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中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共8篇）

中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自1999年7月1日实施以来，对于规范我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上的诸多缺漏，致使证券法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遏阻违法行为、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功能与目的，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也因此缺乏一套自我发展、自我改良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认为，当前建立与完善我国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完善我国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完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指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因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纵观《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证券法中忽视民事责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来自于立法者中对法律责任的片面认识，即认为法律责任主要是指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所谓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只不过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办法，无须作为法律责任对待。尤其是认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实际上是由上市公司将全体投资者的钱用来赔偿部分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投资者。因此，在证券法中不宜提倡民事责任。其次，在证券立法中忽视民事责任规定的原因还在于：由于证券市场高度复杂和技术化，参与交易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影响证券价格以及投资者判断的因素也很多，因此，当不法行为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以后，很难准确地判断该违法行为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该行为对受害人损害的.影响程度，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违法行为的受害者都无法确定。尤其是现代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往往数额巨大，因此一旦发生违法行为可能受害者人数众多，对纠纷处理不善容易影响社会安定，加之证券违法案件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与专业性，以中国目前法官的水平可能很难胜这样复杂规模巨大的案件。

我认为，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以受到有效的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堪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即将加入WTO，证券业即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这些意义体现在：

第一、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予以充分的补救，从而能有效的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各种法律责任制度中，只有民事责任具有给予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的功能，然而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用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1998年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却采取的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方式，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法的首要目的。只有通过对受害人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

中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篇2

证券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者违反证券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证券发行、交易的过程中, 对重大事件做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和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其表现形式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

二、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 虚假陈述行为的存在

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就是上市公司、发行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 对重大事件做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

(二) 损害事实

“无损害则无赔偿”。投资者是否受到损害是原告提起诉讼的根据。只有受到损害的投资者才能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责任。

(三)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和前提。根据一般侵权行为法理论,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应包括:交易上的因果关系和损失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原告不仅要证明其因信赖虚假陈述进行交易, 还要对损失是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承担举证责任。

(四) 过错

过错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占重要地位, 是侵权行为的主观状态, 其基本形式有故意或过失。义务主体的注意义务和过错内容不同, 归责原则也就不同。我国的民事归责原则是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归责原则, 以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为补充归责原则。

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立法方面

1. 立法仍不完善

我国正在逐步完善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制度, 如2003年最高法院颁布的《规定》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 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69条明确规定了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对不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适用的归责原则, 进一步弥补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方面的不足, 但这还远远不够, 还需我国立法机关进一步加大相关立法力度。笔者认为, 我国立法机关应制定一部有关证券市场方面的民事诉讼特别法, 对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等做出专门统一的规定, 这样才能使法律工作者更好操作, 控制虚假陈述行为,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 赔偿金额的计算及其范围不明确

《规定》在赔偿方面的规定存在严重不足。赔偿金额是以投资者实际损失为限, 投资差额损失的计算是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实际卖出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者所持的证券数量。然而, 关于平均价格是怎么计算的问题, 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法律实务当中主要有以股票数量作为权数计算平均价格或简单地采用价格的平均数计算平均价格两种方式。在某种情况下, 简单地采用价格平均数作为平均价格计算出来的损失与实际损失是不一致的, 因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并非简单地一次性买入或卖出。实际上, 没有必要引入平均数价格使计算公式变得复杂化, 直接计算实际损失更为直接简单。

(二)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程序方面

1. 诉讼方式不合理

根据《规定》第12条:“原告可以选择单独诉讼或者共同诉讼方式提起诉讼。”第14条:“共同诉讼的原告人数应当在开庭前确定。”可知, 集团诉讼在我国没有存在的法律基础。相对于集团诉讼, 采取单独诉讼不利于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违法成本,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个投资者所受损失比较小, 诉讼收益无法弥补诉讼成本, 而且耗费时间、精力, 单个原告也就不愿意单独提起诉讼。正是基于此, 一些上市公司为获得非法利益不惜铤而走险, 这样不利于证券市场规制虚假陈述行为。中小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 力量比较分散, 而采用集团诉讼就能很好地集中力量去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各国的相关法律来看, 采用集团诉讼是长远的发展趋势。

2. 立案难度大

根据《规定》, 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 应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公告, 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即行政决定前置程序。该前置程序有三种类型:一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做出的处罚决定;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其他行政机关及有权做出行政处罚的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做出的处罚决定;三是人民法院认定有罪的, 做出刑事判决。此《规定》大大增加了立案难度。

四、合理化建议

(一) 加强立法

制定一部证券民事诉讼特别法, 使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方面有专门统一的规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证券立法对证券市场民事责任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

(二) 进一步完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

第一, 扩大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范围。一方面, 将诱空虚假陈述这一情形纳入法律规制范围, 这不仅能够弥补法律上的空白, 更能全面地规制证券虚假陈述行为, 而且为因诱空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获得司法救济提供法律基础;另一方面, 将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买进、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卖出股票所受损失也纳入赔偿范围。第二, 成立投资者权益保障协会。这个机构是由投资者自发组织并由投资者给予资金支持的社会团体, 主要承担社会监督的职能, 聘请专业人士对上市公司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进行审查, 并且通过合理的途径及时地将审查的结果通知广大的投资者。第三, 借鉴交强险制度, 将因证券虚假陈述所受损失风险纳入可保风险中, 建立合理的责任保险制度。另外, 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 原告可以从保险公司优先获得赔偿。这样就可以使投资者的损失通过保险制度得到有力的补偿。

(三) 提高违法成本

在很多国家, 政府对公众公司实施虚假陈述的行政处罚金额和法院判令其对投资者的赔偿金额相当高, 其目的不外是大大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使违法公司付出沉重代价。在这方面, 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如提高发行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行为的罚款金额及加大其刑事惩罚力度, 使一些上市公司不敢以身试法, 稳定社会秩序,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四) 建立社会团体诉讼制度

借鉴国外的诉讼集团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成立一个独立的由投资者组成的作为依法提起虚假陈述代表人诉讼的社会团体。该团体属公益法人, 其主要职责是为受害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在无人起诉时, 可直接依法提起代表人诉讼。其活动经费应当来自会员交纳的会费及从胜诉财产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报酬。

摘要：我国证券虚假陈述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分析这一类问题时, 我们不能脱离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在虚假陈述对证券市场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不足及相关立法还不够完善是导致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本文对证券虚假陈述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着重分析, 说明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不足并提出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协会.证券发行与承销[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

[2]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3]杜要忠.采用集团诉讼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诉讼机制[N].中国证券报, 2004-08-26.

[4]蒋潇玲.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三论[J].民商法网刊, 2008 (10) .

[5]许玉祥.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D].武汉大学2004.

我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完善 篇3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制度；法律手段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涉及金融安全影响全局。证券监管作为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结合具体国情不断健全完善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明确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

我国《证券法》没有明确规定证监会的性质和地位，只提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字样。因此，我国证监会的性质需要重新界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使其法律地位与其性质相符。具体解决方案是确立中国证监会的行政部门性质，改事业单位为行政机构，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独立部委。明确规定中国证监会是中国中央政府的证券监管机关，使证监会的性质与行使证券法规定的职权有法律依据。同时规定中国证监会虽然在形式上隶属于国务院领导，实质上更多地接受人大的监督和管理，直接向人大财经委员会、人大法律委员会等部门汇报工作，从而增强证监会的独立性，使证监会成为超然于行政机关直接千涉之外的独立机构。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证券法》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简简单单的几条规定并未确立其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辅助地位，我国应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对证券业自律组织重视起来。应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其中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国证券业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以及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这一点在2015年新修订的《行政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允许了设立证券合伙企业。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2.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結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这点在2015年新修订的行政法中也开始有了修正。

2.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已经日渐完善，形成了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面对21世纪的法治世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在对证券监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语，我们仍需加强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视与完善。要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结论

证券市场的监管是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石。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是以是否具备一个良好的监管运行模式和实施卓有成效的监管过程为首要标志的。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的、完善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而2015年新修正的一系列法案中，其实也体现了国家对我国证券监管制度的调整和逐步完善，虽还有不足，但是大体趋势是积极的，这是值得让人欣喜的。

参考文献：

[1]严力.《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如何应对WTO》[M].中华财会网，2001年12月27日.

[2]范恒森，李连三.《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环境目标与建议》[M].资本市场，2002年第一期第87页.

[3]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股票市场有效性研究》[M].中国证券报，2001年3月15日.

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检讨与建构 篇4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证券法中规定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民事责任的缺位，这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应把证券民事责任作为一类特殊侵权责任，并进一步完善现行证券民事诉讼机制。

「关键词」证券法、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

证券法自1999年7月1日实施以来，在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上的缺陷，在对一些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证券违法事件的查处时，虽然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追究了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却未能充分有效地保护受损害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背离了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200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民事案由的规定（试行）》中明确规定了二十余种证券市场民事纠纷案件的案由。但在2001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却又对证券市场上发生的因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案件下发了 “暂不受理”的通知。2002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终于颁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对因虚假陈述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应予受理。2003年初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是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第一个系统性的司法解释，对现有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进行了细化。这些规定使得因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害的投资者寻求法院的司法救济有了法律依据，但是仅有这些司法解释还远远不能满足证券市场实践的需要。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对现行证券法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规定的缺陷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完善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迫切性，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在借鉴已有论述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我国证券法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几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完善证券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作一简单思考。

一、现行证券法中民事责任规定之不足

所谓证券民事责任，是指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因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王利明：《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证券法律评论》，2001年版。）也有人将其称为 “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并定义为：“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指在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发行人、投资者、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违反证券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薛峰：《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设定方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证券民事责任必须是违反了证券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种责[LL]任主要包括：擅自发行（证券法第175条）、虚假陈述（证券法第63条）、内幕交易（证券法第183条）、操纵市场（证券法第71条）、欺诈客户（证券法第 73条）等几种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

证券交易在所有的商业交易中风险性可能是最大的，所以要对证券法律责任进行合理的设计，以打击违法行为和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违法行为的追究，现行证券法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很少注意运用民事责任的法律承担方式。证券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中仅有三个条文涉及民事责任，即：证券公司违背客户委托和真实意思进行交易等事项给客户带来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第192条）、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文件应承担民事责任（第202条）、民事赔偿优先于罚款、罚金（第207条）。除此之外，证券法第18条、第42 条、第63条、第115条分别规定了发起人、大股东、公司董事、发行人、证券公司及其董事、监事、经理违反证券法造成投资者损失应承担的部分民事责任；第 145条规定证券公司对其职员的职务行为所致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第154和155条对责任风险基金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作了规定。当然，证券法忽视民事责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我国重刑（行）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二是立法者十分注重《证券法》的公法属性，而淡忘了《证券法》的私法属性。（刘俊海：《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司法协调》，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1 期。）

在现实环境下，证券法在民事责任制度设计上的诸多缺陷越来越明显，突出地表现在难以有效地遏制违法、违规行为，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法中的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三种，都起着维护证券市场良好秩序的作用。前两种责任仅仅具有教育和制裁的功能，并且行政责任的处罚往往与其所获得的利润不相称，刑事责任除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又很难被适用。而民事责任则兼具补偿和教育、制裁的功能，能够有效剥夺违法者通过不法行为所获的非法利益，补偿受害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害，所以它应该在证券法律责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或者“至少放在与行政责任同等重要的程度上”。（刘俊海：《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司法协调》，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民事责任在证券立法中规定的不足及其在司法中的很少被适用，难以有效监控和遏制违法违规行为。在证券市场上，违法行为人往往从违法行为中获得巨额的非法利益，因此如果允许受害的投资者对违法行为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就能从经济上达到制裁和威慑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受损害的投资者得到救济，这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制度所不具有的动能。然而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规定的缺乏，在实践中并不能让人满意。比如2001年证监会查处亿安科技，罚款额高达8亿元人民币，但追究的依然是违法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投资者因虚假陈述等违法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却不能通过民事责任获得经济赔偿，这是不公正的，背离了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实现的社会正义目标。所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使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使权益受损害的投资者得到赔偿，这是民事责任制度保护投资者目的的直接体现，是实现证券法宗旨必不可少的具体措施，也是证券法私法本位思想的最大张扬。

民事责任规定之不足最终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证券法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指导原则，投资者对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的所有权、受益权以及由于投资而享有的其他法定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正常的投资关系，保护与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使证券市场得以存在并健康发展。民事责任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救济功能，并以此维系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主体，投资者的存在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存在，投资者的心态决定着证券市场的态势。倘若投资者对市场丧失了信心，必然会从证券市场中抽出资本，从而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民事责任机制的合理设定能够使投资者有切实维护自己的权益、追究违法行为人责任的勇气和途径，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监管的主动性。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如内幕交易等）通常很不易被外界发现，只有投资者才会对相关交易给予持续和细心的关注和监督。单靠国家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因为真正有效的监督来自对自己利益最迫切关心的群体——只要这个群体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念。即使有关部门的监管是有力的，但也会由于缺乏相对合理的民事责任制度而没有多大的社会效果。所以，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不仅关系到投资者个体的利益，关系到国家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责和形象，也关系到整个证券市场甚至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二、证券民事责任制度之弥补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般来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有四个要件：损害事实、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民法中关于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给证券市场交易中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的设定提供了法律和理论依据。那么，证券民事责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呢？笔者认为，应将上述几类证券违法行为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来设定其民事责任。特殊侵权责任是相对于一般侵权责任而言的，是指欠缺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并适用过错推定和公平责任原则（例外情况下的无过失责任）的侵权责任。（王利明、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对这一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作深入分析，只对具体几类证券市场交易中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的设定谈谈看法。

关于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183条对内幕交易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如下：“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非法买卖的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民事责任的规定。让我们看一看国际经验如美国的规定：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交易的公司的管理者应对其内部工作人员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以及直接接受内幕信息非法交易证券的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直至被处以罚款；利用内幕交易信息者得根据具体情况赔偿在同一时间交易对方（即从事相反买卖一方）的损失，直至内幕交易者非法所得的全部利润赔完为止。当然，上述责任主体除了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在必要时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卞耀武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页。）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外国的具体法律规定，但对其基本的立法理念和成熟的立法技术有必要大胆引进。

关于操纵市场行为的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71条是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行为的禁止性规定。第184条规定了这一行为的法律责任：“任何人违反本法的 71条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制造证券交易的虚假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获取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样可以看出民事责任规定的缺位。就目前情况来看，庄家操纵我国证券市场的情况比较严重，他们的恶性炒作、误导股民、幕后交易、操纵股价以获取暴利的行为严重危害了证券市场的秩序，造成了许多中小投资者的巨额损失。单靠行政处罚不足以有效遏止这些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的恶行，所以应当允许广大受害的投资者对这些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民事诉讼。我们也应该参照美国、日本、香港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规定，让操纵上市证券价格的操作者向参加交易而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香港还规定这不以违法是否受到成功检控的影响）。（卞耀武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关于欺诈客户行为的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73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

（一）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

（二）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

（三）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帐户上的资金；

（四）私自买卖客户帐户上的证券，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

（五）为牟取佣金收入，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

（六）其它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证券法第192条、第145条等规定了欺诈客户的责任，但主要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同样也未规定民事责任。一般来说，欺诈客户主要是一种违约责任，但是它也可能成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比如上述几项违法行为就侵害了客户的财产权，并且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时受害人可以基于侵权责任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关于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了中介机构违法行为的一项附带的民事责任： “……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前，不少投资者因为上市公司披露的或者专业中介机构报告的虚假信息而受到了巨额的损失，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却不被受理，如轰动一时的“中国股市第一案”，投资者状告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结果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原因是“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直至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最新司法解释，法院才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当然，受理也有很多限制条件的），至2003 年才有了更具体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若干规定》。我们希望，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能从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的规制上找到突破口。

在对上述几种证券违法行为进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追究时，损失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首先是损失的范围。上述几种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同样适用侵权法“无损害，无赔偿”的一般原则。但不同的是，在虚假陈述等证券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赔偿中，只计算财产损失，不计算可能引发的精神损害；或者说财产损失赔偿中已包括可能出现的精神损害，因此不存在精神损害的单独计算和赔偿问题。（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03年第2 期。）其次是损失的数额。美国法院对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导致损失的计算，最流行和最有效的公式是证券真实价值（value）与实际交易价值（prices）的差额。不过，真实价值的判定是有一定争议的，即使在美国也很难找到一个公允的标准，所以被我国借

鉴的可能性不大。（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有学者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交易价差额计算法”，认为虚假陈述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失应当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期间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而形成和引致的差价损失，该差价损失部分的佣金损失、税金损失，以及这三部分损失累计的利息损失。投资者进行多笔交易和连续交易的，差价损失应当是累计买入金额减去累计卖出金额后的余额。（郭锋：《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及其民事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03年第2期。）这一计算方法反映了买入和卖出两个时点的证券交易价格的差额，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之完善

“无救济即无权利”。法律如果没有对权利的诉讼保护的规定，那么在法律中所规定的再美好不过的权利也将不复存在。设计合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2年初和2003年初作出了两个司法解释，同意人民法院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并作出了若干易于操作的规定，为证券法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的实现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它还有不足之处，比如范围太窄（仅限于虚假陈述）、诉讼主体不太明确、诉讼形式不合理、举证责任不清、法院管辖不太便利等。（陈朝阳：《证券民事诉讼机制的完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下面仅就诉讼形式和举证责任作一简单探讨。

（一）诉讼形式应以诉讼代表人制度受理为宜。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当事人人数众多，并且涉及的金额巨大。一旦发生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受损害的众多中小投资者纷纷涌至法院提起诉讼。如果采取单独或共同诉讼形式受理则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困难。如采取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则法庭可能无法容纳众多原告股民，而且仅核对当事人身份这项程序便要占据很长的审判时间。如采取单独诉讼的形式受理，则会接连不断的立案和审理，提高了诉讼成本。二是会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同一纠纷法院重复审判，不同法院重复判决，重复判决结果可能不统一，既浪费了司法资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所以，法院以代表人诉讼制度受理这类诉讼较为适宜。此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由受害的股民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从而可以避免大批的股民涌进法院而产生的矛盾。

我国民事诉讼中采取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54条和第55条）是在美国集团（class）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集团诉讼的原告具有开放性，即只要不明示放弃诉讼权利，诉讼代表人及律师即应把其纳入原告的范围。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别于美国的集团诉讼：它明确规定了权利登记程序，在公告期间通过向法院登记而使群体成员人数确定下来；作出的诉讼判决对已作登记的权利人间接有扩张力；参加诉讼的代表人则是由其他当事人明确授权产生，或由人民法院与多数人一方商定。

然而代表人诉讼也有其固有的缺点，（王利明：《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证券法律评论》。）表现在：一方面，决定股民通过何种程序才能选择出合格的代表人是十分困难的。另一方面，在代表人诉讼中如何进行权利登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国代表人诉讼中的权利登记制度尽管克服了人数不确定的弊端，但也有其负面作用：如果有关权利人为避免麻烦不来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内也不主张权利，违法者受判决确定的赔偿额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利益，不但不能起到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的作用，反而放纵了违法行为人。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在考虑选择代表人诉讼时，还可以采取诉讼担当制度。诉讼担当制度有两种类型，一是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基于实体法或诉讼法上的规定，由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对于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管理权；二是任意的诉讼担当，所谓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指权利主体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赋予他人以诉讼实施权。在证券民事责任的实现机制中，可以采取这两种诉讼担当方式，一方面如果投资者愿意某人或某机构为其行使诉讼实施权，则应当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尊重其选择。如果其不能或无法选择诉讼担当人，则可以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某个机构作为其诉讼担当人。

（二）举证责任的承担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并在不

能证明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责任。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在于：原告的损失是不是与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人即被告的行为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究竟是由原告先举证还是由被告先举证？是由原告举证被告来抗辩还是由被告举证原告来反驳？有的学者认为证券市场领域里面的民事赔偿问题仍然是一个民事侵权纠纷，原则上要参照民法的一般侵权原则，应由原告即投资者承担举证。因此，投资者仍需证明其在证券市场的损失确实是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而有的学者的观点截然相反，认为投资者只能把自己在上市公司违规期间买进卖出或者持有的股票差价作一个总体的计算，因为他无法区分哪些损失是虚假陈述导致的，哪些是股票行情造成的，因此无法举证其损失与所受虚假陈述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谁举证成焦点》，参见新浪网。证券民事诉讼（finance.sina.com.cn），2003-12-01.）笔者同意后一观点。这里就虚假陈述来说，有必要介绍美国的“市场欺诈理论”（fraud-on-markettheory）：在一个有效市场中开展证券交易的投资者有权信赖自由市场力量确定的证券市场价格，而自由市场力量不受欺诈或者虚假陈述的影响。（［美］R.W.汉密尔顿著：《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在这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证券的实际价格应当与在所有投资者都掌握同等信息的情况下的股票所具有的价格一致。而所有投资者都掌握同等信息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鉴于证券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对因果关系的举证对于投资者来说难度过大，应该由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强势地位的被告来承担。原告只需证明自己所受损害事实和被告损害行为的存在，至于这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或者有怎样的因果关系应该由被告来举证，如果被告不能进行有效的抗辩，那么法律就推定由被告承担相应责任。

中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篇5

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是为了满足不同生命周期，不同的企业和公司融资、证券交易的需要而设置的。市场经济需要资金的流转，而资金的流转则需要企业、公司进行交易的实施，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鲜活性和流通性。资本市场和证劵交易场所便是基于此需要而建立，并促进各个企业、公司更好地进行交易。企业公司进行交易需要根据商品、交易额、交易方式、交易者的不同进行层次的划分，市场也因为交易层次的不同而设置成不同的层次，促进了多样化市场的形成。我国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的形成时间尚短，国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场所的发展可以作为我国发展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的借鉴。从国外成功的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建设来说，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设定不同的上市（挂牌）标准，针对不同的企业融资需要和方式设定不同的条件是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其中的法律制度完善问题更是成为标准和条件的关键和依据，对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法律制度的构建是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其长久存续的基础。

一、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理论

目前所谓的场内市场指的是证券交易所组织的集中交易市场，场内市场一般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交易时间。在我国一般指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外市场在国外一般多为柜台交易或店头市场，因此场外市场又被称为OTC市场。指的是在证券交易所外所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外所进行的证券交易均被称为场外市场。

随着当前经济的发展，场外市场不断得到发展，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得到广泛的延伸。当前发达国家对场外市场所持有的观点认为，场外市场是一个相对分散化的市场，但是场外市场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分散，其商品交易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等现代信息化设施进行操作，具有方便性、及时性。场内发展和场外发展是资本市场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在资本市场体系构建中需要对这两方面进行重要考量。

二、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和体系，其划分为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场内市场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外市场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天津股权交易所、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重新股权转让中心等。除去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我国证券市场还包括二板市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创业板市场。我国证券市场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多样化，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还不尽如意，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主板、中小企业和创业板在证券交易场所的差别不大

我国证券交易场所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以此满足不同企业和公司的需要，但是现在证券交易场所市场发展并不均衡，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我国目前主要的证券交易场所，其他证券交易场所则规模较小，法律对其保证措施不够。主板和中小企业在交易场所的地位和性质差别不大，无论在交易流程、审核流程还是在审核标准上，两者基本相同，只是中小企业被纳入到深圳中小企业板块，而没有纳入到上海主板结构中。但无论两者纳入到哪个版块，其监管标准均为相同。

2.主板、中小企业和创业板在证券交易场所适用标准未对其产生根本改变 中小企业与创业板的上市标准和监管标准略有不同，但是两者的区分并不大。创业板放松了对发行人发行前的连续盈利、营业收入、发行前股本总额和净利润的要求，但并没有从创业企业特点和融资需求方面进行单独定位和功能创新，与其他版块的差异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差别。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了证券适用的“两高六新”，但符合“两高六新”要求的企业较少，能够适用此法律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使法律的设定流于形式。

3.我国证券发行方式单一

当前我国企业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权等其他证券，只允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禁止其在其他交易场所进行交易，这种“潜规则”与我国《证券法》的要求并不相符。同时，因为证监会通过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限制股票过户，也使企业公开发发行的股票、公司债权等证券在场外交易场所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变得更低。

4.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混乱

当前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不断拓展地方融资渠道，力争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各地方官员和商贾想尽办法创建多种交易场所，虽然中央对此不断禁止，并进行了整改之风，但是因其利益的驱使，加之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漏

洞，使中央的制止成为“一纸空文”，没有达到根本改变的目的，甚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央对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存在的默认。

三、做好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的研究

我国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所的现状使得我国不得不正视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其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进行重新考虑和研究，制定出最适合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场所发展的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

1.证券交易所组织形式的改革

我国证券交易所目前主要依靠政府和国家的支持，经过政府批准的交易所才能进行股票等证券的交易，这在无形之中限制了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并且我国证券交易所出资并非来自交易所的出资，而是依靠国家出资设立，具有国有性质，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充满了公权力的色彩，所得的费用并没有用于会员的划分，不利于证券交易所自身的发展。因此，为了证券交易所更好的发展，对其组织形式进行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根据不同性质的证劵交易所可以将证劵交易所进行会员制与公司制的划分。会员制证券交易所可以作为证券交易所的原始形态存在。对证券交易所进行会员制与公司制的划分，首先要对两者制度的特征进行把握。会员制具有拥有所属会员，非营利性的性质，所收取的费用均用于公益性质，不向会员进行利益分配，会员制证券交易所进行组织的自我管理。公司制则由股东出资设立，以营利为目的，其内部组织机构与公司相似，带有自律管理性。会员制证券交易所相比较公司制证券交易所有其自身的优势，比如便于证券交易所结构治理的完成，便于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便于确定交易所的的财产所有权，有利于跨国交易所的交流、竞争。

对证券交易所的变革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第一，综合考虑改革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在现有的证券交易所形式下逐步进行组织形式的改革，可以保留现有的会员制度，并在法律允许的基础上，逐步进行会员制的过度。但是无论怎样改革，都需要保留相应的法律条款作为依据；其次，坚持政府支持做引导。我国现有的证券交易的改革应当坚持国家政府做引导，加大证券交易所公司制的变革。依靠政府支持，依靠政府主导，进行渐进化的改革，逐步加大证券交易所会员制比例；第三，坚持合理分配股权的原则，将我国进行证券交

易所改革过程中要注意股权分配的比例，会员之间的分配和置换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时在法律制定上要进行相应的法律条款细化，做到任何股权比例的划分都有据可查。

2.做好相应法律条款的修改和制定，确定自律管理范围

目前我国针对证券交易市场有直接影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进行证券交易市场改革的前提则是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和制定，使其适应新时期的证券交易市场需要，对证券交易市场进行规法和管制。比如，针对证券交易所形式组织的变革，法律条款应当做相应的修改和内容的增加，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采用会员制或公司制。这样证券交易所的形式则能够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针对会员制证券交易的章程还要进行详细规定，如要求会员制证券交易所章程中要列明交易所设立的目的，交易所名称、场所所在地，其职能范围包括的内容，申请会员资格及退出程序，会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高级管理员的职责、权利、义务和限制，以及其他的相关事项，根据这些规定，对会员制证券交易所进行规法和限制。

证券交易所还要规范其相应的自律管理范围及责任。交易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这种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范围，保证其依法进行有序运行。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明确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为自律管理的法人，因此，对于交易所自律管理职能范围要进行详细规定。如针对市场的监管，和交易所内企业上市与交易活动的监管，需要在法律条款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修改，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保证交易所健康有序的运行。

结语：

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完善 篇6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

（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

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2001年，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

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起诉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

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进行反悔，反悔的时间只是规定在调解书送达前，这使得审判人员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论及。而对不需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却又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上述规定均弱化了反悔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的功效，无形中迫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去救济当事人，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为此，笔者建议设立反悔时效制度。

中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篇7

关键词：证券民事诉讼,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诉讼方式

建立与健全证券市场体系, 对于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我国证券市场仍存在诸多问题, 监管机构通过行政手段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力不从心, 一些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利益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为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2002年1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2003年1月, 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初步建立了证券市场民事诉讼程序。但是, 相关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特别是缺乏集团诉讼制度, 导致中小投资者基于成本与收益考虑, 不愿通过司法程序保护自身利益。

相较其他普通民事诉讼案件, 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普遍具有“小额多数”的特点, 即受害人数众多, 具有群体性特征, 每一名受害人的诉讼金额较小, 但是整体诉讼金额却较大。由于单个受害者所受损失不大, 单个受害者不愿单独发起诉讼。而由于受害人数众多, 一起案件就可能导致大批中小投资者受害, 社会影响较大, 处置不当, 会严重打击中小投资者的信心。近年来发生的“亿安科技”、“杭萧钢构”、“基金经理老鼠仓”等案件, 每一起案件都对证券市场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及特点

集团诉讼是针对侵害多数人利益行为而设计的一项诉讼程序, 主要应用于环境侵害、产品质量责任、证券民事赔偿等领域, 证券集团诉讼即是典型表现。以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为代表, 对遏止证券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经验是设计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程序的有益借鉴。

集团诉讼是从“衡平法” (Equity Rule) 发展起来的诉讼制度。美国联邦法律中集团诉讼制度并不仅仅适用于证券诉讼, 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大量出现, 为适应出现的新形势, 又多次通过判例等方式对证券集团诉讼进行改革, 集团诉讼制度是解决美国证券民事纠纷的最主要制度。证券集团诉讼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 较宽松的诉讼成立条件

对证券集团诉讼, 美国立法规定了较宽松的成立条件, 当投资者认为自己以及与自己相同地位的投资者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以证券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案件。除必要共同诉讼外, 法律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集团成员涉及的法律或事实问题, 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不同点, 但共同点占主导地位, 并且将案件作为集团诉讼处理, 比其他方式更加公平、有效, 法官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做出是否适用集团诉讼的自由裁量。

(二) “申报退出”的当事人加入诉讼方式

在当事人加入群体性诉讼的方式上, 美国1938年诉讼规则采用“申报加入”方式。而1966年规则却规定, 只有在法院公告后申报退出的, 将来才不受判决拘束, 没有申报退出的, 视为当然的当事人, 这就采取了与“申报加入”截然相反的“申报退出”规则。详言之, 集团诉讼提起后, 经过审查, 法院如果决定继续进行下去, 将会指定集团代表及集团律师根据情况向集团成员进行最可行的通知。经有效通知后, 集团诉讼所涉及的成员在规定时间内明确表示不加入诉讼的, 将被法院排除在诉讼之外, 诉讼结果对其没有约束力, 未明确表示退出集团诉讼的当事人则自动成为集团成员, 诉讼结果无论胜败均对其发生效力。

(三) 集团代表与律师参与激励机制

美国以其律师胜诉酬金制度, 调动了律师推动集团诉讼的积极性, 使集团诉讼得以发动并顺利进行。在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实践中, 律师在胜诉后可以取得被告赔偿总额的27%~30%作为其回报。律师收入相当丰厚, 在20世纪90年代的证券集团诉讼中, 平均每案的律师费在200万~400万美元之间。受到经济激励, 律师积极参与证券集团诉讼, 成为证券集团诉讼的主要推动者。而且由于担任证券集团诉讼律师收益丰厚, 争取担任证券集团律师的竞争往往十分激烈, 一般情况下, 只有实力雄厚、业务水平高的律师可以争取得到担任集团律师的机会。

此外, 在集团诉讼中还实行集团代表与集团律师风险激励制度, 集团一方的诉讼费用由集团代表和集团律师垫付, 如果案件败诉, 集团代表和集团律师自己承担诉讼费用损失, 集团律师也得不到律师费用。如果集团一方胜诉, 或者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经过法官批准, 集团代表和集团律师除了可以从中收回垫付的诉讼费用外, 集团代表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 集团律师可以获得可观的律师费。

上述制度安排建立了集团代表与律师参与诉讼有效激励机制, 并有效防止了诉讼参与人“搭便车”的现象。实践中, 大部分证券集团诉讼是由一名或者若干名当事人以及愿意充当集团诉讼集团一方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发动的。

二、当前我国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根据《规定》, 因虚假陈述产生的民事诉讼, 可以通过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方式进行, 鉴于证券民事诉讼“小额多数”的特点, 我国证券民事诉讼普遍采用共同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模式。此外, 《规定》还明确了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赔偿标准等相关内容, 但是仍存在诸多不足亟须完善,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案件受理范围过窄

《规定》将证券民事诉讼的范围仅局限于因虚假陈述而产生对投资者的损害, 对因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而损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 仍然没有纳入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范围。这一方面限制了为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的渠道, 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助长了违法行为, 进一步增加中国证券市场监管难度。

(二) 诉讼前置程序限制了对受害者的司法救济

2002年的《通知》对受理案件规定了诉讼前置程序, 规定:“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规定》将前置程序相对扩大为行政处罚和刑事裁判两类, 但是仍未做根本性改变。笔者认为, 作为过渡性措施, 诉讼前置程序的设置具有极大弊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害人司法救济权利难以保障。法治社会中, 司法途径乃是对当事人救济的最终手段,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如果司法不能为受害人提供救济途径, 社会大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仰将大打折扣, 法律信仰与法制社会的构建亦无从谈起。

二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难以形成。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设置行政前置程序, 无疑是将行政权力前置于司法权力之上, 难以形成司法权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与监督。

三是多方参与的证券市场秩序维护机制难以形成。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 不能单单依靠政府监管约束,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经验与教训表明, 单纯依靠证监会的行政力量无法解决证券市场产生的各种各样问题。笔者以为, 证券市场秩序维护应包括政府监管、社会自律、个人参与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相互制约、相互补充。而由个体发起的民事诉讼即是重要一环。运用私人执法系统, 可以有效地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民事赔偿诉讼的动力来自于投资者对自己权益的关心, 投资者为维护自己利益, 主动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监管的主动性, 降低证券市场监管成本。在美国, 私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是支持证券监管与执法的重要力量, 美国人常用“私人检察长"一词来描述私人证券诉讼在证券执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三) 代表人诉讼方式存在较大缺陷

由于证券纠纷涉及的地域范围广、人数众多,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证券民事案件最常用的诉讼方式, 是我国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 吸收借鉴美国集团诉讼和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的立法经验, 确立的我国群体性诉讼制度。该制度适用证券民事诉讼法仍存在较大缺陷。

一是受案范围过于狭窄。根据我国相关规定, 代表人诉讼标的须是同一种类, 诉讼标的同一种类, 是指所有人数不确定的一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性质相同, 即他们各自享有的权利或者义务属于同一种类型。“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 指法律性质相同, 并不一定涉及同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但是证券民事纠纷往往是存在同一的事实问题或同一法律问题, 而诉讼标的并非属于同一种类。如果严守这一标准, 必然把代表人诉讼局限于较窄的范围, 从而削弱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功能。

二是易产生“搭便车”现象。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 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的, 适用该判决、裁定”。这一规定意味着我国对其他未参与诉讼的当事人采取了“申报进入”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可以待法院判决后, 视裁判结果是否有利而选择是否提起诉讼, 从而造成“搭便车”问题, 基于个人利益判断, 每个人都希望坐享其成而不愿意付出成本。因此, 当违法行为发生时, 受害人都不愿意主动提出诉讼, 从而造成违法行为难以得到制裁。

三是参与成本过高导致中小投资者不愿参与诉讼。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在代表人诉讼中, 有关利害关系人必须向法院进行登记, 法院的裁判效力仅及于已登记的利害关系人, 未参加登记者, 可以另行起诉。在现实中, 受害的中小投资者分散在全国各地, 向管辖法院登记权利需要成本, 重新提起诉讼需要更大的成本, 许多中小投资者通过诉讼所获的赔偿远远低于其所花的成本, 因此, 权利人往往不来登记主张权利, 受害人不积极主张权利, 也减少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更是助长了许多上市公司和大股东违法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气焰。

三、对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程序的建议

对比中美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可以看出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程序还存在诸多缺陷, 鉴于两国不同的法系传统与司法体制, 笔者不建议全盘移植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到我国, 而是在现有代表人诉讼制度基础上加以完善:

一是扩大诉讼受案范围。从现在的仅因“虚假陈述”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应予受理, 扩张到包括“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违法行为在内全面的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诉讼机制。

二是取消证券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对相关行为是否违法, 有人民法院直接认定, 彰显司法权威。

三是扩张解释共同诉讼参与人范围。通过司法解释, 将诉讼标的相同或同一种类扩张解释为“具有相同的事实或法律问题”, 扩大共同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四是建立激励参与诉讼机制。对代表全体成员参加诉讼的诉讼代表和代理律师, 胜诉或达成和解后, 通过相关措施给予物质激励, 充分调动相关人员参与诉讼的积极性。

五是改革登记制度。改革目前登记制度, 变“申报进入”为“申报退出”, 即诉讼发起后, 其他人员默认表示认可参与诉讼, 登记表示退出诉讼。

参考文献

[1]杜要忠.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程序规则及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 2002 (7) :63-64.

[2]采用集团诉讼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诉讼机制[N].中国证券报, 2002-08-26.

[3]蓝燕.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探究[J].法律与经济, 2006 (4) :41.

[4]加强监管构建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机制[N].上海法治报, 2007-08-06.

[5]肖建华.群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 1999 (2) .

[6]江伟, 肖建国.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J].法学家, 1994 (3) :4.

[7]仲崇玉.中美证券民事案件诉讼方式比较研究[J].太平洋学报, 2007 (9) :24.

中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篇8

关键词：证券市场 信息披露

我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诸多违规违法现象，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等，其中绝大多数问题都与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行为不但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对证券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只有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

一、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现状

（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向规范化、法制化，信息披露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是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仍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散布虚假信息、隐匿真实信息或滥用信息操纵市场、欺诈投资者、转嫁风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干扰了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有些股份公司为了公司股票上市需要、影响股票的市价、公司管理业绩评价或筹资的方便等目的，往往采取操纵行为，弄虚作假，披露不真实的信息，甚至运用不恰当的会计处理方法，粉饰财务信息，虚增利润，骗取股东和社会公众的信任，琼民源事件便是典型的例证。

（二）证券市场逐步建成了较为科学的信息披露平台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普遍运用，网上信息披露正以其时效性强、地域无限制、可储存、可检索及成本低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逐步取代报纸等媒体在上市公司信息发布中的作用。我国证券管理部门已将信息披露平台建设作为推进资本市场发展、保障投资者利益、降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成本的重要发展战略，开发并建立了网上信息披露平台，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对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不规范的现状起到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建设信息披露平台的主要措施有：

1、鼓励上市公司使用电子媒体进行信息披露

1995年10月，我国证监会发布了一项解释性公告，以指导市场参与者使用电子媒体实现信息披露的责任和义务，还提供了一份特定监管地区指南，包括开设热线电话、建立网上帮助和常见问题回答栏目等。

2、证券交易所实行“All-in-Onelnfo”制度

“All-in-One Info”制度是我国证交所的一项信息服务，指通过证交所网站可以查询关于某一家公司的全部公告信息。目前世界上51%的交易所仍实行媒体与网站同时披露的双轨制，我国交易所则越来越重视网上信息披露，通过网站保留一份最完整的公告以便于信息使用人查询，大大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完整性。

3、推行单轨制信息披露制度。

单轨制信息披露制度即仅要求上市公司通过交易所信息系统或网站披露信息，而不再需要在报纸刊登公告信息的信息披露制度，越来越多的交易所如新交所、澳交所推行了这一制度，我国近年也在积极推进网上信息披露单轨制度，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可以仅通过台交所“公开资讯观测站”披露信息。

二、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的原因

1、利益驱动是导致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根本原因

股份公司在利益驱动机制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会隐藏甚至歪曲某些信息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首先是上市融资的利益驱动，在银行业被大量的呆帐坏帐牢牢困住时，证券市场的建立为处于严重缺乏资金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融资空间和渠道；其次是配股融资的利益驱动，上市公司对货币资金的需要是持续的，为了获得配股以达到规模扩张的目的，往往不惜包装会计数据，披露虚假信息；再次是特别处理及摘牌的威胁，我国对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做了明确的规定，为了保住再融资的资格，有些公司不惜进行财务包装、制造虚假信息。

2、监管不力是导致信息披露不规范的外部条件

有效的监管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获得充分信息的有力保证，但是目前我国监管机制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我国证券市场种种弊端。从政府监管来看，目前证监会监管的重心仍然过分放在股票发行、上市的审批方面，对二级市场监督力度不大，从而给上市公司造假行为以可乘之机；从市场监管来看，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职业道德，为牟取利益不惜出具虚假的财务报告，为上市公司造假提供协助；一些股评家和新闻机构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或者受利益关系的影响，在相关的评论、报道中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从而扩大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对造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处罚不力是导致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重要原因

从执法的角度来看，证券法中虽然规定了虚假信息披露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但在实行过程中并没有落到实处；中小股东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受损失的股民很难从进行虚假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承销商及其他有关责任人那里获得赔偿，使法律事后监督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比如，1999年新修订的（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会计信息违法披露行为基本上都是由中国证监会等机构做出处理，由其对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司法部门在此过程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责任人极少因其违法行为而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

1、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督检查，提高公司违规成本

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固然有成功后巨大物质回报的诱惑，但更大程度上是在于违规行为被监管者发现的概率较小。同时，违规行为被发现后承担损失比较小。要对违规者有效的实施监管，不但要提高违规者所支付的违规成本，而且要提高对违规行为查处的概率，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违规者的违规期望收益。

2、建立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信用体系

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来说，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固然可使其遭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但在我国信用制度比较混乱的情况下，东山再起或者换个面目继续从事老勾当的机构和人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要提高违法成本，要让严重违法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证券行业中彻底出局，或者从此彻底丧失执业资格。同时，建立一种信用体系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信誉程度进行动态的评定，在不同的信誉等级阶段，可以实施相应的业务禁止，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具有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的产生，将可能的违法行为置于有限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降低监管成本。

3、建立信息披露的风险预警系统

通过建立一种上市公司的风险预警系统，通过科学的风险预警系统的监测，当有着内部逻辑的众多监测指标出现异常情况时，自动发出不同种类的风险预报，并将之转化成一般投资者能够理解的信息，将大大地提高及时发现违规的能力，并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免受巨大损失。

随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证监会出台了系列的政策规定，逐渐完善了核准制下的各种规章制度，一级市场上已经从企业改制、发行定价到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初步建立了市场化的运作机制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我国证券市场将变的越来越有效，投资者在获得越来越完备的信息后，其投资将变的更加理性，其合法权益也将得到有效的保证，我国的证券市场也将沿着越来越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锋：《会计准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第二版.

[2]刘锋：《信息披露、实话实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二版,2003.

[3]向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动因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2第三版.

[4]丁际刚、黎宇宁等：“特定制度安排上上市公司会计行为研究”,《会计研究》2004年第4期.

[5]倪国爱、杨青峰：“论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范”,《财贸研究》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