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典型案例

调解典型案例（共9篇）

调解典型案例 篇1

【示范要点】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涉稳民事案件，表面看似一起简单的健康权纠纷案件，但它涉及邻里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关系，该案最终通过民事调解方式妥善处理，其作为调解典型案例的示范价值可以概括为：深入挖掘案件背后隐藏的刑事案件风险，充分发挥民事法官的洞察力和敏锐性、前瞻性，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主题，本着为党委政府分忧，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原则，妥善避免了一起因简单的健康权纠纷案件引发恶性案件的发生，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基本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名山县万古乡红草村二组村民李凤敏。

被告（反诉原告）：名山县万古乡红草村二组村民刘正芬。

原告李凤敏和被告刘正芬系邻居，且有一定的亲戚关系。2009年5月29日，双方因一株玉米苗的毁损发生口角，进而发生抓扯和殴打，导致原告李凤敏受伤住院治疗10天，经医院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和脑震荡”，花去医疗费2500.80元。同时被告刘正芬脸上被抓伤，事发当天到万

古卫生院门诊治疗。经村社干部、新店派出所和名山县万古乡司法所调解未果，酿成诉讼。原告李凤敏要求被告刘正芬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4557.72元；被告刘正芬反诉原告李凤敏赔偿医药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安装假牙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共计15354.5元。

【调解过程及处理结果】名山县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对原告（反诉被告）李凤敏和被告（反诉原告）刘正芬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认真审查，发现刘正芬所提供的病历和司法鉴定等证据材料均是在原告于6月23日起诉到法院后，才在6月29日到名山县中医院牙科门诊治疗牙齿，诊治内容为门牙旁的两颗牙齿根折拔除，根管治疗后修复； 7月3日，刘正芬到雅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十级伤残。在事发当天刘正芬去医院治疗仅有一张门诊处方，处方上载明是软组织损伤。被告刘正芬到医院诊治牙齿距5月29日足足一个月，从常理和现有的证据看，不能印证其反诉状中称被李凤敏打掉牙齿5颗（其中3颗为假牙）的事实。针对被告刘正芬提供的证据有许多疑点，着重去派出所、村社干部、司法所、万古乡卫生院、名山县中医院牙科调查了解，查清事实，为案件调解做基础工作。在掌握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后，案件承办法官再找原告李凤敏了解情况，从其陈述中得知，是自己儿媳指使和从中作梗，最终导致被告刘正芬与

自己发生纠纷，被告刘正芬与自己儿媳是表姐妹关系。经多次找原告李凤敏沟通，她均是指责其儿子、儿媳。通过调查了解，案件承办法官明确了本案的矛盾根源是家庭内部矛盾，焦点是婆媳矛盾，并确定了办案思路：从家庭内部矛盾入手解决问题，做到案结事了。

从原告李凤敏的陈述中，案件承办法官了解到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在雅安，比较有孝心；大儿子在家里，常与自己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恰恰就在法院处理此事的一天下午，已过了下班时间，原告李凤敏匆匆来到法院，反映其家里的生活用具被大儿子摔坏，并扬言要杀死她。考虑到原告李凤敏的处境，承办法官先端上一杯热茶，稳定了她的情绪，听她把事情的经过陈述完毕后，拔通其儿子、儿媳的电话，从情、理、法的角度劝说其儿子和儿媳1个多小时，直到其儿子和儿媳情绪缓和，并表示原告李凤敏回家后不再为难她。趁此机会，向原告李凤敏说明其矛盾的根源不在于她与被告刘正芬之间，在于家庭内部的矛盾，希望她正确认识自己存在的不足，配合法院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她与被告刘正芬之间纠纷，同时解决其与儿子、儿媳的矛盾。通过近2个小时耐心细致做工作，原告李凤敏同意通过调解解决纠纷，但要求被告刘正芬赔偿医疗费和律师代理费。看到调解希望后，承办法官及时把握时机找到原告李凤敏的代理人、小儿子和她的侄儿媳妇及时做其工作，促进婆媳矛盾和案件纠纷 的解决。

之后，承办法官通知被告刘正芬到法院，在进一步听取其陈述后进行诉讼风险释明，告知其法院会依法公正办案，充分审查证据的“三性”，根据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若她提供的证据不足，那她就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然后再给被告刘正芬讲理、讲情，讲明凡事要设身处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毕竟原告李凤敏没有文化且年近60岁，要学会体谅他人，毕竟双方既是邻居又是亲戚。经过不懈努力，被告刘正芬愿意与原告李凤敏和解，放弃其全部诉讼请求，但不同意赔偿李凤敏的医药费。

鉴于双方当事人的态度在缓和，加之原告李凤敏一直在反映其大儿子和儿媳对她的态度极端恶劣。做通原告大儿子和儿媳的工作是解决本案矛盾的关键所在，于是承办法官及时通知其大儿子、儿媳和小儿子、儿媳来法院，但大儿子和儿媳来到法院后，态度仍然极端强硬，总认为原告李凤敏在生活中存在问题，导致整个家庭矛盾重重，鸡犬不宁，甚至于大儿子还有想杀死他母亲即原告李凤敏的想法。经过承办法官和庭长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3个多小时，最后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解决了原告李凤敏的家庭矛盾，赢得了原告李凤敏对法院的信任，同意面对面与被告刘正芬和解。第二天，法院邀请了原告李凤敏的儿子、儿媳和侄儿媳妇、被告刘正芬的姐姐以及双方的诉讼代理人一起参加调解，在承办法官 的组织沟通下，原、被告双方各自检讨了错误，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告李凤敏与反诉原告即被告刘正芬均自愿放弃全部诉讼请求，双方握手言和，本案圆满审结。

【案例评析】该案案中有案，不仅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且事实认定存在很大难度，若是就案办案，不仅影响家庭的稳定，而且极易引发恶性案件发生，不利于社会和谐。所以，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牢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办案宗旨，增强政治敏锐性，以其作为女性法官独有的细腻感，及时洞察、发现案件的矛盾焦点，并从矛盾焦点入手，有效化解隐藏在案件背后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促进案件的成功调解，实现了案结事了，体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该案的成功调解给了我们以下五个方面启示：

一、赢取当事人的信任，倾听当事人的心声。审判信为先，尊重当事人，法官在感情上要始终贴近民众需求，真心为民，取得当事人信任，为法官做调解工作打好坚实基础。一是要亲和，要与当事人多谈心，多交心，多沟通，取得当事人的最大信任。二是要理智，善于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为当事人营造以诚相待心平气和的氛围，引导他们缩小意见分歧，消除对立情绪，为当事人创建和解的“绿色通道”。三是运用亲情关联法。一般情况下，法官开始调解时，当事人与法官的心理距离较远，对法官有一种防备心理。当事人有了这种心理，就会对

法官的劝说、引导等调解工作具有排斥性，它会阻碍当事人接受法官的劝说和引导。只有消除当事人对法官的防备心理，才能缩短法官与当事人的心理距离。一位伟人曾说：“如果谈心真的没有自己的私心，完全为别人着想，工作中善心语气，加上道理，会使对方感动得落泪。”说的就是法官在劝说、引导当事人时应注意运用语言的情感性和影响力。对农民，语言要朴实；对老人应稳健，语言节奏放慢。既表示了对当事人的尊重，同时也给人以亲切融洽感，有利于消除心理障碍。如本案的处理就是多听取原告李凤敏的陈述，然后才与其沟通交流，最终用真心和诚意感动了原告李凤敏。

二、运用思想疏导法，以情理法感染当事人。思想疏导是法官针对当事人心理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采取充分说理方式。一是说服教育当事人必须有的放矢。针对当事人的错误诉讼态度和矛盾症疾所在，在说服教育前，要认真倾听当事人的陈述，了解掌握当事人的需要、动机、态度、情感和性格，然后有针对性地说服教育。二是说服要晓之以利害。在说服教育中让当事人知道其不改变错误态度和行为会对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不利法律后果。晓以利害，会给当事人造成内心压力和惧怕感，转变当事人不正确诉讼态度，降低诉讼期望值。三是说理必须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夸大会使当事人产生不信任感和疑惑感，甚至导致信任度降低形成逆反心理；缩小则不能引起当事人

必要的重视。四是情、理、法刚柔相济。法官在调解中应当充满司法公正所带来的正义感，不畏恐吓，用情理法把道理讲透，使当事人折报。法律的规定与法官和颜悦色的调解是一刚一柔。如本案在做原告李凤敏大儿子的工作时先听取其陈述，然后向其讲解法律，晓之以利害，寓情于理，寓情于法，最终消除他对其母亲即原告李凤敏的对立情绪，以解决他们的家庭矛盾。

三、背靠背调解，核算诉讼效益。

先做一方当事人工作，再做另一方当事人的工作，错开时间，避免矛盾激化。同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与诉讼双方当事人算“经济账”，让其掂量诉讼效益，以期各自让步，促成和解。针对本案原告李凤敏的没文化，年龄大且在调查走访中均认为原告李凤敏的“口碑”不好的特点，单独听取原告李凤敏陈述和做其工作8次，每次长达2个小时以上，然后再做被告刘正芬的工作，促进双方和解。加之本案事实难以查清、责任难以分清，所以向双方当事人核算诉讼效益，若双方不能互谅互让，将增加更多的诉讼成本，最终两败俱伤，好邻居是用金钱难以买到的，双方和解了，那双方都赢了这场“官司”，最终促使双方均各自让步，实现了案结事了。

四、引导双方“思前想后”，换位思考缓和矛盾。在调解中找准时机促成双方理性地对话、谈判，让当事

人先后听取对方的陈述和苦恼，怨气适当缓和后，再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想想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同时也体谅对方的难处。心理互换，能让当事人从互换心理位臵想问题，能从对方的角色、位臵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可以有效地增加彼此心理上的沟通，这个方法容易使双方互相谅解，转变态度。本案在背靠背调解后，发现双方的差距已经不远，组织双方“面对面”调解，先后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和怨气，再引导她们换位思考，最终达到和解的目的。

五、发挥调解联动机制，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参与调解，最大限度地主动争取社会力量协助做好调解工作，适当引入与当事人有亲戚关系而且有助于调解的人、聘请的代理人，适当引入这些外部力量参与到调解之中，发挥当事人各方亲友的亲情感化作用，诉讼代理人的穿针引线作用。承办法官在对案件进行调解后，认为距调解成功已经不远，应主动向庭长汇报，请庭长帮助调解。如本案经过村社干部、派出所和司法调解所的调解，且在调查走访中均认为原告李凤敏因没文化、“口碑”不好的特点，在多次做其思想工作疏导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她的代理人和其儿子以及她的侄儿媳妇，最后再请庭长帮忙做工作，最终使双方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

案例推荐单位：名山县人民法院

调解典型案例 篇2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变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各种矛盾纠纷大量产生, 城镇的巨大变化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社会面临着诸多新矛盾, 如房价高攀, 拆迁中引发的家庭矛盾增多, 人们价值观发生倾斜, 道德出现滑坡, 由此产生的房产继承纠纷、赡养纠纷数量激增, 造成家庭不睦。即便是最常见的邻里纠纷, 也不再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涉及物权法相邻权、使用权等法律问题的日益增长。例如我街道2011年26个社区调委会共调解纠纷263件, 成功254件, 成功率97%。其中, 从受理纠纷类别看, 婚姻家庭21件, 邻里纠纷120件, 合同纠纷4件, 赔偿纠纷9件, 施工扰民纠纷11件, 合同纠纷2件, 其他纠纷95件。防止矛盾激化类案件13件。作为一名基层的调解工作者, 我通过一则亲身调解的案例小议新时期人民调解员应具备的素质。

一、纠纷情况

2010年12月3日, 西城区某小区内5号楼4门8号居民李某某家暖气漏水, 淹及楼下6号居民廖某家, 致使廖某家卫生间棚顶出现漏水, 相邻的卧室侧墙也出现了泛黄的水渍。该漏水是由于暖气管老化失修自然开裂而致, 更换这根暖气管需要在楼下廖某家进行施工, 而廖某的卫生间内有装修, 将此管路全部包住, 进行施工势必破坏装修。廖某与物业公司发生矛盾, 要求施工完成后物业公司要将廖家的装修恢复原样, 并需物业公司做出书面承诺;物业公司答应一定尽量为其恢复原状, 但无法出具书面承诺。双方僵持不下, 此管路一直不得修理, 虽然已将控制该管道的供暖总阀门关死, 不再漏水, 但这样也导致该楼门所有双号居民卫生间停止供暖, 并且此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 严重影响居民冬季室温和正常生活, 受影响的居民怨声载道, 矛盾不断激化。

4门2号的居民张某家的房屋位于一楼, 在冬天非常阴冷, 加之属于供热暖气循环末端, 室内温度本已很低, 现在停掉卫生间暖气就更是雪上加霜。2号居民张某向维修公司、产权单位、城管等多个部门反映情况, 要求修复供暖, 未果后找来居委会和司法所, 并提出如若不能恢复供暖, 将关闭位于自己家的自来水总阀门, 停止对楼上所有居民的生活供水, 并关水走人, 去别处居住。

二、调解过程

街道调委会接到调解请求后, 和社区主任立即赶往现场勘查情况, 安抚各方当事人, 防止矛盾激化。调解人员耐心调解, 积极做工作, 一方面劝说廖某要信任物业公司, 信任居委会的监督作用, 并细心对其讲解法律法规, 告诉她暖气属于公共设施的范畴, 而为了美观对暖气私自装修并阻碍修理的行为并不应当;另一方面, 对物业公司没能与住户妥善协商解决而延误修理, 而致使楼下居民卫生间一直无法供暖也进行了适当批评。

调委会曾多次与廖某家以及物业公司进行协商, 廖某也曾同意在调委会的监督下, 无物业公司书面修复承诺也可进行维修施工。可后来反悔, 致使前来干活的工人不得入内。双方僵持不下, 人民调解陷入困境, 但调委会没有推脱, 没有放弃, 而是抓住时机, 积极工作。2011年1月5日, 调委会再次与双方沟通、劝说, 物业公司让步, 同意在居委会的见证下签字。与廖某丈夫王某电话沟通时, 他同意了入户维修, 并约好下午2点在他家见面。可是, 调委会与物业维修人员前去时, 王某爽约, 家中无人。

调解再次陷入困境, 调委会仍旧没有放弃, 经过多次分析案情、精心研究,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 从四个方面入手开展工作:首先, 联系社区民警、街道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信访办等相关部门配合。社区民警一方面协助调委会调解, 另一方面也对僵持不下的局面形成一定的压力, 促使当事人和解;街道综办、信访办等部门为调解出某划策, 指导调解, 并为矛盾激化的可能做出相应准备。其次, 千方百计进行维修, 恢复该楼门居民供暖。恢复居民供暖是保障该楼门居民安定团结、防止矛盾激化的重要基础, 人民调解不仅要调解居民矛盾, 还要维护社会稳定。第三, 理解当事人心理, 排解当事人负面情绪, 逐个做好劝说和法律宣传工作。廖某家与楼上李某某家在漏水刚发生时, 李某某曾口头答应弥补廖某的损失, 但找物业公司修理后便没有再给廖某一个说法, 廖某心中不满, 以至于不信任物业公司和调委会;物业公司五次三番的上门去廖某家修理管道, 廖某要求其签协议而拒绝修理, 造成物业公司也不再积极解决问题;楼下张某家平日就室温不足, 加之卫生间停止供暖, 更是怨气十足。第四, 做好物业维修施工的监督工作, 保证施工文明进行, 尽可能为廖某家恢复原样。调委会要求物业公司做到:一、把管子修理好, 把装修的修复工作完成好;二、后续卫生打扫更要办好, 要做到文明施工。

三、调解结果

1月7日, 维修队准时到达廖某家, 一同到达的还有调委会的主任和调解员。廖某同意物业公司入户修理位于卫生间的暖气管道, 物业公司在调委会的监督下将廖某家卫生间管道外所装修的瓷砖起开, 对管道进行修理更换, 完成后又将瓷砖完好的贴回去, 并将卫生打扫干净。5楼4门住户卫生间恢复供暖。

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出, 居民邻里间的矛盾已不再是简单的吵架拌嘴, 涉及多家多户, 容易激化矛盾, 引发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多数不是一次就能调解成功, 要经过调解员多次细致的工作。调委会在调解该纠纷期间, 与物业公司沟通联系20余次;与6号居民廖某、8号居民李某某、2号居民张某沟通协商几十次, 其中上门去廖某家协商8次、去李某某家协商5次、去张某家2次, 三位居民上门来调委会十余次。调解时, 调委会站在各方当事人立场思考事件, 理解问题, 了解当事人心理, 排解当事人负面情绪。作为一名基层的人民调解员, 面对复杂的矛盾纠纷时, 更应与时俱进, 在变化中不断提升, 在新时期下应具备四种素质:

(一) 一颗爱岗敬业、秉承公正的心是调解的源泉

作为一名基层人民调解员, 首先应当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 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观, 以德修身, 以德服人, 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去引导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明礼诚信, 学法用法, 和睦相处。当事人找到调解员调解时大多都会有渴望公正的诉求, 要来评评理, 因此, 调解员一定要有一颗公平正义的心, 这是做好调解工作的源泉。

其次, 基层人民调解员日常工作面对的是广大社区居民, 每天接待的来访和调解诉求也大多是邻里间的矛盾, 且大多是纠纷要调解员亲自上门去了解情况、进行调解, 而居民白天外出工作, 很多都要等到下班以后调解员利用自己的时间入户调查。

(二) 心理素质过硬、好身体是调解工作的重要保证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心态决定一切。心理素质更为重要。基层调解中有时会遇见因为矛盾激化而情绪不冷静的居民, 势必会将怒火发泄在调解员身上, 甚至会为了达到利益恐吓调解员, 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我调委会在一次调解居民因出租房乱扔垃圾而引发的居民动手吵架纠纷中, 房东要求租户赔偿一万元, 调解员经过调查后平衡了双方利益, 试图和房东协调调解方案, 将一万元赔偿费降为四千元。房东情绪很激动, 认为调解员偏袒租户, 扬言知道调解员家住何处, 几点下班, 要把调解员打伤, 此次租户赔偿的钱他也不要了, 要用这赔偿的四千元作为医药费支付给调解员。此时, 调解员就要沉着冷静, 自我调节心态, 不惧怕、不纵容, 面对威胁要迅速找到当事人的利益点, 安抚情绪, 从对方立场进行劝说和宽慰, 防止矛盾激化。这要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能够消化负面的影响。

(三) 掌握法律知识和过硬业务技能是调解工作的根基

随着新时期依法调解、科学调解成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必然趋势, 人民调解员要在联系实际中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

首先, 要不断提升法律政策理解适用能力。化解矛盾纠纷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现行政策、道德和公序良俗等进行。这就要求人民调解员要关注新闻和时事热点, 学习党的政策, 加强对调解中常用的法律知识的学习。

其次, 人民调解员要善于利用电视台《法制进行时》、《法制日报》、《人民调解》等媒体和刊物进行生活中真实案例的学习和分析, 多收集典型案例, 及时记录和总结, 为日后的调解工作增加经验。

此外, 还要积极参加各项培训, 学习使用规范用语制作调解案卷。

(四) 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是调解工作的制胜法宝

同一起纠纷, 不同的调解员调解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关键就在于言词的运用。话说得不对会使矛盾激化、陷入僵局。话说恰到好处, 会使矛盾瓦解, 化干戈为玉帛。因此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人民调解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调解员在语言运用上要平和当事人情绪, 站在双方当事人角度去考虑问题, 寻求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平衡点, 调解的最终目的是要化解矛盾, 因而调解也是一种妥协, 使当事人各让一步, 是大家都能满意。调解员要注意讲话的语气, 态度要平易近人, 易于双方接受和理解。

基层调解工作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优秀的人民调解员也要不断学习, 体会, 总结经验, 多向有经验的同志和专业司法部门的同志请教学习;同事也要与时俱进, 在新时期的社会环境中, 更好更有力的开展调解工作, 促进地区的和谐稳定。

调解典型案例 篇3

2014年7月16日，中国曲协收到相声作家甲的书面申请，反映其与相声演员丙（根据当事人要求，本文隐去其真实姓名及作品名称）之间关于相声作品《出×××》和《明××》（以下分别简称为《出》和《明》）的著作权纠纷，并请中国曲协调解双方纠纷。

根据甲反映：其一，相声作品《出》系甲、乙合作创作，发表20多年来广泛流传并为多名相声演员表演，其中丙曾多次表演该作品，但仅于20世纪90年代初向两位作者邮寄稿费200元。其二，相声作品《明》系甲创作，丙在担任某高校讲师期间内曾将该作品收录入教材，且未向甲支付稿酬。同时，甲未明确其调解诉求。

按照《中国曲艺家协会曲艺纠纷调解制度（试行）》（以下简称《调解制度》）有关规定，中国曲协权益部作为中国曲协的调解组织，对申请人甲的调解申请进行受理审查。经审查，该起纠纷符合受理条件，权益部同时提示甲获取合作作品《出》另一作者乙的授权，以便于开展调解。其后，权益部与丙进行协商，丙表示同意按照《调解制度》接受中国曲协调解，并授权丁代理其参加该起纠纷的调解。据此，权益部登记受理该起著作权纠纷案件，正式启动曲艺纠纷调解程序。

7月30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一次现场调解。在告知环节，由调解员宣读有关调解制度，并告知当事人有关调解程序及其权利义务。在启动环节，主持人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中国曲协调解，并遵守《调解制度》等相关规定，双方均表示同意。在审查环节，调解员对调解当事人的证件材料及书面代理材料进行审查，甲未能出示乙书面授权，丁出示了丙的书面授权，代理材料符合法律要求，并经甲认可。在申述环节，由申请人甲简要陈述纠纷事实，但未提出主要诉求。在认定环节，由双方当事人对纠纷事实进行认定，均未提交证据材料。在商议环节，由双方当事人根据认定的纠纷事实，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商议，甲表示要与乙商议，在下次调解中再提出具体的诉求。经首次调解，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其一，关于《出》：丙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表演了该作品，并向两位作者支付了200元稿酬，双方并无其他约定，其后丙曾再次表演该作品，表演次数及收入不明。其二，关于《明》：丙并非适格的申请对象，因此甲决定撤回对丙就该作品的调解申请。

9月23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二次现场调解。在确认环节，双方当事人对第一次调解达成的共识再次进行确认。在审查环节，甲出示了乙书面授权，代理材料符合法律要求，并经丙方认可。在申述环节，甲提交了新的调解诉求书，提出由丙一次性支付119630元永久买断《出》的版权。在商议环节，丁提出：第一，对版费的计算方式不认可，既没有先例，也没有依据；第二，丙不“买断”版权；第三，此次调解被申请人只有丙，甲提出其他人使用该作品与丙无关。经调解，双方在作品稿酬金额上存在较大争议。

9月28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三次现场调解。在确认环节，双方当事人对第二次调解达成的共识再次进行确认。在商议环节，经调解，双方达成合意：由丙向甲、乙支付《出》版费人民币3万元，丙获得该作品除人身权外的所有著作权永久使用许可，版费现场一次性付清。甲现场表示对调解结果满意。

【案件启示】

一、调解是化解曲艺纠纷的重要探索和有效途径

当前，在曲艺界里“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老一辈曲艺家本着传承弘扬曲艺事业的良好愿望对侵权行为诸多忍让，众多曲艺工作者受制于立法欠缺、执法偏弱、曲艺自身特性等因素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但是，面对新世纪以来全球数字网络的迅猛发展，曲艺作品的传播方式极大改变，曲艺事业发展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曲艺权益受到更大的冲击和侵害。在此形势下，中国曲协力图探索建立一个曲艺界内普遍认可、信任的平台来依法、有效地调处化解曲艺纠纷，并在调解纠纷过程中使纠纷当事人更加知法懂法，也向更多的曲艺工作者发挥示范、宣传乃至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曲艺纠纷调解，是根据纠纷当事人申请，在中国曲协权益部及各团体会员的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社会公德以及曲艺行业傳统习俗和道德规范为依据，针对与曲艺艺术有关的各类法律纠纷，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调解活动。曲艺纠纷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的一种，它是在民事诉讼之前，依法化解曲艺纠纷的重要防线之一。只要符合受理条件，曲艺工作者即可向中国曲协及各团体会员申请调解，像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一样，通过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调解程序化解双方矛盾纠纷，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法治意识，化解误会心结，增进学习交流，共同营造曲艺界的和谐守法氛围。本案为中国曲协权益部自2013年8月7日成立以来首起正式受理并成功调解的曲艺纠纷案件。通过调解本起纠纷，中国曲协进一步积累了曲艺纠纷的调解经验，对曲艺纠纷特点和化解方式有了初步的探索和认识，《调解制度》及有关文书档案等不断完善健全。

二、依法维权对于曲艺工作者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实现“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对行业自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曲艺的繁荣发展同样需要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引领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以法治宣传为着力点，以行业自律为突破口，以曲艺维权为重要保障，始终高举法治大旗，积极培育法治信仰，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曲艺事业提供行动指南。因此，曲艺工作者按照法律规定积极维权，不仅是法律赋予其应有的权利，也是每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担当的曲艺人应尽的义务。

本案中，著作权人甲已经认识到自身著作权的重要性，并勇于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种做法值得大力宣传和弘扬。同时，通过本案，反映出当前曲艺界对著作权保护的一些误解和态度问题。例如，甲虽然提出调解申请，但一直不愿意明确调解诉求，表示“我维权的目的不是为了钱”，直到第二次调解前才在调解组织的多次提示下提出有关诉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因此，获取报酬是每一位作者应有的权利，甲作为相声作品《出》《明》的作者，依法有权提出获得报酬的诉求，同时其维权行为也能为曲艺界推进作品依法流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再例如，双方在调解过程中提到相声作品《出》很多人都在演的问题，也反映出不少曲艺工作者“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认为当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即使该行为含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对其也难予惩戒。通过本案的调解，有利于曲艺界进一步摒弃这类错误的观念，树立起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正确价值观。

三、合作作品的所有作者共同享有作品的著作权

合作作品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者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两个以上的法人、其他组织共同创作的作品，称为合作作品。《著作权法》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

合作创作是曲艺界比较常见的创作方式，不仅有利于创作灵感的激发和碰撞，也能增近感情与合作，因此成为曲艺创作的重要选择。作为合作作品的每一位作者，当共同作品的著作权受到他人的侵害时，都有权利单独请求赔偿和享有诉权，不仅如此，还应当向自己的合作伙伴宣传法治理念，鼓励其他作者一起依法维权，通过获取授权等方式，集合更多的力量形成维权的合力。

人民调解典型案例(二) 篇4

（二）“谢谢你沈所长，要不是你们来调解我们两家的矛盾，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呢？”，“真的感谢你们司法所，为我们两家的事做了主，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是发生在上窑镇马岗村村民沈某与王某两家院子里的一件事。

事情还得从八十年代初期说起。20多年前，沈某与王某两家几代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只有一墙之隔，彼此相处和睦，十分友好。当时在双方父辈活着的时候，其中一方为了方便，便和另一方协商搭一面山墙，双方均表示同意，这些年来彼此也都相干无事，也同样非常和睦的相处着。可是到了2008年，因沈某家房屋破旧、漏雨无法居住，便要重新建造，沈某说这面山墙是属于自己所有，而王某不承认，于是双方便发生了矛盾，一直争吵不休，经村调委会调解多次均无效。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找到镇司法所，申请调解。该所同志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调解。调解中，司法所同志感到非常为难，双方均无《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地产权证》，而且从房屋的前墙来看应属沈某所有，从房屋的后墙看应属王某所有，从现场无法认定权属。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僵持不下，司法所所长沈立武同志当机立断，根据实际情况，以相邻关系入手，对双方分别进行了法律知识宣传，并以有利于两家今后生活、生产的原则，提出了调解意见。让双方都让出这一面山墙，并且要求两家无论谁重新建房时都要离此山墙20厘米，以后形成一条淌水沟，留作两家共同出水，永久不得侵占。双方对司法所同志提出的意见，都表示能够接受，于是在现场签定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发生了本文开头一幕。点评：

人民调解案例 篇5

交叉路口事故起

2013年3月14日13点10分，被申请人李某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沿29团纬十一路行驶至经2路交叉路口时，与申请人张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申请人张某受伤，两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后经库尔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责任认定：申请人张某负此事故次要责任；被申请人李某负此事故主要责任。

人身伤害赔偿高

申请人张某要求李某赔偿，申请人张某住院期间的伤情检查费用、误工费、营养费用和摩托车损害修理费用共计1371.54元。被申请人李某觉得申请人张某要价太高不能接受。属于要求赔偿金额超高。双方未能就此达成协议。

耐心调解促和谐

双方僵持十余日达不成协议，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上午申请人张某打电话来29团司法所请求进行司法调解，29团司法所接完电话便组织人民调解员对此案进行调解。

当天下午，双方当事人来到了调解室。调解员孙雪松首先做申请人张某的思想工作，他根据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和相关法律对二人说：“你这属于漫天要价，偏离了交通法的赔偿范畴，当事人无法承受，不愿赔偿，就是交警和法律部门也不予支持。”张某认定一个理：李某开车把我撞伤，摩托车也撞坏了李某就得赔钱。双方当事人争执不休。

调解员孙雪松是个资深调解员，他结合自己多年的调解经验，对张某开展了有情、有理地耐心调解：“你们双方达不成协议，案子时间越拖得久，到头来一分钱也拿不到，吃亏的还是你们自己。倒不如只要合理的赔偿，有利于自己，也有利矛盾的解决。俗话说，冤家易解不易结，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民调解案例 篇6

一、案例评析

本案属于婚姻家庭纠纷，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时应当本着“有利和谐，方便生活”的原则进行处理。

二、依据法律法规及政策

（1）基本法律关系：本案中的赖欣悦为权利主体，赖平、赖汤丽为义务主体。

（2）法律运用：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三、基本案情及调解

2014年1月22日，我中心接到内江市市中区凌家镇调解员刘德卿电话，协调我们共同调解大治乡永兴村4组赖平与赖汤丽同居生育子女抚养关系纠纷。二人非婚生育一女赖欣悦，现在5岁，赖平与赖汤丽感情破裂且未办理结婚登记，对赖欣悦的抚养问题，双方发生纠纷，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为能够更好的促进赖欣悦的成长，赖汤丽主动找到市中区凌家镇调委会，协调大治乡一起就此分歧进行调解，以期达成一致意见。

调解典型案例 篇7

这一现象表明:在过去的几年中, 尽管法院的调解结案率在连年攀升, 但矛盾纠纷解决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地改善。调解虽然在形式上暂时解决了矛盾纠纷, 但权利人的权利却并未因此得到快速、有效的实现, 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定纷止争”的效果, 基于此, 文章试图从调解制度本身分析案件调解后申请强制执行的原因。

一、调解泛滥、强制调解现象日益严重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方式, 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 就已经盛行, 出现了被誉为东方经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调解率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 致使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 就全国法院来看, 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71.7%下降到2002年30.3%。但进入新世纪前后, 调解这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再次受到追捧。全国各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下降趋势, 从2002年开始上扬, 特别是到2006年上半年, 一些地方法院的一些法官甚至出现了“零判决”现象, 据有关媒体报道, 今年河南某县一名基层法官审理的314起案件, 全是调解撤诉结案, 真正是“零判决”法官, 受到了河南高院的高度赞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股“调解热风”正在蔓延整个民商事诉讼领域。其实, 调解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的缺陷。

(一) 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

有些国家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中国调解的实践来看, 它也具有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 我们的调解优势, 其实就是建立在其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上的。它没有一定的程式, 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为标准。调解内容的正当性也不是来自于法律规则, 而是来自双方当事人的认同, 这就必然造成调解结果对法律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就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 调解也存在执行问题

随着调解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 特别是强制性调解以及调解滥用的发展, 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问题已经日益显露出来, 伴随的其他的社会问题亦将日益显性化。调解执行问题其实是以牺牲公平和公正为代价的, 案件当时是调解结案了, 但是, 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知道自己上了对方的圈套或者失去了法律所给予他们的权利, 则势必反悔, 就目前情况来看, 在我国的调解制度中是不准许当事人反悔的, 生效的调解书是和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正是由于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 该类案件纠纷就势必会进入到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同时,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较在程序上的劣势, 调解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也埋下了大量调解案件最终进入执行程序的隐患。

(三) 调解作用被人为夸大

恰恰相反, 调解泛滥或者强迫调解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矛盾纠纷。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 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和谐的关系。许多调解协议, 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公正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 它只是将纠纷暂时掩盖起来, 因而很有可能酝酿出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 很多婚姻家庭案件, 反复调解, 反复进入法院, 在我们审理的基层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 有的甚至三次起诉、四次起诉, 矛盾都不曾得到圆满解决, 甚至出现一些极端事件, 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审理原告林某某与被告张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中, 两年前林某某因不堪忍受张某某的殴打与辱骂, 把张某某告上法庭, 后来经法庭调解, 原告林某某勉强给了张某某一次机会, 没想到, 半年后, 林某某再次诉至法院, 后经法庭法官苦口婆心的劝说, 林某某又心软了, 为了孩子, 又和张某某一块回家过日子, 最近, 林某某不得不又将张某某诉至法院, 原因是张某某仍然喝酒、赌博、回家打人, 在法官再次劝说林某某的时候, 林某某拿着汽油走进了法庭。在世界上, 最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中国却恰恰强调此类案件必须先行调解。

二、调审不分、审执分离制度让一些法官有机可乘, 投机取巧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活动中, 调解贯穿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法官既是民事诉讼调解活动的主持者, 也是民事审判活动的主持者, 就调解和审判两种结案方式而言, 法官往往更青睐于用调解方式结案, 甚至以自己手中的审判权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结案。法官之所以喜欢调解方式结案, 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调解结案速度快、效率高、周期短, 可以避免当事人上诉

与调解结案速度快、效率高、周期短, 还可以避免当事人上诉问题截然不同的就是判决不仅速度慢、效率低、周期长, 而且还有可能引起一方当事人甚至双方当事人的不满, 从而向上一级法院上诉, 或者向有关部门信访, 当事人上诉后, 如果二审法院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或者信访。部门进行通报, 这不仅影响一审法官的工作质量, 在法官绩效考核中要扣分, 而且还可能影响该法官的晋级升迁;调解结案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调解书不存在上诉问题, 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申请再审又极少发生, 相对判决而言, 调解无疑是一种既高效又保险的方式。

(二) 调解也符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当事人都能接受调解, 当事人之所以能够接受调解, 主要原因如下。

1. 有的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对事实部分争议很大, 而双方又都提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2. 有的案件法律法规、政策界限不甚明确, 有的案件双方当

事人均有一定过错, 当事人对这种案件能否胜诉心里没底, 因而宁愿放弃部分主张, 达成一项折中的调解协议。

3. 法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 这不仅是

因为当事人一般都比较信赖和敬重法官, 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官是大权在握的裁判者, 在法官的反复劝说下, 有的原告就会相信调解确实最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 有的则担心得罪了法官会导致后面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 有的则感到拒绝调解有点太不讲情面。

4. 执行难是当前审判实务中很多法律人都普遍关注的一个

问题, 很多当事人担心将来判决书难以执行, 尽管法律强化了执行力度, 但现实中仍相当数量的判决书未能得到及时执行, 而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 既然是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 原告至少可以期待被告能够自动履行调解书而不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这是非常辩证的。法官办理调解案件非常顺手, 调解结案数量多, 在质量上难免会有一些不足和缺陷, 法官往往是为了让双方当事人早日达成调解协议, 对调解协议条款的约定就会不严谨、不完善, 缺乏担保、违约惩罚条款, 这样就会导致, 履行当中出现争议甚至漏洞, 最终导致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因此, 我们说, 调审不分制度, 也是导致大量民事诉讼调解案件最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 审判和执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诉讼程序, 审判阶段并不需要对案件审结后的执行情况负责, 致使在审判阶段进行调解的法官并不十分关心调解结案后的执行情况, 这就给那些出于各种主观目的而急于调解结案或者片面追求高调解率的审判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便利条件, 一些审判人员在调解案件时, 虽然也能坚持自愿合法、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 但为了早点结案, 对调解案件的履行约束方面往往都很少涉及, 这样可以降低调解的难度, 及时让当事人双方就纠纷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而被告一方则往往利用调解赚取原告让步的利益, 却又不自觉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 甚至把调解当成逃避、拖延履行义务的“缓兵之计”。而调解书生效后, 原告所做出的让步又无法收回, 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为此, 审判人员在结案后又没有督促被告履行调解书的法定义务, 原告最终只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在民事诉讼中, 法院通过调解结案的确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一般而言, 无论是从基本常识上说还是从法学法理来看, 调解都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矛盾解决方式, 调解协议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的, 当事人就应当自觉地履行调解协议而不必过多地依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文章从调解制度分析了案件调节后申请执行的原因。

调解：没落还是复兴 篇8

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长河》中，橘园主人腾长顺遇到保安队长的勒索，想到的办法是委托亲家——当地的商会会长居中调解。最后，以十担橘子的代价保住了整个橘园。虽然吃了小亏，但腾长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他能想象到解决纠纷的方法也只有这些，他不会想去与保安队长对簿公堂，更不会理直气壮地找这些“武装同志”讨个说法。

——尽管这只是小说中描写上世纪20年代湘西的故事，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遇到纠纷，找到一个居中的“第三者”进行调解说和，依然是传统的选择之一。

但近年来，调解这一解决纠纷的古老机制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乡土社会的解体、调解威信的缺失，调解质量的下降，使得人们对这种做法渐渐丧失信心，随之而来则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诉讼。

下降的调解

统计表明，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调解依然是中国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纠纷，呈现下降的趋势。

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80年至1985年的六年时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4200多万件，平均每年600多万件，相当于同一时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10倍。但到2005年，通过人民调解，仅为448万件，与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事案件总数436万件基本持平。

“愿意找人民调解员来解决纠纷的人逐渐减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副会长杨荣新说：“很多人发现，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并不强，只要有一方反悔，随时可以再提起诉讼，而之前的调解只是白白浪费精力。”

实际上，长久以来，人民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复杂的程序，只要矛盾的双方达成妥协即可，这的确开启了纠纷解决的方便之门。但缺乏相应的约束效力，也成为人民调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宁肯花上高额的诉讼费和律师费，也要获得具有强制力的法院判决书，尽管前者是免费的。

来自中国法院网的数据表明，1993年北京市法院一年审判案件7万件，到2004年已经突破30万件。诉讼激增的同时，是法官压力的增大，一线法官的年均审判案件由31件增加到167件。一些法学专家惊呼说，“中国进入‘诉讼爆炸’时代。”

一些人将人们更愿意用起诉而不是调解来解决纠纷，归结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并不这么认为，“没有人愿意花费高昂的代价进法庭，除非这对他们有利，人们愿意诉讼而不愿调解，更应该反思的是，调解制度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满意？”

68岁的王志仁记得，自己在1990年刚刚当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章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时，一年调解的纠纷有30起，但现在，一年只有三四起。“村民们更实际了，一般邻里纠纷越来越少。真正发生涉及个人利益的纠纷时，调解也很难解决。”

削弱的权威

在传统中国，大多数从事调解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或是家族长辈，或是地方士绅。在一个“熟人社会”当中，尽管产生矛盾，但是顾虑到日后交往的需要，多数人不愿意就此决裂，而双方都熟识并认可的中间人，则成为调解得以成功的实施者和保障人。但现在，随着流动性的增大，“熟人社会”不复存在，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变得越来越罕见。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区治安、民间纠纷调解联合接待室的调解员欧阳明琪，自2005年4月到如今，已经调解了300多起纠纷，但在涉及纠纷的这数百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原来认识的。他感慨说，要调解别人的纠纷，最难的事情是让双方都来相信一个陌生人。“无论对谁多说几句，就会有人反驳说，你为什么老向着对方说话？”

这并不能看作是调解员的尴尬。相比于20年，甚至10年前，调解员面临的不仅仅是纠纷对象的巨大变化，就是他们所依赖的组织机构，也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102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84万个左右。仅仅是因为一些企业改制破产，10年间减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有4万个。

“过去的调解，可以凭借家族权威，或者组织的权威，现在，则更多的依赖个人的威信。”杨荣新说。

对此，王志仁深有感触。他记得，过去村民之间闹矛盾，口头禅是“走，上大队说理去。”而现在则是，“王书记，你给评评理。”由于处事公道，年纪较大，近20年的调解经验，已经让王志仁充分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但仍然有许多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的调解难题。“现在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什么人能全都说了算的。”

质量的忧虑

杨荣新自1950年代就开始研究人民调解制度，到过多个省份进行过调研。曾经一年，他到了广西，一个调解委员会主任告诉他一个案例。当地有两个村民谈恋爱，已经生活在一起。后来女方怀孕，但男方却怀疑孩子并非己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男方主动分居，女方则找到调解员请求帮助，并声称如果调解失败，自己就跳江。

无奈之下调解员找到男方，但男方并不认可，提出要求，除非女方敢在正月十六中午十二点跪在村中神庙前赌咒。调解员为了劝和，要求女方照此办理，女方果然答应并照做了，两人最终和好。

调委会主任询问杨荣新，这样做调解到底对不对。杨荣新回答，结果好，但做法不提倡。“很难要求每一个调解员都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但正是这批热心公益的人支撑着人民调解的根基。”

实际上，在全国500万左右的调解员中，具备专门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统计显示，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调解员近200万。而低素质的调解员，也正是导致调解质量难以保证原因之一。

“过去有很多做法，调解不是出于自愿平等的原则，而是为了完成政治指标，进行‘和稀泥’式的调解，从而导致调解质量存在严重隐患，调解结果反反复复，反而浪费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

一份有关人民调解的调研报告曾列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村庄两户人家打架，其中一户被打伤，花费500元医药费。调解员居中调解，原本两户都不同意和解。调解员对被打者说，对方愿意100%赔款。而对打人者说，医药费花去了1000元，你只需付一半即可。在这样调解下，双方同意和解。但随后，双方得知真实情况后，又起纷争。

调解典型案例 篇9

9月3日，0司法所及时介入一起村民之间的聚众斗殴纠纷，成功的预防了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0镇梁西村，梁坊村小组和前坊村小组之间，一直就因为土地归属情况而有纠纷。而土地归属涉及到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比较难确认。无论怎么判定土地的归属，另一方都不服。两个村小组为此经常发生口角和小摩擦，并经常为此上访。虽然司法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收效甚微。9月3日，前坊一村民赶集路上与梁坊村一村民发生口角，进而引发打斗，后来经路人劝解离开。梁坊村村民认为自己吃了亏，回村召集了一百多人，带了鱼叉、铁棍等工具，就要去前坊村报复。0司法所得到通知后，马上和派出所的民警、综治办的工作人员赶到梁坊村，对该村的村民做好维稳工作。当时该村村民还很激动，表示一定要去前坊村报复。我们耐心的劝说，并对其承诺，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会追究前坊村的打人者的责任，现在重要的是送伤者住院治疗。经过大量的劝说工作，梁坊村的村民暂时冷静下来。同时，派出所的民警也去前坊村拘留了打人者。梁坊村村民看到事件的跟进，也知道打人要负法律责任，于是也就渐渐的平息了，慢慢的散开了。

0司法所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