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与儒家文化

古典诗词与儒家文化（精选7篇）

古典诗词与儒家文化 篇1

康 震

一、关于爱情

我一到这里，就感觉比较魔幻，这里的气场对我非常好，这觉得成都这个地方特别养人真是的好地方，相信这里的人也好。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古典诗词与儒家智慧，把文学和思想放在一起，还真是不好讲。那些规范化的儒家思想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平时家长都爱让孩子背唐诗宋词。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一些家长把孩子当成“表演机器”，让孩子一首首背，他们自己则不背，只让孩子进行一场场的“背书秀”。要问他和孩子诗到底美在哪？他只能很肤浅的说：“这个诗很有意境”。其实，中国古典诗词对人的引导作用，远胜于“写得美”。如同饭菜，对人最本质的是它的营养，而不是色泽、香味。比如流传千年的川菜，在世界上都享有声誉，不仅仅在于它颜色好看、味道很好，归根结底是它对人的身体有好处，诗词也是一样。

讲任何故事，讲任何讲座，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要从大家最感兴趣的讲起，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我觉得是爱情！爱情这个主题是老少咸宜的。爱情与古典文学相当有关系，孔子也会教你如何谈恋爱，谈恋爱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动作，不同的心态。我们先来看一些大家所熟悉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汉乐府》，汉乐府是西汉时官府专门设立的音乐机构，乐府的采诗官四处采诗，整理之后献给皇帝。比如皇上听到《诗经》里“硕鼠硕鼠，勿食我粟”，知道有贪官……这些诗反映了社会现实。

这首是《汉乐府》中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老天爷，我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如果你说要和我分手，不要钱，不要房，只要达成几个很重要的条件：山无陵，珠穆朗玛峰没有了；江水为竭，长江黄河都干了；冬雷震震，冬天打雷；夏雨雪，夏天下雪；天地合，天和地合在一块了。这是一个爱到骨头里的人，非常的坚决。

前两句先是表白爱情的态度，再进一层表白爱情的坚贞。爱情，只有与坚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无比纯洁美好的。在后五句，从反面设誓。她先举出了五件非常之事作为设誓的前提：“山无陵，江水为竭”，是说世上最永久的存物发生了巨变；“冬雷震震，夏雨雪”，是说自然界最永恒的规律发生了怪变；“天地合”是说整个宇宙发生了毁灭性的灾变，然后吐出了“乃敢与君绝”五个字。由于这五个字有五件非常之事作为支撑点，因此字字千钧，不同凡响；又由于设誓的前提没有一个会出现，因此“乃敢与君绝”的结果也就无从说起了。

第二个是多情的仓央嘉措所作。

那一月，我轻转过所有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细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只是，就在那一夜，我忘却了所有，抛却了信仰，舍弃了轮回，只为，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读这首诗，让人心发软、发酸…… 第三，还有席慕容的。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於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

我看到他，他不知道我在看他，这是什么滋味，成都有很多树，看到“发抖”的树，千万不能无视而过，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树木，爱护花花草草，自然界就是我们几百年前的情人。

第四种情况是《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关鸣春雎鸠鸟，飞到河中小岛上。姑娘文静又秀丽，真想求她结为好伴侣。这位女子可能是位渔家女，所以她在采集水草，她是劳动人民的女儿，在不停的打水草。看到这位渔家女又漂亮，有贤惠，就想起了可能有点事，觉得她一定是位好老婆。晚上睡不着觉啊，总是想起她，很绵长啊。光想是不行的，还有行动，比如一些大学生，拿着吉他到心仪的女孩窗前唱心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就是弹琴鼓瑟和她“套近乎”，还要敲锣打鼓让她高兴。这首情诗和前三首不同，前三首强烈表达的是“永不分离”，而则细致描写了一个过程，我看到你→我爱上你→我想你→我睡不着觉→我采取行动。这是很平稳、很健康、很让人放心的人，这是君子的爱情。

君子的爱情为什么是这样的？注意几个关键才词“君子”“琴瑟”“钟鼓”。这是三千年前的“君子”，《论语》中说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德者，二是至高位者。这里有个问题，现在要有道德，去书店买本三字经、论语，就可以学习，但三千年前，只有位高者才能读书，成为知识的垄断者，拥有知识的前提就是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个君子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这个女子也绝不仅仅是位渔家女。还有一个问题，《诗经》是孔子删减过的，诗不只300篇，他对采诗官的成果进行了整理。而他整理过的《诗经》第一首就是《关雎》。《诗经》是在西汉时候成为“经”的，西汉把五部儒家经典汇集在一起称为“五经”，它们是知识分子和“高干子弟”在学校中必读的书籍，教他们的老师叫“五经”博士。为什么一部文学作品，在西汉的时候成为《五经》之一？《关雎》还排名第一？难道西汉的皇帝就是想教大家怎样“谈恋爱”？这首诗歌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

还有“琴瑟”，赵王和秦王在渑池会面，秦王对赵王说“听说你很会鼓瑟？”赵王鼓了一阵瑟，秦王让史官记载“秦王令赵王鼓瑟”。赵王臣下蔺相如拿了一个瓦盆，让秦王敲，不然和秦王没完。秦王只好敲了一下。蔺相如让史官记载“赵王令秦王击缶”。鼓瑟不是一般 老百姓就能参与的事，帝王从事的娱乐活动决不是卡拉OK。“琴瑟”在三千年前代表的是君子的修养。孔子学习的“六艺”中就有“乐” “琴瑟”在这里是君子的象征，表达的是君子的心声，不像今天的“麦霸”拿着不放……

“钟鼓”绝不是今天的敲锣打鼓。钟，三千年前的编钟，是卡拉OK吗？你在卡拉OK里面会唱《国歌》吗？《国歌》是古代属于重大的礼仪，属于政治音乐。鼓，铜鼓，是祭祀是使用的，两面还要涂上动物的血。敲鼓发出的鼓声可以上达天意的。“钟鼓”在古代是重要的祭祀与典礼的用品。“琴瑟”“钟鼓”都不是一般的娱乐活动。

这首诗告诉人们，追求爱情，要遵守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国语·周语》）。淫在这”里是过分的意思，“乐而不淫”就是可以高兴，不能狂欢。中国的节日没有一个是“狂欢节”。春节是笼络人心的节日，植树节、劳动节、清明节、中秋节……没有一个节日带有狂欢色彩，西方很多节日本来不狂欢，都要把它变成狂欢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很多的节日是和祭祖有关的。“哀而不伤”就是可以悲伤，但不可以很沉痛。古人认为父母去世，不吃饭不睡觉，搞得很瘦弱，这是不孝，这是不尊重父母。你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把身体搞坏的，这是不孝。“险而不怼，怨而不怒”，遇到险要的事情，不要惊慌，特别生气的时候，不许发怒。中国人特别含蓄，特别有忍耐力，这不是要把人憋成神经病，而是说一个人的情绪、一个人的反应、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是思想，应该处在最平衡、最健康一个点，这叫“度”，绝不能过犹不及。什么是最健康“度”和最平衡的“点”？这是一种协调。比如你长到 1米8，大家觉得很好，如果长到2米、3米，大家只有默默的看着你，表示同情……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险而不怼，怨而不怒”不是要把人憋疯，而是要寻找情绪最健康的点。孔子说得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合规矩的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行动。

什么是规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记·孔子世家》），当君王的明白自己的”职责，当臣子的明白自己的位置，当父亲的要有自己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尽到自己的义务，所有的社会分工都合理了，每个人都找到能够发挥自己能量的最佳位置，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是指等级划分，而是指社会分工。每个人在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诗三百一言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做任何事都要走最健康的道路，这是中”庸之道。“中庸”最本质的内涵就是既不左，又不右，而是选择最健康、最适应的道路。

最适合的道路是什么？“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努力的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让它符合规矩，最后达成“仁”的境界。“仁”最高境界就是社会大同，每个人互相友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样，我们就知道《关雎》是在讲什么？追求爱情也要符合规矩，是你的就是你的，绝对跑不了。这《诗经》第一课就是讲社会和谐，就是讲规矩。只不过讲爱情，让大家容易接受。这是用爱情的外形套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就是这样通过诗歌体现出来的，并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

二、“是生存还是毁灭”屈原 屈原知道楚国灭亡，就自杀了。屈原把楚国当成自己的家，他是楚国最核心的贵族，楚国没有了，家庙的没有了。秦灭六国，不但占据六国国土，统治六国国民，而且毁掉六国贵族的宗族。现在讲秦国统一六国，有伟大的贡献：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的宽度。但是这对于楚国来说，就是灭了六国，灭了种，屈原就自杀了。屈原在自杀前，写的《渔父》表达了他的心声，让我们看到战国时代不同的思想交流。

《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屈原被流放，在湘江边上溜达，边散步边吟诗歌，形容很憔悴。

出现一个打渔的（在古典诗词里出现打渔的，大家一定要警惕啊！绝对是人乔装改扮的！）他问屈原，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三闾大夫是楚国管祭祀的官，这是一个核心官职，处于决策层相当于问你不是常委委员吗？怎么在这里？其实，一个渔父怎么认识屈原，应该是屈原在和他自己对话。）

屈原回答，这个世界很污浊，只有我是清白的，大家都喝高了，只有我是醒的，所以我被流放了。

渔父说，你真傻，聪明人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大家都浑浊了，就在身上涂泥巴，和大家一样浑浊不就完了。大家都喝多了，你多喝两口，把自己喝高了，不就没事了。何必假深沉，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屈原说，我宁可投身湘江，到鱼肚子里去。他不是终结自己的生命，而是到鱼肚子里去，和这个世界隔绝，保持他的清白。我怎能让清白的躯体被这尘世所污染。

渔父诡秘的笑了笑，驾船而去…… 有人觉得屈原何必自杀嘛，一根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这段对话非常重要，反应出屈原时代（春秋战国）的几种思潮。

三、春秋战国三大思潮 我们还是从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说起。说到此，我们无法绕过三个人：老子、孔子和庄子。简言之，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最辉煌的时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我们现在很多思想观念都是在那个时代发轫、流传下来的。

后代很难再出超越他们的天才思想家。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是一个巨大的乱世，人人都面临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乱世里如何生存？乱世里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如何治国？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老子的回答——知其不可为，则弱为之； 孔子的回答——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 庄子的回答——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

（一）老子“知其不可为，则弱为之”

面对乱世，一个人怎样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学问。一天，老子去看自己的老师，老师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老子请老师再教自己点什么，请问“什么是道？”老师让他看自己的嘴，牙齿已经掉光了，只剩下舌头。回去以后，老子告诉自己的学生，老师告诉我“强大和最硬的是短暂的，最柔软的才是长久的。”看上去很强大的，它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看上去最虚弱的，它的生命力是最长久的。公园里打太极拳的很少十七、八岁的，他们玩的都是长拳、刀、双节棍，都是一些老年人打着“虚弱” 的太极拳。太极拳“虚弱”吗？太极拳打人叫做“四两拨千斤”，讲究的是“因势利导”，它会创造一个空间，让你进来，乘你重心不稳，他在后面一拍，你就倒了……这叫“以退为进，诱敌深入，以弱胜强”。

比如，敌方10万人，我方1万人，硬碰硬肯定不行，只有把敌人引到对他们不利是位置，才能歼灭之。所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是有前提的。我在山上，排1千人引诱你上山，10万人到了半山就只当5万，然后引起山沟，两头一堵，从上面向下扔石头、扔火把……这就是诱敌深入，让人觉得表面上很虚弱，那是给你看的，你扑过来就收拾你。以弱胜强，这是老子的思想。

（二）庄子“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 在乱世，老子是“弱为之”，庄子干脆不干了，庄子认为在乱世中，人的生命最重要，要保全“无用之用”。木匠走进山里，看到高大的乔木，正好做屋梁、做家具，好材料，走过弯弯的小灌木，觉得没有用。其实，这种长得歪瓜裂枣的，木匠都不看，才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砍伐它。这种叫“无用之用”，对别人是“无用”，对我自己是最有用的。

（二）庄子“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 在乱世，老子是“弱为之”，庄子干脆不干了，庄子认为在乱世中，人的生命最重要，要保全“无用之用”。木匠走进山里，看到高大的乔木，正好做屋梁、做家具，好材料，走过弯弯的小灌木，觉得没有用。其实，这种长得歪瓜裂枣的，木匠都不看，才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砍伐它。这种叫“无用之用”，对别人是“无用”，对我自己是最有用的。

所以，庄子对于做官这种事，是很排斥的。他有一个叫惠施的朋友，惠施在楚国做了一个官。庄子听说以后，来见惠施。惠施以为庄子来和他抢这个官。庄子说，我今天来这里看到一只大鹏展翅飞翔，要从北极飞到南极，一路上不是清泉它不喝，不是干净的果实它不吃……这天它飞到一只猫头鹰上空，猫头鹰刚抓了只死耗子，准备吃午饭。猫头鹰发现大鹏从高空飞过，大叫一声“不要抢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午餐肉！”你现在做的官，在我看来就像猫头鹰手中的午餐肉。作为大鹏的我，怎么会吃你的死耗子？你现在很风光，就像后院养得很肥的猪和羊一样，现在觉得吃得比野生的好，等到有一天，主人要把你拉出来宰了祭祀，那时候后悔就晚了。

庄子认为，世间一切的利益都是虚幻的，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乱世的哲学就是应该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当然这个哲学发展到后来出现极端，有一个叫杨朱的人，他宣称：假如从小腿上拔一根汗毛，即便对天下人有利，我也不干。这就有点过了，极端主义。

（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 庄子的哲学是养生的，老子的哲学貌似虚弱，实际是“求进”的。只有孔子是“一根筋”，要死扛到底，他周游列国，没有一家欣赏他。到卫国，人家让他练兵，他说不知道练兵，只知道教书。找不到做官的地方，一帮弟子跟着他吃苦受累。一天，在一个边境的大树下休息，很落魄！很穷困！惶惶然丧家之犬。

大弟子子路问：“君子亦有穷乎?”我们都是君子，有道德、有修养、有知识、有本事，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世道里，落到这样的田地？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他急了！

孔子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即便在穷的时候，依然能固守穷的状态，而不失去君子的本色。小人就不行，他会突破做人的底线，会变成禽兽。

孔子在这里提出一个标准，面对乱世不可以逃避，也不可以改变做人的原则，相反应该继续坚持。这引起弟子的争论：

子路说：“道不足故不为世所容。”老师，你肯定有问题，你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所以人家都不理你！子贡说：“修道以容于世”。子贡是个商人，跑外交的，圆滑。老师，改改吧，稍微变通一下。

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后见君子”老师，你的道太大，太理想化了，天下都容不下，正因为天下人都容不下你的理想，所以方显英雄本色。“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你道有问题，是你的耻辱；如果你的道经过时代的经验是完全没有问题，那就是执政者的耻辱，就是国家的耻辱。

这里提出一个很严正的原则：一个真正思想家和理想主义者，是不能够为这个现实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老子这一套挺好，知其不可为而弱为之，你平时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用得着，可这太肤浅了。

庄子，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当你干活太累，它可以跳出来调节一下，别较真，命重要。

孔子这一套，在现实生活中是最难坚持的。但你就没想过吗？为什么全世界都说，你们中国有个孔子？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唯一一个可以和柏拉图，包括跟耶稣，还有其他宗教领袖相提并论的人。有一个孔子才说明，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文明的民族，不是一个阴谋诡计的民族。

孔子的重大意义，是给我们确定了一个基本的立身原则。原则是不能改的，原则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原则确定了之后，有时为了把事儿办得更顺溜一点，用点老子的“诱敌深入”，有时候累了，用点庄子的“无用之用”。但一个人的脊梁骨应该是孔子，虽然它是最难做的。

后来孟子发展了他的学说。孟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应该“行天下之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如果你的志向实现了，与民同乐；如果不得志，就好好把自己弄好，就是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等到有机会，你再出来。这段时间你怎样渡过，就有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有钱了，不要为富不仁，不要过分，不要炫耀，不要张扬；贫贱了，不要动摇；受到压迫，不能屈服，这样才叫大丈夫。特别拥有财富的时候，“不变形”；特别贫穷的时候，也“不变形”；特别受到压力的时候，仍然“不变形”。你们注意没有？凡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数得着的那些大师们，他们的 思想和个性都特别鲜明，从未改变过。我们一说到孔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他们鲜明的性格一下子就出现在脑海里。过了

一、两千年，他们的个性从来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泯灭。这因为他们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变形”！下面说说和四川有关系的人，李白、杜甫和苏轼，看看他们的内心深处的文化品格。

四、儒家之“威武不能屈”——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

对于李白，大家都很熟悉。这些诗，大体能代表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复还来。“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在李白这儿，“威武不能屈”这一点体现得尤其充分。李白最有亮色的一点，就是威武不能屈。他见了唐玄宗，起码得保持谦虚吧。可是李白不，他认为咱俩都姓李嘛，你只不过生下来是太子的位子，而我不是而已。再说你是世俗世界的领袖，在文学圈里我也是老大啊。所以杜甫才有这样的诗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你叫我去，还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呢！

李白的“威武不能屈”不是别人给他多大的压力，而是内心就不打算屈服。唐玄宗李隆基是先祖是南北朝的李暠，他是第十一世孙，李白说自己是第九世孙。唐玄宗见他，还该叫他爷爷。

对李白来讲，跟王公将相，跟皇帝打交道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心态，才能让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因为我与才，就是“千金散尽复还来”。

李白有首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个汪伦有两座别业，临别的时候送给李白八匹骏马，五十匹锦缎。一匹马折合一万，一匹锦缎折合五千，值二十八万。当时一斗米才卖两、三文钱。

李白认为自己很有才，“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我写的诗五岳为之震动，沧海为之泛波。高兴的时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眼中没有人。不高兴的时候“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里根本没有我能走的路。

唐玄宗觉得很骄傲，只有大唐才能容纳这样的天才，李白你随便说，你爱发牢骚就尽情地发，我自当没听见，你说得越多我越不吭声，我给我国的人才充分的宽容。李白能“威武不能屈”，是有“威武不能屈”的环境。明清时候，你倒是可以这样“不屈”，你就消失了，连名字都留不下来。

要做到“威武不能屈”，第一本人的确有不世之才，你才能够以不屈的姿态。李白之才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靠着马鞍，写一万句诗，就一会的事。

李白之志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立四方之志”五岁就看奇门遁甲的书，十岁就遍阅百家之书。但书杂心不杂。立下做宰相的志向。

李白之愿是“帝王之师，辅国宰臣”这是他一生的愿望。李白之学是遍学各种流派“儒、道、仙、侠、纵横”，他学习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是为了成为最有名的。

李白为人是“一生布衣，平交王侯”，为了实现愿望而不断努力。当时李白见唐玄宗的时候，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唐玄宗已经做了28年的皇帝，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是，时间长了，就“烦”了。唐玄宗让李白待在身边当“待诏”，只是要他写写诗，从来不问他国政。对李白来讲，呆在皇上身边实现不了“帝王之师，辅国宰臣”的理想，就是浪费生命。对一般人来讲，呆在皇上身边写诗，是祖坟冒青烟的事情，可是李白没有这样做。唐玄宗对他也很宽容，放李白走了，还送给李白一大笔钱。两个人对彼此的态度，都比较宽松。这种事情在唐代才能发生，特别是唐玄宗时代。所以，李白一生是“一生布衣，平交王侯”，这和当时的领袖有关，和环境有关，这就是大唐。这就是李白。这就是所谓“威武不能屈”。

五、儒家之“贫贱不能移” ——包含“乱世深情”的杜甫

贫贱不能移，杜甫是最好的例子。这是陕北延安的一个叫羌村的地方。在这里，杜甫留下一首诗：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安史之乱爆发了，杜甫把家人安顿在羌村，自己留在洛阳。洛阳沦陷以后，他被扣了一年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是他被扣的时候写的。后来，由于杜甫只是八品官，看管不严，他就跑了，杜甫是个忠臣，他要去找流亡政府。当时，唐朝在宁夏建立了一个流亡小朝廷。后来杜甫又回到长安，两年多过去了，他不知道家里人的死活，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死活，皇帝给他放了一个长假，让他回家看看。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路，他一步一步走回去。这首诗记录了他一进家门的场景。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西天布满重峦叠嶂似的红云，阳光透过云脚斜射在地面上。

接着镜头由远到近。“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经过千里跋涉到了家门，目睹萧瑟的柴门，耳听树上鸟雀的聒噪，好生萧条啊！诗人本是这家的主人，该处用“归客”，说明他两年没有回家了。

镜头由景物推向人物。“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能够活着回来，确实有些偶然。紧接着，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

杜甫是非常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就像电影脚本，镜头由院内摇向院外。“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围观的人在矮墙后挤得满满的，他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为什么说杜甫的诗是诗史，他写的是个小片段，但概 括力非常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晚上。“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

在这期间，杜甫最小的儿子饿死了。杜甫这样的人，父亲也是做了官，像这样的人家都有人饿死！

在动荡的岁月里，好不容易团聚了，还是觉得不真实。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人消失了，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人遭到屠杀，人心都乱了，道德水准下降，活命成了唯一的标准。

但是“贫贱不能移”，杜甫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对家，对家人有如此强烈的深情。这种深情的来源是他对国家的忠诚，一般人就说，我还要这个家干什么？我走了，不管了，我活命就行了，这也很正常，可对杜甫来说不是。一个人如果对家庭包含深情，他一定忠诚于这个国家。

即便在安史之乱，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社会处于一片黑暗，但是只要有杜甫的诗歌在，黑暗中就还燃着一簇火把，我们中国文化的灯就亮着。我们此时此刻面对一千多年前唐代这段历史，只要有杜甫的诗歌在，我们就可以骄傲地面对世界。杜甫被称为诗圣，不仅仅是他的艺术造诣很高，还在于他成为当时中国的孔子与孟子。在《茅屋为秋风所破》中，杜甫说只要天下人有房子住，自己没有房子又怎样？

孟子说，先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别人的孩子，先照顾好自己的老人，有余力再照顾别人的老人。这是有前提的。可在杜甫这儿，这前提都可以不要，这来源于强大的道德力量，是儒家在充分自觉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力量，接近宗教。这是很难理解的，杜甫吃不饱，穿不暖，他不像白居易吃饱穿暖的时候去写诗。一般的人，站得高才看得远。但杜甫是站“沟”里，还在想这些大家的事。这就是“贫贱不能移”！

杜甫太苦了，我们有点不忍心仅仅这样讲述杜甫，尤其在成都这个安逸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讲点比较好的，就是还有的一句话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如果你不得志的时候，你调整好自己。得志了，照看帮助天下的人。

六、儒家之“穷则独善其身”——“一次人生两种天气”的苏轼

这就要说到四川，不，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苏东坡，他真是四川人的骄傲！苏东坡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人物，这种高端一般人很难想象。

首先苏轼这个人很善于参加“高考”，他在考试方面绝对是前无古人的。整个宋代录取进士科的考生有十万人，这比唐朝多一些，两宋的人口达到一亿，这个录取比例是很低的。

那一年苏东坡考了全国第二，其实本来是第一的，都怪欧阳修。当时考试非常严格，所有人的试卷都要用同样的字体誊抄一遍，名字要用牛皮纸封起来。欧阳修看见一张卷子特别好，他认为肯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给他第一，肯定有人说我徇私枉法，就给这张卷子判为第二。卷首一展开，名字是苏轼。宋朝还有一种更严格的考试“制科”考试，是针对考中进士的人进行的，整个两宋一共只有44人考中。苏轼在这种考试中，等级 是最高的。这种考试分为五等，一等、二等是虚设的，而苏轼就考了第三等，他的弟弟苏辙考了第四等。一共44人考中，苏家就占2人。苏轼和苏辙都是考试天才，所以他们一开始起点就非常高。

苏轼做的第一个官，是在陕西凤翔府。宋代的府是分等级的，等级最高的是开封府，这是“首都”。下面还叫府的就是“直辖市”，再下面是州。凤翔府的等级是地市级的。为什么苏轼25岁就能在这里做官，这和考试成绩有关。一般人是高分低能，苏轼是高分高能。

苏轼和黄庭坚在诗歌上并称“苏黄”； 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都是豪放派的大词人； 苏轼和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散文的集大成者； 苏轼还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 苏轼还是湖州画派的著名代表； 苏轼还是宋代著名的学术流派“苏学”（“蜀学”）的代表人物。

苏轼还是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盖浇饭的发明者。他找来两层的罐子，上面是饭，下面是菜汤，放在火上烧，菜汤加热，热气把饭蒸热、蒸香。

我们在其中一个方面有成就，就很不错了。

苏轼前后在八个州郡做过首席长官，什么杭州、湖州、密州、徐州、定州……他有非常丰富的在地方做长官的经验，他在中央做过兵部尚书，这相当于总后勤部部长（因为宋代的国防部长叫枢密使，兼着宰相的官职），他还做过礼部尚书（文化部长兼教育部长）、翰林学士（三品官，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而他弟弟做到了副宰相，这很高端了！

一个人在很高端的时候突然摔在地上，摔得鼻青脸肿、一文不值，那是什么感受？苏轼体会到了，他是如何化解的？他是如何做到“富贵不能淫”“穷则独善其身”的？他是一个天才，他的天赋我们无法企及，但是天才安慰自己的方式我们可以学习。

苏轼在44岁时遭到贬斥，这是男人四十一朵花，这是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年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你问我平生做了哪些大事，40岁流放黄州，50岁流放惠州，60岁流放儋州。这就是苏东坡的心态。下面是他是黄州写的著名的《定**》。

定 风 波 苏 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月七日，我们到沙湖边玩，遇上下大雨，没有带雨具，大家淋成落汤鸡，觉得很狼狈，我却不觉得狼狈，还写了一首词呢。

不要怕雨打在叶子上的声音，一边吟诗，一边吹着口哨，拄着竹杖，慢慢的走，感觉坐在马背上一般，十分安闲。有什么好担心的，人这一辈子就两种天气，一种叫晴天，一种叫阴天。下一阵雨就会变晴，晴一会儿又会下雨，所以用不着躲雨，这就是人生。初春的风还是比较冷的，太阳从照山头斜照过来，这不是晴了吗？别跑，慢慢走。回头再看刚才下雨的地方，没有晴天，没有阴天，天下太平，一切正常。

“一蓑烟雨任平生”“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两句非常出名，我们经常用这两句来安慰自己。但我们都忘了，这是拿一个受过伤的人写词来安慰自己，人家写这首词的时候，心里是很难受的。最杰出的是人家用来安慰自己的一杯茶，过了900年后，你还觉得很清香。刚刚喝茶没有什么味道，喝了一会儿就会沁人心脾。苏轼的词，好处就在这里。

这也是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遭遇贬谪的经历非常独特，我打个比方，他本来在定州做官，在石家庄做官，一贬再贬贬到温州，还没到温州，被贬到广州，还没到广州，又贬到海南岛。一个月连下五道贬谪，这叫连环重拳，一般人早就被打得没有影了。

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感觉自己还有机会。接着被贬惠州，这还在大陆上，也许皇上不会让他死，所以他还在当地买房。苏轼60多岁被贬海南岛，他年龄很大了，所有人都明白，朝廷是要把他置于死地了。这是900多年前的海南岛。当地没有农业，还是刀耕火种，当地人用珠宝到大陆换黄牛宰了祭祖。那里天气炎热，淡水又少，语言不通。苏轼想，你们不想让我活，我就要活个样子给你看。

一个人在巅峰阶段，周围有很多人和事在支撑你，当你跌到谷底，怎么支撑自己呢？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这里有很多办法。苏轼特别喜欢给自己写一些小故事，安慰自己，他编了一个故事，说一只蚂蚁出去办事儿，走在路上，不知道哪个遭天杀的泼了一盆水，蚂蚁困在水里出不来，觉得快要完蛋了，这时有一片树叶回家了，蚂蚁爬上了树叶。苏轼说我现在就是这只蚂蚁啊，海南岛不就是这样的小树叶吗？大海不就是上天泼的一盆水吗？我有什么好埋怨的？苏轼还给朋友写信，说我根本就没考中过进士，我只是灵隐寺里的一个退休的和尚，现在是没事儿干了，天天在这后花园里头，用砖垒砌一个锅灶，弄上一口破锅做饭，每天喝完了，再去遛弯，特别好。

我们生活中做出一点小成绩，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别人要否定你的成绩，你让他死的心都有。你要否定别人很容易，而你自己要否定你自己，特别是深更半夜时否定自己，这特别不容易，苏轼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就当以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人生100摄氏度的时候，你的脑子不能变成100摄氏度；当你的人生变成零下100摄氏度，你的脑子不能变成冰块！人的恒定正常温度是36.7摄氏度。既不要把脑子煮开了，也不要把脑子变成冰块。这就是中庸之道。这时候一个人是正常的，但大部分人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始终是36.7摄氏度，我们会说这个人很潇洒，其实潇洒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他就是个中性词，是说这个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当一个人的人生变成零下，还要让体温保持36.7摄氏度，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凡是伟大而杰出之人，都有一个特点，始终很清醒地面对36.7摄氏度，而不是别人100度，他就100度，别人零度，他就零度。苏轼伟大之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强势 的、创造了非凡业绩的人，始终保持这么冷静。人们喜欢他的诗词，因为它们非常真诚地展示出一个人的胸怀，而这些袒露胸怀的文字，能够成为慰藉我们心灵的最佳精神食粮，告诉我们一个人遭遇挫折时，怎么才能“穷则独善其身”。

遇到困难，有的人像萝卜，丢到锅里就软了；有的人像鸡蛋，本来很软的，经过生活的磨砺，变硬了，对生活很冷漠；苏轼像茶叶，有微微的苦味，扔到锅里一煮，清香出来了，而且越来越有味道。

七、从《西游记》看人的成长以及中国文化的对立统一

《西游记》不但好看、好玩，还是一个男人的成长史。我建议男士，特别是17、18岁的要多看。这是一个不成熟的男孩，最后变成男人的故事。最开始的孙悟空是无法无天的，他狂妄的自称齐天大圣，后来这个社会教训了他，让他要经历挫折才能成佛，让他陪着唐僧去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就是他生命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他还不是太自觉的一个“三好学生”，所以给他定了很多规矩，脑袋上还有紧箍咒。当他真的成佛的时候，紧箍咒自觉的消退了。《西游记》这本书反应了人的成长，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很多环节。开始是无法无天的，最后其实也是无法无天的，但是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规矩已经融入他的血肉之中。他做事情既有创造力，同时不会因为创造力而冲破规矩，我们这个社会特别需要这样的人。在《西游记》中，我们看到——从美猴王走向齐天大圣，从孙行者走向斗战胜佛，从造反皇帝走向西行苦修，从无序的自由走向自觉的和谐。

中国文化呈现出一个矛盾的两极，但看似矛盾而对立统一。在对立统一中，这种文化呈现出强大的张力和创造力：既具有强烈的情感，又不会放弃理性的追求；既有和谐的秩序，又不会泯灭个性的张扬；有出处的自由，既出士和隐居的自由，但又绝对要保持有健全的身心；有执着的信念，又有民族的理想，要成为整个民族的领袖和脊梁。（强烈的情感——理性的追求；和谐的秩序——个性的张扬；出处的自由——健全的身心；执着的信念——民族的理想）

从古典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家的文化，“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辅之以两翼的是佛文化和道文化，这构建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健康的结构，使我们这个民族走过漫长的几千年，依然保持着相对完整的文化地理版图，保持相对完整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成果，这的确能够成为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为我们的中国文化和我们中国人，这样的人性和文化感到骄傲，这就是我们讲这个题目的目的所在。

互动环节

1、问：如果韩寒和郭敬明在唐宋的话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答：他们的作品肯定会卖很好的价钱。（全场大笑）

2、问：您认为会卖到什么样的价钱？ 答：（停顿片刻）要不我今晚回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得了。（全场大笑）

3、问：儒家文化在唐朝并不兴盛，在宋朝突然兴盛，这是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从魏晋南北朝起，儒家一起在摸索，如何在困境中走向统一，唐朝的儒学也处在一个过程中。唐朝大道教、佛教兴盛，皇帝把老子奉为他们的祖先。唐朝出现儒道佛三家并举的局面。当了宋朝，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宋朝和唐朝相比，更加的中央集权，无论政、财权、军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这是为了避免再发 生安史之乱这样的叛乱。一个统一的王朝，必然要求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它作出解释，成为它的思想背景。这时候，儒学自然处在独尊的地位。这时候的儒学，也吸收了道学、佛学的思想元素，所以宋明儒学被称为“新儒学”，这是更加具有创造性的，更能为中国社会进行解释的儒家。这是儒家学术中的一个创新阶段。

4、问：请问您今年和明年会不会在“百家讲坛”做新的讲座内容？我期待着！

答：有，我前段时候讲王安石，已经录制完了，大概年底播。这段时间要做一些准备资料，年底录制讲“三苏”。

5、问：康老师，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反对以儒家为首的封建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又非常推崇儒家文化，为什么？现在讲国学的意义在哪里？

答：好问题，有学问，问的全是高端点子上的问题。这其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无论当时李大钊还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他们本人的成长史可能就是一部国学的培养史。

但在当时有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是要启蒙，启的是什么蒙？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大家希望通过西方的技艺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还有一个任务是要救亡，在这个时候要倡导新的国家的体制，那时候反对君主立宪，就要甩掉沉重的包袱，要攻其一点，我就说你是坏，因为当时儒家的传统文化已经深深浸入到中国人的内心，形成了桎梏。要让每个中国人心中能够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做法可能很激进，但历史不能假设，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那是符合当时历史需要的，所以当时否定儒家文化，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主张取消汉字改用拼音，取消姓氏。

至于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越来越文明了，我们要正视传统文化，但也不应该一揽子全拿来。说实在话，农业文明时期产生的思想观念，和在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有些基本的观念是可以存在的，比方说仁者爱人，但有些观念就不行，比如说《三字经》里的“昔孟母，择邻处”，现在看恐怕不适应了，你搬家也没这本钱啊。

古典诗词与儒家文化 篇2

一、舞思中庸

中庸在儒家文化中是指一种折中、适度的处世态度, 讲究中不偏, 庸不易。中国古典舞注重以腰为轴, 腰是整个人体的中心, 以腰发力使舞者重心稳定。万变不离其宗, 循环往复, 持之以恒。《礼记·中庸》中谈及“中和”,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没有溢于言表是“中”, 当喜怒哀乐表现出来却恰到好处, 就是“和”。中国古典舞蹈注重“形神劲律”, 动作行云流水, 贯穿统一, 每个动作都有动势, 亦有因果关系, 内在的平衡不偏不倚, 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这是中庸在中国古典舞中的体现。北舞编导佟睿睿创编、由王亚彬所表演的《扇舞丹青》, 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典舞思想之精髓, 其动作动静结合、张弛有度, 情感表达端庄得体, 意境深远且高雅。以墨而舞、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融为一体。舞者以儒生的形象展示给大家, 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脱俗, 舞蹈的整体结构符合传统的审美与意趣, 思想内容亦体现了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可见中国古典舞蕴藏着深厚的儒家文化, 每个动作与韵律也都包含着中庸、中和的思想。

二、舞韵之和

我国古代儒家乐舞理论《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这强调的是儒家思想精髓——“和”。古之乐舞与天地同音、同韵。乐舞表现的内容与自然带给人的感受相统一, 是自然与人的统一。

古典舞有许多作品都是以自然生物为载体抒发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精神的, 譬如舞蹈表现梅、兰、竹、菊, 是以这些花卉的品格来抒发一种傲然独立、与世无争的优良品质。是自然界与人生观的和谐统一。其中“和”的思想有着重要作用。古典舞身韵中讲求“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 “心、意、气”的统一与协调, 正是儒家思想“和”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是内外的统一, 是内在意识与外在姿态的统一协调。中国古典舞讲究精、气、神, 注重外在的动作、线条, 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外在动作一气呵成, 贯穿统一。舞蹈要有梅、兰、竹、菊的精神, 就需要肢体语言与这些花卉的精神相符合, 因此此类舞蹈的动作多用控制、延伸等动作, 外形相似且情感抒发恰到好处, 意境也与动作相符。这样才能表现出梅的顽强, 兰的空灵, 竹的坚韧, 菊的傲然。精、气、神完全贯穿其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处理, 正是中和之美的体现。

我国多地出土各朝的舞人画像以及雕塑, 像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舞蹈体态。汉代盘鼓舞、巾舞以及袖舞所表现的舞人舞姿婀娜、体态轻巧。而建鼓舞、刀舞的舞人又充分体现了动作刚劲有力、直率豪放。我国古代崇尚儒学, 注重礼节, 由此可见汉代儒家的中和思想在舞蹈中的体现, 即有柔美温婉, 亦有豪迈直爽, 二者的同时出现体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包容文化, 一刚一柔的和谐融汇体现了舞蹈之“和”的美学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柔相济是儒家中和思想的重要体现。

中国古典舞被称为是“划圆的艺术, 古典舞中“圆”的运用是古典舞主要审美特征之一。古典舞的动作圆融, 无棱无角, 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核心, 圆在古典舞中运用之广泛, 与儒家文化崇尚美、崇尚自由、崇尚自然、遵循中庸的和谐之道有一定关联。儒家处世之道是仁义、和谐、中庸, 这样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圆柔、从容。古典舞万变不离圆, 以圆为主要动作。圆给人以圆润、团结、和谐的美好意象, “和”之思想亦在圆的变化中相互对立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舞蹈的长期熏陶, 才使中和之美在舞蹈中得以长存, 儒家的和谐、和合便是古典舞的处世之道、为舞之道。

三、风乎舞雩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 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 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 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 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 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

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 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 “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 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 儒家文化的“和”, 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 促进发展, 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 正是阴阳相合, 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

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 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 “以神领形, 以形传神”。其神, 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 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 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 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 有“爱人”之心, 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 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 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 都是力的巧妙运用, 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 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 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 是中庸平和的之舞, 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四、大美无言

庄子说“大美无言”, 此美是自然与人的相融, 是和谐、中正之美, 也是我们中国古典舞所追寻之美。此美是永恒之美、是无界之美。

我国以儒学思想文化为基础, 保证了民族融合、共同生存。正是因为仁爱、中庸、中和等思想, 才得以让几千年的文化兼收并蓄。未来的古典舞之路, 也应秉承着“和”的思想一路向前。顺延古代舞蹈的同时我们也应顺应发展, 在厚重的历史上演绎出新的篇章。中庸, 不再是一成不变, 折中而可。我们古典舞新时代的儒家思想也应重新定义:现代中国文化的中庸、中和的意义更广泛、更多元。中和, 是文化的包容与渗透, 是传统与时代的接轨与摩擦。中庸, 是秉承传统文化底蕴屹立不倒, 吸纳更多文化丰富自身。融于时代更应融于自然, 现代社会的“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融合、融洽, 是至诚、至善、至美。

儒家文化所形成的社会观、自然观、审美观在古典舞中早已成型并运用, 中国古典舞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在舞蹈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 唯有将儒家思想形态融于心中, 将内在思想化为外在行动, 将生活化的体会提升到思想修为的境界才能将中国文化与中国舞蹈完美结合。

儒家文化与东亚企业精神 篇3

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看，宗教信仰和追求财富应当是互不相容的两回事：在中古世纪，一个虔诚的教徒所关怀的应当是“彼世”，而不是“此世”，他应当追求“天国”中的永生和救赎，而不应当在现实世界追求财富。天主教承袭了这种传统;可是，改信基督新教的人为什么既能保持宗教的虔诚，又能追求俗世的财富？

韦伯的研究：理念与历史

基督新教伦理

韦伯认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领导的教派为了攻击教会出卖赎罪券，而提出的“预选说”（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有助于个人努力工作，而收到改造俗世的效果。

依照加尔文的说法，宇宙的秩序是由上帝所决定的，人类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在最后审判之日来临时，有些人将得救，有些人会堕入地狱。可是，一个人是否能得救，是上帝早已决定的，人类的意志和努力根本不能改变上帝最初的决定。个人不论以如何虔诚的行为来崇拜上帝，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倘若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上帝所定的宇宙秩序将为之破坏，整个世界将变得荒谬和不可思议。

个人的命运既然是预定的，在最后审判到来之时，个人必须孤零零地直接面对上帝。在上帝之前，他是绝对孤独的，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他。依照韦伯的分析，作为一个企望得救的加尔文教徒他处在这种绝对孤独的状态，内心必然会感受到无比巨大的焦虑。对新教徒而言，工作是响应上帝召唤的神圣“天职”（Beruf），个人必须经由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就，来证实他是上帝的“选民”，来肯定上帝对他的恩典。一个真实的信徒应当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上帝的“召唤”（calling）下，不停地勤奋工作。

改造俗世

由恪尽天职而获得的财富，是上帝对其“选民”的宠赐。可是，拥有财富，不过是为上帝看管财产而已。有了钱之后，个人应当禁制自己的欲望，刻苦自励，过着高度自律的生活，而不应沉迷于逸乐，以免自己灵魂堕落。这种信仰造成韦伯所说的“入世禁欲主义”（worldly asceticism），可成一种改造世俗的动力。

在基督教里，先知在传达上帝对人类的伦理的要求时，通常都会以预言的方式，描述出符合宗教理想的“彼世”形象。这种和“实然世界”明显对比的“应然世界”，会使个人倾向于舍弃世俗事务，致力于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目标。由于基督新教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个人无法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达到“至善”的境界，他必须信任上帝对“谁是选民”所作的抉择，在上帝的召唤下努力工作，致力于“改造俗世”，“建天国于地上”，以彰显上帝的荣耀。韦伯认为：这种强调以面对上帝的精神勤奋工作、禁欲自律、改造俗世的清教徒伦理，是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理性主义在欧洲文明的各个领域中勃然而兴的主要精神因素。

儒家伦理与中国意索

为了支持这样的论点，他又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认为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不像基督新教那样地与资本主义相契合，所以无法产生近代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刻意挑选了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宗族组织、城市与行会、国家组织和法律等几个层面，分别分析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在分析中国社会为什么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时，他同时也注意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已经具备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满清王朝（1644-1911）前期，中国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岁月。由于治河有方，洪水泛滥的情形已经大为减少。农业方法的改良，使中国人口由十五世纪晚期的六千万增加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亿二千万。其他因素，诸如私人财富的增加，人民可以自由迁徙和自由选择职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等等，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这些有利因素毕竟无法克服前述由宗族制度及家产制国家结构所造成的障碍。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又是源自中国人在儒家伦理下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心态，他称之为“中国意索”（Chinese ethos）。韦伯所使用的“理念型”研究方法让他判定：儒家伦理是一种维护“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儒家根本没有原罪的概念。他们所谓的“罪”，包括冒犯传统权威、父母、祖先和上司;以及违反风俗，传统仪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个人修养德性的目的是在追求今生今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身后不朽的令名;至于禁欲、苦修、宗教冥想以及隐居避世，则是儒家所鄙视的。儒家既没有“先知”的预言，又未曾要求个人实践“天职”，而只要求个人适应俗世，这种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外烁性的伦理，造成“对现世无条件的肯定与适应”（ unconditional affirmation and adjustment to this-world ）。这种信仰自然难以转化俗世。韦伯因此断定：儒家伦理有碍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

然而，韦伯在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时候，是把基督新教看作是一种“文化系统”，建构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为参考架构，用“文化对比”的方法研究儒家伦理，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不仅如此，韦伯不懂中文。他无法阅读第一手的中文材料。他引用的资料，有些来自欧洲汉学家的译著，有些则是出自于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传教士。

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儒家伦理的时候，并不是把儒家伦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系统”，而是采用所谓“理念型”的研究方法 （ideal type approach），打破时间的限制，随意引用不同时代的材料，来描述帝制中国社会的“理念型态”。用Archer（1996）所主张的“分析二元论”（analytical dualism）来看，这种作法把“文化理念”和历史事实混为一谈，很明显地犯了“镕接的谬误”（fallacy of conflation）。

为了纠正韦伯所犯的这种谬误，在《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一书中（黄光国，2014），我先建构出普世性的“自我”和“关系”的理论模型，再以之作为基础，分析先秦儒家思想，建构出“含摄文化的理论”，以描述儒家思想作“文化形态学”（morphostasis），然后再研究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展现，藉以探讨其“文化衍生学”（morphogenesis）。

涩泽荣一的故事：义利统一

针对本文的主题，在谈到儒家伦理的“文化衍生学”的时候，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涩泽荣一的故事。

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1840—1931）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父亲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他擅长经营，头脑灵活，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五、六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十岁时，已经读完《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十四岁那年，父亲时常带他出去收购蓝叶，作为制作染料的原料。不久他已经可以自己出外，独当一面做生意。

日本的领主封建制度，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有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却没有科举制度，使社会阶层难以上下流通。涩泽在家里挑大梁，在村里面对人们钦羡的眼光，在社会上却受到令他难以忍受的阶级歧视。

涩泽荣一青年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历史变革。在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之下，幕府难以抗拒。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原先加入攘夷倒幕运动，准备以武力杀光外国人。1863年，行动失败后，由友人介绍，进京都守备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为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后来，一桥成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改名为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

万国博览会

德川庆喜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派，1867年，他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涩泽则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参观巴黎万国博览会。1860年代的欧洲，正是工业资本主义飞跃前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成为西方各国展示经济成就的橱窗，各国竞相展示世界先进的工业产品，使考察团大开眼界。

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工业世界，涩泽一行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把握时间学习法语，不久他已经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的对话和交流。接着涩泽又追随昭武，在欧洲各国展开为期二年的参访，刻意访问政府及工商界的领袖，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并参观有价证券交易所，深刻研究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又参观各种不同的工厂，包括纺织厂、钟表厂、汽车制造厂、钢铁厂、造币厂、军工兵器厂等等，特别注意日本没有的社会机构，包括银行、报社、博物馆，以及近代军营等等。

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涩泽处处感到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强烈反差。欧洲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可是，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

1868年回国时，幕府时代已经结束。次年，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参与新政府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筹划和制定，包括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等。

经济伦理的变革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明治六年（1874），他因为与其他政府部门理念不合，随同大藏省大臣井上馨一同辞官，投身实业界，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从此开始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先后设立相关企业五百多种，成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财经界的领导者。

他很敏锐地看出：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贵谷贱金”、权力主义、“重义轻利”等价值伦理，转向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以金钱为贵”、“以营利为善”的价值伦理。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却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

历史的教训

他认为：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者。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办法，钻法律漏洞，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我读史籍而尊敬的中国，主要在唐虞三代之末的商、周时代。当时是中国文化最发达、最灿烂的时代”。但是，“当我初踏中国之地，实地观察风俗民情时，我才发现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很清楚的指出：“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很发达，国家观念很缺乏，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一国之中，中流社会这个阶层既不存在，全体国民也缺乏国家观念，这两点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两大缺点。”

宋代因为陷入仁义道德的空论而亡国，元朝又因过分强调利己主义而危及自身。这情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其他国家也莫不如此。因此，唯有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他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日本历史上，最善于作战又巧于处世的，首推德川家康。正因为他善于处世，所以能够威服许多英雄豪杰，开拓十五代两百余年的霸业。

义利合一

涩泽曾把德川家康的《神君遗训》与《论语》相互对照，惊人地发现它的大部份内容都出自《论语》。“人的一生如负重致远，不可急躁”正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相互对应。

因此，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要想致富却必须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才能确保其财富能够持续。涩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证据说明“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例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们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谋利欲望，才可能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否则绝对不会有所进展。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只要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因此，他主张：一手论语，一手算盘，“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义利合一”，才是做人处事与企业经营的最高准则！

士魂商才

他以自己经营企业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并行不悖，明确主张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黄俊杰，2005）。基于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理念。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唯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就无法自立。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所谓商才，也要以道德作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只是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昭和三年（1928年）初，他出版《论语与算盘》，以通俗浅显的讲话方式，表达意味深长的内容。发行后，风行一时，他也因此而被日本人尊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企业的精神指导”。

尽人事，听天命

他认为：人应该牢牢记住的是要完成作为“人”的职责。论“人”，必须以人的职责作为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方向。天命，正如四季依次循环运行一样，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都在万事万物中不断地进行。只要相信天命，并且以恭、敬、信的态度加以对待，就能完全埋解“尽人事、听天命”的真正意义。

“成名常在穷苦之日，败事多因得意之时”。人处在社会中，要观察形势，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切忌得意忘形。人处在逆境的时候，最好是先安于天命，一面不屈不挠地勤奋上进，一面等待命运的到来。如果能够这样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中，都能保持心灵上的平静。如果把这种情况完全解释成是人为力量所造成，那么就可能徒增烦恼，劳而无功，在漫长的人生中，一时的成败就如泡沫一般。如果一生遵循道理，就能觉得计较成功失败实为不智，而能超然于成败之外，渡过有价值的生涯。

涩泽强调：对于一件事，首先要探究其得失，看有没有道理，然后再着手处理，在思考这一点上，必须细致周密，不能灵机一动，就任性去干。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事，不管大小，必须断然加以拒绝。如果一开始因其为小事而加轻忽，最后就可能产生不可收拾的结果。

浩然正气

水户黄门光国公在墙上所挂的对联：“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即使认定自己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大事也是由许多小事积累而成，所以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轻忽，要以勤奋、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完成每一件事。在设定每一件志向时，必须时时注意贯穿自己一生的大志向。不能使大志向和小志向之间产生矛盾。一旦产生矛盾，就要加以调和，使其保持一致。

要评论一个人，而依据其为社会尽力的精神和效果，来加以考察而把富贵功名以及一般人所谓的成败放在次要地位。只要合乎道理，而且又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即使对自己无利，我也会断然舍弃自己的利益，遵循道理行事。”相反的，如果是对国家和社会不利，不管对自己有多大利益，他一定断然拒绝。他认为，孟子所谓的“以直养”，以正确的道理培养至诚之心，“以直养而无气馁”，就会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基于这样的原则，涩泽说：“把他人作为囊中之物加以利用，我绝不干这种事。”“人必须平等，必须是有节、有礼的平等。有人待我以德，我也以德待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他人作为工具，以构成自己的势力。我的起心动念就是想把适当的人才，配置到适当的位子。如果适当的人才能在适当的岗位上有所发挥，而做出一些成绩，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贡献给国家社会的，归根究底，这也是我应该贡献给国家社会的。”

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深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努力上进，小心谨慎，坚决往前发展，同时还必须牢记不要进行恶意的竞争。在他看来，带有妨害性，旨在掠夺别人利益的竞争，叫恶意的竞争。相反的，如果不侵犯他人的利益，而精益求精地改进制品，这就是善意的竞争。任何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两者的差别。

这样的人生哲学使他相信：“要使精神不衰老，除了依靠学问别无他法。只要经常不断地探讨学问，不使自己落伍，这样的人不论到什么时候，精神都不会衰老。因此，对于只作为一个肉体躯壳而存在的人，我是十分厌恶的，肉体的存在是有限的，因此，请考虑如此让精神永存吧！”

这位被尊称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之父”的涩泽荣一，一生经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到1931年才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四民异业同道

涩泽荣一所著的《论语与算盘》，可以说是东亚版的“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它强而有力地批驳了韦伯所提“儒家伦理有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然而，《论语与算盘》只能说是儒家伦理在日本的一种“文化衍生学”，它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从这样一本着作里，我们也无法窥知儒家伦理的全貌。

如众所知，日本江户时代，参与“维新倒幕”的志士大多受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影响。明朝末年，以欧洲基督教国家为主的西方世界发生资本主义兴起，中国各地也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之乱，被嘉靖皇帝封为封建伯、南京兵部尚书。此时阳明先生无论从立德、立言、立功均有盖世之成就，其地位如日中天。嘉靖四年（1525年），他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四民异业同道”说：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货通，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工与商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士与农也。

故曰：四民之异业而同道。

科举制度虽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上升的管道，也使中国社会没有像日本那样形成僵固的阶层，但王阳明批评当时读书人沉迷于科举，“贵士贱商”，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重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实学”与“义利合一”

黄俊杰（2005）认为，《论语与算盘》对于阳明学的吸纳，集中于两个核心概念：一是讲究“实学”，一是强调“义利合一”。所谓“实学”是指从事“农、工、商”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王阳明也认为：自从王道衰微而学术乖离之后，读书人失却本心，大家争着想要当官，“荣宦游而耻工贾”，其实骨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他们“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跟从事具养器货的“农、工、商”相比，反倒是虚浮不实，有所不知。相反的，如果“士、农、工、商”都能够在其本业上“尽心”，“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致良知”，“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在“事上磨炼”，知行合一，则四民“有益于生人之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而，王阳明虽然反科举，但他并不否定儒家所主张的“仁道”。《破解韦伯的迷阵》在讨论儒家的文化衍生学时提到：程颐和朱熹继承了张戴所思考的问题，他们费了许多笔墨，试图描述“自我”的“心”之模型。用该书第三章所描述的“自我的曼陀罗模型”来看，宋明理学家以“心性之学”所要描述的“心”之模型，跟“自我的曼陀罗模型”之间，具有一种“同构”（isomorphic）的关系。然而，在那个时代，中国文人并没有西方人“主/客”对立的观念，不知道什么叫“结构主义”，也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探求“更深远的实在”，更无所谓普世心智的深层结构。在“知行合一”说影响之下，讲究“实学”的涩泽荣一认为：宋儒诸如此类的论述，都是“仁义道德的空论”。

从儒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涩泽荣一所主张的“一手论语、一手算盘”，跟宋代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之辩”，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以利导欲，以义制利”，颜习斋主张的“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其实都是“异曲而同工”。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思考如何调整儒家伦理，使其适用于工商企业社会，也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四民异业而同道”。令人遗憾的是，在各种历史条件的凑合下，阳明学说并没有在华夏本土发扬光大，反倒是在海外的日本东瀛开花结果。

由“文化复健”走向“文化复兴”

在《中国的宗教》一书的结尾部分，韦伯说：“在现代化的领域里，中国人大概相当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同化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皆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禀赋”（naturally ungifted）以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

中国人是否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同化”资本主义？从涩则荣一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来看，从日本“同化”资本主义的经验来看，以及从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复兴的经验来看，中国想要“同化”资本主义，它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精神”必然是以“儒家伦理”作为基础，而不是以“基督新教伦理”作为基础。

从1979年邓小平宣布走“改革开放”路线至今，不过三十余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有能力出手援救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里，儒家文化传统显然发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知识分子却面临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似乎已经有能力在国际舞台和列强并驾齐驱。可是，经过历史的几番折腾，中国不仅自身的文化面貌模糊，而且保留了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糟粕”。如此缺乏文化魅力的大国，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崛起”究竟是凭借什么样的文化力量，而且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文化力道可以支撑自己未来的持续繁荣。

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 篇4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发言摘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任蜜林

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 2010-12-31

论坛综述

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于9月27-28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召开。本次论坛由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领导小组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社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浙江省衢州市委、市政府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及美国、日本、英国、韩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具体又包括以下几个分论题：

一、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在构建时代精神中的地位、作用、意义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不断发展，其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换言之，从古至今儒家文化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实际上也关系到儒家文化对于当代的时代精神构建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指出，在探讨儒家文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时，就有必要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他认为这个“常道”应是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或理念。在他看来，这个“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或核心价值就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他认为在我们现当代的“时代精神”中，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弘扬了“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之相“因”；而其所“损”掉的是“三纲”以及其它具历史局限性的文化因素，其所增“益”的则是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原则等等。安徽大学解光宇教授认为儒家的本质包括“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性善论”的人本观、“大一统”的国家观等五个方面。南开大学李宪堂副教授则指出，传统天然具有建构性与阻滞性的两面性。他反对把传统奉为拜物教的对象，反对在未经基础清理的情况下建造迎合民族虚荣心的形象工程。认为对待传统的正确做法是，服从于实践的辩证法，把握时代的根本，关注现实的课题，把伦理、道德总是与战略、策略问题分开处理，把群众性的精神需要和集团、个人的利益诉求区别对待。

二、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创新儒家文化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而且是世界的儒学。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也就成了儒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指出，在当前弘扬儒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民间推广《弟子规》的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似乎认为读好一本《弟子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甚至把《弟子规》当成根本，四书、五经等当成枝叶。他认为这把《弟子规》说的太过，颠倒了本末关系。因此，他认为经典学习需要深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首先就是要倡读《论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做人。美国学者田浩教授主要介绍了朱氏家族最近的一次婚礼，这个婚礼继承了朱子家训，也吸收了西方婚礼的一些仪式。同时又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做了一些改革。他通过这个例子来谈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礼仪。俄罗斯学者布罗夫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当今世界遇到了诸如局部战争、种族冲突、自然灾害、生态灾难等大量问题，而儒学中的和谐、诚信、在社会中相互依赖、自我修养等各种价值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儒学正在变为具有普适性的学说，其不应受到国界和领土的局限，可以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使用。浙江大学何俊教授指出，很多人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很大的误解，如把它理解为折中主义、机会主义。但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把握这个动态平衡的操作方法便是忠恕之道。忠道就是指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而恕道则是指能够包容、接纳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在他看来，当今社会忠道比较容易实现，但恕道则很难做到。因此，只有恕道精神在我们的意识和行动中能够与忠道达到高度的一致，我们的社会才能呈现一种比较好的和谐状态。中国社科院郭沂研究员指出，儒学如果要融入到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时代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其根本途径就是使儒学创新发展。只有创新发展了，儒学才能真正为我们的时代所接受。在他看来，儒学的创新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儒家之道的弘扬和拓展。这个儒家之道，不是超越的概念，而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儒家之道就是指儒家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二是对儒家的常道做一论证。他认为，儒家的常道或核心价值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论证它，让它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新的哲学，用新的哲学来激活儒家的核心价值，使其回到我们这个时代。

三、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与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创新儒学相关，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也是当今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指出，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儒学，不是历史上的尊孔读经，而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一个觉醒。因此，我们要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思考。他认为，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儒学中一些负面的、过时的东西已经基本上被清除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可以不讲。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儒学当中跟现代化能够融合的、能够对中国人的精神建设和思想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东西进行弘扬。在他看来，儒学对当今现代化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主要部分就是关于人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的品格、人的道德以及一种忧患精神和和谐观念。中国台湾学者林安梧教授以《论语》为中心阐述了儒家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关系。在他看来，《论语》在未来21世纪的文明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用一种交谈式的思考来取代用一种语言、命令颁布戒律的方式的“启示性的经典”。是用人间的文化教养的薰习来取代一种启示的以及带有强烈性的、独占性的、排他性的宗教传统。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指出，孔子的杰出贡献在于肯定了每个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在孔子看来，无论哪一层次的人的生命都有其内在价值。这就是“仁爱”的“仁”。既然如此，正视自己的生命、发现自己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进而正视并善待他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善待他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王青副研究员则主要从总体、专题、中日儒学比较及日本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大陆日本儒学的研究作了介绍。

四、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发展的影响

衢州号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因此，探讨孔氏南宗的地位、作用等无疑对于认识南孔文化乃至整个儒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衢州学院吴锡标教授从文化符号视野的角度审视了孔氏南宗的历史地位。他认为，孔氏南迁之后，其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在强化区域国家认同、改变社会风貌、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文化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传播；二是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三是推动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衢州市委党校李洁芳教授指出，孔氏南宗文化对衢州、对闽浙赣皖乃至整个江南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民情风俗及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促进学术中心南移、促进了文学艺术发展、推进了教育发展等几个方面。衢州学院刘小成认为，从对孔氏南宗各个支派梳理的基础上来认识孔氏南宗对江南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在他看来，江西临川、浙江的金华温岭，这些支派都属于孔氏南宗。此外，南宗支派在其他省份如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他认为，应该对这些支派加以深入的研究。

最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景源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此次论坛作了总结：一是要从中国的发展路线、发展道路、发展理念来理解儒学研究的意义。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看重儒学的复兴，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涉及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二是要破除长期支配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中国文化的光明发展。他认为多元性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当前发展儒学不是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吸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跳出某些新儒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思维方式。真正实现儒学研究领域中的百花齐放、兼收并蓄是今后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三是儒学的发展取决于它自身的创新。儒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儒家要想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与历史同步。只有如此，儒学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才能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此外，本次论坛还通过了《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宣言》，呼吁通过中外学者的定期研讨和交流，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发掘儒学中普遍和永恒的价值，从而为达到共建人类和谐与道德的精神家园之目标不懈努力。

领导致辞摘要

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王伟光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历史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其精华成为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自产生以来，对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结合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实际，我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加强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承继。

一是刚健进取的精神。儒家自创立以来，形成了一种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传统。这种刚健进取的精神在儒家经典《易传》中的表达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诗经》中的表达就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二是道德理性的传统。儒家传统中的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性，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关系，而首先在于解决人类社会内部的伦理关系问题。三是和谐中道的观念。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观念是和谐中道。中道不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更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和精神境界。四是“民本意识”和注重民生的思想。作为先秦儒家精神来源的周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敬德保民”的思想传统。

我相信，儒家文化的精华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时代精神过程中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继承儒家和谐中道思想、民本主义观念和理性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的背景，在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大力发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始终站在前沿，处于文化强国之列。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茅临生

南孔儒学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几百年来，浙江文化思想史上大儒辈出，学派特立，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明代阳明学派、清代浙东学派、浙西经学等多个有浙江特色的学派与学说体系。这些学派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以民为本的经世关怀，在中国儒学史上大放异彩、泽惠后世、影响至巨。

近年来，浙江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繁荣发展为主题，以服务群众为方向，秉承浓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文化发展成就，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实现新突破、跃上新台阶。

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省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对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对文化发展有精辟的概括，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具体到儒家文化而言，就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文化基石，一个地区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在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潮流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增强国家软实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力量。让我们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建设文化大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中共衢州市委书记 孙建国

衢州是孔氏南宗所在地，是一座具有18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南北同宗，同根一脉，同出一源。作为儒学文化的重要一脉，南孔儒学是儒家文化学说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在推动文化传播、促进人文教化、改良民风习俗、倡导社会文明、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衢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着眼于从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角度加强对儒学文化的研究，探索儒学文化的现代意义，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自2006年以来，我们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儒学论坛，获得了丰硕成果。

本届论坛以“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旨在以时代视野诠释传统儒学的深刻内涵，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资源。

当今时代，必须把现代化建设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精神力量。第一，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改革创新”的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第三，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厚德尚和”的理念，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四，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倡导“好学崇智”的风尚，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本组照片均由周芸拍摄

专家发言摘要

李景源（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

自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认识和评价儒学？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型的条件下，如何在文化重建当中，来发挥儒学的作用，以及在学术上怎样研究发展儒学？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遭遇的民族难题之一。我认为有两个历史难题，一个就是中国在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困扰我们，另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这一难题我个人觉得正在逐步得到解决。我感觉到儒学研究正在日益扩大，许多研究机构，新的建制陆续设立，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儒学，推进儒学进入新的形态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民间学术力量积极的参与进来，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他们的这种研究成果，我认为对我们儒学研究是一种源头活水。非常实际，非常有价值。33年前，邓小平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将来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学术的积累，学术的繁荣，是儒学推陈出新的关键环节，所以，衢州儒学论坛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不断的提升论坛的学术含量。

钱 逊（清华大学教授）

我希望，在民间开展“读论语，学做人”这么一个活动。所以我提出进一步要读《论语》。《论语》是儒学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做人。今天提倡读《论语》，主要也是要学做人。从现在社会现状看，大家都感到，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仰，没有精神支柱，道德沦丧；很多人对于究竟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感到迷惘。还有，中国人一向以礼仪之邦引以自豪，但是现在到了国外却被人批评为不文明，这就是说当前有学做人的需要。而我们要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寻资源，首选的就是《论语》；只停留在《弟子规》，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就是我倡导开展读《论语》，学做人活动的原因。很多先生都希望《论语》进课堂。我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论语》进课堂实现起来比较难，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思路放开点，不把希望全寄托在进课堂，先从民间做起来；如果你认可这个活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始去做这件事。这样就可以把这件事推动起来。

李存山（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汉代以后把孔子所说的“相因”解释为就是“三纲五常”。实际上，“三纲”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秦汉政治制度所增益，它用“阴阳”比附君臣、父子、夫妇，其源出自黄老之学的《黄帝四经》，它所蕴含的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关系也不同于先秦儒家所讲的，实际上出自法家韩非。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我认为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而且它可以参与到我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又对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所“损益”，所“损”者如君为臣纲等等，所“益”者如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等等。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复兴，一个强盛的中国奉行“与邻为善”、“和谐世界”的外交方针，这也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这次来参加会议，在我们的会场上，大家讨论的蛮热烈，从早上到下午，讨论的议题是《如何保持儒学的精华如何保持儒学的特色》。从大家的讨论我发现了几个特点：从古希腊到当代，从日本到西方。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发扬怎么落实，这些年来也是一再被提及，这个问题我想是整个中国文化到了一个真正的春回大地的时候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雷声大雨点看似也不小，不过很可能大地承接到的水还不够，所以真正是否真的春回大地值得我们努力。这点跟我们看到的，包括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有很大不同。这些华人他们文化基本上杂糅了古宗教或者民俗。有人说民俗宗教像杂草一般，不过杂草为维护水土最重要的，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保持了很多宗教的传统。21世纪是以一种多元文化对话的世纪。我们能够为这个人类文明提供些什么呢？儒学不只是人间的伦常之学，他是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者也，天人性命贯通之学，这部分他在常民世界里就有了。这是儒学的一个生长，儒学的生长是个重要的时候了，我这次来，有些感触，这些也是会上大家讨论引发的一些想法。我愿意说看到年轻一辈对儒学的投入，对古典的熟悉，整个儒学文化正在春回大地当中，我希望真的能够落实，能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在大地春回中，这是我的一个小小期待。吴锡标（衢州学院教授）

有感儒家文化浅淡忠诚与工作 篇5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时时提醒自己三件事，一是替他人谋事要忠诚，二是与朋友交往要守信，三是传受或传授的学业要熟悉。忠诚与诚信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永不褪色的话题，是我们的祖先代

代相传的美德。也成为为衡量人们是否贤德，是否可信的标尺。在时代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里尤其是忠诚与工作，忠诚于事业，我反而感觉人们对忠诚越来越淡漠，前不久听一位老师讲课老师讲到有其他国家将忠诚扎根于每一个国民的心底，在此做一例举。美国人说：为别人服务是一种荣幸。日本人说：为别人服务是荣耀。而多数中国人则认为为别人服务很无耐，更有人认为是一种奴性，还有美国人教育孩子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全力以赴，日本人教育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一定要做到最好，而有些中国人看到孩子工作很辛苦，会说：爸爸、妈妈给你换份工作吧。由此可见上至忠诚于国家下至忠诚于老板，两个对比足以说明一切。美国与日本的人均GDP比我们高至少30倍，我认为关键在于一种精神，一种锲而不舍高度忠诚于国家，忠诚于工作的理念。那么我们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讲，为人谋而不忠乎？忠诚曾在先辈人眼里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在今天我们应该更加恪守不移。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其实质不只在“三省”而在于实践。对于企业，无论你是管理者还是员工都要时时质问自己：是否对企业忠实？是否对顾客和服务对象遵守诚信？是否对自己的业务精益求精？忠诚胜于能力，其实忠诚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它是其他所有能力的统帅和核心，因为一个人缺乏忠诚，他的其它能力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愿意使用一个缺乏忠诚的人。

忠诚不谈条件，忠诚不讲回报，忠诚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义务，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忠诚让工作变的更有意义，忠诚赋予你工作的激情。忠诚的人感觉工作是享受，不忠诚的感觉工作是苦役，将忠诚运用到工作中我浅淡几点。

一、忠诚不是愚忠：

忠诚不是愚忠，服务不是盲从，作为一名企业员工对自己的职业忠诚是最基本的忠诚，忠于企业就应该提高自己服务于企业的技能，为企业创效益，愚忠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忠诚是行动而不是语言，真正的忠诚并不是放弃自己的个性和主见，并不是绝对和老板保持一个声音，更不是卑躬屈膝，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它说明了什么是对老板真正的忠诚：

一位名叫朵克的先生是新泽西洲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他需要招聘一位总经理助理限男性。

经过多项技能的考察之后，一少部分人进入了决赛阶段，朵克先生称决赛主要考察应聘者的勇气和忠诚度。

第一位先生被叫进办公室，朵克要求他踏着碎玻璃光着脚去拿表格，他毫不犹豫的去了，双脚鲜血淋漓，朵克只对他说等侯通知，第二位男士被带到一间锁着的门前说：让他用脑袋撞开门去拿表格，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勇气撞的头破血流，朵克仍然说让他等侯通知，就这样一个个“勇士”接受了考察，但都没有明确录用答复，当最后一个男士被叫到朵克办公室时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虚弱的老太太，朵克让他把老太太打晕，把表格给我，被最后一面应聘者断然拒绝，他说：“你疯了吗？朵克先生！为了一张表格，就让我把老太太打倒在地。”朵克告诉他这是老板的命令，应聘者说：这样的命令亳无道理，这份工作我不要，朵克先生先后就带他到有碎玻璃的房间和紧锁的房间都被他断然拒绝，当最后一名勇士气愤准备立即离开时朵克先生极力留他，并向众人宣布这位男士被聘用了，朵克先生说：真正的勇士是敢于为正义和真理献身的人，而不是一味听老板的话，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即不是真正的勇气，也不是真正的忠诚，而是愚忠，我要的不是愚昧的忠于我的人，而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人。

以上这个故事很明了的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忠诚。忠诚于企业，忠诚于老板，重要的是要站在正义和真理的基石上。

二、忠诚是不仅要求任劳更重要的是要任怨

张总一在告诫我们一定要任劳任怨，任劳很容易做到，而任怨却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太多的强调过程而忽略了结果，太多的强调是谁的错，而不关注错在哪里，我认为别为自己鸣不平，才是最好的忠诚，如果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给企业造成了损失，自己应受到惩罚，没有解释的必要，不要强调外界不可控的因素，而我们受到处罚想到我损失了多少，而从未想过企业损失了多少，其实相对于企业的损失，惩罚是微不足道的，永远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永远休谈忠诚。重要的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荣辱。企业与员工永远是鱼与水的关系。多一点奉献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任劳任怨少一点劳骚满腹，忠诚的员工是经的起考验的员工。

三、怀着感恩的心去工作，去履行职责是最大的忠诚。

怀着感恩的心去工作，首先要感恩公司给你提供了一个饭碗，一个发展的机会，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你只要忠于公司，努力工作，你的才华才不会浪费，不会贬值，不会退化，其次要感激上级对你的培养和信任，还要感激下级对你的支持，更要感激客户对你的信任和对公司的支持。这一切构成了你赖以生存和工作的环境。怀着感恩的心你会很踏实，很平和，不浮燥，不自以为是。因而你才会快乐的工作。

履行职责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最难的要求，履行职责给了每一个人实现忠诚的机会，因为每一个都有履行职责的机会，你并不需要叱咤风云，并不需要惊天动地，你就可以成为忠诚者，做好每一件事，认真而努力是最大的忠诚，履行工作并不只是老板的需要，而是实现自己梦想的必由之路。

四、透过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谈忠诚与工作

前段时间看孔子的论语讲到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不仅会心一笑，这和我们马总前段时间讲到的对求学的三个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马总讲有些人先知先觉，有些人后知后觉，有些人不知不觉，还有就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些人知道自己不知道，有些人知道自己知道，其中所蕴含的哲理令人深思，孔子所讲的把做学问的人分为三种知者，好知者，乐知者。三种人对学问的态度有程度上的不同，知者只是满足于懂得了，明白了，是在被动消极地做学问，好知者是乐意地，主动地做学问，接受学问，为了一定的目的，甘愿忍受求学的艰辛，乐知者则是能从做学问中获得快乐，求学已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乐趣，三种态度自然会得到三种不同效果。

根据员工对岗位的态度及对企业的忠诚度也分为三种：应付者、爱岗者、乐岗者、当然其对企业的忠诚度也显而易见，应付者对工作和岗位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爱岗者对工作和岗位的态度是爱岗敬业，办事认真负责，有一定的计划和目标，对工作环境有所要求，较看中待遇和薪酬；乐岗者会从工作和岗位中获得乐趣，他具有感恩戴得优秀的品格，并且有改进工作的能动性，不会过多考虑薪酬和待遇，不会轻易跳槽，具有与企业同甘共命运的忘我精神。乐岗者无疑是最忠诚的员工，我认为他们获得的应该用金钱无法衡量。这类忠诚的员工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并且无疑任何一个企业都不会抛弃爱岗、乐岗者的，忠诚者也会获得忠诚的回报。

孔子的思想精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让、俭每一个字符里都蕴含着忠诚。

古典诗词与儒家文化 篇6

1 企业文化中儒家资源的话语重构

对儒家文化最大的误读, 莫过于所谓儒家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支撑, 维护的是官本位体系, 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民主等理念格格不入。造成这一重大误读的原因, 追本溯源, 可以到《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 臣臣;父父, 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虽有粟, 吾得而食诸?’”[1]

传统的解读是, 孔子强烈要求保持等级制度。受此影响, 企业中也形成了严重的官本位思想, 一切惟领导是从, 领导是万能的, 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意见。从而使得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在国际上大打折扣, 不少在国内无限风光的中央企业在“走出去”的国际化进程中, 处心积虑淡化中央企业色彩,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现象。

其实, 这是从根本上对孔子原意的误读。“君君, 臣臣”既可以理解为君主要有君主的尊崇, 臣子要有臣子的谦卑, 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君主要有君主的责任, 臣子要有臣子的担当, 各阶层各尽其责, 和谐共处。毫无疑问, 孔子的本意正是如此。我们之所以将其理解为前者, 乃是因为齐景公的答复:“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虽有粟, 吾得而食诸?”

《论语》中关于齐景公的答复, 只是一个对话场面的实录, 并不代表孔子本人的意思, 齐景公本人是靠投机取巧做上了国君, 因此自然特别强调其政权的合法性。这样, 关于他竭力维持等级制度的答复就不难理解。其实, 孔子的本意, 可见于《论语·八佾》:

“定公问曰:‘君使臣, 臣事君, 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2]

孟子对孔子的这一主张有更为深入地解释: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3]

也就是说, 君主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凭空产生, 而是一种平衡制约的关系。之所以有君有臣, 互敬互爱, 乃是朝着将国家共同治理好的目标。没有哪一位是超出平衡制约之外, 可以指挥一切、为所欲为的。否则, 难免成为民众所共弃的“独夫”, 人皆可以诛之。

之所以要对儒家关于等级观念进行话语重构, 是由于“官本位”思想实在是制约我们进一步改革的一大障碍, 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建构的一大掣肘。西方学者及民众对中国形象了解不深刻, 往往需要借助中国学者和中国官方对中国形象的阐释和推介进行选择性接受, 形成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而我们自身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形象就有误读, 以讹传讹, 就难免更加欲速则不达。因此,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 需要时时注意解读、提炼和完善自身文化体系, 展示独具一格的企业魅力, 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标杆的企业文化, 不能人云亦云, 更不能数典忘祖。

2 企业国际化与儒家文化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必然要面对企业文化的国际化挑战。如何既能保持自我传统文化特色, 又能融入普世价值, 甚至影响、引领国际间业内企业文化, 成为航标和灯塔, 这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创造力。

儒家最重视的境界就是“仁”, 而作为最基本的“仁”的要求, 就是“爱人”, 并被引申为儒家资源中的重要思想——“民本思想”, 其核心即“以人为本”。

但是, 正如上述所指出, 我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往往有着误读和反差。“以人为本”在儒家话语系统中, 是如何诠释的呢?

孟子云:“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4]

儒家传统资源中所谓的“以人为本”, 强调一种群体性而相对忽略个体独立性。而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则有所不同。西方深受18世纪以来启蒙思想的影响, 他们提及的“人”, 首先是individual, 或human, 而不是我们想当然的people。Individual和human, 是指作为个体从神权和王权中解放出来, 有了独立意识和自我尊严。所以, 西方理解的“以人为本”, 首先是平等观念和尊重个性。在这一点上, 似乎儒家文化并没有明显的相关资源。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企业文化的国际化进程。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对各方面可以去伪存真地接受。

相同的提法, 不同的理解。就需要既深谙传统文化, 又熟知国际惯例的企业文化人员根据本企业的实际, 对此概念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界定, 使得企业文化更具有内涵性和包容性。

3 美美与共: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国际化发展

费孝通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5]对于企业文化来说, 这一原则同样十分适用。

相对于西方以公平竞争为主的强势企业文化, 和日韩东南亚以忠诚为主的柔性企业文化, 我国企业应构建哪种独特的企业文化, 并且得到国际的认可和推崇呢?

笔者以为, 首先, 需要正视和重视我国传统文化资源, 特别是占据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资源, 从中找出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价值准则。只有重视传统, 立足传统, 才能使企业文化有更为强大的文化支撑和后盾。

其次, 要正确解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断裂、有缺失, 但通过不断地学习和选择, 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正确解读儒家文化, 重新建构相应的话语权, 才能为企业文化注入纯正的内涵和不竭的动力。

再次, 注重企业文化中传统术语与国际的对接, 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既要深谙传统文化, 又要熟知国际惯例的企业, 才能使本企业的企业文化既具有民族性、独特性, 又具有国际性、普遍性。才有可能得到国际的认可和推崇, 建构成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需要许许多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自身不断持续发展壮大的同时, 注重自身企业文化, 汲取传统文化营养, 对比国际同类企业文化, 不断完善自身文化体系, 真正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软实力来抓, 而不仅仅停在口头和书面上。将现场行为规范运作推行至基层每个场地、每位员工, 逐步实现企业精神理念与生产经营活动的融合, 逐步消除倡导文化与实际行为的偏差。[6]当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企业作为业内标杆卓然屹立在国际商界之时, 即中国国家形象与软实力达到国际一流之日。

参考文献

[1][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985:271.

[2][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985:62.

[3][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985:322.

[4][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1985:573.

[5]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收入《费孝通在200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古典诗词与儒家文化 篇7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企业家 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求同存异，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

[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罗瑛:论企业家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商业时代?理论2005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