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精选7篇）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我们倡导：转变观念和思路，加强引导，树立绿色低碳发展观。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部门要从政策层面上
支持和引导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引导、支持社会树立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理念。以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实践和探索为起点，寻求适合国情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为遏止气候变化不断恶化的势头，积极采取自主行动，从多种环节入手，节能减排降耗，减轻环境灾害，切实履行量化减排义务
我们希望：加强科技创新，提倡低碳生活，建设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全球企业应负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对资源环境压力。以已开展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榜样，寻求经济发展新模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加大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加快节能环保和装备的推广应用，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推行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绿色GDP核算等研究，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生活消费模式
我们期待：开展低碳技术国际交流，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国际合作。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进而推动企业合作，有序推进低碳生态产业转移，促进低碳和生态经济在全球的合理分布和共同发展。积极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探索清洁发展机制，推动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形成，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碳定价权 我们努力：推广发展低碳绿色金融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投融资途径，不断探索创新投融资机制，将减排降碳纳入金融体系的服务范畴，制定和完善符合国情的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经济激励措施，利用碳金融体系的支撑使碳减排获得持续不断的融资，从碳减排权中提高能效及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努力争取全球低碳经济竞争的主动权
当前分享经济的实践与理论中, 有一奇异偏向。其表现是, 只强调“闲置资源利用”这一含义, 而对“使用而非拥有”这一本义闪烁其辞。这不是偶然的。同是利用 (使用) , 闲置资源利用主要涉及资源配置;而“使用而非拥有”可能涉及利益分配。二者分别正好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包括制度经济学) 的重心, 前者的切入点是客体, 后者的切入点是主体。本文着重探讨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即它对主体利益的影响, 进一步推论, 按照共享发展理念发展分享经济, 对中国 (而不是美国) 实现利益包容应有什么样的政策指向。
一、分享经济议题设置的问题意识
经济学的问题意识, 按其侧重重心的不同, 可以分为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两类。前者可称为斯密问题, 后者可称为李嘉图问题。以斯密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以李嘉图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政治经济学 (包括新、旧制度经济学) 。对分享经济来说, 闲置资源利用, 主要是一个斯密问题 (配置问题, 即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 , 最关心的是资源如何能够实现最优配置;使用而非拥有, 主要是一个李嘉图问题 (利益问题, 即主体与主体关系问题) , 最关心的则可能是谁能从分享中得到最大利益。
从利益关系角度认识分享经济, 首先应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即李嘉图问题。李嘉图认为, 利益分配是政治经济学 (区别于斯密) 的核心问题。劳动价值论在其古典含义中, 含有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价值, 而不是资源配置决定价值的意味。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 (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 甚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 无论左右, 在这一点上都相对一致。例如, 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 从根上否定效用函数这一概念。理由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样, 都在诟病效用函数表现不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往轻里说叫利益博弈, 往重里说叫阶级斗争) 。因为效用最大化, 没指明生产方中哪个要素主体获得利益多, 哪个获得利益少。分享, 表面上是资源分配, 背后却是利益分享。
对利益的改变, 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的说法, 遇到实际问题,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甚至上层建筑, 都会出现不适。比如, 对专车治理来说, 有政府部门可能就会认为, 只有顺风车才算分享, 而约租车因为有利益回报因此不算分享。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提出的, 而是因现实问题引起的, 与具体规制对应的制度经济学利益理论就还没讲通。再比如, 按大陆法系的物权法, “使用而非拥有”不能成立, 因为资源归属于我, 利用还是不利用 (甚至浪费) , 拥有者具有随意支配权 (滥用权) , 滥用资源并不违法。分享经济虽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但于法无依。等等。可见, 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为了学究兴趣, 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二、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
(一) 分享经济的价值论
1. 对应“按使用收费”的使用价值
利益的基础是价值, 因此利益理论的起点应是价值论。“使用而非拥有”在价值上对应的是什么?“使用而非拥有”直接的意思是转移使用权 (accese) , 而不转移拥有权 (ownership) 。可以认为, 拥有对应的是 (交换) 价值, 使用对应的是使用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正好是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二重性。只有政治经济学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 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区分二者。但在政治经济学中, 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价格是同一个价格。
从这里开始, 分享经济就不一样了。因为“使用而非拥有”对应的技术和经济现象都把价值与使用价值分开了。在技术上, 云计算模式讲软件即服务 (Saa S) 时, 不是按软件的价值收费, 而是按使用收费, 即按使用价值收费。在经济上, 云服务模式, 讲产品免费, 服务收费。服务也是指使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我认为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工业生产力与信息生产力最大的不同在于, 工业生产力下的产品在使用上, 不可复制 (指不可非排他性使用、非竞争性使用) ;信息生产力下的产品在使用上, 可以复制 (技术上可以非排他性使用、非竞争性使用) 。在工业生产力条件下, 实物资产只能使用一次 (如实体房子) , 如果出让使用权, 只能收一次租金;在信息生产力条件下, 无形资产 (如苹果、百度的开发工具) , 可以让无数人同时反复使用, 可以从不同使用者 (如APP开发者) 那里收取租金。租金就是使用费, 如果在同一时空条件下, 租金只能收一次, 价值的现期收益与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是对等的;如果租金可以反复收, 价值的现期收益与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就不再对等, 反复使用这种意义上的分享, 就会带来大于价值的现期收益。因此, 分享的价值论与不分享的价值论就产生了不同。
可以这样理解其中的机理。与拥有对应的价值, 是一系列使用权利束的总和。比如, 一幢房子使用期限是70年, 假设总收益是70年租金的总和。每一年的租金 (使用费) , 我们称为一个使用权利束, 房子拥有权的收益就等于70个使用权利束的收益。但在分享经济下不是这样算的。使用权利束是可伸缩的。比如, 阿里巴巴的虚拟商铺与柜台, 有多少人使用它, 就有多少使用权利束。但这个权利束集合, 不是一个定数。可以是70万人使用、700万人使用, 也可以是7000万人使用, 使用的权利束是可伸缩的。相当于70年产权的房子, 使用的当期收益, 可以乘70万、700万、7000万倍不等。这意味着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 由于非排他性的复制, 而变得与价值的总收益不再对称。
2. “按使用收费”对应体验
在政治经济学中, 价值对应抽象劳动, 使用价值对应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如果使用由于复制而具有非排他性, 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 就不再与价值的总收益对称。
具体劳动, 在分享经济中, 对应的是APP们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化劳动, 这种劳动创造的效用, 在于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这部分对应的价值, 可以是一种相对于交换价值的溢价。交换价值 (如P=MC) 与其溢价 (AC-MC) , 不同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 是创造性具体劳动的结果。
分享经济可能使劳动者除了提供对应 (无创造力的) 劳动力的具体劳动外, 还可能提供对应 (有创造力的) 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劳动者创造性的发挥, 为在利益上分成打下基础。
3. 分享使用的价值论
当把分享使用资源这一客体角度转向主体角度后, 我们会发现, 分享经济将来带来的最大改变, 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到更高的具体劳动 (俗称创新) 的演进。
借助创新, 分享经济中会出现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的否定之否定。在定量上, 就表现为差异化服务带来的溢价。例如, 在APP中, 对生产资料的多次复用、多元化使用, 带来创造性价值的发挥。
(二) 分享经济的产权论
政治经济学研究利益的进一步的框架是权利框架。例如, 制度经济学可以认为是为权利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大杂烩。
1. 所有权内核二分
把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种从商品客体角度归纳的二元特征, 转化为权利的二重性, 就是归属权与利用权二重性。“使用而非拥有”中的拥有, 对应的是支配权 (Ownership, 归属权) ;使用对应的是使用权 (Accese, 利用权) 。
工业时代的产权论, 往往把拥有权 (支配权) 与使用权合并为一个权利, 通称为所有权 (常常把支配权称为所有权) 。有的理论把使用权当作拥有权的一个子集, 我们应认识到, 这里没有明言的一个预设前提, 是二种权利的当期收益对称。使用权的问题, 被当作租赁权的问题。
刚才讲过, 在分享经济中, 拥有的当期收益 (不分享, 只供自己使用一次) 与使用的当期收益, 是不对称的。与传统租赁权相比, 按使用收费出现了分化, 一次性使用 (排他性使用) , 是按使用收费, 其特点是不管使用效果如何, 都要向拥有者付使用费 (例如向小贩租实体的房子, 不管小贩赚不赚钱, 都要收租) ;而复用式使用 (非排他性使用, 如网商使用阿里平台, 不影响其他网商同时使用) , 将可以发展为按使用效果收费 (例如, 苹果对APP的策略是, 不赚钱的不收租金, 赚钱的才收租金) 。后者的不同在于, 相当于小贩租住后, 视其效果 (是否赚钱) 来决定是否收取使用费。
2. 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逆转。
如果说, 协同消费意义上的分享经济, 还只是交换关系;那么, 像苹果、阿里巴巴这类分享平台、工具等生产资料 (而非闲置资源) 的分享经济, 就应深入到生产关系, 特别是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关系来看待了。
在传统经济中,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资本专用性决定了生产资料只能在产权主体内部使用, 而分享经济由于生产资料 (如开发工具) 可以非排他性使用, 因此生产资料可以分享给不同的产权主体使用。例如APP开发者与苹果公司不是同一个产权主体, 但可以分享使用苹果公司的平台与开发工具。
资本可复制, 从利益关系看, 会导致资本稀缺性的流失, 导致资本及其主义的地位下降。《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预言, “到2050年, 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敌对势力’所致”, 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架构”中存在的矛盾, “加速了它的灭亡”。
资本可复制, 从经济角度讲, 首先是其具有同质性、通用性, 适合各个不同的APP劳动者使用。但劳动却难以复制。因为更高的具体劳动 (创新) , 在一对一条件下, 复制它并没有多大意义。一对一的劳动复制起来缺乏意义, 这就好比, 孩子出于习惯, 喜欢吃母亲做的菜, 复制这位母亲的菜, 并不能使吃惯自家菜的别人家孩子认同同样的口味。
资本可复制, 而劳动不可复制, 从长远看, 将导致二者地位的此消彼长。以物质资本投资为导向的经济, 不仅仅是由于生产过剩而使资本陷入流动性陷阱, 更会因为稀缺性的流失而雪上加霜。新兴的知识经济也不仅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成为新的方向, 更是由于知识与劳动的结合, 形成更贴近消费者的个人知识, 而在个性化时代成为财富权力的主要来源。
3. 分享经济将导致分成制:在一次分配中实现风险与收益共担的公平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 拥有者与使用者一般是雇佣关系, 使用者只是拿工资的劳动力。但分享经济中的拥有者与使用者是分成关系。使用者在拿到相当于工资的劳动力报酬之外, 还可以获得对应剩余的分成。例如, 苹果商店模式中, 劳资分成比例中七三分成, APP开发者得大头。
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使用者, 之所以在一次分配中就可以参与分成, 对分享经济来说, 有两种情况。
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 包括私有制下的分享经济;公有制下的分享经济。共同特点是就分配谈分配。威茨曼的分成制, 仅适用于滞胀条件下, 一旦经济复苏, 资本重新变得稀缺, 分成就不再具有条件。除本分成制虽然符合共享发展理念, 但其分成缺乏先进生产力和创新作为基础, 因此容易流于空想。
二是当前互联网条件下的分享经济中的分成。它的分成不是从分配角度, 而直接是从生产角度提出的。分成是因为拥有者提供平台, 使用者提供创造性劳动 (利用人力资本提供增值应用服务) , 二者都具有资本的地位而形成的。我过去提出的知本家, 就是指具有知识“资本”的劳动者。在互联网分享经济中, 一线劳动者比拥有者更接近顾客, 在利润和溢价中形成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 其具有的个人知识成为分成的现实基础。
产权的拥有与使用二分, 非常适合高风险、高收益条件下的拥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因为产权的拥有方一旦分享生产资料的使用权, 在平台与应用分离的新业态下, 可以同使用者谈判分担风险与收益。这也是分成得以成立的条件。
三、分享经济的政策指向
分享经济从闲置资产利用角度, 可以导出对绿色发展、协调发展, 以至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支持, 但这不是侧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本文分析重点。我们重点从利益角度, 分析一下分享经济的政策指向。
(一) 分享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理念
发展分享经济不仅仅有利于资源节约, 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有利于促进共享发展。分享有别于共享, 在于分享不是一种慈善行为, 而是一种商业行为。认为只有不以赢利为目的才算分享经济, 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以租代买的分享经济, 按使用效果收费的租, 毕竟也是商业性的。但是, 同传统商业不同, 分享经济必须以共享资源为手段, 因此它客观上与共享发展具有相同的方向。
(二) 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先富与共富的统一
第一, 分享经济通过平台免费和增值收费,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结合起来。虽然分享经济提供类似普遍服务的功能, 如免费提供生产资料、开发工具等, 主观上不是为了公益, 而是为了赚钱, 但毕竟在客观上为劳动者提供了共同富裕的机会。或者说, 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在于, 它必须以提供共同富裕的条件, 作为自己获益的条件, 这在很大程度上, 已优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模式。
第二, 分享经济强调“使用而非拥有”, 不必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 (即非要问谁拥有) , 而把重点放在谁能实际利用资产, 非常符合中国特色实践。中国古代的租佃分成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 都是“使用而非拥有”的典范, 互联网使中国古代和当代的“使用而非拥有”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 有利于先富与后富矛盾的统一。
第三, 应当引导国有企业以提高知识资产占比, 推动生产资料分享使用, 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分散经营风险为切入点, 实现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的结合, 在高风险高收益条件下实现保值增值。在这一点上, 实行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分类管理的中央企业, 实在应向实践分享经济的企业好好学习。
(三) 发展分享经济有助于双创和中国梦的实现
第一,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 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通过生产资料 (知识工具或闲置资产) 分享, 使更多的人获得分享重资产, 从而参与轻资产运作的机会, 大大提高创业和创新的节奏和频率。
第二, 有利于经济包容。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有利于增加经济的包容性。促进机会公平、社会流动。特别是分享机会有利于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 大大减轻了国家二次分配的负担。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 中国社会加速走向城市化, 公民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协同共享可以极大缩小收入差距, 有利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地发展。
第三, 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一方面, 分享经济中, 拥有者与使用者是分成关系, 劳动者通过分成, 改变了劳动力单纯获取工资的地位, 加入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中来;另一方面, 劳动者作为使用者, 分成靠的是创造性劳动而不是转移支付、二次分配, 更有利于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的养成, 有助于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本文丝毫不涉及分享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 不代表这个方面不重要。只是想以此说明, 现在许多流行的分享经济说法, 是有偏的。发展分享经济, 也可以从共享发展理念这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合在一起, 才更加全面。
"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理念, 有利于先富与共富的统一, 有助于双创和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所谓经济，实质就是生产与交换活动的货币化，货币也就成为经济活动的唯一可比计量方式，同时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具有强烈的反身性。
回首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合适的货币政策，从而促使经济结构转型，释放生产力，才有了我们的黄金三十年。
货币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影响主要在于两方面途径，第一个途径是生产要素的货币化，使各项生产要素都被纳入到市场经济中，具备了基本的可交换条件，从而释放活力。第二个途径是货币释放本身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关于第一个途径，案例则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这实质上也是生产要素的货币化过程，如家庭联产承包是即是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国企改革既是国有产权的货币化等等。
货币影响经济的第二个途径，最明显的则是过去十年超额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对于过去十年，我们基本形成共识的是这是超额货币的时代，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GDP增速持续保持在两位数，同时由于价格管制的配合，使得我国呈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优质发展。同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在98年确立了房地产的经济支柱地位，放松价格管制，实行地产行业的货币化，配合其他利好政策，吸引巨量货币流入地产领域，促成了地产行业的繁荣，一方面真正发挥了经济支柱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地产跑赢M2的历史现象，从这一角度看，这实际上M2跑赢M2而已。直白点说，货币流向哪里，哪里才有可能跑赢货币本身。
综上，从历史经验看，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推动甚至主导作用。但副作用同样明显，如出口主导型经济导致的被动超发货币与我们的主动超发货币相结合，致使我国目前M2存量达65万亿左右，与GDP比率接近200%，形成巨大的堰塞湖，民生因素也促使地产行业不再适合担当经济支柱角色，经济结构转型势在必行。
那么我们依然沿用上述逻辑，用货币语言讨论一下经济结构转型的含义。
首先，从第一个途径看，目前我们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实质是货币作用发挥机制的转型，由货币的外生作用为主转向货币的内生作用为主。过去十年我们以超额货币促成高速GDP，目的是把蛋糕做大，这是货币的外生性作用。而当这一手段面临瓶颈时，则需转型为发挥货币内生作用为主，既是在货币量保持平稳（至少增速弱于以往）前提下，分配蛋糕为主。之前的经济逻辑是把生产要素货币化，追求总量与速度，而以后的逻辑则是更加注重货币化后的生产要素间的合理分配，更追求质量与公平。这个逻辑所引申出来的，则是优化一次分配的需求，这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一环，也是后工业化时期向群众消费时代前进的必由之路。而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又艰难的。
其次，从货币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影响的第二个途径看，有两种可能的改善途径。一是货币化的主体转换，原来由政府财政为主体向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转换。财政为主体具体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等，其长期的强势促使投资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驾马车。而面临政府负债能力的限制，再持续走下去则力不从心，因此货币化主体转向民间资本似乎符合逻辑，但历史的因素，将会使这一过程漫长而又艰难。
二是寻找地产行业的替代，重新扶植新行业或新的增长点，一方面大量吸收超额货币，一方面形成新的支柱产业。目前的七大新兴产业应属此类。但与地产行业的不同在于，当初地产行业是稀缺的货币化地带，货币流向渠道单一，流向地产行业是应有之义。而现在货币渠道逐渐多样化，各行业之间相互替代、相互挤压，甚至实体经济成本太高，还可以进入虚拟经济，如金融市场。因此重新扶植一个支柱产业难度相当之高，也决定了，这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此，要寻找一个M2超越M2的途径，其难易不可同日而语。
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联系与沟通的陆上通道。现在，丝绸之路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经济、贸易、货币的联系将为安全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与中亚国家从勘界到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现在到了一个丰富安全内涵的时刻了，应将经济合作导入安全合作的框架之中。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际，经济增长也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和失业高企，往往会给国内稳定造成冲击，进而引起地区不安。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提振各国经济发展，为地区安全提供“内生动力”。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了新一轮外访之旅，除了G20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两大多边国际会议之外，还要访问中亚四国。这也是习近平上任之后对中亚展开的首次正式访问。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这既是中国与中亚关系的深化，也是夯实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地缘政治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无疑为欧亚大陆腹地的多边安全与经济合作，提供一个更加宽广的空间。
环视中国周边，中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安全是最好的。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中国实施大周边外交的基础和起点。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绝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非对称性”日渐凸显，如何消除周边国家的猜忌或者焦虑，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核心议题。习近平既阐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同时也给中亚国家一颗定心丸，除此之外也为中俄关系发展增加一份承诺。中亚国家自19世纪中后期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而成为俄罗斯和苏联的一部分，苏联崩溃之后，中亚国家并非情愿地独立，独立后的各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密，在上海合作组织为重构欧亚大陆东段的国际安全秩序，提供了一个平台。中俄两国是上合组织中的两大国，“不经营势力范围”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承诺。
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联系与沟通的陆上通道。现在，丝绸之路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经济、贸易、货币的联系将为安全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中亚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处于欧亚大陆的腹地，这一地区具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对于中国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与中亚国家从勘界到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现在到了一个丰富安全内涵的时刻了，应将经济合作导入安全合作的框架之中。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之际，经济增长也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和失业高企，往往会给国内稳定造成冲击，进而引起地区不安。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提振各国经济发展，为地区安全提供“内生动力”。
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实现“五通”，即经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油气资源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习近平访问期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年增供2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购销协议。能源合作为货币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与俄罗斯在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方面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一经验可以扩大到中亚地区，既可以节省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又可以在欧亚大陆建立以本币为主体的货币圈。
中亚地区局势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冲击，即美国在2014年会从阿富汗撤军，如何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对上合组织是一个考验。对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而言，除了安全部队的训练之外，经济增长是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关系到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是维持国内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关系，整合了一个庞大的地区市场，而上合组织需要一个类似自贸区性质的制度设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可以弥补上合组织的这一短板。
丝绸之路经济带于中国而言，也是西部地区建设的重要一环，西部大开发不仅需要国内政策倾斜、财政转移，也需要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中亚地区无疑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以回旋的空间。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与中亚的发展密切相关，无论从国内经济发展还是安全稳定，丝绸之路经济带都有着巨大的安全收益。
在习近平出访中亚四国之际，李克强在中国与东盟博览会上提出中国与东盟将进入“钻石十年”，上合组织是多边安全合作的基石，而自贸区提供了牢固的市场纽带，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将二者合二为一。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需要联姻，安全与市场需要携手共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西部大开发“升级版”
核心提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各国要共同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部署全球战略格局脉络。丝路经济带的战略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战略，也是中美大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凤凰卫视9月12日《石评大财经》，以下为文字实录：
目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参加了G20峰会，同时也在进行他的中亚四国访问。
黄橙子：没错，他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也提出各国要共同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石先生，您对这个新的外交行动怎么来看？
石齐平：看来我们习李时代上来以后外交活动非常活跃。访问的国家有近、有远、有大、有小、有发展中、有开发中，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多层次，多目标的外交布局。
黄橙子：是的那怎么来看有什么脉络呢
石齐平：如果你把它放在新世纪中国全球战略布局里面看大概可以看到有三个基本的脉络，第一个脉络就是我上个礼拜曾经讲的。在地缘战略上中国基本的布局有四个重点，北和、南抚、西联跟东出。
万俊：那么这个战略大格局是比较清楚的了，那么第二条脉络是什么呢？
石齐平：第二条脉络你可以看到，北和问题基本上没有，东出将来就出第一岛链，重点现在放在这两个，南抚的话，中国和东盟关系10+1，现在搞得越来越希望好，所以将来我觉得西联可能是比照10+1，变成5+1，往自由贸易区方向去发展，这是第二个。
黄橙子：第三个脉络呢？
石齐平：第三个跟中国自己有关，我们都知道中国这十几年搞西部大开发，但是我一在指出西部大开发最好不要一个封闭的思维，以阿拉山口为界，应该要出去要往西，要往外，所以现在习近平提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上就是西部大开发，往外走了。应该说就是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
万俊：那么丝路经济带的战略应该说对中国，还是对中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战略，石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中亚：石齐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还得放在一个大时空的角度来看，所谓大时空就是时间的观念，空间的观念，还有形势的变化。就时间的观念来讲我们首先看看，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汉朝到唐朝丝绸之路非常的兴盛的，可是后来元朝、宋朝有海上航运出来了，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以后，基本上陆上丝路就走上末路了，这一末路一沉寂就是500、600年，可是现在几十年你看到航空、高速铁路统统出来了，所以中亚又加入到一个新的复兴的契机。
万俊：这是时间方面，那空间方面？
石齐平：空间方面我们都知道，欧亚大陆是世界岛，世界岛的核心就是中亚，中亚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过去大家都要抢阿富汗，英国也打过，俄罗斯打过，美国也打过。后来现在争中亚，中亚1991年阶地之后美国就进去了，对中国来讲是芒刺在背，所以中国最近十几年就搞上海合作组织西部大开发。所以我们刚刚讲丝绸之路，基本上经济带就是这条路在继续地延伸，往升级版走。
黄橙子：那您说时间、空间之外还有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
石齐平：第三个角度就是我们最近也经常提到的，中国的国事在不断上升，美国停滞，甚至于在下降，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美博弈是全方位的，在国际组织里面博弈的很激烈，在金融上我搞量化宽松，我搞人民币国际化，在经济上我搞TPP，中国搞RCEP，在太空上美国搞GPS，中国搞北斗，在地缘战略上面，美国要封住你第一导联，第二导联，中国要出第一岛链，出第二岛链，出印度洋，出太平洋，然后从海到陆。所以看到中美大博弈几乎全方位，包括中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实也是中美大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万俊：那既然丝路经济带这么重要，您能不能分析一下它具备哪些条件，或者是优势，或者不足呢？
石齐平：这个问题我们广告之后进一步分解。
《石评大财经》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石齐平
首播时间：(周四)19:20—19:55
重播时间：(周五)06:00—06:35 11:25—12:00
一、什么是学校发展计划
学校发展计划是在学校层次、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广泛征求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师生的意见，由学校自主制定的关于学校未来发展的计划，包括学校未来三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每一年的行动计划。
学校发展计划是一个立足于学校发展，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发展、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为目的的综合性计划，是一种先进的学校管理理念和工具。它主要反映一个学校在未来三年内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发展途径，涉及到学校发展所需资源以及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如与学科能力、人格陶冶、学校管理有关的问题和需求等。
股权溢价是金融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理论近二十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以消费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假设代表性投资者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投资者跨期转移消费的边际效用权衡能对每一种风险资产进行均衡定价。如果代表性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常相对风险规避系数(CRRA)效用函数，那么风险资产的溢价可以由消费增长率的波动率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乘积来进行预测(Cochrane, 2005)。但是，Mehra和Prescott (1985)对美国1889—1978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股票的平均年收益率为6.98%，而同期无风险证券(国库券)的年平均收益率却只有0.8%，股票的超额报酬达到6.18%。
一、股权溢价之谜的经济含义
尽管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对股权溢价之谜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人关注股权溢价之谜对资源配置、经济福利和经济政策的影响(Grant和Quiggin, 2004)。股权溢价之谜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股权溢价之谜代表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何如此特别“厌恶”股票风险，正如Atkeson和Phelna (1994)所言，如果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将永远不知道人们为了预测经济增长需要花多大的成本。股权溢价意味着系统风险的价格比有效市场上以理性、最优化为基础模型的预测值要高得多，因此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也比标准的CCAPM所预测的数值大得多(Campell和Cochrane, 1995)。股权溢价之谜在资源配置、经济福利、政策影响和投资决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
1. 股权溢价之谜与资源配置
股权溢价之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风险的经济成本过高、个体投资决策会发生改变和公司决策的短视主义盛行。股权溢价之谜意味着股本的风险报酬较高，因此，如果资产价格反映的是代表性投资者的偏好，那么系统风险的经济成本也就相应较高，经济波动就会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系统风险的降低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Campell和Cochrane, 1995), Atkeson和Phelan (1994)。如果债券的实际利率为1%，股票的预期收益为7%，那么存在6%的股权溢价，此时的股票价值只有零风险投资组合(预期收益率仍然为7%)价值的1/4。由于股票价值来源于公司将来的利润，因此公司利润所对应的风险成本为公司总价值的3/4 (Grant和Quiggin, 2005)。
股权溢价之谜对个体投资决策也有着重要影响，股权溢价的存在意味着股票的长期收益高于债券的收益，那么投资者将投资在债券或其他资产上的财富转而投资到股票市场上，可以在承担较小或无风险的情况下获得较高的收益。Glassman和Hassett (1999)指出，如果能修正投资者关于股权溢价的认识，可以将更多的投资吸引到股票市场上，那么这可以使股票的市值翻4倍，使Dow Jones指数从9 000点涨到36 000点。
另外，股权溢价之谜的存在容易导致公司决策的短视主义(short-termism)盛行。股权溢价越大表明市场的风险价格越高，企业在项目投资决策分析中所用到的“回收期”越短，就越注重企业在短期内的投资收益。企业将趋于注重短期内的表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甚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2. 股权溢价之谜与经济福利
股权溢价之谜对作为基础福利事业的社会保险具有重要影响。由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社保基金同社会保险的资金需求缺口在不断增大，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养老保险的税率，另外一种是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益。从国外的经验看，克林顿政府建议的社保基金分散化投资和布什政府允许个人开立账户自主投资作为社保贡献(contribution)的一部分都是为提高社保基金收益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部分)资产投资于股票的养老基金而言，股权溢价就显得尤其重要。根据养老基金缴纳计划的规定，个体储蓄者在退休时获得“一笔资金”，她通常会将这笔资金(所有或一部分)投资到年金上去。“这笔资金”的股票部分对股票的平均收益极其敏感。例如，就美国而言，假设年R軍g=6.7%(股票年平均收益)，0时刻100美元投资在三十年后增值为100 (1.067) 30=700美元，如果平均股票收益低一个标准差(即年R軍g=4.7%)，那么100美元的初始投资在30年后只能增值到400美元。这些都是实际收益，因此更高的股票收益使财富增值到7倍，而更低的收益只能使财富增值到4倍。需要强调的是，Grant和Quiggin所说的益处并不在于股票高的期望收益(虽然股权溢价确实意味着较高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下，能够提高期望福利(Grant和Quiggin, 2002)。
另外，社保基金作为公共资产投资还会带来综合的福利效益。如果股权溢价和无风险利率之谜源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那么卖出债券并购入股票可能会有提高债券收益和降低股票收益的效果：以卖出债券的方式来增加对股票的消费融资，将会提高股票对于债券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股权溢价(Grant和Quiggin, 2002)。这也就意味着风险的经济成本，企业的投资行为等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社会经济福利趋于增加。
3. 股权溢价之谜与公共及私人投资
无论对公共部门还是私人而言，投资可行性分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是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利率进行折现，而这在历史上曾经一度引起争论。在包括有效金融市场在内的标准CCAPM假设下，Arrow和Lind (1970)认为，由于公共部门有能力将风险分散化，公共项目的最优折现率应该接近于无风险利率，而Hirshleifer (1964)认为，用无风险利率进行折现将会错误地将私人投资放在比公共投资更优的位置上。Grant和Quiggin (2003) 则在一定的假设下进行了折中。
对公司而言，计算权益资本成本的关键工具是股权溢价(用公司的β进行调整)的前瞻性度量指标。英国和美国历史上的股权溢价每年高达7%(算术平均)，β的值为1，平均实际年利率为3%(比方说)，这就导致了公司权益资本的(实际)成本为每年10%。这可能是公司决策的最低预期资本回收率(hurdle rate)(即投资项目的内部收益率每年必须高于10%)。但是，如果前瞻的股票收益低于10%，那么公司很明显会降低这一最低预期资本回收率，否则增值型投资项目可能被否决。如果CCAPM成立，公共项目的适当折现率应大致等于无风险利率，并且等于具有相似风险特征的私人项目的折现率。但股权溢价本身就意味着CCAPM并不成立(Grant和Quiggin, 2005)。
二、股权溢价之谜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股权溢价之谜意味着系统风险的经济成本很高，经济波动或经济衰退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福利的巨大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就显得非常重要。就当前而言，如何避免股市的大起大落、如何实现股市的平稳运行就成为了政府决策的重中之重。
第二，股权溢价之谜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企业投资的短视主义，这对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国民经济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如何安排适当的制度或经济政策来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变得十分有意义。
第三，股权溢价之谜对中国的社保基金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由于中国社保机制建立时间短、底子薄，面临资金缺口大、水平低的问题，提高社保基金收益水平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变得非常有现实意义。从股权溢价之谜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承担较小风险的情况下将部分社保基金分散投资到股市无疑能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另外，作为公共资产的社保基金进入股市还能带来一些综合的福利效益：降低股权溢价(自然也就降低风险的经济成本，改善投资短视主义等)，提高福利水平。此外，股权溢价的高低对社保基金在债券和权益资产上配置比例的影响也很大。
摘要：股权溢价之谜自被提出来起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是金融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理论近二十年来的热门话题, 中国对此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对股权溢价之谜的经济含义进行了详细分析, 对中国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股权溢价之谜,无风险利率之谜,CCAPM
参考文献
[1]Cochrane J., 2005, “Asset Pric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Grant, S.and J.Quiggin, (2002) , “The risk premium for equity:implications for Clinton’s propose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 (5) , 110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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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性；政策；警示
前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逐渐突破了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為了顺应这一潮流，陆续实行金融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出于发展本国的经济，也共同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况会促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过程中，也会加大全球经济的运行风险，引发金融危机，并加剧金融危机的传染性。
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
（一）金融危机的概念、特征及相关理论
金融危机主要指金融资产、机构或者市场的危机，主要表现在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的倒闭等，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等等，特别在近几年金融危机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金融危机的具有三大特征：金融状况的恶化；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金融恶化就是全部或者大部分金融领域的恶化，波及范围广；没有预兆，具有突发性，而且是短暂、急剧的恶化等特征。
（二）金融危机的发展特征
虽然国际市场的开放能够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的发展，但是，与基于共存的是风险，比较典型的几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通过对金融危机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其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
在20世纪发生的金融危机频率与规模都是之前所没有的，特别是在进入21 世纪之后，金融危机的趋势也没有减弱的趋势，甚至是更加明显。
（2）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传染性效应增强，速度快，波及全球
随着科学技术、互联网以及媒体传播方式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主要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到来时，影响的范围更加广泛，同样影响程度也相对更深。
（3）金融危机的危害性不断加剧
金融危机在近年出现频繁，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打击很大，导致该国的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对于社会的稳定具有消极作用，甚至出现政权更迭，给当事国的社会、政治等方面带来了消极影响。
（三）金融危机的理论
金融领域的稳定需要靠四个方面来均衡：货币供求、资金借贷、资本市场、国际收支，一旦这四个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势必会引起金融危机。
（1）货币危机理论
一部分国家对汇率制或固定汇率特别注意，一旦国内金融出现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汇率没有随之改变，那么就会导致本国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化。势必会对本国的货币造成冲击，出现大幅度贬值的现象，甚至是通过其他手段提高利率，导致本国的固定汇率发生变化，最终被迫变更汇率的政策，货币危机理论发展的较早，相对比较成熟。
（2）银行业危机
银行危机实质是银行体系出现了危机，危机一般都是从银行内部开始的，比如：不良放贷等，最终导致银行机构承受巨大损失，无奈破产，与此同时，不追究本国的贷款，另外，政府发挥作用解决危机，银行与金融体系存在直接联系，所以，银行一旦出现危机定会一项金融体系，从而引起金融危机[1]。
（3）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主要是本国经济在发展繁荣时期大量借债，而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期，还不上所借的债务，负债金额庞大，最终导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
（4）系统金融危机
系统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但是由于政策和市场各方面的监管不利，导致不稳定因素不断发展，于是出现恶性连锁反应，造成金融市场异常混乱，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系统金融危机的出现很可能就是由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等的进一步恶化所产生的，因此，系统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上述三种危机相互作用的结果，促使危机出现系统性危害，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
（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概念
自从上个世纪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不仅仅对本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定的危害，因此，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深入研究。
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染主要是指接触性传染，就是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后，由于与该国的经济和金融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促使局部和全球性的冲击以至波及各个国家，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是将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等作为基础的，以至于发生金融危机跨国作用的过程。
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和扩散，并且造成许多国家共同陷入金融危机之中，这其中包括金融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直接传染，也包括金融关系不密切的国家的间接传染，这种间接传染很可能是由于冲击导致的“季风效应”，也有可能是“传染效应”，即由于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所以，当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时，很多国家也同时深陷其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特征
（1）具有迅速而广泛的传染性
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正因如此，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就奠定了金融危机传染的主体，而且其波及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欧洲货币体系发生危机之时，导致英国的英镑大幅度贬值，并在一段时间内不参与欧洲货币金融体系，不仅仅是英国，其他欧洲国家也随着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宣布放弃与美元有关系的汇率制，而同时，泰国的金融危机也扩散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这次危机影响的范围特别广泛，进而冲击了韩国、日本等国，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造成了全球的股市崩盘，而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全球股市更是暴跌，以至在今后的两年当中，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都陷入困境，一蹶不振[2]。
（2）传染途径的多样性和机制的复杂性
在国家之间紧密联系的前提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方式有很多，比如：贸易传染、金融传染等，而各个传染方式还可以进行细化，银行之间的借贷等途径。由于金融危机传染方式的多样性，导致金融危机也是通过不同途径进行传播的，同时，各种途径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提高了研究和预防的难度。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
（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国际上典型的金融危机，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等，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特点相对突出。
直接原因：美国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积极实行低利率政策，由于许多国家与美国都存在金融联系，因此，这种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以及全球资金过剩，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奠定了资金基础，而后，美国又根据实际情况，迅速提升基金基准利率，却打破了繁荣景象，造成房价下跌，而将房地产作为基础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引发次贷危机；美国一直过度借贷，超前消费的发展模式无法继续，美元作为全球性的货币，能够利用这种优势换取全球资源，因此，美国就大肆的举债消费，而这种长期举债消费的情况，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缺乏监管的过度金融创新，在20世纪30 年代经历过世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美国积极建立了市场监管体系与准则，并有效的管理市场行为，市场环境发展良好，但在1999年之后，美国放松了风险管控，使得市场交易信息不透明，这种现象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控，使市场竞争恶化，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和扩大，最终导致危机爆发，进而向全球扩散。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不同于传统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等，他是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过度创新，风险被放大的结果。美国这样的大国出现金融危机，传染范围广泛而且程度深远：全球股票市场的传染与效应，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特别是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对全球股票的冲击力度十分巨大，且影响剧烈；如今的经济环境是将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都融入进来并构成一个整体，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由于美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相对比较安全的投资环境，故，大部分国家购买美国债券或者将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美国市场。美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当中就拥有众多参与者，于是，美国CDO市场的崩溃，直接影响了参与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美国是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强国，对外贸易自然是持续逆差，由于美国人民的价值观的不同，国内居民消费一般都是以来进口，所以，但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美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度缩水，信用以及居民消费支出等都跟随缩减，因此，与美国存在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势必会受到牵连。
四、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警示
（一）警惕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外汇储备在国际上也名列前茅，而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我们就要加强国际合作，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调整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等，积极应对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缺陷。
（二）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必须严谨推进
开放的金融市场，虽然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金融市场开放也造成了本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本国宏观调控难度也会加大，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必须要将开放与监管结合，而不是单纯的开放，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挥其优势，避免其劣势，进而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对我国宏观调控的警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市场调节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也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适当的宏观调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自身调节的缺陷，并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宏观调控的方式不正确，那么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所以，我国要加强对经济发展情况的关注力度，全面的考虑各方面因素，不断的调整宏观调控手段，避免对经济造成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3]。
（四）對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的警示
发达国家采取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忽视了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在金融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和调控，防止风险的发生，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我国金融市场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建立一个信息网络平台，加强沟通，联合行动，从而有效地避免金融风险对我国造成危害，保障我国经济安全。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就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完善国际市场体系，各国之间应加强交流，共同携手，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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