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共8篇）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篇1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女性作家在她们作品中反映出的女性主义思想，试图研究近代英国文学中女性主义思想的嬗变以及所经历的过程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英国女性文学 女性主义思想嬗变

简·奥斯汀作品中对女性智力的肯定

19世纪的英国妇女地位非常卑微，在经济、政治，甚至在受教育方面的权利都被限制。与男性相比，妇女被认为天生智力低劣，而且当时绝大多数妇女似乎也承认这种观念，她们对自己的卑微地位毫无自觉意识。简·奥斯汀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女性争取到她们应有的空间。她的作品充分肯定了女性的智力，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她一反传统文学中正面主人公都为男性的模式，将不少女性提升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她笔下的这些女主角们不再是以“花瓶”的面貌出现，而是理性、美德和智慧的化身，她们代表了既敏感又富有思想的年轻一代女性独立的个体，都经历了从不完美到完美这样一个过程。奥斯汀在作品中着意于表现女性作为与男性完全平等的“人”的性格魅力，并且她把长期处于边缘的失势地位的女性作为全知视角下的限制性叙述角度，唤醒了女性沉睡已久的主体意识，由此，奥斯汀使英国女性文学的主体意识提前半个世纪被表现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简·奥斯汀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她那个时代，妇女是不允许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埃德蒙·伯特伦去的伊顿公学以及牛津和剑桥这样的学校都是不会朝妇女敞开大门的。像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男爵的妻子伯特伦太太，《理智与情感》中的米德尔顿女士，《爱玛》中的埃尔顿太太这样的上层社会的个别女性才有机会接受一些非家政性的教育，如绘画、唱歌、乐器演奏以及语言学等，但她们掌握这些技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取悦自己的丈夫。结婚以后，她们的这些技能将会逐渐被荒废。但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尼特则表现出相反的态度，她认为弹琴完全是无所谓的事情。小说《苏珊女士》的女主人公更是有着愤世嫉俗的观点，认为自己尚未成年的女儿弗雷德丽卡所接受的教育不过是在今后找丈夫过程中为自己增加些魅力，甚至认为女子所掌握的这些技能纯粹多余。简·奥斯汀通过笔下的这些妇女形象说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造成了女人这样的境遇，因此她创作的女性形象不仅对女性文学，而且对整个英国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简·奥斯汀的作品始终是在爱情的领域——当时女性唯一能表现出女性意识觉醒的空间。她笔下的女性都是平等爱情的呼唤者，这在妇女处于被轻视和贬抑的社会无疑代表了女性自觉意识的最强音。不过她们在爱情领域里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们只是安静地等待男性的求婚，缺少主动出击的勇气和魄力，而且全无谋职以求经济独立的想法与愿望，仅仅停留在空谈感情的水平上。

勃朗特姐妹作品中对女性独立人格的确立

如果说是简·奥斯汀的作品把女性推向文坛的中心，那么继之而起的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则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成为世界女性文学的转折点，因为她们的作品宣告了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勃朗特姐妹率先提出了女性独立人格的问题，并指出独立的人格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她们的作品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凸现了女性自尊自爱的美好人格。

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代表当首推夏洛蒂·勃朗特所创作的小说《简·爱》里的女主人公。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不断奋斗的孤女的故事。在小说中，简·爱是一个新型女性，她改变了英国传统女性中温柔可爱、逆来顺受的形象。她出生贫穷，貌不惊

人，但坚决反对压迫屈辱的行为，始终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并最终以和罗切斯特先生的美满爱情结局表达出作者对爱情、理想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通过这个人物，夏洛蒂更多地否定了当时社会男性与女性角色的差别，正如作品中简·爱对罗切斯特所说，“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意识显然是英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一大进步，它使得女性意识从对女性特点的强调转到了对女性作为人的价值的强调；从对女性修养、尊严等的强调，转到了对女性真挚、坦诚和独立人格的强调；从对女性的社会认知度等外在价值的强调，转到了对女性内在情感价值的强调。夏洛蒂试图透露这样一个信息：我虽不是一个你们所喜爱的女性，但我并不因此而自卑。我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我独立，自尊。勃朗特姐妹认为女性最可悲之处正在于没有一个独立的生活目标。因此，从对女性智力的肯定和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强调到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强调，是简·奥斯汀到勃朗特姐妹的作品的变化和发展。

然而，无论是简·奥斯汀还是勃朗特姐妹都只是在家庭或是在经济领域内关照女性的觉醒，而没有拓展到深入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即政治层面。要真正为女性找到有力的支点，必须在社会意识下反映女性意识的自觉性，盖斯凯尔夫人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盖斯凯尔夫人作品中逐渐走向社会的女性

在男权社会中除了家庭生活以外，女性几乎全部的社会领域都被男性控制和垄断。女性无论在道德和人格上多么自立，都始终无法彻底改变她们的从属地位。其主要原因就是她们与社会政治处于隔绝状态，只有主动参与广泛的社交与政治生活，女性才有可能取得根本的自主地位。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描写了一群逐渐走向社会领域的女性，她在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探索的基础上，把女性意识纳入了社会的轨道，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女性意识社会化的突破。

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中，盖斯凯尔夫人把女性意识的自觉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女性意识摆脱了以往狭小而闭塞的情感体验，为女性意识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作品中的玛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与爱玛有几分相似，不过爱玛的成熟是为自己造了一面镜子，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剖析来实现，而玛丽的迷途知返则是把社会作为自己判断的参照对象，她把自己的爱恋者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予以考察，这种爱情本身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对社会现象的权衡，这是妇女参与社会思考的开始。

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不仅把女性带入了社会，而且还表现了女性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能力和素质。她笔下女性的成长和觉醒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她们的思想成熟代表着传统社会观念向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转变。通过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成长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盖斯凯尔夫人意欲说明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应同步发展，这是她对女性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充分肯定。

乔治·艾略特作品中独特的女性意识

乔治·艾略特的作品融入了同时代女性写作的主流，述说着女性琐碎的婚姻故事与心灵体验。她的作品蕴涵着独特的女性意识：作者除了把女性细微的心灵空间和边缘地位归咎于男权社会的无情压制外，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女性群体本身，即对女性自身弱点与不足进行剖析和展示。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的真实生活，展示了女性的价值，揭示了生活的真谛。尽管作品主题很一般，但它所蕴涵的深刻道德感和现实意义却对当时的作家和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的前期小说主题多涉及情感、宗教与人性的冲突，不断突出“心中的神灵”善之美德对人的影响，但在她后期作品中，女性的命运成了她创作的主题。她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女性的处境、体验和对生活的看法，揭示了女性与男性各自的弱点以及由于环境的限制，不能实现各自的远大抱负。如在小说《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对女主人公的内在精神与心灵进行了探索与挖掘，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精神的残酷统治和对女性理想的扼杀，祭奠

了幻灭后灵魂的升腾与凝重。艾略特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身份和体验在小说里指出，女人可以用知识来拓宽心灵，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想法，但“为了保障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安全，这些主张自然不宜当真实行”。小说中女性的这种边缘状态既是男权社会压制的结果，又是女性自身历史积淀的集体无意识所导致的。

在艾略特的作品中女性人物总是极为优秀，她们虽是男性主宰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不得不屈从于世俗习惯并放弃自己的远大理想，但她们能“在自己有限的活动领域里获得心灵上的成功”。她们虽不能在公众的、社会的领域发挥出她们的作用，但她们能以间接的方式对周围的男性施加影响，并借助男性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间接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并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因此，女性对男性人生的影响是艾略特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

在作品中，艾略特用自己的成就证实了女性能摆脱诸多限制并获得史诗般的成就，但要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获得成功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大多数女性没有足够的选择余地，不得不屈从于传统的世俗力量。在此，作者表明了她鲜为人知的女权主义观点，即女性要取得真正的平等并实现自身的价值，不仅要打破社会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摧毁一切世俗障碍，还要摆脱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链条，以真实的自我展现自己，并改变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女权意识

与前面几位女性作家相比，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一生都在通过写作和演讲、语言和行动来建立和完成自己的伟大事业。她不仅要反对男性文化的压迫，解除男权思想的束缚，求得与男性和解式的“平权”，而且还不时想通过与男性对抗来解决现实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作品中，她首次提出了女性写作是有别于男性的“性别写作”，公开向以男性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领域挑战。由此，弗吉尼亚·伍尔夫掀起了一场女权主义思想的革命。

作为系统地把女权主义思想引入文学批判的第一人，她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和《三个基尼金币》成为后世女权论者的典范著作。《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她妇女意识与女权思想的重要论著，在其中她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创作思想，唱响了女权主义的号角，成为女性主义作品的经典。从此，“自己的屋子”为女性写作打开了新天地，这是妇女写作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三个基尼金币》是伍尔夫向男性政治宣战的宣言书。她以缜密的逻辑思维、睿智的思想维度和辛辣讽刺夸张的笔法，通过捐赠三枚旧金币给名誉司库这样一个事实，以书信体的形式对男性热衷战争的法西斯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对妇女与政治、文化、职业和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提供文件的方式批驳了男性特权、男性偏见、男性虚荣与男性主宰，指出战争的别名就是政治，将战争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伍尔夫对于战争的控诉也就势表现出对于男权政治的控诉。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如此深刻和犀利，树立了女性反抗男性社会的一面旗帜。

在控诉女性的自我被社会排挤得几乎消失，在痛心于女性的自我被女性几乎全部抛弃的同时，伍尔夫一直试图探索一条重塑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和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怎样才能“成为自己”是摆在伍尔夫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女性要真正成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是要获取必要的物质条件，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最终摆脱历史和现实强加给她的不利地位。

首先，要拒绝臣服，要克服自我贬抑和妄自菲薄的心理。如果说获取必要的物质条件是恢复女性社会地位的必要前提，那么克服女性对自己的自我贬抑、妄自菲薄的态度就是真正树立女性自信的前提，而这两者都是重塑女性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其次，要建立女性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力量，一种独特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数千年来最严厉的规矩换来的，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最后，要走出封闭的、狭小的个人世界。假如女性能勇敢地走出私人的领地，走向广阔的公共社会生活，那么女性的“独立”就指日可待，女性真正“成为自己”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篇2

一、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特征

西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种变化遍布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 以至于人们感觉到“确实生活在新时代里, 或更谨慎地说, 生活在一个断裂时期”。[1]一些更加激进的思想家则认为, 现代社会已经终结,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与现代社会彻底决裂的后现代社会。那些发生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可称为后现代转向, 它指向一种考察世纪、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新形态以及文化与技术的新格局。[2]

“后现代”并不是单纯的实践概念, 而是相对于“现代”和“前现代”而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对, 也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 甚至是“现代主义”的极端化的产物。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是一体两面, 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主要是关于人性的统一性、线性演进、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解放作用以及西方的优越性等, 启蒙运动的崇高思想实际上遮蔽和论证了一种支配的历史———西方对东方、理性对非理性、主体对客体、男性对女性之支配。但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 这一启蒙或现代文化许多方面已失去其可靠性, 人们日益深知科学之阴暗的一面:纳粹主义、种族大屠杀、精神病院以及科学在使同性恋者、黑人和女性成为病变种群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正是抓住对启蒙文化关键性层面之幻想的日益破灭而兴起的, 在这个新的后现代时期, 最具重要意义的也许是占据西方人心灵两百年之久的现代性理念受到彻底质疑和抛弃。

“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对, 也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 美国学者伯恩斯坦 (R.Bernstein) 对后现代的特征曾做过概括:“所谓后现代性的特征是: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不断更新的游戏精神”。[3]简而言之,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为:对主体主义传统的批判, 对工具理性主义的反驳, 对终极价值目标的存疑, 对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消解。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源于欧美的重要思潮, 伴随着欧美社会发展的脉搏, 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一次浪潮发生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 此时欧美各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自由、平等、民主的观点广泛深入人心;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政权仍然以拒绝给予革命时期曾与男性并肩战斗的女性以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 分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 于是引发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深深的根置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相信女性的价值能够在社会公共领域得到充分的展现, 鼓励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 要求女性的自由平等权, 其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 并为女性的选举权而斗争。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本世纪60年代, 在美国, 这一浪潮是与黑人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学生运动相适应的新妇女解放运动, 在法国是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联系一起的。这次浪潮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从战场下来的男性又一次把女性挤出了战时亟需她们的工作岗位, 很多女性被迫回到家里。这引起了很多女性的不满, 她们提出了:“拒绝回家, 拒绝做母亲。”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是在女性已基本取得与男性一样的权利的前提下产生的, 这一时期的男性主义运动受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思想的影响, 强调差异和独特性, 矛头直指把女性置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 对话语、法律、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性别偏见提出挑战, 试图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重构西方文化。

第三次浪潮, 人们说法不一, 一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这时期的特点是女性主义内部呈现多样化发展, 如第三世纪的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女同性恋主义等。第三次浪潮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一是性别之间的差异, 作为区别于男性的群体, 女性可以联合起来;二是女性内部由于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等因素导致的不一致性, 强调性别内的研究。

伴随着女性主义的浪潮分化出众多的流派, 依据其政治主张和哲学基础, 可将这些流派划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派别。这些流派在理论建构、流变过程中对男性主义的起源、性质以及如何消除性属差异等问题的主张不尽相同, 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即关注女性、解放女性、发展女性, 致力发展一个平等性别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异同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理论派别。纵观理论的发展, 任何一种理论的起源和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 是对已有理论的借鉴和批判。探讨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两者。

1、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共同点。后

现代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都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 以谱系学分析生活现象。在去中心化、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反对二元对立、关注权力方面, 两者有着深刻的相似性。

首先, 放弃中心主义、本质主义, 也就放弃了普遍性和确定性。这些主题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包含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后现代主义者哈桑主张“不确定性原则”, 杰弗里·哈特曼断言, “当代批评的宗旨是不确定的阐释学”[4]。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的德里达论证了差异的重要性, “延异 (differance) 就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游戏, 在语言系统中, 只有差异。”[5]容忍差异, 就避免垄断真理。

利奥塔德后现代主义论述的关键之处在于他有关叙事、尤其是宏大叙事的思想。利奥塔德批判了启蒙运动中以解放为主题的宏大叙事, 对他来讲, 现代性以卓越的、宏大的叙事为特征。然而随着这些宏大叙事的方案的失败, 利奥塔德觉得, 现在应该是向这些总体观点发起“战争”的时候了———对那些曾经控制、界定和解释世界上所有不同形式的话语活动的普遍指导性原则的怀疑。女性主义者发现女性被边缘化, 并试图破坏、瓦解男性中心主义, 探索和论述边缘空间, 同时女性主义意识到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等现代理论是被边缘化、被排斥在中心之外的理论依据。因此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不断完善的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对传统智慧的一种颠覆。“妇女拥有一个不能与男性世界相提并论的自己的世界”。[6]主流文化认为男女差别是自然的, 好的、正常的同男性与男性气质相联系, 将相反的含义赋予女性。女性的天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体制, 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延伸出男性的统治也是自然的。女权主义者颠覆传统男性中心秩序,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两性差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因素决定的, 而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现实中人们所认同的、有社会所接受的有关男性或女性的观念、言语、行为等都是一个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范畴。如:朱利亚·科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认为, 女性的社会性别是“父权社会给起名和分类的象征化”[7]。为此, 各种相对立的女性主义流派力图通过多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过程, 诸如男性至上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 深刻的揭露男性传统和权威对女性的压制, 强调女性对社会秩序来说并非是有价值的“陌生人”。这些思想在女性主义的相关著作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 (Mary Wollstonecraft) 《女性辩护》、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r) 《第二性》、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lt) 《性的政治》等。女性主义理论解释了一个组织清晰的性别等级制的根源, 同时进一步的反对认为性别关系是固定的和静止的观点, 相反, 相信性别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结果, 因为相信性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康奈尔认为, 个人和群体的行动能够带来性别秩序的改变, [8]而且女性主义者强烈要求赋予女性权利, 拒绝社会将女性边缘化。例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提倡妇女在涉及到婚姻、家庭、职业、政治及教育等方面的选择权;激进女性主义者从生理学上提出“女性是优越的”口号, 她们肯定女性的本质, 赞美女性, 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去中心化的特点表明:两者都力图消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制造的各种二元对立。两者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立场, 认为不存在任何永久的、普遍的、稳定可靠的客观真理。

其次, 关注话语与权力。“话语”本来是一个现代语言学的概念, 指构成完整单位的、大于句子的语段。按照索绪尔的观点, 话语是言语活动的一部分, 是言语活动中由物质表现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 话语是一种语言实践。对话语的分析旨在说明话语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 激发对话语的批判, 认识现存的话语惯例如何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结果, 揭示使这些惯例自然化的社会机制和历史机制 (即这些机制是如何让这些惯例显得如此自然以致成为“常识”的) 。对“话语”概念作突出强调的是福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将话语置于社会环境中来分析, 福柯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 (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 的知识体系。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尼采说过, 知识是权力的一个工具, 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这种知识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话语是福柯理解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空间各种机制的关键术语, 是福柯认识论所包含的三要素之一 (即经验、知识—权利和话语) 。福柯认为, 话语不仅仅是语言, 而是既包括可能性又具有强制性结构, 例如, 医学包括医学知识、实践和社会身份;医学话语定义了什么是健康, 什么是疾病;医学话语也决定了究竟谁有决定事物的权力。在福柯看来, 现代理性通过话语方式对个人实施统治, 通过建构系统的知识和话语体系来将一切个人经验和实践整合进社会秩序之中。现代世界的所谓“正统”知识和话语都是以科学客观的堂皇身份发展、传播和完善着权力技术。在这一权力运作制度中, 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治于他人, 也可能是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女性在话语中被定义和解释 (如被定义为母亲、妻子等) , 其他话语中被谈论或书写, 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身份, 归根结底是话语实践的结果, 也在话语表述中得到强化, 从而也维护和加强了男性的统治。通过话语中的权力分析, 从侧面也反映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与生俱来或静止不变的, 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处于话语实践中, 亨尼西和英格汉姆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在其所编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关于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的读物》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 把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 并把意识形态同物质基础相联系。亨尼西认为, 在话语问题上必须根据种族、阶级、性别等各种差异来理解女性的话语构成, 要求解释差异的话语构成与剥削的社会安排之间的联系;打破西方知识与剥削再生产的共谋。

2、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

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共识, 但两者在很多方面的主张也不尽相同, 具体表现在:

第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进行批判, 特别是对统一主体进行批判, 这一点是女性主义反对的。显然, 尽管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正在兴起, 但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家仍然是将妇女看作一个统一主体的。后现代主义不遗余力地解构人的中心性、绝对性、超验性等一系列传统人道主义之后, 宣告了被传统人本主义奉为神明的“人”的死亡。而女性主义者还需策略性地建立主体性, 争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利用本质主义女性的身份, 亦希望通过宏大叙事达到女性解放和自由的目标。

第二、后现代主义反对普遍、跨文化的范畴, 而女性主义理论家恰恰相反, 是赞成这一点的, 显然, 跨文化概念, 如性别和性别压迫等, 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

第三、虽然女性主义者总体上是赞同后现代主义对“没有立场的视角”的批判的, 但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立场无处不在的视角”来代替“没有立场的视角”, 女性主义者对此心存怀疑。如果过分关注差异, 将会使人们忽略压迫女性的那些超越历史的、集中性的源泉。女性主义理论是要在多元中把握统一, 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要丢掉统一, 强调多元。

第四、女性主义者通常都怀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否能指导实际的政治批判行动。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关注有关女性的言论, 而不是关心女性的切身经历, 更重要的是, 他们并不关心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各自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和目标,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思想理论发展的产物, 它的主要目标是颠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思想模式;而女性主义则是西方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 它以改变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状况, 解放女性为目标。

第五、就在女性主义发展的同时, 与之同步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开始质疑女性主义的基石———对主题的关注、真理和解放等等概念。这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另一种大男子主义, 它的存在将会使女性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破坏新生的女性主义理论。

三、启示

去中心化、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反对二元对立, 对理论至少有两点的积极贡献。一方面, 它包括对所有现存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拆解和解构, 去中心化导致了对更加边缘的实体和趋向的关注。另一方面, 这种去中心化也可以被积极地认为是通过强烈的批判性甚至是来加强理论的一种努力。同样, 话语权力学说其矛头主要指向的是那些本质主义。话语与权力关系研究中, 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 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方法。但是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反对任何假定的“大前提”、“绝对的基础”、“惟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 否则就会陷入虚无主义。要在差异性、多元性、片断性、异质性和总体性、系统性、共识性、理性创造并创造一个有利于理论与实践共同发展的空间。

总之, 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仍然充满着分歧和疑义, 但对科学传统的批判和对发展新科学的努力是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科学知识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服务是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要：后现代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两者有交汇的地方, 也存在着差异。共同点表现在两者都去中心化、反对本质主义, 关注话语与权力。不同之处表现在女性主义理论是要在多元中把握统一, 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要丢掉统一, 强调多元。从两者的比较中得出理论的发展要辩证的看待多元与主体的关系。

关键词：去中心,话语,权力

参考文献

[1]Barry Smart.后现代性[M].李衣云、林文凯、郭玉群译.台北:巨流出版社, 1997.9;

[2]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M].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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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252-257;

[5] (德) 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240;

[6][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下) , 邱泽奇译, 华夏出版社, 2001.262-262;

[7]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221;

西方女性主义与文学 篇3

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种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其影响现在已经扩散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

女性主义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实证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女性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对以主客体的二元分离为前提、以价值无涉和情境独立为保障的客观性原则的批判上。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方法认为,社会生活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分析。客观的观点不受观察者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提供不带观察者个人感情和意志色彩的各种事实和解释。女性主义学者发现社会学研究者主要由白人和上层阶级特别是男性所构成,他们中大多数身居要职,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代表精英群体的观念,他们很难成为独立和价值中立的研究者。如果把他们的观点当成普遍的真理,而把其他政治群体的观点看做是偏见或不客观的观点,那么就有可能压抑了认知者性别作用的可能性。因为以男性视角和以女性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的各种关系和规律,其结果可能大相径庭。

女性主义学者还认为,男性把自己对世界的描述混同于普遍真理,把男性的偏见隐藏在中立和客观的表象之下,忽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实证主义者对抽象的理论和复杂的量化数据非常重视,因而他们更容易进入专家群体和权力中心。实证方法低估了个人经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知识,强调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

吴小英在《女性主义社会学初探》（《中国社会学年鉴(一九九五——一九九八)》，社科文献出版社版）中指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西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在学术界各学科领域掀起的一场“性别革命”——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 scholarship)。哈丁(Harding, Sandra)在“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一文中认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独特威力或者说区别于传统研究的新东西就在于方法论方面的三个特点：(一)新的经验来源和理论来源：女性经验。传统的研究只从男性的经验出发,只关注男人所关注的那些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女性经验的视点出发界定需要研究的问题,并把它作为衡量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女性经验是多样化的,它来自不同阶级、种族、文化的女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而这些支离破碎的主体身份是女性主义见解的丰富源泉。(二)新的社会研究目的：为女性。女性主义研究的目标就是为女性提供她们所需要的社会现象的解释。传统的社会研究一直是为男性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解释,往往是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剥削或操纵的欲望出发提出问题。女性主义新的研究目的是与他们新的问题视角不可分割的。(三)新的研究主题：将研究者与公开的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批判平面上。也就是说,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研究者本人的阶级、种族、文化、性别假设、信念和行为等必须置于她或他所要描绘的框架中去,这样一来“研究者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以一个无形的、匿名的、权威的声音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具体的、特定的欲望和利益的真实的、历史的个体”。

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重视性别和男女不平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形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时期。它与同样译为“性别”的“sex”不同，前者是社会意义的性别，即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它表示一种“社会构成”即由文化和社会标准形成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模式；后者指生理层面上的性别，即生理性别。

女性主义学者发现,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在自有父权制以来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处在对自身发展不利的客体的位置上,她们被认为是温柔的、感性的、柔弱的、依附的、被动的、退缩的,与男性的坚强、理性、阳刚、独立、主动、进取正好形成了二元对立,因而她们是次于男人的“第二性”。但是这种对立是与生俱来的吗?否。它是父权制的社会意识以一系列的文化设定来规范女性,久而久之形成女性自律的一种恶果,这种恶果直到今日仍在制约着女性的发展。西蒙·波伏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她的《第二性》中就讲出了女性主义者所熟知的那句话：“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概而言之,女性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被遮蔽、被压抑、被限制的群体,她们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学,她们言说自己的权力被剥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仍未取得和男性同等的文化地位。为了争取自身解放,求得更大发展,女性必须认识到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性,并对这种男权文化下的性别角色规范加以颠覆。王政在《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指出，“gender”这一词语的出现正标示着当代西方妇女在认识上的飞跃，即：女人的命运不是由生理取决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改变男子中心文化规定的一套行为准则。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视角的运用正是社会性别理论发生作用的结果。

二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直接产物，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女性主义的每一学理动态和进展皆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最原始的理论支撑，特别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直接启发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化理解的方式强调身体、情感和知觉,抨击男性中心的精神、理性和逻辑,提出了研究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性别视角的引入使读者看到了被遮蔽的性别间不同文化的现实,发现了传统文学艺术中妇女形象的被歪曲,妇女心理的不真实,看到了以往一些视而不见的性别盲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要求重写文学史，努力探索女性文学传统，并提倡一种女性主义的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与昌盛，给予现有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人们不得不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并对现行的文学标准进行质疑。

首先，女性主义对女性阅读和批评产生了深厚影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认为，历史上的许多作家，特别是在男性作家那儿，女性形象变成了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而由于仅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总是被她们的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这种变形，引导妇女将父权制的价值标准内化，阻碍了妇女争取自由的脚步。因此，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强调女性的阅读体验,认为这是女性的人生经验和主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女性只要运用自己的潜在经验对于文本提出文学的或政治的批评,尤其是将传统文学批评中欠缺的性别视角引入,就可以发现并纠正传统文学阅读和批评中的偏颇,使文本中所固有的性别内涵凸显出来,从而为我们更为真实、全面地抵达文本,解读文本意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在这里,女性经验成为女性阅读效果的来源。通过自己的主体经验,女性阅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实现自己的阅读期待。在阅读过程中,又因为女性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验,所以她们能够比较敏锐地发现男性文本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男性中心意识以及对女性形象的歪曲,進而从一个新的批评角度去研究作家作品,提出新的见解,修正以往的偏见。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要求妇女读者以一种抗拒的态度来阅读男性文学作品，来批判文学中男性中心主义。西蒙·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已运用了这种批评方法。她以蒙泰朗、劳伦斯、克劳代尔、布勒东、司汤达五位男性作家为代表，清算了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性表现。但人们一般公认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为运用这种批评方法的代表作。在此书第三部分“文学上的反映”中，她集中讨论了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这四位作家笔下的女性总是处于被贬损、受压迫、受支配的地位，从而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女性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另外，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们，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和男性批评家笔下的女性作品中总结出几种固定的女性模式:无形、被动、不稳定、封闭、贞洁、物质性、精神性、非理智性、依从；两种难以改变的形象:悍妇与巫婆。而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的看法和分类则更简单和直接。她们认为，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方式:天使和妖妇。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妖妇则表现了男性对女性气质的厌恶和恐惧。这些女性形象模式的划分，也是对女性形象不真实的批判。拉尔夫·科恩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女性美学，与它所描述为僵化和自恃优越的父权式批评的‘方法崇拜论’支配权相反，提出要赋予普通妇女读者以权利……要赞扬在阐释文本中的一种直觉的女性批判意识。”

其次，女性主义引发了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的诉求，促成了寻找女性文学传统的趋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认为，传统的文学史，是按照菲勒斯的批评标准决定哪些作家和作品可以被收入文学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就使大批妇女作品被排斥于文学史之外。而一些女作家则在自己的创作中发现，她们需要一种女性的传统作为精神的和语言的支撑。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认为一方面要重新解释和评价一些被曲解和被贬低的女性作品，一方面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以“寻找我母亲的花园”。

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创始人琳达·诺克林于一九七一年在美国《艺术新闻》上发表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首次发起女性主义艺术史的讨论。该文成为女性主义艺术史的里程碑。她把西方艺术史中存在的对女性艺术家的忽视与压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作为一个主题进行了研究。琳达·诺克林在此文坦然承认：如果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毕加索和波洛克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为标准，那么，历史上的确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出现。因为这个标准本身就包含着许多约定俗成的错误诠释和错误概念，而这种错误概念的建立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形成的。她以历史上少数成功的女艺术家为范例，分析了女性艺术家在成长道路上的困扰和局限性，认为：女性无法和男性站在同一的立足点上去达成艺术上的完美或成功，是因为体制造成的。而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性别结构决定了女艺术家被排斥在高雅艺术之外，决定了女性注定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她首次对艺术史的范式提出了质疑，由此而开始了女性主义艺术史对于范式转换的革命。在她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艺术史不只是主流艺术史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补充，而是敢于冒犯权威和传统，向许多主要的学派观点提出质疑。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我们也可看出西方学者对女性文学传统的重视。只是伍尔夫还是将目光主要放在“著名”女作家身上。稍晚的爱伦·莫尔斯将西方文学传统中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女性作家统统聚集在一起，她分析了十八至二十世纪英、法、美的一些女作家如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薇拉·凯瑟和G.斯泰因等人的创作。第一次尝试描写了女人写作的历史，将这一历史看成是一股与男性的主要文学传统并行的强大暗流。而肖瓦尔特提出了女性“亚文化”概念，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放在那些重新发现的作家及作品身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奥斯汀峰巅、勃朗特峭壁、伍尔夫丘陵等女性文学里程碑之间的断裂和空隙。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和文化实践等，内容涉及女性哥特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凯特·肖班的《觉醒》、爱丽丝·沃克的《紫色》等美国女性文学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埃莱娜·西苏在《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女性写作的传统与变化》一书中高度赞扬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文学”，宣传由此“我们的新文学史开始了”。

再次，在寫作理论的探讨方面，许多文学理论家挖掘语言与潜意识欲望、文本性与性特质、话语与主体的关系，在文本的开创与实验上都深受女性主义影响。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依丽格瑞、西苏与克里斯蒂娃所分别主张的“女人话”、“阴性书写”和符号学，是从文化上层结构中最深层、最精妙之处，以语言为切入口和工具，试图对一直主宰人类意识结构的菲勒斯罗格斯中心话语，从根本上加以颠覆。

依丽格瑞发展了一套与男性中心精神分析话语相抗衡的女性力比多理论，指出女人以多元、差异为特征的性欲本质，是与性欲集中于阳物、只有单一式快感的男性所无法理解与代为言说的。在此基础上，她尝试建构一种可以外于父权象征/语言秩序的语法和文法，她名之为“女人话”。女人话遵循的不是二元对立的线性逻辑，而是流动的、扩散的、包容的。

埃莱娜·西苏认为，经由女性书写，女性可以抵抗父权象征秩序。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大声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她把对女性来说具有颠覆与救赎意义的书写称为“阴性书写”。 西苏同样在女性力比多与“阴性书写”之间找到一种同质的律动，同样是多元、富变化、充满节奏感，而且是不占有的。她同样把“阴性书写”与前俄狄浦斯的母性空间相联系，指出这种母性空间是只知给予、尊重客体、物我两忘的境界。

克里斯蒂娃则提出语言象征态与符号态的概念，孩童进入象征语言秩序后，符号态即被压抑，构成了语言的无意识面向，对象征语言与秩序具有颠覆的潜能。对克里斯蒂娃而言，女性——符号态之间虽然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却分享了同样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随的“颠覆性”。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女性写作的两种策略,一是采用游戏的姿态,在接受父权制的语言中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游戏文本,以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依丽格瑞的“女人话”就具有此特点。她认为“女人话”是已被压抑的语言形式，必须自觉地去寻回并实践它，而“女人话”的实践也只能在父权象征语言的缝隙中，以戏拟、谐拟、模仿等姿态展现。依丽格瑞以自己的写作实践着自己的“女人话”主张。她的文章经常是一些破碎的片断，充满似是而非的语句，大量运用隐喻又富有诗意。在她对男性哲学大家思想的探讨文章中，常常把自己的声音与这些哲学家的声音、文本交错间杂，而行文之间也刻意戏拟他们的论述，最后经由前后的矛盾、裂缝，进而松动她戏拟对象的文本。

另一策略是立足于女性的躯体和欲望,因而有“身体语言”的提倡。所谓“躯体写作”也即女性通过自己的肉身表白自己的内心。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西苏就基于自己本真的心理和生理体验,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着她的女性写作的主张：她作品中的许多中心思想和意象不断重复，其行文遍布隐喻，其文风富有诗意和明显的反理性色彩；她创作了一种非线性的文本，她的中心意象如同一张意指的网，密密地交织着，却不给理性批评家以任何可以抓住其意义的网沿。所有这些努力，又都是为了反对象征语言的明晰、单一，为了在歧义丛生中将意义无限延搁，造就一种动态的、开放型的文本，达到解构二元对立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目的。西蒙·波伏瓦也将自己强烈的生命体验糅合在其《女宾》与《名士风流》等小说中，她坚定而执著地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并且坚信，女性的身体与经验是通向人类存在的另一途径。她更关注她所传达的这种写作经验对人类想象空间和存在可能具有的美学意义。

以上两种写作策略事实上蕴涵着两种基本的性别经验,前者更多从文化上揭示男性中心文化以及一种被女性内化了的男性视点给女性带来的不公正的文化处境,后者则将“女性”更多地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经验性存在。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构成女性文学基础的“女性经验”或“身体经验”。文学创作是和作者的生命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与生命活动、生命世界相联系的经验是丰富多样的,女性的生活也不仅仅是性爱生活、情感生活、家庭生活,还包括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女性可以写她有所体验、有所感悟的一切。基于自己本真的心理和生理体验,女性在其话语表达方面往往呈现出某种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征,如私语性、个人化、诗性叙事、想象力奔涌以及唯美追求等,这一切在女性意识的观照下,往往构成了对男性文化的解构和颠覆力量,形成足以同男权文化相抗衡的文学景观。

三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都建立在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美学观念基础之上，女性视角的引入，使文学研究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试图完成一种“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它以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求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文学、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观念挑战，以达到发掘女性语言、寻找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研究的新理论的目标。令人瞩目的是，从文学史到各种文本批评理论，包括写实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经由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正反对话，从男性中心盲点的沉睡中睁眼，开阔了前所未有的视野。

然而，女性视角的引入，也使文学研究面临一些困境。

困境之一是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冲突问题。作为诞生于政治性很强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其政治色彩显而易见，虽然这种政治色彩在不同国家不同理论家那儿呈现不同的样态，但都视女性为一种颠覆力量，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根本力量所在。女性主义从来不承认有一种中性的阅读，肖瓦尔特就曾将看似客观公正的雌雄同体的诗学说成是单性的父权制的诗学，它标举性别的旗帜，对男性的文本和女性的创作进行全新的解读，最终使这种解读揭示妇女在父权制文化中长期受压迫的現实，以提高妇女觉悟，并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但这种阅读正如女性主义者所指责的男性解读一样，也是带有性别偏见的。女性主义要揭示的是历史的“真相”，却又从另一个方向扭曲了“真相”；它主张重建文学经典，却从未对建立经典书目这种行为本身的权威意识提出怀疑，这样无形中又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单一的政治呼吁而失去其应有的文学含义。

困境之二体现在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试图超越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批评理论，但又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基于已知的理论进行思辨和理论建构。比如英美学派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对菲勒斯批评采取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女性传统来抵抗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及女性创作的压制。然而这种高扬女性传统的女性美学实际上采用诸如“历史”、“主题”、“经典”、“价值判断”等批评术语，并且她们对于女性传统的赞美，也正是立足于男性对女性的命名和定义，只是这种命名和定义的翻转而已，其实也就是对父权制的变相承认。说到底，无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多么先锋，其主张多么激进，它都是现实文化的产物，不可能脱离现有的文化处境，也不可能完全从现存的权利关系和话语系统中逃脱。

后女性主义与拉康后精神分析理论 篇4

后女性主义与拉康后精神分析理论

后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联系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拉康的后精神分析理论以语言学观念对于女性主义的身体欲望与写作欲望进行调整,把这种欲望的超越引入政治化与社会化的范围.正是这种观念成为后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对抗男性社会压迫的主旨,对当代后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忽略后女性主义对于拉康精神分析的批判,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依托与拒斥的双重关系.

作 者：方汉文 马天丽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刊 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4(1)分类号：B84关键词：后女性主义 后精神分析 拉康 菲勒斯中心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篇5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视野中的强客观性

文章的着眼点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演进,重点考察的`是女性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立场理论.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在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一些缺陷,立场理论则在此基础上作了批判性的发展,特别是哈丁提出的“强客观性”为规避相对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策略.

作 者：董林群 DONG Lin-qun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刊 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 年，卷(期)： 22(4) 分类号：N031 关键词：女性主义   立场理论   强客观性   相对主义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篇6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重视刺激与反映之间的联系，强调的主要机制是刺激与反映之间的联结，是由经验引起的行为变化。主要的代表有桑代克的试误，斯金纳的操作条件说。

一、桑代克的试误说

桑代克以动物试验为研究，提出了学习联结说，认为学习是情境与反映之间的联结。其中情境既包括大脑外部刺激，又包括脑内状态（即思想与感情），反应也分为两个方面，包括机体的外线活动变化和观点意向等内部反映。他认为学习是本能的，被动的，完全受环境决定的。情景与反映之间的联结是通过尝试错误，按一定规律形成建立起来的，学习的过程是盲目的或尝试错误的过程，这也被称为尝试试误说。根据实验的结果，桑代克也提出了众多学习规律，其中主要有；

（1）准备律：强调学习开始前的预备定式作用，用于对学习的解释及动机性原则；

（2）练习律：学习需要不断的重复，重复的次数越多，联结越牢固；

（3）效果律：情境与反映之间的联结伴随满意感而增强，否则减弱。

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说

斯金纳主要通过鸽子与白鼠的实验，认为它们必须通过主动操作才能得到食物，所以他把这种学习称为操作条件学习，提出了操作条件反射说。

操作条件反射说的主要观点

1.学习主要是操作条件作用

斯金纳认为，学习过程是塑造行为的过程，即操作条件反射的过程，其中强化起着关键的作用。他认为所有行为都是由反射构成的，而根据强化作用的不同，他反射分为刺激性反射和反应型反射，所以行为也分为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相应的学习也分为反射学习和操作学习。机体的行为大多是操作性的，人类的行为多数实质上是操作行为，所以学习主要是操作条件作用。

2.操作条件的作用规律

（1）R型作用规律：在操作活动发生作用后，随即出现强化刺激物，操作的力量就会增强。

(2)R型消退作用规律：一个已经通过条件化而增强的的操作活动增强后，没有强化刺激物出现，力量就会减弱。

斯金纳认为强化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由于强化作用，因而直接控制强化作用就是控制

行为。教育就是要塑造对个人和他人有利的行为。教育的关键就是强化有利的行为。

在教学和训练中要想取得成功，重要的是要分析强化的效果，并根据这种分析来设计

精密的操纵行为和学习过程的技术。

3.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思想

(1)小步子原则：要把教学内容分成若干个小步骤，由难到易，逐步解决；

(2)积极反应原则：要求学生对所学内容作出积极反应；

(3)及时强化原则：对学生的反应要及时的强化（反馈）；

(4)学生自定步调原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学习能力自定步调；

中西女性主义文学对比 篇7

关键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共同处,差异

西方女性主义是指产生于欧美国家、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的思潮和运动。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 女性主义首先在西方兴起。确切地说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 阿伦普·德·古杰发表的《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一书, 标志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正式形成。从那时候起女性主义批评就被公认为是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的重要流派, 而且女性主义理论也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理论潮流中影响最为广泛、最具活力的思潮之一, 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不仅影响到西方世界, 而且波及了全世界。受此强大思潮影响而诞生的具有非凡影响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其中尤以英国小说为主, 如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托马斯·哈代所著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自女性文学在西方兴起后, “性别”就成为了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 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迅速发展起来, 且硕果累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 相当多的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学者都在试图让中国女性主义不仅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又能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有着相当的水平。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源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两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诸多相似处, 但是也受很大其它因素的影响, 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 不同的研究者们在做分析时对它们的差异也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是起源于欧美国家的, 而中国的女性主义又来源于西方,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潮之间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两者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石, 这也促成了它们的相似性。无论是西方女性主义还是中国女性主义都蕴涵深厚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蕴,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它们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二重论与女性主义相结合, 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也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方法, 揭示妇女地位低下的根源。此外, 二者的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具有相似性。中国女性主义和西方女性主义都是以妇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方女性主义从阶级、种族、民族、国家、法律、习俗等多方面探究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力图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体制, 从而达到改变社会性别关系, 使男女都能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国女性主义深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 早期也一直努力去效仿西方女性主义。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许多留学人员和国外学者就开始翻译西方女性主义原著。如奥斯丁撰写的《傲慢与偏见》被翻译成中文后就成了学生群中人人皆知的一部反映女性主义的一部著作。同时, 学者们也大量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 并且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范畴对中国妇女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这些年来发展也比较明显。

中西女性主义的差异也是无处不在。其实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 中国女性主义观念就开始萌芽, 这也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 我们很容易窥见早期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特征。自改革开放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 中国的女性主义有了很大改变, 中国女性主义理论迅速发展起来了, 作家们在作品中尽量开始探索女性精神和灵魂自由。谌容撰写的《人到中年》就以强烈的女性视角, 表现对女性所面对的情感困境的思考, 因此对女性探求自身价值很有意义。后来王安忆所著的《长恨歌》和铁凝的《大浴女》也都有这方面的贡献。中国女性主义在艺术方面是追求创新的, 很多女性主义作品的叙事模式是很有特点的, 与西方女性主义很不一样。一种被称为“欲望叙事”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被常用。所谓“欲望叙事”也就是始终使主题的欲望成为贯穿整篇小说的线索。在许多作品中, 主人公都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一种文学叙事模式就使作品更有主题色彩。较典型的例子为陈染所著的《与往事干杯》。在该作品中, 回忆的片段代替了叙述的连贯性, 作者把现实与梦结合起来, 整部作品都显示出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有多方面的差异。第一方面的差异同时也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最有争议的一点,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反映出了强烈的反抗性, 而中国女性主义则由于受我们的文化影响而柔和得多, 大部分该类作品都是仅仅反映出女性的一种觉醒。对此, 批评家的解释和合理: 西方女性主义强烈的反抗性与它产生的背景有关, 西方女性主义产生是因为一些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 而中国虽然在“五四”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妇女问题, 但是女人本身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 中国女性主义是在20 世纪80 年才受西方影响才开始植入和发展, 我们缺乏这种独立的女权运动背景, 我们的女性主义受政治影响较小, 因此我们女性主义文学所揭露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尖锐。在许多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批评具有鲜明的女权主义色彩。如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所著的《藻海无边》, 小说就是以一个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创作的一部非常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小说。另外两部优秀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也对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德国作家西蒙·波伏娃所著的《第二性》堪称“女性主义宝典”。与中国诸多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不一样, 作者认为两性之间不存在绝对差异。她认为两性之间的差异, 并不比两个单个人之间的差异更大, “一个人之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 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 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 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另外美国女作家凯特·米勒的另一部女权主义经典著作《性政治》, 用实证的办法从多方面对父权制社会进行了考察, 并证明, 在当今社会中, 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包括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都不是先天的, 而是后天文化作用的结果。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以及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理论建筑方面都略有欠缺, 始终在努力创建“双性和谐”, 缺乏对父权制的攻击, 因而缺乏女权主义色彩。中西女性文学的第二方面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后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更细致入微,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形态和生活状态。如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作者把有主见的二小姐伊丽莎白和贤淑的大小姐吉英这两位女性形象就塑造得非常细致入微,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 中西女性主义文学的差异就体现在中西女性主义文学的不同的理论深度。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有着更长的历史和更扎实的基础, 它就具备了更纵深的理论, 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则要感性一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不仅抨击男性在行为方面表现出的性别歧视, 还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在话语权方面遭受的不公平。

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有着相似处是缘于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 而它们的巨大差异则与各自的文化语境差异有很大关系。在中国, 多数人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等, 他们认为这种认识才是女性主义的出路, 追求女性主义的前提还是要承认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从上文介绍的几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经典, 如《第二性》、《性政治》等, 我们则发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受女权主义影响较大, 很多女性作家们是不承认两性之间的绝对差异的, 她们认为那些差异都是受后天的文化影响而生成。另外,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也有其独特的叙事模式, 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我们虽然现在已经做得很满意, 不仅大量去研究妇女文学作品, 也集中从文学、语言学和文化层面对女性主义文学有了很深入的理论研究, 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从各方面去加强, 争取大范围唤醒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同时大范围的学者也应该行动起来关注第三世界的妇女, 让社会给她们一席她们应该有的位置, 并帮助她们重新认识自己。

参考文献

[1]李权文.斯皮瓦克后殖民框架下的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三个女性文本对帝国主义的批评》[J].江汉论坛, 2008.11.

[2]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J].文学评论, 1993 (2) .

[3]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篇8

当然，这一共识在目前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并没有完满达成，即使是一些普遍叫好的研究成果有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嫌疑。像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公认的发生之作——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尽管即使到了今日，仍无愧于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学术经典，然而细细品读仍然不难察觉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热”“方法论热”的影响。像语言的欧化问题，如“它使得女儿们的经验由夹杂着忧郁的欢娱，隐抑着狂喜的惊悸，进而成了一种自我分裂式的沉痛”、“在这样一种割裂的现实中，女性若要安定地在家庭中生存下去，必须忍耐或想像地消除割裂”；将中国文本当成西方理论的“实验场”问题，如从冰心诗歌“子——母怀——小舟——大海的意象”中找到西方精神分析批评所说的胚胎、子宫、前俄底浦斯情结；庐隐的小说符合格雷玛斯符号矩阵模式等，与女性学界后来不断呼吁的女性文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4、88、63-65、44）。即使晚近一些的研究成果，有的也出現了刻意追求激进、新锐的倾向。像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用后现代镜像理论分析《青春之歌》的“询唤与匿名”，将章永璘抛弃马缨花、黄香久们的过程解释为“习得‘象征之父’的律法，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过程”，把1980年代知识男性的主体生成以一个单一的拉康式主体生成来解释等，生硬晦涩与挪用照搬的西方化倾向也时有出现（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P90-100、148-150）。如何既彰显真正的理论意识与学术创新，又有效对接起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文本实际，一直是批评界（不仅仅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此情形下，我觉得孙桂荣的著作《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以下简称《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做了一番可喜的尝试。“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过程加剧了其分化、裂变，抑或被挪用、超出的可能性……女性话语的理论观照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独特的本土文学文化现象中，理论资源和话语方式甚至都需要做出某些内在的调整”（P3），前言中开宗明义的这些自我言说事实上也是该书立论的基点与依据。在论域设置上，它抛弃了以西方形形色色的不同女性主义理论派别为中心的文学解读方式，也与国内常见的以特定年代内文学现象为线索的批评读本不同，而是走了一条“从文本到理论”之路，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衍生、提炼、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文学与文化事实的女性话语理论体系。该书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七种女性话语，即该书分七个章节从七个层面重点讲述的七种女性话语：“社会视阈中的性别选择”、“‘差异’诉求下的性别体认”、“‘性’革命的女性认同之路”、“多重主体策略的性别身份”、“消费时代的话语挪用”、“美学形式中的女性声音”、“走过青春期的性别表述”。这是一种基本能够涵盖从政治一体化年代到新时期文学，再从20世纪90年代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涵盖性非常强的性别话语划分，每一种女性话语均是由大量丰富鲜活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概括提炼而来，“本土”和“原创”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价值底线。比如该书第五章“消费时代的话语挪用”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受到消费文化浸染的中国女性话语问题，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后女性主义”命题，但直言它“并不是对西方的诸种‘后女权（性）主义’观点做理论译介评说，也不是主要从学理意义上阐释它们对中国女性学界的影响力度，而是借用这一语词，借用西方新近出现的这种女性主义的转向，对中国消费社会的一种‘新’型女性观进行一番理论总结，并探究其在中国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文本表达”。（P216）这是根据作者博士论文修订、扩充而来的一章，该博士论文曾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它将西方化、精英化、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话语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概括为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并将其特点界定为“一是‘含混’和‘暧昧’，话语来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义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晰地发现消费文化对之挪用、改写和重新编码的蛛丝马迹；二是‘本土’性和‘原创’性，它绝非西方当下后学语境中的‘后女性主义’，而是中国现世精神与消费文化，以及传统性别伦理某种程度上‘合谋’的产物”。（P9）其他章节亦大抵如此，由具体的中国文学现象、文学文本总结概括其女性话语特色，而非以已有的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心找寻合适的文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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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的精微深刻也是该著的一大特点，而这反过来亦加强了其本土化特征。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文本细读应该说是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者的“基本功”，然而在中国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不知从何时起，以文学研究与批评相号召认真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不读作品却理直气壮地在会议上发言、长篇大论地著书立说的现象并不鲜见。当代文坛弥漫起了一股浮泛的整体宏论之风，有些文学期刊也不喜欢切入点小的作家作品论。然而越是对“宏大”视域的过分追求，越容易因为缺乏立论的根基与鲜活的事实而走向自我的反面，有些女性文学研究成果的不及物倾向便与其对“主义”的热情压倒了对各类具体文本现象的关注有关。在这一方面，该著没有沦入当下某些宏大空泛的“文化研究”潮流的窠臼，其皇皇40多万字的篇幅基本来自细致体贴的文本分析。有些章节作者并不下什么宏大的结论，而只出具微妙细致的文本个案剖析，像第四章第二节“性别表述与民族国家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如果从理论上搬用国家、种族那一套，恐怕就会步入西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后尘，而得出与中国文学文化语境不甚契合的结论；所以该著并没做多少西方理论的评介论说，而是选取了新时期以来的四个代表性文本《人到中年》《水与火的缠绵》《长恨歌》《作女》，进行了约4万字的文本细读，勾勒出了民族国家话语的女性表述在各年代的变化节点，以个案解读的方式“扫描”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性别主体问题。对那些具有特定典型性别内涵的文学个案，该著还辟有专门章节进行独立的个案分析，如对于“女人味”话语在中国消费时代的生成问题，该著选取了《小姐你早》，对“向‘中心’挺进女性话语”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的表达方式问题选取了《作女》，对物质时代“性资本”的使用与收回问题选取了《情感一种》，对当代女性的阶层叙事问题选取了《化妆》，以这些典型文本中性别话语的典型细读强化了“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特征。

当然，任何著述都并非完美无缺，《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因为一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酝酿、书写、整合、修订、出版的过程”太过漫长，也有部分章节存在一定缺憾。如第一章第四节从理论上对“向‘中心’挺进”女性话语的辩护之词更多沿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学界的诸种说法，没有进行必要的新拓展。第七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表述”将目光对准目前在市场上风头正健的以“80后”写作为主题的青春文学的性别倾向性，应该说是全书最“与时俱进”的一个章节，其文本细读的功夫也比其他同类著述丰富详实。然而相对于该书出版的具体时間，我觉得该书仍然以张悦然、春树、郭敬明等的新世纪前中期文本为例进行分析，在文本选取和观点论述上还是没有充分体现出这股文学潮流的最新发展近况，更多的更能代表这一文学发展实绩的作家作品并没有被有效地纳入其中，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不过瑕不掩瑜，它至少在宏阔深广的论域设置、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朴实清新的文风建设等几个层面对新世纪文学研究有着不少的启示作用。因此，这部专著可以说既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新收获，也对困境与沉寂中的整个当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和启示作用。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