理体制的确立, 系针对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解决, 目前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上。30年来, 我们在推动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 政府对高校的管理, 手段仍比较直接, 管得还比较细, 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还有待深化。下一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是解决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一) 建立新型的高校与政府关系

第一, 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是专门进行教育的机构, 究其社会职能和服务性质, 属于满足公共利益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 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它们是现代社会中独立存在着的一类社会组织, 如同政府、企业一样, 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和运行规律。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因此党和政府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不再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以上说明在现代社会, 政府和高校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 二者在存在形态和地位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平等性。既然它们都在为公共利益服务, 那么就应该以符合各自规律和运行规则的方式运转, 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践行各自的使命要求。

第二, 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关系。高校与政府间的平等、伙伴关系, 不代表高校发展和管理上的无政府或无序。高等教育已走出象牙塔, 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优先发展教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强国等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办学已不仅仅是处理学校内部的事务, 还涉及与国家、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高等学校需要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但政府也不可能放弃自己应有的责任。因此, 有效的管理应是学校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综合体现, 实现学术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对高校进行契约管理是体现这种要求的一种方式, 即在《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发展战略的框架下, 政府对高校提出目标和要求、批准学校的章程和发展规划, 提供财政及政策支持、进行绩效评估, 高校在宏观框架内实行自主办学。管理的原则是“宏观有序、微观搞活”。

第三, 政府与高校建立新型契约关系的理论依据。现代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成为资本, 大学制度的基础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向学术资本主义。如何保证高校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 仍然保有相应的学术自治成为问题的关键。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给出了相应的理论界说, 新公共管理理论给出了新形式下政府与高校关系的管理模式框架, 而间接费用制度和合同制度则成为应对挑战的具体制度安排。各种理论途殊同归。例如, 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高校, 虽然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的资金, 但需要接受政府的评估, 保证政府目标的实现。

(二) 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推进

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需要与政府建立起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落实高校的自主法人地位, 通过合理规划高等学校的分类定位解决发展的使命方向, 通过建章立制规范权责关系和完善约束机制, 通过目标管理满足政府的要求和实现高校的自治。

第一, 加强对高等学校发展的总体设计和分类指导工作。要通过规划的手段把发展的内驱力引向重特色、质量的内涵发展上来, 通过全国性的总体规划和地区性的定位规划, 促进学校、学科和专业的特色发展与和谐发展。在加强政府宏观统筹的基础上, 促进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提倡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对于高校分类体系, 理论上可按分层、分类的思想设计, 实践中可根据管理体制规划学校使命来操作, 最后构建出一个“层次、类型、使命”三维的模型。即在“教学型学院—研究型大学”框架、“学科性人才培养—应用性人才培养”框架之上, 进一步根据学校的办学使命, 实施“世界的大学、国家的大学和地方的高校”操作性分类推进方案[7]。

第二, 加强高等学校的“建章立制”工作。要通过章程的制定促进高校的依法办学和规范管理工作。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校法人需明晰两种关系:一是办学的外部关系, 即所谓的面向社会和依法办学;二是办学的内部关系, 即所谓的自我管理和约束机制。第一种关系主要由法律明确, 章程承接;第二种关系主要由章程明确, 辅之于具体的规章。因此, 章程“上承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下启学校规章制度”, 是推动和规范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基础, 是处理学校与政府、社会及其内部关系的准则, 是大学在法律框架下行使自治权利的自我规范, 有大学“宪法”之称。我们需要认真总结高校自身的办学经验和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在有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 按一定的程序和准则, 对高校章程的要素、生效程序及其中所体现的法治精神进行探讨和归纳, 并把它们具体规定明确, 使之成为学校管理与接受社会监督的基本依据。

第三, 以契约手段推动高校的依法自主办学。目前, 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 不论外部还是内部, 行政色彩都过于浓厚, 一个真正有利于创新的大学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落实高等学校自主办学, 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宏观管理, 依法实现高等学校的自主法人地位, 完善自我约束机制, 具体可通过高校与其主管部门建立契约关系、实行目标管理而推动这项工作。我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 其实已经局部地实验了这种管理方式。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转变为契约型管理模式, 意味着高校不再是政府的下属机关, 而是相对平等的伙伴关系。在性质上, 政府与高校的契约关系为行政契约, 界于行政行为和私法契约之间, 兼具行政的公务性和契约的合意性。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北京100816)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G]//新的里程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4:74.

[2]李岚清.李岚清教育访谈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3]蔡克勇.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206-209.

[4]纪宝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 2000 (03) .

[5]劳凯声.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2007 (05) .

[6]周远清.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J].求是, 1996 (19) .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篇8

【关键词】军事院校 内部管理体制 内部管理机构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197－02

军事院校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是军事院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军事院校教育目标起着指挥和组织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任务的转变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军事院校逐步发展壮大，军校内部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而随着我军体制编制的发展，军校内部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曲折过程：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军事院校内部管理体制（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体制编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军事院校逐步形成了利于教学、便于管理的内部管理体制。

1950年11月，第一次全军院校会议规定，全军院校的內部管理机构实行“三部一处”制，即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干部管理处。然而，这次院校会议没有明确院校内部结构的设置问题，因此，院校机关调整时，有的设了三个层次，有的设了两个层次。

“三部一处”制，是新中国成立后，军事院校第一次统一实行的院校领导管理体制。它的建立，使各军事院校的内部有了相对齐全的机构及明确的任务分工，为提高军事院校教育的管理工作效能奠定了组织基础。

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学习苏联军事院校建设的经验，对军事院校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将军务工作从校务部划出，成立队列部，直属校首长领导，校务部则改称物质保障部，使“三部一处”变成了“四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物质保障部、队列部和干部管理处。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军事院校内部管理体制（1956－1966年）

50年代中期，军事院校已有相当规模，院校内部领导管理体制也初步建立，但是不够统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军事院校在正规化建设的要求下，逐步统一了院校内部的领导管理体制。

1957年1月，总政治部、训练总监部《关于各学校政教系改归政治部建制的通知》决定将院校政治教育系划归学校政治部管理，同时将负责实施与指导政治教育的机构从训练部建制改归政治部建制。

1957年1月，总参谋部军训部在汉口召开初级院校座谈会。会上对步兵学校体制编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关于步兵学校组织编制的意见》。根据意见提出的原则初级步兵学校统一实行了“三部”体制，即在校首长的领导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及若干学员大队。

1963年，国防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工作条例》。该条例规定：全军院校内部管理机构统一实行“三部”制，即训练部、政治部、院（校）务部。空军学校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至此，全军院校统一了内部管理机构，基本适应了军事院校教育发展的需要。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院校内部管理体制（1966－1976年）

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强调，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权力，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等群众组织，作为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致使军事院校陷入了混乱局面。

四、实现历史性转变时期的军事院校内部管理体制（1976－1989年）

这一时期，全军院校根据中央军委和全军院校会议的精神，按照减少层次、精简非教学人员、充实教学与科研力量的原则，先后4次调整院校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比例，使院校内部编制逐步趋于合理。

1978年3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批转的教育训练委员会《全军院校工作座谈会境况报告》，明确了全军院校的等级权限。

粉碎“四人帮”后，全军院校在继续实行训练部（司令部）、政治部、校务部（院务部或后勤部）三大部和校、系（大队）、队三级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不断对院校机构设置进行完善。

1977年底，对全军院校内部机构进行了如下调整：院校内部机关一般设训练部、政治部、院（校）务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等大军区级院校的部下设“二级”部，兵团级和军级院校的部下设处，师级院校的部下设科。

1980年、1983年和1986年，人民解放军先后3次召开全军院校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全军院校内部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

1985年，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使军队总院额减少到300万，并调整了体制编制，军队各级领导班子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军官职务也改由士兵担任，减少了军官数量。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精简了非教学人员，充实了教学和科研力量，对提高办学效益、促进院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军事院校内部管理体制（1989－1999年）

1992年9月，全军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按照“横宽纵短”的原则，进行了调整改革。将中、初级军事院校机关“三部制”调整为“两部三处制”。即将院校机关设的训练部、政治部、院（校）务部，调整为教务部（处）、政治部、军务处、教保处、总务处。科学研究任务较重的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海、空军和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海、空军指挥学院和军医大学等院校设科研处（部），其他部分中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设科研所（室）。海、空军飞行学院实行“三部一处”制，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务处，院校辖训练团。

六、新世纪新阶段的军事院校内部管理体制（1999年－今）

1999年，院校进行了新一轮调整，构建了新型院校体系，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恢复了“三部”制，即训练部、政治部、院（校）务部，科研任务较重的部分院校还设立了科研部，综合大学实行校、院两级办学模式，部分综合性院校实行了“分院制”。

参考文献

1 袁伟、张卓.中国军校发展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

2 苏士甲、唐景海.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3 于清吉.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院校教育发展史（总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4 王海洋、黄劲松.新世纪新阶段军队院校改革与发展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