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通用5篇）
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
第一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
直至最近，现实主义者仍一致认为，国际机制及其运行规则、目标和影响总体上反映了系统内最强大国家的利益。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在无政府状态下，对别国意图与能力的疑虑会引起恐惧，而恐惧又催生了一种欲望，即通过提升相关的能力而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有两种方法可以达此目的：一是动员国内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以提高军事实力，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内部均衡”。二是寻求结盟，即寻求有共同安全利益的盟友――这种利益针对其他某个特定大国或国家联盟，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外部均衡”。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家采取内部均衡而不是外部均衡。内部均衡使自治权最大化，还可以降低国家因联盟义务而被拖入非情愿冲突之中的可能性。在盟国担心落入陷阱的情况下，它还可以降低被其盟国抛弃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际机制采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建立起某些国际机制，它们也只是致力于罗列成员国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及选择，而无力促使国家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第二种显然就是结盟。第三种是服务于联盟成员共同利益的经济机制。第四种是作为大国霸权工具的机制。
总之，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除了占优势地位的一个或几个机制的发起国的认同或利益外，机制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认同或利益。下列各项可以促成对机制的服从(同样也是顺从霸权国的利益)：
・盟国间暂时共享的军事利益;
・霸权国通过机制提供的实物“补偿”和“制裁”;
・参与机制一段时间后，弱小国家间对从属地位的内在认同。
契约制度主义理论
契约制度主义，又称新自由制度主义，它对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假说大部分是接受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状态的，国家理性地追求安全与自治权的最大化。在不稳定和担心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国家倾向于依靠国内外平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派生出一种体系，其特点就是冲突、不安全的循环。
然而，契约制度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安全与自治权之外，它又为国家增加了第三种担心，这就是福利，或曰该国民众的经济安康。原则上，这种利益的绝对值要比其相对值要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来说，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要比好过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更重要)。国家看重经济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而国家之间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因而国家就发现它们有通过经济交往使福利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如，贸易与投资)。
问题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需要保证其合作不会被他国所利用。国际机制能通过降低获取其他国家能力与合作意愿信息的成本来帮助提供这些保证。有多种方法供国际组织用来降低这些成本。
首先，国际组织本身可以要求国家提供关于它们遵守协议的信息，国际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也能获得这种信息。这种信息能够减少对其他国家承诺的可靠性的怀疑，也有助于增进国家对合作成果的期望。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
在契约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机制鼓励合作的第三种方法是保证国家间的互动持续下去。只要国家相信它们可以继续从组织内部的合作中获益，它们短期内就不会退出、蒙混或违反协议。换句话说，美好的.远景和对继续互动的确信将增进合作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的组织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终点或期限，成立这些组织是希望合作能永久持续下去，除非极端的情况迫使某国退出。这种对长期互动的确信增大了骗取短期利益的成本，因为其他国家会不愿与其合作，因而剥夺了违规者的长期利益。
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时，更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契约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机制“是否”有用。这项研究对主流现实主义关于机制是大国工具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契约制度主义开始将其关注点从证明机制“是否”有用转到“怎样”发挥作用。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如何利用机制来为其国内政治议程服务。
换个角度来看，国内行为体能够意识到，通过让渡部分国内政治权力给国际组织，他们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将货币政策让渡给欧洲货币联盟，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客更难以使用短期通货膨胀性开支政策。恰恰相反，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支持低通胀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手中。有些人相信加入WTO后，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宣称国际环境要求中国推进以市场为主的改革，从而使反对国企改革失去合法性。有证据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他们将努力加入那些能够为更民主、更开放和更透明国家提供合法性及发展援助的机制。例如，东欧那些希望加入欧洲有关机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就是这样。
建构主义和社会学观点
建构主义是分析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行为影响的最新的方法，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最激进的方法，因而，它同样也是理论和实证上均未充分发展的方法。另外，与现实主义和契约制度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构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宏观理论。建构主义是一种论证方法而不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作为起点，它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什么动机促使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明确假说，而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个行为体的社会性互动是如何创造新的标准框架的，而这一框架反过来又重构行为体自己的认同。建构主义趋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吸取所谓“中程”理论来探讨社会性互动如何改变行为体的举止。
建构主义将国际组织看做社会环境，个人与小的团体得以会面与互动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逐步适应的过程可以使国家利益与偏好发生变化。在互动之中，我们能够逐步认识到我们的利益是互相冲突、还是互相协调。基本的理论观点是，认同与利益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这样说的意思是，个人与小团体经过这种社会互动，经常会对社会团体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与这些团体共享某些利益，并且对自己的利益有不同的界定。简言之，行为体的利益可能因其加入新的社会环境而改变，国际组织就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社会环境。
所以，建构主义关注的中心是不同的社会机制，社会环境通过这类机制来影响参与者的认同、利益与行为。建构主义大体上给出了三种主要的社会化过程。
说服：说服是一个微观过程。经过一个认知过程，新成员相信特别的标准、价值是正确的，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中也应是行之有效的。
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的行为由内部判定，以赞许或地位标志加以奖励，或者以屈辱和降低身份相惩罚。
模仿：模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模仿团体的行为规范以适应不确定的环境。
模仿至少能以三种方式影响国家行为：
第一，为使组织内部功能最小化所建立的很多工作习惯和规范都
源于对集团内其他成员行为的模仿。这些习惯与规范可以限制参与机制的合法形式。
第二，模仿还能促使人们接受集团主观意识间沟通的规范。
第三，模仿要求一个国家建立加入某个组织所需的机关与官僚体制。
一方面要注意建构主义和社会学方法的主要不同，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契约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同。尤其是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因而它主张国际机制及其影响不是无政府环境中权力实际分配的功能。尽管物质力量强大的行为体可能控制组织，尽管这些机制有可能助长国际体系内的冲突，这些机制的作用总会为概念的透镜所过滤，也就是说，如果物质力量条件本身影响到行为体的行为，那么这种影响也极少是不言而喻或普遍适用的。
第二，建构主义坚持认为，从理论上讲，组织机构在某些环境中可以通过改变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而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相反，现实主义和契约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加入组织机构本身能够引起利益与偏好的改变。它们倾向于假设特定行为体的偏好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加入国际组织而引起的国家行为的任何变化，要么是战略的改变，要么是因新行为体掌权所造成的一国决策过程中权力分配的变化。然而，这些新行为体被认为同样有固定不变的偏好。
第三，鉴于建构主义者已经将他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用实证方式去探询国际组织内社会化的出现与作用，建构主义的研究对象就越来越集中在个体和小团体上。换句话说，建构主义对国际组织内社会化的最新实证性研究，没有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对待;相反，建构主义是倾向于微观的，这与建构主义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认知层面的社会互动作用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承认社会化对国家整体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的作用，建构主义的研究也可以为国际组织内的社会化找到证据。这是因为，国家的代表很可能适应对利益的新理解，但是这些人仍须与在制定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坚持国家利益“旧”观念的官场上和政治上的对手做斗争。
国际组织研究中的新问题
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有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回答或讨论。这些问题成为美国国际组织研究中广泛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些问题如下：
・机制的起源是什么?它最初会不会是系统内最强大国家利益的附带产物，而后才有了独立的身份、使命、程序与政策?在怎样的条件下，所谓“标准倡导者”才能建立起与系统内最强大国家的利益相独立的机制?机制的设计如何影响合作的质与量?组织内部的决策原则与程序如何影响合作的质量?有很多种决策的方法：绝对多数(如2/3多数)、简单多数(如51%多数)、全体一致(每个成员都有否决票)、和灵活一致(当达成一致时由主席决定)。如果决策原则的类型发生了变化，合作在相似的机制之间会有何不同?・什么样的组织才是“理想的”或“高效的”?・国际机制和国内立法机关是如何互动的?・国际组织促使国家行为趋同或趋异的条件。
一、“干净的手”规则正逐渐形成国际习惯法
“干净的手”是指, 若提出诉求的一方实施了与其提出的诉求有关的违法行为, 则其诉求将被拒绝。郑斌先生指出: “寻求救济的一方必须带着‘干净的手’出庭。” (1) 首先, 该规则在国际法上地位要得到确认, 由于尚没有国际条约对其进行明确规定, 因而要研究其习惯法地位。
国际习惯法的确立有“普遍实践” ( general practice) 和“法律确信” ( opinio juris) 、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要求。 (2) 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如条约等, 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实践, 如其决定、判决等和国家内部行为, 如法规、判决、行政命令等, 属于形成国际习惯法的三种情况。 (3) 首先, 有关于国家之间的条约反映了“干净的手”规则的适用, 尤其很多双边投资协议 ( BIT) 都体现了该规则。如德国与菲律宾之间的BIT以及意大利与摩洛哥之间的BIT均规定只有按照东道国的法律进行的投资才能被投资协议涵盖。
二、国际性争议解决机构的认可
虽然这一规则在国际法上的适用仍然受到争议, 但很多与之相关的实践是显著的。 (4) 在常设国际法院1937 年默兹河水改道案中, 法院对一项1863 年签订的有关默兹河水改道相关的条约进行解释。比利时提出, 因为荷兰之前从事了违反条约的建设, 因此荷兰不得援引该条约以对抗比利时。法院在明确了荷兰先前的过错后指出, 由于荷兰曾建造水闸, 所以法院难以认为荷兰有权控诉其他国家非法的建设运运营。 (5) 在国际法院1986 年的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中, Schwebel法官认为美国的行为与尼加拉瓜针对萨尔瓦多做出的武装打击是对等的, 并在其反对意见中指出, “尼加拉瓜没有带着‘干净的手’走上法庭。相反, 尼加拉瓜是‘侵略者’, 并将最终对萨尔瓦多的大量伤亡和损毁负责。” (6) 在很多其他的案件中, 被告都以“干净的手”规则进行辩驳, 但国际法院未采纳。 (7) 虽然国际法院很少、甚至是没有适用过这一规则, 但其从没有否定该规则的存在。
这一规则在其他国际争议解决机构中, 也得到了体现。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实践体现了该规则。例如, 在Inceysa诉萨尔瓦多案 (8) 中, Inceysa在一次政府采购合同投标中, 以欺诈的方式对自身的情况进行了虚假陈述。投资仲裁庭认为, BIT双方的意志是, 对以违反东道国法律所进行的投资争议, 协议不予适用并不提供保护。仲裁庭裁决, 因为Inceya的投资不符合BIT对合法性的规定, 因此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仲裁庭在该案中明确提到, 一些投资协议中纳入“符合法律”的条文, 符合旨在惩治违法行为及其结果的国际公共政策。这说明, 在投资协议中的“符合法律”的要求是“干净的手”规则的重申。可见, 国际性争议解决机构的实践, 佐证了该原则在国际法层面已经得到适用并逐渐被接纳。
三、各国国内判决的采纳
国内针对非法逮捕与管辖权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实践:“非法的逮捕行为不影响以正当程序原则所作出的拘留和诉讼” ( Male captus, bene detentus) 和“非法行为不得获利、非法逮捕的行为会导致法庭丧失管辖权” ( non faciat malum, ut inde veniat bonum) , 1970 年后的国家实践逐渐采纳了后一种观点。 (9)
在南非诉Ebrahim一案中, 南非最高上诉法院认可了“干净的手”规则的适用。在该案中, 上诉人Ebrahim是一名南非公民, 他被控犯有叛国罪。上诉人被从斯威士兰绑架回南非, 且做出这一绑架行为的极有可能是南非政府人员。虽然斯威士兰没有提出正式反对, 但这一绑架行为仍然违反了斯威士兰的领土主权。上诉人认为, 因为他被带上法庭的方式是违反国际法的, 因而南非法庭缺乏管辖权, 这一上诉理由最终被采纳。法院指出: “当国家是争议一方时, 例如在刑事案件中, 国家必须带着‘干净的手’走上法庭。当如本案中, 国家参与跨界绑架时, 国家的就丧失了‘干净的手’, ……, 这类规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其他国家的国内法中。”南非法院在南非诉Mahala一案中再次重申这一规则。
Bennett诉马船路治安法庭案中, 上诉人 ( 原案被告人) 因涉嫌诈骗在英国被通缉, 当他在南非被发现时, 英国警方请求南非警方以强制方式将之扭送英国, 而此时, 双方没有引渡协议、也没有就这一特定事项达成特别引渡协议。英国上议院上诉委员会认为, 如果可以证明上诉人被带回英国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法并违反法律之治的, 本案将构成“程序滥用”。格里菲斯法官指出, 司法机关有保证法律之治的责任, 因而应主动监督执法机关的行为, 并拒绝承认威胁到基本人权和法治的行为。 (10)
四、结论
笔者认为“干净的手”规则, 至少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并已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在过去的国家实践中, 虽然有与之相反的做法, 如“Ker - Frisbie规则”和“埃克曼案”。但是前者不仅广受质疑且在美国国内也渐渐发展了不少判例为其例外11。后者则因埃克曼涉及的是国际罪行而应区别看待12。根据这一规则, 沿岸国以违反管辖权的手段逮捕我国渔民, 会导致其管辖权的丧失。
我国可以外交保护的形式对被非法逮捕且起诉的渔民提供救济。外交保护是指“当本国国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受到所在国国际不法行为的侵害, 且用尽了当地救济办法仍得不到解决时, 国家对该外国采取外交行动以保护本国国民的国家行为”13。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及评述中指出, 若在当地法院不具有针对该争议的管辖权时, 无需用尽当地救济14。在本文论述的情形下, 不需要用尽当地救济就可以进行外交保护。沿岸国因其在专属经济区以过度方式逮捕我国渔民的方式违反国际法, 导致其丧失进行司法程序的管辖权, 因此我国可以直接进行外交抗议、对被非法扣押的渔民形式外交保护, 要求沿岸国将我国渔民释放、送还。
参考文献
[1]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版, 1995.
关键词：集合竞价； 连续竞价； 集合交易机制 ；波动性比率之谜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073-07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采用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的交易机制，其中：开盘采用封闭式集合竞价的方式，其他交易时间采用（开放式）连续竞价的方式。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关于我国期货市场竞价交易机制运行效率或市场质量探讨主要停留在理论上，其实证研究极为少见。本文试图通过经验上分析不同竞价交易机制（集合竞价机制和连续竞价机制）是否对期货价格行为特征产生影响，评价我国期货市场竞价交易机制运行效率或市场质量，以便为我国期货市场交易机制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定量依据。
一、不同竞价交易机制生成的期货价格行为特征分析
（一）简单的价格调整模型
为了后文的实证分析，本文此处引入Amihud 和Mendelson(1987)所使用的简单的价格行为模型——带有噪声的偏调模型（Partial-adjustment Model with Noise）。该模型将期货合约在时刻t的内在的价值Vt与观察到的价格Pt区分开来,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归因于交易中的噪声(Black，1986)[6-7]。于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来表述：
这里，Pt和Vt都是对数形式；g是调整系数，0 系数反映了所观察到的期货价格向其内在的价值的调整情况。调整系数g=0表示价格对价值变动没有反应；调整系数0 按照有效市场假说，假设期货合约内在的价值{Vt}服从随机游走过程： 式(5)右边的第一项表示期货合约价值收益方差υ2对所观察到的收益方差Var（Rt）的贡献，第二项表示噪声的贡献。当0 式(5)右边的第二项代表了噪声对所观察到的收益方差的贡献，它是噪声方差σ2和调整系数g的增函数。既然一期的价格扰动会通过偏调过程传递给下一期的价格，那么调整系数g越大，传导给所观察到的收益方差的噪声就越多（见模型(1)）。总之，对于任何给定的价值收益方差υ2而言，高的调整系数g和噪声方差σ2都有助于使所观察到的收益方差增加。 式(5)表明，测度的收益方差Var(Rt)是价值收益方差υ2的有偏估计。当g=1时，即在出现完全的价格调整过程情形下（尽管存在噪声），Var(Rt)=υ2+2σ2；也就是说，所观察到的收益方差是价值收益方差与噪声方差贡献的总和。这正如Black (1986)所表明的，价格波动大于价值的波动。 更一般地，由式(5)可得：当σ2≥(≤)υ2(1-g),Var(Rt)≥(≤)υ2。于是，偏调过程（0 下面，我们考虑所观察到的收益的一阶自相关系数： Corr(Rt,Rt-1)=g(1-g)υ2-gσ2gυ2+2σ2(6) 一阶自相关系数的符号由两个因素决定：调整过程和噪声。噪声对一阶自相关的贡献总是负的；当0 （二）样本的选取和数据处理 1.样本的选取 由于不同的市场交易不同的期货品种，而且这些期货品种又处在不同的环境中交易，因而很难看出排除期货品种以及环境因素后，竞价交易机制对期货价格行为存在什么影响；同时，在国内同一交易时刻也不存在两种不同的竞价交易机制。于是，本文将利用我国期货市场中在同一交易所交易的同一期货品种合约分别在开盘与收盘时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难题。此外，为了经验上比较不同竞价交易机制下期货价格行为的差异性，我们选取大连期货市场2004—2005年间所有摘牌的黄大豆1号（12个）期货合约的日开盘价和收盘价数据。其原因：一是由于能够解决上述难题；二是由于开盘价刻画了集合竞价交易方式，收盘价刻画了连续竞价交易方式；三是由于黄大豆1号是个比较成熟的期货品种。 2.数据处理 这里，P0，t和Pc，t分别是期货合约在第t个交易日的开盘价和收盘价的对数形式。 最后，假定只有竞价交易机制的影响，而认为其他都是等同的。这样就可以利用开盘价收益率R0，t和收盘价收益率Rc，t分布性质，比较不同竞价交易机制下在同一期货合约在相同时间（24个小时）内的价格行为特征。 （三）开盘价和收盘价收益率经验比较分析 1.开盘价和收盘价收益率分布性质经验比较分析 价格偏调模型(1)表明期货合约收益率随机性质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一是新信息到达；二是噪声交易和生成所观察到的收益并扰乱价值收益变动的交易过程。其中，随机变量εt捕捉了第一个影响因素；调整系数g和随机变量μt捕捉了第二个影响因素。市场微观结构研究表明：竞价交易机制影响所观察到的收益概率分布，尤其概率分布离散性（Amihud 和Mendelson，1987） ［7]。 从平均意义上来说，开盘价收益率最小值要比收盘价收益率最小值小29.55%（收益率最小值小于零）；开盘价收益率最大值要比收盘价收益率最大值大28.73%（见表1）。这表明开盘价收益率要比收盘价具有更大的离散性。 在所选的12个期货合约中，有9个期货合约开盘价收益率峰度大于收盘价收益率峰度；而且平均来说，前者比后者大12.23%。 所选取的期货合约开盘价收益率方差和收盘价收益率方差之比均超过1，而且，平均来看，开盘价收益率方差要比收盘价收益率方差高41.46%（如表1所示）。这一方面表明了参与集合竞价的投资者通常要比连续竞价的投资者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还表明了大连大豆期货市场也存在类似于国内外股票市场以及国外期货市场的“波动性比率之谜（Volatility Ratio Puzzle）”或“方差比率之谜（Variance Ratio Puzzle）”。 由此可见，开盘价收益率分布比收盘价收益率分布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和离散性，后尾更厚，尖峰更尖。 2.市场有效性 （1）正态性检验 如果期货市场是弱式有效的，那么可用几何布朗运动刻画期货价格。从而，期货价格收益率应服从正态分布。开盘价和收盘价收益率正态性检验表明：对收盘价而言，收盘价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零假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3个期货合约无法被拒绝；但对开盘价而言，开盘价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零假设全部被拒绝（见表1）。因而，从收益率正态性角度来看，收盘价比开盘价更有效。 （2）序列自相关检验 根据市场有效假说，期货价格应完全反映任何时点可获得的信息（包括历史信息、公共信息和内幕信息或私人信息）。Fama（1976）认为：如果市场是（弱式）有效的，那么无法利用在时刻t-1所获得的信息，对Rt的期望值进行不同于假定不变的均衡期望收益E(R)的正确估价。既然历史收益是时刻t-1所获得的部分信息，那么无法利用历史收益，对Rt的期望收益进行不同于E（R）的预测。从而，便有Fama形式的市场有效假说随机游走： E（Rt|Rt-1）=E（R）（9） 模型（3）表明：条件期望收益等于无条件均值。因而，历史收益无任何信息内容，进而，理论上收益自相关系数应等于零，即： Corr(Rt,Rt-1)=0（10） 由开盘价和收盘价收益率一阶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可知（见表2）：在12个期货合约中，所有的期货合约开盘价收益率一阶自相关系数均小于零，而且其一阶自相关系数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地小于零；尽管所有的期货合约收盘价收益率一阶自相关系数均小于零，但只有4个期货合约收盘价收益率一阶自相关系数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开盘价收益率一阶自相关系数平均值为-0.181，收盘价收益率一阶自相关系数平均值为-0.084。 因而，对开盘价而言，式（6）中σ2＞(1-g)v2的可能性要比收盘价大，这也与开盘价中噪声方差σ2和调整系数g较大相一致。这一方面表明，开盘比收盘更可能发生过度反应；另一方面也表明，开盘价收益率比收盘价收益率更可能违背Fama形式的市场有效假说随机游走假设。 二、不同竞价交易机制生成的期货价格行为特征差异性原因分析 从信息角度来看，在一个有效的市场，期货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新信息的产生，由于不同信息的产生，投资者会进行新的投资决策，从而期货价格会不断变化，直至完全反映所有相关的新信息。从时间间隔上看，开盘价收益率和收盘价收益率都度量了一天内期货价格的变化情况，因此也反映了一天内信息的产生和扩散情况。于是，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期限内，信息的产生和扩散在每天的分布应大致相同，进而开盘价收益率和收盘价收益率的分布性质尤其是波动性也应大致相同。 但是，上文的经验证据表明：（1）大连大豆期货合约开盘价收益率和收盘价收益率的分布性质存在显著的差异性；（2）大豆期货合约开盘价比收盘价更可能违背市场有效假说；（3）大连大豆期货市场存在“波动性比率之迷”或“方差比率之谜”现象。难道这仅仅是因为生成开盘价和收盘价的竞价交易机制造成的吗？在没有正式给出确定的经验答案之前，我们先试图从理论上给予解释。由于“波动性比率之迷”或“方差比率之谜”一直是理论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因此，后文以大豆期货市场“波动性比率之迷”或“方差比率之谜”成因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解释 纵观国内外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种理论观点用来解释“波动性比率之迷”成因 ［4]： 1.开盘与收盘交易方式的不同 这种观点主要以Amihud 和Mendelson为代表，他们认为是由于开盘采用集合竞价，收盘采用连续竞价所造成的，因为在隔夜累积了很多信息，所以在开盘时的一次集合竞价会造成定价的偏差。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收盘时由于交易者会倾向于将均衡价格完全反映所有信息，所以开盘收益率方差大于收盘收益率方差的次数就会比较多。 2.做市商权力理论 Stoll 和Whaley（1990）以1982—1986年期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为对象，发现开盘收益率的方差大于任何一个时段的收益率方差。他们将解释焦点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做市商制度或专家制度上，认为做市商或专家能在开盘价未产生之前观察到所有的买卖委托，所以做市商或专家能够设定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但是，做市商或专家不能够在开盘之后继续行使其垄断权力，所以开盘收益率波动性会高于其他任何一个时段的收益率波动性。 3.信息理论 一般而言，如果市场不是24小时连续交易，那么在接近市场停止交易前后的信息一定会反映在隔天的开盘价上，从而会导致股票价格在开盘时有较大的波动性；对拥有私有信息的投资者来说，他们会在开盘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作出新的决策，所以也会导致股票价格在重新开盘时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上述用于股票市场的理论解释同样也适用于期货市场。事实上，前两种观点可统一归为交易机制因素。由于我国期货市场没有采用做市商制度。因此，“波动性比率之谜”的成因主要包括竞价交易机制和信息累积及扩散两个方面的因素。 （二）经验证实 1.信息累积及扩散、竞价交易机制与日内波动性变化 从交易过程来看，期货市场在每日开盘以前存在一个相当长的非交易时段，可能会积累较多的信息，尤其私有信息。根据Kyle（1985） ［10]的观点，知情交易者拥有的私有信息会在其交易行为中逐渐显露出来，而且交易过程本身也会加速非知情交易者的推测和学习行为。因此，随着交易的进行，私有信息将会被逐渐吸收和反应到期货价格中。于是，Gerety与Mulherin（1994） ［9]以及施东晖（2005）等人认为：如果私有信息是形成“波动性比率之谜”的主要原因，那么开盘前累积的大量私有信息将使买卖委托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此时形成的开盘价中“噪声”成分较大，期货价格收益率波动也相应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易的进行，知情交易者将根据交易情况不断修正他们对私有信息的解释，而非知情交易者也将从交易情况中不断推测和学习私有信息，期货价格将更准确地反应相关信息，“噪声”成分将会逐渐下降，期货价格收益率的波动将会在开盘至收盘阶段缓慢而稳定地随时间往下递减。 如果“波动性比率之谜”主要是由竞价交易机制引起的，即因为开盘采用集合竞价，而日内其他交易时段采用连续竞价造成的，那么开盘价的波动性将会和日内其他交易时点的波动性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前者比后者波动剧烈），而日内其他交易时点的波动性之间应无显著性差异。因此，期货价格收益率的波动性将会在开盘后迅速下降，并在随后的连续竞价时段中保持稳定。 由此可见，尽管私有信息和交易机制都有可能导致开盘价与收盘价的“波动性比率之谜”，但两者对日内波动性形态的影响却存在明显差异，私有信息因素将使波动性在日内逐渐稳定下降，而交易机制因素却使波动性在开盘后迅速下降，并在日内保持稳定。因此，可以通过分析期货价格收益率波动性在日内的变化情况来判断形成“波动性比率之谜”的主要成因。 2.期货价格收益率波动性日内变化情况 为了考量期货价格收益率波动性日内变化情况，我们选取了上述研究样本5分钟的高频期货价格数据，共45个时点。由于除开盘价和收盘价外，很难挖掘到确切的某个时点期货价格数据，因此，我们分别对5分钟内开盘价和收盘价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利用各期货合约相邻的两个交易日在各时点的开盘价或收盘价计算对数收益率；其次，利用各时点对数收益率数据，计算各期货合约在各时点波动性（或标准差）；然后，分别计算各期货合约在各时点标准差的算术平均值。我们经验上发现（如图1和图2所示）： （1）上午开盘价收益率波动性均高于其他各个时点的期货价格波动性。 （2）下午开盘价收益率波动性要低于其他各个时点的期货价格波动性。 （3）不论是以开盘外其他各个时点开盘价为基准还是以收盘价为基准，波动性均呈“L”型。开盘后需经一段时间（大概四十分钟左右）期货价格收益率波动性才逐渐稳定下来。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波动性比率之谜”主要是由竞价交易机制造成的，而不是信息累积及扩散造成的。这些经验证据一方面表明，（从波动性来看）连续竞价生成的期货价格具有相同的行为特征，而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生成的期货价格却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这进一步佐证了第二部分经验结论。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大豆期货市场不同竞价交易机制所生成的期货价格行为具有不同行为特征：集合竞价生成的期货价格收益率波动性比连续竞价生成的期货价格收益率高（即开盘时的交易比随后的交易具有更多的价格“噪声”）；前者比后者更可能违背市场有效假说；开盘价比收盘价对新信息更容易产生过度反应。这表明连续竞价生成的期货价格比集合竞价生成的期货价格更有效。而且，隔夜非交易时段所产生的大量累积信息并不是随着交易逐渐扩散，而是在开盘后迅速扩散（大概需要十五分钟至四十分钟时间），并在随后的交易中保持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竞价交易机制造成的，而不是由信息累积及扩散造成的。但信息在开盘后一段时间内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2.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与风险规避两大基本功能，提高大连期货市场竞价交易机制运行效率或市场质量，我们建议： （1）将现行的封闭式集合竞价改为开放式集合竞价。就大连期货市场目前的集合竞价交易机制而言，大连期货市场开盘采用的是封闭式集合竞价，即在集合竞价时不披露任何信息，尤其是买卖订单指令的不平衡信息, 也没有设定集合竞价随机结束机制，这种“黑箱”式运作导致了集合竞价过程中噪声增大，也便利了市场操纵行为，从而增大了价格波动性，也削弱了非知情者参与集合竞价的意愿。为此，笔者建议将现行的封闭式集合竞价改为开放式集合竞价，即交易系统在买卖委托过程中，即时或定时显示指示性集合竞价价格和成交量，且披露在该价位上买卖不平衡信息。这将有利于期货价格保持连续性，有利于我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更好地实现，进而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2）适当延长集合申报和撮合时间。目前大连期货市场上累积的信息扩散可能需要15—40分钟，于是，我们建议在开放式集合竞价基础上并适当延长集合申报和撮合时间。延长多长时间呢？我们认为，将现行的4分钟集合申报和1分钟撮合分别改为10分钟集合申报和5分钟撮合（即8点45分零1秒开始集合申报，8点55分零1秒开始撮合）比较适宜。其原因：一是由于集合竞价时间延长至40分钟虽然可以完全释放期货市场上累积的信息，但CBOT电子盘还没有开盘，市场风险仍旧较大；二是由于集合竞价时间延长至15分钟，CBOT电子盘已开盘，外盘市场上累积的信息已得到一定程度释放，市场风险已变小。 （3）在集合申报过程中可设定随机结束机制，这将有利于防止市场操纵行为。 （4）在撮合阶段仍实行不可撤单制度，这将有效地防止有些不法分子先输入欺骗性的委托操纵指示性价格，然后在邻近开盘时再予以撤销，误导其他投资者这种可能性。 （5）尽快推出晚间电子交易，尽量减少非交易时间。隔夜长时间交易中止，积累了大量信息，将可能使买卖委托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此时形成的开盘价中“噪声”成分较大，也将使参与竞价交易的投资者面临着较大的风险。于是，我们还建议尽快推出晚间电子交易，尽量减少非交易时间，让信息及时地在期货价格上得到反映，这将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保持期货价格连续性。 参考文献： ［1］ 曾长虹.证券交易机制影响股价吗？——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再检验［Ｊ］.经济研究，2003，（11）. ［2］ 陈保华.交易机制对股价行为的影响——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检验［Ｊ］.经济研究，2001，（5）. ［3］ 刘 逖.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实践［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 施东晖.开盘机制透明性与“波动性比率之谜”［Ｊ］.上证研究，2005，第一辑. ［5］ 王志刚，曾勇，李平.集合竞价与连续竞价机制下的股票价格行为分析［Ｊ］.管理学报，2005，（2）.［6］ Amihud, Y., and H.Mendelson.Trading Mechanism and Stock Return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Ｊ］.Journal of Finance,1987, （4）： 533-553. ［7］ Black, P.Noise［Ｊ］.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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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研究组织内员工的知识共享。 基于组织气氛在组织效能、员工满意度、员工授权、公民行为等方面的极强解释能力,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组织气氛引入组织知识共享的研究中。Yoo & Torrey (2002) 等人认为知识共享行为不仅仅受到个人动机的影响, 很可能还会受到环境力量的影响。谢荷锋等人的研究表明, 员工对组织环境的感知, 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身与同事间的知识分享行为[3]。并且, 组织中一旦形成了不宜于知识分享的工作气氛, 这种情况将很难改变 (Ruggles, 1998) 。知识共享氛围是文化层面的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文化是通过个体的自我认知来影响个体行为。然而, 目前的研究视知识共享氛围对知识共享有直接作用, 其对知识共享的作用机理尚待深入的研究[4]。 组织内员工的知识共享首先是一种个体行为。对于个体行为, 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加以解释, 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5]就是被广泛用来解释个体行为的一个模型[6]。并且, 社会认知理论在解释知识分享问题上更有优势[7]。因此, 本文从组织环境层面出发, 结合社会认知理论, 提出了组织气氛对组织知识共享行为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 最后, 根据概念模型提出促进组织知识共享的对策, 为提高组织知识管理水平提供一定的指导。 2 理论背景 2.1 组织气氛 Tagiuri认为组织气氛是一个与组织内部环境相关的相对持久的特性, 是一系列可测量的工作环境属性之集合。良好的组织气氛能够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提高生产率, 降低员工离职率[8,9]。 2.2 组织知识共享气氛 Celia Za′rraga (2003) 认为组织的知识共享气氛是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内部知识共享情况的共同感知[10]。它反映的是以知识共享为导向的组织成员间关系, 在这种气氛中, 员工高度信任组织中的其他成员, 知识能够得到自由的流通, 合理的失败能够得到理解和宽容, 组织的准则贯穿始终[11]。根据Gee-Woo Bock (2005) , Celia Za′rraga (2003) , Bollinger (2001) 等人的相关研究, 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组织知识共享气氛: (1) 友好关系, 指员工对组织内人际关系、相互合作的感知, 如与同事间保持紧密联系、认真地考虑同事的观点等; (2) 创新, 指员工对组织鼓励创新的感知, 如鼓励提出新观点, 鼓励寻找新方法来完成工作任务等; (3) 公平, 指员工对组织政策公平的感知, 如相信上司评价公平性、工作目标合理性等。 2.3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广泛用于验证个体行为的一个模型[6]。它认为, 人们的动机与行为是受到个人的先见 (Forethought) 所影响。该理论强调个体的行为、主体认知和社会环境三者是动态交互决定的。因此, 主体、行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关系, 就构成了Bandura所提出的人类行为“三元交互 (Triadic Reciprocality) ”模型[12] (如图1所示) 。其中, 主体认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 即个人对自身能否具备达到某一行为水平的能力的评判;二是结果预期 (Outcome Expectations) , 即个人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的判断。 3 组织气氛对组织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 社会认知理论被认为作为心理学中一个成熟的理论, 强调人的认知因素对行为的影响, 这更符合知识分享的主体是人这一特点。因此,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结合相关文献, 从组织气氛出发, 探索组织气氛对组织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 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3.1 组织气氛对组织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3.1.1 组织知识共享气氛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基于前面的分析, 我们主要探讨组织共享气氛中的友好关系、创新和公平这三个维度。“友好关系”体现出员工间的相互关系, 例如信任、联系程度等。从理性行为观点来看, 信任意味着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Nahapiet和Ghoshal (1998) 认为信任能够促进智力资本的共享。从社会网络的观点来看, 强联系对个体间的知识共享行为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 组织知识共享气氛中的友好关系会促进知识共享行为。 “创新”反映了组织对创意和新方法的鼓励, 重视员工的学习, 提供开放式的知识交流。相比而言, 在创新性工作背景下的员工更倾向于和他人分享新的观点和创新性思想 (Kim & Lee, 1995) 。由此可见, 组织知识共享气氛中的创新特性会促进知识共享行为。 “公平”反映了组织实践将是公平的而不是任意或者反复无常的。因此组织中的公平气氛将引领员工有更强烈的使命感来分享他们的知识, 进而应用在工作流程中 (Kim & Mauborgne, 1997) 。由此可见, 组织知识共享气氛中的公平特性会促进知识共享行为。 3.1.2 组织知识共享气氛对自我效能的影响。 组织气氛是群体层面的一个衡量指标, 属于环境因素。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所提出的“三元互动”框架, 自我效能是环境、个人和行为交互作用的核心, 个人因素将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 包含友好关系、创新和公平的组织知识共享气氛, 其体现出来的人际信任、创新性思维等会促进员工的知识共享自我效能。 3.1.3 组织知识共享气氛对结果预期的影响。 史坦斯·亚当斯 (1965) 提出的公平理论表明, 人们会对自己的投入与产出和其他人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做出主观判断, 这种主观判断就是一种结果预期。刘亚等人 (2003) 也指出提高员工的公平感可以促进组织功能的发挥, 提高组织中员工的积极感受和行为[13]。因此, 我们认为, 良好的组织知识共享气氛, 会促进个体的知识共享结果预期。 3.1.4 自我效能对结果预期的影响。 根据Bandura的观点, 个人又可以通过判断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方式 (自我效能) 来预测行为结果 (结果预期) , 而不同的结果预期就会影响最终发生的行为及其结果。因此, 自我效能会影响结果预期。同样地, 在一个组织里, 员工对自己知识共享能力的评价会影响其是否愿意跟他人分享知识、分享哪些知识等决定, 这些不同的决定又导致不同的结果预期。显然, 员工具有较高的知识共享自我效能, 则会提高对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由此可见, 较高的知识共享自我效能会提高对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 3.1.5 自我效能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自我效能已经被证实足以影响行为决策 (Bandura, 1977;Betz & Hackett, 1986) , 并持续采取该行为。郭峰渊、杨美莲 (2003) 发现, 个人自我效能在知识分享行为的实际表现上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高自我效能的人对于知识分享有较高的意图和行为。Lu & Leung (2004) 的研究发现, 自我效能会提升知识分享行为。由此可见, 高知识共享自我效能会促进知识共享行为。 3.1.6 结果预期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人们在采取行动前往往会先判断预期的结果 (Meng-Hsiang Hsu, Teresa L.Ju et al, 2007) 。当报酬大于成本时, 知识共享行为就会发生 (Constant et al., 1994) 。而Bock & Kim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个体获得的好处在知识分享行为中会起激励的作用, 成为一个促进因素。当员工相信他们从知识分享中能获得外部或内部报酬时, 他们会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进行知识分享。由此可见, 高知识共享预期结果会促进知识共享行为。 3.2 组织气氛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 基于前面的分析, 良好的组织知识共享气氛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组织知识共享行为, 还可以通过提高知识共享自我效能和知识共享结果预期间接影响组织知识共享行为;较高的知识共享自我效能会提高知识共享结果预期;较高的知识共享结果预期也会有利于组织知识共享氛围的形成。 为此, 我们提出组织气氛对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的概念模型: 4 促进组织内知识共享行为的对策 根据组织气氛对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的概念模型, 我们认为组织在试图促进组织内知识共享行为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1 改善组织知识共享气氛 前面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组织知识共享气氛会促进组织内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 为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善组织知识共享气氛。 4.1.1 营造友好的关系氛围。 组织友好关系气氛对知识共享行为有促进作用。为了营造友好的关系氛围, 首先, 组织应通过举办交流活动 (如茶话会、技术交流会、庆功会等) 增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从进而增进彼此亲密程度。其次, 在组织内倡导团队合作精神。例如:微软把团队精神视为其企业文化的核心。倡导团队合作, 不仅为员工之间交流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还增进了员工之间的信任水平。 4.1.2 营造创新的氛围。 组织创新气氛对知识共享行为有促进作用。企业应注重培育富有特色的创新文化, 采用以支持和协调为主的领导方式, 给予员工充分发挥的空间, 鼓励员工的创新性思想和行为[14], 从而为组织营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为了营造创新的气氛, 首先, 尊重员工的知识和价值, 进而鼓励员工各施所长, 发挥主观能动性。其次, 举办技术论坛, 加强知识的交流, 碰撞思维的火花。最后, 由于员工的创新离不开组织的支持, 因此组织应重视创新构想, 保护自主团队。 4.1.3 提高员工的组织公平感。 组织公平气氛对知识共享行为有促进作用。如果员工在知识共享气氛中感觉到组织的公平性, 那么他就会更乐意与同事进行分享。组织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 提供精神支持并加强与员工的沟通等方式, 以保证公平性, 进而提高员工的组织公平感。 4.2 提高员工知识共享的自我效能 提高员工知识共享的自我效能将有效地促进员工间的知识分享行为。为此, 组织应当提高员工知识共享的自我效能。为了提高员工知识共享的自我效能, 首先, 组织应提供丰富、灵活的培训, 帮助员工进步;其次, 根据员工的特点, 设立导师制;最后, 倡导团队学习, 创建学习型组织。通过这些方式, 不断增强员工的知识水平和自信心, 进而提高员工知识共享的自我效能。 4.3 提高员工对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 提高员工对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对知识共享行为有促进作用。只有当员工预期知识共享与自己的利益相匹配时, 他们才会更积极地参与分享活动。可见, 企业可以建立合理的知识共享激励机制, 来提高员工对知识共享结果的预期, 从而促进共享行为。为了提高员工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 首先, 在物质利益方面, 建立按知识贡献分配的激励制度。例如:Lotus公司把其用户对员工的评估体系中25%的因素与知识共享相关联。其次, 根据知识贡献度, 对员工给予精神方面的褒奖。根据个体需求理论, 员工在荣誉、尊重、成就感和自我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需求, 因此要采取多方面的激励措施来满足他们需求。例如, 惠普公司对员工的知识共享给予名誉上的鼓励, 如在员工的名牌上标明相应的“星级”。通过这些激励措施, 提高员工对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 5 结语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从组织环境层面出发, 通过相关文献研究, 我们提出组织气氛对组织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的一个概念模型, 并根据概念模型为促进组织知识共享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指导。本文仅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 但没有相关实证数据加以支持, 这使得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将在以后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 摘要：归纳现有文献,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从组织环境出发, 研究组织气氛对组织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 构建一个概念模型。我们发现, 组织气氛不仅对组织知识共享行为有直接的影响, 并且还会通过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的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进而产生间接的影响。最后, 根据概念模型, 从组织气氛角度, 阐述促进组织知识共享的相关对策, 为提高组织知识管理水平提供一定的指导。 金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金钱概念启动会诱发商业决策模型、嫉妒的感觉或者改变人们的道德标准，从而导致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不同金钱概念的启动，如丰富程度的不同、金钱态度的不同等，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1）关于金钱概念启动的研究，其所得实验结果的推广性如何；（2）深化金钱概念启动对不同种类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金钱概念；不道德行为；商业决策模型；道德标准 分类号B84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3.010 1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丰富，也涌现出很多问题。近年来，各种商业丑闻、官员腐败、食品安全、敲诈勒索等事件频频曝光，如“地沟油”“皮革奶”“毒胶囊”“表哥”“碰瓷”等事件，引发公众对社会道德和公民素质的激烈争论与拷问，而这些无一不与金钱的诱惑挂钩。金钱的刺激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做出不道德行为吗？金钱究竟如何影响人们的不道德行为？文章梳理了金钱概念启动与不道德行为的相关研究，揭示了金钱概念启动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其内在机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2金钱概念与金钱概念启动 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资源，除了作为交换介质且具有存储价值外，还可以作为一种概念而存在（Vohs， Mead， & Goode， 2006）。金钱概念是个体认知结构中对于金钱的整体认识（Tong， Zheng， & Zhao， 2013）。Vohs 等人（2006）认为金钱概念可以通过启动技术产生，以此测查金钱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中，启动金钱概念的方法有混词组句任务（descrambling task）、呈现金钱（影像）或提示金钱问题、回忆或朗读与金钱有关的故事等（谢天，周静，俞国良，2012）。 关于金钱启动的研究，以往研究者在自变量操纵中都使用了启动技术。这类研究的共同预设是认为启动金钱概念会对个体心理与行为产生一致且可预测的影响，据此便可找到金钱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规律。一些研究发现，金钱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影响。Zhou，Vohs和Baumeister （2009）的研究发现，金钱可以缓解生理疼痛和社会痛苦；Zaleskiewicz，Gasiorowska，Kesebir，Luszczynska和Pyszczynski （2013）发现，金钱还可以缓解生存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同时，金钱也能够对自尊产生积极的影响，金钱的出现补偿了因对自我进行消极评价而受到冲击的自尊（杨东，陈晨，2011）。但是，金钱概念的启动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如不道德行为。研究表明，金钱概念启动会使个体的助人行为减少（Vohs et al.， 2006）；仅仅接触钱或者看到钱的影像，个体之后就更容易做出不道德行为（Kouchaki，SmithCrowe， Brief， & Sousa， 2013；Gino & Pierce， 2009）。 3金钱概念启动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 不道德行为是指对他人具有伤害性的，不被道德和法律所允许的行为，例如偷窃、欺骗或者其他形式的不诚实行为（Gino & Pierce， 2009）。金钱概念启动会使个体亲社会行为减少（Vohs et al.， 2006），不道德行为增加（Kouchaki et al.，2013； Gino & Pierce， 2009； Sharma， Mazar， Alter， & Ariely，2014）。Kouchaki等人（2013）研究发现，金钱概念启动组的个体比未启动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不道德的意向和行为。他们采用混词组句任务启动被试的金钱概念，然后在一系列与道德有关的情景故事和与道德无关的情景故事中，让被试在7点评分量表上评价自己做出类似行为的可能性。例如：“你在大学里担任一个部门的办公室助理。有一天你独自在办公室复印，突然想起自己家里的打印纸正好用完了。然后你就将办公室的一叠纸装在了你的背包里……”让被试评价自己做出该行为的可能性有多大。统计结果表明，金钱启动组被试的不道德行为意图显著高于控制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又继续探查了金钱启动组与未启动组在具体欺骗行为上的差异，结果发现，金钱概念启动组被试在欺骗游戏中的欺骗行为也显著高于未启动组。 金钱概念启动会使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增加，启动不同的金钱概念，如金钱概念丰富程度、金钱态度以及金钱的其他特性，都会对人们的不道德行为造成不同的影响。 31金钱概念丰富程度 已有研究发现，启动金钱概念丰富程度不同，对个体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也不同。与少量金钱环境相比，当人们置身于大量金钱的环境中时更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Gino & Pierce， 2009）。Gino等人（2009）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种环境下：一种是富裕环境，房间正中央的桌子上放有大量现金；一种是贫穷环境，桌子上有少量现金。要求被试完成回文构词法的测试，通过评价自己的表现来取得相应的酬劳。结果表明，与现金稀缺的环境相比，出现在富裕环境中的被试会夸大自己在任务中的表现，以获得更多的酬劳，也就是说，出现大量财富的环境会导致不道德行为增加。 32金钱态度 杜林致和乐国安（2003）的研究发现，抱有不同金钱态度的人在不道德行为可能性上存在显著差异。Sharma等人（2014）的研究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这一观点。研究者首先操纵了被试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实验中使一部分被试在老虎机的游戏中总是赢钱，让他们体验到富裕感，而另一部分被试在此游戏中总是输钱，使之体验到贫穷感。之后让这些被试完成数点任务（Dots task），如果被试在这项任务中表现得完全诚实则只能获得少量的报酬，被试如果采取欺骗行为却可获得较多的奖励。实验结果表明，当被试体验到的是经济匮乏感时，被试的欺骗行为显著高于体验到富裕感的被试。也就是说，人们的不道德行为会受到当前对金钱的态度的影响。 nlc202309080847 33金钱的其他特性 金钱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是复杂的，金钱的其他特性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Yang，Wu， Zhou， Mead， Vohs和Baumeister （2012）发现脏旧的纸币可能导致个体的自私和贪婪，而新印的干净的纸币却有可能引发更多的公平和互惠。另外有研究发现，金钱的多少也会改变人们的道德标准，当人们看到他人为了少量的钱撒谎时，与那些为了更多的钱撒谎的人相比，人们会认为前者更不道德（Xie， Yu， Zhou， Sedikides， & Vohs， 2013）。 4金钱概念启动影响不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及理论解释 41金钱概念启动诱发商业决策模型 决策框架（decision frame）是决策者关于某一特定决策的行为、结果以及可能性的观念和看法，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特点等因素共同决定着什么样的决策框架会被启动（Tversky & Kahneman， 1981）。Kouchaki等人（2013）认为，金钱是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一种媒介，所以只要呈现金钱就会启动个体的商业决策框架（business decision frame） （Tenbrunsel & Messick， 1999），进而影响人们的不道德行为。商业决策框架意味着个人利益至上，个体更少地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考虑，个体可能会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不道德行为（Kouchaki et al， 2013）。Kouchaki等人（2013）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假设。实验要求被试完成残词补全任务，结果发现金钱启动组将单词补全为与商业有关的概率显著高于金钱未启动组，这表明金钱概念启动会启动个体的商业决策模型，从而使启动组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概率高于未启动组。 42金钱概念启动诱发嫉妒感 嫉妒就像其他情感一样，能显著影响人们的不道德行为（Schweitzer & Gibson， 2008），导致欺骗、合作减少和明显的敌意（Moran & Schweitzer， 2008； Parks， Rumble， & Posey， 2002）。Gino和Pierce（2009）认为，当处于大量货币的环境中时，人们会产生嫉妒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增加个体为了一己私利而采取不道德行为的几率。嫉妒产生于“当一个人缺少他人所拥有的出众的素质、成就或者财产，而希望自己也拥有，或者希望他人也缺少时”（Parrott & Smith， 1993）。当大量财富出现时，个体更有可能进行社会比较，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他缺少别人拥有的资源”这样的事实，从而更有可能出现不道德行为。 43金钱概念启动改变道德标准 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Waston， Teague， & Papamarcos， 2004）。这些标准具有自我调节作用，能够引导良性行为和制止不良行为。若个体原本的道德标准就是“不道德”的，那么标准就无法制止不道德行为，相反甚至会促进不道德行为（沈汪兵， 刘昌， 2012）。 Sharma等人（2014）证明了道德标准在金钱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作用。他们首先操控了被试的客观经济地位，引发被试的经济富裕感或经济匮乏感。之后让被试完成一项数点任务，目的在于比较经济富裕组和经济匮乏组被试在该任务中欺骗行为的差异。结果发现，经济匮乏组的欺骗行为显著高于经济富裕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又设计实验探究了金钱匮乏感的启动是否改变人们的道德准则。他们先启动被试的经济匮乏感或者富足感，之后要求被试扮演法官的角色，来决定如何判决四个罪犯，判决的严苛程度采用12点量表（1=对罪犯最宽大的判决，12=对罪犯的最高刑罚）来衡量。结果发现，与没有处于经济匮乏条件下的罪犯的判决相比，启动经济匮乏感的被试对处于经济匮乏条件下的罪犯的判决更加宽容，而启动经济富足感的被试对于两种罪犯的判决没有差异。这些结果说明：金钱匮乏感的启动会使个体的道德标准降低，使其为了得到金钱而更倾向于采取欺骗行为。 综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金钱影响不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做出了解释。金钱可能会激发个体的商业决策模型或者嫉妒的感觉，使人们的不道德行为增加，也可能是通过改变人们的道德标准以及对金钱的态度影响人们的道德决策。 5小结 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不言而喻，但是对金钱贪得无厌的追求会引发大量不道德行为。金钱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学术界关于金钱概念启动以及不道德行为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和拓展。 首先，需要进一步确定利用金钱概念启动所测得实验结果的推广性如何。Vohs等人（2006）在第一次提出金钱概念启动这一概念时，就指出金钱概念启动与真正拥有金钱产生的效应不同，后者能够增强积极情绪，产生更多的道德行为。那么，能否用金钱概念启动代替实际生活中的金钱来测查其对人们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这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其次，需要深化金钱概念启动对不同种类的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不同学者对不道德行为的界定不同，大多数研究关注的不道德行为集中在欺骗等不诚实行为上，这些行为都是人们有意为之的。而现实中一些不道德行为是人们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很多品行端正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地做出坏事（王芃，王忠军，李松锴， 2013）。金钱概念启动对这一类型的不道德行为是否会有影响？如有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否与有意识的不道德行为相同？未来研究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杜林致，乐国安（2003）.中国大学生金钱心理特征及其与自我价值关系研究.心理科学，26（5），915-916. 沈汪兵，刘昌（2012）.道德伪善的心理学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5），745-756. nlc202309080847 王芃，王忠军，李松锴（2013）.好人也会做坏事：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心理科学进展，21（8），1502-1511. 谢天，周静，俞国良（2012）.金钱启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6），918-925. 杨东，陈晨（2011）.金钱启动对自尊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来自ERP的证据. 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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