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标准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标准（精选8篇）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标准 篇1

济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

第一编

先秦文学

概 说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先秦文学概说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2课时

一、教学目的

了解先秦文学的背景和概况。

二、教学意义

先秦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学习先秦文学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它对先秦文学的发展进程和成就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教学重点

先秦文化背景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先秦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

四、教学难点

先秦文化与文学的一体性；先秦文学观念的模糊性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先秦文学是指从远古时代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

一、先秦时期的社会状况

先秦文学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步形成的封建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一）原始社会分为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原始群阶段大约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当时人类群居而生，使用石器作生产工具，并学会了钻木取火。在大约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前，中国进入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大约是母系氏族时期的氏族首领。随着男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有了变化，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可能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首领。在氏族社会里，人们从事渔猎牧畜为主的集体劳动，并有了农业和缫丝业，生产力很低，没有压迫剥削，氏族首领由部族选举产生，不享受特权。父系氏族公社中晚期，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解体。

（二）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中经商朝和西周，结束于春秋战国之交，前后共一千六百多年。奴隶社会由于使用了青铜器，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农业、手工业有了相当发展。在政治上，奴隶社会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国家组织，设置了“百吏”管理政教，军事和农业等事，制定了法律和残酷的刑罚。周王朝时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武王、成王两世，共封立诸侯国七十一个。春秋初年，开始使用铁器和牛耕，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鲁宜公十五年（前59年），实行“初税亩”，井田制瓦解，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诸侯势力逐渐强大，王室因之衰微。公元前475年，田氏代齐，这是封建制时代的开始。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世卿分晋，历史进入了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对峙争霸的战国时代。

（三）战国时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发展，都市繁荣。七国间为适应频繁的兼并战争，都相继进行了革新或变法。在思想文化方面，私人著述讲学，教育走向民间，“士”阶层活跃于政界和学界，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这些都是这一时代的历史特点。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空前强大，终于在公元前211年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二、先秦文学概况

（一）诗歌和辞赋

1、原始诗歌

原始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它出现于原始社会，是在原始人类为求得生存发展的集体劳动中产生的，如《弹歌》和《伊耆氏蜡辞》，反映了原始人类狩猎生活的情景和战胜自然的愿望。原始诗歌是集体的口头创作，它以劳动为主题，带有不同程度的原始宗教意识，是歌、乐、舞三者结合为用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

2、《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它内容丰赡，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其中民歌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诗经》句式以整齐的四言为主，多用重章迭句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语言丰富多采，朴素优美，音节自然谐和，富有艺术感染力。

3、《楚辞》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吸取民间文学营养，利用楚国民歌的传统形式，创造了句式参差灵活的“楚辞”体。他的作品有《离骚》，《九章》等二十多首光辉诗篇，这些诗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比喻生动，词藻绚丽，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树立了榜样。《诗经》和《楚辞》，形成了后世诗歌发展的《风》、《骚》传统。

（二）散文

先秦散文从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发展而来，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又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

1、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殷周时代，开始以散文的形式记载历史事件，《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古代文献资料汇编的散文总集。《尚书》之后开始以散文写史，《春秋》即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提纲。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了《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三部重要的历史散文著作，它们在体例、叙事和文辞上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显示出先秦散文的卓越成就。

2、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哲理性的论辩性散文。它是伴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作有《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公孙龙子》等。诸子散文在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和文体发展上，具有共同的时代特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其中以《庄子》和《孟子》文学成就最高。

（三）寓言和神话传说

1、先秦寓言

寓言是用虚构假托的故事来寄寓某种事理的一种文学体裁。在先秦散文中保存有大量寓言，这些寓言故事生动，短小精悍，寓说明书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2、神话传说

远古神话传说是在原始人类解释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中产生的，如《女娲补天》、《鲧禹治水》等。一些部族间的战争，也在《黄帝杀尤》、《共工与颛顼争帝》等神话传说中生动反映出来。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一样，是集体的口头创作。

第一章 上古歌谣与神话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上古歌谣与神话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4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上古歌谣与神话的发展概貌；

2、掌握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和内在意蕴；

3、了解上古神话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二、教学意义

上古歌谣与神话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内容丰富、特色明显，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习这部分内容，对以后课程内容的理解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教学重点

1、上古歌谣与神话的主要内容和分类；

2、上古神话的艺术特色。

四、教学难点

1、上古神话的体系性；

2、中国是否存在“史诗”的争议。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一、上古歌谣

上古歌谣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是上古先民集体的口头创作。上古歌谣最初起源于劳动，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杭育杭育”之类的劳动号子。后来随着劳动对先民思维能力、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的锻炼发展，有节奏的呼喊逐渐为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这样，一种富于韵调和节奏感的真正诗歌便产生了。再后来作为一种有节奏的语言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先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于是，即便不在劳动场合，它也同样使用，从而显示出上古歌谣的丰富多样性。上古歌谣尽管比较丰富，但 因为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绝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古籍里偶有记载，也多是后人的伪托，如《南风歌》（《孔子家语·辩乐》）、《卿云歌》、《大唐歌》（《尚书大传》）等。比较接近原始形态或较为可信的上古歌谣，只有《弹歌》（《吴越春秋》）、《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神北行》（《山海经·大荒北经》）、《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及甲骨卜辞和《周易》里的一些卦爻辞所保存的歌谣。另外，尚有一些目存辞亡的上古乐舞，如《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古乐》）、黄帝《云门》（《周礼·大司乐》）、《清角》（《韩非子·十过》）、舜乐《大韶》（《尚书·益稷》）、禹乐《大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代表着先民的重要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上古歌谣的内容

我国现存上古歌谣，从题材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劳动歌谣。这类歌谣是最早出现的上古诗歌，它们对劳动行为的再演和生产经验的总结，是先民有意识创作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是现存上古歌谣中一首最典型的劳动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从内容和形式看，都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他们制造弓箭和射猎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描绘和歌颂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还洋溢着先民对自己学会制造猎具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对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同时，短歌本身还兼有总结劳动效率的目的和功用。

2、祭祀歌谣。这类歌谣表现了上古先民幻想祈神降福或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意识。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祈祷式的祭歌，表现的是先民对神的畏惧、屈从、祈求和献媚，目的在求神降福；一种是咒语式祭歌，表现了先民反抗和征服的意愿，他们相信可以凭借语言的力量喝令、胁迫神祗服从人的意愿，让神保佑人类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前一种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片）。后一种最突出的是《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一首祷祝丰收腊祭百神时的咒语式祭歌，它句句是命令，喝令神化的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语辞坚决，声威凌厉，全无顶礼膜拜的祈求色彩，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与此性质相同的，还有《神北行》：“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是首驱逐旱神魃的咒语祭歌。它以幻想的祭歌语言，驱除旱神，以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与祈求式的祭歌相比，这类祭歌更能显示出先民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自然斗争的强烈意愿。

3、图腾歌谣。这类歌谣是先民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作的诗歌。图腾是上古先民在探索生命本源过程中误认的部族始祖，是部族的保护神兼祖先，倍受部族成员的崇拜与颂扬。流传至今的上古图腾歌谣已寥寥无几，典籍上保存的大都是有关图腾乐舞的记载，而歌词均不可考，如《玄鸟》歌颂的是葛天部氏族的图腾玄鸟（燕子），《云门》歌颂的是黄帝氏族的早期图腾云等等。现今保存下来的此类诗歌，仅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的一首《燕燕往飞》。虽然歌词只有“燕燕往飞”一句，但有关情况记载较详：“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关于商氏族的始祖契为玄鸟所生的神话，《诗经·商颂·玄鸟》及《史记·殷本纪》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玄鸟即 5 燕，是商族的图腾。这句歌辞在如醉如狂的图腾崇拜中，正表现了商族先民对祖先的无限依恋和向往的深情。这类歌谣对先秦诗歌的抒情表意及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4、婚恋歌谣。上古时代的最初婚恋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含情脉脉，多表现出粗犷、野蛮的特点。这在《周易》爻辞所保存的较古老的短歌中有所体现。如《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这是写野蛮抢夺婚的诗，反映了上古确实存在过的抢夺婚习俗。另外如《咸》卦卦爻辞，是记录一对夫妇新婚之夜生活的诗，洋溢着一片自然的生命热情和冲动。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及私有制时代，作为两性之间稳定持久的爱情应时而生。上古婚恋歌谣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最有名的是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古老情歌的《候人歌》。它只有“候人兮猗”四字。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接着他省视南方，女久盼未归，便唱出了这支歌。诗的前两个字是实词，后面两个字是感叹词，强烈表现出涂山氏女悠远缠绵的思念和焦灼急切的心情，表达明朗、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与《候人歌》不同，上古歌谣也有表现婉转含蓄、微妙情趣的情歌，如《周易·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这首诗虽仅十字，但它却是一首美丽的牧场情歌。小伙子拿着刀杀羊，却不见血；姑娘承筐而装，篮子却是空的。时人唱出这支戏谑性的短歌，来打趣两人因情有所钟而心不在焉的情景。短诗没有言语表白和信物暗示，但把两人无言相契的爱情表现得含蓄有致，生动有趣。

5、战争歌谣。战争是上古社会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其时的歌谣也记录了当时战争的各种情况。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诗是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情景的。有的仍擂鼓示勇，有的在坐卧休息，有的因失去亲人而伤痛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短短十字，音节顿挫地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再如《周易·同人》爻辞经整理后为：“同人于门，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敌。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于郊。”此诗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战斗过程。战前兴兵，拜祭宗庙；战斗中，先伏后攻，先失利而后得胜；凯旋归来后在郊外庆祝胜利。由这些绘声绘色的描摹中，令人仿佛听到了古老的杀伐声，看到了上古战争的礼仪、部族成员奋勇作战的身影及失败的悲哀和胜利的欢欣。

（二）上古歌谣的艺术特征

1．它是集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上古歌谣绝大部分是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葛天氏之民的乐舞情形：“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三人”说明是集体演唱，“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投足”是小步为节拍的舞姿，“八阕”是八支原始歌曲名。八阕的唱辞已亡，但从曲名看，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生产劳动有关。多人挥牛尾投足而歌的情形，形象说明了上古歌谣多具综合性艺术形式。

2．再现生活的直接性。上古歌谣源于生活，又直接表现生活。它对生活的再现是直接的，即兴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什么，纯任自然，坦白直率。这与《诗经》选择典型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的细节展现现实和抒发情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它明显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源头。

3．语言简朴、节奏流畅。我国上古歌谣语言都极为简朴，大都是二言、三言或四言，复杂一点的句子很少见。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生产、艺术落后，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整齐，因而与之相伴的诗歌也就自然简短。其次与先民的思想能力和语言水平较低有关。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发为诗歌，自然也简短质朴。再次是当时艺术表现手法不成熟，单一的叙述手法，没有雕琢，没有夸饰，质朴 无华。上古时歌谣虽然简朴，但并不平淡寡味，我们读上文所举的短歌，总感到它们的语言极为精练生动，节奏韵律畅快流动，朗朗爽口。

4．以赋为主的表现手法。汉代文人曾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三种之中，上古歌谣最常用的是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兴”极其少见。这是因为“比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和艺术的长期积累过程，而赋是一种即兴式的直接铺陈事物的艺术方法，不需要这个过程，因而它成为我国上古歌谣的基本表现手法。如《弹歌》用赋法叙述整个过程，《候人歌》直陈涂山氏女候禹不归的焦灼、惆怅之情。不过，在上古歌谣中的直陈中也包含着描写成分，随着直陈中描写成分的增加，有些客观描写便积演成“有意味的形式”，从而具有了艺术意象的“比兴”意义。如《周易·明夷·初九》以“明夷于飞，垂其翼”起兴，来比喻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这已和《诗经》里的比兴基本相同。可见，上古歌谣的“赋”的手法，也是后世诗歌创作中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与源头。

二、神话

神话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它的产生，首先与远古时代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有关。先民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世界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及变化，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能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其次，与上古先民解释自然、抗争自然和提高自身能力的强烈渴望有关。这种渴望，促使先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及问题进行思考，并力图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解释与描述。再次，与先民们的原始宇宙观和原始思维有关。原始先民相信万物有灵，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他们崇拜图腾、信仰巫术、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与此相联系，原始思维也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内容，以人与自然互渗为原则，以直观感性、充满情感和富于想象力为特点。因而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赋予以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

（一）神话的保存、分类和基本内容

我国神话具有多族多源的特点。一般所说的神话主要指唐宋以前汉族经籍所记载的古代神话。这些典籍主要有《诗经》、《庄子》、《韩非子》、《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风俗通义》、《三五历记》、《列子》等。其中，以《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保存的神话较多，尤以《山海经》最多，而且接近上古神话的原貌。我国神话原本应是很丰富的，可惜由于我国文字繁难，记录不便；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尚实用，罢黜玄想，不语怪力乱神和远古的荒唐之说；由于神话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化等因素，没有得到完整系统的记录和保存，只剩下零碎的很少一部分。

我国现存神话，按表现内容可分以下几类：

1、开辟神话。这类神话是探索天地创始、万物生成和人类起源奥秘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盘古、女娲神话。盘古是南方神话的开辟神，女娲则是北方神话的开辟神。盘古神话起源甚古，但记录较晚，现知最先记录此神话的是三国人徐整，他在《三五历记》中记载了盘古开辟天地和化生万物的神话。这则神话表现了南方上古先民对天地开辟的认识，其天地创生前混沌宇宙观，是原始思维混沌性、象征性、神秘性和重直觉、感悟性的体现，对我国后世的浑天说有着直接影响。女娲神话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之一。最早记载它的是《淮南子·览冥训》。女娲挽救了一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是宇宙和人类的再造神。不仅如此，她还是人类的始祖，《风俗通义》载有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表现了北方先民对人类物质起源的朴素认识，至于其中富贵贫贱的观念，则是阶级社会等级分化后的产物，是后起的。女娲因造人有功，所以后世被尊为高禖神，专主人间男女婚姻。这一神话，将人与万物同源合体，共生交感，彼此相融，物我不分，朴素地认识到了世界的物质性。女娲形象，又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及影响，也显示了人类敢于与天地奋斗的伟大气魄和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表达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2、自然神话。在我国上古神话中，自然神话是最先产生的一类神话，多以风、雷、鸟、兽、草、木为描述对象，反映了先民敬畏和征服自然的心态。这些神话在流传中被先民予以充分的人格化，如“雷神”、“海神”、“水伯”等。其中，最有名的是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前者见《山海经·北山经》，它是讲溺死东海的炎帝之女“女娃”变成的“精卫”，为了征服海洋对人们生存所构成的威胁，以其娇小之躯要衔西山木石填平大海，充分表现了远古人民英勇顽强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后者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它是讲动物神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杖化邓林的故事的，形象表现了夸父无私无畏的悲壮精神和初民企图认识、征服太阳的强烈愿望。

3、英雄神话。英雄神话表现了先民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它们朦胧意识到了人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人。其主角是半人半神或受神力支持的“英雄”。这类神话数量较多，较有名的如《鲧禹治水》和《后羿射日》。前者是以上古先民与洪水搏斗的现实为基础创作的。鲧在洪水滔天时，挺身而出，救民于洪水之中，因“不待帝命”窃息壤以堵塞洪水，而被杀于羽郊，但他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又破腹生禹，继续他未竟的事业。禹总结经验，以疏导的方式治水，在黄龙、玄龟等帮助下，经过13年栉风沐雨的艰苦奋战，终获成功。它歌颂了治水英雄鲧禹父子，反映了先民征服自然的伟大胸怀，及对自然规律的新认识，表现了他们的勤劳、勇敢与智慧。后者是人类征服旱灾的颂歌。具有神性的羿是位射箭能手，在虫兽和十日严重侵害人类生活时，他奉命而出，连除七害，战胜了旱灾，充分显示了先民与自然斗争的信心和力量。神话中的“十日并出”，实既“假日”或“幻日”现象；“弓箭”，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对先民战胜自然的威胁起了很大作用。先民通过神话塑造了善射之羿的形象，将征服自然的愿望在幻想中得到实现。

4、传奇神话。这类神话主要是关于异域奇国、怪人神物的神话，反映了初民企图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改造自身生活环境的愿望和理想，形象奇特，富于奇趣，具有超现实性、超自然性。此类神话，数量较多，涉及面广，较多载于《山海经》中，如《大荒南经》中“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的“驩头”，《海外西经》中“一臂三目”、“能为飞车”的“奇肱民”，《海外北经》中的吐丝女，《海外南经》中的羽民国、长臂国、厌火国等。

（二）上古神话的基本特色

我国上古神话有着自己鲜明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在思想内容方面，其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我国上古神话是原始先民现实生活的反映，从中随处可见当时先民为生存而从事劳动创造的情况。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和大神，大都是杰出的劳动者和创造者，如盘古开天辟地，女 娲炼石补天，后稷教民稼穑等皆属此类。从神话中，还随处可以看到先民同大自然斗争的具体情形，如鲧、禹、后羿等英雄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威胁，他们与之顽强搏斗，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神话里，还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斗争的真实面貌，如黄帝与蚩尤之战，反映了部族间的斗争；刑天与帝争神，反映了部族内部的冲突。

第二，将人神化，重视人的力量和人的社会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民族性格。我国上古神话，无论是对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的“真”的探索，对勤劳、勇敢、正义、善良的善的礼赞，还是对崇高、粗犷、神奇、悲壮的美的歌颂，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民重视人类自身的思想、情感和性格，表现了他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理想的热烈的憧憬，表现了他们立足现实人生、自强不息、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奋发昂扬的乐观精神。鲧被杀了，还破腹生禹，继承其未竟的治水大业；夸父死后，手杖竟化作邓林，继续造福苍生；女娃淹死在东海，冤魂却变作一只精卫鸟，誓志填海。这诸多死而不已、奋斗不息的神话形象，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化身。

艺术方面的特色：

第一，表现出了为人生、以人的生存为中心的原始艺术精神，展示了我们民族未来的艺术思维特征，对后世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发生了重大作用。

第二，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表现，并不直接、具体，而是通过其幼稚幻想加工过的变态现实。他们一方面把自然力加以神话，一方面又敢于同它进行斗争。在原始生产生活的斗争实践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无数神话中的英雄形象，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富于理想、意志坚强、积极进取、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第三，成功运用了后世所说的幻想、想象和夸张、拟人等浪漫主义手法。先民们在万物有灵的思维基础上，常常把事物拟人化，并对对象进行奇特的想象和夸张描述。对于害人的怪物，他们总是将其描写得异常凶恶，如人形而牙长五、六尺的凿齿，牛形、赤身、人面、马足的猰貐；而对于人类有功的神或神性英雄，则将其神力予以大胆夸张，如女娲、后羿、禹、黄帝等都被描写得气魄宏大、威力无边。其他如共工怒触不周山（《淮南子·天文训》）、巨鳌戴山（《列子·汤问》）及《山海经》里种种殊方异物、奇人怪事的神话，都具有此艺术特点。

第四，体现了悲剧美与崇高美的统一。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既富于悲剧情怀，又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

第二章 诗 经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诗经》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10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诗经》的背景；

2、掌握《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3、了解《诗经》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影响。

二、教学意义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文化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

三、教学重点

1、《诗经》包括的内容题材类型及其代表性作品。

2、《诗经》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

四、教学难点

1、《诗经》中各种祭祀诗及其与当时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

2、《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理解。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一、《诗经》的编集、应用和流传

（一）《诗经》的名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这些诗歌在先秦时代通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到了西汉初年，被奉为经典，称作《诗经》。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二）《诗经》的编集。《诗经》中的诗歌编订成书，过去说法很多，主要说法有三种：一是采诗说，二是献诗说，三是删诗说。大多是后人推论，并无充分的周秦古籍记载。今天的通行说法，《诗经》的最初编集者，可能是周王朝的乐官太师，是他们进行搜集、整理、加工、配乐而成为“诗三百”的。

《诗经》中的诗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也称为《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6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两部分。《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颂》中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合称三颂。《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

风、雅、颂，是《诗经》按乐调的分类。“国”犹“方”，指地域。“风”是乐调。“国风”就是地方的乐歌。“雅”字通“夏”，周人当时称王畿为夏，所以《雅》实际是产生于西周王畿的乐歌。“颂”与“容”古字通用，即“形容”，颂诗就是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歌舞辞。

就产生的时代来说，一般认为：《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

（三）《诗经》的应用和流传。《诗经》在春秋时代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流传。首先是贵族阶层很重视学诗。学诗可以丰富学识，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借以喻志或讽谏。其次是“诗三百”被用作教科书，为儒，墨等学派授徒讲习。孔子更把学诗当作从政、立身，立言的一门学识。《墨子》、《庄子》、《苟子》著作中也都多处引诗。这说明，到战国时代，“诗三百”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传习了。

《诗经》遭秦火焚毁之后，到了汉代又得流传。传《诗》者先后有四家。《鲁诗》大师是鲁人申培，《韩 诗》大师是燕人韩婴，《齐诗》大师是齐人辕固，《毛诗》大师是战国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毛诗》自东汉以来最为盛行，马融为《毛诗》作传，卫宏作序解说每篇诗旨，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这就是现在通行的《诗经》。齐、鲁、韩三家诗分别亡于三国、西晋和宋代。

二、《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真实地反映了殷周时代的社会风貌。《诗经》三百篇的思想内容大致分类及代表作品是：

（一）反映劳动和生产的诗篇。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周南》中的《芣苡》，表现了一群劳动妇女边采芣苡，边唱山歌的生动情景，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积极创造物质财富的欢快情绪；《葛覃》记叙了女奴们给贵族家割葛、煮葛、织布等劳动情形，反映了奴隶劳动的繁苦，《豳风·七月》按时序逐月地写出了男女奴隶们的全年农事活动，反映了西周奴隶们终年劳累和痛苦的生活。

（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诗篇。例如《魏风》中的《伐檀》，写奴隶们在伐木劳动中责问和讽刺统治者的不劳而获，表达了奴隶们对奴隶主阶级的无比愤恨和反抗情绪，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还有《硕鼠》，诗中把奴隶主比作“大老鼠”，高喊它们不要再来吃庄稼，充满了对寄生虫的蔑视与厌恶，并表示要走向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乐园；又如《王风·葛茧》，写一农夫被奴隶主压榨得无法过活，只好背井离乡，流浪要饭；《邶风·北风》写统治者政治残暴，百姓相携逃去，等等。

（三）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的诗篇。例如《唐风·鸨羽》，写一个长年在外的服役者，遭受不得安居的痛苦，反映了徭役对农村生产和家庭生活的破坏；《小雅·何草不黄》写征夫控诉兵役不息，征人劳瘁，表达了对残忍无道的统治者的愤恨；《豳风·东山》通过一个役满归来的征人在还乡途中的复杂心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描绘了战后农村的破败景象，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映了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又如《秦风·无衣》，表现了战士慷慨从军，团结友爱，共同抗敌的豪迈感情，反映了人民团结御侮的爱国精神；《小雅·采薇》表现了卫国战土不辞艰苦、不怕牺牲的爱国激情，也抒发了连年战争中战土久戍思乡的凄楚心情。这首诗洋溢着爱国热情，生动感人，是我国文学爱国主义传统的先声；《君子于役》一诗，描写一个农家妇女怀念久役应归的丈夫的情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种徭役给被压迫者带来家人不得团聚的痛苦。

（四）反映爱情和婚姻的诗篇。例如《周南·关雎》是《诗经·国风》的第一篇，也是全书的首篇。这篇民间情歌，描述了一个男子对一个姑娘一往深情的追求，表现了古代人民对美满的爱情生活的渴望。《邶风·静女》生动地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秘密约会，反映了下层社会男女之间爱情生活是比较自由而欢快的。《召南·摽有梅》写仲春欢会，姑娘向小伙子表白心迹，表达了已逾婚期的女子急于求嫁的愿望。《秦风·蒹葭》写一个小伙子在秋天．的早晨跑到芦苇塘边去遥望意中的姑娘，表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帐惘情绪。《郑风·狡童》写一个正在热恋中的小伙子忽然不跟女方讲话，引起少女的怀疑痛苦之情。再如《鄘风·柏舟》，写少女反抗母亲干涉婚姻自由的坚定意志，她勇敢地表示出“之死矢靡它”的决心。反映婚姻和家庭不幸的诗篇，如《邶风·日月》，写受虐待的妻子，辛酸地哭诉丈夫的绝情。《唐风·葛生》，写了少妇丧偶，孤苦无依中痛不欲生。

《邶风·谷风》和《卫风·氓》都是诉说“弃妇”不幸之作，揭露了春秋时代劳动妇女的苦难命运。

（五）反映社会黑暗腐朽的政治讽刺诗篇。例如《邶风·新台》，揭露了卫宣公霸占儿媳宣姜的乱伦 丑行；《都风·墙有茨》暴露了卫国宫中的淫乱；《秦风·黄鸟》反映的是以人殉葬的野蛮习俗。诗篇通过对殉葬者的哀悼，控诉了秦国暴君的凶残，表达了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怒与憎恨。《小弁》讥刺昏王听信谗言，斥逐贤臣。又如《大雅》中的《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桑柔》揭示了政治贪暴，引起士大夫忧国伤时。这类诗直接反映了当代的时政，虽然其写作目的是为了挽救王朝的覆灭，但由于其对社会问题揭露深刻，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六）古老的祭歌与颂扬祖先创业功绩的史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片断记载了周民族从始祖后稷出世一直到武王灭纣的许多传说和历史故事，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周民族发祥、创业、建国的经过，是该民族的史诗。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里的绝大多数诗篇，是奴隶制社会的生活写照。作者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能通过完美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抒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譬如《七月》，以铺叙直陈的手法，展现了一幅古代农奴悲惨生活的真实图画。诗篇不仅概括地描绘了一年的全部劳动过程，而且通过鲜明的对比，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平，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恨。《伐檀》和《硕鼠》，表现了奴隶们在繁苦剥削压迫下的觉悟和反抗；《君子于役》、《东山》，反映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氓》、《柏舟》，揭示爱情、婚姻的种种悲欢。这些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而且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述，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二）赋、比、兴是《诗经》中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方法，它们同风、雅、颂被称为诗的“六义”。尤其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古人一般认为赋、比、兴是用，即表现方法。风、雅、颂是体，即表现的内容、体制。这里谈谈“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的艺术效果。

“赋”就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其写法特点就在于“直”，而不加譬喻，把要表达的内容有层次地叙述出来，给人以明确而完整的印象。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的变化，由春至冬分类排比地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诉其苦，事事铺陈，整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农奴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赋这种表现手法，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面，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能够给人以整体感，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

“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它是用形象事物来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给人以真实感、形象感，增强诗的感染力量。如《卫风》中的《硕人》，连用六个比喻来描绘硕人的手、肤、领、齿、首、眉的美艳，形象地赞美了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姿容和神态，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比的表现方法，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似的特征或共同属性，以形写神，将抽象的事物诉诸形象，从而深化了主题。

“兴”，就是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凭借自然界的事物，先起个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感情的表现方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涛经》中运用兴的方法，有时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关雎》，以睢鸟的和鸣引起下文男女求偶的联想；《周南·桃天》开头“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两句，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初嫁少女容光焕发的艳美。有时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描绘了一幅萧疏清冷的意境，为抒发忧伤失望的心情，渲染了浓烈的气氛。有时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交交黄鸟，止于棘”两句，与下文 控诉殉葬制度没有什么联系，它只起个协调韵律的作用。好的起兴，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能把读者引入诗的意境之中。诗三百篇中的赋、比、兴多是结合为用的。

（三）复迭是诗三百章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复迭又叫复沓或重章迭句，即各章的词句基本相同，中间只更换几个字，反复咏唱。它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感情得到尽情抒发。如《伐檀》，全诗三章采用章节复沓的形式，诗中更换的字词起到了层层深入表现诗歌主题的作用：“伐檀”、“伐辐”、“伐轮”，显示了奴隶有干不完的活儿；“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困”和“县疆”、“县特”、“县鹑”，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剥削；“胡取禾„„兮”，表现了奴隶极大的愤怒。每章又以“素餐”、“素食”、“素飧”作结，对统治者表示出极大的讽刺。涛中运用上述手法，层层揭露，层层讽刺，再现了劳动场面，深化了主题，同时加强了控诉力量，突出了劳动者的抒情形象，也使诗的形式整齐完美，便于歌唱和记忆。

（四）四言为主的句式和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诗经》中的基本句式，是四言一句，但也有不少诗句突破四言定格，在四言中又杂以二、三、五、六、七、八言句，在整齐中显示出参差错落之美。

《诗经》是诗歌的语言宝库，词汇丰富多彩，用词生动准确。《诗经》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双声字、迭韵字和重迭字，这不但丰富了语汇，而且写景状物，拟形传声，使诗歌更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

四、《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它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崇高的审美情趣与精湛的艺术手法，一直哺育着我国历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它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启迪了历代诗人，都以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作为诗歌创作的庄严使命。伟大的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都以风、雅、比、兴为标准，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优良传统。

《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世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诗经》中运用的比、兴手法，为历代诗歌创作所沿用；《诗经》的章法句式，韵律语言，都成了后世文入学习运用的楷模。

《诗经》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民歌，为后世诗人学习民间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向民间文学学习，从而发展中国文学事业，这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第三章

楚

辞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楚辞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10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楚辞》产生的背景和大致创作情形；

2、了解屈原的生平和创作概况；

3、掌握《离骚》、《九章》、《九歌》等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4、掌握宋玉等楚辞作家的创作成就。

二、教学意义

《楚辞》是先秦时期在楚地兴起的一种诗歌体式，带有极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作家以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为代表，作品风格瑰丽奇绝，情感深沉，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三、教学重点

1、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九歌》、《九章》的内容和艺术成就；

2、屈原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

四、教学难点

1、对《离骚》等作品内容主旨的理解；

2、楚辞的艺术特色。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一、《楚辞》的产生与编集

（一）《楚辞》是战国时代在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新体诗。

（二）《楚辞》标志着先秦诗歌发展的一个新高峰。它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旬式，以六字句和五字句为基本句式，大大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它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和神话色彩，想象丰富，辞采绚烂，音节和谐，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三）《楚辞》是中原文化和楚国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成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楚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南北文化的交流，为楚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楚国的现实，屈原在政治上的遭遇，他的非凡的文学才能，并重视向民歌学习，便使他能够创造出“骚体诗”。特别是楚国的民歌直接孕育了《楚辞》。另外，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楚辞》的产生有直接影响。这一带民间巫风很盛，祭祀时则歌舞以娱神，所以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声，也蕴藏着许多生动优美的神话传说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因素都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总之，楚辞是在楚民歌基础上，不断地经过加工修改，到战国时代屈原时，作为一种新体诗，正式由文人创作定型。

（四）《楚辞》编集成书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今天所见到的最早集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说，西汉末期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等人仿效屈、宋的作品，又加入自己拟作的一篇，合为一集，定名为《楚辞》。因此，《楚辞》这一名称，又是以屈原为首的一群作家的诗歌总集的名称。刘向辑本早巳亡佚，今所存者是王逸的《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为作《补注》。

二、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一）屈原（前340——前277）名平，字原，与楚王同宗。其先祖为楚国屈、景、昭三大贵族之一。屈原二十岁左右就参与政事，曾任怀王“左徒”（职位仅次于楚国最高官职“令尹”），“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颇受怀王信任。

（二）屈原的政治主张是：对内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弊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坚持合纵联盟。这一进步主张遭到了楚贵族的反对。他们诬陷屈原居功自傲。于是屈原被怀王疏远，并先后两次被流放。第一次是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左右，被放逐到汉北（今湖北省西北部）；第二次是在顷襄王十三年左右，被 放至江南（今湖南一带）。当时屈原已年近五十，流亡生活长达九年。他曾长期生活在穷乡僻壤、深山大泽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在这样的逆境里，屈原创作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不朽诗篇，抒发了对昏庸楚王的怨愤，对祸国殃民的群小的憎恨，以及对祖国、人民忠贞不变的热烈激情。公元前277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而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地自沉于汩罗江，以身殉国。

（三）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载25篇。王逸《楚辞章句》中的篇目是：《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恰是二十五篇。但《史记》中还有《招魂》，而不把《渔父》算作屈原作品。《招魂》从内容来看，应是屈原所作；《渔父》一篇，疑为后人拟作。

三、《离骚》

《离骚》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首长诗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之时，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在长诗中，诗人发表了他的美政思想，表白了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思想感情，叙述了他在国家危难关头的焦急与义愤，表现出他坚持节操、反对奸邪的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反映了楚国政治的黑暗，广大人民的疾苦，以及诗人为国为民不懈奋斗的平生，也说明国家命运与个人休戚相关。长诗思想境界高超，文采华美，想象丰富，感情浓烈。

（一）《离骚》三部分的层次及大意

第一部分，抒写诗人的身世、抱负、政治遭遇中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的斗争决心。这部分又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开头至“来吾导夫先路”，自叙世系、生辰、名字、品性、修养、抱负和先天的“内美”、进取的自修，表达了忠君报国的政治态度。

第二层，“昔三后之纯粹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引古鉴今，感叹不已；揭露党人的丑态，表明自己的高尚心迹。

第三层，“长太息以掩涕兮”至“固前圣之所厚“，叹息朝政腐败、怀王昏昧，斥责群小嫉贤妒能，表明自己决不妥协，不改变志向。

第四层，“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岂余心之可惩”，叙述自己在极端苦闷中的矛盾心情，表示宁死也不改变初志。

第二部分，写诗人驰骋幻想，探求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这部分又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女耍之婵嫒兮”至“露余襟之浪浪”，假设女婴劝告，向重华陈词，重申忠忱，以古讽今，愤世伤时。

第二层，“跪敷衽以陈词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写自己既得中正之道，便上下求索；到了天门，欲见天帝而不得，再求女而无所待。

第三部分，也是诗人幻想中的追求。这部分也分两层：

第一层，“索菱茅以篷簟兮”至“周流观乎上下”，借灵氛和巫咸的劝告，提出远离楚国的设想，进—·步揭露腐朽，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的顽强精神。

第二层，“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未了，写诗人决定离开楚国，去寻找明主贤君，而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心情。

“乱辞”概括了全篇要旨。长诗在一片悲剧气氛中终篇。

（二）《离骚》的思想内容：

1、提出了“美政”理想，要求政治革新。“美政”的具体内容，即效法古圣贤君“举贤授能”、“修明法度”。诗人主张不分出身贵贱，唯贤是举；改革弊政，取消贵族垄断政治的特权。他竭力抨击违背法度的黑暗政治，指控腐朽贵族钻营取巧，谄谀求宠，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他还大胆揭露楚王的反复无常和昏庸无能。

2、诗中洋溢着热爱国家关心人民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诗人关心祖国的前途，为了改变祖国昏暗政治，他不顾个人祸福荣辱。他始终为祖国的富强而斗争，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即使追求救国的幻想破灭，他也始终不离开祖国一步，最后以身殉国，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3、坚持正义，反对奸邪，表现出“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诗人的一生，始终处于险恶的现实矛盾之中。但他坚持理想，决不同流合污，更不向恶势力妥协，一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贯穿在《离骚》全篇之中。

（三）《离骚》的艺术成就

1、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形象。长诗热情地歌颂了诗人忠贞爱国、同情人民以及与邪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高洁情操，从而使诗人屈原本身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不朽的爱国诗人的典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离骚》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它吸收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它不是用直接的形式来表现现实和作者的理想，而是更多地通过幻想的形式来抒写。作者以奇特而丰富的想象，将现实的事物，寄托在超现实事物的形象之中，因而使作品产生了离奇曲折的情节和奇丽异常的艺术形象。这样，不但深亥姚揭露了现实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强烈愿望，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3、发展了比、兴艺术表现手法。在这里，比兴已不局限在修辞手法与遣词造句上，它渗透在诗篇整体的艺术形象构思中。诗中用众多比喻构成一连串的艺术形象。这些比兴形象，是互相关联的，诗人借以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草木的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社会内容。这样，不但使诗篇文采斑烂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我国诗歌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境界。

4、创造出新的诗体形式和精美语言。《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了楚民歌的韵调与句式，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既增加了内涵容量，又增强了表现力。在语言运用上，《离骚》大量吸收楚国民间方言，特别是“兮”字的运用，增强了诗的抒情气氛，增加了诗句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四、《九歌》、《九章》及其它作品

（一）《九歌》的产生及其艺术特色。《九歌》是一组宗教祭祀歌词，是一组风格独特的抒情诗。“九歌”这个名称来源很古，楚国民间原来就流行一种祭神乐歌。屈原根据楚国南方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加工润色的一组抒情民歌，就是现在流行的《九歌》，共十一篇，包括《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礼魂》一篇只有五句，是祭祀结束时的送神曲。其它各篇分别祭祀一种神灵，其中有天神、地祗和人鬼三类。

《九歌》保存了民歌原来的精神面貌，有独特的艺术风姿，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神灵形象和美妙神奇的境界。这些诗中的神灵，多来自神话世界，兼有人和神的双重特点。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它善于把人物心理刻划和环境气氛描写，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它的语言清新秀媚，情味悠深，既有自然优美的单纯，又有锦绣繁织的含蕴，还有飘香放彩之绚烂。

（二）《九章》的思想内容。《九章》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诗歌的总称，多是诗人流放期间片断的生活记录。九篇诗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内容都与诗人的身世有关，更侧重于现实的描写。《桔颂》与其它各篇不同。它通过对桔树的描绘，赞颂了桔树的坚强特性，从而寄托了诗人秉德无私、横而不流的崇高志节。其余八篇和《离骚》的思想内容基本一致，叙述诗人被放逐后的不幸遭遇和忧国伤时的悲愤心情。比如《抽思》、《哀郢》是倾诉对郢都的怀念和忧国忧民的感情的。《涉江》、《悲回风》、《怀沙》是写诗人在艰辛悲苦的流放生活中，因谗见斥的愁苦心情和宁死不变节操的志向的。

（三）《桔颂》和《涉江》的风格差异。《桔颂》共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诗人满怀激情地对桔树的各个部位进行了描述和赞颂。“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表现了爱国之情；“绿叶素荣”、“曾枝剡棘”、“青黄杂糅”，．表明生命力的旺盛。“精色内白”，“纷绢宜修”概括了磊落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识。后一部分，诗人是把桔树作为人格化了的年轻人的形象来赞美的。诗人从抱负，志趣赞起，再一次强调扎根楚国，热恋故土的爱国精神；接着赞美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洁身自好的情操，谦虚谨慎的作风，公正无私的品德，坚强不屈的意志；还把他比作古代的节义之士伯夷，明确地表示要以他为自己的朋友和榜样。诗人热情奔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全篇基调乐观开朗，色彩绚烂明快。

《涉江》是屈原放逐江南时的作品。诗人先叙自己高贵的品质，远大的理想以及与黑暗现实的矛盾，慨叹楚国没有人了解自己而被放逐涉江南下；接着叙写流放途中的经历，他忧念国事，眷恋故土，流露出远离故国的痛苦感情；又写溆浦这个流放定居之地的荒寒景象，抒发处于这个环境的悲苦心情，表示决不变心从俗；紧接着用历史上“忠”“贤”的遭遇自比自励，重申自己志向的坚贞不渝；最后描绘整个社会黑暗昏浊，奸人当政，贤人失位，慨叹自己生不适时，再次表示决不妥协的态度。诗中所表现的悲愤失意的心情，与《桔颂》所表现的激昂乐观情调迥然不同。

第四章

先秦历史散文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先秦历史散文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12课时

一、教学目的

了解先秦历史散文的繁荣背景和大致发展过程，掌握其主要作品《左传》、《国语》、《战国策》的主要内容和文学特征。

二、教学意义

先秦历史散文成就辉煌，既是历史文献，又是富于文学意味的作品，其代表者《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周详、描画人物精致、语言各有特色，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三、教学重点

1、《左传》的思想内容和文学特色；

2、《国语》的思想内容和文学特色；

3、《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和文学特色。

四、教学难点

1、《左传》的叙事性特点及其描写战争的艺术成就；

2、《战国策》的语言运用特色。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一、历史散文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散文是指先秦时期以记言、记事为主的散文著作，它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一种文体，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学现象。

（一）甲骨卜辞

中国古代散文产生在文字发明之后，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记言、记事文字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是殷商时期为了占卜吉凶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记事文辞，其内容主要是殷代从盘庚到纣时遗留下来的关于祭祀、畋猎、畜牧、农业、战争等的占卜记录。由于刀契刻写困难，这些卜辞虽记事简短，但文句已形成了初步的语言规律，有的竟记叙出一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句式活泼可读，初具文学趣味，可看出书面记叙散文的雏型。

（二）《易经》卦爻辞．

《易经》是巫卜之类编著起来的卜筮书，其中的卦爻辞内容涉及到当时的婚姻爱情、畜牧劳动、．出征打猎和宗教祭祀等等，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卦爻辞中的记事文字比甲骨卜辞更趋完整和浑熟，并善用象征和比兴手法，语句古朴凝炼，描写生动，有更多的文学色彩。甲骨卜辞和易卦爻辞的语言还只是实用记要性质，属于我国古代散文的萌芽发展阶段。

（三）《尚书》

1、《尚书》即上古之史书的意思，它是殷周两代古老的官方文告汇编，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的散文总集。

2、《尚书》的体例，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大部分，其中《虞书入《夏书》是后人伪托，主要部分是《周书》。《尚书》的文体主要有典、谟、诰、誓、训、命六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浩体”，即君上对臣下或上级对下级的告谕之辞。

3．《尚书》的内容主要是尧舜至春秋时代一些君主和大臣的讲话、誓辞、政令的记录，反映了上古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某些统治经验，如举贤安民、明德慎罚、反对淫逸等。其文辞简约，语言朴实，有记事，有议论，有较完整的结构，中心明确，某些地方使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段，·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特征。，但其语言古奥艰涩，佶屈聱牙。《商书》中的《盘庚》篇是重要的代表作品，记载的是殷商的中兴贤主迁都殷地时告谕臣民的三次讲话。它要言不繁，中心明确，夹叙夹议，语言生动，富于感情色彩，鲜明地塑造了智慧、果敢、坚毅、具有远大眼光和改革精神的盘庚形象。

（四）《春秋》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史为主，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 480）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各国大事，重在考察政治的成败得失，总结兴亡治乱的教训，从中反映出作者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鲜明的思想倾向。《春秋》记事简约，按时间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遣词造句十分审慎，一字之中竟能寓褒贬、别善恶，故有“微言大义”和“春秋笔法”之说。

二、《左传》

（一）《左传》原称《左氏春秋》，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它是在《春秋》经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叙具体历史事件原委的著作。它的作者，司马迁、班固说是孔子同时稍后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但唐以后的学者多有异议。现一般认定《左传》是战国时人以《春秋》为纲，依照它的编年体制，广泛搜集和参考当时各种史籍，根据自己的史学观点写成的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作者已难于考证。

（二）《左传》思想内容的进步性表现在：赞美和歌颂明君贤相以及他们的辉煌业绩；斥责和批判暴君酷吏的乏德丑行；揭露社会矛盾，反对强暴，同情弱者；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

（三）《左传》的文学成就

1．善于叙事，精于剪裁。它叙述战争和复杂的历史事件时，真实生动，重点突出，有条不紊，委婉周详，富有故事性。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这是一场头绪纷繁的大战役，涉及到的交战国达十一个，人物众多，事件复杂，传文中虽不乏两军激烈交战场面的简略描写，但作者自始至终都围绕着晋楚争霸这一主要矛盾来选择和组织材料，着重描写战争的起因、背景、战前的心理状态，战略战术的运用、外交策略的谋划，将帅的个性气质等等，突出总结“尚德”还是“尚力”是战争胜败的关键这一主题。传文再现城濮之战的全貌时，层次至为清晰。作者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和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依次写出战前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多方面的准备，到不可避免的两军激烈交战过程，直至战争后果的交代，这一切都叙写得脉络清楚，从中又预示了晋胜楚败的必然结局，显得非常自然真实。

《左传》叙事方法多种多样，“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序者，以逆叙者，以类叙者，以次叙者，以牵连而叙者，继续叙者，错综叙者，假议论而叙者，夹议论而叙者，先叙后断，先断后叙，且叙且断，以断作叙。预提于前，补缀于后，两事合一，一事合两，对叙插叙，明叙暗叙，颠倒叙，回环叙，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其法莫备于左氏”（章学诚《文史通义》）。这种不拘一格特别是断续开合的叙事方法，在晋楚城濮之战的传文中表现得很突出。楚军围宋，宋求救于晋，但“齐、泰未可”，是一开。晋文公“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结成了晋、齐、秦、宋四国军事联盟：激怒楚军开仗，是一合；楚军君臣不协，楚成王命令楚军统帅子玉离开宋国“无从晋师”，象不打了，则一开。子玉意气用事，不听楚王令，“使伯棼请战”，要打了，则一合；子玉使宛春告释宋之围，好象不打了，又一开。晋文公“执宛春以怒楚”，曹、卫宣布和楚国绝交，激化了矛盾，又二合；“子玉怒，从晋师”，真的要打了，再一合。但晋军又退避三舍，仗不能立即打起来，着实一开，使读者一闪一闪急不得就，直至落笔到晋、宋、齐、秦分别率军进驻城5B，以为下面可以写战争了，却忽然接写晋文公听到军中谣谚，产生疑虑，则又开；再写文公“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甓其脑”，因此惧怕，象不敢打了，又再一开。然后跌落到斗勃下战书，文公登墟观师，真的打起来了，才着实一合。作者抓住战争本身形成的两军忽开忽合的特点，用开合手法委曲详尽地写出了战与不战中的反复，只见峰峦迭嶂，层层起伏，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2、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左传》或选取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和行动来显现人物的生动形象，或在诸多 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心理活动与性格特征，或通过故事情节的补叙丰富人物形象，或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深化人物的本质特征，等等。手法非常高妙。

3、语言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特别是书中写出的大量外交辞令，更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能力。

三、《国语》

（一）《国语》是按国别记载历史的著作，所记年代上起于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76），下止于韩、赵、魏灭智伯（前453），共五百多年。全书二十一篇，计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它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宋以后有人置疑，至今尚无定论。

（二）《国语》分国记载一些政治、外交活动中的对策谏说，反映了春秋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暴虐有所揭露。从文学角度看，《国语》有些篇章记述了生动曲折的故事，在叙述中刻划出人物性格。《国语》的文字简明质朴，记言详明丰富，一些谏对之辞写得十分出色。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文，扼要记述了国人起义厉王被逐这一事件的始末，记事和记言间错进行而又融为一体，言为事而发，事又为言验证。文章重点在记言，因此记事简略，但记召公谏辞一段却很精彩，其主要手法是引譬论证，很富于文采和说服力。召公首先阐明“防民之口”的恶果，提出使民畅所欲言的主张。他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面溃，伤人必多”的形象比喻，说明严禁人民说话，后果必然是危身误国，呼吁周厉王要重视来自民间的舆论，“宣之使言”，听取民意作为治国参考。接着召公又引用古代天子从十二个方面纳谏求治的事例，进一步说明广开言路、求通民情，才能“事行而不悖”的道理。然后又从正面以土地有山川田野能增加财用衣食为比喻，形象说明人民能否自由发表意见，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兴衰，绝不可忽视。最后，在正反两方面阐明了“防民之口”的利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出“雍民之口”必将败亡的结论，以期引起厉王的警觉和采纳。召公特别强调民言是“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在这种情况下以暴力镇压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因而“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这一诘句推断出的委婉结论与上文“川雍而溃，伤人必多”的比喻相呼应，显得分外严密有力。这些比喻和例证，恰切地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雍民之口”的利害申论得极为透辟，说理精当绵密，周详婉曲，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表现出召公的深谋远虑和善于言辩的性格特征。但是这番精警的言辞，王却不听，这又反衬出厉王的昏庸暴虐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记言既能阐明事理又能刻画人物，这是《国语》文章的一个特点。

四、《战国策》

（一）《战国策》的成书、定名、体例与记事年代《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时代纵横家、策士、侠士的言论和行动的史书。作者并非一人，或是战国时代各国史官记述，或是策士自己所记，名因亦不定，其初是《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西汉刘向整理考订后，名为《战国策》，体例与《国语》相同，按战国时期秦、齐、楚、魏等十二国次序，编为三十三卷。它的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

（二）《战国策》的主要内容

《战国策》主要记载奔走于各诸侯国间进行游说的策士们的捭阖之术，表现纵横家的思想和活动，反映出战国间复杂激严苎政治斗争和**的社会生活，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社会±的丑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中也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许多政治开明，坚持正义，反抗强暴、济怜弱 者的君主、卿相、士人、下吏的生动事迹，反映了战国时代民本思想的发展。

（三）《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能以人物性格发展为中心，组织情节，安排结构，写出人物的系列完整的生动事迹，如《齐策·齐人有冯谖者》；或以事件为中心，穿插人物，发展情节，在完整的事件发展叙述中，写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如《燕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

2、长于叙事，长于细腻描写，长于人物性格刻画。《战国策》善于选取典型的人物事件用绚丽的词藻作精细的描绘。在人物刻画上，许多篇章笔调灵活，手法多样，刻镂细腻，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全书四百九十七章，所写人物多达六百余名，其中秦昭王、赵威后、苏秦、张仪、冯谖、荆柯等近百名人物形象刻画得活跃生动，风姿各异。例如《秦策·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谋求功名利禄的经过，集中而鲜明地刻画了苏秦的形象。苏秦先以连横说秦，使出了揣摩、迎合、雄辩和激将的手法，放言高诵，以耸人听闻的言辞煽动秦惠王“非兵不可”，用武力征服六国。但因惠王刚车裂商鞅，疾恶辩士，不为“连横”之策所动。苏秦游说失败，作者细腻而夸饰地描绘了苏秦的肖像和心理：“（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愧色”。他潦倒归家后，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父母不以为子，炎凉的世态更加刺激他以“引锥刺股”的坚忍精神去追求富贵显达，终于身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这时，作者是这样来描写家人的反映和苏秦的感叹的：

父母闻之，清官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呼!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对比手法从家人对苏秦潦倒落魄到发迹显贵的“前倨后卑”态度的鲜明变化上，写尽了当时人情世态的丑恶，揭露了金钱富贵对人的灵魂的腐蚀。苏秦纵横家的形象，从当时炎凉的世态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矛盾对立关系中，从场面的紧凑描写中，生动地突现出来。同时，作者还运用直接的心理描写来展示苏秦独有的精神世界。文章中写了三段苏秦发自内心的、具有真情实感的独白，暴露了世态的炎凉和苏秦利欲熏心的内心世界，显示出人物鲜明的个性。使我们感到炎凉社会的特定环境形成了苏秦的丑恶性格，是十分合乎情理的。

从《苏秦始将连横》一文对苏秦形象的刻画上可以看出，既对人物的肖像、风貌进行传神写态，又能通过人情世态的对比和典型化的内心独白来深刻揭示社会及人物心灵的本质特征，这比起《左传》和《国语》的人物描写技巧又有所发展。

3、语言富艳华彩，词藻凝重。

从文辞看，《战国策》和《左传》也有不同。《左传》是史家之笔，讲究婉约严谨，准确信实。烛之武的说辞体现了这个特点。而《战国策》是表现纵横捭闽的策士之辞，“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它文笔生动，纵横驰骋，富于变化，讲究辞采和气势，叙事状物声调铿锵，酬畅淋漓，在语言上有多方面的成就，比喻、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运用得又多又好，又善用寓言故事来说明事理，形象性很强。《苏秦始将连横》一文中苏秦游说秦惠王的两段说辞就很有代表性。如第一段说辞： 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觳、函之固。田肥美，民殷画、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

这一段，对句、排句迭出，大肆铺叙夸张秦国的地势、物势、政势、军势，民势，句式整饬中富有变化，声调铿锵和谐，词锋雄辩犀利，造成了夺人的气势，具有强烈的鼓动性。这比起烛之武的说辞，在语言表达技巧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第五章

先秦诸子散文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先秦诸子散文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12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先秦诸子散文的背景和发展概况；

2、掌握《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的主要思想和艺术特点。

二、教学意义

先秦诸子散文是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表达其思想的文字载体，除了其思想主旨外，在文学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带有很强的个性色彩，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很大。

三、教学重点

1、先秦诸子散文的阶段发展；

2、《论语》的艺术特点；

3、《孟子》的艺术成就；

4、《庄子》的主要思想和艺术成就；

5、《荀子》的写作特点。

四、教学难点

1、《孟子》散文的论辩性特点的理解和掌握；

2、《庄子》散文独特艺术魅力的掌握。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一、诸子散文的产生和发展

（一）诸子散文是适应春秋战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因其应用功能而发展的。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思想的大解放，出现了“士”的阶层。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为诸侯贵族在政治外交方面设计献谋，奔走游说；或者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提出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案。他们互相辩驳，争论不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处士横议、渚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使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昌盛。诸子散文较之前代的散文，有了飞跃的发展。

（二）诸子散文发展的标志与时代特色：

1、在思想内容上，诸子散文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对现实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2、在文风上，诸子散文各自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3、在语言上，诸子散文都十分讲究文彩和修辞。

4、在文体发展上，诸子散文已确定了论说文的体制。

二、《论语》、《孟子》

（一）《论语》

孔子（前551——前479）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在教育事业中“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论语》一书即是孔门后学记录孔子及其门人们言语行事的语录体著作，全书二十章，成书最早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编集者已难考订。

《论语》的文学性表现在：

1、善于通过人物言行的具体描绘，或记述一些生活场景和事件，或设置一定的故事情节，来揭示事理，从中也反映出说话人的思想性格及风貌。例如《先进篇》中《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就是典型刻划人物的一个精彩的短篇。

2、记录了一些小故事，如《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章、《子路从而后》章、《长沮、桀溺耦而耕》章等，这些故事叙事的成分较多，设置了简单的情节，刻画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

3、言简意赅，朴素生动，富有哲理和感情色彩，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的语言风格。

4、文辞多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高度概括了人们在生活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或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显得文约义丰，蕴含深邃，发人深省。

（二）《孟子》

《孟子》尽记载孟子与其弟子们的活动租言论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全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施行“王道”和“仁政”的主张，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同时，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主张“保民而王”。

《孟子》的艺术特色：

1、《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表现出高度的论辩技巧。作者能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善设机巧，层层紧逼，步步追问，表现出一种无可抗拒的气势。《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与《梁惠王下》“庄暴见孟子”两文，就是体现孟子高度的论辩技巧的代表作品。

“齐桓晋文之事”一章记述了孟子向齐宣王宣传仁政治国的谈话经过。开始孟子巧妙地避谈桓文之事，利用齐王想称霸诸侯的野心来诱导他对行王道当天子的兴趣。继而提出“保民而王”的主张，强调“保民”是“王天下”的根本。然后举出齐王不忍牛之“觳觫”而以羊易牛的生动事例，肯定齐王有不忍之心是“仁术”的表现，具有保民而王的品德。孟子用一番迂回曲折又打又拉的言辞，说得齐王又高兴又惭愧，对实行仁政开始感兴趣了。接着孟子在“仁术”二字上作文章，劝勉齐王发扬恻隐之心，推恩爱民，就可以“保四海”，得天下。继而又抓住齐王求“大欲”的要害，从正反两方面，揭破“大欲”会导致兵败国亡的后果，引起齐王思想震动，不得不对“大欲”有所警惕，俯首聆听孟子的说教。孟子因势利导，抓住齐王畏惧后灾的心理，指出逢凶化吉的办法，是反本施仁，明确地告诉他这是“王天下”最好的和唯一的施政措 施。至此，齐王已被引入彀中，甘心承教。盂子就这样一路婉转说来，层层相因，终于打动了齐王的心弦。

“庄暴见孟子”一文是记述孟子劝说齐宣王接受与民同乐的过程。文章的论辩方法与上文类似。孟子首先向齐王发出“好乐”的诘问，以此作为论辩的引线，然后采用欲擒故纵的手法，避开观点对立的一面，以“今之乐犹古之乐”的话来鼓励安慰他，诱导齐王乐于闻教。为了完全掌握论辩的主动权，孟子不直接回答古今之乐并非对立的问题，而是采用迂回包围的战术，先虚设两三个问题反诘：“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将齐王引入彀中，不经意间如实地承认了“不若与人”“不若与众”。接着孟子层层进逼，因势利导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从正反两方面举出“鼓乐”和“田猎”的具体事例，说明不“与民同乐”的危害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人民的关心爱戴，道理阐述得淋漓尽致，最后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综上所述，《孟子》的论辩方法是灵活多样的：或顺应对方心理，启发诱导；或迂回包围，引人入彀；或设问反诘，步步紧逼。文章因此显得跌宕多姿，富于雄辩性和说服力。

2、《孟子》文章文采华赡，清畅流利，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很富于鼓动性如“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在劝说齐王推恩保民时，对齐王的“大欲”先虚设了五个生活享受方面的问题，以一组排偶句式发出连珠炮般的诘问，文辞铺张华赡，酣畅淋漓，已造成蓄势，——待齐王否认，孟子就倚势展开攻击，一针见血地揭露齐王真正的“大欲”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文章纵横开阖，气势很盛，如江河奔泻，辞锋锐不可挡，使齐王难以招架，就好俯首就教。

3、《孟子》文章还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来说明事理，形象生动，引入入胜，’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据近人统计，《孟子》全书使用的比喻，竟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如《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以味美而为人嗜爱的鱼和熊掌为喻体，用“舍鱼而取熊掌”作为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推论基础·，引出本体即文章的中心命题“舍生而取义”，文章由浅入深，并能引人入胜。《孟子》中的寓言也很精彩。“揠苗助长”、“齐人乞墙”，就是构思新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讽刺辛辣的寓言名篇。

三、《庄子》

《庄子》是庄子和他的后学者的哲理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全书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第十一。按传统看法，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亲笔，外、杂篇则出自其门人或后学的手笔。

庄子（约前369——前286）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愤世嫉俗”，对现实采取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主张顺应自然，反对人为，否定是非的客观标准，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他攻击儒、墨，蔑视礼法和权贵，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和揭露。

《庄子》散文的主要艺术特色：

1、善于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很强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的哲理，把文学和哲学融为一炉，使深邃的哲理显得形象具体，充满情趣。例如《逍遥游》，为了阐明“逍遥游”（绝对自由）的思想，作者编织了大鹏乘风徙南冥、小雀翱翔于蓬蒿之间的寓言，暗示这种必须借住风力的：有所待”，并未达到逍遥的境界，为后文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逍遥境界铺垫，使读者从寓言的具体形象中更易理解和接受作者的无所待思想。至于比喻，几乎通篇皆是．，蔚为奇观。寓言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比喻，比喻在物质世界里没有绝对的自由。小的比喻只有一句或几句，如野马、尘埃、天之苍苍，深水负 大舟、杯水芥为之舟、行路聚粮、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等都是比喻。这些比喻，都是要生动说明，大小之物，都是“有所待”的。如用野马、尘埃这样极纤细，轻微的东西，也必须靠生物之“以息相吹”，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大舟有待深水才能漂浮，而芥草杯水就能负载的比喻，再进一层说明万物与客观条件的依存关系。大小之物，尽管“所待”有多有少，但对外物的凭借和依赖都是相同的。这里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比中有比，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得出，“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的结论。全书运用大大小小，层出叠见的比喻，将抽象的思想形象化，显示出高超的说理艺术。

《庄子》和《孟子》都善用比喻，但两者的比喻在创作方法和效果上存在着差异。《孟子》的比喻是现实主义的，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的“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等，《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中的“舍鱼而取熊掌”，都是现实生活中具体可感的事物；而《庄子》设喻的本体多是奇特怪诞的事物，有很大的举造虚拟性，取材神奇，似喻非喻，似真非真，极富浪漫主义色采。如《逍遥游》中的鲲鹏、大瓠、大椿，《应帝王》中的倏和忽等，都是一些世间并不存在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从运用比喻的效果看，《孟子》中的比喻贴切巧妙，主要用于说明事理，使文章引人入胜，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以“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面不见舆薪”为喻，说明齐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原因，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舍鱼而取熊掌”比喻“舍生而取义”。这些比喻都非常通俗明晓，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而《庄子》的比喻，固然是为阐发其深奥的哲理服务，但往往并不直接道破其旨，重在对丛集迭出的比喻作精确传神的描绘，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使人心驰神往，深思方能悟其喻意。例子除上文所述《逍遥游》具有这一特色外，另如《养生主》以“桑林之舞”和“经首之会”描绘庖丁解牛时发出的声响，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种美妙的艺术境界，启人领悟顺应自然方能达此佳境。

2、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夸张大胆，意境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逍遥游》描绘了大鹏展翅九万里的雄姿和青苍辽阔的太空，展现了一个广阔壮丽的意境，显示出《庄子》奇特丰富的想象力。宏伟的想象又离不开夸张。如大到“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鱼，“其翼若垂天之云”的舶鸟；小到野马、尘埃、芥舟、杯水；长寿到“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短寿到“不知晦朔”的朝菌；鹏鸟飞爷南冥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芥舟航行却只在堂坳的杯水中。这些大小、寿天、高低的幻想和夸张描写，把人们带到一个神奇超凡的境界，从而构成了《庄子》文章迷离悄恍、恢宏诡谲的浪漫主义风格。

3、笔法抑扬辟阖，变化万千。《庄子》之文，无不意到笔随，放得开，收到拢，欲行则行，欲止则止，笔法变化无穷，形散而神不散，真是“汪洋自恣已适己”。例如《逍遥游》，开篇即以大笔起首，塑造了一个一举千里、硕大无比的大鹏鸟形象。作者先从大鹏的来历写起，从静态极写鹏形体之大；接着从动态极写鹏气势之大。这一静一动的描写，在大海的广阔背景上，勾勒出大鹏鸟雄伟豪壮的形象。起笔叙事之后，引证《谐》之言，进一步渲染大鹏飞徙南海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气概更胜于前，似乎褒扬得可以，其实这是庄子的先扬后抑的座化之笔。继而就是从极大的鹏鸟和微细的野马尘埃相比，再与介乎大小之间的蜩与学鸠相比，又引出一系列“大小之辩”的比喻铺陈，并推演排列出具有不同德能的人，他们虽有现象的不同，都是“所待”于客观条件，达不到逍遥之境。反复层层申论之后，最后突然急转直下，由开放到收合，由铺垫而点题，开处似断，合处见续．使上文大小各有所待的暗示豁然开朗+尽收画 龙点睛之妙。全文交叉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的不同体裁和笔法，“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林云铭《庄子因》）这很能说明《逍遥游》时断时续，摇曳多姿的笔法变化的特点。

4、语汇生动、准确、丰富、新奇、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如《铠遥游》写大鹏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着一“怒”字，形容大鹏展翅振羽的姿态。写蜩与学鸠，则是“泱起而笆”、“抢榆枋”、“控于地”，廖寥数语，写尽了小鸟不能高飞远行，眼丸如豆然而却自满自足，自鸣得意的情态。这些词汇，运用得极为准确传神。又如写藐姑射山的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神人的肌肤身段是多么峻洁清盈，饮食活动又是多么绝俗神奇!体物入微的描绘，使神人形象极为鲜明生动。这种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笔端融注着作者响往超尘脱俗生活的激情。

四、《荀子》、《韩非子》

《荀子》是荀况及其门徒所作，今本32篇，大部分为荀子自著，小部分出于他的门徒。

荀子是与孟子齐名的儒学大师，其学说以孔子儒学为基础，批判性地吸取诸家之说，最大特征是以礼客法。他反对天命迷信，强调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反对性善说，提倡性恶说，由此特别强调后天教育、环境影响及个人努力。他弟子中著名的有韩非、李斯。

《荀子》文章主要是长篇专题性论说文，这些论文大都善于围绕题目或一定的中心，以类比、引证、比喻、排偶反复说理，层层展开论述，结构绵密严谨，说理透辟，发挥尽致，风格沉着深厚，语言朴素简洁而词彩缤纷，句法整练而富于气势。如《劝学篇》是一篇劝人学习的专论，旁征博引、生动详尽地阐明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的态度、途径和方法，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尤其论述学习态度一段，一连用了九个比喻，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述学习贵在专心致志，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同时，这些比喻又重迭排列，整齐而流畅，气势充沛，音节铿锵。

《荀子》又有《成相》、佹诗和《赋篇》，属文学范畴。《成相》是用楚地民歌形式宣传政治主张的作品，为韵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和所附“佹诗”二首。五赋以四言韵语为主，间杂散文，很象谜语，乃战国“隐书”一体，开了后世咏物赋及说理赋的先河。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中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条理分明，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如《五蠹》以洋洋洒洒近七千言的篇幅，指责五蠹之民对国家的危害，这是先秦论说文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也是《韩非子》的突出特点。《韩非子》有寓言故事三百多个，其中以《说林》上下、内外《储说》最集中。这些寓言，大多生动形象，合意深刻，发人深思，同时情节生动幽默，有较浓的文学色彩，如“守株待兔”（《五蠹》）、“郑人买履”、“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自相矛盾”（《难一》）等等。

第二编 秦汉文学

概 说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秦汉文学概说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1课时

一、教学目的

了解秦汉文学的背景和概况。

二、教学意义

秦汉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学习秦汉文学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它对秦汉文学的发展进程和成就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教学重点

1、秦汉文化背景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2、秦汉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

四、教学难点

1、汉代的经学对文学的影响；

2、汉代大一统的封建政治模式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秦汉文学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到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

一、秦代文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的建立，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秦王朝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又实行了极端严酷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阻碍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兼之它统治时间很短，因此，在文学上没有什么成就。

秦代有作品传世并较有成就的作家只有李斯一人。李斯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散文家，《谏逐客书》是其代表作。这篇劝阻秦王不要驱逐客卿的奏书，雄辩滔滔，议论精辟，富于气势和文采，是一篇著名的政论文章，对后世影响颇大。

二、汉代文学

（一）社会概况

秦传至二世，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公元前202年，刘邦即帝位，都长安，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西汉初期，统治者鉴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曾采取了一些减轻剥削和压迫的宽简措施，使社会经济获得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机会。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武帝刘彻时，社会财富有了巨大的积累，汉王朝已经成为空前统一与强大的封建帝国。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做了不少大事，诸如：实行《推恩令》、《附益法》；却匈奴，通西域，经营西南和西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辞赋，扩建乐府等。这些做法或措施，对汉代文化的发展，均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汉武帝的贪婪、奢侈和残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因此，在这繁荣昌盛的背后，也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武帝之后，虽然出现过“昭宣中兴”之世，但终于还是日趋衰败。西汉后期，随着土地兼并和赋税徭役的日益加重，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和深化，终于被绿林、赤眉起义军所推翻。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在洛阳重建了汉朝，史称东汉。东汉前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利民措施，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于是社会经济又繁荣起来。但东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势力膨胀，政治日趋腐败，并出现了外戚、宦官两大集团相互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从此便陷入了长期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了。

（二）文学概况

汉代文学，上承先秦，下开六朝，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主要文学样式有汉赋、散文、诗歌等。其中，司马迁《史记》中的传记散文和诗歌中的乐府民歌，代表着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汉赋（散体大赋）是汉代最盛行的文体。它是在宋玉赋的基础上，在汉代。“盛中含衰”的社会现实的土壤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汉赋体现了汉帝国的声威和气魄，讽喻了帝王政治上的阙失和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一定的政治意义。再者，汉赋在写作手法、表现技巧、篇章结构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就，对当代和后世的文学产生过较大影响，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司马相如是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的杰出代表。

汉代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政论、记事、抒情议理和史传等几种类型。政论散文以西汉初期最为发达，且成就最高。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散文，能够抓住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议论风发，直抒己见，不仅有的放矢，感情充沛，且又笔锋犀利，遒劲畅达，富于气势和文采，对后世散文的创作影响很大。记事和抒情议理散文，在汉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作家、作品的典型代表；分别是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史传文学的巨著。它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又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乐府民歌是汉代诗歌的佼佼者，代表着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朴素自然的语言，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在我囱诗歌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也开始兴起，并取得了较大成就。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这组文人五言诗，调子低沉，有的还充满感伤情绪，这是东汉后期**现实的曲折反映。《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较之乐府民歌有很大的提高。它语言精炼，描写细致，结构精巧，又不失朴素自然，艺术成就相当突出。它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开始走向成熟阶段，对后世文人的诗歌创作有 着深远影响。

第一章 秦汉散文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秦汉散文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5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秦汉散文的发展背景和概况；

2、掌握汉代论说文、抒情文和叙事文的主要艺术特点。

二、教学意义

秦汉时期的散文主要包括论说文、抒情文和叙事文，它们各自有其表现特征，对中国古文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教学重点

1、西汉论说文的代表作家贾谊、晁错；

2、东汉散文的重要作家王充的主要成就。

四、教学难点

汉代叙事文、抒情文艺术特色的理解与掌握。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秦汉散文主要是继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的。秦代作家仅李斯一人，汉代论说散文进入持续发展阶段。综观汉代论说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祖建汉到汉武帝即位前。此时文化环境相对轻松自由，文士自信心强，责任感大，又有创作时间，故而他们为文形式多样，或为奏、议，或为策、疏等，内容充实，多发政见，或指陈时弊，或总结秦亡教训，或劝告诸侯不要谋反。一般还都有战国纵横家余风，畅所欲言，铺陈壮大，感情充沛，气势逼人。重要作家有贾谊、晁错、邹阳、枚乘等，而以贾谊最为代表。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到元、成之世。此期，中央集权加强，儒术独尊，文士为文，大都依经立义，讲说灾异，论证君权神授、专制合理，征引繁复，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刘向的《谏营起昌陵疏》是其中较有代表的作品。也有一些直陈时事、不傍经典的政论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桓宽的《盐铁论》等是其著名的作品。此外，淮南王刘安君臣的《淮南子》不同于众，别具一格。第三阶段从成、哀之世到东汉中期。此期汉帝国由盛而衰，又由衰而兴，今文经学走向极端，被不少文士怀疑、批判，古今经学随之兴起。与之相应，此期论说散文大都明白晓畅、不傍经典。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扬雄《自叙书传》、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是其代表作。第四阶段是东汉后期。其时，朝政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危机严重，朝野清议之风兴起，清议之文亦随之出现。此期论说散文多发愤之作，指切时弊，不但富于激情，颇有气势，而且骈散相间，注意文采。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是其代表著作。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仲长统。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一、李斯

李斯是秦时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其散文以《谏逐客书》为代表。

《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以下作者紧紧抓住秦王心理，从“跨海内、制诸侯”的远大政治目标出发，说明用客之利、逐客之害，批驳逐客的错误主张。文章首先铺陈秦国历史上四位著名国君重用客卿使秦富强的史实，说明任用客卿于秦有利。接着，铺陈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对异国色乐珠玉唯美是用的事实，以小喻大，说明为实现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对于比色乐珠玉宝贵得多的客卿更应唯贤是用。最后，指出逐客之害。文章末尾，对上述三层内容加以概括。全文铺陈排比，比喻形象生动，气势充沛，音韵铿锵，文采斐然，颇句纵横家说辞的特色，难怪秦王政看后改变了逐客主张。秦朝建立后，他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刻石文，具有法家辞气，清峻峭悍，质朴浑壮，铺张尽致，对后世的碑志文颇有影响。

二、贾谊

贾谊是汉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主要在辞赋和政论散文方面。其赋今存5篇，皆骚体。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贾谊的论说散文以《过秦论》最著名，最富文学色彩。它分上、中、下三篇，基本内容是指斥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的过失，分析秦灭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上篇总论秦攻取天下的形势及其灭亡的原因，中篇具体剖析秦统一后政策上的错误和秦二世仍奉行高诈力错误政策，下篇指陈农民起义爆发，子婴无救亡扶倾才力。文章围绕中心论点，使用铺陈描写和对照手法，将秦自孝公以来的逐渐强大过程，特别是秦始皇时的显赫声势作了极力铺张和渲染，然后笔锋陡转，极写陈涉领导的义军力量之小，而响应者之多，终于推翻秦朝。文中又多设伏笔和照应，多用排比、对偶和比喻，逻辑严密，结构严谨，雄辩滔滔，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文辞富丽，既有纵横家的余风，又有汉代散文句式趋向骈偶的文辞之美的新特点。此文对后世论说文影响甚为巨大。鲁迅誉之为“西汉鸿文”。

此外，贾谊的《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也是两篇极为优秀的论说散文，言辞激切，感情充沛，颇为感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被誉为“万言书之祖”。

贾谊之外，晁错的《论贵贮疏》、邹阳和枚乘的两篇《上书谏吴王》，也是汉初论说文中历来为人传诵的名篇。

三、王充

王充（27年——101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家境贫寒。曾受业太学，师班彪，博通众流百家之学。作过下层官吏，晚年家居著书。所著《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全书融贯百家之说，充满唯物思想，以“疾虚妄”和“征实”为指归，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古圣先贤之说、神话传说，以及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讳迷信、经文学风、俗儒人格等都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文学批评。由疾虚征实精神出发，王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文学“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作了尖锐批判，这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等篇中均有表露。他论文，首重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要求文人要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不能只为“调墨弄笔”、“美丽之观”（《佚文》）。由此出发，他主张文章形式要服从于内容，与内容相统一。因而，他反对文章“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艺增》），但他并不反对必要 的夸张，只是有时把握的度不大好。基于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王充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为文。此外，他还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因袭。总观《论衡》，其文章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流畅，深入浅出，逻辑严密，论证深入，而运笔自然，得心应手。在秦汉诸子中不失为翘楚。

第二章 汉代辞赋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汉代辞赋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4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汉代辞赋的背景和创作概况；

2、掌握汉赋代表作家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辞赋创作的主要成就。

二、教学意义

汉代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学样式，分为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汉大赋最有代表性。汉赋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同时又包含着诸多文化信息。汉赋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教学重点

1、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贾谊及其代表作《吊屈原赋》等；

2、汉大赋的代表作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其代表作《七发》、《子虚赋》、《甘泉赋》等。

四、教学难点

1、对“七体”这种特殊辞赋体裁的理解；

2、对汉大赋“欲讽而实劝”特点的理解。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赋是我国文学中较早自觉的一种重要文体。其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内容侧重叙事状物，兼具抒情说理功能。汉人习惯于将辞和赋视为同一体裁，以赋统辞，统称为辞赋。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辞是指“楚辞”一类的诗歌，多是便于歌唱的韵文。赋虽受“楚辞”的影响极大，但它已脱离音乐，更多采用散文手法。二者的写作侧重点、押韵规则、句式形式、结构组织等均有不同。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而盛行于汉。秦代赋创作很少，据《文心雕龙·诠赋》言“颇有杂赋”，然今皆不传，难窥其貌。

汉赋被清人焦循、近人王国维称为“一代文学”，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学者通常将其分为骚赋、大赋和小赋三类，三者之中，大赋又是汉赋的代表，其创作手法对后世的诗、词、戏剧和小说都有很大影响。

骚赋指的是模仿“楚辞”写成的赋，内容侧重抒情，篇幅短小，多用“兮”字语句。这种赋从汉初到汉末都有人创作，以汉初较有代表性。汉初的骚赋，内容继承“楚辞”的“怨刺”传统，抒写朝廷忠奸不分、贤人失志；句式大抵也保持“楚辞”整饬中见变化、情辞婉转的特点，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其代表。武帝之后，骚赋有所新变，一些赋家尝试突破旧式，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创造方面较《招魂》均有不同；班婕妤的《捣素赋》干脆取消“兮”字，换成其他虚字，并杂糅

三言、四言。其他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马融的《围棋赋》、班固的《白绮扇赋》、傅毅的《舞赋》，也能在“楚辞”句式基础上，糅进散文和三、四言句式。不过，西汉中期以后的绝大多数骚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大抵都走上了祖述屈原的规范化道路，只是这些作家，大都失去了屈原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骚赋不是汉赋的主流。

后世常说的汉赋主要是就大赋而言的。汉大赋的产生，有多种因素。春秋以来思维的精细化、“渐尚骋辞”的语言自觉、追求大、全、气势力量的审美意识，汉帝国的强盛和汉代帝王、藩侯的爱好提倡，是影响其产生的文学之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文学渊源看，《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纵横家说辞、俳优讽谏之语等，都给汉大赋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大赋又叫体物大赋，或散体大赋。它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其主旨则既美且刺，一方面大力宣扬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歌颂帝王功德；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上的缺失和生活的奢淫进行讽谏。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即鼓励、提倡的成分淹没讽谏的成分，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在结构上，大赋多采用主客问答式。赋文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序”，是开头，交代赋中人物问对的缘由，以引出正文；中间是正文，主客之间，或彼此夸耀宫苑、京都的壮丽，或极力描绘帝王贵族畋猎歌舞的欢乐；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作结，从中显露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其韵散的组成，也有大致模式，一般序和结尾用散文，中间的正文，以韵文为主。夹杂一些散文。也有个别大赋不用问答体，除前面的序用散文外，正文以至结尾都用韵文。大赋的韵文以四、六字为主，杂以三言、五言等。

汉大赋的发展，一般分为三期。汉初为形成期，枚乘的《七发》是其奠基之作。武帝到东汉中叶，是其鼎盛期，作家辈出，名作荟萃。著名的汉赋四大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皆出于此期。此外，汉武帝、枚皋、东方朔、王褒、刘向、刘歆、班婕妤、班彪、冯衍、杜笃、傅毅、崔骃等，也都是此时的重要赋家。东汉中期以后，大赋创作衰微，只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较著名。

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和抒情，篇幅短小精悍，不用问答体，句式多样，文辞清丽，多用韵语。汉初即有咏物小赋，而西汉末扬雄的《酒赋》是较有名的咏物小赋。东汉中期以后，汉帝国衰微，政治黑暗，社会危机严重，大赋失去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稀少，抒情小赋应运而生。张衡的《归田赋》标志着这一转变。其后，蔡邕、赵壹是其代表作家。

从整体上综观汉赋的发展，亦可分三个阶段看，第一个阶段是从汉初到武帝即位。这一阶段流行骚赋，大赋也开始形成。由于此时几朝天子不重辞赋而诸侯王中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招士重赋，因而辞赋创作中心不在朝廷而在藩国。第二个阶段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此期大赋创作最为兴盛，骚赋和小赋创作无法与之相比，但亦未中止。第三个阶段从东汉中叶以后至汉末，这是大赋衰微期，抒情小赋的勃兴期，直启魏晋的抒情赋创作。

两汉有以下重要的赋作家及作品：

一、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郎中，劝阻吴王谋反无效，改作梁孝王刘武宾客。梁孝王死，归故里。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聘他，因年老病死途中。其

赋今仅存《七发》、《柳赋》、《梁王菟园赋》三篇，完整者只《七发》一篇。《七发》假托楚太子和吴客对话展开，告诫居高位者不要沉溺于奢侈浮华的生活，要遵守圣人之道，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要言妙道”有益的道理，也透露出诸侯王僭越制度、奢侈荒淫的事实。《七发》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用虚构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铺陈描绘事物。最精彩的是观涛一节，用一系列比喻、侧面烘托等手法，形象描写了江涛由初起到极盛再逐渐平缓的过程，使人感到奇观满目，宏声动耳，如临其境。此外，《七发》设为问答，辞藻华美，韵散结合，意旨讽谏，篇幅较长，已具备了汉大赋的正式形式，在汉赋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结构形式也引起后世许多文士的模仿。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等，以至《文选》别立“七”体。

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家。著有散文、乐府诗、赋，以赋成就最高。其赋今存六篇，除《子虚赋》、《上林赋》外，还有《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和《长门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二者实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的前后两部分。《子虚赋》写楚使子虚先生盛夸楚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畋猎歌舞之乐，藉以傲齐。接着齐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彰君恶，伤私义”，而又极赞齐国的山川方物远胜于楚。《上林赋》则写亡是公批评子虚、乌有和楚、齐二君有违诸侯之礼，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巨丽及天子上林游猎的无比壮阔场面，以压倒楚、齐。最后天子自我醒悟到游猎“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于是解酒罢猎，废上林苑，交百姓使用。前后两部分，主题是统一的，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是汉人发扬蹈厉精神和自信心态的反映。

《天子游猎赋》以描写帝王、诸侯生活为内容，以微刺帝王淫奢为指归，既美且刺，欲抑先扬，劝百讽一。全文辞采富丽，瑰谲多姿，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标志着汉大赋的体制已臻于成熟。它也成为两汉及后世大赋创作效法的对象，如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皆取式于此。

《大人赋》是讽谏汉武帝好神仙方术的，但“劝百讽一”，武帝读后，反倒“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意”（《汉书·司马相如传》）。大赋而外，司马相如的抒情赋也写得不错，如《长门赋》是宫怨题材的名篇，表现了以陈皇后为代表的后宫女子“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的可悲可怜命运和悲愁心境。《哀二世赋》哀胡亥“持身不谨”、“信谗不寤”而终至亡国，实吊古以讽今。

三、扬雄

扬雄（前53——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历成、哀、平三世，皆为黄门郎。王莽时，升为太中大夫。天凤五卒。他是西汉末年最重要的赋家。其辞赋今存11篇。

扬雄的辞赋创作，以成帝去世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即蛰居成都和游走京师为成帝制作辞赋时期，此时，他政治热情较高，关心朝政，对成帝寄以厚望。主要有《蜀都赋》、《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后四篇是他的代表作。作品洋溢着昂扬乐观情调，表现出作者的用世追求和政治理想。讽谏帝王奢靡、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歌颂汉帝国的统一与强盛，这多重主题时时交织其中。成帝以后，是他辞赋创作的后期。这时，由于仕途不得志，生活长期拮据和冷酷现实的教育，他 33 对现实政治产生失望和不满。此期的赋作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暴露比前期深刻，消极避世思想也较浓重。主要作品有《太玄赋》、《逐贫赋》、《酒赋》、《解嘲》等。

扬雄赋尤其是大赋，铺陈夸张，且讽且劝，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范式和表现手法。但在题材和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扩大了赋的题材。不仅描写帝王生活，而且贵族的生活、官僚的内幕、古代历史人物等皆摄其中，还把目光投向地方都市。其次，开创了蕴籍迂徐的赋风。其赋讽谏说理成分大大加重，少了些相如赋的飘逸恣肆、浑元浩荡，而变得理赡辞坚、从容徐缓，有儒雅之风。再次，炼字遣词奇崛诡丽，铺陈有度。其赋文辞奇诡人所共知，但很多地方选词炼句极见功力，奇怪字多用在描写处，叙事时常用浅显之字。铺陈也不象相如那样繁琐，而是扼要简括，却不失奇丽精彩。此外，扬雄大赋篇幅较其他诸家精短，对大夫问答体制也有所突破。

四、班固

班固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彪长子。自幼聪慧好学，有文才，博览百家。其赋分京都赋、答难赋、山水赋、咏物赋四类，多模拟之作。《两都赋》是其代表作，《幽通赋》《答宾戏》也颇有名。

《两都赋》作于永平、永元年间，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围绕迁都长安还是定都洛阳的辩论，表现了提倡、歌颂法度的主题。其所谓“法度”，即儒家倡导的节俭、教化，同时歌颂了汉帝国京都的繁荣昌盛、四邻臣服朝贡的盛况、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及汉代帝王功德等。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两都赋》明显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但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开拓了汉赋题材，将汉赋描写范围由帝王贵族的苑猎等扩大到整个都邑的形势、布局和气象，树立了“京都赋”的创作典范。其二，在运用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的同时，注重运用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对汉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物产的富饶，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其三，主题集中、鲜明、强烈，繁简得当，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其四，语言严整、富赡、平实、晓畅而又能据实而变。如西都部分重在夸饰，故文字华丽、夸张；东都部分立意于法度，所以语言典雅、古朴。此外，在体制上也较《天子游猎赋》篇制更壮阔宏大。

五、张衡

张衡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以诗、赋为主，尤以赋著称。其赋今存十三篇，以《二京赋》、《归田赋》最负盛名，前者创汉赋长篇之极轨，后者开后世抒情赋之先河。

《二京赋》作于东汉和帝时，是张衡花十年工夫精思傅会而成的。其创作主旨首在讽谏天子、各级官吏及富商的“逾侈”。其次是对美丽、富饶、强盛、繁荣的汉帝国的歌颂。此赋是模仿班固《两都赋》而作的，但又力图超过它。事实上，它在内容和艺术上确有超出前人之处。首先，它的讽谏成分和讽谏之意，都比班固多而深刻。如《东京赋》中提出天子当“守位以仁”，而不能“以肆奢为贤”，如此立意，实借西汉喻东汉的“逾侈”现实。其次，描写内容比《两都赋》有所扩大，除京都及帝王贵族生活，还描写了一些风俗民情、文化艺术，如《西京赋》就写到商贾、游侠、辩士的活动及杂技表演等。此外，在结构、构思、气势、辞藻等方面，也有不同于班固《两都赋》之处。

《归田赋》约作于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免官归家时。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全赋紧扣“归田”，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和仕宦的苦闷。艺术上也有突出的特色。其一，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美景象，以景寄情，情景交融。其二，摆脱了大赋铺采摛文、堆积辞藻、排列词汇、刻意雕凿的旧

习，一改而为自然、恬淡、活泼、流畅的新文风。尤其通篇用韵，并随内容和抒情的不同，四次换韵，更使全赋音韵铿锵、流丽和畅。其三，摆脱骚体束缚，多用对偶，几近骈体，但精工而不失自然。

第三章 司马迁与《史记》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司马迁与《史记》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6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司马迁的生平概况和思想；

2、掌握《史记》的主要思想内容体系；

3、掌握《史记》的艺术特色。

二、教学意义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评价极高。《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同时富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对后世史传文学、小说、散文的发展都有广泛的影响。

三、教学重点

1、《史记》的思想内容；

2、《史记》的艺术成就。

四、教学难点

1、《史记》的写作目的及其在实际作品中的显现；

2、《史记》描写人物的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史传文学是由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开创的。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用记叙各种历史人物生平活动的办法来反映复杂的历史情况，因人立传、集传成史，是历史与文学巧妙结合的统一体。继《史记》之后，班固写出《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文学成就不及《史记》，但作为史传文学，它也有不少传记写得十分成功。最著名的有《苏武传》、《朱买臣传》等。

一、司马迁的生平、思想与著作

（一）司马迁（约前145——前87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他的一生约与汉武帝相始终。其生平事迹有三点与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1、出身于世代史官之家。司马迁先祖“世典周史”（《太史公自序》）。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他学问渊博，精通天文，历史、《易经》和黄老之学。曾著《论六家要指》一文，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均持分析批判态度，唯独对道家作了充分肯定。这对司马迁的思想、治学态度都有深刻影响。司马迁生前曾想修著一部史书，但却未能如愿。临死时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矢志继承他父亲的遗愿。

2、青中年时代的漫游。司马迁青中年时代有过三次较大的出游。第一次是他二十岁左右，到了长江

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第二次是他登上仕途做了郎中以后，奉命出使巡视今四川和云南边境一带。第三次是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随从武帝到泰山封禅，之后，又侍从武帝东到海上，北出长城巡边。这三次漫游，他的足迹，几遍全国。他利用漫游和出使的机会，考察风土人情和经济生活状况，访问历史古迹和收集历史故事文物史料，因而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为后来写作《史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3、遭李陵之祸。司马迁47岁时，发生了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的事件，他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替李陵辩解，结果触怒了武帝，被下狱，受“宫刑”。这对司马迁思想影响很大。一方面使他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残忍和上层社会的冷酷；另方面为了雪清耻辱，他更加发愤著书。他要通过《史记》的写作，批判邪恶，表彰正义，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思想感情。

（二）司马迁的思想

1、司马迁的思想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他赞扬并主张孔、孟所宣扬的“德政”。但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在接受儒家思想同时，也接受了道家的影响和汉初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影响。然而他又不受各家思想限制。他重实地调查，能根据历史事实来考察和判断一些传统观念是否可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2、他有一个进步的社会理想，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有相一致的地方。他在著作中批判邪恶，表彰善良，与人民的爱憎感情也有相通之处。这都说明他的思想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

（三）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流传下来的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它记叙了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个部分组成，共五十二万多字。“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政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世家”写历代王侯和辅汉功臣的事迹；“列传”是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其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是全书的主体。

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来写人物传记，但他又不是纯客观的描写，在每个历史人物身上，几乎都表现了他褒贬爱憎之情。他突破封建的正统观念，在《史记》中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

（一）暴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和残暴罪行

1、揭露汉代帝王的丑恶面目。《高祖本纪》在肯定刘邦反秦和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就已真实地写出了他原是一个使酒好色流氓。在《项羽本纪》中，更写出了刘邦的冷酷、狡诈和无赖品质。他从彭城败逃时，为了轻车逃命，竟三次把儿子孝惠和女儿鲁元推下去。广武对峙，项羽准备杀死刘邦父亲时，刘邦竟说：“幸分我一杯羹。”这都深刻地暴露了他流氓无赖、自私残忍的本性。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史记》也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在《大宛列传》中，写武帝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特封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万里而伐宛”。为满足一己之欲，竟劳民伤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汲郑列传》里，司马迁还借汲黯的话指责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对汉武帝儒法并用软硬兼施的统治术作了深刻的揭露。

2、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丑行。《吕太后本纪》记载了刘邦死后吕后擅权，大封诸吕，欲夺刘氏天下的

矛盾斗争。还写出她惨毒地杀害了刘邦宠姬戚夫人：剁断戚夫人手脚，挖去眼睛，烧焦耳朵，让吃哑药，置于厕中，称为“人彘”。这种残暴行为，连吕后亲生儿子惠帝都说：“此非人所为。”《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蚴两家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深刻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

3、揭露贪官酷吏残害无辜的罪行。《酷吏列传》写汉武帝时代张汤、义纵、杜周、王温舒等一批酷吏的凶狠残暴。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他治狱时，不问是非，完全看武帝眼色行事，因此最受武帝信任。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人“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余里”。汉法，春天不杀人，他竟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这样一些酷吏，“天子闻之，以为能”，不断升官。这就深刻揭露了酷吏的残忍本性和武帝的暴虐统治。

（二）热情歌颂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陈涉世家》写陈涉、吴广起义反秦的事迹。他们揭竿起义，不过半年就失败了，但司马迁却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把他看作是一个同于商汤、周武王一样的转变历史的人物，从而破例地把他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并列。这篇传记末尾写道：“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是说高祖时派遣三十户人家在砀县为陈涉看守坟墓，使至今祭祀不断。这表明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陈涉的功绩的。司马迁在主观上虽没把陈涉当作农民起义的领袖来歌颂，他在当时也不可能认识到陈涉起义是一场农民革命，但由于他忠于历史事实，充分尊重陈涉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客观上真实地描写出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光辉形象。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又以极饱满的热情写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秦统治的事迹。认为这位“乘势起陇亩之中”的英雄人物，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由于在秦亡汉兴以前，“政由羽出”，因此把项羽写入本纪，热烈歌颂他亡秦的伟大功绩。

（三）颂扬品质优良的中下层人物。《史记》对刺客、游侠、医卜、倡优这些正史、官书不肯记载的中下层人物也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刺客列传》记叙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和荆轲刺秦王政的事迹。虽然他们的个人暴力行动，并不能解决任何政治上的实质问题，但在封建专制主义黑暗统治下，他们那种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精神却是可歌可泣的。《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等，对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和急人之难见义勇为的品质，给予很高评价。

此外《史记》还歌颂了一系列爱国人物。《廉颇蔺相如列传》赞扬蔺相如为维护国家尊严临危不惧，敢于斗争的精神，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李将军列传》歌颂李广为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屈原列传》歌颂屈原“正道直行”、“九死不悔”的品德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歌颂、赞美这些历史人物，都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

四、《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一）善于选择、安排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1、精心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事。以《项羽本纪》为例，对这样一个骤起骤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作者主要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来写：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他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危急时刻，破釜沉舟，渡河救赵，击破了乘胜前来的秦军主力，表现他叱

咤风云、勇冠三军的英雄气概。鸿门宴写他在急欲“击破沛公军”时，轻信刘邦和解的言词改变初衷，以至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表现了他的坦率重义和少于谋略。垓下之围写他被刘邦重重围困时，慷慨别姬，冲杀突围，不肯东渡，白刎乌江，既表现了英雄气概，也反映了他自矜功伐、至死不悟的错误思想。以这三个重大事件组成项羽传，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深刻地显示出他一生成败的内在因素。《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抓住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三件大事来写，突出了蔺相如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和以国事为重不念私仇的高贵品质。《李将军列传》也只着重写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的三次战斗，以突出他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

2、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未来。《史记》于人物写大事，有时也写生活小事，因为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个性更鲜明。有些小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佣耕垄上时与伙伴们的一场对话，既表现了他有大志，也表现出他很自负，轻蔑别人，以至后来起义为王时竟把旧时伙伴也杀了。这些小事的描写，刻划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预示出性格发展的方向。其他如《项羽本纪》开头写项羽少年时奇异不凡的言行，《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在乡里主持分祭肉分得很平均的故事，《李斯列传》写李斯见厕鼠仓鼠所食不同而发的感叹等，这些小事的描写，都有同样意义，他们日后的作为都是早年这种表现的进一步发展。

3、运用“互见法”。这就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一些事迹，在本传中省略，而写入其他人物传记中去。运用这种方法，有时是为了避免重复，或为了避免遭祸，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突出人物某一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主要是要突出项羽喑曙叱咤、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因此便把他许多个人的缺点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这就不至于损害他的英雄性格。《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一个能够礼贤下士的贵公子形象，因此就集中写信陵君如何“自迎夷门侯生”等故事，而把他因为畏秦而不肯收留亡命的虞卿和魏齐的故事，放到《范睢蔡泽列传》中去写，这也是为了不至于损害信陵君的形象。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1、细致入微的描述。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慨地叙述，对要写的主要事件往往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迎侯生的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先写侯生毫不谦让地“直上载公子上坐”而“公子执辔愈恭”，以及侯生“故久立与其客语”而“公子颜色愈和”。接着又写“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以至“市人”、“从骑”、“宾客”对公子行为都感到惊异。作者通过这些具体描写，就把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紧张斗争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善于通过紧张场面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描写。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刘、项双方明争暗斗，剑拔弩张。宴会开始后，有范增举块、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情节，气氛十分紧张。鸿门宴从曹无伤告密开始，到刘邦不辞而别为止，矛盾迭起，险象环生。作者就是通过对那些矛盾斗争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机敏精细狡诈，项羽坦率轻敌无谋。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人的性格，也都在这场斗争中有所表现。

（三）在运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1、善于运用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里的人物语言，无论独白、对话都充分个性化。以刘邦和项羽见巡游的秦始皇时所说的话为例，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话的意思一样，都想登上帝王的宝座，但语气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写周昌反对刘邦废太子时的对话：“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期”是口吃的象声词，这段话把周昌又急又怒，越急越口吃的神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2、《史记》的叙述语言，简洁、精炼，极富表现力。它往往用极少的语言表现极丰富的内容，并生动地展示出人物的情态、心理。以《项羽本纪》为例，作者写钜鹿之战，从“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开始，到“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为止，总共不过二百字。但却把这场大战中楚军义无反顾的决心，英勇作战的情形，杀声震天的战斗场面，项羽使诸侯慑伏的声威，全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语言非常简炼，并富有形象性和表现力。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不胜枚举。

《史记》在叙事中还往往引用民谣和谚语，使语言更加丰富多采，也更富有表现力。

第四章 汉乐府民歌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汉乐府民歌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3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汉乐府民歌的音乐背景和创作概况；

2、掌握汉乐府的总体艺术特点及其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战城南》等。

二、教学意义

汉代乐府民歌是汉代乐府机构在采集民歌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内容丰富多彩，艺术手法多变，极富生活气息，对后世文人诗影响很大。汉乐府民歌从诗体演变的角度也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三、教学重点

1、乐府民歌的总体艺术特点；

2、《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

四、教学难点

1、对乐府机构采集民歌、整理民歌的理解；

2、一些重要民歌作品的民俗意蕴。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设立乐府机构的记载，最早见于秦代，汉初承之。当时的乐府只管民间

俗乐，祭祀的雅乐则属太乐掌管。汉武帝时重建乐府机构，扩大其规模。其职能除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填写歌辞、编配乐器进行演奏外，还负有采集民歌的使命，始形成雅乐俗乐并存的局面。当时采集民歌的目的，不独为了观察民情，供朝会、祭祀等典礼之用，也有愉悦耳目的作用，更有满足自己“大一统”心理的动机。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收集、整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

汉乐府诗歌包括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现仅存百余首，主要保存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民歌是其精华，现仅存四十多首，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其中多数是东汉作品。

一、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汉代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民众的悲苦、怨恨与反抗。汉代数百年间，豪族日富，黎民百姓日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妇病行》是反映这一内容的典型作品。诗中描写病妇托孤、丈夫乞求、孤儿啼索母抱的情景，惨绝人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孤儿行》则反映了私有制下道德沦丧导致的一幕悲剧。孤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在时，他“乘坚车，驾驷马”。父母死后，他成了兄嫂的私奴，备受虐待，长年被驱使外出行商，回来又被使唤去办饭、视马、汲水、养蚕、收瓜。如此辛劳，却“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他痛不欲生，“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这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还是严重的社会悲剧。《东门行》则表现了百姓困不可忍之后的反抗。诗写了一个城市贫民，面临生活绝境，被迫铤而走险的情景。诗中的男主人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出东门，却又转回，再看家徒四壁，无食无衣，难以活命，于是决计“拔剑东门去”。妻子用天道和人情劝阻，也全然不顾，毅然走上反抗道路。这种对剥削压迫的自发反抗，正是汉代“群盗并起，国之将亡”的预兆。这类民歌，远超先秦民歌“怨刺”的界限，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

控诉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重要内容。汉代对外战争频繁，统治者利用战争对百姓进行超限度地奴役，百姓深受其害，他们以诗歌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如《战城南》，通过对激战后凄凉恐怖的战场的描写和人乌间惊心动魄对话，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有力控诉了穷兵黩武者的罪行。《十五从军征》更通过一位老兵回乡后目睹的悲惨情景表现了这一点。他十五从征，八十才得返家，六十五年的兵役，使他备受苦难，而归来后，早已家破人亡，亲戚丧尽，只有累累荒冢和断壁残垣，盼望已久的归梦被现实击得粉碎。

战争而外，又有赋税、徭役、灾荒、土地兼并，迫使人们离乡背井，漂泊异地，于是产生了行役者的悲歌。如《艳歌行》写一家“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受尽屈辱，发出“远行不如归”的悲叹。《悲歌》反映了异乡漂泊者“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的痛苦。这类诗歌，格调悲凉，催人泪下。

汉乐府民歌有很多作品反映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这一永恒主题，并藉之歌颂了当时人们追求的坚贞爱情和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与《诗经》时代相比，汉代男女青年在爱情婚姻上受礼教的压抑更重，但从现存作品看，其时人们表达爱情情感的浓烈程度，并不逊于《诗经》，而且更具悲剧色彩。如《有所思》写一女子思念远方情人，本想赠以珍贵礼品，却“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但这种深挚的感情，并不易断绝。她的一举一动，又害怕外人知道，内心充满矛

盾。与此相类者又有《上邪》，女主人公向自己的所爱发出爱情誓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以必无之事为誓，语辞铿锵，感情真挚浓烈，非爱之至深者不能道。

在表现爱情婚姻问题的汉乐府民歌中，弃妇诗是较突出的一类。《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是其中的代表。前者写的是因丈夫喜新厌旧而爱驰的弃妇，最具普遍性。诗通过对话，真实表现了弃妇的委屈心理和故夫后悔、恋旧的复杂心态。弃妇温顺、柔情的性格正是在汉代儒学影响下形成的新的人物性格。与此不同，《孔雀东南飞》是另一类型的爱情婚姻悲剧。此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民间叙事诗，代表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艺术成就。诗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虽是位弃妇，但她不是被丈夫焦仲卿抛弃的，而是被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迫害的，她的丈夫也是同样的牺牲品。她和丈夫婚后感情很好，而焦母容不得她，硬逼着儿子休妻。仲卿不得已，只得暂把她送回娘家，以待时机再接回来。不料她回娘家后，太守便派媒人为子求婚，刘兄贪图财势，逼她改嫁。她在与仲卿最后相见时，约定同死。结果她投水自杀，仲卿上吊自尽。全诗正是通过二人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热情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他们为反抗礼教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并寄托了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战胜封建礼教的愿望。诗歌成功塑造了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刘兰芝的勤劳、善良、美丽、钟情、坚强、刚烈，焦仲卿的忠厚、纯洁、深情、由软弱变得坚强，焦母的蛮横无理，刘兄的攀附权贵、唯利是图，都描绘得形神毕现。另外，诗歌精于剪裁，叙事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曲折生动，成功运用了比兴和铺陈手法，对话富于个性化。

在表现爱情婚姻题材的叙事作品中，《陌上桑》是与上述作品均不相同的。它通过对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歌颂她坚贞的品质和不慕权势、敢于反抗的精神，鞭挞了上层人物的荒淫，表达了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全诗充分利用戏剧性冲突，运用夸张、铺陈、虚构等浪漫主义手法，成功地塑造了罗敷这一典型形象，具有很强的喜剧效果。

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寓言诗，善用拟人手法，想象奇特丰富，曲折暴露了统治者的凶残本性，表现了人民忧生惧祸的心理，并留下了一些有益的社会生活经验。如《乌生》告诉人们世情险恶，随时随地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枯鱼过河泣》以枯鱼过河喻世道险恶，告诫人们行事要谨慎。

此外，乐府民歌中还有一篇以劳动为题材的名篇——《江南》，用反复咏唱的形式，描绘鱼儿在莲叶四周戏游的情景，表现了采莲青年男女欢愉的心情，展示了江南水乡明媚秀丽的风光，语言浅朴自然，格调清新明朗，活泼欢快。

总之，汉乐府民歌广泛、深刻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汉乐府民歌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叙事为主，善于剪裁和安排情节。汉乐府民歌虽也有一些抒情诗颇具时代特征，但最能体现其特色的还是大量的叙事诗。这些诗有的描写一个场面，有的叙述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在叙事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中最成熟的作品是《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两诗都注意以人物关系构建叙事情节，以人物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并注意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不同的是，《陌上桑》截取事件发展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横断面作横向展开，以罗敷为中心，所有冲突都围绕罗敷与观者、41 罗敷与使君的关系产生，在冲突达到高潮时，戛然而止，耐人寻味。《孔雀东南飞》则把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命运建立在更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上，前半部分，将焦、刘的深情厚爱，交织在恶化的婆媳关系和不和谐的母子关系中，从而形成爱情与家长权威的矛盾，冲突以封建家长制的胜利暂告一段。后半部分，波澜又起，县令、太守相继求亲，主簿、郡丞巧言为媒，刘兄趋炎，刘母柔顺，焦母冥顽，进一步左右着人物命运，推动着情节发展，主人公的抗争，终未能逃脱宗法、社会势力以及庸俗社会意识织成的罗网。情节曲折跌宕，结构复线交迭，前所未有。

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艺术特色。《东门行》中妻子与丈夫的对话，《上山采蘼芜》中弃妇与故夫的答对，《陌上桑》中罗敷回答太守之语，都口吻毕肖，充分表现了人物各自的个性特征。乐府民歌还注意刻划人物动作。如《艳歌行》以男主人公“斜柯西北眄”的动作，来表现其猜疑。《陌上桑》中写“罗敷前致辞”，表现她的从容不迫，勇敢无畏。《孔雀东南飞》中焦母捶床大怒，刘母拊掌而悲，也传神地表达了不同的人物个性。

汉乐府民歌还善于运用比兴、拟人、夸张、铺陈和烘托手法。如《白头吟》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乌生》使腐臭的鱼哭泣，《战城南》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让动物具有人的情感，想象奇特。《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具有浓重的浪漫色彩。《陌上桑》以铺陈手法，通过对罗敷衣着打扮的铺叙，表现了她的美丽；通过对夫婿英俊、事功的铺陈，表现了夫婿的不同凡俗。《十五从军征》以“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句，烘托了老兵家园的破败和他心境的凄凉，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句式上打破《诗经》的四言，以杂言为主，逐渐趋于五言。如《妇病行》、《孤儿行》等篇，用的是杂言，句式灵活，对于协调诗歌节奏，形象地表现人物的神态、语言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有着重要作用。《白头吟》、《陌上桑》等，用的是整齐的五言，便于双音词与单音词的组合，寓变化于整齐之中，扩大了诗歌的容量。一般说来，西汉乐府民歌多杂言，东汉则多五言。杂言体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五言体式是文人五言诗的先河。

第四章 两汉文人诗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两汉文人诗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3课时

一、教学目的

了解文人诗的起源过程，掌握早期文人诗的主要特点，掌握《古诗十九首》的杰出艺术成就。

二、教学意义

两汉文人诗是我国古典文人诗歌创作的发轫阶段，确立了五言诗的艺术模式，其杰出代表作《古诗十九首》艺术价值极高，对后世影响广泛。

三、教学重点

1、文人五言诗的起源；

2、《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四、教学难点

对文人五言诗起源问题的探讨、文人诗的主要艺术特点。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汉代文人诗包括庙堂诗、楚歌诗、四言诗、杂言诗及五言诗，其成就不及乐府民歌。现存楚歌诗、四言诗数量较少，庙堂诗及五言诗数量稍多，其中楚歌诗和五言诗中有些作品写得较好，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则标志着文人五言诗进入成熟阶段。一、四言诗及五言诗的产生

（一）四言诗

汉代崇儒，《诗经》备受青睐，其四言体式，颇为文人宗范。汉人四言诗大体有两类：一类体近《大雅》、《颂》，属颂美功德的庙堂诗歌；一类体近《小雅》，是刺时怨伤之诗，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傅毅的《迪志诗》等皆属后者。这类诗虽有新的时代内容和个人的情感体验，然艺术上缺乏创新，又多训诫说教，算不上优秀作品。其中韦孟的《讽谏诗》长达109句，被称为“四言长篇之祖”（谢榛《四溟诗话》），但篇幅冗长，缺少兴寄。迄至东汉后期，儒学衰微，四言诗方得换新颜。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朱穆的《绝交诗》和仲长统的《见志诗》。朱作是他与势利故交刘伯宗绝交之作。诗中他把刘伯宗比作“填肠满嗉，嗜欲无极”的鸱枭，口诛笔伐，义愤满膺，已近魏晋风情。仲长统之作颇有庄子的境界，崇尚至人、达人，主张“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启魏晋旷达、玄虚之风。

（二）五言诗

五言诗是社会生活和语言不断丰富发展的产物。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人们思维的日渐精密，语汇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的审美水平也越来越高。面对新的变化，四言诗因不便于单音词与双音词的灵活配合，节奏又单调、呆板，而变得难以适应。于是五言诗渐渐萌生。

五言诗的产生经历了从杂言到民间五言，再到文人五言的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早在秦代，民间歌谣中已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长城之歌》。西汉前、中期的乐府民歌中，也杂用了一些五言。最迟西汉成帝时，民间完整的五言歌谣已经形成。至于文人五言诗，传为汉初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所作的五言诗确不可信。不过，西汉前期已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文人诗歌，如高祖戚夫人作的《戚夫人歌》，全诗六句，五言占四句，武帝时李延年作的《李延年歌》，六句中五言占五句。

最早出现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歌咏的是缇萦救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这是他有意模仿乐府民歌之作，“质木无文”（《诗品》）。稍后有张衡的《同声歌》，东汉末有秦嘉《赠妇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刺世疾邪诗》、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等。这些作品都热衷于表达个人的内心体验，多数有作用之迹，用意稍切。其中《羽林郎》和《董娇娆》是较优秀的作品，受乐府民歌的影响很明显。

二、《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最成熟的作品。最早载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又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从此成了专称。这组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大体创作

于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时。其时正值儒学衰微之时，旧有的道德原则失落，主体意识觉醒，新的信仰尚未建立起来。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文治武功、畋猎游乐、宗庙祭祀等文学题材，现在逐步让位于与文士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和生命感受等。因而《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其内容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及时建功立业的壮志。有《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三首。修齐治平建功立业，本是儒家强调的积极入世之道，而在这里，它染上了文士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悲伤色彩。他们意识到了物有盛衰，感叹人生短促，于是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甚至露骨地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

第二，表现追求幻灭后心灵的迷惘与痛苦。有《青青陵上柏》和《明月皎夜光》二首。前者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那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世界，并不属于他。“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他感到失去了人生的归宿，前途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愤懑。后诗则写对友情炎凉、人心不古的愤慨，隐含着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在共同利益的争斗中，一些文士标榜气节、忠义，而当在功名利禄之途上展开竞争时，旧谊便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诗人一度笃信的道德原则，在复杂变态的人际关系中顿显虚妄。

第三，表现对个体生命的唯物认识和新的人生选择。有《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三首。现实政治的黑暗，世风的浇薄，旧道德原则的崩溃，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和无可奈何的心态。建功立业传统价值观破灭之后，诗人转向对个体内在生命价值的新思索。《驱车上东门》将个体生命放在永恒的宇宙中对比思考，作者发现了个体生命的弥足珍贵与短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不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从一介草莽到贤哲圣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短促有限的，这种认识是唯物的、正确的。由此诗人又超越旧有价值观念，对人生作出了新的抉择：“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也有同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代来兹？”及时行乐、追求现世享受，这种价值选择虽然有些消极，不够健康，但是它是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的生命冲动，是人的主体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无外在功利性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有着积极意义。

第四，表现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苦。除上举八首外，其余的十一首都属此类。这类诗歌的产生，大体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一些中下层文人为寻求出路，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游学或宦游，长期漂泊在外；一是汉末的黑暗政治和党锢之祸，迫使大量文士亡命江湖。这些文士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他乡逃避政治迫害，生活坎坷辛苦，心灵孤独屈辱，十分渴望家庭、爱情的慰籍。于是抒写羁旅相思之苦，便成为最突出的主题。这些作品中除《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等少量是从羁旅男子的角度落笔外，绝大多数则是从女性角度着墨的，情感表达深婉细腻，意蕴丰厚，更具艺术魅力，《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是其中最佳者。前首诗借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表现了夫妻相爱而受压抑不能团聚的苦闷。表面上字字都是写天上的情景，实际上句句都在暗示人间情事。《行行重行行》亦托为思妇之词，先写“生别离”远隔天涯的不幸，次写路远难会的怅惘，再写相思过度而消瘦的痛苦，44 最后以勉强的自我宽慰作结。其中“浮云蔽白日”的猜疑和“努力加餐饭”的宽慰，深婉曲折，十分贴近人物思妇心理。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饱含着生命意识觉醒之初对人生易逝的感伤，所有的其他内容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很高。首先表现在它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上。其作者都是下层文人，他们从《诗》、《骚》和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又有深切的生活体验，其创作大都有感而发，不虚情，不矫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自然而然，由此铸就了其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

《古诗十九首》的又一重要艺术特点是长于抒情。其抒情的方法灵活多变，或用比兴手法；或融情于景；或寓景于情；或以事传情，总是自然高超，曲尽其妙。用比兴手法，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有味，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等即是。融情于景，寓景于情，则使情、景密切结合，达到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境界，景语变成情语。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河畔草》），以生意盎然的春色美景反衬“荡子妇”孤独、寂寞的伤情，其情愈见其哀。以事传情即选择最能表现主人公情感的事件进行渲染，从而达到抒情的效果。如《西北有高楼》写一个具有建功立业之志的文士的复杂心情，就是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进行的。

语言浅近自然，意蕴丰厚，是《古诗十九首》的又一特色。务求平淡，如话家常，《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如此。无须举例，读之即晓。这是诗人借鉴民歌的结果。这些诗虽然浅近，但含义丰富，耐人寻味。

《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使其成为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在我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勰称它是“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王世懋尊之为“五言之《诗经》”（《艺圃撷余》），可见它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 说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说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2课时

一、教学目的

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背景和发展概况。

二、教学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它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和成就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教学重点

1、魏晋南北朝文化背景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2、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

四、教学难点

1、魏晋风度、玄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2、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制度对文学的影响。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指从东汉建安至隋文帝杨坚灭陈为止（196—589），共393年的文学发展现象。这一时期历史情况复杂，文学发展也有许多变化。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因而形成了长期大**、大分裂、南北对峙的局面：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结果，出现了魏（220—265）、蜀（221—263）、吴（222—280）三个地区统一政权；它们都注意恢复和发展经济，出现了不少政治、军事、文化和科技人才。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史称西晋。由于门阀大族专政，西晋政治极其腐败，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利用各族人民的反晋情绪，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与东晋（317—420）对峙的“十六国”（304--439），就是先后在我国北方存在过的一些封建政权。在南方，刘裕代晋称帝后，经历了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在北方，北魏（386—534）统一了北部中国后，又分裂为东魏（534—550）一北齐（550—577）和西魏（535—556）一北周（557—581）（东魏、西魏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史称北朝。

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发展缓慢而又不平衡。豪门贵族垄断政权，寒土被压抑、受屈辱，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在思想领域和社会风气方面，玄学、清谈兴起，佛教、道教盛行。这些，在各个时期的作品里都有所反映，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文人五言诗尤为卓越。建安诗歌的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的作品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充满积极进取精神，情调慷慨悲凉。正始诗人阮籍、嵇康

揭露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反对虚伪礼教，诗风隐晦。西晋太康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和傅玄。其诗歌创作有脱离社会生活和走向形式主义两种不良倾向。只有左思能继承建安优良传统。永嘉时期，内容抽象、枯燥的玄言诗充斥诗坛。但刘琨能继承建安传统，抒写家国之痛。东晋士庶界限更严，玄言诗人占统治地位。直到最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出现，才一扫玄风，使诗歌重新回到清新自然的境地。他开辟了田园诗苑，创作了许多优秀诗文，代表了这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南朝的宋、齐时期，山水诗代替了玄言诗。谢灵运、谢跳开拓了诗歌新领域。鲍照抨·击门阀制度，多写怀才不遇情怀，与建安精神一脉相承。沈约等人创立了“永明体”，追求形式，但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梁、陈时期，产生了以艳飞词句表现色情内容的宫体诗，影响不好。但徐陵、庾信精审声律，也为后世提供了艺术借鉴。北朝在北魏、北齐时，有温子异、邢劭、魏收等诗人，但成就都不高。后来，庾信到了北方，写出一些思想艺术都较好的作品，为北朝诗坛开拓了新的局面。

南北朝乐府民歌继承并发扬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优良传统，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南歌多写爱情，风格清丽婉转；北曲反映生活面广，粗犷刚健。《西洲曲》和《木兰诗》是南北民歌的代表作品。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同汉赋相比，题材、内容有所扩大和充实，思想、艺术有所提高和发展。王粲、曹植、陶渊明、鲍照，江淹和庾信等著名的赋作家，都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赋篇。

这期的散文虽然逐渐被骈文所代替，但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曹操、诸葛亮、曹植、嵇康、陶渊明以及陈寿、范哗、郦道元、杨衙之等，都有一些优秀的散文传世。

萌芽于先秦、两汉的小说，到了六朝开始兴盛。以《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大量涌现，为后世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学理论的兴盛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是这期文学重大建树之一。主要著作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等。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课程名称：古代文学

本课内容：建安、正始文学

授课对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时间：6课时

一、教学目的

1、了解建安、正始文学的背景和创作概况；

2、掌握三曹、建安七子、阮籍、嵇康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及其代表作。

二、教学意义

建安文学号称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开始，形成了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的诗歌审美范畴，风格慷慨悲壮、刚劲有力，代表性作家三曹、建安七子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阮籍和嵇康，个性鲜明，诗风独特，其个性与诗风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其独有的艺术魅力。

三、教学重点

1、建安、正始文学发展的整理状况；

2、三曹诗歌的主要成就；

3、“建安七子”文学创作的大致情况；

4、阮籍、嵇康诗歌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点。

四、教学难点

1、对“建安风骨”概念的理解；

2、正始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对阮籍、嵇康人生命运和思想的深刻影响。

五、教学方式

以电子课件为主，进行课堂讲授。

六、讲授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建安文学的代表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一、三曹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如《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龟虽寿》抒写了年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抒发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的散文最突出地体现了迥异于汉代的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风格。他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写得朴素自然，清峻简约,不受礼法约束，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最著名的是《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描写女子在凄凉的秋夜里辗转难寐，思念远人，细腻委婉，缠绵悱恻，传诵不衰。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隽丽，是一篇含蓄深情，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其前期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

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不平。题材大致有四类：一是抒发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全诗共分七章，愤怒控诉曹丕集团对兄弟诸侯的残酷迫害，抒发了自己悲痛、恐惧、凄凉、愤慨等种种曲折复杂的感情。二是传统的闺怨题材，借思妇、弃妇的怨叹，表白自己的心迹，如《七哀诗》代思妇立言，从中寄托了自己的遭遇和感慨，情思哀婉，想象新奇。三是直抒胸臆，述怀言志，如《杂诗》其五直抒慷慨报国不甘闲居的志向。四是游仙诗，除少数表现求仙得道、服食长生外，大都是借游仙这一传统题材曲折表达了因人世险恶而隐居避世的向往。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散文抒情言志文辞剀切，叙事论理简练有序，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引经据典，仿佛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如《求自试表》博引典实，反复设喻，层层推进，情词恳切，将自己的一片忠心和急于事功之情抒发得既淋漓尽致又委婉曲折。艺术形式上，使用了大量骈俪句式，但能骈散相间，句子长短参差，错落有致，因而工整而无萎弱之弊。

其《洛神赋》是黄初三年（222）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

二、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王粲（177-217），字仲宣，今存诗23首，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七哀诗》三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诗写自己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所见所闻，通过亲眼所见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悲惨场面，概括了战后生灵涂炭的惨象，揭示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写来感情深沉，慷慨悲壮。

刘桢（？-217），字公干，今存诗20余首，分为赠答诗和游乐诗两类。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中第二首写松树在风霜冰雪摧残下仍然“端正”挺拔的英姿本性，最为豪迈俊逸。

七子中的其他诗人也都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民谣写繁重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位孤儿被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徐干《室思诗》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哀怨缠绵，堪称佳作。

除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中孔融、陈琳、阮瑀的文章亦文气充沛,辞彩壮丽,颇具战国纵横家之遗风。总的说来，建安时代优秀的散文作品,大多情怀慷慨,文质彬彬,气势飞动流宕。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相传为蔡琰所作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悲愤诗》比较可信。此诗长达540字，是建安文人诗中唯一的长篇叙事体抒情诗。全诗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自己遭祸被虏的缘由和被掳入关途中的痛苦；第二段叙述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悲喜交集以及母子生离死别时的惨痛；最后一段记叙归途和到家后所见所感。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散文还有诸葛亮的《出师表》。这是建兴五年（227）他准备出师北伐，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一道奏章，情词恳切地表白了自己为蜀汉竭忠尽智的决心和匡复天下的志向。文章所表现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胸襟和眼光以及献身精神，赢得了后代无数志士仁人的崇敬和仰慕。文章思深旨远，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层次井然。通篇情真意挚，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流出，有强烈的感染力。全篇以散句为主，间用骈句，既整齐而又富于变化。

三、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或称“建安风力”、“汉魏风骨”，是后人对建安文学特征的概括。

什么是风骨？它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个理论命题。其确切含义，一直为理论界所争论不休，分歧很大。有人认为“风”指作品所起的教化作用，“骨”指文章内容；有人认为“风骨”就是“风格”；有人认为“风”是指浓郁的充满力量的感情，是感情的力，“骨”指由结构严密的言辞表现的事义所具有的力量（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有人认为“风骨”就是悲凉慷慨、充实健康的思想内容和刚健有力的语言形式的完整统一。

“建安风骨”是指内容充实、笔调明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

或为：高扬政治理想、抒发建功立业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具有浓郁上悲剧色彩。

或为：具有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王运熙）刘师培将其概括为：清峻、通侻、骋词和华靡。

清峻：汉末政治、军事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繁琐求证的作风。其时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气峭厉，不容斟酌。文人所作，无论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达所怀。文风清峻，乃成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标准 篇2

一、古代文学课程中人文精神的开掘与转化

要避免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危机, 促使当代大学生精神成人, 作为人文课程之一的古代文学课程无疑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因为文学是人学, 古代知识分子无不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染。其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譬如先秦儒学先义后利的价值观, “仁者爱人”的人伦关系, “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 为我们展示了崇高的人生境界;此外如《左传》的民本思想, 老庄的逍遥自由,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苏轼的旷达超逸, 等等, 都是往哲先贤们提供给我们的人文精神的无尽宝藏。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20世纪初提出, 于今讨论得更为热切的一个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命题往往视人文主义为古已有之的固有特性, 从而遮蔽了现代性的阐释学背景。以人文修养为导向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 需要在现代批判中重建。这是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中需要重视也是其与现代接轨的途径。

二、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的培育

在当代大学教育中, 人文专业不“人文”已不是个别现象。长期以来, 古代文学课程甚至整个人文课程受“科学”思潮的影响, 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因素, 在对知识点的授受过程中, 其最重要的体验生命价值的一面被逐渐淡化了。[2]这种情况的改变首先要从古代文学课程目标的再认识着手, 然后积极开发与并培育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

(一) 重新审视与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目标

首先, 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该既是知识、技能的传授, 更是情感的交流、生命的对话。因而古代文学课程首先是鉴赏课程, 在鉴赏中感悟生活、体验精神世界的广袤和丰富, 体悟人的智慧和力量。因为“文学史, 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是一种心理学, 研究人的灵魂, 是灵魂的历史”。[3]在古代文学史、作品、文论中, 无不渗透着古人的精神与灵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习可以促进我们把握并进而学习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对精神生活丰富性的追求是人的基本追求, 因而古代文学课程的目标应当是:让古代文学课程内蕴的人文精神“走进”大学生的生命, 使其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启迪、触动并指引大家的生命去追求并趋近人生的真、善、美的境界。其次, 培养创新素质人才也是古代文学课程目标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古代文学课程应把大学生的个体主体的确立、个体主体意识的成熟和主体精神的积极培育作为目标之一, 充分地发掘和创造性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潜在的自由、创新素质, 如老庄的自由逍遥, 古代文学的创新诉求与规律, 等等, 促使大学生个人主体意识由零散走向凝聚, 进而推动民族创新能力的发展。[4]

(二) 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的开发与培育

随着科学知识论的解构与知识性质的现代转向, 重新反思与选择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审视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与体系, 则会发现其多为“知识继承型”, 往往存在一些普遍的失误。因此, 新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改革需要注意到学生的兴趣、好奇心与爱好。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寻求那些最基本的, 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 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原理”, 再加上基本方法“并使之结构化”的基础, 目的在于促进具有广泛而持久的迁移价值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 使之与学生的潜能和悟性相结合, 内化为学生的文化与创新素养。[6]当前, 最迫切也最可行的是开发特色课程、品牌课程。一方面挖掘地道的本土丰富的古代人文知识体系, 使之进入大学课堂,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开掘并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传统, 开掘出其与现代相适应、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潜在资源, 形成自己的品牌课程, 弘扬个性以求创新。

1. 儒家道德伦理系统价值的开掘与转化

正如中西方思想界所意识到的:道德的力量始终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深刻的力量。人性中道德力量的扩展, 亦渐为博弈论者所洞察:“生物演化发明利他行为, 创造出善之后, 接着便由第二种强大的演化力量, 文化演化接手, 其中就蕴含着扩张善的希望。”[6]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内蕴的儒家道德体系, 强调道德对个人具有安身立命的价值, 对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和文明进步的价值。在孔子的礼学中, 蕴含了“公正”、“公理”与一种非自觉的敬畏感。它让人们通过理性活动, 认识到自身生命活动及其范围, 从而对他人的活动与权利表示敬重。[7]在这样一个普遍缺乏敬畏感的时代, 将古代文学课程中将孔子的仁内礼外的真正意蕴通过授受渗透进大学生的心田无疑是有意义的。

对儒家来说, 和谐乃是世界的基态和终极境界, 而冲突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失序或失衡。整部《易经》表达了这种思想, 其实现代新学科中博弈论所揭示的“非零和”状态, 同样表达了这种思想。儒家人文学说集大成者的朱子更创造了更为完备而自然的调和世界观体系。他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合一化, 使其在“常”与“变”的思想透视中, 看到国家与个人都是合理的存在, 然而人要以自己的理性去完成一切合理调和的发展, 融入整体的和谐。[8]儒家一直把人文道德作为历史演进的核心力量。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穆明确提出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演进观”,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其主要长处, 在求自然与人文之融和协调, 在使人文演进之不背自然而能绵延悠久。”[9]钱氏晚年的最后一刻, 更彻悟到天人合一乃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古代文学、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提醒我们无论科技伦理、生态伦理, 都要顺乎人性的真、善、美法则来着力建构。这对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的启示无疑是巨大的。

古代文人如孔孟, 尤其是苏轼、朱熹等人的诗词书画也掩抑不住其德性思维的光芒。古代文学课程中内蕴的这些人文精神及其理性追求, 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索与开掘的;尤其是朱熹等文人所取得的时代价值转化的巨大成功, 更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的。所以, 从古代文学的教与学中重视发掘儒家道德价值思想, 可以为今人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观重建提供历史借鉴。

2. 儒家人文教育观的开掘与借鉴

在人文价值取向上, 儒家教育观最鲜明的特征是德智兼重, 在此基础上达到“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的审美境界。有研究者认为, 儒家兼顾体、艺、内、外的完整教育模式, 其“基本构成性内容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政治原理的‘传道’;以传授‘礼、乐、射、御 (驭) 、书、数’之‘六艺’为基本知识技艺科目的‘授业’;以辨明‘学’与‘道’、‘志’与‘仁’、‘工’与‘事’、‘智’与‘德’、‘人伦’与‘事理’问题为主要课题的‘解惑’”。[10]这一概括是对孔子人文主义教育体系的真善美内涵及其逻辑关联的较好说明。在教育方法上, 孔子“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方法, “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是针对人性的根本特点, 使教学过程渐趋“学”与“思”的统一, “礼”与“乐”的统一, “文”与“质”的统一。其中书院对话式教学更显示了其思维方式的人文价值取向, 显示出孔子对人性的深刻了解。[11]对这些丰厚的教育资源如何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转化, 值得当今大学人文教育尤其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深思与探索。

三、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实施

古代文学课程忌说教而重享受, 享受课程应当成为该课程教学的不懈追求, 不管面对的是人文专业的学生还是非人文专业的学生, 古代文学课程永远要贯彻的教学原则是愉快而不断升华精神享受。确立了合理的课程实施观念, 接下来就需要选择有效的方法。在常规的讲授法、小组讨论法等方法以外, 以下方法更值得我们借鉴。

(一) 古代书院教育“对话”式教学

儒家书院教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它首先得力于孔子的张扬, 此后被宋代朱熹发扬光大。在朱子的讲学生涯中, 他十分注重与弟子及友人的对话, 且注重形式的多样性, 或对答式, 或会讲式, 或轮讲式, 或挑讲式, 甚至还常有评论式, 讨论式。通过多种方式的讲学, 发挥对话的人文优势, 使学生深通义理, 以修其身, 然后推己及人。从方法到目的, 教学过程极其自然。朱子自身也常从这种种对话中吸取新的灵感, 发现新的问题, 得出新的思路。因而对话学风的形成, 是知识与实践统一的最佳途径。它最根本的人文精神即体现在对每一个体的充分尊重, 并在此基础上, 充分调动其内在潜力。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的过程, 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深处, 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潜在特质, 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一形式是愉悦轻松而富于人情味的, 以致它对人格的塑造几乎是在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实现的。站在今天教育学的角度看, 中国古代的书院对话式教育, 实质上就是一种陶冶式教育。它所产生的心灵共鸣, 形成的水乳交融, 以及受教育者内心得到的极大的愉悦, 从而达到的高峰体验, 都是其他教育方式无可比拟的。其极佳的教学效果, 值得现代人深思。[12]它也是我们古代文学课程实施中最值得借鉴的教学方式之一。

(二) 古代文学经典导读法

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往往具备首创性同时又具典型的代表性, 譬如唐诗、宋词似乎永不过时地与后人保持着同时代精神对话的生命力。因而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 是人文意境的感染与创造性思路的摹习启示。阅读古代文学经典文本, 是古代文学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与基本方式, 也是文科大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经典文本阅读实质是人文科学个案法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的一种传统悠久的形态, 在现代人文学科的自由理性背景下演变为激活经典文本与亲历大师思想道路的实践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文本, 而不是用二手的理论概括取代文本。这种经典文本个案性研读, 包含两个基本的教学目标:一是掌握特定经典文本的思想内容与学术史地位等知识。它指向的是客观性的经典学术研究目标。二是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 (艰深的文本如《老子》、《庄子》等) , 是人文科学个案方法的训练依托。这一方向下的研读不仅以特定经典文本学术知识为目标, 而且是凭借特定经典文本个案研读的实践经历, 学习掌握更为普遍的人文科学方法并培育文科学生基本素质的过程。在此它指向着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尤为重要的是, 通过浸淫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琢磨体味, 不仅是对文本知识理路的透彻认知, 而且是与作者———作品深层精神意向、信念立场及情趣气质的贴近融合。简而言之, 大学生通过对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研读, 所学习到的不仅是知识与观点, 而且是支撑知识观点的思想框架与运思方法, 以及在最深层面上人文主体的个性创造、意志决断与情感态度。[13]美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名著阅读”运动的具体操作方法, 值得我们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实施经典导读法时予以借鉴与深思。

总之, 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以情动人、以事喻人、以理服人”来达到的, 尤其是“以情动人”这一层面。[14]因而, 古代文学教学不仅可以在课堂上, 而且可以在小组导修、在原典夜读、在网上论坛进行。如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莘莘学子看世界对待人生的方式, 证明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已走进他们的生命, 已化为他们生命的真正关怀, 便能体现该课程的魅力也是其动力所在。

摘要：实现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当前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古代文学课程责无旁贷且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优势, 因而发掘与培育古代文学课程所内含的丰富的人文意蕴的是该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 教师需重新审视与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目标, 让该课程内蕴的人文精神“走进”大学生的生命, 使其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借鉴古代书院教育“对话”式教学, 通过经典文本阅读的个案法训练, 指向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教学方法 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1-0046-02

前言：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一、初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

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

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探析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实际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三、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标准 篇4

2、下列诗句，出自《哀郢》的是(D)A.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襟兮醴浦 C.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B.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D.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

3、《烛之武退秦师》中，晋文公说“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这句话的意思是(A)A.没有秦穆公的帮助，我们到不了今天 B.没有秦军的配合，我们战胜不了郑国 C.没有佚之狐推荐，郑伯不会用烛之武 D.没有烛之武游说，局势不会这样变化

4、《冯谖客孟尝君》：“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这里“矫”的意思是(C)A.传达 B.矫正 C.假托 D.违背

5、《逍遥游》：“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里“之人”是(D)A.宋荣子 B.列子 C.许由 D.藐姑射山神人

6、“矛盾”一词出自(D)A.《齐桓晋文之事章》 B.《非攻(上)》 C.《晋文公之赏》

D.《舜之救败》

7、《论贵粟疏》写到有一种人“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这种人是(D)A.王侯 B.官吏 C.武士 D.商人

8、《项羽本纪》中“当是时，诸将皆折服，莫敢枝梧”，这时发生的事件是(A)A.项羽杀宋义 B.钜鹿之战 C.鸿门宴

D.垓下之围

9、张衡《四愁诗》中想象雁门景象的一句是(C)A.欲往从之湘水深 B.欲往从之陇阪长 C.欲往从之雪纷纷 D.欲往从之梁父艰

10、《陌上桑》描写罗敷美貌，所采用的手法是(D)A.具体刻画 B.运用比喻 C.运用对比 D.侧面描写

11、《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A)A.《文选》 B.《乐府诗集》 C.《玉台新咏》

D.《古诗源》

12、《西北有高楼》已经带有文人之作的特色，其突出表现是(C)A.对偶 B.排比 C.用典 D.比兴

13、下列曹植《洛神赋》文句中，用来形容洛神体态的是(B)A.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B.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C.转眄流精，光润玉颜 D.含辞未吐，气若幽兰

14、王粲《登楼赋》中，写到虽遭囚禁仍弹奏楚国乐调的古人是(B)A.庄舄 B.钟仪 C.孔子 D.范蠡

15、阮籍《咏怀诗》(驾言发魏都)是以战国时代魏王史事来比喻(C)A.魏武帝 B.魏文帝 C.魏明帝 D.魏元帝

16、《重赠卢谌》一诗的作者是(A)A.刘琨 B.左思 C.葛洪 D.嵇康

17、谢灵运《登池上楼》：“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豳歌”典故出自(C)A.《楚辞》 B.《左传》 C.《诗经》

D.《战国策》

18、鲍照《代东武吟》，其中“代”的意思是(C)A.代替 B.代表 C.仿作 D.假托

19、“子猷访戴”的故事出自(B)A.《搜神记》 B.《韩非子》 C.《左传》 D.《世说新语》 20、下列作家中，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文学集大成者的是(B)A.郦道元 B.庾信 C.江淹 D.吴均

21、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徐孺下陈蕃之榻”，徐孺和陈蕃是(C)A.战国时人 B.西汉时人 C.东汉时人

D.春秋时人

22、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的意思是(C)A.慨叹朝廷无人能挽回垂危国运 C.为失去世爵谪居外地而伤感

B.慨叹唐朝同姓宗室无人敢反抗武则天 D.为唐朝被武则天篡政而悲伤

23、下列沈佺期《独不见》诗句中，与“十年征戍忆辽阳”诗意承接最紧密的是(B)A.海燕双栖玳瑁梁 B.白狼河北音书断 C.丹凤城南秋夜长 D.更教明月照流黄

24、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张丞相”是指(B)A.张说 B.张九龄 C.张若虚 D.张守珪

25、下列杜甫作品中，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是(B)A.《望岳》 B.《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C.《丽人行》

D.《春望》

26、《玄真子》的作者是(B)A.郦道元 B.张志和C.陆龟蒙 D.葛洪

27、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写作背景是(A)A.藩镇割据 B.谏迎佛骨 C.亲人辞世 D.时人耻于从师

28、下列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诗句中，赋中兼有比兴的是(C)A.城上高楼接大荒 B.岭树重遮千里目 C.密雨斜侵薜荔墙 D.犹自音书滞一乡

29、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指“石头城”，故址在今(C)A.徐州市 B.苏州市 C.南京市 D.镇江市

30、李商隐《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两句中，典故出自(B)A.《孟子》 B.《庄子》 C.《韩非子》 D.《论语》

二、多项选择题

31、下列《氓》的诗句中，运用了比兴手法的有(ABE)A.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B.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C.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D.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E.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32、《报任少卿书》，说明发愤著书的历史人物有(ABDE)A.左丘明B.吕不韦C.李斯D.孙膑E.韩非

33、下列左思《咏史》(其二)诗句，运用对比的有(ABCD)A.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B.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C.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D.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E.冯公岂不伟，自首不见招

34、下列作家文集中，属于初唐的有(ABE)A.《王子安集》B.《幽忧子集》C.《高常侍集》D.《王右丞集》E.《陈伯玉集》

35、下列作品中，依《诗经》之例，取首句的头几个字为题的作品是(AD)A.韩愈《山石》B.杜牧《早雁》C.刘禹锡《石头城》D.李商隐《锦瑟》E.沈佺期《独不见》

36、简析《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的性格特征。向往富贵生活，具有强烈的功名心，发愤苦读，挫而俞愤。善于运筹帷幄，能言善辩。没有固定政治主张与理想。

37、李密在《陈情表》的第一段写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不能分离，对表达全篇主旨起什么作用?表达自己面对朝廷征召的两难境地。申诉自己矛盾、委屈的心理以打动人心。表明自己竭尽孝道符合大义。

38、简述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主题的复杂性。

有抒写以生许国的豪情壮志的一面。写出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久戍边塞，归期无日之情

39、简要说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叙议结合的特色。前半部分叙为主，后半部分议为主。议为叙之纲，叙为议之事实证据。叙议两部分都围绕赞美英雄，斥责小人的主题。40、试述《离骚》一诗的思想内容。

热爱祖国，决心献身楚国与君王。对党人为非作歹深恶痛绝。对楚王听信谗言痛心疾首。对自己培育的人才的变质倍感痛心。决心保持清白，为正道而献身。

41、分析《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语言运用方面的特点和作用。人物对话富有个性，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刘兰芝的外柔内刚，焦仲卿的懦弱无奈，焦母的专横，刘兄的势利，都通过语言得到表现。此诗语言的基本风格为自然、朴实、流畅。但兰芝辞别和太守迎亲两处浓墨重彩，着意铺陈，对表现人物心情，烘托悲剧主题起重要作用。

42、请结合作品，具体分析《段太尉逸事状》在叙事时间安排上的特点。

全文主要写勇服郭晰、仁槐焦令谌、节显治事堂三件事。作者没有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而是将勇服郭晰一事提前。好处是该事件最富戏剧性，有“先声夺人”之效；该事件最生动、最能突出段太尉的性格，也最能反驳“武人一时奋不虑死”的攻击（适当展开）：

夫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苍皇翻复，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何其谬哉!呜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载谁赏!(《北山移文》)(1)作者孔稚珪。(2)这里写的是哪一类人物?为突出这类人物的特征，采用了什么手法? 隐士，用假隐士与真隐士对比。

中国古代文学 篇5

1、隋朝李谔的《上隋高帝革文华书》

2、“初唐四杰” 王勃 杨烔卢照邻 骆宾王（）

3、“文章四友”：杜审言 李峤 苏味道 崔融

4、“吴中四士”：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

5、洛中八俊是北宋和南宋交接时期，在洛中地区活跃的八位文人，他们被记载于宋代楼钥《攻愧集》第七十一卷。历史上，只有其中的三人被确认，这“三俊”分别有“诗俊”陈与义、“词俊”朱敦儒和“文俊”富直柔。其代表作品有《登岳阳楼》和《墨梅》（陈与义）、《雨中花》（朱敦儒）等。

6、《春江花月夜》

7、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好颜色。“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8、宋之问 沈佺期 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

9、“三吏”： 《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三别”： 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10、王士源说孟浩然的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

11、《黄鹤楼》崔颢 被称为“有俊才，无士行”

12、元结的《系乐府》中《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

13、诗鬼 李贺

14、诗豪 刘禹锡“刘白”：刘禹锡和白居易

15、“二王”：王叔文、王丕

16、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

17、“七绝圣手”“诗家之夫子”是指 王昌龄

18、“皮陆”：陆龟蒙、皮日休

二、问答题（简答题）（什么是上官体、城斋体、易安体？其特点）

上官体：指唐初贞观、龙朔之间，以宫廷使人上官仪诗风为代表的封合应诏之作，绮靡浮艳，是齐梁宫体诗的余风。工于五言，追求形式技巧与声辞之美宫廷化诗风，但有一种天然媚美之致，体现了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最高水平典范，对律师形势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31页《箧中集》：诗集名，元结收沈千远、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诗二十四首，命名为《箧中集》。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他们是最先感受到哀败景象到来的一群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元结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个集子里，给予了很多的评价。元结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故选录其中以警时人。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均是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吃哦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干人下的雄杰之气。他们的是重视抒发一己之情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同时，他们反对继承齐梁遗风的上官体，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领域，倡导有“骨气”的刚健之诗，为初唐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开始形成，但他们的诗仍残留不少南唐遗风。

山水田园诗：是盛唐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之一，山水田园诗派诗人多仕途失意，受佛道思想

影响较深，寻求隐匿，因而诗中多描写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其诗风清新流利，常常表现出静谧恬淡的境界。王维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流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王之涣等。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魏晋、隋及唐初以来边塞诗的创作传统，以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多方面反映边塞生活，表现了巩固国防，为国立功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进取精神。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气息，开阔了诗歌创作题材，气势磅礴，乐观向上，描写生动形象，风格雄浑豪放，富有艺术感染力，促进盛唐诗歌的繁荣。

大历诗风:指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使人的共同创作风貌。他们大多青年时期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受过盛唐文化的熏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心里状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的自信与气势，也没有杜甫的反映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但也有少量盛唐余韵，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现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净高逸的情调，淡远凄静的情志，虽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但气骨顿衰，转录出中唐面目。代表有李端、卢纶、韩翃、钱起、司空曙等。

大历十才子：

1、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十才子，指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因在大历年间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瞩目。他们创作成就高低不一，钱起被公认为十才子之冠。

2、他们的诗歌内容上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冷清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3、艺术表现以谢朓为宗，讲究格律辞藻，追求清雅闲淡

4、手法上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大都写的精致工整，带有大历诗特有的情思韵味。

5、“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

郊寒岛瘦：对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称谓。孟郊一生困顿，贫寒凄苦，其诗也常道穷愁凄凉；贾岛的诗注重字句的雕琢、推敲。因二人诗歌都有清峤硬瘦，好作苦语，固有此称。

唐传奇：是在前代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言小说，它注重作品的审美价值，注重小说的愉悦性情作用，油菜形成“作意好奇”、“始有意为小说”的特点。其题材扩大，篇幅加长，情节完整、描写细腻，注重人物思想刻画，展示人物命运，反映复杂社会，代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质变，标志我国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代表有王度的《古镜记》白行简的《李娃传》

变文：也简称“变”，是寺院僧侣向听众做通俗宣传的一种文体，是转变的一种底本。这种文体盛行于唐代。因清光绪年间才从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故又称“敦煌变文”。现存的变文，其内容一为佛经故事，如《降魔变文》，一为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如《伍子胥变文》，一为当时当地的重大的人物和事件，如《张议潮变文》。变文对我国通俗讲唱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后蜀赵崇祚编，收录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黄埔松、韦庄等十巴家词500首，欧阳炯作《花间集序》，指出这些词人把视野完全转向女性姿色和生活情欲，艺术上文采繁华，轻柔艳丽，崇尚雕饰，形成缛采轻艳的花间词风，对词体影响极大，“诗庄词媚”一说成因即与它有关。

新乐府运动：是有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反映现实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标榜“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强调诗歌“补差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提出诗歌通俗话的具体要求。不论是古题还是新题，只要是为事而作，都被看做是新乐府诗。

俗讲：与僧讲对立的概念。佛教传入中土后，僧徒为弘扬佛法，利用说唱手段为俗众讲佛家

教义宗教活动。是一种讲道通俗化的手段。主要来源于六朝以来佛家的讲道化俗手段：“转读”和“唱导”。唐代形成俗讲。

变文：或简称“变”。是转变的底本。敦煌说唱类作品中保留较多。一种说唱艺术，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也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想象丰富，语言活泼。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散韵结合。

260韩愈诗风：

278张王乐府：张籍王建 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317晚唐小品：在古文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晚唐小品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是韩愈、柳宗元杂说、寓言小品等文体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晚唐日趋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基本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二是多为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热，生气贯注。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318“三十六体”：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擅长骈体文，其中李、温、段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其兄弟中皆排行第第十六，故有此称）

“西昆体”

苦吟诗人

三、阅读翻译题（）

（1）也是论述题，原文：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翻译：

分析：“贵于清绮”是对追求声律辞藻的南朝诗风的概括，偏重于诗的声辞之美而言，宜于咏歌是其所长，缘情绮靡而流于轻艳纤弱则为其所短。“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特有的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势，贞刚壮大是其所长，而表现形式的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词，则是一种缺憾。二192页（2）原文：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东方公1足下2：文章道弊五百年矣3。汉、魏风骨4，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5。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6竞繁，而兴寄7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8也。一9昨于解三10处，见明公《咏孤桐篇》11，骨气端翔12，音情顿挫13，光英朗练14，有金石声15。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16。不图正始之音17复睹于兹18，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19。解君20云：“张茂先

21、何敬祖22，东方生23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24，作《修竹诗》一首，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翻译：东方公足下：文之道衰弊，已经有五百年之久了(指从西晋至唐初)，汉魏时期优秀的风骨传统，晋宋虽然没能流传下来，然而在现存的文献中有可以找到证明。我闲暇的时候曾经欣赏齐梁的诗歌，(觉得)当时的创作过分追求词采的华丽，而缺乏内在的比兴寄托，每每感慨万千。回想古人，常常担心浮艳绮靡(的文风充斥文坛)，而风雅之风就此沉寂下去，因此心中很是不安。自从昨日于解三处欣赏了您的《咏孤桐》诗，深深地感到诗中透露出一种端直飞动的风骨美，声情并茂，抑扬起伏，表达鲜明精练，音韵铿锵悦耳。于是乎心目为之一新，消除了那种沉闷和抑郁之感。没想到(您的诗作)又感受到了正始之音，也可以令建安时代的作者感到欣慰。解君说：“您可以与晋代的张华、何劭相比肩”，我认为这是知音之言。所以感叹于雅制(的复兴)，所以写了这首《修竹诗》，自然期待献给

分析：

241页（3）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翻译：

分析：沈宋：是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同宋之问的并称。二人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律诗形式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

苏李：指苏武、李陵。过去把汉时期的无名氏的诗都附会在他们的笔下。最早见于《文选》。是汉代文人诗的代表。

曹刘：是指曹植与刘祯，二者均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把二者并称。

颜谢：是指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和东晋诗人谢灵运，后者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

徐庾：是指南朝梁、陈时期文学家徐陵和北周文学家庾信。他们集六朝诗作之大成。

四、论述题（选取一篇默写分析其内容及艺术特色 李煜 虞美人）

南北文学的优缺点或区别

初唐统治者提倡的是什么样的文风？对后来的唐文学的发展有何影响？ 225页论述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特点

233页 为什么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

240页 杜甫诗的艺术风格

257页 韩孟（韩愈和孟郊）诗派的理论主张

267页李贺的诗歌特征

276页简述韩愈的“以文为诗”

277页新乐府诗歌的特征

284页简述白居易新乐府创作主张

303页简述韩愈柳宗元 古文运动的主张（散文艺术成就308）

357页论述李商隐的艺术成就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篇6

第一讲 宋辽金文学……………………………………………………2 第二讲第三讲第四讲

元代文学……………………………………………………29 明代文学……………………………………………………41 清代文学……………………………………………………59

第一讲 宋辽金文学

概

说

宋代分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两个时期，两宋三百多年间，还同时存在着辽（907—1125）、金（1115—1234）、西夏（1032—1227）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宋辽金文学就是指两宋与辽金政权时期发生的文学现象。

一、社会概况

（一）北宋初期，战争平息，国家统一，广大人民得以安定地从事生产，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商业大城市也相继出现。到北宋中期，便出现了社会繁荣局面。南宋初期，虽只剩下半壁江山，但由于人口大量南迁，富庶的江南成为南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会也呈现了繁荣景象。两宋后期，由于朝廷和地主阶级加紧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纷纷破产，社会经济逐渐衰落。

（二）军事上，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北宋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措施。除把精兵集中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作战的能力，使它不能有效地抵制异族侵扰。

（三）政治上，重文轻武。从执政的宰相、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到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又多方增设官职，制定多种授官方法，形成一个庞大的享有优厚待遇的官僚集团，使人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形成对立的派别。在北宋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在南宋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互相影响。这种矛盾和斗争，一直贯穿在宋王朝的全部历史中。

宋代文学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二、文学概况

（一）宋代文学，词的成就最高。它在题材、风格、手法的扩大演变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北宋初期的词是沿袭晚唐五代绮丽婉约的词风发展起来的。但晏殊、欧阳修的小令已开始摆脱花间词人猥俗和浮艳的习气，表现出清丽的词风。范仲淹的词较有气魄，别具一格。柳永、苏轼使词走上革新道路。柳永的贡献在于创造了慢词和与之相适合的铺叙手法，善用俚俗语。苏轼冲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内容上，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也采用词表达。形式上革新了词的语言，不拘音律，将词变成一种不再依附于音乐的新诗体。特别是在风格上，他在婉约派外别开豪放与旷达词风，对词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北宋后期的词，中断了苏轼开辟助道路。周邦彦注重格律，他以典雅工丽之词为没落王朝点缀升平，使词又回到脱离现实的道路上去。

南宋民族矛盾激化，在人民爱国热情普遍高涨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文学出现了繁荣。著名词人张元干、张孝祥、刘克庄等都唱出了悲愤之音。女词人李清照的词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抒写国破家亡之痛，成为她这一时期词作的中心内容。辛弃疾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用词表现抗金救国的意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南宋中叶以后，格律派词人姜夔等逃避现实，追求形式技巧，词的创作又走上狭窄道路。光辉的宋词遂逐渐衰落。

（二）宋诗重气骨，重理趣。有众多诗体、流派，更替涌现。如：北宋初王禹隅等继承白居易现实主 义的“白体”，林逋等写隐居闲适生活的“晚唐体”，杨亿等雕章琢句的“西岜体”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要求诗歌“叙人情、状物态”，提倡清丽平淡，开始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王安石、苏轼用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受，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北宋后期黄庭坚提倡“点石成金”，形成“江西诗派”。到南宋，杨万里、范成大的诗篇，多描绘祖国江山风物。这—时期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四灵派”、“江湖派”多抒发山水田园的情趣，社会意义不大。在南宋亡国之际还有一批爱国诗人，杰出代表是文天祥。

（三）宋代散文作品丰富，名家辈出。作家们师承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而又有新的发展：以文章反映现实，指陈时弊。唐末八大家中的欧、王、三苏、曾等六家，其散文各有特点，都能表现出时代特色：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有汪洋恣肆的议论。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还有许多作家，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欧阳修，苏轼，他们的许多名作，对明清两代的散文都有深远的影响。

（四）由于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还产生了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它是民间艺人“说话”的底本，内容大多反映市民阶层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最大的特点是它完全采用白话。宋代话本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发端，对后来的小说、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辽在与汉人交往中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君臣后妃不少人都能用汉文写诗，但作品流传极少。金继承了北宋文学的成就，出现了一批诗人。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最为著名，他的诗以反映国破家亡的现实之作成就最高。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写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文字优美生动，是为人民所喜爱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

第一章

北宋词

一、北宋前期词人

北宋词可分为前后两期。初期词作基本上承袭五代词风；题材狭窄，或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情趣；体制上仍以短章小令为主，多用比兴手法，以抒情见长，风格绮丽，蕴藉含蓄。晏殊、欧阳修是其代表，并称“晏欧”。这一时期词坛上独树下帜的作家只有范仲淹。

（一）晏殊（99—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七岁能文，称神童。有《珠玉集》一卷。他在仁宗朝官至宰相，由于历官显要，生活豪华，其词内容不外流连诗酒，歌舞升平，现实意义。而他的一些描写离情和个人抒怀之作，在表现落寞惆怅之感的同时，却能以清新淡雅的语言写出含意较深的意境。并概括出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来”（《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便是这类词的佳句。

（二）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词数量较多，今存二百余首，有《六一居士词》。词风受南唐冯延巳影响较深，内容以写男欢女爱，伤春惜别者居多，同他的诗文相比，题材甚窄。但他的一些描写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后的感慨之作，能注重心理刻画，极能显示出北宋前期小令的抒情特点。如“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这类词在今昔对比中抒发人生感叹，风 格蕴藉深婉，已摆脱晚唐五代绮靡习气。特别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词作，语言精美，色调明丽，意境清新。这些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都对后来词风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对北宋词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宋初著名政治革新家。他的词作不多，流传下来的只有五首。但他在创作上能别开生面，用词来反映边塞生活，抒写政治怀抱，表现出开阔而深沉的意境。著名的《渔家傲》就是其代表作。这首词通过长烟落日、边声四起、千山重迭、孤城深闭等边塞景象的描写，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忧国之心。写得慷慨悲壮，气象开阔，格调雄放，开拓了词的新境界，被称男豪放派的先声。虽然如此，但因数量不多，在北宋词坛上不如晏欧影响大。

北宋前期婉丽词风形成的原因：

（一）宋初社会安定，都市繁华，为达官贵人享乐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词这种歌唱文体，不仅适合于贵族“娱宾遣兴”，点缀升平，也适合于广大市民阶层茶楼酒肆、秦楼楚馆中娱乐生活的需要。因此，北宋初期的生活环境是这种“香软”词风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来自民间的合乐词，适宜于表达缠绵感情。自晚唐五代以来即被视为“艳科，伪词，一向用来描写爱情艳事，反映富贵闲人的生活情趣。而“诗庄词媚”的观念在宋人中更为普遍，堪称为政治家的晏欧，他们却从不用所谓的“小道”、“诗余”的词来反映他们在诗文中所表现的重大题材。可见文人对词的社会功能的偏见，也是形成宋初词作题材狭窄风格婉丽的重要原因。

二、柳永

（一）柳永（9857-1050），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人，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因仕途失意，他常常生活在歌女乐工当中，精音律，善作俗曲，被时人视为浪子才人。所著《乐章集》有词二百多首。

（二）柳永的词题材较为广泛，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描写都会风光、山川景物，反映市民生活。如《倾杯乐》、《迎新春》、《破阵乐》等。尤其是被人传诵的《望海潮》，它描写杭州街市的繁华和湖山的壮美，景象鲜明，引人入胜。这类题材在词中是前所未有的，它使词出现了较为新鲜的画面，对于认识当时城市的风貌也有一定的意义。

2、描写羁旅行役，抒发江湖流落的伤感。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顿，常年流落江湖，奔波飘泊，因此写了不少穷愁感叹，离别怀人的作品，这是柳永词在艺术上最有特色和最有成就的部分。如《雨霖铃·寒蝉凄切》、《满江红·暮雨初收》、《八声甘州·对萧萧暮雨洒江天》等。在离愁别绪的描写中，寄托了他怀才不遇穷愁潦倒后的悲愤和失望心情。在手法上，他把汉魏乐府古诗中游子思妇的题材与晚唐五代以来在词中对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描写结合起来，写得情深意切，凄楚悲凉，缠绵悱恻，生动感人。

3、描写歌妓的生活、思想以及自己的缠绵感情。这类词数量最多。由于他一生中多与歌妓们流连往返，深刻了解她们受凌辱受践踏的痛苦，因此能以同情的心情去写她们渴望自由要求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如《迷仙引》等。这些词写得感情真挚，委婉含蓄。这一部分词中，有的也流露了淫靡颓废的情调，是应当加以剔除的糟粕。

（三）柳永词在艺术表现上有明显的特点：

1、善用赋的手法，层层铺叙，恣意渲染。柳永词以铺叙见长，且能把写景、叙事、抒情融成一片，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如《雨霖铃》，上片记别，从日暮雨歇、送别郊外、设帐饯饮，到兰舟催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依次写来，有人物、有沽动、有情节，把离别的场面和离人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署名的钱塘词《望海潮》中。更发挥了他用赋的手法写词的长处：上片以“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的描写，从三个方面铺叙了杭州人口众多，江堑雄伟，市肆豪华的盟况。下片咏西湖，更从湖山全景、四时风光、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个方面来写。这种铺叙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这一体制能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且由于对描写对象作多角度、多侧面的描写，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2、语言平易浅近，不避俗词俚语。宋人论词有雅俗之辨。柳永不喜用典和华丽的辞藻，善提炼俚俗语，以“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如《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几乎全用口语写成。柳永词浅近如话，近于秦楼楚馆之曲，然又能俗不伤雅，词中多有佳句。如“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望海潮》），古今传诵，经久不衰，深为大众喜爱，故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誉。

（四）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个转变词风的词人，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扩大了词的题材。他把词从小庭深院引向市井都会、山程水驿。柳永词中虽然女子相思之作占很大比重，但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望海潮》表现都市的繁华，山川秀丽；《雨霖铃》写羁旅愁怀等，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画面，为后来词人的创作开拓了新的领域。

2、发展了词体。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制慢词，为后来词家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乐章集》中，慢词占十之七八。自柳永以后，写长调作慢词蔚然成风，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提高了词的表现技巧。柳词的铺叙和白描手法以及俚俗语言的运用，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对后世作家创作影响深远。

三、北宋后期词人

北宋后期的词坛婉约词又占统治地位。在此之前，虽然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开创了豪放词风，但后来的词人并没有沿着苏轼所开拓出来的道路前进。由于词坛上传统的观念还较深固，同时，在当时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影响下，社会风气日益腐朽，因此词人们把词的创作又引回到宋初的内容狭窄的老路上去，以酒色和风花雪月为主要描写对象。北宋后期词人还多在艺术技巧上下功夫，他们讲究音律，注重格律，并继承和发扬了柳永的长调慢词。周邦彦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是格律派的创始人。他写词既重格律，字句上又刻意雕琢，要求典雅精工，对南宋专重音律的格律派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秦观（1049—1100），字少游，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其《淮海词》四十卷，有词一百余首，多婉约清丽之作。他的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描写爱情和相思。他多写自己与歌妓舞女的交往、依恋，用谐婉的音律，淡雅的语言抒发真挚深沉的感情，渎来哀婉动人。《满庭芳》系这类题材的代表作。著名的《鹊桥仙》还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歌颂纯洁坚贞的爱情。其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秦观词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抒发自己贬谪飘零的愁苦，表现惆怅落寞的心境。如在流放途中写的《踏沙行·雾失楼台》。这类词委婉含蓄地表现自己的忧愁和悲痛，带有浓厚的伤感情调。

秦观词内容比较狭窄，除了写情就是写愁，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其词的主要价值在于艺术上的成就。他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婉转的语言来表达感伤的情绪，在写景抒情的技巧上有许多成功之处。他是北宋婉约派的代表作家，被后人称为“婉约之宗”。

秦观虽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写词不师苏轼，而颇近柳永。以其《满庭芳》为例：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首词的内容和意境都和柳永的《雨霖铃》相近。苏轼就曾况过：“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可见柳永对秦观确实有很大影响。

但秦词和柳词还是有不同特色。首先是柳词善于铺叙。《雨霖铃》写别情，作者从离别前的难分难舍，写到离别后的远行，离别后的孤凄，离别后的伤情。通过“念去去”、“今宵”、“此去”这几番设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古伤离别的多感情怀。秦词则善于细腻地描写，《满庭芳》通过“暂停征棹”、“共引离尊”、“香囊暗解”，“空惹啼痕”等具体描写，把离别时的留恋和伤感尽情挥洒出来。其次是语言的运用上也显示出不同风格。柳词语言近于口语，浅近谐俗，即使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千古传诵的名句，也明白如话。秦词的语言则较典雅精工，如开头两句“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中的“抹”“粘”二字，非常精炼生动，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赏。

（二）贺铸（1052—1125），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有《东山词》。他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都较秦观丰富多采。贺铸词以婉约为主，兼具豪放的一面。他的一些小词，情思缠绵，风格和秦观相近。《青玉案》写闲愁，其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三句，连用三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比喻抽象不可捉摸的闲愁，新奇警策。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是时人争相传诵的名句。他的一些咏史、怀古、抒愤、言志之作则是另一种风格。长调《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上片写少年时期的游侠生活和豪放性格，下片写仕途失意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几句，以豪迈奔放的语调，抒发了有心报国无路请缨的抑郁情怀，激愤悲凉，豪放词风。

贺铸和秦观在宋词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秦观上承柳永，下启周邦彦：贺铸则可看作是从苏轼到辛弃疾的一个过渡作家。

（三）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有《清真词》，他是北宋词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因为他精通音律，又善作词，宋徽宗任他为“大晟府”提举官，为王朝制礼作乐。他的词多写风月艳情和羁旅闲愁，既表现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了腐朽王朝土大夫们纵情声色的需要，而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较为可取的是一些羁旅行役和怀古、写景的作品。如《苏幕遮·燎沉香》写风荷的神态，抒发思念故乡的感情，·写得清新淡雅，疏朗明快。《满庭芳·风老莺雏》写飘流生活中的苦闷心情，字句精巧，形象鲜明。但总的说来，周邦彦词的思想内容显得苍白与空虚。

虽然周邦彦的词在思想上缺乏积极因素，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有很高成就。

1、工于描写。周邦彦的词常用细腻的笔触写景状物，形象鲜明，生动传神。《苏幕遮》写荷塘景色时，“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不仅写出了水面上的片片荷叶的清润町爰，还生动地描绘出在晨风中伸展着腰肢一一挺立在翠波间的荷花的丰姿，使人仿佛看到了那些充满生机的出水芙蓉的形象。确是传神的名句。《满庭芳》开头，“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几句，写莺雏在春风中 成长，梅子在春雨滋润下肥大起来，和树木在阳光照射下阴影的清晰、圆正，构成了一幅明丽的初夏风光的图景、给人留—F了荚好的印象。“老”“肥”二字、不仅写了莺雏和梅子，还写出了春风的和煦和细雨的知时，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真是绝妙入微，2、善于铺叙。周邦彦继柳永之后多写长调，也多用铺叙写法，并有所发展和创新，他不象铆永那样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讲究曲折、回环的审美效果。如《夜—琶鹊·别情》写和女友分别时的情景和心绪。上片从送人写到送行的夜景，和离筵将散时“探风前津鼓”，花骢也懂别恨“亦自行迟”。下片写归途，道路漫长，“人语渐无闻，”经过分手处落花盖住了友人遗钿，斜阳最草，景象凄凉。最后以徘徊于饯别地遥望友人去处以寄深情作辖仑词层层铺叙，层层深入，回环往复，令人回味无穷。

3、精于音律。周邦彦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他不仅整理了一些没有定型的古调，还创制了许多慢曲、引、近，犯等新调。周邦彦的词在字音上不仅讲究平仄协调，有时还严守四声。因此，他的词格律严整，音调和谐。这是周邦彦词艺术上的特点，也是他对词的重要贡献。

第二章 宋代诗歌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与唐诗一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宋诗与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诗重“象”，宋诗重“意”；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瀑布本身的形象，为人们展示了瀑布的具体情形，从中透露出对庐山瀑布的喜爱之情。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例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的具体面目没有描绘出来，侧重表现由看山引发出来的哲理性思考，发人深省。唐诗基本上能做到用诗人自己自然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宋诗则往往用典故和前人的话来表现，因而宋代的诗人首先是学者。宋诗因为与唐诗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批评。其实，言理、言情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将诗写好。认定唐诗才是好诗的观点是十分狭隘的。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以唐诗为正宗，或以宋诗为正宗，都有碍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一、北宋初中期诗

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因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宋初三体内容上均离政治、社会较远，形式上多为近体诗。北宋初期中比较优秀的诗人是王禹偁。他的诗早期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因此多平易浅近之作。中晚年由于被贬，诗风也因此大变，改为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杜甫诗歌，因而具有较多的现实内容，表现的情感也比较真实感人。代表作有《对雪》、《感流亡》等。宋仁宗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人，对诗歌进行了改革，将诗歌引入了新的方向。他们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多写古体诗，拉近诗歌与政治与社会的距离，在艺术上进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新的尝试。

（一）欧阳修

欧阳修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改革中虽不是先行者，却是影响最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身居高位的优势。他的诗，就内容来说，各类题材都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作品，例如《食糟民》、《答朱案捕蝗诗》、《答杨子静两长句》。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位士大夫的可贵良知。就艺术而言，欧阳修的诗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意学习模仿唐代诗人韩愈。例如《洛阳牡丹图》、《吴学士石屏歌》等，已初步表现出宋诗重“意”的特点。他的一些诗写得平易疏畅，如《戏答元珍》，这首诗作于被贬夷陵之时，从语言来说，可谓平易通畅，但其中的达观情怀却是以往的贬谪之作中很少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之一。欧阳修诗从整体上看，写得平易疏畅，不用典，既不像白体那样浅俗，也不像晚唐体那么寒酸。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梅尧臣

梅尧臣是北宋中期比较早地有意识纠正西昆体诗风的诗人，与欧阳修来往较多。他的诗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的很多诗是关于政治和民生疾苦的。例如《田家》、《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这些诗歌对于拉近诗歌与政治、社会的距离，增强诗歌的严肃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汝坟贫女》这首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是为冻死的军人而作，杜甫“路有冻死骨”的描写又复现诗歌创作中，“三吏”、“三别”的精神又得到了体现。这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诗歌中是很少见的。

第二，他在扩大诗的题材上作了新的尝试，将一些过去不入诗的事物、现象写入诗中，如丑而老的妓女，不雅的虱子、跳蚤、乌鸦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多少美感，但对开拓诗的表现领域，纠正西昆体的所谓高雅大体，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第三，他的诗总的风格是平淡。这种平淡风格的取得，是与他多写琐碎题材、多表现自然淡远的意境、多运用平淡的语言分不开的。这也是对西昆体华丽典雅的一种纠正。

（三）苏舜钦

苏舜钦在诗歌上与梅尧臣齐名，人称苏梅。苏舜钦与梅尧臣有很多相似之处，诗歌也常写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如《庆州败》、《吴越大旱》等。但是，无论表现哪方面的内容，苏舜钦在风格上与梅尧臣都迥然不同。如《庆州败》这首诗对北宋朝廷和军队的讽刺嘲笑，可谓淋漓尽致，毫不留情，这种大胆直露，是梅尧臣诗里所没有的。即使是写景，苏舜钦也表现出一种豪气，如《淮中晚泊犊头》既鲜明如画，又意境阔大，精致之中不乏豪气。欧阳修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道出了两人的特点。

二、北宋中后期诗

宋诗重“意”的特征在欧阳修、梅尧臣以及苏舜钦的诗歌上已初步表现出来了，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苏轼和黄庭坚，更是将这种重“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宋诗的学者化倾向到这时也表现得非常典型了。

（一）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例如《河北民》反映了边境农民遭遇大旱时的困苦。其他如《感事》、《省兵》、《收盐》等，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这些特点即使在咏史这样的题材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明妃曲》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但诗中颇多议论，既为毛延寿平反，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皇帝，十分大胆直露。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如《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前一首“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护田”、“排闼”均取自《汉书》，因而是“用汉人语对汉人语”；后一首“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向来是炼字的典范。这两首诗在用字、对仗上均下了极大的功夫，但表面看来并无奇特之处，真正达到了他赞美唐人张籍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的境界。《石林诗话》卷上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王安石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远远大于前期诗歌。

（二）苏轼

宋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苏轼的诗题材极为广泛，涉及社会、自然、艺术、宗教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既有政治诗、题画诗，又有写景抒怀、咏物言志之作。他的政治诗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表现了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题画诗如《题王维吴道子画》等，表现了他精辟的艺术见解。当然，最值得注意，同时也是数量最大的是写景抒怀诗。这一类诗集中表现了苏轼的艺术个性，也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写景抒怀诗，并不是只由写景和抒怀这两种要素构成，而是将写景、叙事、抒情、言理等揉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景、事、情、理相统一的艺术世界。他的这类诗集中表现了人生、景物的变幻，并用哲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变幻。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两首诗均表现了人生的变幻，一方面对这种变幻深感无奈，另一方面又跳出这种变幻，站在变幻之外看变幻，因此，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人生的悲哀感，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般而言，诗中言理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苏轼的诗说理虽多，却令人爱不释手，可读性极强，原因在于：

第一，他并不是单纯地说理，而是将情、理、事、景融合起来，理从事出，理从景出，并且理在情中。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开头两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既是说理，从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感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抒情。理与情乃是由渑池所见之景及经历之事触动而发。

第二，苏轼具有一种“触处生春”的本领，因而将诗写得生动异常，富有美感。这种“触处生春”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他能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例如《题西林壁》；另一方面表现在他能通过新鲜的比喻将难言之事、理、感受等非常形象地写出来。例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比喻。另外，苏轼诗也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例如《纵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白须萧散而功业无成，本是沉重悲痛之事，在他笔下却呈现出喜剧场面，这与中国古代诗歌“惟以悲哀为主”的传统是大不同的。苏轼诗写得才气横溢，灵光四射，读来毫无陈腐气，且又极重“意”，文化底蕴十足，所以一向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

（三）黄庭坚

在宋代，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所以有“苏黄”之称。黄庭坚之所以能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二是因为他诗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

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阐明了具体的写诗办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黄庭坚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可见，他是主张创新的，一般的诗歌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创新？一般人总强调要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让人难以找到具体的突破口。黄庭坚则认为，可以通过“以故为新”来实现。“以故为新”的具体办法就是“夺胎换骨”，即“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引）。这就意味着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加工改造上，一是不改变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一是袭用前人的语言，但表达的是新的意思。此外，他还对诗歌句眼的设置、句律的运用、章法的安排等发表了具体的意见。这样的办法虽然不算高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对学诗者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它与一般的泛泛而谈的诗歌理论是不同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宋代也是别具一格的。从内容来说，黄庭坚的诗不像他以前的宋代诗人那样比较关注政治、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写景、酬唱，抒发内心感受。

艺术上，黄庭坚的诗具有多方面的特点：

一是用典多。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既然作为榜样的杜甫、韩愈都是“无一字无来处”，他自己作诗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他那首著名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几乎一句一典，但用得灵活机智，言外有意，令人佩服。他的另一首名作《寄黄几复》算是写得比较平易的，但其中也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二是务新求奇，为人所不为。黄庭坚在诗歌上不肯蹈袭前人，力求在格律、节奏、意境、结构以及修辞手法等各方面都自创一格。例如，诗歌格律形成已 久，已成定规，他则有意多用拗体，打破定规。五七言诗的节奏也已形成传统，但他却用读来拗口的节奏，例如《题竹石牧牛》中的“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三是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诙谐感。黄庭坚是公开主张诗歌可以“打诨”的，因此，他将诗的娱乐特性发挥到很高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很接近。

宋代的诗，从王安石开始，重视学问根基，强调书本知识的灵活运用，这种倾向到了黄庭坚时，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江西诗派的诗人中，除黄庭坚外，特色较鲜明，影响较大的是陈师道。

三、南宋初中期诗

南宋初中期的诗歌以南宋四大家为主。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大家之前，还有一批所谓的“南渡诗人”，即从北宋到南宋初的诗人，他们以陈与义、曾几为代表，其特点是由于“靖康之难”的影响，突然改变了诗风，诗中的爱国情绪表现得十分强烈。这对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诗风有直接影响。

（一）杨万里

杨万里早期也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来才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有少部分与政治、社会有关，如《怜农》、《初入淮河四绝句》等。但更多的是以自然和日常生活为题材，从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诚斋体”。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和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没有注意和描写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例如：“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新柳》）诗中所写的这两种情况在以前的诗中是很少见到的，而杨万里则专门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读来妙趣横生，颇有新鲜感。第二，语言上不用典，不避俗俚，平易自然，雅俗共赏。杨万里的诗既有通俗如“拖泥带水”、“手忙脚乱”之类的词语，又有典雅庄重的句子，读来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这与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喜欢掉书袋用典的作风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风格幽默风趣。在这一点上，杨万里与苏轼、黄庭坚有类似之处。所以有人说，无趣不成诚斋诗。例如《插秧歌》全用对话体写成，将农夫比喻成战士，令人发笑。

诚斋体的出现，为宋代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它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的仕途比较顺利，曾任中书舍人、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后以病退隐苏州石湖。有《石湖居士集》。

范成大早期的诗也是江西风格，中年以后才有所变化。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政治、社会问题的，如《催租行》、《后催租行》；也有些表现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州桥》等。范成大退隐以前的作品虽然写得 11 很多，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风格，真正给他带来声誉的是退隐苏州石湖后写的作品，其代表作是《四时田园杂兴》。

《四时田园杂兴》共60首，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突出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表现了农村的各个方面。在范成大以前，描写田园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主要表现田园的优美宁静和文人的隐居之乐；一类以《诗经》中的《伐檀》等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表现农村中农民生活的困苦。范成大的可贵之处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了，因此《四时田园杂兴》中既有农家景物、风俗、岁时，又有农民的劳动、苦难。例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些诗单独就某一首看，不足为奇，合在一起，则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有人称范成大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三）陆游

陆游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是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

与南宋初、中期的其他诗人一样，陆游早期也受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自创面目，自成一家。从内容来说，陆游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表现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一类写景物和日常生活。这两类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不同的特色。毫无疑问，第一类是陆游诗歌的主旋律。这类作品很多，总的来看，主要由两方面的主题构成，一方面是表现许身报国、恢复中原、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一方面是表现壮志难酬的苦闷、报国无门的悲愤。这两方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书愤》这首诗既有对往日壮志豪情的回忆，也有对今日功业无成的悲叹，今昔交织，读来令人感叹唏嘘。类似的作品很多。

这一类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突出特点：

第一，往往借助于梦境的描写来表达恢复中原的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这类诗，据清人赴翼统计，达99首之多。

第二，往往不对某一事物作静态细致的描绘，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例如《金错刀行》，诗中固然有“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南山晓雪玉嶙峋”之类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描写，但只是粗线条的描述，而且在全诗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描写，全诗的重点在于诗人情感的直接渲泻。类似的写法还有《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

第三，语多豪壮。如《长歌行》等。这些特点构成了陆游诗豪放浪漫的风格，接近唐代诗人李白，陆游也因此有了“小李白”之称。如《长歌行》，诗中的豪气、豪情令人感动，超凡的行为更是罕有其匹。陆游的第二类诗以描写日常生活及景物为主，也颇具特色。诗人往往从平常的景象中体悟出特别的意味，因此写得意境优美，耐人寻味，在平淡自然的风格中，时常可见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例如《游山西村》、《剑门道中遇微雨》等。这一类诗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四、南宋后期诗

从南宋初期开始，就已经有诗人有意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如南宋四大家，但因他们出生较早，未能完全奏效。南宋中期以后，随着新一代诗人的出现，他们已完全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使诗歌重新回到唐 12 诗的道路上去了。这些诗人主要是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不过，他们所回归的唐诗，并非李、杜或其他诗人的诗歌，而是中晚唐以贾岛、姚合、许浑为代表的诗歌。

（一）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字灵芝）、翁卷（字灵舒）。他们的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多为近体，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写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狭窄，讲究苦吟，诗风单一。例如：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黄梅时节了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

这两首诗算是四灵作品中的优秀之作，但还是显得小气。

（二）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是稍晚于四灵，并受四灵影响的一个诗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他们多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诗风不一，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幽静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旷达。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

南宋末年，随着抗元形势的日益恶化，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他们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情感真挚，感人至深，成为宋代诗歌的最后一道光辉。

第三章

苏轼

一、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一）苏轼的生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少怀大志。二十一岁考取进士，受到主考欧阳修的赏识。踏入仕途后，历尽坎坷，几次遭贬，还被下过狱，在政治上很失意。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宰相推行新法时，苏轼上书神宗，反对新法。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激烈的党争中，感到无法在朝中任职，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后又任密州、徐州、湖州刺史。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神宗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前此所作的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在狱中经过五个月的残酷折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次变故，对苏轼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在黄州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与田野父老时时相从”。为排解内心苦闷，他这时更多地接受了佛老思想的影响，希望从中寻求解脱。他的许多名篇多是在贬官黄州以后写成的。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起用旧党，苏轼被召回朝，相继任礼部郎中、翰林学士等职。这时司马光任宰相，要废除一切新法，苏轼又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新法“不可尽废”，因而遭旧党排挤打击，再次外调杭州。元祜八年（1093）新党得势，苏轼遭到更严重打击，被贬惠州、琼州（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次年死于常州途中，时年六十四岁。著作有《东坡全集》——百多卷。

（二）苏轼的思想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从儒家思想出发，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积极从政，宽简爱民，但当政治上受到挫折时，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这种复杂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二、苏轼的词

苏轼的词在我国词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晚唐五代以来，作为、“小道”、“艳科”的词，主要写男女爱情：离愁别绪。苏轼突破这一藩篱，给词增添空前丰富的内容。凡咏史、怀古、感旧、悼亡、记游、说理等诗文所能写的内容，他都引入词中，使词的题材无所不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人生。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的雄壮场景，下片写要求出战的强烈愿望，塑造了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抒发了诗人的爱国豪情。《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对祖国壮丽河山的出色描绘，传达出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无限倾慕与向往，抒发了自己早生华发而功业未就的无限感慨。意境恢宏，情调激昂，成为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是咏月而兼怀人的名篇。诗人由对人生的思索写到悲欢离合的感叹，表现了热爱生活、怀念兄弟的心情，既有飘逸邈远的意境，又有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内容，在前人词作中是很少见的。

还有些题材则是苏轼第一次把它们引入词中来。如对农村风物的描写（《浣溪纱 徐州石潭谢雨道亡作》），对亡妻的悼念（《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这都说明苏轼的词在题材内容上有新的开拓。

（二）转变了词风。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别立豪放一派，表现了新的风格。㈠I：城子·密州出猎》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念奴娇·赤壁怀占》激情奔放，气势磅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境界开阔，飘逸洒脱。这些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作，为南宋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开出了新路。

苏词也有婉约之作，有的写得幽怨缠绵，有的写得明丽清新，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

（三）突破了音律的束缚。词为了配合音乐而歌唱，它的格律往往比诗还严。苏轼的词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就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李清照曾批评苏轼的词不协音律，实际上他不是不懂音律，“豪放，不喜剪裁以就音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

（四）语言上的创新。苏词语言清新朴素。他多方面吸收古人语言精华，还运用典故、口语、虚字入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力。

三、苏轼的诗

（一）苏轼的诗现存二千七百多首，大致可分四类：

1、政治讽谕诗。这类诗揭露了黑暗政治，反映出人民的苦难生活。如《荔枝叹》，揭露了历代帝王穷奢极欲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抨击当朝权贵媚上邀宠的可耻行径，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吴中田妇叹》则写谷贱伤农，揭露了新法的某些流弊。还有的诗或反映赋税的繁重，或谴责官吏贪鄙，·都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表现了诗人敢怒敢言的抗争精神。

2、景物诗。这类作品数量最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诗人在描绘自然景物方面，善于捕捉住景物瞬间的形象，用艺术手法再现客观景物的情态。如《饮湖上初晴雨后》，写杭州西湖的风云变幻，生动地再现了西湖的风姿。还有的诗，把寻常的景物写得精警动人。如《有美堂暴雨》，通篇写暴雨的形象，气势雄浑，豪犷奔放。更多的景物诗则倾注了诗人的生活情趣。如“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安 国寺寻春》）展示厂自然界的勃勃生机，抒发了诗人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3、题画诗。苏轼写了不少题画诗，有的摹写画意，有的品评作品，都是诗情画意高度结合的艺术珍品。如《惠崇〈春江晚景〉》，诗人以生动的诗句，再现了江南生机勃勃的仲春景色，给人以美的享受。《王维吴道子画》则不仅再现了王、吴两幅风格截然不同的画面，还表达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也写得诗意盎然。

4、理趣诗。苏轼的理趣诗往往通过一种景象描写来说明一种人生哲理。著名的《题西林壁》借写庐山的雄伟多姿，说明了一个旁观者清的观察事物的道理，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慈湖峡阻风》以自然界“何处不歧岩”来说明人生道路上处处有艰险，读起来也韵味无穷。

（二）苏轼诗创作特点：

1、以文为诗，富于理趣。首先表现在章法上的散文化，如：《金山寺》在构思上明写江水，暗写思乡，而结构上则直叙游历，由游金山寺之所思、所见、所感三部分一气呵成。《百步洪》的铺排景物，《吴中田妇叹》的直陈时事，皆是散文章法与笔法。

其次表现为喜发议论，谈哲理。宋诗善言理，苏轼诗更为突：出。如《题西林壁》，《渑池怀子由》、《于潜僧绿筠轩》等篇，或讲认识事物的道理，或抒发人生来去无定的感慨，或讲品德情：操，这些议论皆寓于形象之中，取譬精当，生动警策，发人深省。

2、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苏轼大量的咏物诗和抒发个人感慨的优秀诗篇，在手法上多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和奇妙的比喻以创造优美境界，增强艺术效果。如《饮湖上初晴雨后》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即通过新奇的比喻唤起人们的联想，以想象中的天然美为湖山增色。再如《百步洪》，连用七个比喻来状船行之快，使诗的形象飞动鲜明。诗人正是通过这些丰富的想象和贴切的比喻，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神奇的浪漫主义境界。

3、风格多样，平易自然。苏轼诗题材广泛，兼备各体。他的七律、七绝精美明快，清新活泼；古体和七言歌行淋漓酣畅，雄浑豪迈；晚年小诗更显潇洒清淡。而各体诗的共同特点是不假司雕饰，不事华艳，往往脱口而出，平易自然。

四、苏轼的散文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他多方面汲取前代谓各家散文优点，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可分为两大类：

（一）非文学性散文，主要指政论、史论。这类文章，明晰透辞，雄辩滔滔，旁征博引，翻新出奇，文笔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如《教战守策》，文章主要阐明应居安思危，教民习武以备战守的道理。开头明确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紧接着就援引历史事实，并以养身之道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而后说明战争的不可避免，令人信服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上张。文章说理透辟，论证充分，引古证今，雄辩服人，充分体现苏轼议论文的论辩特色。他的史论文章还常摆脱传统说法，提出新的见解。如《留侯论》，认为张良能辅汉并非神书之力，是因能有所忍，终于成就人事。《贾谊论》则认为贾谊的怀才不遇，是因为他不能“自用其才”。这都具有新意，表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识。

（二）文学性散文，即记叙抒情文，包括书札、杂文、小品、小赋等。这类文章大都是叙述、描写和议论错杂并用，信手拈来，漫笔写成，生动飘逸，浑洒从容，最足以表现苏轼散文“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等特色。如《石钟山记》，结合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生动地说明了事情需要目见耳闻，不能只凭主观臆断的道理。而对月夜石钟山下阴森逼人的景色描绘，也很有特色。《喜雨亭记》则由破题开端，“亭以雨名，志喜也。”然后叙述无雨时之忧愁和得雨时的欢乐，把“喜”“雨”“亭”三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构思新颖，文笔轻松，意思层出不穷。’《记承天寺夜游》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抒情小品，全文不足百字，但却绘形、绘影、绘色地描写出一个明净幽闲的境界，表现了浓郁的诗情，充分显示出作者创造意境的艺术才思。

这类散文就其思想性说，不如某些政论、史论强，但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五、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最后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使北宋文学的发展达到最高水平，成为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的杰出领袖。

（二）苏轼十分重视文学人才的培养，他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被称为苏门四大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未，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之仪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鼓励和指导，在文学—亡都各有不同的成就。

（三）苏轼在文学上各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一直为人们所仰慕。他的策论、史论成为许多科举士于摹拟的范本，其他散文也都表现出“汪洋恣肆”、“行云流水”的独特风格，被后世学者文人所推重。他的诗歌代表了北宋诗的特色，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词，打破了传统题材与风格的限制，提高了词的地位。

第四章

南宋词

一、李清照

（一）李清照（1084一1151?）、白号易安居士。她遭逢两宋之间的社会**，金人入侵，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南渡不久，丈夫赵明诚病逝，后半生在孤苦流离中死去。有《漱玉集》。

李清照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诗、散文和词都有成就，最擅长的还是词。在她早年所写的《词论》中，除周邦彦之外，她几乎批评了北宋所有第一流的词家，她主张“词别是一家”，始终遵循着“诗言志，词抒情”的理论。李清照的诗，强烈地表现了她希望收复失地的思想和关心现实政治的积极精神，风格刚健清新，与她的词不大相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讽刺了南宋统治集团不肯北上抗敌，慷慨沉雄。她的散文《金石录后序》，把个人的悲欢与国家的灾难结合起来叙述，感慨悲凉，是其散文的代表作。

李清照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她是两宋之间杰出的女词人，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前期的词，长于抒写离愁别绪，闺情相思；南渡以后，词的内容多为亡家去国的暮年寡妇的满腔凄苦，或无所依恃的浓愁，这代表了南宋广大沦亡妇女的命运，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李清照一生的经历比前代婉约派词家更艰苦曲折，加以她对艺术的力求专精和在文艺上的多方面的才能，从而使她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二）李清照词的思想内容 其创作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二期。

1、前期：主要抒写她少女，少妇的生活，是一种悠闲风雅的情调。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以新颖的对诂形式表达了诗人惜春爱花的情绪。另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乘舟游览，沉醉迷途 的情景，表现出诗人对门然景物的热爱和野游的欢乐，很富生活情趣。《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她在重阳节怀念丈夫的作品，词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塑造出了诗人多愁善感的形象，表达了真挚而缠绵的相思之情。李清照前期的词虽然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但大胆真率地层示了一个少女少妇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作者对美好自然的热爱和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积极意义。

2、后期：主要抒写作者对国事的忧思和生活流落的痛苦，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在《菩萨蛮》和《武陵春》中，作者把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结合叙说，表现出一种凄凉孤寂的心境。《渔家傲》借梦境反映自己在忧患余生中报国无门的感叹。《永遇乐·落日镕金》在故国怀思之中寄寓身世飘零的感慨。最著名的是《声声慢》，这首词用铺叙和景物衬托的手法，描写内心凄苦，将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难之痛交织在一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

李清照的词上承李煜、二晏和秦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1、抒情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如《声声慢》以大量的叠字渲染怅惘之情，未了一个“愁”字，传出种种无尽的哀痛。

2、善于用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内心感情。如“柔肠一寸愁千缕”

（《点绛唇》），以千万缕乱丝比愁，以显愁之多，愁之纷扰难理。

3、善用白描，长于铺叙。如前期的二首《如梦令》全用白描，后期的《声声慢》用铺叙手法写景抒情，尤其是把这种孤苦的心

境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景物中，就更加渲染了浓重的凄苦气氛。

4、语言上以俗为雅，善用口语，有朴素自然清新之美。如“绿肥红瘦”，造语新奇，又极朴素自然。其他象《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

南宋前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词人，他们上承苏轼豪放词风，不拘泥于格律，把谴责权奸、呼吁抗战、力主恢复中原作为词的主题，创作出不少慷慨悲壮、辞情激昂的作品。代表作家有张元干、张孝祥、岳飞等人。

（一）张元干（1091—1175？），字仲宗，南宋爱国志士，南渡初期词坛的一位大家，有《芦川词》。张元于是南宋爱国词派的先驱，其爱国主义主题对张孝样、陆游和辛弃疾颇有影响和启迪。代表作是两首、《贺新郎》。第一首题为《寄李伯纪丞相》，表现了对李纲抗金主张的支持，抒发了诗人气吞狂虏的英雄气概和对朝庭弃置抗战忠臣的愤慨。第二首题为《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表现了诗人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关注，对入侵者的憎恨和对统治阶级的指责，同时抒写了对胡铨的同情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张元干的词长于抒发悲愤之感，词风慷慨悲壮，他为南宋爱国词风的形成奏了先声。

（二）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南宋爱国土大夫。他和张元干都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词作家。有《千湖词》。代表作是《六州歌头》，词中描写了沦陷区的凄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跋扈，抨击统治者的忍辱求和，同情中原人民的艰难处境，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其他象写景抒怀的《念奴娇·过洞庭0、抒发忠义之气的《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表达豪迈情怀的《西江月·丹阳湖》等，也很有名。张孝祥的词风格多样，但大抵都慷慨豪迈，直抒胸臆。

（三）岳飞（1101—1141），字鹏举，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他的《满江红》一词传唱千古，表现了 对敌人无比的痛恨和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以及收复失地报效国家的壮烈情怀。这首词通篇直抒胸臆，一气而下，风格粗犷。

三、南宋中后期词

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派同以姜夔为首的格律词派，是南宋中后期词坛的两大流派，而以辛派词为当时词坛的主流。

（一）辛派词人

南宋中后期，在辛弃疾影响下，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文学史上称之为“辛派词人”。其中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1、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有《龙川词》。他与辛弃疾过从甚密，志趣相投，词风亦相近。陈词、最突出的特点是自觉地把词作为表达政治见解，抒发爱国情感的工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其词以议论为主，直抒胸臆，风格雄肆激昂，慷慨磊落，但不及辛词之含蓄和富于文采。代表作有《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作者在词中激励章德茂保持民族气节，表现出抗金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念。

2、刘过（1154—1206），字改之，是辛弃疾的门人，长期浪迹江湖，有《龙洲集》。其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词风奔放豪壮与辛词近，但不及辛词之沉郁婉转。代表作是《六州歌头·镇长淮》，此词感叹繁华的扬州在敌扰后的破败，吊古伤今，感慨苍凉。又有《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赞颂岳飞的抗金功绩，对秦桧之流作了强烈的谴责。

3、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是南宋后期重要的辛派词人，有《后村长短句》。他发展了辛词奔放疏直的一面，较之辛词更为散文化、议论化，但因议论过多而失之散漫，终不似辛之精深含蓄。代表作有《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和《沁园春·梦浮若》等。

4、刘辰翁（1232—1297），字会盂，南宋灭亡前后的爱国志士，有《须溪集》。其词多结合战乱之后个人的飘零生活寄托故国之思，抒发亡国之痛，感情比较低沉，境界比较凄清，缺乏辛词的豪壮之气。代表作是《念奴娇》、《六州歌头》、《江城梅花引》和《唐多令》等。

（二）辛派词的共同特点

1、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辛派词人都是坚定的爱国志士，他们力主抗战，反对和议，用词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多抚时感事之作，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忱。

2、注重内容表达，大胆冲破词的格律和音韵的限制，以文为词，进一步发展了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辛派词往往直抒胸臆而少用象征比兴手法。这个特点在刘克庄的词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散、议虽可无拘束地表达内容，但终为诗词之禁忌，因为它能淡化诗词的节奏和意境。

3、继承了苏辛豪放词风。其词作大都慷慨激昂，雄放豪纵。如陈亮之雄肆，刘过之豪壮，刘克庄之奔放疏荡，刘辰翁之感慨深沉。他们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总的风格是一致的。

另外，辛派词人虽尽力师承辛弃疾，但由于他们既无辛弃疾那样的战斗经历，又无辛弃疾那样的胸襟抱负和文学修养，因而学习辛词往往流于表面，得其豪壮而失其沉郁精警，不免有粗疏率直之弊。

（三）姜夔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

1、姜夔（11557—11217），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他终身布衣，飘泊江湖，虽为人清高，但终为名宦门下之清客，而以卓越的文学才能名世。他开创了格律词派，为南宋后期词坛大家。有《白石词》。其词题材有写景咏物、记游酬赠、离别相思等等。其中有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感慨和忧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当推《扬州慢》，这首词描写了被金兵洗劫之后的扬州一派荒芜，抒发了黍离之悲及对昔日繁华扬州的怀念。这方面的词作还有《八归》和《永遇乐》等。姜词中以咏物和写相思之作为最多艺术性也最高。代表作为《暗香》、《疏影》。《暗香》借咏梅怀人，情思婉转，诗人将往日的回忆与今日的感喟紧紧联系在一起，清幽的意境，绵绵的相思，一片雅士情怀。另外《念奴娇·咏荷花》和《齐天乐、·咏蟋蟀》也是名作。

2、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

姜夔在发展词律、提高词艺和转变词风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发展词律。姜夔精于音律，其词作音律严谨，而且他还能自度曲，于曲旁记录乐谱，为后代研究词史、音乐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扬州慢》，《暗香》和《疏影》都是他的自度曲。

（2）提高词艺。白石词的艺术成就很高，笔致清拔劲健，意蕴含蓄深远，创造出一种“清空”的意境。这个特色在其自度曲《暗香》、《疏影》中有突出表现。

姜夔善用比兴拟人等手法，他的《念奴娇》写荷花，把荷花比作脉脉含情的少女，极有韵致。姜词语言精炼典雅，尤精于动词的使用，如“波心荡，冷月无声”中的“荡”字，生动地表现出水光月色的动态。姜词又喜用典和暗喻，如咏梅用昭君故事，《扬州慢》用杜牧诗意。用典与暗喻使姜词有一种完美蕴蓄的意趣，但又因用典和雕琢字句致使意义模糊隐晦。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此语贴切。

（3）转变词风。姜夔以绵邈风神，救辛派末流的粗疏浮躁，又以瘦硬之笔矫婉约派之媚软，这对矫正当时词坛弊风是有意义的。

总之，姜词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在宋词中是少有的。他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在南末后期词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其他格律派词人：南宋后期的格律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诉孙、张炎等人。他们远承周邦彦，近师姜白石，多数更加追求音韵格律的严整，讲究词法，雕琢字句，刻意于形式的典雅精工，甚至以辞害意，晦涩难懂。他们虽有名篇佳作，不过总体上看，反映现实的内容薄弱。

1、史达祖，生卒年不祥，字邦卿，他善于咏物，用笔新巧，长于刻画，但缺乏兴寄，格调不高。《双双燕·咏燕》是其代表作。这首词用白描手法描写春社过后，燕子归来，成双成对地戏弄春光的神态，进而由燕子的欢乐反衬闺中人的寂寞孤独。词对燕子刻画入微，有尽态极妍之妙，咏燕并写闺情，关合十分巧妙，历来受到人们推崇。

2、吴文英（1200—12607），字君特、能自度曲，讲究音律，词风绚丽典雅，字句之雕琢过于姜白石。有《梦窗词》。表达现实忧虑之作是《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3、王沂孙（12307—12917），字圣与，南宋灭亡前后的格律派词人，有《碧山乐府》。代表作为《齐天乐·咏蝉》，这首词用寄情比兴的手法，以秋蝉自喻，含蓄曲折地表达家国之恨，寄托遗民身世的凄凉。笔调低回掩抑，一片凄楚之情。

4、张炎（1248一1320），字叔夏，南宋格律派的最后一个词人，有《山中自云词》，代表作为《解连环·孤雁》。

第五章 辛弃疾

一、辛弃疾的生平

（一）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

1、二十三岁（1162）以前，在北方参加抗金战斗时期。辛弃疾出生前十三年，宋室已经南渡，中原沦于金人统治。辛弃疾从小看到北方百姓受金人践踏凌辱，立下了收复中原的壮志。二十二岁（1161）参加耿京农民起义军，次年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辛弃疾集合五十骑兵，冲入金营，生擒张安国投归南末，从此成为南宋朝廷抗战将领。

2、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1163—1181）在南宋辗转任职时期。辛弃疾南归后，宋高宗让他当一个口：阴佥判的小官，此后相继任建康通判、滁州知州等地方官。他力主抗战，不顾自身官职低微，多次上书朝廷，陈述抗金主张和计划，但都不被采纳。南宋朝廷任用他作地方官，只是想利用他的才能，镇压农民起义。他任地方官期间，虽为朝廷应付了一些地方事变，也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但终因主战，不被重用，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处境十分孤立。

3、四十三岁到六十八岁（1182—

1、207）被罢官退居江西农村时期。辛弃疾任地方官，屡次严惩贪官污吏、因此遭朝臣嫉恨。四十三岁任江西安抚使时。被弹劾诬陷罢官。此后：二十多年，除了短期被起用外，大部分时间在江西农村度过。开禧三年（1207）朝廷准备再起用他支撑危局时，他病已沉重，不久含恨而死。

（二）辛弃疾的生平经历对他的词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影响。辛弃疾是在抗金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为恢复祖国的统—，他曾驰骋疆场，他的爱国激情和战斗经历，使他的词磅礴豪放，为别的词人所不及。辛弃疾北人南归，志在报国，他不与投降派妥协的政治态度，使他屡遭排斥打击。壮志难酬，孤危一身，满腔悲愤，因而又形成辛词在豪放之中带有苍凉沉郁的风格。晚年退居农村以后，内心还是愤愤不平，加上较少接触和了解农民，因此他的农村词虽有清新气息，却没能深刻揭示农民困苦生活，多是感叹个人失意之作。

二、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

辛弃疾的创作以词的成就最高，《稼轩词》存词六百二十多首，主要内容：

（一）歌颂抗金斗争，抒发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

辛弃疾生长在北方，参加过抗金武装斗争，南归后日夜怀念中原故土，不能忘怀火热的战斗生活，因此在词中反复抒写了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战斗激情。《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回忆了早年率众起义抗金突围南渡的战斗经历，借以表现渴望北伐抗战的心情。他决心杀敌报国；“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更借梦境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抗金部队壮盛的军容和英勇的战斗，表现了词人恢复中原的抱负和豪壮的情怀。这类词最能体现作者的英雄本色。

（二）抒发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愤慨

辛弃疾以抗金救国为己任，他有雄才大略，但在南宋投降路线压抑下，自己不仅不受重用，反被弃置 了二十多年，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慨和不平。在许多登临怀古之作中，这种感情都很强烈地表现出来。《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词的上片借景抒怀：江天辽阔，秋色无边，美好景色，“献愁供恨”。这位当年起义抗金的“江南游子”，看吴钩，拍栏杆，但没人能领会他希望重上沙场英勇杀敌的心意。下片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慨：词人不愿学西晋张翰因思乡就弃官归隐，更鄙视三国许汜的“求田问舍”，他赞赏东晋桓温的振旅北征，但现在只能在国势风雨飘摇中虚度年华。壮志未酬，请缨无路，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词人晚年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仍表现类似感情。词的上片追慕历史英雄人物孙权、刘裕，他们或称雄江左，或恢复中原，都有英雄业绩。词人以此表明心志，也反衬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可耻。下片借刘义隆北伐失败的故事，警告当局不要草率用兵，并以廉颇求用于赵王的故事自比。结尾几句既表现了词人老当益壮的战斗意志，也流露了不被人知不被人用对复国前途无能为力的愤慨之情。

辛弃疾这两首爱国词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借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同时又表现了壮志难伸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忧愤苦闷，感情沉郁，风格悲壮。这是由他所处的那个国家危难的时代和他本人屡遭排挤的政治遭遇所决定的。

（三）批判南末王朝的投降政策

南宋统治集团对沦陷于异族铁蹄下的中原故土不思恢复，君臣苟且偷安，只知妥协投降，词人对此十分愤慨。他指责朝廷对国土沦陷无动于衷；

“剩水残山无态度”

（《贺新郎》），甚至完全忘记了国耻：

“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水龙吟》）。他讽刺那些不顾国家安危的朝臣都是“江左沉酣求名者”

（《贺新郎》），骂他们都是“冻芋旁堆秋爬”

（《念奴娇》），并警告那些投降派，将要遭到毁灭的下场：

“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摸鱼儿》）。这都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腐朽的本质。

（四）描写农村闲居生活和农村景象

这类词有的仍曲折地表现他的爱国感情和对南宋王朝的不满。如《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写他独宿博山的感怀，结句展示出开阔画面，说明词人日夜不能忘怀的仍是祖国的“万里江山”。《鹧鸪天·代人赋》描写充满生机的江南农村景象，表达了作者喜爱之情。

《清平乐·村居》描写农家生活，是一首田园若动的赞歌。这些词虽没反映出农民生活的艰辛，但能给人清新的感觉，富有生活情趣。

三、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辛弃疾在词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题材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创新并取得了很高成就，使词这一艺术形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是北宋以来词艺的集大成者。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善于创造各种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雄奇壮阔的意境

辛弃疾词中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就历史人物说，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永遇乐》）的刘裕，有“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南乡子》）的孙权；就作品的抒情主人公说，有“壮岁旌旗拥万夫”

（《鹧鸪天》）的青年英雄；有“沙场秋点兵”

（《破阵子》）的抗金将领。这些形象身上都凝聚着词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词人对山、水、风、云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如“叠嶂西驰，万马回旋”（《沁园春》）的山，“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

（《摸鱼儿》）的潮水等，也都极为生动形象，气势不凡。辛词中的意境都很阔大，如“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水龙吟》）等。词人就是借笔下这些生动的形象和阔大的意境，表现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激荡的情怀。

（二）善于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

辛词常用比兴象征手法寄托自己的爱国深情，《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上片借惜春、怨春表现自己对飘摇国势的忧伤；下片借娥眉遭妒表现对自身遭遇的不平。“玉环飞燕皆尘土”是对妥协投降派的警告，斜阳烟柳则暗示国家可悲的前途。整首词全用比兴，忧时伤世之情表现得既委婉又深沉。

（三）大量运用典故

大量运用典故这也是抒情言志的一种表现手法。《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四个典故，既表现了对英雄事业后继无人的感慨，又表现了对国事的看法，抒发了老当益壮的情怀、，用得非常贴切、自然。辛词用典主要是为了托古喻今，同时也丰富了词，的艺术形象。

（四）丰富了词的语言

辛词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有时还熔铸经、史，百家的语言入词，增强词的表现力。“甚矣吾衰矣”（《贺新郎》）是借用《论语·述而》中孔子的话，“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满江红》）则是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语意。不论引用化用，都自然贴切。他还善于提炼民间口语入词，如“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丑奴儿近》），“些底事，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这不仅给词带来新鲜活泼的气息，也使词的语言更加丰富多采。

（五）有多种艺术风格

辛词以豪放为主，作品中壮阔的意境，雄伟的气势，深沉的感情，都表现了他豪放词风的特点。但在不同的题材和主题下，有时又有不同的风格情调。《清平乐·村居》写农家生活，清新自然；《祝英台近·晚春坝：j写得情致缠绵。还有的或含蓄婉转，或妩媚清丽，风格多样，各臻其妙；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因此文学史上常以苏辛并称。但二人在相同中又各有不同特色。苏轼豪放词多表现旷达飘逸之气，辛弃疾表现爱国思想的豪放词则常含有悲壮—沉郁的色调。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世界观和艺术个性也有差别等原因造成的。辛弃疾处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南宋时代，他有志报国，无路请缨，孤独被弃，光阴虚度，因此，借词抒愤，在豪放之中表现出沉郁悲凉的色彩。

第六章 宋代散文

这里所说的散文指的是古文。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宋代的古文家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宋代的散文是唐代散文的继续。但因韩、柳的古文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自身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古文的文体特征问题、古文的功能问题等。因此韩、柳之后，他们所极力反对的骈文又死灰复燃，统治了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的文坛近二百年。这样，解决古文自身存在的问题，再次将骈文从文坛统治者的地位拉下马的任务就落在了宋代散文家的肩上。事实上，宋代散文家在这两方面是做得极为出色的，后人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宋人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功。宋人将散文的功能从“载道”引向了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使之具有了空前的生命活力。同时，又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摒弃了他佶屈聱牙的一面。因此，宋代的散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大家。明清散文实际上是在宋代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欧阳修与北宋初中期散文

宋代开国以后，文坛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骈文。到了宋真宗时期的杨亿手里，骈文更是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一些古文家也开始活跃，如穆修、柳开、石介等，他们自印韩愈文集，以学韩为荣，但除个别作家（如王禹偁）外，理论和创作上均无突出的创造，所以难成气候。不过，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开了宋代古文写作的风气，为以后的散文家写作古文提供了借鉴。欧阳修的散文正是在反对骈文和纠正前期古文家的失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理论上，欧阳修一方面主张道胜文至，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章之“道”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圣贤之道，而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列入“道”中，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行为。同时，认为文章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反对韩愈等人的奇险怪诞，主张平易。欧阳修的散文正是他的理论主张的实践。他的散文内容充实，题材丰富。既有政论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也有写景抒情之作，如《秋声赋》、《醉翁亭记》；又有叙事怀人的作品，如《苏氏文集序》、《祭尹师鲁文》。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风格平易流畅。在欧阳修之前的古文，无论是韩、柳还是宋初的其他古文家，都免不了奇险艰涩的毛病，欧阳修在韩、柳之后第一次全面成功地创作出了这种没有奇字难句、文从字顺的散文，这在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的一段文字：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这段文字写的是李克用临终告诫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勗不忘报仇，李存勗不忘父志，郑重其事的事。所写的内容很丰富，但是，作者娓娓道来如谈家常，既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难字难句，简洁而流畅。

第二，艺术手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且颇多创新。例如《醉翁亭记》用二十一个“也”字构成意义和节奏的递进和变化。《秋声赋》以形象的手法描绘秋声等。

第三，无论写景、抒情还是说理，都能引人入胜，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的名作几乎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醉翁亭记》中间的一段：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然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这一段表现的是滁人游、太守（作者）宴、众宾欢、太守（作者）醉的四种情况。作者通过整齐的句式，富有典型意义细节和场面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滁人的欢乐和太守（作者自己）的欢乐，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喜悦的世界中，读来引人入胜。在这一点上，欧阳修是有着特殊的本领的。

二、王安石、苏轼与北宋中后期散文

（一）王安石

王安石的散文是欧阳修所进行的散文革新的继续，但在艺术风格上具有自己的强烈个性。总的说来，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 的政论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这些散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

他的另外一些散文虽然写得不长，但也表现了同样的特点。例如《游褒禅山记》虽是一篇游记，却如议论文，议论精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读孟尝君传》不过九十字，却推翻了千古定论。这样的作品，非别具只眼，是绝对写不出的：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呜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短小的散文一反千古以孟尝君能得士的观点，认为孟尝君正是因为不能得士，所以，真正的士不到他的门下，以至于齐国虽有强大的实力，但却不能南面而制秦，他自己也只有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脱于虎豹之秦。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但是读后又不能为他的独特见解所折服。

（二）苏轼

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欧阳修散文与王安石散文的综合与提高。苏轼在理论上强调文章要有“意”（观点、意图、情感等），认为“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有中心，围绕中心作文。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辞达”和“自然为文”的说法，即写作时，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地把对事物的感觉和理解写出来。

苏轼的散文创作印证了他的散文理论。在内容上，苏轼的散文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此前任何散文家都无法与他媲美。以前根本不能写入文章的很多内容，均能在苏轼的散文中找到。在艺术上，苏轼散文不仅文体多样，而且如他的诗歌一样，触处生春。议论时，能像王安石一样，鞭辟入里，发人所未发，如《留侯论》。《留侯论》是一篇史论，论述的是西汉时的著名人物张良，重点写了他受书於圯上之老人的事。这件在过去众说纷纭的事，在苏轼看来，只不过是圯上之老人对张良的考验，张良之所以得到兵书，是因为他能忍。而他辅助刘邦最终打败项羽，是因为他教会了刘邦学会了忍。由此认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观点虽然片面，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写景时，能像欧阳修一样，以寥寥数语，写出景象的特点，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以《前赤壁赋》第一段为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月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用简洁的笔墨，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月夜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他极善于将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而不露痕迹。不妨来看一下《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篇短小的写景抒情散文表现了作者闲适的心态。其洒脱的风致、简洁的风格，颇有魏晋人的风范。文中所写之事，所写之景，所抒之情均未加浓墨重彩，只廖廖几笔，便令人神往。

总之，苏轼的散文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程式，充满活力，毫无陈腐气，且有特殊的情韵，确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曾巩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弟苏辙虽然也被列为散文大家，但今天看来，他们的作品除苏洵《六国论》、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少数名篇外，就总体成就而言，与其他散文大家相比，无疑就逊色一些了。

第七章

宋代的话本小说

一、“说话”的兴起与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就是由唐代的文言传奇转变到白话小说“话本”。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坛上，成为小说的主要形式。

（一）“说话”的兴起

话本小说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与繁荣，是由于北宋的百年承平所带采的经济繁荣。尤其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各行各业的兴起，使市民阶层空前扩大。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于是，使用当时白话的说书人，在“瓦舍”、“勾栏”中，应运而生。

宋代的统治者也爱好并提倡“说话”，这也是话本小说兴起与繁荣的重要原因。“小说起于仁宗朝，盖时太平日久，国家闲暇，日欲选一奇怪之事以娱之”（见《七修类稿》）。上述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

（二）“说话”与话本’

宋代的“话”，即故事，“说话”，是说书人讲演各种类型各种题材的故事，而“话本”是讲述各种故事的底本。底本，是作为说话人推敲、复习、备忘和师徒间传授用的。在说的过程中，又经过艺人的不断删补、润色，写定传抄，最后刊印问世。

宋代“说话”分为四科：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 说铁骑儿；是讲宋代的战争故事； 说经：是演说佛经故事；

讲史：是评说前代史书中兴衰战争之事。

在四科当中，以小说、讲史最为繁荣。不仅说话人和听众最多，而且对后代影响也最大。讲史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源头。“小说”的话本，就是宋代的白话小说，亦即“话本小说”，讲史的话本，也叫平话，后发展为元代的长篇平话。

宋代的话本小说因受唐代变文的影响或因“说话”形式的需要，而形成其独特的形式。一篇话本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入话、正文，结尾。

入话：在篇首先讲几首诗词，很象变文前的押座文，起着稳定听众情绪的作用。此即后来演化为杂剧的定场诗。在诗词之后往往还有一个小故事，引出正文，也叫“得胜回头”或叫“得胜利市回头”。

正文：这是话本小说的主体。以散文为主，其中也穿插一些’诗词。散文主要是讲述故事；诗词则帮 助描绘景色和人物，以加强艺术感染效果。

结尾：一般以七言绝句作结，或点明主题，或评论故事，或以之劝诫。

由于话本是散文和韵文的混合体，因此，宋、元时期又将话本称之“诗话”或“词话”。

二、话本小说的思想内容

宋代的话本小说，大都表现市民生活及其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反对封建礼教，暴露社会黑暗，这是总的倾向。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反映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的压迫和青年男女对于婚姆自由的渴望与追求。《碾玉观音》是其代表作。话本虽然以女主人公秀秀惨遭杀害为结局，但秀秀的那种忠贞不渝的执着追求，大胆火热的性格，为爱情而牺牲的斗争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话本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塑造了秀秀这一有血有肉的反抗者的光辉形象。

（二）揭露官府的昏庸、腐败。《错斩崔宁》是其代表作。这是一起典型冤狱案件，后被改编为昆剧《十五贯》。其主要内：容是：刘贵因经商亏本而借钱十五贯，回家后戏其妾陈二姐，说是将她典出而得的。二姐信之，当晚弃家丽借宿于邻居朱三老儿家，次晨便回娘家以告父母。路遇卖丝青年崔宁，便结伴而行。岂知二姐借宿之夜，一贼入其家，杀刘贵，掠钱而去。事发之后，朱三老等邻人急迫陈二姐，也从崔宁囊中搜出十五贯钱。于是官府就认定是奸夫奸妇图财害命。结果俩个无辜者都被屈打成招，崔宁和陈氏被处斩。通过上述的简要情节，不难看出该话本的思想意义，在于揭露了南宋黑暗的社会现实：官场腐败，庸吏敷衍，任情用刑，率意断狱，以至造成了草菅人命的冤狱。该话本的意义，不仅告诫当代的官府，对案件不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求一味的严刑逼供所带来的恶果，而且也警告后代的执法者要引以为鉴。

（三）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靖康之变的遗民杨思温于燕山元霄观灯触景生情追念汴京故国的故事；歌颂郑意娘威武不屈、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侠盗宋四公、赵正、侯兴等人在东京行侠仗义，打击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取笑官府等等，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反抗精神。

（四）在宋代话本小说中，也还有一些反映封建糟粕和市民低级趣味的东西。如《西山一魔窟》宣扬迷信；《刎颈鸳鸯》表现市民的低级趣味等等。

三、话本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宋代的话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文言和白话之间，雅俗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鲁迅说：“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由于话本来自民间，一开始，它就带着广大市民的思想情感及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问世的。如是，它具有自己显明的艺术成就。

（一）话本的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一大批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艺术形象。如《碾玉观音》中的秀秀，《错斩崔宁》中的崔宁和陈二姐，《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赵正、侯兴等等。在过去，这些小人物是难登文学大雅之堂的，然而他们成批地汇入话本里，在曲折情节的矛盾迭宕中，突出他们的个性，表达他们的愿望，歌颂他们的正直和反抗精神，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光辉开端。

（二）以通俗生动的口语代替文言，这也是话本的突出成就。翻开话本，其时代的口语触目皆是。如“当下崔宁和秀秀出了府门，沿着河走至石灰桥”、“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碾玉观音》）。“话本小说”开了后世白话小说之先河，可谓元明清之后白话书画语言之 先导。

（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碾玉观音》的璩秀秀和崔宁，两次私奔，两次同居，两次被抓；冲突曲折，悬念迭出，人们始终注视着两个人时紧时弛的际遇，两个人的命运紧扣读者心弦，这是唐代之前小说中所罕见的。

总之，宋代的话本小说，以全新的人物形象，通俗的语言，反复曲折的情节等艺术形式，擢入我国古代文学长长的画廊中，给后代的通俗小说开辟了道路。明清的短篇白话小说，无论在体裁上，情节上，·语言上，风格上，创造方法上，都受到话本小说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说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开拓的作用。

第八章 辽金文学

在宋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境内还先后存在着辽金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辽。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建立金国，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1234年灭亡。这两个朝代历时240年，期间也产生了不少作家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是元好问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一、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曾任金国的县令、左司都事等官。元灭金后，他退居故乡从事著述。他是金国成就最高的作家，诗、词、文均有较深的造诣，其中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有《元遗山集》。

元好问生长于金元易代之际，所以，其诗多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对金元之际的民族矛盾有较多的表现，如《雁门道中书所见》、《岐阳》、《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等。艺术上，元好问的诗既有南方诗人词藻华美的优点，又有北人风格刚劲的特色。语言精炼准确，富有表现力。虽有雕琢之功，但无斧凿之痕。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被认为是“东坡后又一能手也”（沈德潜《说诗晬语》）。

例如：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生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之二）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追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腾，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亦何苦!（《雁门道中书所见》）

前诗写于1231年，当时蒙古军攻占风翔之后，秦地百姓被迫东迁，路上死者无数。作者无限感慨，写下此诗，从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也可以看到作者在用词造句上的讲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诗则是杜甫“三吏”、“三别”的同调。

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对建安以来的诗歌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表明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论诗喜爱淳朴自然，反对雕琢华绝。因此他说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而不满沈、宋的追步齐梁。他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清新豪放，能够表达诗人悲壮的情怀与远大的抱负，所以他激赏《敕勒歌》中所表现的“中州万古英雄气”，李白的“笔底银河落九天”，韩愈的“江山万古潮阳笔”，而不满孟郊的穷愁苦吟。推崇曹氏父子及刘琨等人，而看不起温、李新声的柔靡：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正因为这样，他称道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功绩，以为“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而不满江西诗派，说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对苏轼、黄庭坚的作意好奇，百态争新，也有所讥讽。他以为杜甫的“画图临出秦川景”，是由于“眼处心生句自神”，即广阔的视野激发了诗人的创作，而陈师道的闭门觅句，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元好问这些意见是针对文坛时弊而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以组诗形式系统评论古今诗人的做法，引起后人的仿效，如清代王士祯就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

二、《西厢记诸宫调》

所谓诸宫调，就是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讲唱文学。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用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长篇，杂以叙述，讲唱一个长篇故事。据传，其首创者是北宋末年的民间艺人孔三传。《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部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是董解元（董解元的生平已无可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它由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而成。董解元保留了《莺莺传》的大致情节，但在四个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在思想上，改变了原作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偏袒和对女性的偏见，突出了歌颂婚姻自由的主题，使作品有了本质的提高；在人物塑造上，不仅增添了不少人物，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主人公的性格，使之成为正面形象，而且个性更为鲜明。例如张生，原来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物，董解元将他改编成一个有情有义、始终忠于爱情的正面人物。又如崔莺莺，原来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弱者，董解元将她写成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坚强女性。在情节安排上，增加了佛殿相逢、月下联吟、兵围普救寺、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情节，使故事更为曲折生动。在艺术手法上，大量吸收古曲诗词的典雅词语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使作品更具诗意，如《长亭送别》等。同时，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语，使作品更生动活泼。例如[黄钟宫·出队子]：滴滴风流，做为娇更柔，见人无语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压旧愁。天天闷得人来彀，把深恩都变做仇，比及相见，待追求，见了依前还又休，是背面相思对面羞。与一般散曲的通俗活泼没有多少区别。

正是由于董解元在以上几个方面对《莺莺传》作了较大的改动，从而使《西厢记诸宫调》成为一部具有很高水平的作品，为王实甫《西厢记》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讲 元代文学

概 说

一、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在元代，戏剧、散曲，话本等俗文学空前兴盛，而诗歌，散文则相对衰落了。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元朝大统一局面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但蒙古贵族入主中原，重武功而轻文治，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政策，使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自然给文学的发展也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方面。习惯于游牧和征战的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肆意杀戮掳掠，一度严重破坏了我国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元世祖忽必烈改用汉法治理汉地，农业生产才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而元朝统治者对手工业却特别重视。为满足生活享受和军政需要，他们集中工匠，设立匠局管理，使手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加上驿站遍布全国，水陆交通发达，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经济的繁荣。元代出现了许多商贾云集，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畸形的都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有力地刺激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为戏剧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

（二）政治方面。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政淋把全国各族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这四等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是极不平等的。汉族人处于最低贱的地位，处处受到歧视和压迫。汉族文人儒士同样遭受歧视压迫，有的甚至沦为奴隶。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处于“九儒十丐”的卑贱地位。元代又长期废止科举，堵塞了文人进身之路。其中一部分文人被迫走上了与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组成“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演唱脚本，成为元杂剧创作的主力军。特定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代特别的专业作家群，促进了元代文学的繁荣。

（三）思想文化方面。元朝统治者为麻痹人民，巩固统治，提倡各种宗教，尤尊佛道。儒理之学虽也提倡，但其地位已影响已大不如前了。儒家思想束缚的松弛，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发生变化。过去被轻视的戏剧、散曲、小说等俗文学，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元蒙贵族不好文词，却嗜好戏曲乐舞，高官显宦和上层文人也都乐于欣赏和提倡。这是元代各种通俗文学蓬勃兴盛而诗文却相对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元代文学发展概貌

元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曲。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两者均以曲辞为主，因而总称为曲。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崇高地位。其次，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新的发展。而诗文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成就不高，呈现衰落状态。

（一）元杂剧是一种新的戏曲形式，它是在北曲的基础上；把唱、念、歌舞和做工结合起来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标志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现存剧目约600种，作品162种。元杂剧的发展，以成宗大德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杂剧中心在大都，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秘嘲多优秀作品，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后期杂剧中心南移杭州杂剧创作渐呈衰微趋势，但仍然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杂剧以它辉煌 的成就在中国戏剧史上竖起了第一座丰碑。

（二）散曲是金元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歌新体式。它主要来源于民间小曲和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一部分则从词调演化而来。散曲的形式自由活泼，语言通俗明快，风格爽朗，显示出强大的艺术活力。元代散曲作品现存小令3800余首，套数400余套。散曲作家成分复杂，因而内容有良有莠，风格各异。不少作品愤世嫉俗，揭露社会黑暗，抨击丑恶现实，但许多作品也宣扬乐天安命、避世归隐、及时行乐等消极的思想情绪。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散曲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三）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北宋末南宋初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民间戏曲。它的规模结构比北杂剧宏大复杂，而形式比较自由，曲调柔婉悠扬，尤为南方民众所喜爱。元灭南宋之后，南戏曾二度衰落，但元代后期，南戏又重新兴盛起来。现存南戏剧本，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较著名的还有被称为元末“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而为长篇传奇。

（四）宋元“说话”伎艺盛行，元代话本小说虽然不少，但因资料缺乏，哪些属元人作品尚难确指，故一般统称“宋元话本”。

（五）元代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诗文作家多为从政文人，脱离现实，题材比较狭窄，又多模仿前人，缺乏创新，因而成就远不如戏剧散曲；较著名的有刘因、赵盂颊、萨都刺、王冕、杨维桢等。

第一章

元代杂剧的发展

一、戏曲的渊源与元杂剧的体裁特点

（一）我国的戏曲艺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它成为一种以表演故事为主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综合性艺术，经历了从孕育到形成、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是不断吸收融汇各种艺术成份和表演形式的结果。

1、上古时期出现了各种歌舞形式，西周末出现了“俳优”伎艺，汉代出现了“百戏”。这些表演艺术孕育着某些戏曲表演的因素。

2、唐代是文化艺术全面繁荣的时代。诗歌、音乐、舞蹈的繁荣，词曲、变文、传奇的兴起，参军戏和踏摇娘等歌舞戏的盛、行，从多方面推动着戏曲的形成。

3、宋金时期，我国的戏曲艺术开始形成。宋杂剧、金院本，南戏，都有若干角色装扮，表演比较完整的故事，已是真正的戏剧形式。金代还出现了诸宫调讲唱形式，其音乐组织丰富多样，规模宏大。这些都为元杂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4、元杂剧融合了前代各种表演艺术，把唱、念、科、舞等，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用北曲演唱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情节复杂、结构完整、人物角色众多的戏曲艺术形式。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

（二）元杂剧的体裁特点：

元杂剧的剧本结构一般是一本四折，高潮通常是在第三折。有时另加“楔子”。每本杂剧结尾用“题目正名”概括全剧的内容以结束全剧。人物例有上场诗。音乐结构方面，首先元杂剧剧本有旦本、末本之分，全本四折由正旦独唱者为旦本，正末主唱者为末本。其次元杂剧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的套曲 演唱，一韵到底，故每本杂剧只用四个宫调，四折戏所用的宫调，大致是仙吕、南吕、（或正宫）、中吕（或越调）、双调。每本戏曲牌多少不定，须按演唱惯例联套组成。至于用韵情况则与散曲的用韵相通，首先可另加衬字，即在曲律规定的字数之外另加衬字，衬字不定多寡，不定平仄，只不能加在句尾，这是其在中国韵文史上最独特之处。次为平仄通押，平上去通叶，论者认为这也是中国韵文在形式上的一种解放。再次是不避重韵，可以在同一曲中出现相同的韵脚字。最后，须一韵到底，不能在曲中转韵。学人对曲韵赞美备至。称其“十分曲合语吻，亦即十分曲达语情，此亦为他种长短句所不可及，而独让之与金元之曲者”。[任纳《散曲概论》] 元杂剧剧本中规定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以及演出时的舞台效果部分，叫“科范”，一做“科泛”，简称“科”，人物对白叫“宾白”，简称“白”，取戏曲以“曲为主，白为宾”之意。二者合称“科白”。元杂剧的角色分为末、旦、净、杂四大类。

（三）元杂剧兴盛的主要原因

1、元代都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杂剧是一种舞台表演的综合性艺术，它的兴盛发展必须具备—的环境条件，如要有演员，观众、剧场、设备等。戏剧的发达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而元朝是商业经济畸形发后社会，出现了许多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因为市民、商贾、吏卒都需要文化娱乐，瓦肆勾栏一类娱乐场所比宋代出现更多，规模更大。众多的观众、遍布各地的表演场所，为戏剧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事剧本创作的人也自然日渐增多，因而元代都市经济畸形发展有力地刺激了杂剧的繁荣。

2、元杂剧的兴盛是戏曲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1）唐宋以来，各种文学艺术蓬勃兴盛，为元杂剧的形成和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如传奇、话本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宋杂剧、金院本为杂剧体制打下基础，大曲、鼓子词、诸宫调等提供了音乐曲调来源，各种舞蹈、武术为杂剧做工表演提供了榜样。元杂剧又以它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使它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获得人们的极大喜爱。

（2）元代儒家思想统治比较松弛，传统的文学观念有了改变，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过去被正统文人所轻视的戏曲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欢迎。加上元蒙统治者的提倡，这对元杂剧的繁荣也有一定影响。另外，元代的统一，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元代文人社会地位卑下，客观上促进了杂剧的兴盛发展。元蒙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汉族文人饱受压迫，下在“九儒十丐”的卑下地位。他们穷愁潦倒，找不到出路，又不肯屈身于统治者，于是其中一批人就与民间艺人合作，组织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演唱脚本，有的还“躬践排场”参加演出。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等许多杂剧作家就都是书会才人。他们是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作家群。这众多地位卑下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目睹了各种黑暗的社会现象，看到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自身也受到政治压迫和生活的煎熬，因而其作品最能爱人民之心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精神。同时他们对杂剧创作和表演的一整套程式特点非常熟悉，因而他们的剧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些“门第卑微”的作家为元杂剧的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外，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妇女，在**中沦为伎艺人，她们也对杂剧的兴盛起一定促进作用。

三、元杂剧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

王国维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元杂剧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崇高地位，其杰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它深厚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造诣两方面。

（一）元杂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深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精神。元杂剧作家为避文祸，多借历史传说故事反映现实，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也常涂上一层“历史传说”的保护色。但许多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元代社会广阔的生活面貌，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如《窦娥冤》，《鲁斋郎》，《陈州粜米》等，大胆抨击了元代的专制统治和蹰败政治，使人们看到在民族、阶级双重爪迫下的黑暗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

2、表现英雄主义，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有的正面歌颂人民起义英雄，如《双献功》、《李营负荆》等。有的赞颂历史豪杰，如《单刀会》等。有的表现各种弱小人物的反抗斗争，如《窦娥冤》写寡妇窦娥大骂官府，沮咒天地；《陈州粜米》写农民张撇古对权豪的谴责与反抗；《救风尘》写妓女赵盼儿智斗花花太岁等。

3、描写爱情婚姻，反映妇女问题。有的描写青年男女真诚相爱和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如被誉为“四大爱情剧”的《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以及神话剧《张生煮海》、《柳毅传书》等，都有着共同的反封建主题，表现了妇女的愿望和追求。有的揭露男子背义负心，反映妇女不幸遭遇，如《潇湘夜雨》和《秋胡戏妻》。有的反映妓女的悲惨命运和生活斗争，如《救风尘》、《金线池》等。

4、歌颂忠良，鞭挞奸佞。如《吴天塔》、《东窗事犯》、《赵氏孤儿》等，或寄寓民族感情，或歌颂正义。不少公案剧揭露了官场腐败，赞扬了某些清官。这类作品寄寓理想，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在艺术方面，元杂剧形式新颖独特，在结构情节、人物塑造、戏剧语言等方面显示了很高的造诣，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

1、现实主义是元杂剧创作的主流，但也不乏积极浪漫主义的描写。不少优秀的杂剧作品在描写了人民苦难的同时，还表现人民的反抗斗争，并往往让他们获得胜利；而对那些气焰嚣张的权豪势要、奸佞之徒，则给予应有的惩罚，让他们以失败而告终，从而表达人们的理想。

2、在结构方面，优秀的杂剧作家多能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出发，精心地设置关目，使戏剧矛盾集中，主线突出，情节紧凑而富于变化，因而许多杂剧作品都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3、元杂剧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它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关汉卿、王实甫、康进之、纪君祥等优秀作家，都能遵循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去安排情节，然后又通过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段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4、元杂剧的语言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元杂剧作品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并使之与文学语言融为一体，形成通俗流畅，质朴直率、生动活泼的特色。这是我国文学创作从文言向白话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元杂剧多数作家的语言重本色，如关汉卿、康进之等，部分作家如王实甫、马致远等则较重文采。

“元曲四大家”：指在元杂剧创作中享有盛名的四位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大家之名首见于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其序列是“关郑白马”；明人则称四大家为“马郑关白”（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元人乐府称马东离，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则根据四大家的活动年代和他们的创作成就，定四大家为“关白马郑”，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这一序列

的发展变化表现出了后人对他们杂剧创作的认识和评价。

第二章

关汉卿

一、关汉卿的生平与创作

（一）关汉卿，号己斋叟，大都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3世纪初，大德年间（1297—1307）还在世。他是元代社会一位典型的书会才人，长期生活在勾栏妓院，编写戏曲脚本，被誉为“杂剧班头”。关汉卿高才博识，滑稽多智，而又不屑仕进，性格倔强。一生主要活动在大都，晚年到过杭州。

（二）关汉卿是元杂剧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学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杂剧60多种，今存18种。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窦娥冤》，名作还有《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关汉卿还是一位著名的散曲作家，今存小令57首，套数10余套。

（三）关汉卿杂剧按题材内容可分为三类：

1、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悲剧《窦娥冤》最为深刻。其他还有，《五侯宴》写农妇王嫂备受财主的欺凌压迫，痛陈民苦；《蝴蝶梦》写皇亲葛彪无故打死王老汉，还公然叫嚷“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后王老汉三个儿子打死葛彪又被捉去抵命，得包公秉公仗义才获赦免；《斋郎》写权豪势要鲁斋郎先后强夺银匠李四和孔目张洼的妻子，并威慑说：“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后包公以“鱼齐即“之名请得御批，才斩了鲁斋郎，复使两家团圃。这类杂剧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

2、反映妇女的生活和不幸遭遇，表现她们的斗争和追求。有描写爱情婚姻的，如《拜月亭》、《玉镜台》、《调风月》等；有反映妇女为维护自己的幸福而斗争的，如《望江亭》；有反映妓女的生活遭遇和斗争的，如《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等。以《救风尘》和《望江亭》最著名。两部都是喜剧，前者写妓女赵盼儿，为营救被花花公子周舍欺骗和摧残的同行姐妹宋引章而巧设机煤，用“风月”的手段惩罚了狡猾的风月老手的故事；后者写年青寡妇谭记儿再嫁白士中，而权豪势要杨衙内为霸占谭记儿从皇帝那里请得势剑金睥欲杀人夺妻，谭记儿巧扮渔妇，机智勇敢地战胜了杨衙内。两剧都歌颂了妇女的斗争精神。

3、歌颂历史英雄。以《单刀会》最为突出，剧作写三国时蜀汉关羽单刀轻舟赴会，以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慑服东吴鲁肃的故事。强调“汉家基业”、歌颂“汉家节”，寄寓了民族感情。

二、《窦娥冤》

（一）剧情梗慨：窦娥七岁被抵债卖给蔡婆当童养媳，其父穷秀才窦天章便应试去了。十三年后窦娥成了寡妇，与蔡婆相依为命。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逼窦娥婆媳成亲，遭窦娥拒绝。张驴儿买来毒药欲药死蔡婆以逼窦娥就范，不料竟药死他老子。张反诬窦娥“药死公公”，拉她见官。贪官桃杌不问黑白对窦娥严刑逼供，并冤判死刑。窦娥临刑指天骂地痛斥贪官污吏，并发下三桩誓愿以昭示冤屈：一要血飞白练；二要六月降雪；三要大旱三年。三桩誓愿感天动地，先后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以钦差身份视察刑狱，窦娥鬼魂诉冤。窦天章重审案件，窦娥冤案终得昭雪。

（二）《窦娥冤》通过窦娥一生的悲惨遭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社会种种黑暗腐败的现象：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流氓无赖横行，社会秩序混乱，谋财行凶随时发生；衙门暗无天日，贪官污吏草菅人命；下层文人穷困潦倒，异良人民饱受欺凌，33 横遭虐杀，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

2、深刻地揭示了产生窦娥悲剧的社会和阶级的根源。高利贷剥削是窦娥悲剧产生的间接原因，流氓无赖的欺凌迫害是导致窦娥悲剧的直接原因，而“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则是造成冤狱的决定性因素。以张驴儿为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和以桃杌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在元代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就是他们纠结一起杀害了无辜的窦娥。窦娥悲剧深刻反映了元代“覆盆不厢太阳晖”的黑暗现实。

3、塑造了典型艺术形象窦娥。窦娥是一位饱受封建压迫、苦难深重的妇女。她的性格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刚强反抗的一面。她相信天命、安分守己，默默忍受着苦难的煎熬，苦度一生要将来世修。她的善良突出地表现在对婆婆的同情和关怀上。但善良的窦娥又是不堪忍受压迫的人物。她对张驴儿的欺凌迫害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斗争，在公堂上她据理争辩。她对官府原抱有幻想，但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她觉醒。被冤判死刑时，她愤怒表示要“争到头，竟到底”。“法场”一折，窦娥性格有了飞跃发展，她指天骂地，控诉和谴责社会的不公。一曲〔滚锈球〕唱出了套建社会千千万万被压迫者的心声。三桩誓愿更是对黑暗统治的强烈抗议与挑战。窦娥的反抗精神令大自然改变了常态，三桩誓愿奇迹般出现了。窦娥死后鬼魂诉冤，是她反抗性格的继续和发展；作家这样描写，寄寓了人民的理想，说明人民是不甘压迫的。窦娥的形象闪耀着反抗的理想光辉。

（三）《窦娥冤》的艺术特色：

1、深刻的现实主义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它不仅描写窦娥所受的深重苦难和压迫，还表现了窦娥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让窦娥的反抗精神显示出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最终取得胜利，昭雪了冤案。这是战斗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也是理想主义的表现。

2、《窦娥冤》的结构特点：第一是戏剧矛盾高度集中，剪裁精当。全剐布局的重点放在黑暗统治与被压迫者的反抗上，因而矛盾集中在窦娥与恶棍张驴儿和窦娥与贪官桃杌的冲突上，其它矛盾冲突都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安排。如从楔子到第一折跳过了十三年，其间窦娥许多辛酸苦楚之事，因与主线关系不大都一概略去，惜墨如金；而“法场”一折，情节本来简单，但关系到悲剧主旨，故而大肆铺张渲染，泼墨如云，以突出窦娥的反抗精神。第二是戏剧情节紧凑而多变。一个矛盾引出另一个矛盾，环环紧扣，冲突迭起，曲折紧张，出入意外，扣人心弦。

3、人物角色安排独具匠心。如次要人物赛卢医三次出场带出三件大事，关联着三个重大剧情，又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

4、语言本色自然，口语化、个性化都很突出。

三、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一）关汉卿的杂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

1、展现了元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对各种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各阶层人物都有着生动的描写。尤为突出的是，关剧大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重大问题，揭示了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着力于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悲剧《窦娥冤》，喜剧《救风尘》、《望江亭》，公案剧《蝴蝶梦》、《鲁斋郎》等，都是有力的例证。这是关汉卿高于同时代许多杂剧作家的地方。

2、特别重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斗争。封建社会的妇女备受压迫和摧残，比男子受苦更深。关汉卿把反映妇女命运作为创作的重要主题。关剧旦本多于末本，且多是把妓女、婢女、农妇、寡妇等下层妇女作

为刚小的主人公。关汉卿深切同情她们，对压迫摧残她们的恶势力总是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同时热情歌颂她们的反抗和斗争。如《窦娥冤》中的寡妇窦娥，《救风尘》中的妓女赵盼儿，《调风月》中的婢女燕燕，《蝴蝶梦》中的农妇王母等，她们虽受到迫害凌辱，但不是软弱可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敢于抗争的人物。这是与其它作家笔下受压迫凌辱的妇女形象大不相同的地方。

3、往往把理想当作现实来描写，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成份。如《窦娥冤》、《救风尘》等剧，不仅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而且让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使生活在黑暗统治下的人民看到希望，获得斗争的启示和有力的鼓舞。因而关汉卿杂剧成为积极浪漫主义与深刻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中，运用各种艺术手段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不但注意表现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不同性格，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由于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性格特征。如《鲁斋郎》里的六案都孔目张跬和银匠李四的妻子都被鲁斋郎强夺去了，李四愤然告状，敢于斗争，而张硅则俯首听命。《救风尘》中的赵盼儿与宋引章，两个都是妓女，但因经历不同，赵显得老练机警，而宋则天真幼稚，容易受骗。

（三）结构严密而巧妙，情节紧凑而多变。关汉卿善于根据主题的需要，在有限的四折戏中巧妙地安排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做到主干突出而又富于变化。除《窦娥冤》外，喜剧《救风尘》也充分体现了关剧结构的特色。《救风尘》的矛盾本来是在宋引章与周舍之间引起的，但戏的主旨是赞扬赵盼儿的斗争精神，胡其主要冲突便在赵与周之间展开。但作家又不急于让赵，周交锋：第一折先交代人物关系和提出矛盾，表现赵的历练见识；第二折写刘盼儿定计，表现她的义胆和智慧，为正面冲突作铺垫；第三折才写赵盼儿用“风月”手段与周舍正面周旋，表现赵的机智勇敢；第四折是结局，写赵救出风尘姐妹，戏弄和惩罚了狡猾狠毒的周舍，使他落得“尖担两头脱”的下场。全剧布局十分巧妙，前面盘马弯弓，后面出奇制胜，外松内紧而变化莫测，引人入胜。

（四）关汉卿戏剧语言的特点是：通俗自然、朴实、生动。如《窦娥冤》的曲词宾白都是质朴自然、明白如话的。关剧语言个性化的特点也很突出，如《救风尘》中宋引章、和赵盼儿的语言表现了她们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关剧语言述善于从古典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能根据不同题材和人物身份性格的需要，有的俚俗，有的雄壮，偶或还见艳丽，运用自如，各得其妙。如《单刀会》中关羽的唱词，融汇了古典诗词的成份，显得典雅庄重，沉雄豪迈，符合关羽的英雄本色。

四、关汉卿的散曲

（一）关汉卿也是元代著名的散曲作家，但其散曲的成就不如他的杂剧，题材内容比较狭窄：

1、以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的最多，小令〔沉醉东风〕、〔四块玉〕 《别情》是这方面的著名曲子。

2、描写自然景物。如〔双调·大德歌〕《冬景》、〔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等。

3、反映下层文人生活和自叙生平个性，如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二）关汉卿散曲的特点：质朴自然，通俗生动；写恋情，善于刻划女性的心理情态，细腻传神；写景物则清新活泼，充满着诗情画意。

（三）（南昌·一枝花〕《不伏老》，是关汉卿散曲最著名的代表作。这个套数反映了元代文人沦落社会底层的生活处境，表现了作者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决绝态度。曲中的名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是作者不屈服于压迫歧视的倔强性格的生动比喻。全曲语言生动，泼辣，35 感情奔放不羁。但它渲染风流放荡生活，也流露了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调。

第三章 王实甫

一、王实甫生平、创作和西厢故事的演变

（一）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他生活在元代前期，熟悉勾栏生活，才华出众，和关汉卿同为最杰出的元杂剧作家。《录鬼簿》载，王实甫作杂剧14种，今存3种。《西厢记》是他最享盛誉的代表作。

（二）《西厢记》所写的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有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它最早源于唐中叶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的故事是悲剧性的，而作者反为张生“始乱终弃”的负义行为辩护，借张生之口大谈“女人祸水”的滥调，称张生为“善补过者”，表现出露骨的封建传统偏见。但小说塑造了莺莺这个美丽多情，善良而软弱的少女形象，并通过她的悲剧遭遇，客观上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的冷酷自私和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它文辞优美，描写委琬生动，颇有艺术感染力。于是文人墨客竞相咏唱其事，播之声乐，宋金时期更广为流传。

2、金代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故事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董西厢》把小说《莺莺传》改编扩展为五万余字的大型讲唱文学样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故事格局，把它写成莺莺和张生共同反抗封建礼教、取得自主婚姻胜利的故事，赋予它全新的内容和反封建的主题。在《董西厢》里，张生不再是轻薄无行文人，而是忠于爱情的人物：把小说中听由命软弱的莺莺，改写成了敢于反抗，勇于追求的贵族小姐；把小说中性格不明朗的丫头红娘，塑造成热情机敏、玉成崔张婚事的重要人物；老夫人则被写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董西厢》加了许多曲折动人的情节，语言优美生动，艺术成就也较高，为《王西厢》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它由讲唱文学改编成杂剧的。《王西厢》继承了《董西厢》的优秀艺术传统，在情节、人物和语言等方面又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和创新。它删去了《董西厢》中大战孙飞虎一段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冗杂情节，剔除了有损人物形象或不合性格逻辑的描写，有的则加以改造和提炼，如把《董西厢》中张生主动提出上京应试的情节，改成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名逼张生去应试。这些“刮垢磨光”的工作，使情节发展更合理，人物性格更丰满，反封建。的主题更鲜明突出。因此说，《董西厢》孕育了《王西厢》，而《王西厢》又发展了《董西厢》。

二、《西厢记》的情节和主题-

（一）王实甫的《西厢记》，共有五本二十一折，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爱情喜剧。其主要情节、是第一本写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和女JL莺莺扶灵归葬，途中寄居于昔救寺。赴试书生张珙在佛殿上偶遇莺莺，一见钟情，借故也在寺中住下。两人隔墙和诗，道场传情，互相爱慕。第二本写叛将孙飞虎欲掳莺莺，兵围普救寺，老夫人宣称，有能退兵者愿以鸳鸳妻之。张生请来白马将军杜确解了重围，但老夫人却背义赖婚。红娘不平，让张生弹琴寄思，引鸳鸳月下听琴，促使两情人更相爱恋。第三本写红娘积极为崔张传书送简。但莺莺拘于礼教，暗约张生而又当面假意斥责，发生“赖简”等一连串内心矛盾的性格冲突，张生为相思折磨而病倒了。第四本写莺莺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在红娘帮助下终于与张生暗中结合。老夫人察觉，怒而“拷红”，红娘竟制服了老夫人并迫她认许了婚事。但老夫人又立刻逼张生应试，于是

长亭送别，崔张忍痛分离。第五本写张生高中皇榜，正待与莺鸳团圆，但郑恒争婚，造谣中伤，老夫人再次悔约，幸而张生及时赶回，郑恒羞愧自尽。崔张历经波折终得团圆。

（二）《西厢记》的主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倾向。剧作通过张生和莺莺自由恋爱、冲破重重封建阻力而成就了美满姻缘的故事，猛烈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表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其积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人为地使婚姻和爱情相脱离的不合理性。崔相国生前不管崔莺莺的意愿而把她许给尚书之子郑恒，完全是为了家世的利益，这对莺莺毫无爱情可言，莺鸳与张生自由相爱，则遭到老夫人的百般阻挠和破坏。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千百年来葬送了无数青年男女的青春幸福。这使人们认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并起而反对它、摒弃它。

2、作品肯定了莺莺和张生不考虑门第财产，无父母之命，由青年男女自由选择的爱情，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他们爱情的发展过程，并让他们在共同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这对于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男女是有力的鼓舞。

3、作品把崔、张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莺莺守孝期间，地点安置在“佛门净地”里，这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挑战，也是对顽固而愚蠢的礼教维护者的嘲弄与讽刺，4、作品最后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是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颂歌，也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发出冲击的呐喊，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三、《西厢记》的主要人物

（一）崔莺莺，是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她美丽而多情，性格内向深沉，外表矜持，内心炽热。作品细致生动地描写了莺莺叛逆封建礼教的表现及其叛逆性格的发展过程。

1、莺莺生于相国名门，正当青春妙龄之时，却生活于礼教家规的重重禁锢之中，且终身大事已为父母决定。她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和礼教的束缚，大胆与张生相爱。从佛殿回眸、隔墙和诗到道场传情，表明她在渴求纯真的爱情。

2、老夫人的负义赖婚，激起了莺莺的不满，开始了内心的反抗，进而她通过红娘与张生传书密约，但又碍于礼教的影响，顾虑重重。看到红娘送来张生的情书，心里高兴却要装出发气的样子；张生践约与她相会，她又违心地训斥张生“无礼”。莺莺的这些“假意儿”说明她在背叛封建礼教的过程中有着复杂的思想矛盾。经过反复的自我斗争，终于认识到“仰图厚德难从礼”，才勇敢地与张生结合。

3、老夫人从门第观念出发逼张生应试，莺莺则蔑视功名富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这是莺鸳叛逆性格的继续发展。作家是严格按照莺莺的出身、教养和性格发展之必然来刻划这个人物的，所以莺莺的形象显得丰满动人而又真实可信。因而这个典型人物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二）张生，是《西厢记》中又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个喜剧色彩很浓的人物。他善良聪慧，才高性狂。作品通过描写他的痴情和酸迂，表现他对封建道德规范的轻蔑和背叛。他为了追求爱情，把科举仕进抛到九霄云外，他不管什么圣贤遗训，隔墙吟诗挑逗相国小姐：他拦住红娘自报家门：还把人家追荐相国亡灵的肃穆道场变成他与鸳莺传情的雅会；他追求莺莺，人前人后毫无顾忌，喜怒哀乐表露无遗。张

生的痴情到了“疯魔”的程度。但也可见他的真诚坦率，执着追求。他是个忠于爱情始终如一的“志诚种”。作品还写了他软弱的一面，“疯魔”之中也带有一点轻狂。

（三）红娘，是促成崔张美满姻缘的关键人物，是表现出卑贱者许多优秀品质的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1、红娘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富有正义感，热情真诚，乐于助人，活泼爽朗，聪明机智而又勇敢泼辣。她不满老夫人赖婚负义的行为，同情和支持崔、张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她一面给张生出谋划策，一面引导莺莺走上反抗道路：她冒着风险为他们传书送简，甚至受了委屈仍然热心为之奔走，最终玉成了崔张婚事。

2、《拷红》一折，红娘的光辉形象尤为突出。崔张幽会事发了，红娘面对老夫人气势汹汹的拷问，沉着应付。她抓住老夫人最怕“辱没相国家谱”的弱点，把崔张幽会之事和盘托出，镇住了老夫人。接着转守为攻，历数老夫人言而无信，背义赖婚，酿成“丑事”的过错，置老夫人于被告地位。然后又晓之以利害，条条戳到老夫人的痛处。最后老夫人只好乖乖地按照红娘的办法认许了婚事。在这场关键的斗争中，红娘力挽狂澜，为崔张姻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充分表现了红娘的聪明才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红娘这个人物典型有着深刻意义和理想主义成分。

（四）崔老夫人，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封建家长的典型。作品突出地描写她维护封建礼教和家世利益的种种表现，揭示了她专制、自私、机诈而又愚蠢的性格特征。通过这个人物，暴露了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虚伪冷酷及其腐朽本质。

四、《西厢记》的结构

（一）《西厢记》结构宏伟，共有五本二十一折，突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限制，还突破了每本由一个角色独唱的通例。有利于充分展开戏剧矛盾冲突和精细地刻划人物，表现出创新精神。

（二）《西厢记》的结构复杂而巧妙。它是由两条线索、两类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的。以老夫人为一方与以崔、张、红为—方而展开的维护和反抗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是全剧的主线；崔、张、红三者之间由于出身教养和性格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是副线。前一种矛盾冲突在第二本赖婚、第四本拷红、逼试，第五本争婚中表现得最尖锐，后一种矛盾冲突在第三本赖简等情节中表现得最集中突出。两种矛盾交错发展而又互相影响。如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使得崔张的恋爱采取隐蔽的方式；由于封建礼教影响，使得莺莺顾虑重重，出尔反尔，导致了崔、张、红之间一系列的喜剧性冲突。而他们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又推动着前一种矛盾冲突的变化发展，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三）《西厢记》戏剧情节曲折多变，矛盾冲突波澜起伏。如第一本写崔、张爱情的萌生，在喜剧气氛中潜伏着与礼教的矛盾冲突。第二本用兵围普救寺事件、迫使老夫人许亲，崔张爱情豁然明朗，出人意外。但老夫人赖婚，忽又风云突变。第三本写崔张爱情在红娘帮助下暗中发展，又绝处逢生。岂料又有鸳莺赖简之事。引出许多纠葛，曲折跌宕。第四本写崔张幽会事发，老夫人“拷红”，情势骤然紧张，但红娘竟能力挽狂澜，迫使老夫人认许婚事。故事似乎圆满结局了，谁知又来个逼试，再拆鸳鸯。第五本写张生高中，眼看团圆在即，但又有郑恒作梗，节外生枝。崔、张历经波折才得团圆完婚。矛盾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加上崔、张、红三者之间的许多性格冲突穿插其间，更增喜剧色彩，收到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

五、《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王实甫的杂剧语言不同于关汉卿。关剧语言是本色派的代表，而《王西厢》的语言则是文采派的代表，在我国古代戏曲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

1、把古典诗词含蓄凝炼的语言与民间通俗流畅的口语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既优美典雅又生动活泼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2、诗剧般浓郁的抒情意味。曲词和道白，叙事写人或绘景抒情，都十分精炼生动，常创造出诗情画意的境界，刻划人物心理情态，尤为细腻委婉，逼真传神。

3、个性化的特点很突出。如张生的语言坦直而含稚气，常带夸张，显出痴狂的个性；莺莺的语言含蓄而矜持，常带感伤情调；红娘的语言则俚俗率直，爽朗泼辣，妙语连珠，俏皮可爱：老夫人的口吻则常露冷酷专横。人物语言都十分切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

第四章

元代南戏

一、南戏和高明的《琵琶记》

（一）南戏的兴起和发展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用南方方言和流行的地方曲调演唱的南方剧种。北宋末年开始流行于江、浙、湖、广一带的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至南宋则盛行一时，元灭南宋后曾一度衰微。至元末再度复兴，并流传到江西、安徽等地，形成各种不同声腔而逐渐发展成新的地方剧种。南戏上承宋院本，下开明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一环。

（二）南戏形式上的特点。

南戏在结构上不分折而分出，它没有因定的出数，长短自由，南戏的出以“人物上场下场为界限”，实际上等于“场”，每本出数不定，一般都有几十出。

它没有“楔子”，但有“家门”，又叫副末开场，副末介绍剧情或说明创作创作意图，不比北曲，不是戏情的有机组民部分。重要人物出场有定场白，每出戏完时有下场诗，在演唱方面，一出戏不限用一个宫调的曲子，也不限一韵到底，也不限一人主唱，可互唱、合唱、主唱、伴奏以管乐为主。

（三）高明的《琵琶记》

1、高明的《琵琶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改编中最重要的改动是把男主角蔡伯喈由一个抛弃双亲，背弃妻子，最后遭雷击的反面人物改写成一个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使剧的主题由遣责背亲弃妻变成歌颂贞烈忠孝。之所以对原剧进行这样的改动，是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分不开的。

高明写作《琵琶记》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正好剧中剧末在开场时记：不关风化体，纵如也枉然。”二休论播浑，也不寻官数调，只看子墩共妻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品的人物无不涂上封建说教的彩色。

然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又是比较复杂的，在宣扬封建礼教的同时，他对生活对人物又作了不少真实的描绘，反映了一足的生活真实。

如蔡伯喈，他本不愿出仕，甘愿隐居田园，可是又十分软弱，对父母，宰相，皇帝加之于他的压力，他只是逆来顺受，不敢有较量和反抗。就使他陷入矛盾的苦闷之中不能自拔，蔡伯喈软弱忍让，反映了封建礼教压抑下许多知识分子的区同性格，通过他，也使我们看到了所以“忠孝”为主体的封建礼教无视人性，摧残人性的腐朽本质。

又如赵五娘，作者的意图是将塑造成为一个贞烈孝道的化身，通过她来宣传封建道德，但戏中的赵五娘却并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她的行为都很有个性特点，在对公婆的态度上，突出地显示了一个下层妇女，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坚韧的可贵品质，39 另外，《琵琶记》也客观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一些黑暗现象，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对遭受饥荒的农村也有比较真实的揭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作者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琵琶记》这种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一方面与作者世界观的复杂性有关，一方面也与艺术本身要求真实的特性分不开。

二、元代四大传奇

元代末期，南戏复兴，大型剧作相继问世，《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是南戏复兴之重要作品，称“四大传奇”，又称“古戏四大家”。其思想性虽不高，但情节曲折，极尽悲欢离合之情，故为歌场所重视。

1、《拜月亭》为四大传奇之佼佼者，艺术成就较高。此剧系根据关汉卿同各杂剧改编，取其精华，进行再刻造，将悲欢离合的爱防不胜防故事，放在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背景，描写，是有不同凡响的艺术特色，对王瑞兰形象的塑造相当成功。特别是对王瑞兰内心的微妙活动以及矛盾心理的描写，更显得细致入微而富有喜剧性。身为尚书小姐，在旷野中孤零无依附，她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伤，只能央求蒋世隆挈带同行，甚至主动提出了“权说是夫妻”的建议，但到达旅舍，当蒋世隆正式提出成亲要求时，她心中愿意，却故作回避，表现出相府小姐的矜持。这一形象的出现，说明南戏的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拜月亭》的语言天然本色，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本色天然的唱词与说白浑成一体，很难区分，而曲白相生，耐人寻味，又大大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

2、《荆钗记》的故事原型写的是文人王十朋抛弃玉莲，与《王魁》、《赵贞女》属同一类型。今传文改为歌颂“义夫节妇”生死不渝夫妇之爱。《荆钗记》的改编，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儒家的价值观，像王十朋在误闻玉莲死讯后，守情不移，甚至宁无子嗣，也不再娶。就突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纲常观念；钱玉莲重才而轻财，为了自己的信念，甘赴一死，她的“节”，虽有封建贞节的因素，但更多体现了“富贵不能动其志，威逼不能移其情”的品质。剧中涉及如何对待贫贱，如何对待富贵，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继母与前妻子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旧时下层民众深为关切社会问题。因而，它的出现，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王世贞称“《荆钗》近俗而时动人”（《曲藻》），所谓近俗，正好说明它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

《荆钗记》情节结构颇为精巧，戏剧性较强，它以荆钗为线索贯串全剧，展开情节关目，特别适于表演。

3、《白兔记》突出地描绘服剧中人物刘知远身处贫寒而备受欺凌的屈辱，和最后扬眉吐气的情境，笔调淋漓痛快，引人入胜。剧本对李三娘的描写也很成功，塑造了一个历经磨难，在痛苦中等待丈夫归来的一个善良的妇女形象，在李三娘身上体现了旧时代广大妇女的悲惨遭遇。

4、《杀狗记》对“酒肉朋友”的无赖心理和卑劣行为的充分揭露，作品具有一定的劝戒作用。有极富表现力的说白，又杂又封建说教。但是，剧中强调的只有手足之亲是可以信赖的，狐朋狗友不可交的伦理道德是值得肯定的，剧中涉及因财产纠纷而引起家庭破坏的社会现象，也是宗法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具现实意义。戏文俚俗，明白如话，个别段落有失粗率。

南戏剧本，除上述四大戏之外，无名氏的《破窑记》、《金印记》、《赵氏孤儿》、《牧羊记》、《东窗记》，影响都很深远。其中《破窑记》的成就较高。后来，这些南戏剧本经过明人的雅化，礼教伦理因素的加强，使之明显地逊色于这四大南戏。

第三讲

明代文学

概 述

一、历史概述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国，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时二百七十七年。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文学现象的不同阶段，明代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洪武至成化，约一百二十年；明中叶，弘治至万历，约一百三十年；明末，天启、崇桢时期，二十余年。朱元璋经历过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深悉人民疾苦。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社会矛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并大力扶持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生产力有了提高。明中叶，土地兼并激烈，皇室、官僚、地主豪绅、富商大贾，都倚恃特权，大量兼并土地，赋税越来越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亡，经常发生流民起义。不仅农民无以为生，矿业、盐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却得到发展，由于流民大量涌进城市，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明中叶；以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并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苏州成为丝织业中心，松江成为棉织业中心。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手工业工场。仅苏州一地当时靠出卖劳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余人。其中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早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到了明末，农业生产虽稍有好转，但赋税更加苛杂，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加之灾荒疾疫大面发生，社会经济已濒于崩溃。

在政治上，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废除了长期沿袭的丞相制，把中央军政大权总揽在皇帝一人手中。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在皇帝指挥下协办政事。朱棣本是藩王，靠宦官政变夺得帝位，他信任宦官，使宦官肆虐在明代愈演愈烈。还设立“锦衣卫”、东厂等机构，实行特务统治，对官吏文人实行严酷的控制。中叶以后，政治更加腐败，藩王、宦官、大官僚尽情奢侈享乐，皇帝昏庸无道：武宗整日耽于淫乐，朝政为宦官刘瑾把持；世宗迷信道教，把炼丹献方道士封为高官，听任权奸严嵩父子操纵国事二十多年。明末朝政日非，天启阉党魏忠贤擅权，政治黑暗至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后起的复社、几社，都先后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终于使明代的统治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宣告灭亡。

在思想文化上，明代积极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朝廷还组织人力修撰“五经”、“四书”与《理性大全》。广为传播。实行八股文取土制度，以朱熹注“四书”与宋儒注经“五经”命题，不许考生发挥自己的思想，以防止“异端”，达到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明王朝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手段。朱元璋曾开设文华堂招揽天下人才，朱棣还命解缙及他文土三千人编成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另一方面，又对“不为君用”的朝野文士施行残酷杀戮，并百般疑忌，多次大兴文字狱，使社会思想为之窒息。至明中叶，由于经济、政治的影响。思想文化才有了显著变化。首先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提出“良知”说，反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束缚，启发大胆思想；以王阳明的门人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家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反对封建假道学，并在文学上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明中叶出现的进步思潮，在思想文化界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文学概述：

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或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历史题材的章回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共同拉开了我国小说世界的帷幕。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步入了新的天地，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相继问世，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这四部小说被称为“四大奇书”。在它们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和世情小说，对后来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中叶的短篇小说，也十分兴旺发达。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摹拟宋元话本写成的，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成就上，都比前人有很大进步。明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

明代小说创作的特点，从发展过程来说，是由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到文人的加工整理，再发展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无数的无名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作家个人的艺术才能相熔合的结晶、《西游记》、已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创作成分比重的增加，《金瓶梅》则是作家的个人创造。短篇小说从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产生了文人的拟话本，成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从思想内容来说。明代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理想、愿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从艺术形式来说，它开始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创作方法来说，大多是现实主义的，有的作品也达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度。明代小说的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明代戏剧是沿着杂剧、传奇两条线发展的。杂剧是元杂剧的余波，已趋衰落，在南戏影响下，创作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传奇是戏剧的主要成就。成化以后，由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十戮盛行。明初由于统治者对戏剧的控制和利用，作家作品虽多，而有价值的很少。中叶以后，剧坛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牡丹亭》，此外，还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形成了各具特的艺术流派。主要是以汤显祖为代表的强调内容、注重文采 “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音律的“吴江派”，这两个流派影响很大。还有以梁辰鱼为代表的着力词藻的“昆山派”。其次，是剧作题材的广泛：有的取自本朝的现实题材，如《鸣凤记》：有的采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如《浣纱记》；还有用寓言题材写成的，如《中山狼》。其三为戏曲形式的演进和表现手法丰富。唱腔不断革新与多样化，各种戏曲形式同时涌现。其四戏曲理论的发展和戏曲作品的大量刊行。

明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成就较差，它们是在拟与反拟古的反复斗争中曲折前进的。明初的诗文作家宋濂，刘基高启等，都亲历过元末的大**，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永乐时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为文歌功颂德，形成一股不良文风，统治文坛数十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文突出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到明中叶，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力求以文学的复古来反对“台阁体”文风，但他们侧重形式，成就不高。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和实践，取代了“台阁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一味摹拟抄袭，盲目复古仿古，仍是形式主义。王慎中、归有光等，提倡唐宋古文，肯定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被称为“唐宋派”。对前后七子都持批判态度，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反对贵古贱今，主张文学要“独抒

性灵，不拘格套”，但其作品只注重形式革新，较少反映现实。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对前后七子及“公安派”都想纠正，但脱离现实生活，只注重雕琢词句，忽视内容的倾向更突出。明末复社张溥的诗文，表现了真实感情。为抗清而慷慨捐躯的陈子龙、夏完淳的作品，表现了民族气节，充满了爱国热情。明代的词，在词史上处于低潮时期，但在词学理论研究、词作批评、词章的编选、整理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创作方面，以刘基，高启、杨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为代表。正是由于明代词人不绝如缕的创作，才酝酿了清代词的中兴。明代散曲，只有少数作家保有元曲遗韵，但它开拓了题材领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形式上进一步吸收了民歌俗曲的艺术营养，表现了浓郎的时代生活气息，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是明代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民歌，是明代文学的“一绝”，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面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民歌遗产。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宋元时期三国故事被大量搬上舞台，元英宗至治年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已初具仁演义》的规模。

元末明初，罗贯中运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历史资料，结合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加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演义》这部影响深远的章回小说。

作者罗贯中，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等材料，可大致推断出他的生活年代。他经历过元末**，一度参加反元斗争，有理有抱负。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一）《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故事，始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展示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通过这些互相利用又互相残杀的复杂交叉的斗争，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十常侍”的利害冲突；何被杀死，重臣袁绍又诛灭了宦官；封疆大吏董卓赶走了袁绍，新兴力量曹操又会集诸侯讨伐董卓；而在讨董会师时，诸侯又各怀异心，坐观成败：董卓被杀后，他的部下也分裂为两部，互相厮杀，矛盾还直接渗透到统治阶级的家庭内部：袁绍死后，他的儿子兄弟之间同室操戈，刘表的儿子刘琮，一直和其兄刘琦争夺继承权，曹操一死，曹丕与其弟就同根相煎；刘封不救关羽，也是孟达亲疏立继的利害问题打动了他。罗贯中所描写的这些矛盾斗争，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纲常伦理的实质。正是这些矛盾所酿成的连年战祸，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二）《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刘备的刻划，表达了作者向往“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想。

1、曹操是《三国演义》的三绝之一： “奸绝”。作者对曹操的刻划，紧紧抓住“奸雄”这两个字。他从小就“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游荡无度”，他幼时就设计诬叔骗父，使他父亲再也不相信叔叔的话，从此越发“恣意放荡”。他对父执老翁，皇后重臣，无辜百姓，孕妇孺子，都任意杀戮，公然宣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他装睡杀死卫士后，又厚葬死者，以示仁义心肠；行军时忽然放声大哭，说是思念典韦去年在此战死，于是祭奠典韦，亲自“哭拜，昏绝于

地”，使大小军校无不下泪。这都表现了曹操驾驭军将的权谋。他借黄祖的手杀死祢衡，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因怀疑而杀死名医华佗，写出他奸诈多疑，极端利己，虚伪狠毒，凶暴残忍的一面。但同时曹操又是个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作者在曹操第一次出场时，就借别人之口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纵横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群雄此伏彼起的大动荡中，都显出了曹操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当董卓弄权肆虐时，他揭露其阴谋野心，发难讨伐，得到天下响应；当各路诸侯只顾眼前互相吞并时，他能高瞻远瞩，乘时度势，显出与众不同的器度；他豪放机智，在青梅煮酒，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时，对拥兵据地，炫赫一时的人物，一一作了独具远见的精辟评价；他善于用人，不论出身门第，不计恩怨，广纳贤才，因而“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在官渡之战中，他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的著名战例。所以很快战胜敌手，统一了中原。

2、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站在曹操的对立面的一个礼贤下、仁民爱物的“仁君”。他出身贫苦，曾“贩履织屦为业”，了解民间下情。桃园结义时，就发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愿。他的思想言行的核心就是“仁义”，在《庞统献策取西川》中，刘备说：“今与吾小大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为此不忍也”。作者用诗称赞他：“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他信守“人无信不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处处以宽仁待民。他初任安喜县尉，就能“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因而“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当阳撤退时，十几万难民随他渡江，情势万分危急。为了黎民，他把身家事业放在第二位，也要和扶老携幼的难民一道，患难与共。取西川时，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焚香礼拜的欢迎。当初，他正流落无依，而一般据地自重者正对土地求之惟恐不得，可陶谦三让徐州时，他却再三礼辞；明知“的卢”妨主，也泰然处之，不肯嫁祸于人；刘备刚得徐庶。如虎添翼，上下相得，初次取得胜利，可当曹操挟持徐母，来书骗徐时，刘备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放徐归曹，丰富了刘备形象中仁义的一面，走时又恋恋不舍，长途相送，又丰富了刘备重情爱才的一面。刘备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集中地表现在对待诸葛亮身上。三顾茅庐，细腻地刻划他对贤才的爱慕与敬重，诸葛出山后，刘与他“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议论，心地开悦，共议天下之事”，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使明君贤相，相得益彰。刘备的义，还集中表现在对待结义的关羽、张飞和“甚相敬爱”的赵云身上，生则相爱相信，死则义不独活，指日报仇。既突出了结拜的义气，又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3、《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

“拥刘反曹”思想的主要表现：首先从内容上看，小说塑造的刘备的形象，总是仁民爱物，忠君信友，宽厚谦让，以恢复汉室为政治目的，以忠于桃园结义为生活信条，以解救百姓疾苦为行动准则。写曹操，是作为刘备的对立形象来处理的，处处都显得奸诈猜忌，凶狠残忍。他杀人不眨眼，不仅在争权位，报私仇、掠土争城时杀人如麻，连吕伯奢这样的与其父有八拜之交、而当他危难时仍当贵客款待的忠厚老翁，他也要杀其全家；为他贴身警卫的内侍、给他治病救命的医生华陀、患难中舍身相助的陈宫以及名士，如孔融、杨修等，都一一死在他手中。其次，从结构上看，小说把刘备放在主导地位，有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写刘蜀，开章第一回就引出刘备，拉开了帷幕；等刘备托孤时，全书已演述了三分之二，到刘禅投降，姜维败死，三国即已解体，小说只剩一回尾声了。而曹魏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再次，从语言上看，作者爱

憎分明，仅在称谓上就表明了主观感情。在回目上多次称刘为玄德、皇叔、豫州和先主，只有一处称作刘备；而对曹，直称曹操算是客气的。当然也常称孟德，而多处却直呼小名阿瞒，最能看出鲜明立场的是在回目中称曹为“贼”、“汉贼’，和“国贼”。刘备死时，回目为“刘先主遗诏托孤儿”，“拦”、“诏”都意味尊为正统帝位，以“遗诏”、“托孤”暗示死，深寄讳言和惋惜之情：写曹操死，回目为“传遗命奸雄数终”，“奸雄”成了盖棺的定论，“数终”实有称快之意。

（三）关于刘、关、张义气的描写，反映了一定阶层的道观念。三人桃园结义、立志报国安民，誓同生死。即使时间推移，局势发展，地位变化，他们始终忠于誓言，体现了重友谊、重然诺的可贵品质；人称关羽“义绝”，在桃园三英中，刘备突出是“仁”，张飞突出了“猛”，关羽尤其突出了“义”，成为“义”的化身。他申明降汉不降曹，封金挂印，千里寻兄。歌颂了义重如山的优秀品质，关羽身上还体现了“春秋大义”的封道德观念，在处理和曹操的关系时，也受到个人恩怨的支配，就暴露了关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显露出《三国演义》中“义”的局限性。

（四）《三国演义》在描写波斓壮阔的斗争中，概括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历史人物的高超智慧，这都集中体现在诸葛亮身上，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于建安十二年从隆中出山，至建兴十二年去世，前后二十七年的活动，在书中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中又有二分之一的内容是专写诸葛事迹的。他未出隆中，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地作出精噼分析，提出占荆据蜀、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初出茅庐，在博望坡初次用兵，小试蹈略，就取得全胜，奠定了在军中尤其是关羽、张飞诸将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钦佩与尊敬；荆州新败之后，他只身入吴，结好鲁肃，智激孙权，团结周瑜，舌战群儒，力促孙刘联盟，实现了联合抗曹的大计；在赤壁大战前的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在与敌友的周旋中，在艰巨的战前准备与战斗部署中，他步步采取主动，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智谋远远胜过周瑜和曹操。终于取得了赤壁的大捷；随后他三气周瑜，稳定荆襄，西取益州，实现了隆中的预言：在巴蜀辅佐刘备，内修政理，外出秦川，智取汉中，夏侯授首，阿瞒退兵，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白帝城托孤后，他忠于王业，料事如神，细致谨慎，知己知彼，多谋善断，随机应变，没有辜负刘备生前的知遇和临终的恳托；在安居平五路，弹琴退仲达，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诸役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成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千古贤相的典型。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是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它允许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可以不拘泥于史实。如曹操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但作为艺术形象，曹操却被描绘成“奸雄”的典型。在个别情节上，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突出，和谐统一，而把史实作了改动。如“怒鞭督邮”一事，按《三国志》记载，本是刘备所为。小说作者把它移到张飞身上，既保持了刘备这一人物形象前后一致的性格，宽厚、仁和又使猛张飞的性格更加丰满。在情节安排上，《三国演义》常常抓住史料中几个字、一句话而大力渲染。如诸葛出山，在《三国志》中只有“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十二个字，在罗贯中的敷衍下，就成了曲折动人的“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

（二）人物众多，形象鲜明。《三国演义》一书共出场一千—百八十三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个性。作者塑造人物的特点之一，就是一出场就确定其基本性格，随后逐渐加强刻划。如张飞性格的基本特征是莽与猛，作者从外貌言行上写他“豹头环眼”、“声若巨雷”，打仗时不是“大喝一声”，便是挺起丈八

长矛，“更不答话，举枪便搠”。通过鞭督邮、战吕布、长坂坡、古城会、夜战马超等情节，不断地渲染。在突出了他勇猛的一面以外，也写了他义释严颜这勇中有谋的另一面。特点之二是善于用烘托、夸张的手法。如写关羽温酒斩华雄，孔明出山，赵云单骑救主，张飞吓死敌将、喝退曹兵等，都是运用烘托、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

（三）战争描写丰富多彩、气势磅礴

1、《三国演义》描写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在大大小小四十余次战争中，兵力对比、战争进程、规模、结局。各不相同，在作者笔下，写得千变万化，不雷同，不死板，不单纯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着重叙述战争的起因，将帅的性格，正确的和错误的战略决策、战术运用，兵力的配备，转变的契机，胜败的各种要素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有机联系。作者准确地抓住这些，写出了战争的特点。

2、《三国演义》成功地描绘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因小说的生动刻划而妇孺皆知。（1）赤壁之战展示了历史事件的戏剧冲突。赤壁之战的结局是使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遏制了不可一世的曹操，使刘备赢得了时间，获得了立足之地。这是一场三方各为消长的主体战争。当时曹操剪除群雄，统一了北方，兵精粮足，声势浩大，率领百万大军，席卷荆襄。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大有不可抵挡之势。刘备新败之后，喘息未定，进无可攻之力，退无可守之土。

孙权实力弱小，强敌压境，战和举棋不定。从悬殊的力量对比来看，曹操战胜孙吴和消灭刘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作者交代了这些形势后，抓住了孙、刘与曹操的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暂时缩小了孙、刘之间的占次要地位的矛盾，笔锋一转，揭开了孙刘联盟的帷幕，展开了历史事态的新转机。诸葛亮精确地判断了曹操的兵力，智激雄辩，设喻析理，消除了一些人的疑虑；周瑜也客观地估汁厂曹兵的威力并非锐不可当。诸葛亮、周瑜利用长江天堑，发挥水上优势，协力共谋，终于击溃了曹兵。在写大战之中，又穿插一些小规模战斗；在写战场烽火的间隙，又用很多笔墨写刘备、鲁肃、孙权、诸葛亮、周瑜之间多次的交谈、密议和舌战；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又写出群英会、临江盛宴和宁静山庄的庞统夜读，把战争气氛与和平景象，战场烽火与客厅溅叙。大战的动态与小室的静态纵横交织，既有战场的真刀实枪，又穿插有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等传奇之笔。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场景。

（2）赤壁之战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书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在这次战争中露过面。曹操曾自诩“吾任天下以智力”，向人夸口“曹公多智”，他拥有几倍于对方的兵力，却落个一败涂地。从阿瞒横槊赋诗的插曲中，那不可一世的骄横，已展示了他必败的性格因素。周瑜的一生事业中，赤壁时期占很大比重，作者用力刻划了他的性格特征。他年富气盛，聪明好胜，识大体而昧大局，大敌当前而又时时暗算盟友，长于水军训练而短于指挥大型战斗。对于曹军，他能认识到并非不可战胜而敢于请命迎战；对于东吴前途他能看出可战不可降；但对于孙刘联盟的长远利益的看法，他就显得狭隘和短视了。大敌逼临江岸，他被迫和诸葛亮合作，但第一次接触，就因忌封而出现矛盾，他对诸葛亮是畏其智而忌其能，他们共事的全过程，就是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他拒曹是正确的，敌视诸葛亮是错误的。他依靠正确决策取得了胜利，又因错误措施而招致赤壁之战以后的失败。这一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是通过赤壁之战的战争描写来表现的。

（四）《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

1、“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是《三国演义》语言的一大特点。作者吸收了我国古代文言的精华，使之适当地通俗化，改变了原来用文言作为唯一描写手段的局面，完成了文学语言的一种解放。作者把古代

规范化的文言和当代运用的方言口语汇于一书，熔于一炉，达到互相取长补短，雅俗共赏的效果。《三国演义》出现后，立即就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推动人们模仿这种文中白的文体来进行创作。《三国演义》成功地运用简洁明快而又通俗的语言，在文学创作上起了创新作用。

2、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语言运用上，侧重叙述而简于描写。叙述稍显粗疏，往往能以景写人，以事状情。如三顾茅庐时，写隆中景物，风峦形胜，稍加点染，就画出了诸葛亮的高洁志趣；曹操的横槊赋诗，几笔勾勒，就让人感到一个骄横的战胜者就在眼前；诸葛亮临危抱病巡视军营，只用“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的一声悲叹，就勾画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忠贞老臣的感人形象。

3、对话有声有色。青梅煮酒一节，刘备每以不同内容提出一个有不同成就的人物，曹操都从不同角度来加以否定，层层深入，最后道出主见“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舌战群儒一节，出语各具个性，声情并茂，咄咄逼人，有力有理，妙语连珠，而诸葛亮据理力辩，准确有力，论证严密，言辞犀利，变被动为主动，化守势为攻势，势孤而理不孤，把东吴藻臣驳得或“无言以对”，或“满面羞惭”，或“低头丧气而不能对”。张松在书中露面不多，一次是反难杨修，一次是反讥曹操。他听到曹操的矜夸炫耀之词后，说：“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克，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繍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猛张飞的快人快语，总是让读者如见其人。徐州见了吕布时，就直接说出“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叫我哥哥杀你”。在古城见封关羽，不理会他的解释，拍马上前，就要“我今与你拼个死活”。

《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为中国的长篇小说，为章回体，为历史演义小说开了先河，为后世的戏曲提供了大量串材，它的众多人物形象和生活故事广为流传，战略和智谋都有借鉴意义。《三国演义》早在十七世纪就有日译本传到国外，引起国外读者的广泛兴趣。

第二章

《水浒传》

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后来，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戏曲相继问世，元杂剧中出现了《双献头》、《李逵负荆》等别具一格的水浒戏。《水浒传》是在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水缸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有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个系统。

二、《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反映了宋江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主要是写农民起义，在描述中也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

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写起义军最终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投降，宣扬忠义思想。把接受招安作为梁山义军的唯一正当归宿，这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局限性；把招安处理为悲剧结局，则又反映了作者

的清醒认识。

（一）《水浒传》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书中从最高统治者写起，封建皇帝腐朽荒淫，纵容奸佞，是罪恶势力的总后台；当朝权臣蔡京、童贯、高俅等，狼狈为奸，恣意盘剥，地方的府、州、县官，很多都和上司有亲属关系，他们既是其上司的爪牙，又都是贪官污吏；在社会基层，还有豪强如西门庆、殷天锡，武装地主如祝朝奉，恶霸如镇关西、蒋门神，及其他地主富商，流氓恶棍等大大小小的恶势力，构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人民群众已无生路的黑暗深渊，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二）《水浒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简单真理。林冲原是禁军教头，安分守己。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委曲忍让；高俅设计陷害，又把他刺配到沦州，他仍幻想“挣扎着回来”；直到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这才使他忍无可忍杀了仇人，上了梁山。武松原是阳谷县都头，打虎成了名，心满意足；被恶霸西门庆占嫂杀兄后，他报仇杀奸，被刺配盂州，仍对官府抱着幻想：等到飞云浦发现恶差的杀机，他才杀了仇人，上山落草。

（三）《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

1、鲁智深原是个下级军官。他酷爱自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痛恨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爱护朋友，同情弱小。他在酒楼听到金翠莲父女啼哭，了解到郑屠的恶霸行径，就怒不可遏，三拳打死镇关西，表现了他粗犷，勇猛过人；保护了贫老弱女，还赠银帮他们远离虎口。打出了人命后又说人装死而自己巧妙脱身，表现了粗犷中又有警细。他不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不能忍耐五台山的清素寂寞，一到东京，就使相国寺活跃起来。和林冲相见恨晚，仇林冲之所仇。痛林冲之所痛，一路暗中护卫，情同骨肉。大闹野猪林，更加丰富了他慷慨豪侠的一面，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

2、李逵原在家当雇工，因杀人逃亡，流落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后上了梁山。他最富反抗性与同，情心，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动摇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彻底的反抗者之一。柴进受殷天锡欺辱，幻想以合法方式按“条例”请官府解决，李逵大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攻入寿张后，他在县衙穿上绿袍朝靴，升堂问事，对公人和原告、被告，尽情戏弄；对封建统治的机构、法律、官僚制度，无情地嘲笑和蔑视。他经常大叫：“造反!”“造反!”他大胆说出：“杀去东京，杀了鸟官，在那里快活。”他最坚决地反对招安，他大闹菊花会，元夜闹东京，扯诏骂钦差，多次打乱了宋江接受招安的计划。他死后变鬼，还要抡起板斧去砍皇帝。他爱憎分明，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说眼前就是真宋江，他纳头便拜；可在王林酒馆内听说宋江抢了满堂娇，他便勃然大怒，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一旦发现事出误会，又知错就改，跪地求情认罪；到宋江受招安时，他把圣旨夺过来撕成粉碎，带头誓死反对。他嫉恶如仇，视死如归，对梁山弟兄和受苦百姓都富于同情。为救宋江、戴宗而劫法场，到高唐州救柴进，他都勇猛冲杀，身先士卒。李鬼假冒他的名字行劫败露，听说他家有老母时，不但不杀他，反而拿出银子送给他。他是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决的朴实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

3、《水浒传》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英雄群体。宋江的忠义，吴用的智慧，武松的英武，燕青的机灵，所有梁山英雄都急公好义，救困扶危。作者把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强盗”的人写成英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

（四）《水浒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梁山泊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向往的乐土，那里待遇

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团结友爱，“八方同域，异姓一家”，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鼓舞作用。

（五）《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教训。梁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到接受招安。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阴谋欺骗的结果，也和宋江的性格密不可分。宋江身上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做过县衙押司，和封建统治阶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忠孝为天经地义，认为最高统治者不可侵犯，这就造成了他妥协性的一面。他反对强权暴力，反对贪官污吏，深悉人民痛苦并寄予同情，专好结纳行侠仗义而受害、遭难的江湖好汉，这是他富于反抗性的一面。宋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当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把他们私自放走。许多落难英雄也都是由于宋江的指点介绍才投奔梁山的。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认识，对于横来之祸，他曾有所预防，在他家里挖有地窖，备作万一时的脱身之所；又曾让父亲告了忤逆，以免将来连累。这些消极防备，表明他并不想积极抵抗。对晁盖，他深表同情，并冒险相助，但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第一步，但仍然迂回曲折：宁肯亡命江湖，找个临时的避难所也不上梁山，等到官府步步进逼，不得不上梁山时，又被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骗回家中。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拒绝了晁盖救他上山的计议，他认为如果参加梁山起义队伍，“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浔阳楼题反诗，是他酒后一时胆大，面对现实的深刻教训，流露出的真情。是他反抗性的一面在酒后占了上风时的真情。因这反诗被判了死刑，经梁山英雄劫法场救出，这才决心同众英雄共举义旗。宋江上山后，尽管占山据寨，反抗官军，但他只把梁山当做暂时楱身之所；而且只反奸臣贪官，对皇帝则积极拥护，时刻准备接受招安。

宋江这两面性的悲剧性格，注定了梁山革命为接受招安而前功尽弃这一可耻可痛的悲剧结局。他“忠心不负朝廷”，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一）《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1、人物的个性鲜明。作者笔下的水浒人物，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是军官，林冲为了“保”官，表现了更多的软弱性。杨志为了求官，就有了更多的奴才性；鲁智深既不原保官，丢了也不愿求，就显示出他彻底的革命性。

2、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从始到终是定型的，而《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在这方面却前进厂一大步。人物性格伴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发展变化，特别表现在林冲身上。从八十万禁军教头到看守草料场这一人生段落，林冲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个“忍”字。当他举起拳头要去教训那个在光天化日当众调戏他妻子的恶棍时却发现恶棍竟然址他顶头上司的衙内，他的万丈怒火都“忍”住了；白虎堂被陷，他惨遭发配，远离妻小，他还是忍，幻想统治者以后发慈悲；恶差—路折磨，他一路忍受，直到野猪林千钧—发时被鲁智深所救，他还替恶差求情，幻想将来雪冤后夫妻团聚：到草料场以后，还以为得到照顾，想安居待命。直到山神庙听到门外仇人的对话，这才忍无可忍，变消极忍受为积极反抗，冲出来杀死仇人，投奔梁山。晁盖、吴用上山后，他火并王伦，改变局面，这是在新的情境中他的英雄性格进一步的发展。

3、通过行动来刻划人物。鲁达的粗鲁、爽直、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是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痛打小霸王、大闹野猪林这一连串的行为动作来逐渐展示的。武松的勇猛、机警，是通过打虎、杀嫂，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等行动来充分展现的。

4、注重细节描写。通过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是《水浒传》又一比《三国演义》进步的地方。如武松打虎时，老虎的一系列动作，都表现了武松处境的险恶和他机智勇敢的性格；周通逃命时慌忙地跳上马背却不曾解开缰绳，林冲打洪教头，武松打蒋门神等情节中的细节，都能传神地突出人物个性。

（二）《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完整而富于变化。以第一回作为开端；然后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扣在一起就是有机的整体，梁山主要英雄就这样环环相套地逐个引出，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一百零八将都上了梁上，情节达到了高潮，最后以失败结局。《水浒传》以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作为全书结构的主线。

（三）《水浒传》语言洗炼明快、朴素优美，富于民间色彩和口语化，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特点。《水浒传》第一次将白话运用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程度，使它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水浒传》的语言是高度口语化的，与《三国演义》的文白相杂不同，因此更为准确生动。特别是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

（四）《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

1、社会影响。它对明清农民起义产生鼓舞作用，李白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起义都深受影响，在“埋伏攻袭”等“策略”上都仿效它。《水浒传》历受封建统治者的诽谤、诬蔑，甚至加以禁毁，也可说明它的巨大社会作用。

2、文学影响。在国内，如《金瓶梅》就是采取《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敷衍扩展而来，还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都从题材，以水浒续集的面貌出现。《杨家府演义》等小说的出现，则是从英雄传奇的角度接受了水浒的体裁。至于后世的戏曲、影视改编水浒故事的就更多了。在国外，《水浒传》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传到日本，被译成日文、后又被译成朝文和亚洲儿他国家的文字。—卜九世纪中叶又传到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第三章

《西游记》

一、《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西游记》取材于唐僧取经的故事。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史实，见于唐代慧立、彦琮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民间传说的流传过程中神异色彩日趋浓厚。南宋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初具取经故事的轮廓，中心人物已由三藏变为猴王。庄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取经故事继续有所发展。

二、《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标准 篇7

一、综述意识

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平时研究小论文的撰写中, 对古代文学选题的文献综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应该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综述意识, 这其中就应该包括针对某一问题下的知识点, 可以有选择地辅以代表性话题, 罗列并阐述学界对该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 引导学生如何查引学术论文, 如何把握论证主旨及要点, 从而让学生知道关于这个话题, 已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培养综述意识, 还可把视野投向港台地区, 以及海外, 这样, 在做文献综述时就能达到较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综述意识, 那么深入学习及研究时会大有裨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综述意识是有连带关系的, 综述意识强, 往往更能发现问题, 引出问题, 从而做细致研讨。问题意识应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全过程, 教与学中应抱着探问的态度, 这样才能获益更多。鼓励学生本着求同、求异的思路读书, 从中寻找问题点, 往往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的东西。数年教学实践证明, 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过程中萌发、成长的。如循着这样的思路, 学生在课堂中针对所教学内容, 提出“难道真正诗死于宋、词死于明”、“为何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诸如此类问题, 教师会倍感到欣慰。这就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前提下, 进行更细致的阅读、研究, 刺激创新欲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胡适所谓:“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前贤妙论, 实际阐述的核心是要有问题意识及怀疑态度, 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因素,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 教学的组织者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有目的地往问题探索方面靠拢, 采取举一反三的方式训练, 这样, 整个课堂教学中就会弥漫着问题气氛;同时, 学生要发挥主动性作用, “业精于勤荒于嬉”, 勤于思考, 勇于探索, 充当“主人公”角色, 而不是“观众”。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做笔记, 将所思所想书之于卷册或笔记中, 这样就能把有时灵光一闪的想法记录下来, 累积下来, 长此以往, 就会是一篇论文, 甚至是一部论稿的基础。在教师和学生合力作用下,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氛围就会越发浓厚。

三、前沿意识

前沿意识是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环节。只有关注学术动态、发展, 站在学术前沿, 才能对学科中某一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学教学中, 应适当涉及知识点的前沿情况, 让学生心中有数;向学生推荐相关刊物或研究文章阅读, 以及邀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 增强大学生学科意识。本科导师制对培养学生前沿意识是一个有创意的探索, 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 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 组成“教师—学生”团队, 将研究型学习切实推广, 导师更能依据学生兴趣、特长, 因材引导, 将创新意识培养落到实处。比如我班一学生对岳飞词颇感兴趣, 我建议其阅读有关词集与论文, 该生拟写的《岳飞〈满江红〉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较好的选题, 既有问题意识, 又紧扣当下学术前沿。学生前沿意识的培养, 对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有教师有前沿意识和前沿视野, 才能在某一领域 (或某一方面) 总览全局, 对学生做出积极有效的导引, 否则只会是空谈。

四、理论意识

没有理论做基础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创新意识探索与培养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引。适当的理论指导, 会使研究豁然开朗, 效果良好。汉语文学专业除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 还要学习古代文艺理论, 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然后将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结合研究。古代无数的理论家对古代文学现象及作品做过深刻研究, 提出历经检验的理论主张, 是现在进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观照。其实, 不但要运用好现成的古代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 而且可以灵活运用西方文艺理论, 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之用。在这方面, 王国维为世人做出了表率, 他率先将西方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结合, 用之于词学研究, 撰写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专著《人间词话》, 开风气之先。当代著名学者叶嘉莹用西方文艺理论解读宋词, 为词学研究拓出一片新领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 也应增强大学生理论意识, 让他们阅读、钻研文艺理论, 并用之于学习、研究实践。譬如一学生用西方消费文化理论, 移植于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影视改编研究, 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并做到了将文学与传媒研究结合。

五、方法意识

合适的研究方法是创新意识探索与培养的依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惯用的方法有文献文本阅读法、田野调查法、分析比较法、理论归纳法等。每一种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与优长, 有时可以综合使用, 有助于研究的细化与深刻。

在方法意识创新方面, 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做了成功的探索, 他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研究唐诗宋词, 近年成果丰硕。[1]通过对存词、版本、品评、研究、历代词选等指标项统计, 王兆鹏对宋代词人进行定量分析, 做了综合排名, 并且排出两宋十大词人依次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由于使用方法得当, 结论可信, 为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提供借鉴, 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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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意识

研究型学习创新意识的探索与培养, 最终目的是要付诸实践, 即有动手意识和能力。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 对实践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让学生将他们所思所虑内容, 通过撰写小论文的形式体现;可以举办形式多样的论文竞赛, 鼓励写作, 提倡选题与创新。每年所进行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与撰写及答辩就是一场集中练兵的过程, 可以将平时探索训练的创新意识综合用于写作全过程, 达到多侧面检验的目的。学校每年举行的大学生创新性研究课题申报, 也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从效果看, 本科生申报踊跃, 能在教师指导下选题论证, 交出一份份选题较好、论证严谨的申请书, 并能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学结合中探索出不少有价值的论题。

总之, 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首先要有创新意识的栽培, 而创新意识里蕴含创新能量。在教学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适当灌输古代文学研究选题及创新意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创新意识之间环环相扣, 相辅相成, 它们之间既有侧重点, 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教学与科研更应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操作实践, 要加强课程教学质量三期评价体系的建构。[2]研究型学习创新意识的探索与培养最忌机械划一, 要依据学生兴趣、爱好因材施教, 这样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倡导研究型教与学, 是学科创新的重要环节之一, 其创新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包括综述意识、问题意识、前沿意识、理论意识、方法意识、实践意识诸方面的内容, 从而建构起完整的创新体系, 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创新意识之间环环相扣, 相辅相成, 它们之间既有侧重点, 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型学习,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1]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81-99.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标准 篇8

关键词：研究型学习;模式;中国古代文学史

研究型学习模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运用应该贯穿在整个教学环节，包括课前、课堂和课后，注重体现教师引导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才能极大地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习的效率。

一、课前：学生完成基础材料的参考阅读，教师合理预设研究的问题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丰富而深厚，有限的课堂时间不允许教师面面俱到地讲授所有教学内容，而且作为大学课程，也不可能只是照本宣科。我们的教学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因此，我们要求学生课前先阅读教材，大致了解本章节包括的内容，对其中略感兴趣的问题，借助网络资源作初步的知识拓展，同时也可以于期间发现一些疑问。而教师作为学者，必须站在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把握本学科发展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趋势，能够根据教学大纲的内容，合理设置一个既能涵盖相应的教学重点，又视角新颖的问题，以备课堂上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同时也引导学生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的探究。

举例来说，在进行明代章回小说《水浒传》的教学之前，先布置学生课前阅读教材第二章，了解《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与作者、丰富的思想内涵、卓越的艺术表现和《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最直接的感性印象应该是关于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由此学生可以在网络中搜索新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对比98版的情节安排和人物扮相，尤其是立足小说文本，在参与目前网络热点的娱乐调查与评论的同时得出初步的个人对作品内容与人物的理解。同时，作为站在学术前沿的学者的老师应该能了解，历来学术论坛中更为关注的是《水浒传》主题思想的争议以及结构的艺术特色：《水浒传》的思想内涵是什么？为什么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当下可以怎样评说？教师先预设这些问题，以备课堂上引导学生对作品的认识逐渐由感性印象进入到理性思考。

二、课堂：学生协作完成问题的解答，教师正确引导思维方法

在研究型学习中，“教师与学生都要有创新的教学理念……教师不但要研究如何教，更要研究如何引导学生学，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研究学习;不仅要完成教材知识的传授，更英开拓新的知识点，体现当前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新成就，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和独立钻研的精神。”

由于学生对教学内容已经有了基本了解，课堂上教师没有必要再面面俱到地讲述每一个知识点，但仍需向学生指出本章节的重难点。如关于《水浒传》的教学重点应该是主题思想、人物塑造以及艺术表现特点，难点是思想内涵的辨析。由此，教师可以从学生大致了解的也是兴趣较浓的原著与电视剧的对比角度，导入课前预设的问题，以学生小组讨论交流的形式展开对作品的探究。

从小说《水浒传》问世以来，关于其主旨众说纷纭，有“忠义说”“诲盗说”“农民起义说”“投降主义说”等。这些观点合不合理？教师导入这一问题，学生根据自己课前参阅的资料分小组讨论。结果自然有认同也有反对的意见。

教师在综合学生的意见的基础上，应该给学生作明确的指导：确实存在有些观点一提出就有人进行反驳，如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农民起义说”，相继有学者从小说中领袖出身、队伍成分、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等角度论证《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民写心”，但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各种主旨说从不同的角度立论，均有一定的合理性，相互间可以作某种补充和包容。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从更高的理论视角给学生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结论恰恰可以用诠释学相关理论加以印证。按照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任何现象都是历史的、有限的， 因而对它的诠释也是相对合理的。”以上各种主题说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由此， 明朝李贽主张“忠义说”， 是新兴市民阶层对地主统治阶级的“颠覆话语”;“诲盗说”是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等等。

其后，教师可以提示学生，从现阶段民众关注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话语出发，我们可以如何对《水浒传》作何理解？在诠释这一问题前，首先要求学生谈谈对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的了解，之后进行明确：“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其次，布置学生分小组分任务进行讨论，作品中是如何人物表现对这五个层次需求的追求的。经过讨论，学生们可以得到比较统一的看法：梁山好汉中像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他们同意加入劫取生辰纲以致上梁山就是“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是出于生理需求;九纹龙史进落草少华山、花和尚鲁智深落草二龙山、豹子头林冲雪夜上梁山、玉麒麟卢俊义被赚上梁山，是出于安全需求;黑旋风李逵追随宋江上梁山、鼓上蚤时迁搭伴杨雄石秀上梁山，是出于社交需求;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接受招安卖命朝廷是顾忌“一身入官，事不由我，当守法律”，担心“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是出于尊重需求;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一首《满江红》表明心迹：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由此可见，小说中人物的行为都符合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结合当下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话语，可以得出《水浒传》的思想内涵式关于“生存功名说”——暂居水泊与生存（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与社交需求）、招安与功名（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在学生课前通过网络资源、多媒体资料等获得已有信息量的基础上，课堂教学中应该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教师根据预设的问题正确引导思维方法，学生协作完成问题的解答，既让学生得到感性的体验，又启发学生进行理性的思考，最终对问题能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掌握。

三、课后：学生选取课题研究，教师作思路点拨及知识把关

“学生的研究型学习，不仅是指在课堂上接受教师经过研究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学生也应参与本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生要养成关心本学科学术动态的习惯，要结合自己的学习， 注意跟踪学术研究的最新动向，并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在教师指导、帮助下， 选取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取得学术界认可的科研成果。”

在课堂教学的最后，关于本章节的其他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一些专题网站，让学生从中获得有益的信息。如有关《水浒传》研究的比较好的网站有中国文学网—《水浒传》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水浒传》研究、国学论坛—水浒聚义、水浒国际网络、百度水浒吧等，并要求学生在浏览这些网络资料中就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发现其现有观点的错误或片面之处并给于反驳或补充论证。近年来，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后提出的有兴趣有价值的问题包括小说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乃至文化意蕴等方面，如《水浒传》正面与负面的价值观、《水浒传》的狂欢化叙事、《水浒传》次要人物与故事情节的辩证关系、《水浒传》“酒旗”描写的文化阐释、《水浒传》中的诗化意象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术论文论题，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提纲思路、逻辑结构、理论依据的参考，帮助学生完成论文的写作。这种论文可以成为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可以投稿发表，成为科研成果。这样，“研究型学习”就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导，生硬地灌输教材，学生思维僵化的状况，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陈声健.混合式学习模式中的教学结构要素分析[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5）：3.

[2] 杨朝红. 研究性学习模式与古代文学[J].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09，（4）：176.

[3] 转引自张同胜. 《水浒传》主题思想辨析[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4）：3.

[4] [英]拉曼·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5

[5] “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型学习”.青岛大学督学网[EB/OL]. http：//web.qdu.edu.cn/qddx/cn/News/FrmNews_Show.aspx？ID=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