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精选8篇）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篇1

“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根据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是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其基本要义是借用千古传颂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突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由来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这样的战略构想最早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之后写入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在20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一带一路”是2015年区域发展的首要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形成过程

“丝绸之路”，有时也简称为丝路，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

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从此，这条路线就成为了“国道”，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进行贸易。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4年11月8日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他在《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讲话中指出：第一，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愿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第二，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一带一路”兼顾各国需求，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第三，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第四，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 2

积极参与。第五，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

2014年11月11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设想，会议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共识。亚太自贸区的概念最早源于2004年前的APEC会议上提出，2006年前被写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一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蓝图》或将作为领导人会议宣言的四份附件之一向社会公布。作为此次APEC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蓝图》将对硬件、制度、人员全方位互联互通给出明确时间表，设立出2025年实现亚太地区“无缝联通”的目标。在硬件互联互通方面，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其他方式提高基础设施融资；发展更新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在制度互联互通方面，应对贸易便利化、结构性和监管改革、交通物流便利化问题。2020年实现各经济体经商成本节约25%，通商效率和便利度提高25%的目标。

（二）“一路一带”战略形成的依据 1.历史选择的回归

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有能力帮助别国，特别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不仅可以输出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而且能够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设备。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中国能够携手各国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有实力投资海外，与急需资金的国家共同把握发展机遇。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2.多边合作的契机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

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在2014年4月10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丝绸之路的复兴：对话亚洲领导人”分论坛开启了“一路一带”战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老挝总理通邢、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东帝汶总理沙纳纳、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卡、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以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进行了同台对话，共同探讨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构想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其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

3.我国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一带一路”战略形成的缘由 1.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2.应对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

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

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3.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需求

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这种原油进口格局与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紧张，使得我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

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据海关统计，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我国进口原油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2013年达到2.82亿吨。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而据外媒报道，国家原油战略储备仅三天。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4.顺应国际贸易机制转型的趋势

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强劲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近10%的平均年增长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投资新机会，使中国变得更加繁荣。中国从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转向一个更为市场化的贸易强国所产生的效力遍及全球经济，影响着从消费者选择到投资流动的方方面面。

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经济越来越呈多样化并正在日益增长。中国加入WTO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贸易组织的结构和特征，这将对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邻国的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许多亚洲国家正面临经济衰退，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增加出口来重振经济。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既代表着对这些国家实现目标的竞争性挑战，也代表着这些国家可以从中国强劲的经济表现中获益的机会。

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相互交织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这进一步加剧了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取得进展的难度，世贸组织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加速了以区域贸易安排（R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以TPP、TTI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网络”和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 7

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网络”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重要的两条发展路径，正折射出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并对全球现有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自贸区谈判折射出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市场化、金融的创新和科技进步，制约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等跨国流动的壁垒大大削减，贸易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多边贸易逐渐减弱。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各成员方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更加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在新一轮自由贸易区协定发展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掀起了自贸区热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欧日自贸区以及中欧自贸区等积极酝酿，并逐渐取代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平台。这些举措实质上已折射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一个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两大贸易网络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亚太地区是最重要的利益争夺点。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两条正在发展的路径：一是东盟等16国开展的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版图”；二是美国主导的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版图”。在发展前景上，TPP、TTIP、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规模巨大，集聚了全球多个主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格局影响巨大。

一是以TPP、TTI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网络”。奥巴马政府在第一届任期内，已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2011年11月10日，日本也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但我国没有被邀请参与。利用八国集团峰会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盟领导人又宣布共同计划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2013年7月8日，TTIP首轮谈判在华盛顿正式启动。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TTIP谈判则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点致力于解决市场准入和监管法规、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规则等三个关键性问题。

无论是TPP还是TTIP协定，其涵盖国家多、经济总量大，无疑会对全球贸易格局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TPP将整合亚太的两大经济区域合作组织，发展成为涵盖APEC大多数成员在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成为亚太地区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TTIP将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基础，进而影响到整个全球化规则的制定。

二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网络”。当前，全球范围内各种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加速酝酿，除了以美国主导的TPP、TTIP协定外，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程度也在逐渐加深。2012年11月柬埔寨东亚领导人峰会期间，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6个亚太国家领导人开启RCEP谈判。2013年5月，在文莱进一步启动RCEP谈判进程，预计2015年底完成谈判。RCEP协定不仅包括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还涉及竞争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涵盖当今最有活力的几个经济体，将成为WTO外的最大自贸区。显而易见，RCEP协定的建立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也备受关注。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支柱，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一旦建成，将成为继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区域组织，其GDP总量与实物贸易额将占全球约20%的比重。

在新形势下，我国需要积极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力争使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成为我国开拓国际贸易空间的新契机，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合作新的红利所在。为此，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多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成为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重要参与方，积极参与和支持东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进一步深化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贸易和投资合作；另一方面，作为WTO成员方，我国应积极参与WTO框架内的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向前发展。此外，我国还要加快构建“中国自贸区网络”路线图，深化与自贸伙伴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试点。

总之，不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未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仍将相互交织，国际贸易格局将逐步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与中 9

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5.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要求

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海空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发展。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

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

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 10

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体现，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在这一点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以开放包容原则加强“五通”的具体设想。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五通”从政策到民心，从道路到贸易，乃至货币，可谓虚实结合、重点突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机制，落实了内容。而贯穿并统领“五通”的，就是“丝路精神”，就是古代丝路各国共同创造的丝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妙招，“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活棋，是理念价值与交流方式、合作机制、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最佳载体。

二、“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一）“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彼此相互开放，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

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大部分地区，如何让中国广阔的内地，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开放重地”,这是全方位开放要突破的的重点和难点。过去受地理区位空间条件制约，广大内陆地区发展水平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等7个省市2013年进出口值3.29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9%，而中西部地区的重庆、河南、安徽、云南、陕西、甘肃、贵州等7个省市占5.7%。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过去那些不发达的、被认为无法与沿海地区竞争的内陆地区，如非洲、南美以及包括亚洲腹地、荒凉的北极圈等在内的所谓地缘政治“空旷区”，正在全面卷入世界经济增长大潮，“第三次工业革命”、“页岩气革命”等，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的地理布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一旦基础设施改善，就会显示铁路运输在时间和成本方面具有新的优势。国际上不少大公司，例如惠普、富士康等，已经着手将其一些重要生产基地向内陆地区迁移，并尽可能以铁路运输替代海运、空运，以求抢速度、降成本。以前，沿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地缘政治影响，为防止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步伐放缓，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边疆地区和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文交流。最近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福建、宁夏、陕西等地区，明确了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福建建设目标是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的运输大通道，陕西要发展临空经济产业构筑空中丝路。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战略调整和空间重新布局，打破原有的点状、块状的开放模式。“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大多数省纳入进来，连成片，形成带，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推进国内的各省区的互联互通沿途国家和地区这样一个相互的合作，那么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转移，通过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升级，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多年来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美日，2013年，尽管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我对欧盟、美国、日的双边贸易额仍占我外贸的1/3，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加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风险日益显现，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传统的经济贸易市场它的吸收能力有限。过剩产能对经济运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要把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拿丝绸之路经济带分析，这一带包括了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3条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注重能源开发运输与国家安全，孟中印缅强调与东盟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国急缺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得到满足，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新增了这些有效的陆路资源通道对中国十分重要。与中国情形不同，沿途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品、家电、机电、高铁建设等高端装备正好多为中国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传统贸易伙伴难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

（二）“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产业转移的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促进国际秩序朝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当担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

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借壳（TTP）深入影响亚太地区，这个TPP正在积极落实区域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南亚国协的主要成员国，想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虽然美国强调强调没有排斥中国的意图，但是由于中国农业、金融、科技产业、环境问题等方面都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时间转型，必须慎重处理多国多边贸易协定。美国试图用TTP使中国边缘化，那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周边合作与发展，倒逼改革，掌握对外经贸合作的主动权，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妥协也不冲突。特别是在货币问题上，推动与贸易夥伴的货币互换协定，降低亚太地区贸易过程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政府支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光靠中国是打造不出来的，而是需要周边国家共同的参与，才能给所有参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好处。所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提供融资工具和资金保证。通过对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生产，带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发展，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从全球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技术、人员、服务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环境、排放、资源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尽一个负责任大国责任，也在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中收获中国的利益。

中国不可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十三五”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需要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正如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判断 的：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可见，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亚投行、丝路基金，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和推动世界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储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当然，风险也很大，对下一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也是巨大的挑战。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三）“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世界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流向始终受交通运输模式的制约甚至牵引。古代海运不发达，长途运输和交通主要依赖马队、驼队等为主要运输力量，连接中国长安、经中亚沙漠通达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其结果是亚洲内陆经济远较沿海地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的内陆地区长安在盛唐时期外国移民超过10%。进入近代以来，航海技术不断跃进，世界海运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原料、货物经海路从一个大陆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成为可能，一方面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大都市的兴起，另一方面也导致以畜力为主的内陆商道的衰落以及内陆地区经济的衰退。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只是世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只不过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广大的世界内陆地区并未真正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例如，中国沿海省份较之内陆省份人均收入相差数倍，而欧美等国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较之中亚等内陆国家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数十倍之多。显然，仅靠沿海地区的繁荣已不足以刺激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只能、也应该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把世界市场扩大到各大陆贫困的腹地，而打造联通亚欧沿海地区与大陆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此提供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和传输能力，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内陆地区经济的促进和牵引作用将不次于海运对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曾经所起的作用，甚至能弥补海运的不足。毕竟，万吨巨轮只能靠泊海港，却无法把货物直接运往内陆，大陆腹地的货物须经过普通铁路、公路或内河

航运转运至沿海港口，再装船经海路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的沿海港口，然后经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内陆消费地。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就是这种运输模式。如果中印之间开通了高铁，印度腹地生产的铁矿石就可经高铁直接运送到中国的炼钢厂，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还能省去多次转运的麻烦，从而更节省运输成本。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和发展平台，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沉睡的丰富资源得到全面、合理开发，增大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尤其沿途国家十分赞赏和欢迎。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也被西方媒体热炒，被国内一些人简单地引用，这是一种误解，二者有本质区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歇尔计划既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也是其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经济工具，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先决条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一方面将西欧国家收在旗下，成为其抗衡苏联的小兄弟，另一方面逐步确立了超级大国地位。由于其附加的条件，遭受战争摧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排除在外，人为地加剧了贫困、饥饿。其援欧款项大多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为美国经济的扩张打开大门。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发展为目标，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对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开放，绝不搞“集团政治”和对抗性的“结盟”。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补。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满足地区国家的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正如习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可见，在“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当担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

三、“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规划框架及其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份愿景与行动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

（一）“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规划框架 1.共建原则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2.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 17

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一带一路”理念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它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到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该区域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沿途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多数国家后发优势强劲，发展空间大，处于上升期。“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作为基于地缘经济传统的现代发展，致力于建设陆海联通欧亚各国的商旅之路、贸易之路、合作之路与和平之路，具有惠及地区各国、促进世界发展的重大战略功能，但其固有的区域性、多样性、复杂性特征，也使这一构想的实施面临巨大挑战，需要以共同的愿景引领区域国家行动，以坚实的战略互信夯实合作基础。

1.不断加深相关国家双多边战略互信

互信是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双赢与多赢的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有着推动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一致目标，但域内各国特别是一些邻国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领土、文化等矛盾和问题，有些甚至处于冲突内乱之中，对采取实际措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构成重大制约。需要倡导和坚持共同、合作、综合、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通过加强战略交流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凝聚安全和发展共识，妥善管控分歧，使域内国家共同致力于和平发展，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创造条件。

2.加快推进沿线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趋势，是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地缘经济优势不仅体现为更低的安全和经济成本，也体现为区域国家面对世界其他区域、联盟或国家经济政治竞争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将域内众多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致力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贸易畅通、货币流通、道路联通，协调经济贸易和金融政策，消除显性和隐性贸易壁垒，推动区域内国家经济自贸区建设，统一涵盖人员和商品往来、税收政策及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法律法规，构建互利共赢的一体化经济。当前，关键是以公路、水路、铁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投资为两翼，加强能源开发和海上贸易港口节点建设，尽早实现经济发展基础的互联互通。

3.积极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和平，而持续的和平也转而支持更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复兴丝绸之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互惠合作，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需要构建一个成熟稳定安全合作机制和框架，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享受和平红利。应当着眼维护地区和平互惠发展局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等推动建设覆盖更广大地区的安全合作架构，共建安全、稳定的政治格局，为地区安全提供机制保障。需要高度重视解决好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问题，注重同地区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等伊斯兰教国家联手开展反恐合作，防范并打击极端宗教组织恐怖活动，确保域内国家安全和稳定。

4.突出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建设重点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区域国家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实的关键所在。应当着眼加强欧亚大陆的一体化经济合作，实现更大范围、更广空间的互惠发展，建立更加高效联通和多元化、立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沿岸沿线国家需要基于共同利益需求和目标定位，积极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合作，统一规划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线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使用先进融资、技术手段和资源，大力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为“一带一路”构想夯实发展基础。

5.切实发挥好中国的主导作用

宏伟的战略构想，需要强大的牵引和推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倡导国，作为域内实力最强、体量最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重要的战略力量中心，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责无旁贷。应坚持大国责任、共同推动、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发展原则，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中的话语权和引导力，运用充足的金融资本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安全合作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指向，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家一体化合作。要坚持经济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注重照顾相关国家特别是印度、俄罗斯等域内大国的利益关切。可考虑协调各国设立“一带一路”专门推进机构，定期不定期组织领导人会议进行集中政策磋商，建立“财长、防长、外长”“三合一”磋商模式，加强外交、经济、安全等具体合作，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落地。

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的外部挑战

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经济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深层次地稳步推进，为我们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在前进过程中也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沿线国家需抵抗外部势力干扰

“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和谐的亚洲，一个和谐的欧亚大陆。而一些国家正好与之相反。他们要的是一个离心离德、争端不休的欧亚大陆。殊不知，近些年这些国家的国力之所以相对下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多少年来这种唆使别人发生矛盾、纷争乃至武装冲突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在这方面消耗了太多的力量。2015年俄对欧美的出口将大幅度下降，同样，俄从欧美的进口也将大幅度减少，给欧美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的西头是欧洲，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国。2014年4月10日，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加强各国货物贸易，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互联互通，把亚太和欧亚运输体系联系到一起，是现代丝绸之路“最吸引人的地方”，俄罗斯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大困难，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了。欧盟经济复苏受阻对“一带一路”建设同样有消极影响。

2.沿线各国仍需加强政治互信

加强沿线国家间政治互信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但这也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正式启动的一年。该联盟的目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之间在十年内实行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一旦建成，将涉及1.7亿人口，地理面积将是欧盟的4倍。有一段时间，俄罗斯担心“一带一路”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的形成与发展。2013年12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表示，俄大力打造和推动的欧亚联盟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目标是一致的，双方将共同推动欧亚一体化建设。这说明，中俄两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存在的重要政治障碍已经解决。

但目前仍有人担心，“一带一路”开通会给中国商品“自由”进入俄罗斯开辟一个“通道”，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形成竞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欧盟发达国家和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73%85%投于矿产和原料业，即使用于制造业的投资主要也用来生产棉纱、丝纤维等中间产品。这种投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殖民主义复辟”。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消除疑虑，加强政治互信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3.沿线各国经济发展规模参差不齐

从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由此带来许多问题。“一带一路”的西头是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东头是中国等经济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这些地区都有密度很高的铁路网，但西头和东头之间的中间这段（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南亚等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与东西两头的情况很不协调。有的学者把这种状况称作“网球拍现象”：东头和西头就如两个网球拍的拍子，而中间这段则是两个网球拍拍把的对接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密度低，人口密度低，这“三低”使这个地区很难形成符合标准概

念的经济带。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最大障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会因为参加“一带一路”建设而得到发展，但整个区域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将是长期的远景。

4.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改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基础设施瓶颈，致使经贸合作缺乏运力支撑。基础设施之所以成为发展瓶颈有三个原因。一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长期严重不足。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但实际投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多数国家存在巨大的投资缺口。二是由于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缺陷，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下，不作为和贪腐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如何把这些人为的负面成本降到最低，是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三是一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由于缺乏大批量商品贸易的运输需求，运输成本很高，还常常出现“空车”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一点不比解决投资缺口容易。

5.沿途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一带一路”沿途地区内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呈扩张之势，地区安全形势严峻。近年来，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怖主义组织一直在加强活动。世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残暴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威胁。此外，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另一方面，又使人们面临着信息风险、国家主权、网络安全等问题，使境外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变得更加容易。有报导称，数千名来自英国、法国的恐怖分子加入“伊斯兰国”武装，网络蛊惑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美国和北约的10多万军队撤出阿富汗后，地区安全形势会如何变化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对的国内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国内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我国西部等与中亚等国家邻接的地区地域广袤，但经济不够发达，新疆沿途很多地方是荒漠,对外贸易、投资的能力有限，自身发展本就需要从外引进资金

和技术，因而与中亚国家的互补性不是很强。此外，这一地区的发展还受基础设施瓶颈的限制。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仅有2个航空口岸（乌鲁木齐和喀什）、8个陆路口岸（吉木乃、巴克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都拉塔、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卡拉苏）。其中，只有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与中亚国家有铁路相连。即使是已经通车的铁路，由于货运量太小还常常处于停运的状态。比如说，第二欧亚大陆桥开通的第三年，中国和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还不到3亿美元。这就说明，尽管大陆桥开通了，但是由于生意不兴旺，民间投资下降很快。这既有中亚国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问题，也有双方都存在的问题。就比如说，铁路轨距不一致，运输过程中需要换轨，费时费钱不说，而且一时又很难解决。

2.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地方上的热情很高，纷纷把这一重要战略列入政府工作事项，但相互之间多层面的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出现无序竞争状态。一方面是不少项目简单重复；另一方面是积极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省份经济实力不强，致使许多重要项目投入不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17个省区市中，意愿最高的第一类省区的经济规模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5.5%；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获邀参加发改委和外交部座谈会的8个省区市的占比也只有14.2%。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问题，也是国内实行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有时铁路和公路已经建成了，但由于海关等制度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道路和贸易仍然不通，或不够畅通。据有关报道，我国长江经济带涉及9个省两个市，其间设有12个直属海关，报关单据互不承认，而这个地区进出口货值占全国总量的41%，报关单量占全国的47%。这样的设置无疑阻碍了经济带内货物和商品的流通。从2014年12月1日起，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现流域全覆盖。改革后，“12关如1关”，全国近一半的进出口业务都能享受“可预见、低成本、高效便利”的通关环境。除长江经济带外，京津冀和广东省内也进行了通关一体化改革。2015年我国海关还计划将上述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向全国海关推开，完善海关内部协作、互认共享机制，让跨区域通关更便捷、物流更顺畅。

总之，“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篇2

国内产业布局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产业布局的现状与特征看, 大部分工业产业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14 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1.7%, 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工业增加值占比排名前三位, 工业增加值之和占全国的35.7%。各细分行业中, 除采矿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加工业外, 其他行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均超过50%。

而西南、西北地区资源密集型行业较为集中。食物原材料、煤、油、气、水等为该地区的优势资源, 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能源原材料采选业, 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石油等加工及冶炼, 食品、饮料加工业是这些地区的优势产业。

中部内陆地区工业体系较为齐全, 已经出现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趋势。资源类行业中, 山西、河南的煤炭开采, 河南、江西、湖南的有色金属开采, 河南、湖南、湖北的非金属矿开采, 以及相关的资源加工和冶炼行业的占比在全国位居前列。由于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联南通北, 基础设施也日益完善, 食品制造、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和一些设备制造业, 甚至是医药制造这类高技术类行业开始不断向中部地区转移, 中部内陆地区的这些行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除山西外, 中部地区基本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东北是发展最早的工业基地, 石油和黑色金属开采及加工冶炼等重化工业、设备制造业是其优势产业。黑龙江的石油、天然气开采位居全国前列, 辽宁的石油化工、黑色金属冶炼、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吉林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都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支柱产业。

现有产业布局存在三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不同区域规划和产业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 从大的区域看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战略; 从小的区域看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规划。这些既有区域性国家战略或规划往往着眼于某一区域或地区自身, 没有针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同和融合, 容易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出现重复建设。

二是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由于财政体制不健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机制, 地区之间的竞争逐渐强化, 各地区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结构, 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工业结构相似率较高。有研究表明, 除海南、黑龙江和西藏外, 其余或多或少都存在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 其中四川、山东、安徽与全国31 个省区中的9个以上地区制造业结构相似度系数在0.8 以上; 而相邻区域省份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也较为突出。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加大了地区之间的竞争, 不利于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企业规模不经济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也造成了地区市场分割, 使得全国统一市场体系难以形成。

三是工业布局过度集中于东部地区。虽然中西部省份工业不断发展, 但我国工业布局仍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更多是资源输出, 大量的资本、劳动和和自然资源仍不断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我国贸易渠道仍较单一, 几乎全部集中在海上通道, 仅有西部沿边地区贸易渠道部分集中在陆上; 二是我国对外贸易主要面向美国、日本、韩国等东南方向, 2014 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比仍高达85%; 三是中西部地区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较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在这种开放格局下, 工业布局不断向东部地区聚集, 中西部地区资源输出的地位得到了强化, 工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产业优势难以发挥。

“一带一路”战略

为平衡国内区域发展提出新思路

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平衡国内区域发展提出了新思路, 对促进我国区域产业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 覆盖面广, 强调区域间协同发展。2015 年3 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及了18 个省份, 还涉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内陆地区的节点城市和沿海城市, 基本上涵盖了我国主要经济地带, 贯穿了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地区。同时, 对各地区进行了明确定位, 如广西要发挥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 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 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 形成海上与陆上丝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与过去的区域发展战略相比, “一带一路”战略更加注重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互动, 强调跨行政区域的协同发展。

其次, 促进对西开放, 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基础。中西部地区既不靠海、也不沿边, 存在开放口岸少、物流费用高、区域转关难等制约因素“。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打开面向西北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开放大门, 有助于深化中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 从而使中西部地区更贴近市场, 将临近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等贸易伙伴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

第三, 打开路上通道, 为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通道基础。过去路上通道不发达是制约中西部地区经贸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和突破口, 依托国际大通道积极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中西部地区可以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交通、通讯、电网、管道等基础设施水平, 显著增强沿线经济带和城市群的连接性, 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 为要素集聚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四, 加快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 为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空间。当前, 我国产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 东部地区成本上升和转型压力增大, 制造业也在加快对外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优势仍较突出。2014 年其他省份工资为沿海省份工资的77% 左右, 商业营业用房平均销售价格约为沿海省份的60% 左右。同时, 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有助于扩大产品供应和服务半径。“一带一路”的提出将进一步引导资源流入中西部地区, 提高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 一些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优势突出、要素集聚能力较强的区域, 如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呼包鄂榆、哈长等重点城市群, 具备成为潜在战略性增长区域的有利条件。此外, “一带一路”下大范围的区域协同合作将成为重要趋势, 新市场的开拓、东中西联动性增强也将为东部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国内产业布局的新思路

“一带一路”是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目前各省区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相继提出各自的对接方案, 未来“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协调好各地区对接规划之间及其与既有区域性战略的关系,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城市或地区将沿线区域性战略连接起来, 以点带线促面, 促进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加强区域间的通道建设

各地区产业布局的基础是通道的联通。一是加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民用航空航线、高速铁路、公路等; 二是加强各区域内部设施联通, 以各区域内重点城市为支点, 加强区域内其他城市与支点城市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区域道路网络和信息化网络一体化水平; 三是加强各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陆上通道建设。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已开通多条国际班列, 基本覆盖我国东、中、西部铁路货运枢纽。从部分省区“一带一路”对接方案来看, 通道建设的区域合作和整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江西、四川等中部地区的通道建设方案多有重合, 未来需要注意加强各地区特别是相邻地区之间的协调, 构建高效、一体化的运输网络。

加强各地区经济平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技术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等经济平台已成为各地产业发展主要载体。截至2014 年底, 国家级高新区有113 家, 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有16个, 国家级技术经济开发区218 个。这些经济平台将不同企业集中, 形成显著的产业集群优势, 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但仍存在建设面积贪大、产业项目雷同、维持成本高、闲置率高等问题, 多数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竞争力不强。

未来要完善经济平台建设, 一是加强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产业协调联动, 整合闲置的、效率和效益低下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二是加强区域内平台之间的交流, 促进平台产业、人才、技术等合作; 三是在政府引导下加强不同区域平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特别是东西部之间, 可以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机制, 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探索技术合作、产业转移、共建产业园等, 实现和创新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立足本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下交通运输类、基建相关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建设、文化旅游、信息产业、出口竞争力较强的消费类产业将面临较大发展机遇。未来各地区可根据自身优势, 加强地区间合作协调, 优化各产业链布局。

西北、西南地区的农业、石油、煤炭等资源较为丰富, 可继续凭借其天然优势, 延长资源产业链, 促进食品制造业、上游采选业、中游冶炼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推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旅游文化的合作与发展, 同时依托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中心城市, 进一步发挥陕西、甘肃、四川、重庆在信息产业和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环保产业的基础和优势, 促进其相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带动周边地区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部内陆地区有靠近东部发达省份的区位优势, 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先锋队, 目前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设备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从广东、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向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内陆地区的转移, 未来可继续加强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对接。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具有人才和科研优势, 要着力建立自立创新的先进制造业体系, 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 同时, 以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区为核心, 加快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 探索金融、管理、开放等方面制度的创新。

引导产业链中下端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一方面, 中西部地区有靠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 如新疆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接近, 内蒙古紧邻俄罗斯、蒙古等国家, 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这些沿线大部分国家能源、矿产、农业原材料等较为丰富, 工业化程度较低, 技术水平相对落后, 产业结构相对单一, 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 多向中国出口原油、矿石等初级产品, 从中国进口机械和交运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及纺织等轻工业产品。另一方面, 从国内区域比较优势看, 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优势仍较突出, 资源丰富, 同时,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中西部地区设施、产业配套能力逐步增强。此外, 中西部地区自身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中西部地区人口总量为7.7 亿人, 约占中国总人口的57%。可在生态环保的基础上, 将东部地区产业链中下端的加工制造、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一是探索省省对接合作, 如近期在民盟甘肃省委、民盟福建省委和兰州新区管委会的共同推动下, 福建、甘肃两地政府、企业探讨建立政策沟通协调机制、产业转移和共建新能源等合作模式, 这是促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优化地区产业链布局的可行方式。

二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中西部地区要注重加强技术的引进, 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创新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改造传统产业, 促进上下游产业一体化, 同时坚持绿色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 做好资源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

三是承接省份之间要加强合作, 避免恶性竞争, 特别是中部地区一些省份, 产业结构和相对优势较为接近, 要积极探索区域协作模式, 首先要明确本地区的定位及核心发展地区, 在原有功能分区的基础上, 整合分散、功能单一的功能区, 促进本地区内部特色鲜明、高度关联的产业布局, 其次围绕本地区主导产业, 从省际产业链合作视角优化本地区主导产业。

优化产业布局需要相应的保障措施

按上述产业布局思路, 为实现产业链和区域互动发展, 还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

第一, 中央政府加强统筹作用, 促进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完善地方政府有效合作机制, 突破行政壁垒, 制定跨区域投资合作的考核制度、土地等资源共享的税收分享制度; 建立和完善具有实质性权力的超行政区划的协调与监督机构; 组建区域性行业协会, 将区域内的企业按行业组织起来, 建立市场与政府间的沟通和对话渠道, 推动政府合作向纵深发展。地方政府要转变思路, 从单一化的各个区域竞争转向共赢合作, 清理各种变相优惠政策, 避免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 实现产业跨区域的协调发展。

第二, 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 引导资源向中西部流入。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支持中西部地区在改善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 通过贴息、减免税收或设立专项资金等方式引导投资或产业流向中西部地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产业转移或兼并项目提供信贷、融资、财务顾问等服务支持。根据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实际, 研究制定差别化产业政策, 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门槛。

第三,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改善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公共信息、技术创新、技术评估、产权交易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或中介机构。要顺应市场化需要, 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 推进依法行政,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法制环境, 保障投资者权益; 进一步简政放权, 着力消除行政性体制障碍, 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优质服务和良好发展环境改变。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篇3

加快产业跨国布局的形势十分紧迫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纺织工业抓住机遇，取得巨大发展成就，高度市场化的纺织产业链基本建成，成为世界纺织投资、生产、消费和出口第一大国。中国纤维加工总量占世界纤维加工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0.7%上升至2014年的50%以上，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也实现历史性增长，2000年为14.8%，2008年上升到30.3%，2014年继续上升到37.4%。

但同时自金融危机以来，行业面临的国内外挑战愈发严峻，国际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后劲面临威胁。

一是全球总需求增长乏力背景下，纺织供应链之间的比较优势竞争更加激烈。

根据波士顿咨询报告，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劳动力、能源成本上涨以及汇率升值大大削弱了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制造业领先优势。纺织服装业更面临产业工人总量短缺和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成本刚性上涨的现实困难。

同时，棉花国内政策虽有所改善，但国储棉库存和质量问题仍十分突出，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稳定运行。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综合成本上升在客观上削弱了我国纺织工业领先的国际比较优势。例如2009～2014年期间，越南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的年均增速达到18.6%，超过中国同期6个百分点。我国占日本纺织品服装进口的市场份额也从80%以上迅速降至去年的70%以下。

二是全球贸易政策变革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纺织供应链的重塑，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将对我产业健康发展造成较大挑战。

自从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以来，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全球货物贸易带来巨大影响。例如由于大部分产品双向零关税，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建成后促进了我国和东盟国家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东盟迅速超过日本成为我第三大出口市场。

鉴于美国、日本巨大的市场容量以及“从纱认定”的原产地规则，刚结束部长级谈判并进入各国立法机构审批阶段的TPP给越南等国的棉纺、面料和服装产业带来大量新增投资。此外，欧盟、日本通过调整优惠国别关税政策，给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国纺织服装产品零关税或者普惠关税，加速了部分国际订单从我国转移至上述国家。麦肯锡咨询公司近期对美欧40个品牌服装公司调查显示，孟加拉、越南、印度、缅甸和土耳其成为服装采购转移的首选地。这些国家的后发优势不容小觑。

三是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已初见端倪，中国纺织工业突破价值链低端的形势和任务十分紧迫。

以智能制造突破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开启。德国、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提出了“工业4.0”和“再工业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链深度融合，工业机器人和全程智能实现了创新突破和较大规模应用，工业组织流程、产业竞争范式和全球工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同时，在终端消费层面，全球数以十亿人计的消费需求朝品牌化、时尚化、个性化和高性价比转变，网络消费占比快速增加，全覆盖网络加上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突破，使得需求端的即时海量信息对研发、生产端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突出。

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使得当前中国纺织工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制造环节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全球优质原料资源掌控、美学原创设计和时尚引领能力、国际性品牌和渠道掌控这些纺织服装业的价值链高端地带，我们依然不够强大。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核心软硬件创新及服务性应用还有相当距离。另一方面，近几年以优衣库为代表的海外强势快消时尚品牌在中国市场实现了大规模渠道建设，市场渗透十分迅猛，削弱了国内服装品牌的资本积累和发展后劲。我国纺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存在被锁定在供应制造环节的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

为纺织业国际布局创造有利环境

为了应对诸多国内外挑战，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我国纺织业的跨国布局呈现加速推进态势。行业众多骨干企业进行跨国资源配置主要沿着二条主线进行：一条主线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导，通过绿地投资、合作进行生产力的跨国布局，打造“中国+周边国家”的制造基地布局模式，维持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领先优势，例如以天虹、百隆东方和华孚为代表的中国棉纺业已在越南投资了约200万锭纺纱项目。

另一条主线是产业资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并购，对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原料资源、设计创新资源、品牌资源和市场渠道资源进行垂直延伸和掌控，带动行业整体向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领域渗透。例如，如意在澳大利亚的棉花农场投资和在多国的品牌并购，富丽达收购加拿大溶解浆公司，雅戈尔收购新马以及金收购欧瑞康部分资产等。整体上，通过海外投资实践，行业企业的国际运营能力获得较快提升。

对于纺织业对外投资而言，201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自2013年秋天提出以来，以今年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标志，正在各个层面全力推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政治、经济决策，与纺织服装的部分产能跨国重置历史进程完全契合，给企业更好进行国际布局提供了良好机遇。

nlc202309011633

一是在指明和引导海外重点投资区域的同时，通过国家间共赢式合作共建为海外投资提供顶层设计和多重保障。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包括中国在内、东西横贯两大经济带的“一带一路”沿线目前有65个国家，人口44亿、GDP 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29%，贸易总量只占全球1/4，以贸易促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贸易增长的正循环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共要推进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其中“中国-中南半岛”是目前我国纺织产业资本绿地投资集聚地，其余五个国际经济走廊中，中巴、孟中印缅和中国-中亚也有我产业跨国布局所需的丰富原料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纺织服装工业也较为繁荣，这些都是行业进一步对外投资的潜力区域和重点国别。

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宏伟目标，今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份高度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鼓励纺织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思路，并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显著提高对外投资的便利性。

“五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其中政策沟通是共建的重要保障。今年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的一揽子重点项目。可预见的是，未来重点投资合作国别会不断增加。

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政府将共同背书支持越来越多的海外经贸合作园区、工业园区，这有利于纺织企业提高落地效率、降低投资成本，形成产业集聚优势。随着中国与各国之间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对外投资的安全性和利润流转将更有保障。

“五通”中的资金融通则为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优惠信贷支持的机会，无论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还是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以及丝路基金（4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000亿美元）、金砖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都会在国家支持下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质项目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

随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发挥区域计价、结算及投、融资货币功能，也会增强国内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的财务灵活性和便利性。此外，“五通”中的民心相通将通过扩大人才交流、媒体合作、科技合作等方式，努力打消各国对于中国资本进入的疑虑和质疑，降低投资的政治风险。

众多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资源投入，将为包括纺织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造尽可能安全、稳定的中长期经济地理环境。

二是加速打造深度融合的国际国内市场，为企业跨国布局提供各种更加优质的要素资源、目标市场及其配置保障制度。

“五通”中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至关重要。其中设施联通将通过大规模的陆海空国际基础通道建设，大大增强区域内的货物流转效率，促进国际运输便利化，切实降低交易成本。而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供应能力和管道建设，也能为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能源保障。

目前世界双边和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十分活跃。如果我们观察世界贸易版图和正在进行的重要FTA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美国-欧洲区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合围的有力回应。

“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将把沿线60多个国家纳入建设自贸区的视野，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中国-海合会、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协定以及毗邻的中日韩自贸区等都在积极谈判过程中。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一揽子自贸协定不仅将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更主要的是创造高效的、规则趋同的一体化大市场，能够明显的促进贸易新增长点，对于纺织产业在区域内的制造基地布局和纺织服装、纺织机械的市场增量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还将促进国内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通过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现代化和通关等制度一体化安排，加速形成真正高效、统一的市场。

同时，更关键的是，随着互联互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实现，区域内金融资本、人才、劳动力、能源、原料和产品的有序、快速和自由流动，将大大提升区域内纺织供应链的潜在效率，从而单个中国纺织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国家进行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经营和产能跨国配置的可行性会大大提升。

鉴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各国复杂国情，“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作为一个创造大量国民财富、解决大众就业效果显著的民生型基础产业，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纺织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预期投资将会收获到更多的利益。

“十三五”期间

行业全球布局需关注几个重点

“十三五”期间，全行业需要以全球眼光统筹国内国外优质资源配置，力争通过“走出去”初步实现产业链跨国整合和价值链的提升。要实现上述目标，要对以下几点特别予以重视和关注。

一是继续保持谨慎态度，在海外布局中切实做好可行性研究和风险防控，同时不断提升企业总部的核心业务能力。

从英国到西欧、南欧和美国，再到日本，再到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再到中国大陆，世界纺织服装的中心制造环节经历了典型的转移过程，跨国供应链体系越发成熟，这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建立的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和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密不可分。

当下，WTO贸易数据证实了“中国+东南亚”的制造中心地位：2005年至2013年，亚洲国家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占世界比重分别从47.1%、48.3%上升至59.8%和59.4%，年均增速均高出世界总体增速3个百分点。并且可预见中期内“中国+东南亚”将继续在世界纺织品服装供应链中居于中心地位。非洲、南美等其余地区，工业化制约因素依然突出，大规模投资需要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充分做好可行性研究。

nlc202309011633

应该强调，“走出去”和国际化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服务的。尽管“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企业还是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战略目标，理性判断和选择国际布局的方向和节奏。特别是在海外投资并购的尽职调查方面要下功夫，对劳动力供应和成本、劳动生产率潜力、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法律和政治风险、本地运营等诸多因素统筹考虑，计算综合成本，注重发挥投资目的地的真正优势。

此外，要强调的是企业国际布局的基石还在于国内核心业务的继续提升。随着原料供应问题逐步解决，特别是自动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生产的大规模升级，中国纺织业一方面可以继续较快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建设更高效的快速反应供应体系。应该看到，在智能制造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纺织服装工业的国际比较优势继续提升的条件存在。同时，我国拥有纺织原料、中间工业品和终端消费品最大消费国的地位且市场增长潜力巨大，这是中国纺织产业继续提升的重要基础条件。

二是正视与国际优秀跨国企业的差距，切实提升跨国供应链管理和全球品牌运营能力。

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虽然目前国内行业以棉纺、针织加工业为重点，已经在跨国生产力布局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海外并购，特别是海外品牌并购和品牌输出方面仍然有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训。

除开国内市场，在国际纺织品服装货物贸易中，行业骨干企业无疑已成为并将通过产能全球化继续成为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上核心的优质产品提供者，并取得相应利润。但客观上我们缺乏以一批全球品牌为龙头，完全主导和构建以我为主的跨国供应链并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高地的生态系统。

近些年，以欧洲Zara、H&M集团和日本优衣库为代表的一批快时尚集团发展迅猛，根据2015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数据，Zara、H&M和优衣库的年销售额分别达到237亿、223亿和136亿美元，年利润分别达到33亿、29亿和7.3亿美元，与我国一些重要骨干品牌企业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要培育中国纺织业自己的全球品牌，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全球优质资源配置和掌控的能力。特别是在品牌价值的维护和传递、美学创意资源的全球利用、优质原料和成品制造的供应链管理、不同国别市场的进入管理以及包括人力资源、财务、税务在内的全球基础管控运营方面要下苦功夫。我们希望骨干企业能够以我国巨大内销市场为后盾，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中提高品牌运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为成长为全球优势企业练好内功。

三是全行业要进一步协同协作，对在境外适宜区域建设中国纺织服装工业园区进行积极探索。

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国内政策性、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实质性运作，互联互通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势在必行，我国纺织行业重点投资的东南亚、印巴和中亚国家会较快地改善基础设施水平，提高物流效率，投资环境整体趋好。

鉴于重点经贸合作园区是国际产能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载体，中纺联将积极发挥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在重点经济走廊中的适合国家和区域，支持我骨干企业单独或者合作建设专项的纺织产业园区。专项园区将更有利于产业上下游和相关配套的集聚，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也有利于争取主权国家间的协议性支持，更好地保障企业海外投资安全。

浅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篇4

概念

“一带一路”，简称“BA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亚洲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与欧亚国家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大走廊，将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共同/ 5

的发展机会，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背景

一、国内战略背景——统筹两个大局，消化过剩产能。

基于中国地域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条件，邓小平曾于1988年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即：率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然后以东部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然而，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虽然自2000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地区之间差距缩小。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完备，对投资、人力资源吸引力不足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较高等原因，区域差异依然较大。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带来的中西部经济的增长更为依赖投资的驱动，相应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却未同步发展，反映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扶持政策对于经济的结构化调整与升级的局限性。因此，当前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是统筹两个大局，通过内陆的沿边开放，拓宽国内国外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结构更为合理的发展，最终协调区域间的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的情况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原有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更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特别表现在钢铁行业。因此，扩大需求成为消化过剩产能的最优途径，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拓宽现有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即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向西开拓国际市场，以期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

二、国际战略背景——深化多边贸易，提升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国际多边贸易，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拓展外部市场拉动外需、加强经济互利合作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所寻求的措施。近年来，中国加速通过区域或者全球治理平台（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上合组织等）即是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信号。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重视对外合作还有另外一层缘由，即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体量逆势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更是居全球首位。与外部融合的加深导致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这促使中国必须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或者至少是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5

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巨大的中国已然无法回避经济实力向战略影响力的转化与实现。因此，作为大国，中国必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据此而言，对外投资将是大国深化国际合作的客观诉求。相对而言，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优势在于巨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对外的国民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外汇储备只能用于对外经济活动。近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可观的先期资本，而且也可以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优化资源、技术的配置，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实施将完成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提升自身话语权的战略目标。

三、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

四、世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 5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美联储加息企图再次剪全世界的“羊毛”，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五、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愈趋集中。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六、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 5

对冲。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治经济格局，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

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

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篇5

【摘 要】“一带一路”这一国家级顶层战略的提出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开放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潮流，得到了我国和全世界的重视。该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并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但每件事情都是具有双面性，有利有弊。“一带一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必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与困难。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从挑战与机遇两方面对该战略进行利弊分析。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共赢;挑战;经济发展 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定义

“一带一路”分别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该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秉承自由平等发展的原则，积极主动地建立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实现利益共赢与经济融合。

二、“一带一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1.利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共赢

“一带一路”旨在积极主动地建立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就能够实现资源互补与经济往来。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将多余的产能转移出去，通过境外转移，找寻更多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中国制造推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外汇储备庞大，而沿线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使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同时推进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另一方面，我国虽然处于世界的前端，但很多是靠制造业来支撑，缺少很多高端技术与核心产业，走出去可以使我国加强对高端技术的投资与建设。对于沿线国家来说，国与国之间联系加强就能充分利用联合国家之间的的经济积极发展自身经济，互帮互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利于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推动了与沿线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促进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同时推进了沿线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促进和谐共处。2.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涵盖了“两个核心、两个枢纽、7个高地、15个港口和18个省份”，东西部各个地区、省份都有不同的定位和任务。整个构想可以说真正体现了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思路，以开放战略为先导，调动整合国内资源，优化开放整体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就旨在开发西部地区尚未发展的资源，使中西部地区吸收先进的资金与技术，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与增长点，使中西部地区成为新的经济推动者，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使两者之间经济能够协调，让我国经济发展更平稳。3.利于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带一路”能够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与企业的发展，符合这一战略的企业必将崛起，形成产业集聚，这样对于沿线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给当地人民提供了更多国际化的机遇，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他们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民心得到稳定，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得到稳定，经济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实现互助互利的局面。4.有利于创建和谐包容的人文环境 “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精神以及平等、和谐、包容的内涵，在经济、文化、医疗、科技、旅游、学术等各个方面加强合作，加强不同国家间的民意基础，以达到国与国之间的民心相通，从而为我国发展创建一个和谐包容的人文环境三

三、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实现全球化在平衡

“一带一路”战略把握全球发展问题的重点，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再平衡注入了新的动力。从丝绸之路的战略布局上看，“一带一路”的东端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西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在中间连接的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等广大地区则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这些地区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发展基础薄弱，发展要求十分迫切，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欧亚之间的“经济塌陷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旨在通过基础设施、资源能源、投资贸易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构建利益共享的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和产业分工体系，涵盖了能源、金融、铁路、电力、港口等多行业、宽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巩固沿线国家的合作基础，促进彼此的相互支撑与扶持，有利于经济共同体的建设。

“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四、“一带一路”战略带给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力求各个国家能达到利益上的最大化，但利益是无法完全均衡的，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既有挑战又有机遇，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成为难题。比如美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会较多地从政治和竞争的角度提出自己相应的想法与疑虑。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在各方面阻止“一带一路”的发展，为此战略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也为国家间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一定要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围堵、俄罗斯的猜疑、日本的阻碍等，主动取得并争取与欧洲的对接，使各国间加强合作，实现共通。参考文献

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能源安全 篇6

摘要：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能源安全问题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发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其实质就是为了保证美国的国家能源安全，进而保证美国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确定了我国未来的国家战略走向，同时也具有重要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应充分认清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拓宽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能源合作的方法路径，不断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全面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能源安全；

一、我国能源安全现如今面临的严峻形势

作为石油大学学子，对于我国的能源问题，特别是石油方面，都应该比较清楚，现如今，我国石油资源储量严重不足，国家能源进口通道对海洋过度依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能源局势的急剧变化，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与日俱增，能源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1、我国能源情况现状

能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没有能源任何现代文明都将无从谈起。我国煤资源丰富，但油气资源相对不足，石油稳产难度增大。统计表明，到2000 年底，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约为1021亿吨，其中，陆上775亿吨，沿海海域246亿吨；最终可采资源量约为138-160亿吨。

我国是世界上天然气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天然气的勘探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已探明量仅占世界的1.2％，全球已探明的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140万亿m3，可采68年。我国天然气地质资源量估计超过38万亿m3，按国际通用口径，预计可采储量7-10万亿m3，可采95年。我国的天然气陆上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陕甘宁地区、塔里木盆地和青海，海上资源集中在南海和东海。

国内石油供应已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需求，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在石油净进口状态，2004年石油进口突破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40%，石油消费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虽然专家对油气资源供需前景预测有所差别，但总的趋势一致：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GDP年均增长率7.2%，石油消费年增长5%～6%，产量年增长1% ～2%；天然气消费增长略高一点，增长率7%～8%。

我国沉积盆地广阔，适宜于进符油气勘探的盆地500多个，沉积岩面积约670万ｋｍ2，其中陆上面520万ｋｍ2，近海大陆架面积150万ｋｍ2。在这些盆地中，既有发育在古生代稳定地台上的海相沉积盆地（面积约250万ｋｍ2，又有中新生代陆相断-坳陷沉积盆地，二者常形成叠合-复合沉积盆地。从已发现的油气储量来看，靳生界的石油占石油总储量的44.3％，中生界44.7％，古生界占8％，前古生界占3％。新生界的天然气占天然气总储量的33.7％，中生界占20.3％，古生异占41.6％，前古生界占4.4％。由此可知，中新生界共占油、气储量的89％和54％，其产层以白墨系和第三系为主，三叠系、侏罗系次之。因此，中新生代陆相地层的生油和储油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我国油气地质的一大特色。后备可采储量不足，供需缺口大。随着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对油气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国内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勘探难度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的后备开采储量少，特别是优质可采储量不足，缺乏战略接替区。

所以说，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国务院已经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必须寻找新的能源通道，建立多样化的能源供给线，增强国家的抗击风险能力。

2．世界能源大国**依旧存在，能源供给面临众多变数

中东地区历史上就是全球的一个火药桶，战火不断，各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就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一次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可谓是战火连绵不断，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极为迫切。近期的政治动荡可能加剧地区局势恶化，让和平可望而不可及。阿以冲突和伊朗问题是中东地区的两大历史性难题，直接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以冲突涉及到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是中东稳定最大的挑战。过去三十多年，阿以之间能够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关于在于埃及、沙特等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签署和平协议，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但是，中东政府同以色列妥协了，中东的人民并不认可，政府和人民之间在以色列问题上有相当大的认识落差。可以想象，在政治动荡过程中，中东北非国家的民族情绪会上升，阿以之间的矛盾会突显，阿以和谈将被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伊朗的生存环境却获得改善。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已经上升。这次动荡中，沙特、巴林等国家的什叶派纷纷走上街头，争取政治地位。一方面，以伊朗为基地的什叶派力量可能加强。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可能拉开同以色列的距离，缓和同伊朗的关系。

我国能源进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和非洲等地30多个国家以及俄罗斯，其中60%以上的石油进口来源于中东、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多数国力弱小，国内政治宗教冲突严重，受西方国家影响较深，政局表现出极大的非自主性。2010年底“茉莉花革命”爆发至今，受政治体制、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宗教矛盾等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中东北非地区政局出现了持续动荡，近20个国家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从当前情况看，这一地区局势虽有所缓和，但下一步走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各种政治、宗教和部落势力之间的角力仍将此起彼伏，美欧等外部势力将继续通过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方式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在我国对这一地区油气资源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其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将使我国与其油气合作的政治环境更加复杂，使我国能源供给安全继续面临着诸多变数和一系列严峻挑战。

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仍将持续，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是否将成为美国考虑的下一目标，还有待密切关注。但是中东北非局势带给我们的启示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国不能弱，落后就要挨打。二是独裁不得人心，必须搞好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参政、议政。三是国家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宁。必须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国民应当为了自己的国家富强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四是西方列强国家都是无耻国家。尤其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像对待中东北非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也门等都 是这样。必欲置之而后快。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心一意谋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才能才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3．能源进口通道单一，运输安全存在较大风险

我国能源进口的运输方式比较单一，虽已建立了中俄、中亚、中缅三个方向的陆路能源进口通道，但按设计输送能力计算每年通过陆路管道输送进入我国的石油总量仅为5700万吨，其中最高的中缅油气管道2200万吨，而中哈、中俄原油管道则仅为2000万吨和1500万吨①。2013年通过陆路管道输送天然气总量仅为280亿立方米②。按照2013年我国石油2．89亿吨、天然气530亿立方米的进口总量计算③，仅占石油进口总量的19．7%、天然气进口总量的52．8%。同时，由于我国能源海外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没有直通的陆路油气管线，所以60%以上的油气进口仍主要依靠海运。而海运油气中80%以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航道，线路十分单一。当前，我国能源海运沿线多个国家与西方大国冲突加剧，其国内政局不稳、暴力恐怖事件多发。尤其是马六甲海峡、亚丁湾及其附近海域海盗猖獗，全球三分之二的海盗袭击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区域，能源运输极有可能由于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军事干预、恐怖袭击、政治对立和经济要挟等因素被切断。加之，这些航线还处于美国、印度海军的威慑之下，一旦中美、中印之间发生政治军事冲突，有可能通过切断我海上运输通道予以对抗，从而威胁我国能源安全。因此，我国能源进口对海洋通道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对马六甲航道的过度依赖，使我国能源运输安全面临极大风险。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能源安全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从能源供给来源、进口途径和合作深度、广度等多个方面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撑，发挥出重要的能源地缘政治意义。可以实现我国能源供给来源的多元化“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区域，涵盖了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和东南亚等油气较为富集国家和地区。根据BP2014年的统计，中东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47．9%和43．2%，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5．5%和16．8%，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7．7%和7．6%，中亚里海沿岸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球储量的7．8%和28．5%④。我国过去能源的来源区域过于集中，能源进口的50%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较为动荡的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能较好地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能源合作，使我国能源进口来源更为广泛、风险更为分散，有效避免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实现能源供给的多元化，极大提高我国的能源进口安全。

利于实现我国能源进口途径的多样化我国能源进口通道和运输方式单一，能源进口过度依靠海运，进口通道中的“马六甲困局”等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国家能源安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东南亚国家与我南海相邻，海上运输距离较短，可选航道多，且运输路线无海峡；俄罗斯和中亚诸国与我国西部、北部接壤，公路、铁路连通，尤其中亚里海沿岸、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油气资源富足，地理位置邻近，具有较强的地缘政治优势。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加强与中亚、俄罗斯、东南亚等地区的能源合作，建设多线并行的陆路油气管道和海上运输通道，从而打通我“南下”东南亚海上能源运输通道，构筑“北上”俄罗斯和“西进”中亚的陆路能源进口通道，甚至可以通过逐步连通中亚、南亚国家油气管网，最终实现我与中东地区的陆路油气管网连接，从而通过陆路管道获取中东油气资源，减少我对海运尤其是马六甲航道的依赖，实现我国能源进口途径的多样化。

益于实现我国能源合作的多边化，长期以来，我国与能源供给国的合作多数仅局限于就能源合作谈能源合作，是点对点、一对一的纵向能源合作模式，而与日本、韩国、印度等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大国则在能源问题上竞争多于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则以双边及大小多边合作项目为基本载体，通过推动开发投资、商品贸易、能源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项合作，从而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目标。这种通过经贸、人文、能源等互为支撑、相互关联、互为依赖的合作有助于从深度、广度、程度等多个维度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多边化以及与亚太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合作的多边化，为确保我能源合作持续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三、增强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主要路径选择

在“一带一路”构想提供的战略支撑和机制保障下，我们应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在能源安全和能源合作重点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针对俄罗斯政治形势，借势用力抓住合作新契机。

当前，俄罗斯面临着复杂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首先是近年来美国在非常规能源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对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大国地位形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2009年以来随着页岩气产量不断提升，美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开始加大对欧洲和亚太地区天然气出口。其次是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升级，因克里米亚问题导致的美国、欧盟等与俄罗斯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在诸多领域采取较为苛刻的相互制裁手段。再次是当前全球能源供求形势和价格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油价进入下行通道并大幅下跌，对俄罗斯能源经济造成了重创。在此形势下，俄罗斯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合作势必受到影响，进而使俄在能源供求上面临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国内产能提升后劲不足的双重挑战。过去，中俄能源虽有良好、广泛的合作基础，但由于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与防范，使得中俄能源合作在深度、广度上受到多重阻力的影响，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前俄罗斯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境，我国应抓住这一能源战略机遇期，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为契机，将俄罗斯作为我能源合作的重点方向，借势用力加大与其能源合作力度。

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构建中亚能源合作新重心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是世界公认的能源供应基地，尤其是里海沿岸地区，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近年来，我国先后修建了中哈石油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持续增强，尤其是在天然气领域，我国进口的天然气50%以上都来自中亚国家。但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交通不便利，特别是因地处亚洲腹地，缺乏将油气运往国际市场的海上通道，所以在经济发展和能源出口等问题上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时，不能只单向考虑我国的能源进口需求，而应发挥经济与地缘政治综合效应，充分利用我国在工业、农业、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科技、文化合作，拉动这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应发挥我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陆路边境线长、内陆地区油气管网完善和沿海省份出海口众多的地缘优势，积极运作为中亚国家提供油气东出太平洋的合作项目，帮助中亚各国实现能源出口，以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带动能源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中亚特殊的地缘区位优势，对我国能源供给意义重大，因此应将其作为能源合作的新重点，加大与其合作力度，提高其能源进口比重。积极稳妥介入中东北非，寻求能源合作新突破中东北非地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是世界能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也是“一带一路”战略中能源合作应重点关注的区域。过去，我国在这一地区的能源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也取得一些成绩，尤其是在与沙特阿拉伯等相对较为稳定国家的能源合作上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与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国的能源合作却因这些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当前，美国因战略重心东移和本国非常规能源产量猛增，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应利用美国减少对中东北非地区能源依赖和其在该地区战略收缩的契机，继续保持并适当加大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相对稳定国家的能源合作，而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机会与危机并存的国家，应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行风险评估后，伺机稳妥分批加强能源合作，以寻求新的突破。

适时推进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开辟能源进口新通道当前，我国已建立了中俄、中亚、中缅三条陆路能源进口通道，而作为我国在印度洋方向唯一陆路能源进口通道的中缅油气管道虽已建成投产，但因缅政治局势的复杂多变，在未来运行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诸多变数。为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在印度洋方向考虑开辟新的出海口，适时再建设一条新的能源进口通道。鉴于我国与巴基斯坦具有最友好的“全天候”全面伙伴关系，我国在其俾路支省投资建设的瓜达尔港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阿拉伯海北部、扼波斯湾出口，紧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等产油大国，有便利的航线通往阿拉伯半岛、北非等地，且我国已获得该港经营权，并于2013年7月与巴方正式达成在瓜达尔港与新疆喀什之间以修建铁路、公路等运输通道的形式，建立一条“中巴经济走廊”。在此背景下，规划建设中巴油气管道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因此，适时推进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开辟印度洋方向能源进口新通道，将大大缩短我油气进口的海运距离，大幅降低我对马六甲航道的依赖，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篇7

1“一带一路” 战略的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中, “一带”即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从中国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展开, “一路”即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将会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战略,它将横跨世界上最长、最具潜力的经济走廊,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中国—蒙古—俄罗斯草原之路等,沿线大多是具有高度经济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惠及人口超40亿,经济总量几乎占全球的1 /3。“一带一路”的实施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重点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具体包括能源管线、铁路、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利投资与贸易的往来;第二步重点是在建立自贸区与实施产业转移,中国可与合作的国家与地区之间建立自贸区,并在时机成熟之时将产能过剩或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 第三步重点是建立自贸区群,包括亚、欧、非、拉美等大洲在内,可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战略拥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无论“一带”还是“一路”,核心在于加强经贸合作,尤其是加强同中亚和中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并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想通”为原则,蕴含着中国崛起的“中国梦”。“一带一路”的精髓在于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其实质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将积极主动的与合作国一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通、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这对于建立健全亚洲产业链,建立亚欧之间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2“一带一路” 战略的意义

2. 1 利于中国形成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的国际战略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的国际战略,也是体现周边为首要的国际战略,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参与世界治理的新模式。亚洲最大的特点就是差异化很大,东北亚、南亚、中亚、西亚,文明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推动亚洲的联动发展和振兴,建立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通过带动周边的文明,实现和平共荣、共生,打造利益、责任和命运的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是亚洲文明共建与中国复兴开放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更是体现中国特色、风格与气派。“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模式,强调中国国内利益和内部发展与邻国的利益和发展是在一个互利互惠的系统中共同发展和繁荣。

2.2 利于中国形成新型改革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战略将构筑中国新型改革开放的格局,既带动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激活经济活力,又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利于对外的资本输出。具体来讲,首先针对中西部地区,由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有力的成为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主引擎,在加大中西部对外开放程度的同时,也将极大地提升其经济活力。其次针对东部地区,积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深化东部地区与海外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度,这既有利于东部地区借此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也将带动其对外投资的资本输出。

2.3 利于中国输出优势产能,支持周边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同时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相比,产业优势较为突出。通过建设“一带一路”,中国能向沿线国家输出优势产能,从而带动中国经济与就业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而我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能力,工程承包在全球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通过支持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为我们提供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目前我国国内基建需求却日趋疲软,因此,中国有着强烈的资本与基建产能输出的意愿。建设“一带一路”可以打开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基建需求的大门,为亚太、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资本支持与强大的技术支撑,这样将有效地完成国内供给与海外需求的有效对接,并实现双赢。

2.4 利于中国显著提升对外经贸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力的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基础,并将经贸合作的理念辐射到欧、非、拉美等大洲,这将有效地加强我国同合作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与优势互补,以最终实现双赢。“一带一路”的倡议已受到沿线所在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的欢迎与赞同,并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向前迈进,新的亚欧商贸通道和自贸区的形成将对提升合作国的贸易经济水平产生重要积极影响,这将有效提升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影响力”。

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之辩

随着世界级战略“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尤其是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期间,中国宣布将设立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之后,中外媒体多将“一带一路”计划与美国“二战”后对西欧各国进行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相类比,并将“一带一路”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然而,两者之间在经济与政治安全等层面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在实际上却存在着质的区别。本文接下来就将帮助读者理清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区别,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

3. 1 两者之间的共性

从经济角度出发。“一带一路”被认为主要是面向中亚、东盟等地区的投资扶持与发展计划,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往往被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战略安排。该计划的实施,会加速合作国与地区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这一点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经济复苏中的一体化作用异曲同工。

从政治、安全角度出发。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利用自身经济的实力来达到一定的对外政策目标。众所周知,“马歇尔计划”有效地助力美国奠定在欧洲的地位,并一跃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而同样的道理, “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有效地提升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与影响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开拓强有力的国际环境支撑。

3.2 两者之间的区别

首先,出发点不同。“马歇尔计划”实施的时代背景与“一带一路”大不相同,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是为了应对战后欧洲政治真空期中来自苏联的挑战,因此在本质上是建立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控制,具有政治安全属性。而“一带一路”是在国与国之间依存度普遍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谋求同合作国之间长期的共同发展为核心,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合作。

其次,合作原则不同。“马歇尔计划”的制订是为了遏制苏联,因此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并且在实施经济救援过程中附加了不平等的条件,已达到影响并控制受援国经济、政治的目的。“一带一路”不干涉他国内政,任何有意愿合作的国家均可平等参与,充分尊重参与国的自主权,根本上体现的是自愿自主与平等互利的原则。

最后,最终目的不同。“马歇尔计划”制订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制定战后新秩序,其援助的重点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对受援国经济的影响与政治的控制。“一带一路”最终目的是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并不谋求通过新制度的制定实行区域霸权主义,主张优势互补、务实合作与共同发展。

4 建设 “一带一路” 存在的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切合了当代中国经济产业升级、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必然要求,这不仅将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社会开放的程度,巩固中国社会改革的成果。然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4. 1 国内省区各自为政,管理体制、思想观念有待完善的问题

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存在竞争关系,如果不从整体规划,势必导致区域分割、各自为政、重复投资的问题,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容易出现如下情况: 重大战略项目无人承担责任,无人拍板决策; 各部门难以协调,各机构竞争大于合作,内部没有形成“互联互通”; 缺乏实力雄厚、决策科学、管理规范、熟悉国际竞争的投资主体; 银行监管政策缺乏针对性、境外资产难以抵押、境外分支机构网点数量不足等造成融资结构的构建异常困难; 缺乏在境外投资、经营基础设施的思想观念,管理能力薄弱; 应对环保、劳工政策风险的能力薄弱; 国内审批境外投资的程序冗长,不利于投标、收购兼并等活动; 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手段单一( 对外援助) ; 缺乏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分析,与民众沟通不足,情感疏远; 援建的医院设施齐全,却无医生、护士。

4.2 不联不通、联而不通和通而不畅的问题

首先,在硬件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交通、通信、电网、油气管线等硬件设施。这些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包括我国西部的沿边地区。众多中亚、东南亚、非洲国家亟待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同样欧洲的基础设施老化,也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升级换代的必要。基础设施是目前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其次,在软件方面,沿线国家之间的法规政策不兼容。再次,民心不通方面,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沿线国家民心不通,政治互信不足,彼此差异化大于共同点、差异化大于包容性,彼此矛盾冲突大于合作。如何培育和凝聚这种共识,化解分歧和矛盾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的关键。最后,缺乏政治互信,周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于中国的规划存在戒心。

4.3 国别经济与政治风险的问题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风险。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多数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相对落后,有关投资、贸易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第二,地缘关系成为影响法律环境的重要因素,东南亚、中东欧国别法律风险较小,南亚、中亚及独联体国家较高,走廊项目应重点关注地缘法律风险。第三,司法体系与司法执行效率两极分化较为突出,除新加坡、泰国、波兰、匈牙利、土耳其等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执行不力,政治干预严重。

4.4 外方的困惑和不理解问题

很多国家对中国存在不信任感,特别是美国,他们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对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统治地位的挑战,认为中方战略意图很强,在布置世纪大格局,企图整体改变欧亚大陆格局。其他国家或许担心会过度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国拟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AIIB) 也认为是挑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以美日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地位。

5“一带一路” 战略中的大国博弈

美国、俄罗斯、印度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区域经济合作沿途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在中国加紧推进“一带一路”实施的进程中,势必与上述三个大国之间产生利益上的牵连。因此,认清大国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针对各自利益不同的考量,继而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对于我国得到关键国家的支持,有效地减少阻力,并促进战略的顺利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1 美国因素影响及其对策

美国始终对中国崛起抱有深深的疑虑和担忧,因此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倾斜,试图借“亚太再平衡”战略以维护其霸权地位。具体表现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来牵制中国。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力度不断增强,刺激中国周边国家在领土争议中频频挑衅,这将破坏“一带一路”实施的良好的政治氛围; 其次,在经济上,美国督促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积极推动“美国—东盟扩大经济合作倡议”与“新丝绸之路”计划等,试图建立由其主导的亚太合作机制,以制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面对美国因素的挑战,我国应尽量在保持中美之间良性沟通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深层次的合作,扩大两国之间共同的利益,增进共识,从而减轻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抵触情绪。

5.2 俄罗斯因素影响及其对策

俄罗斯担心“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对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展产生不利影响,而担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中亚地区,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后方,在该地区保持控制力是俄罗斯的一大战略目标,但随着“一带一路”合作交流的不断加深,中国因素的介入势必会对中亚地区产生一定的“离心力”,俄罗斯对此表示忧虑。为了消除俄罗斯的担忧,中国应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并不谋求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中国也是维持中亚安全稳定环境的最大受益者,并且应积极同俄加强战略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双赢。

5.3 印度因素影响及其对策

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并且尤为重视其在南亚的影响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大力提升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印度对中国实力的提升有所顾虑。事实上,中印沟通合作在不断加强,两国共同利益也在不断加深,作为亚洲经济两大引擎,中印携手将对亚洲崛起,起到关键性作用。2014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印,在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同时,更进一步商议“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中国能量”与“印度智慧”携手将释放巨大能量。

参考文献

[1]蒋希蘅,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J].中国外资,2014(10).

[2]杨晨曦.“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合作中的大国因素及应对策略[J].新视野,2014(4).

[3]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J].国际问题研究,2015(1).

[4]霍建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义深远[J].人民论坛,2014(5).

[5]王敬文.“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J].中国外资,2014(10).

[6]姚冬琴.习主席的“丝路之旅”收获了什么[N].中国经济周刊,2014-09-22.

[7]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月刊,2014(11).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 篇8

2014年A股市场风云变幻，机构投资者大多“猜对了开头，没有猜对结局。”2015年来临之际，基金经理纷纷开始着手为来年投资进行思考和布局。基金认为，2015年市场将从过去两个月的“快牛”转向“慢牛”格局，而蓝筹股和成长股都具备配置的价值，但出发点都将回归到企业基本面，单纯炒作题材或者外延的公司都必须警惕。业内一位基金经理坦言，为了“利益均沾”，大概率上还是需要均衡配置，蓝筹成长两手抓。

而根据多家券商研报统计显示，近期业内提及度较高的有83只“一带一路”概念股中，2014年三季度末基金共重仓就有50只。四季度以来，基金业积极“把脉”相关概念股，先后有6只“一带一路”概念股获得基金的实地调研。其中，三季度末并未被基金纳入重仓行列的天健集团仅11月份就先后接待17家基金公司和4家私募机构的调研，该股当月更是频频登上龙虎榜，机构也呈现大举买入趋势。多位基金经理也表示看好“一带一路”的投资机会，近期开始加仓操作。

据市场人士测算，2014年三季度末被基金重仓的相关概念股共计50只，基金持股数量共计21.91亿股，持股市值共计154.23亿元。其中有16只个股是基金三季度新进重仓，共计新进持股0.67亿股；有14只三季度获得基金增持，共计增持3.34亿股；也有20只被基金减持，共计减持2.67亿股。

而对于2015年的市场，多数基金经理认为，权益类资产仍具备相当的吸引力，市场将会逐步回归关注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未来市场上涨的进一步动力需要观察“一带一路”、国企改革等国家战略的实现程度，以及对企业盈利提升的促进程度。

嘉实基金：蓝筹与成长风格切换将成常态

嘉实基金认为，大盘蓝筹与中小成长的风格转换将是股市常态，主动“顺市而为”方为上策。对于投资者来说，2015年仍然需要顺势调整，不宜过分守成，主动把握风格轮换中的投资机会。

南方基金：2015年A股有较大上涨空间

南方基金表示，2015年经济改革预期将深化，各路资金入场节奏不变，预计A股仍有较大上涨空间。行业上，可以重点配置二线蓝筹板块，如中小银行、券商、保险、汽车、家电等；新兴产业中可以从趋势前景向上的行业寻找机会，如信息安全、互联网、机器人、环保、军工、新能源汽车等。

天弘基金：股市上涨概率不断增加

天弘安康养老混合基金经理姜晓丽日前表示，2015年固定收益类产品中期将维持牛市格局，但资金面会有波动；由于居民资产配置会出现一定迁徙，股市具有了上涨的必要条件，上涨的概率不断增加。

大成基金：大盘宽幅震荡符合预期

大成基金表示，大盘之前上涨较快，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前期的获利盘和历史积淀的套利盘。同时，随着风险日益累积以及监管层政策陷入两难，市场分歧开始加大，大盘在当前位置宽幅震荡符合预期。

景顺长城：流动性宽松格局延续

景顺长城基金称，预计利率水平在2015年一季度整体维持较低水平，2012-2014年股市陷于存量资金博弈行情，2014年7月后投资者更关注改革、创新带来的盈利改善预期，GDP短期波动已经不是关注焦点，在利率下行背景下增量资金入市。

海富通基金：2015年是典型政策分化年

海富通基金日前表示，2015年是非常典型的政策分化年，政策落地后产生的实际效果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市场的涨跌幅。例如2014年初提出“高铁出口”政策、3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5月重提“一带一路”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相应题材的热度。

诺德基金：市场将逐步回归基本面

诺德基金日前表示，元旦后将进入新一轮的财报披露期，市场将逐步回归关注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未来市场进一步上涨的动力需要观察“一带一路”、国企改革等国家战略实现程度，以及对企业盈利提升的促进程度。

光大保德信：关注环保食品饮料行业

光大保德信基金日前表示，后市需要密切关注市场流动性及预期的波动。中短期情绪面仍然偏向乐观，持仓建议保持。行业配置方面，可选择基本面稳健的蓝筹股，附着国企改革概念的标的更佳，建议关注环保及食品饮料行业。

上银基金：中国股市将有5年活跃期

上银基金研究总监李国林日前表示，从宏观来看，中国经济将于2015年二季度见底。同时增量资金将不断进入股市，A股上涨格局基本明确，预计中国股市将有5年左右的活跃期。

前海开源：2015年金融地产仍有上涨空间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投资总监邱杰日前表示，降息降准的政策可能还会陆续出台，2015年金融地产仍会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其他高分红板块也会相继受到市场关注，这些涨幅相对较小的高股息率板块可能会延续2014年金融地产的强势表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2015年关注四类机会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研究管理部周宁日前表示，展望2015年，大摩华鑫对市场谨慎乐观，增量资金入市的格局有望延续，以下四类板块值得关注：

一是受益成本下降、业绩有望显著改善的中游制造。2015年，煤炭、原油价格受制于产能过剩和需求低迷难有明显提升，因而中下游行业继续享受低成本；二是估值洼地中的边际改善板块。低估值板块中受益于区域政策、“一带一路”战略拉动或企业转型等带来的业务出现改善的板块活跃度可能依然会比较高；三是受益改革推进的领域，重点看好国企改革机会；四是新兴成长领域优质公司，这类公司大部分股价经历了一定的调整，其依托于企业卓越成长有望重新获得资金关注。

（《投资者报》记者 罗雪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