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涯的回顾与展望

大学生涯的回顾与展望篇1

职业是依靠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创造社会财富，获得一定报酬，以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种工作。职业生涯即与职业相关并贯穿于人一生的所有经验与活动。职业生涯规划即职业生涯的设计，是一系列的职业目标的实现活动。

为此，笔者认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大学生这一主体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并制定相关的学习和培训计划，不断增强所选职业所需素质的一个过程。

2.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基础

2.1职业发展理论

有许多种类的职业发展理论，我们选择介绍金兹伯格和舒伯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金兹伯格(Ginzberg)认为职业发展不是一个短暂的决定，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职业发展理论探讨了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因素，并进一步把青年人的职业发展分为空想期、尝试期和实现期。舒伯(Super)在上述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职业发展可以分为成长、探索、建立、维持和衰退5个阶段。

2.2职业选择理论

职业选择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兰德的人格类型理论。霍兰德(Holland)认为人格有6种类型，分别为实用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事务性。与此同时，工作环境也有6个类型与人格类型相匹配，人的职业发展由二者的交互作用而决定。

2.3职业锚理论

施恩(Schein)提出了职业锚理论，他认为当一个人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他怎么都不会放弃自己职业中那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就是职业锚。人们如何在未来发展自己的事业，职业锚起着重要的作用[1]。

以上三种代表性理论分别从职业发展、职业选择、职业锚的角度，对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做了简单地分析与论述。这三种理论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本文重点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研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探讨。

3.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研究回顾

3.1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研究很多，笔者选取了几篇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发现大学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存在的问题有：(1)大学生缺乏对职业生涯规划有足够的认识;(2)大学生对于自身与相关的环境认识不够;(3)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相对盲目，缺乏相关的方法与对策;(4)关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不够[2][3]。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从个人、高校和国家几个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来帮助大学生形成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正确认识自我与周围环境，为将来更好的择业、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3.2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

能力是个体或团体成功完成某一活动或事件的心理特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即大学生能够成功完成职业生涯规划的一种心理特征。强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有之意，也是大学生提升自我、实现自我的重要内容。

裘开过的研究表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可分为：认识自我、认识环境、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和反馈修正。而且各种能力在性别、年级、生源地和专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4]。为此，根据不同的性别、年级等特征有区分、有计划的提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很有必要。

3.3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体系与培养机制的研究

杨丽()的研究从指导机构、专业队伍、网络服务、课程体系和测评体系几个方面介绍了教育体系的建构，同时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要注重个性、市场和大学生职业生涯整个过程的发展[5]。该研究既尊重了职业生涯规划的动态性、也尊重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特殊性，还很好的结合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性，对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培养与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培养机制也十分重要。建立良性的培养机制既可使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过程中能够有规可循，也可使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刘兆平(2007)的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办学理念、学生管理、课程建设、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和师资队伍建设等角度阐述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养机制的相关措施[6]。从宏观的办学理念到微观的社会实践师资队伍建设，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培养机制的建立值得我们借鉴。

3.4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是实效性研究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效性可以看作是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意识、大学生职业生涯选择等的影响。实效性越高说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越能落到实处。何泽彬()认为时效性的考察应从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有效方式、队伍建设和有效评价五个方面[7]。在实际考察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效性以上五个方面值得借鉴。

4.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研究与实践展望

4.1努力增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合理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阶段是一个增长知识与技能过程，职业是将这些知识与技能实现价值并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一种途径。大学生要正确认识自我与周围环境，确定和实施合理的目标，并根据结果对以上环节不断跟新、进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可从学业规划和结业规划两方面入手。学业规划可根据SWOT分析方法在大一到大四制定不同且有针对性的计划。就业规划要实时关注就业信息，不断增强就业知识与技能，结合自身兴趣等，进行合理的就业规划。

4.2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养机制不断完善与发展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养机制仅从理论上的建构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这样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培养体系才会不断完善。为此，高校应当把学生管理、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投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并更新理论。只有这样的循环往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才能为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本文还要特别强调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网络服务的建设的重要性。近年来，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在发布信息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加以有效利用。

4.3大学生职业生涯的实效性将越来越受重视

我们可以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效性看作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如今有些高校虽然开设有职业生涯规划课，但指停留在课堂的讲授、期末的考试等事项，而没有把职业生涯规划这一重要内容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效性的研究制定更有效的评估工具和方法，学生也应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4.4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与实践进一步深化

由于大学生扩招等各种因素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巨大。大学生就业既是热点也是难点，大学生应对就业的相关政策进行详细的了解。例如：基层在教育、医疗和农工业技术等方面还比较欠缺，大学生应响应国家号召，去基层就业，在基层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才华。另外，大学生创业也是值得深入了解与发展的内容。国家在大学生创业方面有诸多的优惠政策。大学生选择创业既可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也有利于大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5]杨丽.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的构建[D].复旦大学,.

[2]常万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北京化工大学,.

[3]刘咏宝.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

[4]袭开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结构及现状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8.

[6]刘兆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的培养机制研究[D].苏州大学,2007.

大学生涯的回顾与展望篇2

宋庆龄和近代中国情缘的回顾

宋庆龄 (1893~1981) , 青年时期的宋庆龄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命运, 她痛恨中国的封建社会, 同情被封建大地主压迫下的平民百姓。1912年当她得知辛亥革命胜利后, 热情称颂辛亥革命, 把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当作二十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事情。她带着一腔热血的革命热情开始逐渐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并开始成为孙中山的伴侣、得力助手。孙中山逝世后, 宋庆龄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 捍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华北事变后面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 宋庆龄不计前嫌, 以民族利益为重, 不断地促进国共的新合作, 身体力行地推动国共两党的交流和谈判工作, 为形成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 对此宋庆龄指责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 宋庆龄义正言辞地批评汪精卫的卖国行径, 称他为国民党的叛徒, 曲解了孙中山的学说。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假借重庆谈判为由, 策划新的国内战争,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对蒋介石政府逐渐失去了信心, 开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发展道路, 开始协助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 宋庆龄等民主党派人士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也全身心地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1981在病魔折磨的情形下, 她再次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最后在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的帮助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 也完成了她人生的夙愿。

宋庆龄一生的价值评价

宋庆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宋庆龄的一生是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一生, 宋庆龄的一生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一生。

宋庆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青年时的宋庆龄就痛恨中国的封建落后制度, 充满着革命激情, 她在“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她写到:“这一业绩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 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 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为极度贫困。推翻满清政府就是铲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这足以显示宋庆龄对满清腐朽政府的痛恨, 同时也显示了她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憧憬和自己投身革命的激情。她指出:“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醒来, 她将推动整个世界。’这话要变成现实看来已为期不远了。”

宋庆龄的一生是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一生。宋庆龄身体力行, 践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从书生意气的爱国青年学生到投身革命的总理夫人;从协助孙中山进行历史革命任务的爱国激情到对蒋介石篡改三民主义的愤怒怨情;从对蒋介石的指责批评到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主动促进国共新合作形成的积极热情;从推动新中国建设的资产阶级代表到临终前的共产党身份。这些思想和行动上的变化全新的展现了宋庆龄的璀璨人生, 更能展现出她真诚信服“三民主义”、追求“三民主义”的真挚感情。

宋庆龄的一生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一生。青年时的宋庆龄就关乎国家命运, 同情贫困百姓, 辛亥革命的胜利让她看到国家兴盛、人民幸福的希望。她致力于推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她希冀中国能走上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光明大道。即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背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她仍然竭力促进国共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积极为国家建设进言献策, 推动国家的进步, 提高人民的福祉。

回顾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 展望国家统一的美好未来。

新中国的诞生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 是联合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多种社会成分共同奋斗而胜利的, 1939年10月, 毛泽东在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述中国革命说:“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 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可见统一战线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联合资产阶级是我党统一战线战略的重要部分, 以宋庆龄等民主人士为代表的民主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做出了很多贡献。就新形势来看, 我党应该如何更好的领导民族党派人士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如何延续、继承我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传统和宝贵经验, 又如何开辟新时期我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新途径,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纵观宋庆龄的一生, 她坚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为民族的解放、独立, 为国内民众的民主, 为祖国四万万民众的民生呕心沥血、执着追求。她坚持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把自己的爱国虔诚挥写的淋漓尽致。宋庆龄是“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 一直为孙中山未尽的革命事业而努力, 她是一名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 他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功勋, 她是我们时代前行的精神力量。

摘要：宋庆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是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一生, 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一生。宋庆龄坚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为民族的解放, 为民族的独立, 为国内民众的民主, 为祖国四万万民众的民生呕心沥血、执着追求, 宋庆龄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关键词：宋庆龄,三民主义,革命事业

参考文献

[1]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J].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2]季鸿生《宋庆龄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大学生涯的回顾与展望篇3

关键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办学模式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G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8（c）-0215-02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始建于1912年，办学历史已达百年，是河南省外语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领航者，为国家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在教学科研机构设置、师资力量强化、办学理念提升、教育质量工程培养、实验室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对其办学模式进行总结分析有利于我们掌握外语院系的办学规律更好的面对未来复杂的社会形势。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办学模式

1.2 研究方法

1.2.1 历史研究法

通过检索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查阅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办学模式有关历史文献以及著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对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过去发展进行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资料及数据基础。

1.2.2 比较法

通过观察、分析找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及其它同类兄弟院校在办学模式的指导思想、科学研究、专业化发展、差异化竞争等方面的共性与特性，了解了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办学模式研究与实践的具体情况。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深化研究办学模式改革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深化研究办学模式改革，是现时代做好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各项工作的内在要求。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各项工作进步的核心。对于我院这样一个集教学、科研、专业化、实践、创新为一体的外语院校如何面对现阶段的各种机遇与挑战，提高学院办学竞争力，突出学院办学体色，理清学院办学思路是外院几代人艰苦探索的问题。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以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历程中和推进中国梦积累的经验为引导，努力将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建设成“中国著名，国际知名”的外语学院。

2.2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推进学科学位点两元一体化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我院办学模式的特殊性，正确了认识我院办学模式，并顺利解决了我院办学办学模式探索与发展中的矛盾，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河南大学外语学科是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学院现拥有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英语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为河南省第一层次重点建设学科、省级名牌专业，学院设有河南省出国人员外语培训中心、英语自学考试中心，承担着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从1912年建院以来一直坚持深化学科学位点改革，不断促进学科和学位点的建设，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推进了我院学科学位点两元一体化发展。在“2012年中国大学各学科、各专业排名中”英语专业名列第4位，英语专业连续多年进入全国A++行列。

2.3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背景下促进学院发展的思考辨析

2.3.1 必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并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外语学院办学的实践，是提高外语学院核心竞争力的先决条件，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正确理论体系的指导，更好的指导外院办学实践，促进外院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走在学院时代发展最前沿。2011年胡锦涛“七一”讲话总结了建党90年的基本经验，2012年，中共十八大总结了十六大以来10年党领导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事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2.3.2 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学院建设

改革精神，不仅应该贯穿于学院的各项工作和事业中，也同样应该贯穿于学院的自身建设中。学院改革历史经验证明，改革探索的时间越长，改革的环境越复杂，越要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外院办学模式的建设，全面推进外院办学模式的建设新的伟大使命，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外语学院建设，不断增强学院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是创新外语学院办学模式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以提高外院办学能力建设为主线，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保持外语学院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外语学院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俭高效的外语学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中原崛起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3 结语

对于外语院系的发展必须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模式进行发展，发现注重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有特色的理论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发动学院广大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为学院发展献言。

参考文献

[1]戴朝护.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J].教师，2011（6）.

[2]陈志华.河南省高等学校体育专业专项检查河南大学自评报告[Z].开封，2013

[3]肖玮萍.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D].厦门大学，2013.

[4]彭慧艳.舆论视野下的教育改革[D].安徽大学，2013.

[5]陈宁.高等体育院校办学问题研究的进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5）.

硅砖的回顾与展望篇4

摘要：回顾了硅砖的发展进程,总结了硅砖生产的经验,指出了硅砖生产中现存的问题,并提出了整改措施及科研方向。关键词硅砖,回顾,展望

自英国人W·W·Young于1822年用英国南威尔士的地那斯硅石制成硅砖开始,硅砖已有177年的历史了。从1864年Martin用硅砖砌筑酸性平炉起,硅砖在冶金工业中曾经显赫一时,很长时间它在炼钢厂的耐火材料消耗中保持首要地位。我国建国前硅砖的年生产能力大约为3～4万t,建国后硅砖产量1955年为6.3万t,占耐火材料总产量的12%;1960年曾达到39.73万t,占耐火材料总产量的5%。然而,随着炼钢技术的发展,平炉基本上被淘汰,电炉顶用硅砖已被高铝质耐火材料或水冷炉顶所替代,至此硅砖几乎退出了炼钢领域,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焦炉、玻璃熔窑和大型高炉的热风炉。因而硅砖的消耗量大减,20世纪70年代以来每年大约消耗十几万t,占耐火材料总量的1%～3%。

本文对五十年来我国硅砖生产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针对目前硅砖生产企业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1 我国硅砖生产的技术进步解放初期耐火材料生产装备十分落后。“一五”计划期间,鞍钢耐火材料厂硅砖车间于1954年改造后投产,成型及以前的诸工序实现了机械化,隧道干燥器取代了火炕,但烧成设备仍用原来的倒焰窑。1960年鞍钢耐火材料厂自行设计并施工的168 m隧道窑投入生产。在“二五”期间,又新建了洛阳耐火材料厂,其中硅砖车间吸收了鞍钢耐火材料厂改造的经验并引进了前苏联在50年代初设计的157.5m隧道窑。目前,国有企业大多淘汰了倒焰窑或仅留较小的能力以生产特大型制品。成型设备主要是摩擦压砖机和振动成型机,洛耐硅砖车间在1987年引进了日本的750 t复合式自动压砖机。

五十年来,从总的工艺装备来看有了很大进步,为提高和稳定产品质量提供了较好条件。在改进工艺装备的同时,硅砖的制造技术不断取得进展。在50年代初期,提高硅砖平炉顶的寿命是当时的迫切任务。前东北科学院和以后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对硅砖生产的基本理论和原料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东北、华北地区13种硅石基本性质的研究,硅砖颗粒组成的研究,矿化剂的研究,高硅质硅砖的工艺试制,高硅质硅砖烧成过程中的物理化学变化等等。鞍钢耐火材料厂于1951年成功地用脉石英制成平炉顶硅砖,次年又试制了高硅质平炉顶硅砖,使鞍钢150 t平炉顶寿命由几十炉提高到180多炉。在试制和生产平炉顶硅砖的同时,鞍钢耐火材料厂还担负着试制焦炉硅砖的任务。1954～1957年,本钢耐火材料厂、太钢耐火材料厂和抚钢耐火材料厂都先后进行了焦炉硅砖的研制,取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964年洛耐进行了大型玻璃窑硅砖的试制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了质量符合用户要求的产品。在此基础上,洛耐又采取了诸多技术措施,从而全面提高了玻璃窑硅砖的质量,1983年获国家银质奖。当时该厂的玻璃窑用硅砖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从我国经济恢复时期直至宝钢建设前,冶金行业未曾用过国外的硅砖。70年代后期, 在钢铁以及建材、电子等行业从日本、西德、美国引进新技术装备的同时也引进了大批量的硅砖,其中包括焦炉、玻璃熔窑、高炉的热风炉用整套硅砖。这些砖除极少数在外观上低于我国的质量标准外,其它在理化性能、尺寸偏差和包装等方面均较我国为好。为了使我国先进高温技术所需的耐火材料国产化,耐火材料界开始了行业性攻关。期间除冷水江耐火材料厂从美国引进制造优质硅砖的软件、洛阳耐火材料厂从日本引进一台750 t复合式压砖机和焦作轻工耐火材料厂从美国引进二座梭式窑外,所有的装备更新和工艺改进均靠国内解决。当时我国硅砖质量与国外的差距主要是:真密度偏高、尺寸偏差大、玻璃窑顶用硅砖纯度低及少数企业的大砖内部有缺陷。在80年代初、中期,生产硅砖的主要企业先后都实现了攻关目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宝钢二、三期工程所需的焦炉硅砖和高炉热风炉硅砖全部由洛耐、鞍钢、山东二耐供应。大型浮法玻璃窑采取保温节能措施后,绝大多数都使用国产的优质玻璃窑硅砖。现在国内各行业高温窑炉所需的各类硅砖国内皆可满足,而且近十年来还出口至美国、日本、意大利等一些发达国家。我国不同时期硅砖产品标准主要指标值的变化,可以看出硅砖生产的进步情况五十年来,我国硅砖生产走过的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合格率低。在提高合格率的工作中,鞍钢耐火材料厂通过测量砖坯各温度阶段的膨胀率和在倒焰窑顶上安装膨胀计,找出产生裂纹的关键阶段,制订了高温阶段(1280℃以上)的升温速率和烧成温度(由1420℃降至1360℃)。太钢耐火材料厂的烧成温度从1430℃降至1380℃ ,本钢耐火材料厂1956年以后的烧成温度为1365℃。与此同时,各厂在颗粒组成,矿化剂等方面大多采用细粒度、高碱度的方针。长期困扰人们的合格率低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是硅砖的真密度一直在合格线的上下徘徊,内在质量和尺寸偏差不稳定。直到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国外硅砖,主要的硅砖生产厂家才正视与国外的差距,积极探索全面提高硅砖质量的道路,原料选择、颗粒级配、热工制度等均有较大变化,使我国硅砖的质量跃上了一个新水平。硅砖的生产经验总结我们五十多年来生产硅砖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原料是基础。原料应品质稳定,烧成时不易松散且易于控制,还应有相当的储量便于较长时期使用。选择适当的原料,可使制造工艺简化,操作方便,质量稳定,成本降低。用不同性质的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混合硅石制砖逐渐被人们采用,如洛耐、山东二耐、冷水江耐火材料厂等都验证了用混合硅石比用单一硅石优越,日本的硅砖也是采用二种以上甚至四种原料配合使用。用混合硅石制硅以下几个好处:一是可调整化学成分;二是可调整颗粒组成,经济地达到合理级配;三是易于控制砖坯在烧成时的膨胀和晶型转化(每种硅石加热时的膨胀曲线不完全一致,利用这一差别可以拉长产生膨胀的温度区段,使膨胀得以分散。);四是降低成本。(2)粒度级配要合理。硅砖的粒度级配需考虑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合格率,二是有利于石英的晶型转化,达到预期的矿物组成。现在大多数硅砖厂采用较小的临界粒度2～2.5mm,最大不超过3mm,还有相当比例的细粉。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用再结晶、致密、中速转化硅石,其临界粒度大于3mm时,烧成裂纹严重。(3)重视矿化剂。石灰既是结合剂又是矿化剂,不论是以石灰乳还是以Ca(OH)2干粉的形式加入,都是制造硅砖不可缺少的。它既能增加成型后砖坯的强度,也可在烧成低温阶段(600～700℃)与SiO2反应而使砖坯强度有所增加。在1000℃以后生成的假硅灰石可与其它矿化剂生成液相,使石英向鳞石英转化。除石灰外,根据硅石的化学成分还可采用轧钢屑、钢渣、含锰或含碱金属氧化物的矿物作矿化剂

(4)混练应具有捏合作用。泥料的制备不仅要混合均匀,而且应具有良好的捏合性,这对提高砖坯的密度至关重要。湿碾机混练的泥料符合以上要求,但必须保证混练时间。

(5)(5)制坯机械化。现国内生产硅砖的大、中型企业已配备了高、低冲程和大、小吨位齐全的摩擦压砖机和振动成型机,全部砖坯均可机械成型。

(6)(6)砖坯低温干燥。鞍钢、本钢、洛耐都曾因干燥温度过高,降低了硅砖的合格率,从而引起对低温干燥的重视。

(7)(7)烧成是关键。要使硅砖的真密度低而且稳定,尺寸偏差小,必须采取适当高温、窑温均匀、充分转化的方针。对于硅砖生产的基本经验,可总结为这样一句话:原料是基础,装备是条件,工艺是保证,烧成是关键。目前硅砖生产中应重视的问题(1)合格率偏低。1997～1998年主要生产厂家的合格率大约为70%～80%。有的厂家是靠牺牲合格率来保证交货的,废品堆集如山,浪费惊人。对于大砖和形状特殊的砖无相应的工艺规定。(2)理化性能虽合格,但标准偏差值大。(3)有的企业制品的尺寸偏差仍然不小,需要靠加工后出厂。

(4)制品的矿物组成不十分理想,还未引起制造者的足够重视。宝钢一期工程引进的焦炉硅砖,鳞石英为75%～80%,残余石英为0～0.5%;北京玻璃厂引进德国的硅砖,鳞石英35%～40%,方石英55%～60%,残余石英微量,液相5%。有的厂家尚不能完全达到上述水平。(5)有的企业制品内部有缺陷,如层状组织、内部裂纹等。上述问题的存在,是我们的装备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综合反映。硅砖生产流程长、环节多、单体设备多(如压砖机群),不能形成很紧凑的连续生产线,有的工序基本是靠体力劳动。当前,企业难有较大的投入进行技术改造,但是可以针对存在的质量问题发动职工进行技术革新,如实行颗粒多级配料,压砖机双面加压等,花钱不多而且可以收到很好效果。此外,切实加强质量管理,全面提高员工的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4 展望

硅砖市场将逐渐萎缩。在炼焦工业,已研制出一种不用焦炉生产的“成型焦炭”,可以替代一部分传统焦炭。在炼铁技术方面,直接还原与融熔还原炼铁新技术正在逐步转化为生产力。随着这些新技术的推广,焦炭需要量将逐步减少。近来国外成套焦炉砖减少而补修用焦炉砖增多,可能有二个主要原因:一是高炉喷煤粉量增加,降低了焦炭需求量;二是新的炼铁技术在逐步推广应用,焦炉运行的座数将逐渐减少,对现有焦炉尽量延长其寿命,以小修代替大修。但是应该看到,即便是在工业发达国家,新技术替代旧技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期间,焦炉的大修和补修所需的硅砖仍会维持相当水平。目前,国内外的玻璃窑用硅砖除蓄热室格子砖和部分胸墙砖被其他砖替代外,在熔炉顶部,硅砖仍保持其优势地位。从国内外市场来看,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硅砖销售量不会大幅度下滑。所以生产硅砖的企业,在密切关注市场变化的同时,不应放弃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努力。市场变化如何进行技术改造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认为技术改造的目标应是:逐步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实现单体设备的自动化与全流程的机械化,淘汰高能耗、低效率和不易自动控制的设备。更新改造的重点是压砖机和烧成设备。液压和复合式自动化压砖机我国均有样机,应加以完善并系列化以代替老式摩擦压砖机。淘汰燃煤倒焰窑改为燃油或煤气,或更新为梭式窑。对现在使用的硅砖隧道窑均应改造。现国内有二种基本窑型:一种是苏联在50年代初期设计的以洛耐窑为代表的2.5 m×2.24 m×157.5 m型,另一种是鞍钢耐火材料厂设计的3.0 m×3.2 m×168m型。两种类型的窑有一个共同缺点,即预热带砖垛温度不均匀,上、下温差大,车位之间温度梯度大,砖坯受热冲击严重,造成裂纹。解决办法可考虑在预热带强化对气流的搅动,除改进原有的废气循环装置外,增设高速喷咀,以加速对流传热;窑顶由拱顶改为平顶;预热带前增加6～10个车位的干燥带。另外,还需增添各参数的自动记录和自动控制(包括每个烧嘴的参数)。除去对大、中型硅砖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外,还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硅砖需求量减少,并不等于其消亡,也并非已无深入研究的价值。相反,有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正确的结论,如石英在各温度存在的形态和性质特征。我国的一些书籍中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均引自国外资料,没有一个是我们研究的或验证过的。我国学者张绶庆等在1957年对“方石英二种晶型的转化温度为180～270℃之间而无固定点”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与原料的类型、晶粒大小、矿化剂种类和第一次加热的温度有关,但未得出确切结论,他们认为应进一步研究。但以后未见有关继续研究的报导。这一课题对改善硅砖的热稳定性可能有所帮助。进行硅砖的改性研究,对拓宽硅砖的服务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如在保持硅砖的高荷重软化温度的前提下提高其热震稳定性的研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日本品川在1986年开发出一种热修用焦炉硅砖,其真密度为2.28 g·cm-3,比一般焦炉硅砖热震稳定性好得多;1990年乌克兰耐火材料研究院与前乌拉尔硅砖厂试制了加废镁铬砖细粉(10%)的硅砖,热震稳定性达到27次(1100℃

中国经济的回顾与展望篇5

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显著扩大。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企业利润连年大幅增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速超过30%。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倍。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粮食连续4年增产，2007年达到50150万吨，比2002年增加4444万吨。工业结构加快升级。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7年达到7.8%，比2002年提高2.2个百分点。依法淘汰了一批不符合安全生产、环保条件或严重破坏资源的落后产能。服务业稳步发展。五年年均增长超过10%，现代服务业呈现加速发展势头。

节能环保迈出新步伐。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在2006年降低的基础上，又递减了3.27%；区域发展呈现新格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重点地区和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东北地区大型粮食基地建设不断加强，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成效显著，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进展顺利。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位日益突出，能源原材料等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东部地

区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体制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对外开放取得新成绩。进出口总额由2002年62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人民生活有了新改善。五年来，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多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7703元增加到2007年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

我想中国的未来经济，后几年中国是两大关键，一个是发展，一个是转变。发展的话，当然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接近10%，这个发展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也是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中国到了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这是发展的结果，发展的产物，所以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是我们今天国家的基础，也是我们下一步国家进一步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前提。转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的份额还是相对比较小，当经济在增长的时候，社会变得更加富裕第三产业应该增长快很多，中国则没有，主要是因为中国第二产业增加更加快，第二产业不仅仅服务中国，更为世界制造。服务业很多都是不能出口的，所以市场的增加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而第二产业，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增加主要是为世界生产更多的产品，所以第三产业将对我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目标，第一从总量来说，我们的GDP总量应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这是我们宏观的目标。第二，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要突破1万美元，当年雷曼兄弟在2000年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预计中国经济总量2030年超过日本。但是当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什么时候赶上美国，这是下一个宏观发展的目标了。目前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美国经济总量的40%，赶上美国也是指日可待。

十二五规划有一个相关的目标，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五年之内降低单位GDP能耗16%。真正要达到降低单位GDP能耗的目标，必须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十二五规划里面对于我们第三产业发展也制定了目标，要把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4%，这4%也不是很简单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历史，在十五规划期间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了1.5%，十一五规划期间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只增加了3%，所以十年当中把第三产业的产值一共只提高了4.5%，所以下一步要在五年内把第三产业产值提高4%，这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还有一个，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发展的速度真的要降下来，实际上国家十二五规划还是很科学的，要把经济增长的目标降低到7%。中国经济超过美国早晚几年并不是很要紧的，相对来说比较要紧的问题是减速的中国经济会不会对就业带来压力，就是中国经济能不能够减速，因为一减速就会造成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实际上合适的结构调整就可以避免就业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篇6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末算起，已有80年的历程。20世纪的有关探索与研究，我已做了粗略的阐述与归纳，这里仅归纳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与重要的成果，以及对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1一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在国家科技部支持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原于三个方面条件的成熟。1.学术发展的要求

20世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巨大的，这些丰硕成果筑就了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坚实基础，是进一步探索、撷取更为丰硕成果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要求21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须做更深入仔细、更广泛扎实的艰苦卓越的探索，需要更多地投入，争取在点和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尤其是个案研究方面的突破。这是学术发展的要求。

所以，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在2001年完成的“十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中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在2006年完成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再次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列入“十一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

2.“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与初步结项

由国家科技部支持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开展以来，于1999年、2000年初步结项。

从学术研究史上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原本应是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一大 1

232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3 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及其初步结项，以及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国家支持、多学科结合进行学术大课题研究的经验，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基础。而某些不足方面的经验，也成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吸取而予以规避。

3.社会发展的需要

80多年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尤其是1977年以来的30多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成果，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亿万群众都在关心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无疑是要求学术界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做出更为清晰的阐述。

已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分“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组织、有几十个学术单位、上百位学者参与进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介入的生动局面。

（二）开展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推动各区域各种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10年来，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组成“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非实体研究中心，搭建学术平台，组织有关学者开展学术活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2001年夏召开了由国内外四五十个学术单位110多位学者参加的具有动员、组织意义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学术论文80多篇。2002～2006年，又先后与上海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江苏省考古学会、河南博物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辽宁师范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召开了分地理区域的九个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520多人次，交流学术论文近300篇。2007年又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成果报告会”和“古代文明研究国际论坛“两个大型学术会议。

这些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对有关学术问题的认识，促进了各区域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使得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三）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

20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认识与成果，21世纪初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必然是在这些研究认识与成果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入，因此对于20世纪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认识与成果，需要及时的总结与分析或是系统化，以有利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

总结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将自身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系统化，形成代表性成果或是系统性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或是在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中组织进行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以便供广大学者在深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参考。

二 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进入21世纪近8年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这里仅列举几项最主要的内容。

1.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形成与初期发展认识的系统成果

这项成果是由张光直、徐苹芳主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大型著作的出版。该书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各种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中最为系统的一项，书中的各种认识与观点是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它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立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清晰而详尽的阐述。

该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从中国人的起源，一直到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统一，涉及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全过程，并做通盘的考察，提炼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中国政体形态的发展与特征。如徐苹芳在该书的结语（该书第九章：《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指出：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余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

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该书由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邵望平、张广直等主笔，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些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汇集他们个人的研究认识，积数十年功力，经十多年创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和初期发展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21世纪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基础。

2.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聚落研究获重大突破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先后由王巍主持的两个子课题：“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聚落形态研究”和“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所获得的。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再度启动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并获得重大突破。

对陶寺遗址的发掘，发现并进一步确认了陶寺早期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城和陶寺中期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发现大型宫殿类型的建筑基址和可能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关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以及集中分布的一批大型窖穴，再次发

454 张光直、徐苹芳主编：《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文版）中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4年；（英文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5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现“王级”大墓和书写文字、铜器等丰富的遗存，使陶寺遗址成为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文明因素最为丰富的地点。为重建古史、开展对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尧舜时期的史实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对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新发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大城，为探索传说时代禹的有关史迹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切入点。

对新砦遗址发掘，发现新砦文化面积约5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和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性建筑，填补了由王城岗城址至二里头都邑遗址之间城址的空缺.充实了夏代前期的城邑的研究。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新发现面积约10.8万平方米的宫城以及宫外宽达10余米至20米的四条呈“井”字形交叉的道路，明确宫城内的宫殿类大型建筑不少于9座，其中至少存在两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发现了贵族墓和随葬的完整的龙形态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还发现了与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有关的遗存，车辙等痕迹。进一步廓清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明确了目前所知作为都城的最早宫城的形态。

此外，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还发掘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房址和高规格的墓葬，使学术界认识到50年前发掘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出自墓中的大型陶鸮鼎与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址残迹，并非偶然。还发掘发现了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花地嘴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的陶礼器等。

陶寺遗址、新砦遗址、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的上述这些重大发现，是21世纪初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的四大发现。从中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国王权形成和体现国家机构形成的王室文化的物质形态及其最初的演变发展趋势，促进这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研究的深入。同时还为探讨中国古史框架，探讨中国国家起源、形成、发展等有关的理论，提供新的研究基点。

3.中原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心性城邑的经济形态研究获重要进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由袁靖主持的“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是依托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研究获得重大成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方法和手段，对这四处中心性城邑聚落址开展古植物研究，古动物研究，人工制品研究，以阐明当时的农业经济结构、家畜饲养状况，以及手工业中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的制作技术等。

其中，开展的家畜饲养研究，以具体的数字阐明了以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为代表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猪、黄牛、绵羊等家养动物的种类、数量的演变发展状况，提出黄牛和绵羊这种新的饲养动物和饲养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中原地区整个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形态的复杂化。

开展的古植物研究，重点探索发现并分析了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的粟、黍、稻、大豆、小麦的数量与品种等，提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特点：一是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二是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包括粟、黍、稻谷、小麦、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并指出这种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而且还能够减少粮食种植 6袁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科技考古》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的危险系数，是古代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外，开展的铜器、玉石器、陶器等人工制品的研究，食物结构分析等，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认识。

以考古发现研究为依托，使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研究中心性城邑聚落址的各种遗存，以阐明当时的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业等综合经济形态，是多学科相结合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对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这四处遗址为中心开展的家畜饲养与农业经济形态研究，是21世纪初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诸问题研究中作用较为显著的两项成果。

4.其他地区有关的重要发现

近年来在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遗存，最重要的是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大墓与良渚城址。

含山凌家滩遗址因1985、1987年在发现玉龟、玉版、玉人等一批重要的玉器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凌家滩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1987、1998、2000、2007年5次发掘3125平方米，发现遗址的核心区面积约2万平方米，位于岗地上，由南往北依次为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用红烧土块铺装的广场，第一处祭坛与墓地，第二处祭坛与墓地，广场及两处祭坛墓地之间有壕沟分隔。在岗地两侧为居住区。5次发掘主要集中在第一处祭坛与墓地。揭露一处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祭坛及3座祭祀坑，清理墓葬50多座。年代约为公元前3600至公元前3300年。大墓主要分布在祭坛南部中间位置。2007年第5次发掘发现了最大的一座墓2007M23，长3.45米，宽2.1米，似有棺，墓中填土内出土1件似经简单雕刻的大型猪形玉料，重达88公斤。墓中随葬品有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3件，共计330件。玉、石器的摆放形式为遍布尸身，有的层层叠放9，是目前所知公元前2000年以前墓葬中随葬玉、石器最多的一座。该墓的发现并结合以往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各种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这里在公元前3600～前3300年间的社会发达程度，居于先导的地位，对周边或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的重要现象。

良渚文化城址是近年来发现的，是80年代以来长期开展良渚聚落群研究的结果。城址以余杭莫角山遗址为中心。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为地基，其上以黄粘土堆筑，底部宽40～60米，现保存较好的地段高约4米。城址东北角与西南角分别依托雉山与凤山。该城址的发现，为良渚遗址群130处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城内中央区域为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大型堆筑台基，高约10米。在莫角山台基上曾发现千余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其大型柱洞直径约0.5～0.9米。还发现有大量的土坯。在大型台基西北侧分布有反山贵族墓地，在城址外东北约3.5公里处和西北约5公里处，分别有瑶山祭坛墓地与汇观山祭坛墓地。在城址北面2公里处有东西向5公 7

赵志军：《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科技考古》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8 见本刊记者：《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纪要》，《考古》2007年第7期。又见《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9 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b.张敬国、杨竹英：《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6页。c.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第7～17页。里的土垣，可能为防范山洪的防护设施。在城址南面约500米处为长约1000米的卞家山遗址，发现有码头遗迹和墓地。城墙内外均有壕沟水系10。良渚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规模最大的城址，其按地势的营建方式和莫角山大型台基居中的布局形式等，都反映出其进步的原理和“王”者的风范。结合在城址内外发现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大型祭坛墓地以及出土的大批精致的玉器等，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这里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以前曾存在着一个古国，即良渚古国。

5.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资料集和学术史两部著作

这两部著作分别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组织20多位学者收集散见于20世纪出版的150多种期刊、70多部论文集和专著上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千余种成果，以要览的形式进行摘编，并分类汇集成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专题研究工具书，内容涵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学术资料，有集万册于一书之便。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在21世纪初为进一步推进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做的一项前期工作。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一书全面分析总结了头绪多、背景复杂的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程，分析20世纪各种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学术内涵与意义，评论重要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与影响，阐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所经历的曲折历程，以及研究现状。

21世纪初形成的这两部著作，是全面总结20世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历程与现状，成为21世纪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1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望

21世纪初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因为有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组织开展，以及一些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术大家的召集组织，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将会有更好的前景，产生更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了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环境、资源等与文明化进程有密切关系的宏观的社会与自然条件方面的研究外，以下几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而得到深入的探索。

（一）如何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是一个学术定义十分宽泛的学术课题。如果把它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学术命名，那么开展这项课题研究首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便是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于是，如何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是研究探索中需要首先明确的。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12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进一步开展考古探索、发现与研究

几十年来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仅依靠历史文献记载来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地下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以及铜器铭文等铭刻资料。商代是已被证实的中国国家已经历了初步发展的阶段。早于商代的国家形式，没有任何当时的文献予以说明证实。欲解决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只有依靠考古学发现的实物资料才能进行。

所以，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探索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最主要的途径。20世纪发掘二里头遗址，以及21世纪初进一步开展的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都有力地说明，只有进一步开展考古学研究，选择中心性城邑聚落遗址进行有规划的系统发掘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以及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探索，才有可能获得突破。

2.在考古探索发现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运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古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我国的考古学，现在仍然是通过研究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实物），以探索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通过考古学研究获取古代的各种实物资料，实际上是通过应用各种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得到反映古代社会面貌的科学的实物资料。因此从某个角度讲，考古学是依靠应用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研究解决人文科学中历史学的学术问题。在探索没有当时文献记载的最初国家的起源的形成，更是要依靠应用自然科学（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技术。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自然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领域范围的宽广及其科学的程度，对最终研究成果的质量，在宏观上有着明显的影响。而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开展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关系研究中，更是开拓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许多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些耳目一新的认识。

所以，在考古学探索发现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古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是进一步开展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重要方面。至于如何运用现代科技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是需要深入探索的又一个重要的问题。

3.要更多地注重发现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关键性遗存进行深入的研究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的形成，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十分广泛，需要开展长期的广泛的研究。而当前迫切需要探索的应是与解决说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有关的关键性课题及其有关的实物遗存。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开展的对中心性城邑聚落的发掘研究，应是这方面探索的重要举措。

从理论上分析，国家的最初形成，必然有最初的国家机构的核心组织。这种核心组织或可称为王室。体现在考古学遗存上应是王室文化遗存。王室文化遗存的包涵面较为宽广，其中应有宫殿宗庙类或是宫城乃至都城的遗迹，有表明身份的使用或陈设类物件的遗物。这些实物资料，有时称为文明因素。当然称为文明因素的不仅仅是王室文化遗存。

另外，国家不是一蹴而就，王室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诞生，都有一个起源、形成的过程，王室文化遗存的原本形态自然也有一个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而这种王室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在考古学上是可以进行探索发现与研究的。所以，探索发现王室文化遗存以及与其有关的遗存，研究这些遗存间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各种社会关系，应是当前或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关键所在。

就目前积累的探索研究成果而言，二里头遗址宫城址及其有关的遗存，是已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室文化遗存。而尚未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室文化遗存应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所以探索二里头文化之前的王室文化遗存及其有关的文明因素，即那些能够说明问题的关键性遗存，应是当前或今后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解决中国国家最初形成的迫切需要探索发现研究的内容。

据初步的分析，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那些与说明中国国家最初形成有关的关键性遗存，有九大类。

第一类是城址。这是与探索都城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城址（包括石墙聚落）有70多座。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成都平原。如中原地区的河南郑州西山，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与古城砦，平顶山蒲城店，温县徐堡，濮阳戚城，博爱西金城，山西襄汾陶寺等；山东与苏北地区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岗，茌平教场铺，滕州尤楼，五莲丹土，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两湖平原地区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龙嘴与笑城，江陵阴湘城，荆州马家垸，石首走马岭与屯子山，应城陶家湖与门板湾，公安鸡鸣城与青河城，安陆王古溜，孝感叶家庙，湖南澧县城头山与鸡叫城等；四川成都平原地区的新津宝墩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郫县古城，崇州环河城与紫竹，大邑盐店与高山等；安徽地区的有固镇垓下，怀宁孙家城；长江三角洲地区有浙江余杭良渚等。在陕北、河套、岱海等地区还有约30座山坡上的石墙聚落或称石城。如内蒙古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庙坡、包头阿善、西园、沙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准格尔旗寨子塔、寨子上、白草塔、小沙湾、寨子圪坦、大宽滩、清水河县后城嘴、马路塔、陕西神木县寨峁、佳县石摞摞、吴堡县后寨子峁、关胡疙瘩、横山县金山寨、寨山、青龙山、瓦窑渠、子洲县老山峁等。最初城址的出现可能与当时改善聚落环境有关。而众多城址的涌现，则是社会发展到不同集团间发生冲突的象征，是重要的文明因素。但目前对这些城址的研究，尚缺乏个案方面的全面分析，以便系统地了解城址的全部内涵及其功能与作用。

第二类是大型建筑址。这是与探索宫殿宗庙类建筑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大型地面建筑址或使用夯土或土坯等属先进建材的建筑址，约有20多处地点。如山西襄汾陶寺、洪洞耿壁、河南禹州瓦店、永城王油坊、安阳后冈、灵宝西坡、淮阳平粮台、陕西华县泉护村、彬县水北、扶风案板、甘肃秦安大地湾、西峰疙瘩渠、山东日照两城镇、尧王城、滕州庄里西、西康留、栖霞杨家圈、辽宁建平牛河梁、喀左东山嘴、湖北枣阳雕龙碑、应城门板湾、安徽含山凌家滩、蚌埠禹会村、浙江余杭良渚、海盐仙坛庙等。先进建筑址的出现是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集议事、主政等多功能大型建筑的产生，则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有联系。

第三类是人牲或人殉现象。这是与探索社会阶层分化的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牲或人殉现象有近20处地点。人牲或人殉最初产生的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其前因可能与动物牺牲有演变发展上的关系。而人牲与人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则无疑是社会发展到人奴役人阶段的反映。

第四类是祭坛墓地或积石冢等营建品位较高的墓地。这与探索早期王陵区有联系的重要内涵。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这类遗存，约有10多处地点。主要分属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营建品位较高的墓地，是社会权贵者的奢望，表现了社会权贵集团或阶层的出现。

第五类是包括成套礼仪用器在内的随葬品丰富、有木质葬具或石室的大墓。这是与探索王墓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这类遗存有30多处地点。使用木质葬具或石室墓，体现着埋葬方式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进步，而使用成套礼仪用品随葬和棺椁葬具形式的逐步规范，象征着制度社会的逐步形成。

第六类是铜器。这是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特色遗存的青铜礼器有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铜器遗存有10多处地点。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郑州董砦、临汝煤山、淮阳平粮台、山东栖霞杨家圈、日照尧王城、诸城呈子、临沂大范庄、甘肃永登蒋家坪、广河齐家坪、武威皇娘娘台、湖北天门石家河等。铜器的产生是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古代中国，铜是最早利用的一种金属资源，并成为三代铸造礼器的主要原材，是构成三代文明社会物质遗存的重要内涵。所以公元前2000年前铜器的出现，无疑是重要的一种文明因素。

第七类是刻画符号与原始文字。这是与探索文字的产生有密切联系的重要资料。目前已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的刻画符号约有30处地点，部分可能已属文字。刻画符号的产生是思维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复杂化的结果，而文字的产生则是复杂社会用于思想交流和记录政事的需求，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由刻划符号向原始文字的转变，可能与祭祀活动、战争、社会交往的频繁有关。

第八类是丝织品及其工具。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丝织品及有关工具，目前仅发现于二、三处地点。由于发现量少，以往不被研究者重视。其实这类遗存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又一特色遗存。

第九类是一些特殊遗物。如陶寺墓葬中的鼍鼓、大石磬，泉护村的陶鸮鼎，阎村的鹳、鱼、石斧画陶缸，以及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嵌玉或嵌绿松石漆木器、漆觚等反映工艺技术很高的漆器。这些特殊遗物都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开始出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特色遗存。

以上九类遗存，应是中国公元前2000年以前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的物质代表。探索、发现、研究这九类遗存的形态与功能及其发展与演变、在个案中的组合状况等，有利于探讨社会组织结构与经济技术的发展，探讨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程度，有利于揭示中国最初的王室文化的内涵，有利于解决中国国家最初的形成，应是今后大力投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分析这九类遗存在诸考古学文化中出现情况，尤其是在单个遗址的出现情况，即在个案中的组合状况等，可以发现良渚与陶寺遗址分别有六类与七类，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上万处遗址中所含文明因素最多的两处遗址。这似乎表明良渚城址及其良渚文化、陶寺城址及其陶寺文化的社会实体具有更多的“古国”的特征。据此可将他们作为分析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古国发展阶段的社会特征的典范。

现在看来，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因一大批城址的涌现以及上述这些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表明中国的一些主要区域形成了“万国林立”的社会发展格局，进入了古国发展阶段。

（二）如何重建古史传说的历史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的学术目的之一是探索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重建中国古史。所以，探讨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离不开中国古史框架，离不开中国传统古史。这应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在方式与目标方面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内涵之一。

在中国的传统古史中，有一个被认为是传说的时代，即后人记叙前人而未被证实的历史时代。对于这个传说时代，从古文献研究的角度，已进行了怀疑、梳理、考证等各种分析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不少研究者也曾做过论证。如许顺湛的《五帝时代研究》等，对这方面的探索有重要的推进。但对于要达到揭示或论证这个传说时代的科学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主要因于：一是古文献的记叙以具体的事件为主，而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难于揭示具体的事件；二是古文献的记叙，附杂了各种后人的意识以及误传的内涵，而考古学以实物研究古史虽然是十分具体形象，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中国古史中万国（邦）林立的传说时代的存在，是勿雍置疑的。所以，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该考虑如何与探索古史传说时代结合起来，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夏王朝时期以及尧舜时期史实背景研究的力度，以便探讨具有中国古史特色的中国国家的最初的形成。

探索、重建传说时代的史实，是一个既具有无穷魄力、又充满艰险、难度远胜于揭开荷马史诗谜团的学术难题。这方面的探索，既寄希望于地下文字的进一步发现，同时在考古学探索中要有古史意识。精读与传说时代有关的文献，与考古学研究成果相结合，科学地理解有关的文献记载。灵活并科学地运用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在内的各种方法，或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文化遗存，动态地探讨各种文化遗存所反映的历史背景。

探索、重建传说时代的史实，是21世纪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需要直接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3（三）如何进一步推进学科自身的发展

学科的发展是需要不断开展课题的研究来支撑的，在研究中不断地开拓创新使学科逐步得到发展。近30年来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仅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及其特点与模式，以及背景、条件、机制、动力等重大问题产生了重要的认识，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这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夏文化探索、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年代、环境、经济、技术等方面开展的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深入开展有关课题的研究，思考新的问题，引入创新研究方法与技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结果。这犹如苏秉琦所说的“文明起源是一把金钥匙”。

所以，今后在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那些对学科发展有明显推进作用的基础课题的设置与实施，以及现代科技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与创新的课题的设置与实施，将会得到注重而加强。从而引发考古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四）如何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洲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往，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较为贫乏。而20世纪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以多元一体、连续不断为宏观特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文明，是世界东方最早的文明。中国文明的这两项世界性特点表明，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形成的有关国家起源发展的理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应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1930年郭沫若就敏锐地指出：研究中国的古代具有半部世界文化史的意义。何炳棣在1975年主张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摇篮，正如两河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一样。张广直认为：中国文明形成的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区域的古代文明）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苏秉琦提出：世界史可划分为东西两半块，中国史亦可划分为东西两半快。我国的东西两半快和世界两半快的衔接，大头在中国。并指出：古代中国在世界古史中的地位，已不再如以往认识的那样，仅是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严文明则进一步指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两河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是两个文明体系。他们是独立起源，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只是到了西汉和罗马帝国的时期才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此后这两个文明体系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由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特点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其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中又未曾体现。所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及其有关理论的成熟，将会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因此，今后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通过深入探索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史实，引发进行有关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方面的理论的探索，将会引起更广范围的关注而得到加强。

***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初版。

我国海洋政策的回顾与展望篇7

目前, 国内外对“海洋政策”一词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确切定义, 呈现定义多元化态势。例如, 美国学者Sullivan认为, “海洋政策是国家追求全面的海洋利益, 包括安全、资源、环境、商务与航运, 以及科学的指针, 并以之作为这些利益冲突时, 寻求最公平调适和解决的准绳”[1]。内地学者张玉强、孙淑秋提出, 海洋政策是党和政府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为维护国家的海洋利益, 实现海洋事业的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和规范。它是一系列事关海洋事业发展的规定、条例、办法、通知、意见、措施的总称, 体现了一定时期内党和政府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2]。

总结学者们对海洋政策的不同定义, 可以发现一致的基本构成要素:第一, 海洋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 涉及海洋公共利益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二, 海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 以法律、法规、条例、办法、措施等为载体。第三, 海洋政策的对象涉及海洋开发与海洋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公共事务。

2 我国海洋政策的发展回顾

2.1 海洋政策发展的纵向梳理

2.1.1 清朝以前中国的海洋政策

(1) 清朝以前海洋政策略探。先秦时期, 海洋开发主要是“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在周代, 中国就已经开始设立渔官, 是兴渔盐之利最早的国家之一。原始社会末期, 沿海地区就掌握了“煮海为盐”的方法。周朝统治者对于舟船十分重视。周武王设立了专门管理舟船的管理, 称为舟牧, 建立舟楫检查制度。据《尔雅·释水》记载“天子造舟, 诸侯维舟, 士特周, 庶人乘付”[3]。

秦汉时期, 我国军队建制中正式设置的水军———楼船军建立起来。当时的汉武帝就是用这只军队进攻朝鲜, 渡海作战, 是我国古代海军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先例, 标志着政府建设控制海洋力量的开始。

唐朝时期, 在广州、泉州和明州, 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其主要职能是掌管从事航海贸易的船舶与货物。

北宋时期, 朝廷注重发展海洋贸易, 鼓励“商贾懋迁”“以助国用”。南宋时期, 由于金人的入侵, 朝廷农税不足, 为获得海洋带来的利益, 统治者鼓励民间航海。

明朝时期, 朱元璋针对国内动荡的局势, 行“禁海”先稳定国内。在稳定的基础上, 朱棣解“禁海”平天下, 继续元朝的“大一统”。明朝初期是海洋开发的鼎盛时期, 郑和下西洋是其显著标志。明朝中后期和清朝, 市舶贸易开始衰落。统治者为了加强海防, 实行全面的禁海政策。

清朝时期, 政府先后两次颁布禁海令, 规定“寸板不得下海”。清朝时期还3次颁布“迁海令”, 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五十里。值得一提的是, 在康熙年间, 颁布了《开海征税则例》, 是第一个海关法例。在乾隆年间, 又颁布了专门针对外商的《防范夷商规定》。

(2) 清朝以前中国海洋政策的特征。清朝以前中国海洋政策的特征主要就体现在“海禁”二字上。在海洋管理的过程中, 往往出现一些游离于封建统治者控制之外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消灭这些不安定因素, 统治者往往都采取海禁政策。

第一, 对官方航海活动严加监控。除了最高统治阶层外, 其他涉及航海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决不许私自下海, 牟取利益。例如, 明成祖在组织开展郑和下西洋的同时, 即诏告天下, 凡泛海出洋人员, 非受钦命不许迈出国门。如“私自下番, 交通外国”, 即着“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第二, 对民间航海基本实行海禁。在官方垄断航海的同时, 历代封建王朝大都对民间航海活动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明清时期, 这种“海禁”政策更趋严酷。洪武三十五年 (建文四年, 1402年) 九月, 朱棣登位未久即宣诏, “凡中国之人逃匿在彼 (指东南亚一带) 者, 咸改前过, 俾复本业, 永为良民;若仍持险远, 执迷不悛, 则命将发兵, 悉行剿戮, 悔无及”。

2.1.2 新中国的海洋政策

(1) 新中国海洋政策略探。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期, 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 建设强大海军和海上钢铁长城是当时的主要战略任务。加强海军建设, 把海洋工作的重点放在抵御侵略、保卫大陆安全成为这一时期海洋政策的核心。在海洋开发方面, 政府在部分海域划定了禁航区和封闭水道。在法律法规方面, 这一阶段颁布了一些海洋法规, 不过数量不多, 并且立法的层级较低。

改革开放时期, 我国的海洋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 开始从海洋战争转到保卫海洋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上来。1988年我国设立海南省, 以便管理南海诸岛。在海洋开发方面, 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友好协商、双边谈判、推动合作成为中国解决海洋权益争端的主要政策。在法律法规方面, 这个时期是中国海洋法律制度的快速发展时期, 关于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迅速出台。

20世纪90年代后与时俱进的和平与发展的海洋政策时期的海洋政策更加完善。政府高度重视海洋, 强调发展海洋事业, 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996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确立了新的海洋国土观。在法律法规方面,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和生效, 中国对原有的一些涉海法律法规做出修改, 并且出台一大批涉海法律法规。

(2) 新中国海洋政策的特征。新中国海洋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 对海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 实现保护国家的军事目的, 把沿海地带作为天然的战略屏障。改革开放之后, 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成为重点。90年代后, 政府将海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第二, 管理海洋的手段越来越综合。以前对于海洋主要是一种军事的管理。后来经济手段也成为一种管理措施。无论是进出口政策还是国际贸易等都成为海洋管理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法律也成为海洋管理的手段。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解决海洋争端, 我国颁布施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为规范我国的海洋管理作出了贡献。

第三, 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端。我国始终坚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时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为例, 体现了和平、共赢的理念, 是和平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

2.2 海洋政策发展的横向梳理

2.2.1 海洋资源开发政策

(1) 能源开发方面的政策。对于渔业资源, 我国政府改革渔业行政管理体制, 颁布大量法律法规, 对于渔业资源的利用和资源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渔业法》是中国管理渔业活动的法律, 《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管理机关及其权限, 并主要对“养殖业”“捕捞业”“渔业资源的增值和保护”等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确立了养殖业实行许可证制度;到公海或者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捕捞的审批;限定捕捞的场所、时间、工具和方法;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制度;禁渔区和禁渔期等。

对于海洋矿业资源、油气资源, 我国一贯是勘探与开发并举、利用与保护并重的。目前适用的是《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于海盐业的政策体现在对盐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之中。例如, 《盐业管理条例》等。对于海水淡化, 2008年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沿海地区进行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 节约水资源”。

(2) 海上交通方面的政策。海上交通运输业是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1983年颁布《海上交通安全法》, 规定了包括船舶检验和登记;船舶、设施上的人员;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保障;危险货物运输;海难救助;打捞清除;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等内容, 基本确立了通航水域的航行制度和作业制度。1987年的《航道管理条例》, 1995年的《航标条例》等法规规章对航道的规划与建设, 航道设施的保护, 航标的设置和维护以及对违反规定破坏航道设施和航标的行为的处罚。

在港口管理方面, 2004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对从事港口规划、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及相关活动做出规定。为加强港口设施保安工作,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出台。

在船员管理方面, 200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对船员注册、任职、培训、职业保障以及提供船员服务等活动进行了规定。还严格规范船员培训机构和船员服务机构许可制度。

在船舶安全方面, 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作为海事现场监管的重要手段, 在规范船舶安全检查、打击低标准船舶、保障水上交通安全、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2.2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

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世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国也不例外。从加入联合国以来, 为了保护海洋环境, 保持我国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开始了一系列的立法工作, 确立了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制度, 构成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体系, 为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198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限期治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和海洋环境污染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等。对我国管辖海域及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活动和行为做出比较系统的规定, 对切实保护海洋环境, 促进海洋合理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该法在1999年进行了修订, 除了对原有的内容做了必要的充实外, 还根据现实需要, 新规定了若干管理制度[4]。

(1) 制定排污控制标准。我国先后出台《海水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海洋生物质量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含油污水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污水海洋处置工程综合排放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严格控制各类污染物的排放, 加大综合整治力度, 推行清洁生产审核, 调整产业结构, 强化源头控制, 规范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等多种措施, 在经济总量和污染物产生量有较大增长的同时, 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较好的控制, 污染物入海总量有所减少。

(2) 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一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海洋生态的需要, 选划、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由此我国确立了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1995年, 我国有关部门制定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贯彻以养护为主、适度开发、持续发展的方针,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此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将各类海洋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 并从设立条件、设立程序、管理职责等方面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提供了指导, 并强调制止、检举破坏或侵占海洋自然保护区行为是每个人的权利。

(3) 防治船舶污染制度。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防治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在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方面, 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家完善并实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按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由船东和货主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 建立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实施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于2010年出台并实施了《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修订了1983年针对船舶污染制定的《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新颁布的《防污条例》明确地树立了“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理念, 并围绕“预防”和“治理”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定。细致化地将船、港等相关各方都纳入了调整范围, 真正实现了船舶污染防治管理工作从防止到防治、从处理到预防、从船舶到船港的转变[5]。

(4) 海洋倾废管理制度。我国政府在防治海洋倾废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相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倾倒区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 已经形成一套较完备的海洋倾废执法管理的法律法规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海洋倾废许可证制度、废弃物的分类与审查程序、倾倒区监测等[6]。海洋倾废许可证分为普通许可证、紧急许可证以及特别许可证。倾废许可证制度不仅将海洋倾废活动归入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统一管理的系统中, 而且用法律法规所对海洋倾倒物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海洋倾废管理条例》中将倾倒的废弃物分为3类, 分别为:“一类废弃物、二类废弃物和三类废弃物”。《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了各类废弃物的划分。海洋倾倒区监测是海洋倾废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科学、合理、安全和经济的原则, 经过对海洋倾倒区的多年监测, 由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协商, 并上报国务院批准确定, 决定倾倒区是否应该延期使用或被立即封闭。

3 对我国海洋政策的评价与展望

3.1 我国海洋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缺乏海洋政策宏观规划机构

尽管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具有海洋战略性质的文件, 但从整体上看, 已经制定和实施的某些规划或战略仅是部门性的、区域性的或事务性的, 有些只能称之为战略框架, 缺少综合型的海洋战略与政策制定机构。

我国缺失相应的综合型海洋战略与政策制定机构, 当务之急是构建高层次的海洋管理决策机构。例如,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相关专家曾表示应当设立国家海洋委员会, 建立陆海统筹和国家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专家更是指出:国家海洋政策是超出部门政策的综合性海洋政策, 其制定和执行必须有高层次的组织和协调机构, 必须由高层次的综合部门牵头, 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落实[7]。

3.1.2 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矛盾

中央政府很少直接介入沿海的海洋政策。地方政府在出台自己辖区的海洋政策时, 更多的是考虑本辖区的海洋现状, 侧重于海洋开发, 尤其是重视能够提高本辖区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这样就往往与中央的整体海洋政策出现矛盾, 地方海洋政策与综合海洋政策不一致。其次, 各级行业性海洋政策也跳不出行业自身领域的限制, 这就造成行业之间海洋政策间的不协调。最后, 地方之间存在着较大利益冲突, 导致地方海洋政策出现重复和冲突的局面, 造成地方海洋政策和地方海洋政策目标不能有效衔接。

3.1.3 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公众参与

公众是海洋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利害关系人, 其参与度越高, 就越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落实。2007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必须坚持创新政府管理制度和方式,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度”。2008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规定要“增强全民海洋意识, 大力弘扬海洋文化”, 并且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把公众参与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目前政府在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方面已经逐步引入了公众参与, 如建立了海洋污染监视举报制度, 动员沿海群众保护珍稀海洋动植物资源等。然而从总体上说, 政府职能部门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各界民众自觉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意识还不强, 有组织地动员民众参与的机制尚未形成。

3.1.4 海洋法律制度建设仍不完善

中国的海洋立法, 尤其是专项海洋法规的建设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仍不能适应中国海洋开发的发展, 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 海洋基本法不健全, 尚未制定出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适应的国内法律体系; (2) 中国涉及海洋的法律和政策多为相关的具体海洋管理部门制定, 因此就会导致相关涉海法律法规部门利益突出、缺少综合统一性; (3) 一些规则的法律层次太低, 难以实现立法的目的。譬如, 《外籍船舶管理规则》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前者涉外性很强, 后者则在海洋环境保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倘若仍仅停留在目前部门规章的层次上, 在未来的执行中势必会发生很多问题。

3.2 完善我国海洋政策的主要对策

3.2.1 构建宏观海洋政策制定机构

借鉴国际经验, 建议我国建立专门的国家海洋局法律专家委员会[8]。这个委员会应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专业型, 主要负责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和加快海洋科研开发等国内配套政策和制度等。并专门负责制定综合型海洋战略与政策, 这样能发挥其专业优势, 从战略高度审视影响政策的环境、利益和价值因素, 更科学地制定海洋政策方案。

3.2.2 协调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矛盾

首先, 中央与地方的海洋政策目标要协调。出台海洋政策的时候, 最好能够遵循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地方政府设计发展海洋的子目标, 再由中央专门海洋政策制定机构收集整理子目标, 经制定机构从上而下核对和规划, 将子目标按省市地域置于中央总目标之下, 构成一套综合的海洋战略与政策目标体系, 最后将各省、市、自治区各行业相似的海洋政策目标进行战略整合和完善, 积极引导地方海洋政策目标与中央海洋政策目标保持稳定的一致性, 使各具体政策的目标之和能够大于或等于国家的海洋事业[9]。

其次, 中央和地方对于海洋区域管理权限的划分必须明确。中央部门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海洋政策, 完善法律法规体制建设, 宏观指导地方海洋区域管理事务。而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中央规定的职责范围之内制定的海洋区域管理规划。要明确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必须合理行使职权, 不得出现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情况。

最后, 地方政府相互之间也要注重沟通协调, 树立合作共赢的管理理念。各部门都希望在海洋治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管理权限上互不相让, 你争我夺, 反而会使力量分散。因此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尤为重要。各个地方政府应该共享资源, 同时共同履行相应的义务。虽然不同的地方在法规政策各个方面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在各方认同了这些差异的基础上, 可以更高层次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 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

3.2.3 鼓励公民参与海洋政策制定

公民参与是海洋管理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国家海洋政策的制定中具有话语权, 能够参与到海洋管理的活动中去。鼓励公民参与的模式或方式越多, 其有效性也越高。不同的内容应该采取不同的公民参与方式。一般来说, 公民参与方式包括专家咨询、公众调查、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专家咨询的成本较低, 有效信息多, 专业性突出, 适合在遇到疑难问题和专业性问题的时候采用。公众调查成本高, 有效信息少, 但是具有突出的民主性, 适合在遇到宏观性的利益取舍问题时采用。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这3种方式差不多, 可以兼顾专业性和民主性, 成本也介于专家咨询和公众调查之间, 适合在遇到涉及公民利益的一般问题时采用。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在政策制定的初期, 宜采用公众调查的方式, 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 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在政策制定的中后期, 再采用其他的公民参与方式查漏补缺。

3.2.4 完善海洋政策法律法规制度

完善海洋政策法律法规制度的主要任务如下: (1) 推动海洋立法入宪。目前我国的宪法没有关于海洋政策的原则性规定。这与海洋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海洋入宪对提高公民海洋意识, 完善海洋法制有重要意义。 (2) 制定海洋基本法。我国目前的涉海法律法规虽有, 但不系统。海洋基本法的出台目的是对中国海洋事务作全局性的考虑。统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规范海洋开发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的对策上看: (1) 通过建立健全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等制度, 保障各行业海洋专家能够全程参与海洋政策方案的决策过程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2) 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安全并重的标准, 这样才能保证海洋政策方案决策的科学合理。

摘要：海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可能是孤立的, 一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在海洋中活动能力日益增强, 海上活动不断频繁, 海洋事务日趋复杂, 海洋政策不断变化;另一方面, 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开发越来越深入, 海洋政策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体现出综合性、跨部门性的特点。因此, 围绕海洋政策的研究, 就产生了两条路径:纵向的历史研究;横向的部门海洋政策研究。文章采用这两种研究方法, 对我国海洋政策做了回顾梳理, 并对未来海洋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海洋政策,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法律

参考文献

[1]方秦华.海洋环境综合管理: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工具[D].厦门:厦门大学, 2009.

[2]张玉强, 孙淑秋.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我国海洋政策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 .

[3]李明春.海洋权益与中国崛起[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7.

[4]吴景城.论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J].苏州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学院学报, 2000 (9) .

[5]彭陈.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解读[J].标准科学, 2010 (6) .

[6]肖慧丹.海洋倾倒区监测在海洋倾废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06.

[7]王芳, 刘家沂.制定“海洋国策”之我见[EB/OL]. (2006-05-09) [2013-10-15].http://sdinfo.coi.gov.cn/report/150331.htm.

[8]王殿昌.做好海洋政策法规和规划工作、保障海洋事业发展[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0, 27 (2) .

红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篇8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他运用大量的曹雪芹家世材料考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一反蔡元培提出的《红楼梦》是作者在“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的牵强附会之说。《红楼梦考证》的发表标志着“旧红學”的终结和“新红學”研究时代的到来。时至今日，“新红學”研究刚好走过了90年的历程，回顾这段漫长的“研红”之路，不难发现这段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充满了风雨。但可喜的是在一代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红學”研究在风雨中前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考证红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红學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學派别是考证派红學。考证派红學的创始人是胡适。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得出以下六条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學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这六条结论成为90年红學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胡适赋予了红學考证以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學的方法。”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

192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发表。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共通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學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却大为不同。胡适的考证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侧重点在《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内容上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學的方法，但和作品联系很密切，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

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學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研究与胡适的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

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奠定了他在红學考证派中的盟主地位。周汝昌所搜集到的史料比以往任何人都要丰富，他凭借这些史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學的方法，建构自己的红學体系。

周汝昌红學考证的重点，在于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同时兼及《红楼梦》的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最终将胡适提出的“《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发展成“《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吴恩裕和吴世昌，是考证派红學的两颗耀眼的星星，在上世纪，与周汝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没有超越胡适提出的作者和版本。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比如曹雪芹的另一部著作《废艺斋集稿》就是吴恩裕一手发掘出来的。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主要成果体现在他的《红楼梦探源》及《红楼梦探源外编》中。

考证派的功绩是把《红楼梦》研究从过去单一的“本事索解”中解脱出来，用科學的方法对《红楼梦》解读，把红學研究推进了學术研究的殿堂。

但是，红學考证的基础是材料，而材料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材料不再出现时，考证就难以继续。考证红學经过90年的发展，如今正面临着材料危机，几乎到了“山重水复”之境。那么，考证红學该如何发展，走出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呢?

(1)继续发掘新材料。“e时代”的到来必然会打破传统的材料搜集方式，利用网络信息发掘材料将是考证红學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如新成立的北京曹雪芹學会就是通过网络信息发掘出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李煦《虚白斋尺牍》。

(2)旧材料的新解读。新材料的发掘固然可期，但对旧有材料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视角进行新的解读对研究者来说将更为实际。

(3)用科學鉴定方法对材料进行真伪鉴别。

索隐红學：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索隐派红學的势力没有考证派红學大，但出现的时间比考证派早，几乎统领了“旧红學”近200年。索隐红學的产生，有来自作品本身的动因，也有当时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因素。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引用作者的话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祷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學，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阅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就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_般读者都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打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早期索隐红學的主要观点有三种：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以及蔡元培提出的排满说。

“明珠家事说”是指《红楼梦》的本事源自纳兰明珠的家事。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學

士明珠一家的荣枯有相似之处，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是王梦阮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主要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蔡元培的“排满说”主要观点是，《红楼梦》是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索隐红學虽然在上世纪初遭到了考证红學的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消亡，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与考证红學抗争。其后邓狂言《红楼梦释真》、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红楼梦真谛》、潘重规《红楼梦的发端》、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红楼梦谜》的出版与发表，将索隐推向了极致。

但是索隐红學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索隐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學术研究轨道，逐步走向庸俗化、娱乐化的境地，以致到了谈索隐而色变的地步。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考证红學的笼罩下，索隐红學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被认可。

二是索隐方法的错误。索隐者把索隐变成猜谜，把《红楼梦》变成了一部“谜书”，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

因此，索隐红學在今后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以及解决自身的研究方法中的错误。

早期索隐者是采用注经的方式寻求《红楼梦》的微言大义，这属于中国传统學术研究的范畴。这一点是索隐红學赖以存在的基础，必须要获得红學研究者的认可，索隐红學才有出路。对于索隐红學自身来说，必须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范式索隐，用范式规范自己的研究，这样索隐红學才能往前发展。另外，索隐红學在遭遇沉重打击后，仍然顽强存活着，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去思考。

小说批评红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这不仅在红學史上，在整个學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學和美學观念，从文學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學和美學观念是德国哲學家叔本华的理论。叔本华的美學观点和他的哲學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美感的来源在于摆脱生活的欲求，在于逃离痛苦之后的怡悦和恬静。

王国维认为，这部著作描写了人生的苦痛及解脱之道。人生的苦痛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所酿成的悲剧，更具有无限的永久的意义。如果与饮食之欲相比，男女之欲表现得更加强烈，因而不陷入则已，一旦迷眩缠陷于其中，便不容易解脱。《红楼梦》之可贵，在于不仅写出了生活的苦痛，而且指出了解脱的途径，即作者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

王国维揭明这种悲剧的特点是：随时都可以降临，每个人都会遭遇，而且身受其害，却又无法说出，所以是天下最残酷的悲剧。《红楼梦》就是这样，既没有蛇蝎一类人物左右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非常的变故，不过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结果却产生了大悲剧。他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

但《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小说批评红學也没有多么大的反响，这种局面直到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才有所改观。

俞平伯的研究是文學考证，而且是与文學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學考证，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學合流的趋向。《红楼梦辨》有考证，有批评，但都不离开“本文”，考证和批评的重点，是后四十回续书。

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主要是侧重从美學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俞平伯的批评则是鉴赏式的，有理论阐述，却不离开本文，重视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

1920年，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发表，这篇文章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吴宓根据哈佛大學教授麦戈耐狄尔(G.H.Magnadier)分析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时提出的小说理论，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

1942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中文版出版。书中以《红楼梦》与西洋文學名著如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悲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等作比较研究，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比较文學研究之先河。从小说批评的角度看，第五章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一章充分评估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作者写道：“文學是艺术，无论用什么主义或眼光来研究文學，末了，必得探討它的艺术价值，由这种艺术价值，决定它在文學中的地位。”

李辰冬对曹雪芹的文學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赛尔望蒂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末，曹雪芹就是中国灵魂的具体化。”

小说批评派红學的主要特点，一是要求从作品出发，二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应该说小说批评红學是最注重文本的，这是小说批评红學能在红學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问题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的依据，是不是所有的文學观念和文學理论都可以引入到小说批评中来呢?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评点红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红楼梦》在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时期，就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其进行评点。这应该算是红學评点派的萌芽；但评点派真正作为一个流派活跃在红坛，则应该是道光以后的事了，当以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为代表。

早期的评点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正文中加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中的评点就是这种形式。

二是评批和圈点附在正文上。影响最大的是道光十二年刊的王雪香评点《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和道光三十年张新之评点的《妙复轩评石头记》，王雪香、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广百宋斋本、古越诵芬阁刊本、光绪十二年、十四年上海石印本等)，以及王雪香、张新之、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铸记书局铅印本、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书局石印本、求不负斋石印本、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上海桐荫轩石印本等)。

三是乾隆后期开始的脱离正文而独立的评《红》专著。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周春写的《阅红楼梦笔记》，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间(1820)成书的思元斋主人裕瑞写的《枣窗闲笔》，嘉庆十七年(1812)成书的二知道人写的《红楼梦说梦》，道光元年刊青浦明斋主人诸联撰的

《红楼评梦》，道光六年(1826)成书，光绪二年刊行(1876)的“晶三蘆月草舍原本”《红楼梦偶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养余精舍刊的涂赢著的《红楼梦论赞》，同治八年(1869)刊江顺怡撰的《读红楼梦杂记》，光绪十三年(1887)刊，解盒居士撰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光绪十三年(1887)刊梦痴學人撰的《梦痴说梦》，光绪三年刊话石主人撰的《红楼梦精义》，光绪十七年(1891)以前成书，民国二年(1913)刊行的武林洪秋蕃著的《红楼梦抉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青山山农撰的《红楼梦广义》等。

四是以诗歌形式对《红楼梦》作评论。如明义的20首《红楼梦绝句》就是已知最早的“题红诗”。

早期评点派对红學研究的贡献，冯其庸先生曾从十一个方面加以阐释：

(1)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阐述；

(2)关于《红楼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的问题；

(3)关于《红楼梦》“总纲”的讨论；

(4)关于全书的结构层次问题；

(5)关于《红楼梦》的人物论；

(6)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描写；

(7)关于发愤著书说和自叙说；

(8)关于后四十回是否是前八十回一人的手笔的问题；

(9)关于《红楼梦》的抄本问题；

(10)关于《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