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案件的诉讼

经济案件的诉讼（通用8篇）

经济案件的诉讼 篇1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用以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都属于证据。证据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在民事诉讼中，诉讼证据对案件的正确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正如英国学者朱克曼教授所指出的，公正的判决是将正确的法律适用于真实的事实。诉讼证据是法院查明和认定案情的根据；只有准确查明案情，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当事人诉讼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主要依赖于其举证是否充分。不论是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答辩或提出反诉，还是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都必须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般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核实证据。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法庭辩论，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

1999年，红叶公司向该市某建设银行支行借款200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借款期限为1年。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该建设银行支行提起诉讼，要求红叶公司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要求红叶公司支付相应的罚息。在诉讼中，该建设银行支行提供了借款合同书等证据，红叶公司亦承认借款200万元未偿还的事实。但是，红叶公司反对支付相应的罚息，其理由是之所以未能按时偿还借款，是因为其他公司拖欠本公司货款未能及时偿还，导致本公司暂时丧失偿还银行借款的能力。同时，红叶公司多次向银行说明了上述情况。为此，红叶公司向银行提供了证明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以及该公司向该建设银行支行所发的说明情况的传真的复印件。但是，法院最终未采纳这些证据，仍然判令红叶公司在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同时，要支付相应的罚息。

本案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红叶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相应的罚息，而这又涉及到红叶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以采纳。根据有关实体法的规定，红叶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自然应当支付逾期偿还期间的罚息，这样对建设银行支行来说才公平合理。红叶公司若要达到不支付罚息的目的，就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上的理由，比如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曾经特别约定，当红叶公司因暂时丧失清偿能力而不能按时清偿借款时，建设银行支行可以免收罚息，或者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是由于建设银行支行的过错导致的等等。

从表面上来看，红叶公司所提供的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似乎也证明了红叶公司没有能够按时清偿建设银行支行借款的原因。但是，在本案中，这只能被看作是事实上的说明，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该证据证明的事实至多只能达到引起原告同情心的作用，不能对本案的最终判决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本案的诉讼标的是红叶公司和建设银行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而红叶公司所提供的书面材料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红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

与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联系，两者之间至多只能是一种事实上的联系。

经济案件的诉讼 篇2

一、传统原告资格理论与经济公益诉讼发展之冲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四个条件之一是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的争议才能以原告资格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人们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 这种传统的当事人理论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去考虑当事人适格基础, 实际上是把当事人当作正当当事人来定义的。

传统的原告资格标准基本解决的是个体之间的民事纠纷, 而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将无法得到救济。经济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是企业, 企业在侵害公共利益的纠纷中, 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垄断等, 由于侵犯的是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客体主要是抽象的社会公共利益难以确定一个直接的、具体的受害者来担当原告, 这种案件具有典型的社会化的特征。而根据民事诉讼法108条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 很难找到经济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 所以传统的以管辖权为基础的原告资格理论与彻底解决经济公益诉讼之间的冲突就必然存在。

为了弥补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的不足, 学术界出现了诉的利益说。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 诉的利益是原告谋求判决时的利益, 这与传统的原告主张的实体权益不同的, 即使当事人对请求法院承认和保护的权利没有管理权和处分权, 但只要有诉的利益, 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 精神利益或物质利益, , 也应被认为是正当的当事人, 也可进行实体权利生成的事实举证。通过诉的利益, 扩张了正当当事人的适格基础, 是该当事人利益的正当性在诉讼一开始就获得了法院的认可, 并进入诉讼审判的过程。现实中有两种具体的诉的利益通过公益诉讼加以救济:一是要保护的诉的利益是伴随着新型诉讼产生的社会公共利益, 如产品质量侵权、环境公害等。二是需要保护的诉的利益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保护的缺位如国有资产流失而无人享有诉权, 启动不了诉讼程序。

诉的利益学说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 不仅解决了传统原告资格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的问题, 具体到经济公益诉讼而言, 使得一些与经济公益诉讼纠纷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有诉的利益的主体获得了原告资格, 成为适格的公益诉讼的原告。因此, 在原告资格上采纳诉的利益理论有助于解决传统原告资格理论与经济公益诉讼的冲突。

二、国外有关经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及分析

(一) 法国

检察机关代表公益参加民事诉讼最早起源于法国。《法国新民事诉讼法》低21条规定“检察院得作为主当事人进行诉讼, 或者作为从当事人进行诉讼, 于法律规定情形, 检察院代表社会。”第422条规定:“在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下, 检察院依职权进行诉讼”。第423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 在妨害公共秩序时, 检察院为维护公共秩序, 进行诉讼。”在法国, 团体诉讼制度也是比较发达。除了检察官履行固有的保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外, 具备一定要件的团体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也可以进行团体诉讼。

(二) 美国

美国从1940年桑德斯兄弟广播站诉联邦委员会案件和1943年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件中发展出私人检察总长制度。根据该制度, 当违法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 国会可以授权一个公共官吏 (如司法部长) 提起诉讼制止违法行为, 也可以授权任何人提起诉讼, 而受到授权的人及相当于私人检察总长。1970年美国通过的《清洁空气法》规定,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按照本法的规定对包括美国政府、行政机关、公司、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提起诉讼, 这类诉讼被称为公民诉讼。在此之后, 美国又陆续制定了《清洁水法》、《噪声控制法》等环境保护的法律, 并在其中规定了公民诉讼的条款。1986年修改后的《反欺骗政府法》规定, 任何个人或公司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 都有权以国家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联邦采购法》规定任何人均可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对政府采购中的腐败和有损于美国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另外, 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将人数不确定的但各个人所具有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当事者拟制为一个群体, 群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诉讼是为代表整个群体所提起, 判决效力及于群体中的每个个体, 其目的也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 德国

德国的公益诉讼没有英美法系那么广泛, 采取的还是比较保守的作法, 主要有检察官提起的诉讼和团体诉讼。所谓团体诉讼在德国法中是指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 基于团体法人自己的实体权利, 依照法律规定, 得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法院命令该他人终止或撤回其行为的特别诉讼制度。德国法律赋予具备一定条件的团体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团体提起团体诉讼, 一般被认为是公益诉讼的典型。德国的团体诉讼是通过制定法律, 规定一定领域中具有法人资格的某些团体享有当事人资格, 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值得指出的是德国确认团体诉讼的法律不是民事诉讼法, 而是通过特别的经济立法赋予有关的行业、自治组织诉权的方式形成的。此外, 团体诉讼可以接受其成员的“诉讼实施权”的授予, 例如消费者团体可以依任意的诉讼担当, 从消费者个人那里获得授权, 以团体自己的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三、我国原告资格的扩张

在我国经济公益诉讼中有必要引入三种诉讼主体, 即公民、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

(一) 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

公民有权参与国家政治, 并不限于通过代议制等形式来实现, 而是可以由公民和社会组织直接行使公民权, 公民权既是对政治的参与权, 也是对国家公权力的防卫权。保护公共利益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一种义务和责任, 而不是权利和利益, 只要公民个人能够在诉讼中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利益具有社会公益性, 并且正在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可能性, 那么他就应该是该诉讼中的适格原告。世界很多国家普遍重视个人在经济公益诉讼中作用的发挥, 在经济公益诉讼中允许个人提起环境、反垄断以及关涉国家利益的公益诉讼。在这些案件中并不强调原告与案件的关联度, 而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承认原告的诉的利益。

当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公民可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 行使其对政治的参与权, 防卫国家公权力的恣意践踏。但是, 公民有权提起诉讼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鼓励公民为谋取一己之利而滥用公益诉权。代表人诉讼等诉讼担当形式也可以被公民个人用来提起公益诉讼。

(二) 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公益热情日渐高涨。与此相适应, 许多公益团体大量出现。公益性社会团体, 如妇女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以及各种产业组织、专业团体等, 不仅具备参与相关活动的能力、信息、精力, 而且由于其成员的要求与组织的职责也存在参与相关活动的动力, 这就保障了其从本团体所代表的群体利益角度进行参与。实践中, 有关社会团体在环境保护及公众消费等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代表性越来越典型。受害人利益、社团利益与社会公益一致性相当突出。

应当赋予社会团体以公益诉讼的诉权, 作为群体诉讼的适格当事人, 有助于解决社会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受害者的实体利益,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程序利益的耗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许多公益团体的独立性、自律性、公益色彩日渐浓厚, 他们正逐渐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社会组织如消费者保护协会具有力量强大且专业性强的特点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从而拓宽公益诉讼的渠道。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其成员在诉讼中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种诉讼信托关系。所谓诉讼信托关系是指由法律授予某一公益团体以诉讼实施权, 由该团体为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起诉, 而组成该公益团体成员的诉权被强制让与该团体的制度。“诉讼信托理论”可以用来解决该类团体提起诉讼的资格问题。在获得胜诉判决时, 该公益团体的成员可以请求法院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的侵权人主张赔偿。

(三)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目前, 我国虽在法律上尚无确定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但在实践中经济公益诉讼却已出现。而其中, 有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不在少数, 且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诉方城县独树镇工商所低价出卖房地产案、2003年四川省中市人民检察院诉群发骨粉厂环境污染案等, 就是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典型。

赋予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提起公诉权, 是符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的, 检察机关本身代表着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在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未能充分有效履行保护国有资产的职能时, 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此进行补救, 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此国家赋予检察机关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不仅符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而且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实践积累, 也顺应了国际惯例。

从我国国情出发, 由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可以适当将范围缩小, 主要限于: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却不作为或无力作为的案件以及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案件。为确保这项制度的有效运作, 立法应当规定, 法院在审理其他案件时如发现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现象, 应通知检察机关予以立案调查, 个人发现相关线索是有权向检察机关控告, 检察机关也可以主动立案并用有相应的调查权。

参考文献

[1]、张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思考[J].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5) .

[2]、颜运秋.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D].中南大学, 2006.

关于火灾民事诉讼案件的探讨 篇3

关键字：火灾；民事诉讼；责任认定；责任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4） 16-0000-01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年来涉及火灾民事诉讼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各类火灾案件情况不一，往往涉及到多个当事人，各类配套的法律不健全，在法律上人民法院和消防部门的工作职责分工不清，导致部分火灾当事人在申请火灾民事赔偿案件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合法的民事赔偿，下面就将目前我国火灾民事诉讼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消防法律背景

（一）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消防部门应封闭火场，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消防部门通过火灾现场勘验、调查和检验、鉴定结论，及时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作为处理火灾的依据。

（二）2012年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1号《火灾事故调查规定》规定：消防部门应根据火场调查、询问和有关检验等情况，及时作出火灾原因的认定。对原因已经查清的，应当认定时间、起火点和火灾原因；对无法查清的，应当认定起火时间、起火部位或者是起火点，以及不能排除和能够排除的火灾原因。

二、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一）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未明确火灾事故责任人的火灾民事诉讼案件；

目前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民事诉讼案件包括：对火灾民事诉讼案件未经消防部门确定责任的，告知火灾当事人向消防部门申请处理。

但是，新修订的消防法和《火灾事故调查规定》只要求消防部门认定起火时间、火灾原因和起火点，并未要求消防部门认定火灾事故责任，而且新修订的的《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甚至已不要求消防部门作出灾害成因分析，也就是说法律并没有赋予消防部门认定火灾责任的权利。

针对以上情况，各地人民法院也有不同的见解；

（1）意见一。责任认定应当由法院审理判决。新实施的法律和部门规定改变了原来由消防部门进行责任认定和确定灾害成因的做法，人民法院不应当以消防部门未做责任认定为由，认为应当驳回火灾事故原告的民事诉讼请求，而应当依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依据案件实际情况认定火灾案件当事人责任，因此，火灾事故案件责任认定应当由法院审理判决。

（2）意见二。火灾事故责任应当由消防部门认定。火灾事故认定专业性极强，人民法院并不具备该专业知识，无法从专业的角度作出客观公正的火灾事故责任认定，而消防部门作为火灾原因认定的专业机构，应当作出火灾事故责任认定，正如在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案件中，应当由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因此，消防部门应当认定火灾事故责任。当事人提交的消防部门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没有认定火灾事故责任，也就无法进行分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事实主张，因此，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二）起火建筑的责任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即使人民法院审理了火灾民事诉讼案件，同意由人民法院认定火灾事故责任，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依据新《火灾事故调查规定》，消防部门对原因已经查清的，应当认定时间、起火点和火灾原因；对无法查清的，应当认定起火时间、起火部位或者是起火点，以及不能排除和能够排除的火灾原因。

我国民事诉讼三个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又包括使用证明的方式证明存在过错的一般过错原则和用推定方式证明过错的过错推定原则。虽然发生事故的原因都是火灾，但是，由于发生火灾场所和原因不同，适用不同的责任原则，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使用过错原则，特殊侵权行为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民事诉讼的一般侵权行为中，采用举证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能够证明侵权行为是被告造成的，才能确定被告的侵权行为，有些受灾户经济条件不是太好，还需要花精力进行举证，特别是无法确定火灾原因的案件，如果原告无法从其他方面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诉讼案件基本上是败诉。但是，由于火灾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适用的责任原则，因此，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火灾案件时适用的责任原则也不同，甚至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地意见也不统一，代理律师对火灾案件适用的责任原则也存在分歧，造成一些地方的火灾受灾户能够依法顺利获得民事赔偿，而有些地方的火灾受灾户无法获得火灾民事赔偿。例如：在一起火灾案件中，由于火灾蔓延造成10栋建筑受损，消防部门确定了起火点在1号建筑内，但是由于无法认定起火原因，不同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能使用不同的责任原则，将直接影响到原告能够顺利赢得民事赔偿訴讼。

三、解决方法

由于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高，今后涉及火灾的民事诉讼案件也将越来越多。消防部门应当加强对火灾调查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但是由于火灾案件的复杂性，各地消防部门的火灾调查水平参差不齐，不可能所有的火灾原因都能够调查清楚，而且，消防部门必须火灾发生后30日完成火灾调查，案件复杂，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后可以延长30日，因此，无法确定火灾原因的调查案件还会存在。针对以上讨论的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建议由公安部消防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商议，明确火灾事故责任的认定机构，以及各类火灾事故案件使用的责任原则，解决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难，统一全国标准，为火灾受灾户依法获得火灾民事赔偿扫清障碍。

参考文献：

[1]刘泉.行政诉讼释明程度探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3（03）.

[2]严仁群.释明的理论逻辑[J].法学研究，2012（04）.

[3]田锦川.释明权涵义辨析[J].前沿，2010（22）.

[4]王秋良，于媛媛.释明权比较研究与立法建议[J].东方法学，2009（06）.

劳动争议案件诉讼主体的确定 篇4

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诉讼案件补充协议 篇5

甲方：

乙方：

为了强化诉讼案件的过程管理，切实维护案件委托人和诉讼代理人正当合法的权利，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定如下补充协议：

1、甲乙双方本着相互信任的基本原则，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全权代理和一般代理的两种委托方式，由甲方管理人员在委托书上注明，乙方派遣的代理人员不得越权代理诉讼案件。

2、在切实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鼓励乙方对诉讼案件采取庭外调解和庭内调解的方式结案，如果调解结果有利于甲方的，甲方可适当增加委托代理费（金额另定）。

3、甲方要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便利，及时提供甲方现有的诉讼证据材料给乙方，及时结算代理费。

4、乙方代理人员在接到法院的起诉书、传票和甲方的委托书时，必须认真查明法院的开庭时间，及时与诉讼法院相关部门或承办法官取得联系，安排时间准时出庭。如遇个别特别简单或只有交强险无责赔付不需要出庭的案件，必须经过分公司法律部的同意才可以不出庭。

5、乙方代理人员在接到法院的起诉书、传票和甲方的委托书时，要认真熟悉案件，积极准备答辩意见和搜集相关诉讼所需要的证据材料，查看其投保情况，是否进行了交强险的垫付，是否有商业险拒赔的情况，并联系诉讼当事人各方，有没有庭外调解的可能等等；做到庭前充分准备，庭审中积极应对。

6、乙方代理人员在调解案件前，要主动与甲方经理室案件管理人员进行沟通，共同协商案件调解的基本原则和赔偿费用的底线，调解结案后要写出调解报告附在调解书后面。

7、乙方代理人员在开庭完后要及时向甲方公司领导汇报开庭的具体情况，预测可能的结果及判决后应当采取的措施，如有特殊案例，还要及时上报市分公司法律部，寻求法律部的支持和帮助。

8、如有上诉案件，乙方代理人员必须在上诉期内按照甲方的意见提交上诉状，积极准备二审的答辩意见和搜集新的证据材料。

9、责任追究：

（1）、由于乙方委派的诉讼人员疏忽大意，违反本协议4—8条的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首先扣除本案的诉讼代理费，视情节给予适当的经济处罚。

（2）、乙方委派的诉讼人员不顾甲方上级法律部门工作人员一再督促，甲方工作人员和领导的多次提醒，拒不履行

委托代理人的职责，给甲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社会影响的，除扣除本案件的诉讼代理费外，视其损失金额大小处以（损失金额：如）1—10%的罚款。

（3）、乙方委派的诉讼人员与诉讼主体的对方或者保险的被保险人私下交易、相互勾结损害甲方的利益，给甲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社会影响的，除扣除本案件的诉讼代理费外，由乙方全额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涉嫌保险诈骗的，甲方保留向公安机关报案件的权利。

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两个问题 篇6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呈逐年增多趋势。由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机制的特殊性以及相应立法的滞后性，导致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一定难度，审判实务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适用法律不统一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当前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中，突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劳动争议诉讼程序的衔接不统一、不规范;二是在处理工伤保险赔偿制度与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把握不好。本文试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以及审判对策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的关系

(一)劳动争议诉讼应当严格执行仲裁前置制度。

根据劳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以下简称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即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仲裁程序，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未经仲裁而直接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这里，“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确实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实体上作出仲裁裁决;二是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结论，包括裁决、决定、通知书三种形式。其中，第二种情形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而“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

在审判实务中，劳动争议仲裁前置制度已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普遍理解和接受，但是仍有个别人员在严格执行该规定上还存有疑意。例如：对劳动争议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委员会又长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有人认为如确实属于仲裁委员会怠于履行职责，而长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也可视为争议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笔者认为，劳动争议仲裁是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凡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仲裁委员会未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都属于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人民法院均不应受理。

(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1、劳动争议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劳动争议诉讼虽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规范体系，但是其与民事诉讼有一定区别。劳动争议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以及劳动争议案件在人民法院内部分工管辖上由民事审判业务庭审理，此等情形或制度并不能说明劳动争议诉讼在性质上就是民事诉讼。劳动争议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定，这与当初行政诉讼“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的情形相类似。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从仲裁到诉讼，是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程序过程，有其自身的规范体系和特征性，不能因其在诉讼阶段“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而完全以民事诉讼的规范和理念来排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本身的规范和特征。相反，人民法院在运用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在某些环节上，更应当以劳动争议程序规范在诉讼阶段的特殊规定，来影响和改变某些民事诉讼程序原有的规范及理念之适用。

2、“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特殊体现。

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审理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这点上，即仲裁裁决作出后，如当事人不服而在十五日内起诉的，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而由人民法院对该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的当事人往往都是仲裁程序中败诉的一方，这里所称“败诉方”一般有两类：一是在仲裁程序中实体权利未得到保护或未得到充分保护的当事人一方;二是在仲裁程序中被裁决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对于以前述第一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诉讼请求的核心就是保护实体权利，其起诉的目的与诉讼请求之间具有一致性。对于以第二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起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诉讼请求，其起诉之目的就是不服仲裁裁决而通过起诉使其不生效，进而将劳动争议交由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对于后一种情况，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不处理原告未请求的事项，对此有人认为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其实，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劳动争议诉讼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相反说明了劳动争议诉讼的特殊性影响和改变了“不告不理”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不告不理”原则的特殊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诉争请求可经由仲裁程序向诉讼程序“移植”而形成。劳动争议诉讼是以仲裁为前置程序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对于后续进行的诉讼程序而言不能将其与前置的仲裁程序截然相分离，也即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因素对诉讼程序来说仍然具有某种程序价值意义。比如，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请求和主张对诉讼而言仍然可以有效，换言之，“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应当从仲裁与诉讼两个程序的结合中才能得到完整体现。但是，同时应当看到，仲裁与诉讼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程序，而诉讼所要解决的仍然是原有的争议，由此产生一个如何将仲裁程序中的争议事项“移植”到诉讼程序中来的问题。对该问题，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解决：一是人民法院及法官必须充分行使释明权，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仲裁裁决因一方当事人起诉而不生效”、“当事人应针对原劳动争议提出诉讼请求或者进行反驳，并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等重要事项，促使当事人将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呈请的诉争请求以及提交的证据“移植”到诉讼程序中来，从而达到“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的诉讼要求。二是人民法院与仲裁机关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建立起仲裁程序材料(包括仲裁申请书、仲裁审庭记录等)向人民法院移送或复印的制度，为当事人向诉讼程序“移植”相关诉争请求及证据材料提供物质载体形式。

第二、在诉讼中当事人可提出与仲裁诉争内容“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中“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是指相对于原仲裁程序中的诉争请求而在诉讼程序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而，对“经由仲裁前置程序后，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应当进行全面审理”制度中的“全面审理”应作如下理解：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所要解决的争议内容，从程序发展过程来看，既包括已经进行的仲裁程序中反映出来的诉争，也包括仲裁程序中未出现但与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中的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争，也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不完全受制于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中的诉争内容的限制，可以适当超过该劳动争议在仲裁程序中所诉争内容的范围。

第三、当事人的诉争请求应当在诉讼程序中另行提出。不管是在仲裁程序中已提出的诉争请求，还是在诉讼程序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都必须有待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明确提出来，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人民法院“全面审理”的对象，否则确实有违“不告不理”诉讼原则。但是，由于劳动争议诉讼具有特殊性，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

提出诉讼请求的形式可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表现在劳动争议诉讼的起诉与诉讼请求的提出两者可以相分离。根据前述“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全面审理”的制度规定可见，对于劳动争议来说，只要当事人任意一方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人民法院就应当对争议进行全面审理，其他没有起诉或者没有反诉的当事人，如果仍然坚持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诉争请求或者另行提出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该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不必另行起诉或者提起反诉，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判决。而对于一般的民事诉讼而言，人民法院只能针对起诉或者反诉的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这就是劳动争议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的区别。

3、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应不存在反诉问题。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的情形，《劳动争议解释》第九条规定“先起诉的一方为原告，后起诉的一方为被告，但人民法院应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裁决”，由此可见，劳动争议诉讼从程序规范上已排除了反诉制度的存在。同时，根据反诉的原理，反诉得以成立应当具有以下三个构成要件：1、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的;2、反诉是独立的诉;3、反诉与本诉有一定关联性。因此，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反诉要得以成立也必须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但是，一般而言，那些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被认为是提出反诉的，其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反驳本诉，而不是为了抵销本诉。而且，前已述及《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可见相对于起诉一方当事人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其提出独立于原劳动争议之诉讼请求，则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另行申请仲裁，这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存在反诉的可能。综上，由劳动争议诉讼程序规范的特殊性规定，使得劳动争议诉讼在反诉的构成要件上缺乏“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和“反诉是独立的诉”两个要件，从而决定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无法像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那样可以容纳反诉制度的存在。

4、起诉与原仲裁裁决效力的关系。

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作出后，如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之日起十五日未起诉，则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如当事人在此期间内提起诉讼，则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审判实务中，时常可见劳动争议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内容并无不当的情形，对此有的法院按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理念处理，即驳回不服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且认为在其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生效后原仲裁裁决即视为生效。这种对案件的处理方法及其认识，与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的规定相予盾，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对经过全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仲裁裁决中具有执行内容的部分吸收到判决主文中来。不过应当看到，虽然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但是也存在仲裁裁决在当事人起诉后经由特定的程序事项而生效的特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明确规定，仲裁裁决在起诉后经一定的程序事项又生效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二是当事人因超过诉讼期间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除此以外，仲裁裁决不存在起诉后经由一定的程序事项而生效的其他情形。因而，那种认为对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经过审理认为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原仲裁裁决即生效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程序关系。

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居于突出地位，而在人民法院审理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含有雇佣关系因素的纠纷又占有一定比例。虽然雇佣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而属于民法直接调整的范围，但是由于雇佣关系也包含一定的劳动因素，因而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在某些外在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劳动关系中发生的工伤保险赔偿纠纷与在雇佣关系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两者在某些方面更具有相似性。因此，正确区分这两类案件是审理好两类案件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

依照我国劳动法所反映的价值倾向，对凡具有劳动因素的用工关系或雇佣关系，都应纳入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和劳动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且对工伤赔偿实行的无责任补偿的原则(有的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制及理念体现了国家立法及行政管理对劳动者及雇工的特殊保护，符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的社会正义。因而，对那些在养老、工伤保险等制度较为健全的用人单位工作，订有规范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在其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按工伤纠纷以劳动争议程序处理，对此争议不大。但是，在审判实务中，工伤赔偿案件或者与劳动因素有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较多发生在那些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身上。对这类案件，如果依照前述劳动法所体现的价值理念，自然可按劳动争议的工伤赔偿案件处理。但是，对这类案件，如果是以民事法律规范来考量，又具有雇用关系的法律特征，从而可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来进行处理。对同一类案件，分别适用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不同的法律制度处理，对当事权利保护的程度影响较大。虽然，当事人选择工伤赔偿制度求偿，可因工伤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及随之而来的受害人举证责任的减少，从而使一些如果选择人身赔偿制度，将得不到赔偿或者赔偿较少的工人或雇员，从工伤赔偿制度中获得某种实体或程序上的利益。但是，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处理机制及程序具有繁琐、复杂、冗长的特点，其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之处，还要经历仲裁前置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对劳动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不服的，当事人可申请行政复议，并且还可提起行政诉讼)。对于那些在法律特征上可归为雇佣关系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而言，他们较少有时间、精力和现实条件来承受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过程，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特殊保护的价值意义，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和羁绊。因而，应当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按工伤赔偿制度求偿，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求偿。

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几个典型劳动争议案件来看，如“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纠纷案”、“龙建康诉中洲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等，均是把那些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法调整的、未订立劳动合同的用工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而以民事法律规范处理其中发生的伤亡赔偿问题。这种司法处理方式，在实务操作上落实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而不是在外在形式上、观念上表达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

雇佣关系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这体现了对审理前述案件审判经验的司法总结。但是，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规定的内容与我国劳动法将那些虽具有劳动因素但实为雇佣的关系也纳入劳动法进行调整和保护的政策相一致。但是，如果严格执行该规定，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前述案件就应当按劳动争议处理，即应当经仲裁前置程序和工伤认定程序，而不能作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因此，对该规定可以理解为，是为与我国劳动保护政策保持一致的一种政策性宣示，在审判实务中应当灵活掌握。

(二)工伤认定问题。

我国对工伤保险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并建立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承担全部保险费，职工个人不交费。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工伤保险待遇不仅体现为工伤保险赔偿金的支付，而且还包括其他一系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待遇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但是劳动者要享受工伤待遇，必须经由特殊的工伤认定程序。无论是过去的《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还是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均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行为。同时，有关劳动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以上说明，工伤概念及工伤认定的规定，渊源来自于劳动法，在民法中不存在有关工伤的规定，即“工伤”概念及其相关制度是劳动法背境下的特定事物。因而，对工伤认定问题必须依从劳动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得违背相关规定而对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迳行作出自己的认定。

在审理工伤赔偿案件中，时常发现未经工伤认定的情形，其中有的案件完全缺乏工伤认定材料，有的案件则是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工伤×级”的鉴定结论，而当事人将此结论错误地作为工伤认定的结论，甚至有的审判人员也作如是认识。笔者认为，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且当事人是对否构成工伤有争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不能迳行作出工伤赔偿的判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可有两种方法：一是按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止对案件的审理，告知当事人向劳动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二是以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机关的职权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有观点认为，对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工伤无异议的案件，可不必经由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可由人民法院直接作出已构成工伤的认识判断，从而判决工伤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与是否按工伤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的问题是两回事，对于虽未经工伤认定但当事人协商同意按工伤标准进行赔偿的，当然可从其自愿，但是人民法院不宜因当事人认可构成工伤而作出是已构成工伤的确认判断;第二、对于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赔偿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二是由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对其中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赔偿金部分自然可以依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对于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则必须依赖于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才能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自行作出是否构成工伤的确认，则有可能与劳动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相矛盾。

(三)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

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第二、用人单位构成人身损害赔偿侵权致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对于前者，已失效的《企业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不久前生效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均明确规定劳动者可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对于后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只能按工伤赔偿程序处理。

笔者认为，对于用人单位完全符合人身损害赔偿侵权构成要件同时又构成工伤的劳动者人身损害，《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有所不妥。比如案件：甲为乙单位的工人，在工作中，甲被乙单位悬挂的广告宣传牌脱落击中致残，甲起诉乙单位要求人身损害赔偿。在该案中，甲与乙单位之间，虽然具有劳动关系，但甲与乙单位之间并非是人身依附关系，甲与乙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并不能排除甲与乙之间平等主体的关系，乙单位除了对甲具有劳动保护及工伤保险的义务外，对其他包括甲在内的所有自然人均具有不得为人身损害侵权的义务，乙单位对其实施的人身损害赔偿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而，对这种用人单位已构成民事侵权的案件，规定受害人不能提起人身损害损诉讼有所不当。作为司法解释，改变或限制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及其救济方式，有超越职权之嫌。将用人单位已构成人身损害赔偿侵权的案件纳入工伤保险赔偿范围，最大的弊端在于：工伤保险赔偿要经历一套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在那些明显可见的侵权案件中，受害人仅仅是因为有了一个劳动关系，就要为此而承受旷日持久的求偿程序之拖累，并且工伤赔偿标准往往要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这对受害人来说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均显失公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一直忽视对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导致用人单位极为较为疏于对劳动者人身安全保护的注意义务，很多工伤事故己经不仅仅是劳动保护以及劳动安全的问题，而是明显可见的民事侵权问题。因此，建议立法及司法解释，将那此既存在劳动关系又明显可见民事侵权的所谓“工伤”赔偿纠纷，还归民法去调整。

对于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构成工伤的，如何处理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损偿，二者的诉讼性质是不同的，工伤赔偿诉讼虽然目前仍然是适用民诉法的规定，但是工伤赔偿在实体上毕竟不完全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而人身损害赔偿则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因而，工伤保险赔偿诉讼与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应当是各自遵循不同的程序法及实体法，但是相互也有一定影响。第一、劳动者或受害人有权选择是先进行工伤保险赔偿诉讼，还是先进行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原因在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及《工伤保险条例》对此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当事人自然有权根据不同实体法赋予的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第二、劳动者或受害人在先行选择工伤保险赔偿诉讼后，并不必然排除其在获得工伤赔偿后另行进行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反之亦然。有人认为对同一事由，如果选择了一种请求权进行救济，就不能再选择其他请求权进行救济，例如对合同纠纷案件，选择了违约责任之诉就不能再进行侵权责任之诉，反之亦然。笔者认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均是因同一部门法产生的请求权救济方式，按照通说当然不应当许可其竞合，而工伤赔偿责任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则是分属不同部门法的请求权救济方式，应各自在不同的诉讼制度内解决问题，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可重复赔偿的问题，应当依照各自实体法的规定处理。比如：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案件，如果劳动者先行获得工伤赔偿，其后仍然有权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人不能以受害人已获工伤赔偿进行抗辩，至于受害人在另行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后其原先所获得的工伤赔偿金是否应予退还的问题，则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在工伤保险制度范围内进行解决

经济案件的诉讼 篇7

近年来房屋登记行政案件激增, 其原因主要是:

1. 诉讼成本低

就原告来说, 房屋登记行政案件受理费按件收取, 仅50至100元, 几乎等于零成本, 且败诉风险较小, 即使败诉, 还可通过民事救济渠道维护权益。

2. 诉讼主体资格宽泛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展到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 可诉讼的登记类型涵盖了初始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他项权利登记、不予登记、登记赔偿等所有房产登记管理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 也根据《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 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范围扩展至所有权登记、抵押权登记、地役权登记、预告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等房屋登记行政行为及其不作为的案件, 并包括房屋登记机构就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作出的相关行政行为及其不作为。该征求意见稿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房屋登记行政案件, 不受房屋灭失、房屋登记被注销、房屋权属证书被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仲裁机构仲裁书等法律文书作为定案证据采用等情形的影响。可见, 房屋登记行政案件的可诉范围将涵盖所有登记行为及不作为行为。

3. 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告的行政机关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 推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的不利后果。可见, 当事人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后, 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远远低于民事诉讼。

二、房屋登记行政案件的实体特征

1. 法律规范不尽完善, 案件的裁判标准不统一

《行政诉讼法》确定了行政诉讼的审查内容是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原则, 合理性为例外。在法院对房屋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过程中, 法律规范的不尽完善, 直接导致法院与登记机关在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分歧。如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应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必须进行实质审查的问题, 房屋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过失责任与赔偿后果的关系如何认定, 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等问题, 尚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 不同法院对相类似的案情可能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2. 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或刑事犯罪相交叉

从引发房屋登记行政案件的原因来看, 相当多的房产登记行政案件的起诉都是因为民事权益之争而引起的。例如, 因侵占、遗产分割、共有权归属、拆迁安置房屋纠纷等问题引发的行政诉讼, 往往是当事人的一种维权策略。另外, 在侵权人伪造证件、公证文书或使用伪造的证件、公证文书骗取房屋登记的情况下, 也存在行政争议与侵权人涉嫌刑事犯罪等问题的交叉。房屋登记行政诉讼的审理与判决相对一般行政诉讼案件更为复杂。

3. 房屋登记机关面临更大的败诉和赔偿风险

《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的出台, 推动了房屋登记工作的规范化进程, 但也加重了登记机构的审查职责, 随之而来的房屋登记行政诉讼问题不容忽视。由于早期房屋登记工作的不规范, 重实体轻程序, 加之新登记要求引发的新问题, 房屋登记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面临败诉和行政赔偿的风险有所增加。

三、房屋登记行政案件审查的范围和强度

1. 登记机构责任风险增大

《物权法》及《房屋登记办法》赋予房管部门办理房屋登记职权的同时, 也进一步明确了登记机关的审查职责, 加大了错误登记的赔偿风险。《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认为申请登记房屋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虽然有自由裁量权的余地, 但在羁束性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上, 登记机构没有多少可“裁量”的余地。上述规定, 使得登记机构责任风险增大、权责失衡。

2. 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争

目前, 有关房屋登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只规定了申请人在申请房产登记时应向房产登记机关提供的材料, 并未规定房产登记机关应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一旦登记错误引发行政诉讼, 法院在对房屋登记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过程中, 即存在登记机构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是否负有实质审查的法定职责。

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争在登记机构和法院之间进行, 始终没有定论。笔者认为, 要求登记机构对申请资料做实质性审查与登记行为本身的要求不相符。登记行为虽然对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但登记行为本身并未直接对相对人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 该行为虽然也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 但这种效果完全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 并非基于行政机关的意思而产生。登记行为不是对行政相对人与他人之间权利或事实状态的裁决, 它仅是对行政相对人与他人之间权利或事实状态的记载。所以, 采用实质审查标准没有必要。

事实上, 法院在对房屋登记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上, 更倾向于认定:登记机构如在办理登记过程中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 但由于据以登记的申请材料不真实, 导致登记欠缺合法性, 会在判决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撤销的同时, 认定登记机构在审查和登记中并无过错。因此, 避免了登记机构因错误登记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

四、房屋登记机构风险规避

为降低登记机构在行政诉讼中的败诉风险, 笔者建议:

1. 坚持程序法定

在因错误登记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中, 相当一部分案件是由于登记机构违反法定登记程序造成的。《房屋登记办法》第七条规定, 办理房屋登记一般依照申请—受理—审核—记载于登记簿—发证的程序进行, 房屋登记机构认为必要时, 可以就登记事项进行公告。第十一条规定:申请房屋登记, 申请人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提出申请, 并提交申请登记材料。可见, 房屋登记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被动启动的具体行政行为。第十二条规定:申请房屋登记, 应当由有关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 但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在房屋登记诉讼中, 却发现有申请在后、发证在前的登记程序倒置案件存在。

2. 加强登记技术研究, 完善登记技术手段

技术条件的不足, 比如登记或交易系统软件存在缺陷, 也是造成登记错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对此, 笔者建议, 加强登记系统软件的研究, 不断完善电子登记信息系统, 杜绝漏洞和缺陷。例如, 针对使用伪造身份证或冒名顶替申请产权登记的现象, 可以通过密码保护及指纹识别等技术手段来核实身份证明的真伪。另外, 积极加强与民政部门 (婚姻登记处) 、公安机关 (户籍管理部门) 的沟通和协助, 建立电话查询系统和网络实时传递体系。

3. 完善房屋登记法律规范体系

首先, 现行的房屋登记规范在立法技术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法律概念表达的不清晰、不准确或以及法律效果的缺乏, 导致其法律规范结构不完整, 影响到立法效果和实践工作。

其次, 法律规范体系存在内在矛盾。例如, 《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 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 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国家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 对地上建筑物进行征收补偿, 而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只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这表明, 立法者将“收回”与“征收”区别对待, 没有按照征收程序处理建设用地使用权本身的补偿问题。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一样, 都属于私人财产, 但《物权法》却将二者区别对待。笔者认为, 该规定存在矛盾, 有失公允。

最后, 某些法律制度的设计缺乏可操作性。例如, 《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申请登记材料应当提供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 应当提交经有关机关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此规定存在操作上的疑难, 如何理解“经有关机关确认”?比如因年代久远导致机构撤并或分立的, 原监护关系证明, 应由民政部门出具, 还是由公安机关出具?

4. 注重受理资料的关联性和规范性

论民事诉讼案件中程序公正的价值 篇8

关键词：民事诉讼；程序；公正；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83-01

法律哲学的核心和基本要求就在于实现司法公正。作为法律手段的基本特征，从立法到法律的执行实施，公正却长期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或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久而久之，不仅造成了执法人员的公正认识薄弱，老百姓对此的认识更为陌生。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突飞猛进的今天，尤其是在面临社会巨大转型、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矛盾丛生、价值观相对混乱的局面下，树立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就更加意义重大了。本文正是从这些角度入手，拟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公正价值进行研究，对司法公正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界定和特征

（一）概念界定。从社会角度考虑，公正体现为一种公平性，它不偏重当事双方的任何一方，而以中立的立场、公平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公正原则除了具备上述特点外，还体现为人们认识平等性的终极追求，此外还是保障法律有效性和权威性的基本要求。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划分为两大层次，一是具体的实体法案，它是指有明确法律条文规定的具体法条、法规，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另一层次为程序法案，是指在法律的生发、执行和修订过程中的所执行的程序手段。尽管这两个者体现着我国民事诉讼法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层面，但公正原则却在这两者间体现着一以贯之的精神，今次可见公正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公正是程序最基本的价值内涵，是程序最高的价值目标。”[1]由此可以说，公正既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司法的公正既是法律保证其权威性的重要要求，也是保证法律公正性必须要遵循的标准。

（二）民事程序公正的几点特征。如上所言，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体现在两个方面：实体法的公正和诉讼程序的公正。这两者既独立又统一，是确保民事诉讼过程公平不可或缺的两部分。除了这点，民事诉讼程序的公平在其他方面还多有体现，下面我们就对民事诉讼公正的特点做进一步剖析：

1.民事诉讼程序公平要以民主为基础。在现代国家里，民主是保障法制进行的最基本保障，缺乏民主的政治环境，权力掌握在极少数人说中，国家意志和法律体系并不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公平原则便更无从提起，因此，要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的公平就需要以民主的政治环境为基础。

2.法律程序要对公权力有针对性的制约力。公权力在一个国家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如果公权力运用失当，那么很可能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民事诉讼案件中，许多并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但手里掌控着公权力者，依靠这种权利肆意妄为、欺压百姓，所以在处理这种案件时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诉讼程序，不给这样的滥用权力者以可趁之机。

3.民事诉讼程序要以公平为准绳。公平在这里主要体现为“无差别的对待”。不论诉讼双方都是什么身份、掌控什么资源，他们在法律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执法者要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对任何一方偏心，公平、公开、严格地执行法律程序遇到特殊情况，部分与案件有纠缠的相关司法人员需要执行回避政策，以免对案件的审判产生误导。

4.民事诉讼程序需要公开透明。法院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必须执行的就是公开原则。这种公开不仅体现为对外宣传报道的公开，更体现在审判过程中对当事人双方知情权的公开上。将当事人双方和案件都置于公开化的背景下，不仅可以增加当事人双方对法院的信任，还有助于双方对案件有更进一步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案件的快速、有效解决。

二、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价值和意义

民事诉讼因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因此也往往最受老百姓的关注，但最让他们关注的，依旧是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正性问题。我们对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价值的定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民事诉讼程序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不仅是说制定民事诉讼程序的过程是双方面的，在执行和研究上，我们也需要按照这样两条思路来进行。

1.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外在价值。对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外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社会功效上，是指法院在判决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有效而进行的努力，它更多地外化为一种公平、公正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既要保持法律的公正性又要确保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当然，这是从狭义上对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性的理解，对这一命题，我们还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切入，即法律程序公正对法制建设和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作用，如我国学者顾培东先生在其《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中说的那样：“程序公正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从而也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障。首先公正的程序可以排除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的不当偏向。其次，公正程序本身就意味著它有一套能够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与手段，并且由此能够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2]这不仅是司法的目的和要求，同时是对司法制定、执行、良性发展的的重要保障，也正是由此，才可以返回来进一步推动法律程序的公正性。

2.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内在价值。除了要对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外在价值进行研究外，其内在价值同样不容我们忽视。与外在价值不同，这里所说的内在价值是指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看，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独立性和公平性上，它不允许外力的强力介入，也就是说，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整个法律程序的公正和合理，一件民事案件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并递交了法律程序，它便成了与其他人无关的独立体，也就具有了强烈的独立性要求。

总体来看，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是相互联系、相互依靠的统一体，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才构成了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完整性，但也为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提供了双重保障，也才能真正担起维护人间公平的重担，正如有学者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3]而我们上面对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探讨，其目的正是要维护这正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孙笑侠：《论两种价值序列下的程序基本矛盾》，《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2]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3][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作者简介：

1.程俊（1988—）男，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诉讼法学12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