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石头的幸福作文

一块石头的幸福作文篇1

石高三丈，是我有限人生里所见到的最奇伟的妙石。孔遍布周身，凡一千六百余孔，得亿万年造化成就之灵窍，仅通体过桥孔就达168孔。“若峰底举燧，百孔生烟；顶端注水，千洞泄玉”，实在是大自然恩赐之灵物。外表有白玉之泽，黄金之质，在寂静如海的庭园突兀如帆，说尽岁月的风流。

我暗自惊讶，如此磅礴天地的伟石，竟然产自安徽原宋朝“花石纲”的旧窟。静思园主为得到此石，招当地农人用古人填土起石之法，日起数寸，经一年多的时间才完全从泥中取出。又修路十里，驾桥两座，经千辛万苦，才将其运回吴江。园主可谓是亘古第一之“石痴”。

更为奇妙的是，立石之日，园主一家洒扫庭除，沐浴焚香，躬身而拜之时，忽然风雨大作，万千甘霖从天而降，倏忽又雨过天晴，艳阳高照，此时观石，惟见其通体晶莹，灵光四射，似乎上苍将天地之精神全部贯注此石，赋予其蓬勃的生命，观者无不啧啧称奇。

我悄悄地绕石一周，目光所过之处，皆是奇思妙想。忽然想到西晋名士张翰，在洛阳秋风四起之时，忽起思乡之情，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看似两件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但被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观石之喜与思乡之怅密密揉合，真有悲喜交集之感。

我在石边坐下，任阳光泻我一脸灿烂，心游八极，神思天外，突然心有所感，想到了两个字：幸福。张翰是幸福的，一个具有思乡情怀的人，表面上看似一个充满悲情的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的心中还有故乡，有一个可以从记忆深处调度出来进行细细回味的过去，当他被生活的杂音干扰得不胜沉重之时，他还可以从心里慢慢地踱回去，在莼菜和鲈鱼遥远的香味中向故乡献上的一声问候，在前行穿越的时空中久久地回响。

我身边的石头也是幸福的。数亿年过去了，命运之手终于拨开遮挡在它身上的厚重泥土，一个传奇终于让世人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之后的久久激荡。在它的身边，三皇五帝曾经走过，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不管创造了如何伟大的功业，但都没有能够一睹它的尊容。北宋徽宗皇帝是玩石行家，但举倾国之力，他得到最大的灵壁石也仅仅两丈有余，且扰民毁城，留下千古骂名。而静思园中这块叫作“庆云峰”的石头，它自信是遇到知音了，所以才会来到钟灵毓秀的江南。从来佳石如名士，士为知己，石也如此。它一路走来，竟引得园主修桥铺路，惠及其余。它安身在江南第一私家园林，沉稳如山，又清秀雅致。它被四方游人瞻仰之时，肯定充满着虔诚和喜悦，它的每个毛孔流淌着的肯定是大大的欢喜。

一块石头的幸福作文篇2

明朝刚开始时反腐败反得那么狠,杀人如麻,监督机制也很健全,怎么最后却那么腐败?

“仁、义、道、德”这套体系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一个边界,它对老百姓和官方都有利,是经过充分论证的。

“命——物等价线”一旦被突破,以命换物就有利可图。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搏命之人越多。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1977年、1978年、1979年毕业的大学生,人称“新三届”学人,总数大概有90万人。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随父辈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多场政治运动,吸纳了多种成分的政治养料,但始终是个小看客。下过乡,扛过枪,同过窗,江湖的甜酸苦辣,社会的世态炎凉,看个够,吃个饱,就有了“抗体”,就有了不卑不亢,就有了肥腴的怀疑,就有了焦虑的追问。

1976年,我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下班的大军像一团灰雾碾过长街。那是一种怎样的风景色块?各种颜色里有关灰的描述是最吝啬的,人在这种色调中,联想和通感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灰色又是颜色中的稀有金属、坏蛋和资本主义。画家这么说,政治家这么说,大家后来也这么说。灰色在我们这一代的视觉记忆里几乎处于一种半空白状态。吴思,是这几十年风雨无阻的灰色版画中的一个。他爱思索,爱创造,爱思考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和人。

读《明史》顿悟“潜规则”

田炳信:人的行为、习惯、嗜好实际上在18岁前就定型了。像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许世友喜欢在南京的大别墅里种庄稼。青少年时期受到了什么刺激,中年就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和补偿。你一过四十就在人文领域里创造了大量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如“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定律”等,一经命名,就不胫而走。

吴思:你当过知青吗?

田炳信: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下过四年多的乡。

吴思:你下过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是高中一毕业就到北京昌平县农村插队,那时满脑袋毛泽东思想。19岁那年,我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由我负责安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我勉强胜任了,但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非自我想像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我的本性与想像中相去甚远。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田炳信:你看到了自身的死穴,也感悟到了社会的死穴。

吴思:是。下乡的好处是给我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磨灭的记忆,校正了许多从书本和概念中获得的印象。比如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如果按照农业学大寨那套理论到农村去找,什么由于阶级敌人搞破坏造成生产上不去,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贫下中农不好好干活,地主富农才老实,让他怎么干怎么干,我第一次干活就是和一个地主一块儿砌猪圈,那地主干活可卖力了,绝不敢偷懒。

田炳信:反而是出身好的会偷懒,而且是出身越好越偷懒。

吴思:还特别黑,敢拿东西,敢偷东西,他不怕啊。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那套理论到下面完全解释不通。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当记者,那时化肥供应很紧,我到开封做了追踪调查,发现那些化肥的去向跟一摞条子有关,这个领导批了,那个领导批了,谁能批多少,大家都有规矩。

田炳信:这就是“潜规则”?

吴思:这是领导批下去的规矩,实际上真正支配这些东西的还有另外一套规矩,而且一样严密。最后你到农民那一问:“买到化肥没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村长一袋,队长一袋,会计一袋,我们那没有。”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潜规则发挥作用的比例在90%以上,而真正的规矩起不到10%的作用。当时我写的连续报道的第二篇就叫《内部章程》。

田炳信:《内部章程》就是潜规则最早的原创词吧。你怎么想到用“潜规则”这个词?

吴思: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到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不过是扬汤止沸,甚至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市场放开,让市场供求规则取代官场潜规则。化肥分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

然后我就开始读史,读《明史》。我上大学时读过《史记》,就像看小说一样,遇到没故事的“表”和“志”便跳过去。当记者后啃过《汉书》和《后汉书》,感觉昏昏欲睡。我还赶时髦读过《资治通鉴》,读到后汉时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废了。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原来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眼镜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这些文章描绘的就是我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后看到的中国官场及其传统。比如,明朝刚开始时反腐败反得那么狠,杀人如麻,监督机制也很健全,怎么最后却那么腐败?顺着这个思路下去,一下子就通了,原来明朝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再顺着这个小题目改造一下,“潜规则”就跳出来了。

官场潜规则与“合法伤害权”

田炳信:“潜规则”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它的影响范围、势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大,你觉得它对社会,对社会道德的伤害有什么负面作用?

吴思:我们拿相对正式的道德规则来说,比如儒家说的君臣父子,这就是礼,你要是过了,侵犯皇上不对;皇上过了,侵犯你也不对。你如果把10%的税率弄到30%,那就叫暴君,是苛政猛于虎,这就是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你可以不遵守,但像秦朝十四五年就完蛋了。所以“仁、义、道、德”这套体系是大家在互动中形成的一个边界,它对老百姓和官方都有利,是经过充分论证的。

那么“潜规则”是什么呢?咱们就把正式规则或者道德什么的都说成是正义的边界,如果皇上把这个权授给各个官吏了,它都有代理权、代理人,但实际办事的时候下边的人偷偷抠一点摸一点,欺负你老百姓,这就偏离了正义的边界,不稳定就开始了。人们觉得这个政府是个缺德的政府,因为它口头上说得好,实际上全走样了。虽然个体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但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社会的基础越来越不稳,最后走到极端,社会就崩溃了。

人物简介:

吴思,男,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最佳经典畅销书”得主。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担任执行主编、副社长。2009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田炳信:“潜规则”为什么会对社会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冲击呢?

吴思:因为每一个官员都可能向这条边界的那边进行侵犯,我当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合法伤害权”,他可以判你五年或者六年,可以罚你跪也可以不罚你跪,几乎每一个官员手里都有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带。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潜规则”主要揭示那些流行于官场的不明说的规矩,但我们的生活领域并不仅仅是官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体还是对应的。认真工作,老实做人,那才是最合算的策略。

说到官场,由于官员利益与百姓利益往往存在冲突,许多奖金恰好就是乱收费收来的,人们确实可能陷入道德困境。要当通情达理的好同僚,就不能当关心百姓的好官员。一心为百姓着想,两袖清风,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在体制改革之前,在向百姓负责的体制代替向上负责的体制之前,我觉得,这个困境很难得到两全其美的解决。这时候,我希望大家生活得良心平静,在算人生总账的时候,不要亏损了自己的良心。如今衣食温饱已不难获得,在我看来,精神上的感觉,才是判断人生质量的主要因素。

“血酬定律”与“元规则”

田炳信: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座山,山上有很多石头。一场暴风雨过后,这些石头慢慢滑下了山,其中两块石头在向下滑行时彼此发现了对方,慢慢地拥抱在一起……但出乎他们的意料,众叛亲离的它们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下滑得更快。“潜规则”可否理解成是两块抱在一起越滑越快的石头?

吴思:这也是一种解释。我在追究“潜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叫“低成本伤害能力”,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能让你尝尝苦头,你不想吃苦就要掏钱。而一旦谈到害人挣钱,各种人各值多少钱,是赔是赚,那就是“血酬定律”研究的领域了。

田炳信:“血酬定律”这个词是你杜撰的吧?

吴思:是我杜撰的。禅宗和尚说,觉悟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过多年努力,我好像进入了半生不熟的阶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田炳信:你不是学历史的,但对历史又极具好奇心,是不是因为想像力过剩而让你对原本扑朔迷离的历史有了一种顿悟和独特的观察角度?

吴思:据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的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田炳信:你觉得现有的词汇和概念还不足以概括你读史的感受?

吴思:中国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现代西方思想大举涌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尊重,但是也不能光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田炳信:你是从中受到启发,借用和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并杜撰了一些词汇?

吴思:是的,像“血酬定律”,杜撰时我参考了一些来自江湖的命名。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山东土匪管绑票收入的钱叫“吃红钱”。我的杜撰就以这两种说法为原料。与“血酬”意思接近的词还有“命价”。但是,正如工资或工酬不等于工价一样,“血酬”与“命价”也有区别。“血酬”强调酬劳的来源,“命价”强调卖命时生命的价位。

田炳信:广东人把这类事叫“出血”。

吴思:这词把钱的根源讲得特明白,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是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如果拼抢的对象是人本身,譬如绑票,“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概念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历代兴亡。而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

假设我们回到原始状态,当时只有甲猴群的十平方公里领地和乙猴群的十平方公里领地。当猴群“人口”膨胀发生食物危机的时候,甲猴群牺牲了十只雄猴,赶走了乙猴群,夺来了十平方公里的领地,这十平方公里的领地如何估价?其价值就是十只雄猴的鲜血和生命,平均每平方公里一条猴命。这就意味着,拼抢本身也是一个价值赋予的过程,通过流血牺牲,将价值赋予拼抢对象。

田炳信:在中国这种现象存在几千年了,只不过是在开国初的时候,“血酬”的成本低,间隔的时间长,隐蔽性大,但随着纲常和国纪国法的松弛,“血酬”的本钱越来越高,并由隐蔽转向半公开,甚至基本公开,赤裸裸的。然后由“年出血”到“月出血”到“日出血”,甚至是分分钟在“出血”,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危害都是相当大的。其实任何一个政权都要管这个,其明的一套也不是假的,但是有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暗区,积重难返。

吴思:明朝制订《大明律》的时候,是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又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其孙放弃了《大诰》,后被自己的叔叔夺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复了《大诰》。在这些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田炳信:有三个字可以说明你的问题:利、力、理。利是利益;力是力量,可以包容武力、实力、财力、强力、科力;理是道理。这三个字的顺序自古至今没有摆错顺序,弱国无外交,讲的也是这三个字的顺序。

吴思:后来我又杜撰了一个词,叫“元规则”。“元规则”这个概念触及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是决定规则的规则。”

田炳信:这可不是杜撰,是一针见血。一个社会,如果就一个针管抽血还过得去,如果屁股上、脑袋上、大腿上、胸脯上到处是针管,到处放血那就可怕了。“潜规则”、“血酬定律”描述的东西一旦变成一种心照不宣,就会是砸伤社会的巨大的石头。

吴思:但现实又不可能出现你讲的那种状况,我先讲一个故事。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田炳信:盗亦有道。他们为了细水长流,也要建立自己的秩序。

吴思: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那么,这种制度收益就是“法酬”。在这个故事中,土匪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去直接抢掠,而是定期收保护费,那么保护费减去实施“保护”所需的费用,剩余部分就是“法酬”。用公式表达: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法酬是“血酬”的制度化形态。无须拦路抢劫刀刀见血,但收入的性质仍然是土匪的卖命钱和百姓的买命钱,仍然来自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

“血线”与市场经济

田炳信:关于国营企业改制我有一个观点,它效率低、成本高,但它真正付给管理层和员工的工资报酬也很低,它形成了一个吃喝拉撒睡的完整的社会小单元,这个小单元虽然日子不富裕,但有吃有喝而且稳定。因为中国人多,现在你把这个小单元灭掉了,改制了,小单元本来可以养活1万人,这么一闹可能有九千多人没活路,一旦温饱没解决,就很容易惹出事来。很多人没算过这笔账,其实从今天的后果来看,由于灭掉了很多这样的单位,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混乱,其成本大大高于原先。

吴思:我刚才说的“血酬”有一道线,叫“血线”。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和等身之物中间的分界线就是“命-物等价线”,一旦突破了这条线,以命换物就可以视为有利可图的交换。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搏命之人越多。“血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

田炳信:你说的我只同意一半,我可以给你做些补充。很多人闹事,并不是说吃不饱受不了,他是说我和你比,即心理衡量,这是人这种动物的特性。人类素来追求两样东西:公平、公正,但世界上自从有了人类,就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公平和公正,只是相对而言,这个相对就是你说的“血线”。

吴思:你就是把人只看成一个吃饭的动物,那些最低限的社会保障标准也一定得守住,别的可以玩花样,这东西却骗不了肚子,一到“血线”之下就会出事。就说现在的市场竞争,大家要公平竞争,不许欺诈,但竞争者一旦没有这道“血线”兜着,能让你饿不死,你想想竞争落败了没饭吃怎么办,是去当土匪还是去当小偷,反正都是玩命的事,与其以后去玩命,不如我现在就跟你玩命,所以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那个市场经济相差很远,它包含了大量的暴力因素,不是在拼服务质量、拼价格,而是在拼命,而最后建立起来的这个市场很大程度就像过去的江湖码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去甚远。

财富流动很难摆脱潜规则

田炳信:任何一种游戏规则的建立都有不断完善、补充的过程,天下没有一步到位的事。

吴思:我们以前说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这词大家都知道不准确。先秦时的分封制,你分我到在这里当王,我可以任命我的官,收我的税,有我的军队,一旦雇主说要打仗了,我就带一帮人跟着你打,那是封建制。但封建制被君宪制代替后这段时期叫什么一直没有公认的命名,包括民国时期,我们说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吴敬琏后来说现在有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不管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官僚资本主义”都暗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无非是官僚或权贵的色彩比较重。但问题是,资本主义是指立法权在资本家手里,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这才能叫“主义”,但在中国,说了算的从来都是官员、官僚,不管是民国还是当代,都不是资本家,所以这个词倒过来还比较准确,即不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是“资本权贵主义”,或者“资本官僚主义”,无非它跟资本有一种结盟关系。但权贵通常又跟血缘继承的贵族有点关系,而我们官员是选拔或经过科举考试出来的,主要不是血缘继承,所以我就给它换个名,叫“官家主义”。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资本家是如何面对“官家主义”的——资产阶级闹革命了,当家做主后,议会要立什么法得通过我们,我们到外面去打市场遇到事了,你给我们出军舰,什么都由资本家说了算,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但中国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这个逻辑,它哪敢说我说了算,于是他们被逼走上了这条路———悄悄地塞点东西,行个贿,结果原本要收50%的税,现在只收10%了,再拿5%给你,那只消15%就把原来的50%悄悄地完成了一个“革命”。这种“革命”的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很合算。所以中国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字:“赇”,《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其实无须解释,大家一看便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吗?其实在财富的流动中,一直伴随着“潜规则”的影子,很难摆脱掉。

田炳信:你今后还会继续你一个人的苦思冥想吗?

吴思:会,我想更深入地理解我的处境,理解现实,理解中国社会。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就是从反省自己学大寨失败的经历开始的。从自己的问题一步步走到社会问题,走到社会问题的来历和根源,这就进入历史了。曾有两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给我写过书评,他们对我主要是肯定,但也有补充和异议。比如他们指出,我着力描写的东西,并不能代表中国历史的全貌,我忽略了某些重要的方面。其实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做的事情好比画地图,我描绘了地下管道图,但我并不否认地面有花园和林阴道。同样一个地方,可以有无数种地图,交通图、行政区划图、动植物分布图、地质图等等。每一幅地图都有用,但任何一幅地图都无法取代其他地图。至于我绘制的地图是否存在比例尺方面的技术性错误,恐怕也会有,但还没有人帮我指出来。

有则笑话说:阿甘死后升入天堂,他遇到了圣徒彼得。彼得对他说:“每个人进入天堂都得接受一次测验,才能进入天堂。”彼得问了阿甘两个问题:1.一星期中有哪几天是以字母“T”开头的?2.上帝的名字是什么?第二天,阿甘回答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今天’和‘明天’,第二个答案是‘安迪’。”彼得睁大眼睛:“这可不是我意料中的答案,不过你言之有理,我同意你的答案是正确的。”这说明,对于同一个问题,你与别人的看法不同是很正常的,但这并不代表你是错的。

其实,人世间有一颗脑袋,就有一种想法,有一个屁股,就要占一块地方。区别只在于,有些人的想法只是想法,有些人的想法变成了办法。

像一块疯狂的石头篇3

三四百万的投资，两千多万元的票房成绩，在国产电影如此低迷的今天，石头的辉煌战绩着实令人欢欣鼓舞。导演宁浩也开始被疯狂的各路媒体追逐报道，鲜花掌声纷至沓来，石头的成功逐渐开始发挥一叶障目的功能，似乎有意略过那些成功背后的故事。

鄙人有幸，三四年前间接地识得宁浩导演，更确切地说是识得宁导的早期作品，是他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专业的时候的毕业作品《星期三星期四》。当年因为年轻创作欲高涨但是又极度缺乏行动能力，于是四处窥视别人作品，常有恨铁不成钢之感。看到《星期三星期四》之后，大呼靠谱。宁浩的这部作品已经显露出《石头》的端倪，整个影片的结构类似《低俗小说》的三段式，把一个少男少女的朦胧故事拆开分别设置在首尾两端，中间蕴藏着怀揣着音乐梦的小混混和为了十元假钞花不出而发愁的倒霉哥们的故事。片子份量不重，但轻松有趣，是用心之作，在数量众多的文艺青年伪大师创作中脱颖而出。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分发给其他几个朋友之后，好评不断，集体燃烧起一股创作的欲望，不过因为种种现实问题，均告熄灭。

正当我等光说不练的票友久盼《香火》而未能一睹芳容之时，《南方周末》报道了宁浩正在砸锅卖铁拍摄《绿草地》（又名《蒙古乒乓》。从报道中看到了《绿草地》的故事模型，感觉和《香火》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都是讲述一个轴人百折不挠地顽强实现自己的愿望，最终就在愿望实现的瞬间却被强大现实不费吹灰之力地抹平。由此可见，当与宁浩同一批次的导演们还在邯郸学步的时候，宁浩实际上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这一点当时只是主观臆断，看过《绿草地》后才得到佐证。

我那时正在给一个老师当电视剧枪手，开会间歇与众人神侃交流业界信息及时传递八卦，展望未来五年崛起之新锐导演时，他人还念陆川之《可可西里》而不忘，我却预言宁浩必定终成正果。

由此开始，一直笃定地坚信这个未层谋面，却又感觉并不陌生的哥们定会出人头地，等待着何时才能看到传说中的《绿草地》。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没有酬金的枪手生涯，开始坐班磨腚，创作的欲望被老老实实的磨平，正在朝九晚五里水深火热之时，传来大学生电影节放映《绿草地》的消息，于是去它打卡机的二大爷，逃班奔赴现场，携一对男女朋友前往。由于太过专注影片，不识时务地坐在二人之中，没有给他们创造理想的机会。就这样，在一片漆黑中，在大屏幕上看到了《绿草地》，影片的制作层次超乎我的期待，摄影感觉非好，故事基本上在我预期之中，没有什么过失，而导演的掌控能力已是十分明显。观众的反映也不错，相对于大学生电影节上其他影片得来的山呼海啸般的嘲笑，《绿草地》凭借影片的一颗童心，博得了观众正常的笑声和敬意，而影片结束后宁浩导演携摄影杜杰的低调亮相，也令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创作集体而不是那些飞扬跋扈的草台班子。

《绿草地》虽然海外捧回了金天鹅，国内的媒体也偶有报道，和朋友聊起这部片子，估计对方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拿出没有市场认同这个理由来苛求一个年轻导演的诚意之作。面对无争的事实，确实说什么也没用。

四月份大学生电影节看完了《绿草地》，六月份的时候在牡丹园往北的一个咖啡馆里跟人谈剧本，谈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赫然发现宁导在隔桌与人谈兴正浓。追星之心遂起，刚好我哥与他是师兄弟的关系，跟过去寒暄了两句，只说很喜欢你的片子，没想到宁浩谦虚有力地握了握手，直言感谢。坐回自己的桌子，我低头看着正在泡制的垃圾剧本，惭愧不已。

写了半天，回过头才发现，讲述宁浩成功背后的故事成为了一个噱头，把读者欺骗至此，反倒成了我的真实目的。要说宁浩成功背后的故事，我可以引用一句宁浩自己说的话，在北京电影学院《疯狂的石头》放映会后，宁浩面对台下校友们的不断提问，一如既往地低调，翻来覆去只是重复一句话：“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我相信这不是一句敷衍之言，正是这一稳健踏实的作风，使得宁浩经过了大量的ＭＶ实践和电视剧执行导演的锤炼后，终于能够走向大银幕，手执导筒大放异彩。

一块石头作文篇4

幼儿园毕业以后，我便去了一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小学。在学校我有相当多的朋友几乎整个班的女生都和我相谈甚欢，但佳佳你知道吗？你是其中我最喜欢最亲密的伙伴。我记得第一天开学的时候，我看着大块头的你，称得上是虎背熊腰，那张圆圆大大的嘴巴更是让人看着觉得粗犷；而我呢，瘦瘦小小的，坐在你后面大气也不敢出。忽然你转过来：“你好，我叫陈佳，你呢？”你那一段话，声如洪钟，差点吓得我叫出声来。

不过，越是了解你，我便越不觉得你可怕了。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互相了解对方，关注细微之处。一年级的期末，我们约定要考进班里前几名。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探讨习题，互相背诵，互相监督。到了考试那天，我们为对方加油鼓劲，告诉对方不要紧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一同考进了班级前十！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声惊呼，然后相拥，跳跃，手舞足蹈

然而，好景不长，在二年级上册时，我们闹了一场分别战。那天我刚领完奖状下来，你气呼呼地问我还和不和小美玩。我听得莫名其妙，我说我当然和她一起玩儿呀，你却不知为何生气地和我绝交，直到二年级下册你也不再和我说话了。

二年级下册还有一天就要结束了，老师告诉大家我即将要转学，同学们的目光纷纷落到我身上。放学了，女孩们都来到我的座位旁问这是不是真的，唯独你跑出了教室，我想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朋友！最后一天，我一如往常，和伙伴们亲密地玩耍，可是心里总有一块位置空落落的。叮叮叮，一晃眼就放学了，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教室，天灰蒙蒙的，好像有什么心事来不及诉说似的。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了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只见你双眼通红地跑了出来，往我手中塞了块东西，你别过脸去，吸了吸鼻子，说：“这块石头给你，你去别的学校，别忘了我的名字。”说完又跑了回去。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像一个木头人。

我是一块石头作文篇5

这天晚上天气很冷，我想到床上去好好睡一觉，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可就是动弹不得，唉，算了算了，就趴在桌子上睡吧，一切事情等明天再说吧，于是我就在冰凉的桌子上睡了一夜，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觉得冷，天亮了妈妈来叫我起床，妈妈在我屋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我，我真想给妈妈说句话，可我开不了口，我听见妈妈说，怎么大清早屋里没人呢！妈妈看见桌子上有块石头说，这是又从哪捡来了一块破石头，哦，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我变成了一块青石，这块石头就是我，结果妈妈把我当成垃圾扔出了窗外，我一下子飞入了草从中，还好我家在一楼，再不然我飞落下来肯定会跌的粉碎。

不知怎么，我被一个工人运到了一条小河边，天天在太阳的照耀下，河水的冲击下，过的很开心，一天天过去了，我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小黑石，小花石，我们在阳光下唱歌，在月光下聊天，日子过的十分开心，可是有一天我的朋友小花石被珠宝店老板带走了，一下子只剩下了我和小黑石了，有一次一位女士来小河边，那个女士带了一个漂亮的红色的项链，那就是小花石，又过了几天小黑石也被带走了，我又想自已的命运也许也是如此，也有可能会一直在小河边，在阳光下，最后我终究没有躲过悲惨的命运，没多长时间，我也被拉走了，我被铺在了路上，有许多双脚从我的头上踩过。

我是一块石头作文550字篇6

我来自一座高山，山中我有许多兄弟姐妹――花儿，草儿，鸟儿……我在那里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很知足。

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迎接我的是清晨第一道曙光。一阵嘈杂的吵闹声把我吸引住了――野花与赞发着淡淡清香的杜鹃花比美呢!“我比你美!“杜鹃花气呼呼地说，”你看我花白中带粉，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哪里比你差!“杜鹃花自我陶醉地说。“光香不能说明什么，你看我的家族这么庞大，红，黄，青，绿，蓝，紫，白什么颜色都有，你比的过我吗?”野花趾高气昂的说。……

中午，当炙热的阳光烤着大地，土地开始发烫时，狗尾草哥哥就把他那长长的身子弯下来，簇拥在一起，替我们挡住了毒辣的`阳光。

晚上，当皎洁的月亮徐徐升起，当蝉儿开始鸣叫，辛劳了一天的农民缓缓进入梦乡时，我昂首望月，思潮起伏，早中晚这三点一线的生活是我想要吗?我的一生就这样过完了?我不甘心，我要离开这里……

快乐的生活从此定格，我也如愿地离开了这里，就在昨天晚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花草们痛苦的呻叫着，天黑得不见五指。我闭上眼睛，感到头晕目眩，被一股强有力的大风带走了，我顿时没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在山下的小溪里。

巴黎：一块石头的运动轨迹篇7

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

这是发生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的一幕。当时，几千名青年与几百名警察对峙着，“不许带走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猪猡们，滚出大学去”……各种各样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现场如此混乱，以至于见证者之一罗朗-卡斯特罗只记得掷石者的装束；而法国“红五月”精神领袖、“3月22日运动”创始人科恩-本迪也仅仅在事后听说，那个青年是他创建的这个小组织的142名成员之一。

这个不知名的青年能够想到么，他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改变了几位后来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乃至法兰西英雄、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命运；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我们反抗父辈，但并不想杀死父辈。”科恩-本迪后来概括道。如果说，中国的红卫兵狂潮可以视作一场手笔浩大的乌托邦试验，而美国长达四年的青年抗议运动始终以肉身与欲望为驱动，那么，法国的“红五月”风暴，则始终洋溢着清新、理性与“生活即目的”的永恒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五月”的遗产才如此丰美，如此多姿多彩。

农泰尔的星火

“红五月”的最初星火，可以追溯到当年年初的“农泰尔事件”。

1968年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前往农泰尔文学院，视察新建成的游泳池工程。视察结束后，他拒绝格拉潘院长悄悄离开、“从一道小门出去”的建议；他走向了一群神色激愤、等待已久的大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对他的《青年白皮书》耿耿于怀，但他不愿有失脸面地偷偷溜走。

所谓《青年白皮书》，指的是不久前问世的一份青年问题报告。远在上任之初，戴高乐将军就叮嘱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官员，“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为此，米索夫召集了一小群专家、学者，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抛出了这份文件。米索夫这样告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法国青年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求异性。他们为性欲问题闹个没完。……（但）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

这个论调让千万青年愤愤不平。当时，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在内，众多大学正以罢课、周期性骚动的方式，争取男女夜间互访的权利。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是个开明、好脾气的中年人，他为此左右为难：一方面，主流舆论依然充斥着清教徒般的色彩；那些一战前后出生、信奉共和政体、经历过法国光复并视戴高乐为神祗的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避孕药刚刚问世的年份，他们甚至要求自己的女儿或儿媳直到新婚之夜还是处女；另一方面，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岁月、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法国青年来说，这一切不仅散发着陈腐气味，它甚至显得荒诞、荒谬，乃至充满了道貌岸然、自欺欺人的虚伪劲儿。

也就是说，这是两代人的对抗。法国政府夹在其中，动辄得咎。它折磨着历任教育部长、乃至蓬皮杜总理的神经。在克里斯蒂安-富歇的教育部长任上，一项旨在折中的法案被通过了：女生可以在夜间11点之前造访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的隔绝是“不容更改的”；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教育部长任上，他试图以21岁（法定成年年龄）为界线，成年学生的一切交往都不受限制，反之则不行。但无论哪项法案，都遭受了全社会的一片嘘声。中老年人抗议说，这么一来，“一切都将乱套”；法国青年的态度更为激烈，他们大声咒骂：“伪善！这个令人作呕的政府，它谁都想讨好，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

无论如何，“适得其反”的评价是准确的。它折射了法国政府的尴尬处境。它站在两代人之间，寻求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平衡；它站在新生群体与千年传统之间，不能不要未来，更不能不顾现在。这注定了它的两面不讨好……

在阿兰-佩雷菲特部长、蓬皮杜总理乃至戴高乐总统都小心翼翼地面对青年问题时，可以想见，米索夫的轻率之言，将引发学生们怎样的愤怒。这一天，当米索夫依旧以傲慢姿态，走向聚集着的百余名青年时，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也向他大步走去。在狭路相逢的火药气息中，这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我注意到，在600页的荒谬之言中，竟然没有一句谈到青年的性问题。”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红五月”风暴的主角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科恩-本迪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1946年生，德国籍犹太人。与其说他是那个刻板、严谨、天赋过人的民族的产物，毋宁说，他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之子：远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反犹迫害，他的父母就举家迁徙到法国莫托邦；在那个宁静的小镇，他们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卡布里尔与达尼埃尔。直到1959年，他们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而此时，那些卢梭式的、洋溢着法兰西色彩的气质，挥洒个性、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视情感而非理性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有这一切，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心性与魂灵。后来，洛朗-若弗兰这样评价卡布里尔：“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与自己的兄长相比，科恩-本迪走得更远。1965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系”。从此，他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并渐渐表现出贯穿“红五月”风暴的那些气质：他的老师、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回忆说，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喜爱辩论并极富怀疑精神，“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十分钟”；洛朗-若弗兰则概括道，“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他是同代人中出类拔萃、犀利善辩的演说家”。

不仅如此。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几年，科恩-本迪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并誓言埋葬旧伦理、旧社会、旧国家乃至旧世界。他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展现了“婴儿潮”一代的普遍观感。

1956年初春，在一个深夜的秘密会议中，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掀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斯大林化运动。西方左派先是一片哗然，继而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争论。一些人指责说，苏联、赫鲁晓夫正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另一些人则反复控诉着斯大林的罪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意味着苏联神话的破灭。苏维埃俄国不再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换言之，在长达几年的争论中，应声倒下的不仅是斯大林的雕像，还有两代人的苏俄梦。与此同时，冷战铁幕、“杜勒斯主義”、去殖民化运动、越南战争……一波又一波的事件、风潮，也粉碎着“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的说辞，乃至1789年的神话与《独立宣言》的盛典。不是吗？西方的撤离殖民地，并非因为自由梦想、人权信念或博爱精神，而是因为失败与流血；不是吗？在越南战场上或死或残的那些青年，与其说是死在游击队员的枪口下，毋宁说，他们死于白宫和华尔街的一己私欲；不是吗？在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粉饰中，政客、寡头与银行家们依旧高高在上，劳工、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依旧被盘剥被奴役……

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中，一群群青年渐渐走出冷战，走出了无止无休的意识形态论争。是的，无论莫斯科还是华盛顿，它们说法不同，但实质无异；它们都是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它们都以机器、工具为出发，自觉地束缚、被奴役于机器和工具，只不过一方在说，私有制更适合工具的发展，另一方则抗辩说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但，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吗？所有这些人为的产物，无论机器、社会组织、政权还是家庭，都应该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它们都应该让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反过来奴役人，让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让人受压迫于权力和货币……

也是在对工具理性的反思、“生活即目的”的思考中，科恩-本迪渐渐成为一名安那琪分子了。他以愤怒、叛逆的形象，肆无忌惮地抨击着现实中的一切，伦理、家庭、政权、宗教、资本主义与苏俄集权主义……他反抗一切。他刺眼的红棕色头发，他“红色达尼”的绰号，他的才华、风格、個人特质与澎湃激情，后来也无处不在地贯穿了1968年5月的法国。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席卷法国的“红五月”就不会如此动人，如此让后人反复评说。

然而，如果这一天米索夫采取了克制态度，那么，农泰尔星火会不会成为“红五月”的先声？这个年仅22岁、后来被称为“红色达尼”的愤怒青年，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度堪与戴高乐较量的法兰西中心人物呢？这一切都是永恒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这一天米索夫的反应，粗暴、过分乃至夹杂了大腹便便的恶俗官僚气息。

米索夫回答：“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建议你一头扎进这个游泳池，用冷水来败败火。”

在百余名青年的哗然声中，科恩-本迪大声地喊道：“听，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而另一名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科恩-本迪的这个记忆有误；他当时说的是反话：“希特勒万岁！米索夫先生，你真了不起啊！”（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5月风暴史》）

“3月22日运动”

当天下午，这场被法国官史称为“口角”的冲突，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各个角落，学生们纷纷议论着这个原本默默无闻、时为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的红头发青年。他们并为他取了一个亲切的、有着浓重格瓦拉色彩的绰号，“红色达尼”。

这是“红色达尼”在历史中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他由此获得了百余名青年的追随、几千名学生的关注。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去的日子，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百出的花招、“捣蛋鬼”的风格，渐渐使他成为法兰西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渐渐使法国“红五月”超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青年：从身体的解放、欲望的狂欢，演进为和平理想，演进为青年的主体性，演进为社会福利，演进为政治制度，并始终贯穿着“人类该如何栖息”的永恒话题。

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一天，在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的倡议下，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法全联”）发起了罢课运动。五十余万大学生大多卷入了这场风潮。然而，“红色达尼”很快发现，在阿兰-佩雷菲特抛出“成年界线”法案之后，大学生已成为主流舆论的谴责对象；倘若再围绕“夜间互访”问题做文章，法国青年将失去大多数人。为此，他狡黠地将目光转向了反战运动；他并向“法全联”建议，以几天后的2月21日为“越南日”，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

在雅克-索瓦热奥等人看来，科恩-本迪“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了”。为此，他们拒绝与他合作。而在这个努力失败后，科恩-本迪也厌倦起了“法全联”的瞻前顾后、官僚做派。他决定自己干。

他抛出了又一个新名目。长久以来，法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异常古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大学是神圣的，所有暴力机器都不得介入。然而，在学运潮流愈演愈烈之际，是格拉潘院长而不是其他人，在一场小骚乱中招来了警察。以此为借口，科恩-本迪向格拉潘提出申请，借用一间大阶梯教室，以全校性辩论的方式来探讨“格拉潘做得对不对”。

理所当然地，格拉潘拒绝了。这正中“红色达尼”的下怀。他仿佛有了天大的理由，2月29日这一天，他率领百余名青年大摇大摆地强占了学院行政楼。而在格拉潘让人拉下电闸后，他大声叫喊：“两分钟！两分钟之内不恢复供电，我将占领整个学院！”

不到两分钟，行政楼又亮起来了。

此后几天，科恩-本迪的花样一个接着一个。在会议室摆上香槟、将报告厅变成舞池之后，他抛出了“142人声明”，号召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的“同学们”一起干；当那些“同学们”果真动手、占领了笛卡尔梯形教室后，他又和愁眉苦脸的格拉潘院长开始了猫抓老鼠般的游戏：他说，院方要为学生提供一间专供政治集会的大教室，否则不予撤出；而格拉潘划拨了一间有500个座位的教室后，他又说，这个教室不够用，必须有1000个座位；最后，当格拉潘拒绝时，科恩-本迪更加干脆，他又重演了一出“抢占”大教室的老戏……

3月下旬，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被戏称为“总是自由主义”的格拉潘耍了个够后，“红色达尼”似乎不屑再欺负这个老实人了。他试图折腾出更大的动静来。

由于历史渊源，法国积极地介入了越南战争的调停。这一年，在众多密使相互试探、穿梭往来之后，美越双方决定在巴黎开始公开的停战谈判。然而，想让戴高乐不好受的小伙子多着呢！3月22日这一天，百余名左翼青年袭击了位于巴黎歌剧院附近的美国捷运公司，并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当天晚上，参与行动的6名学生被捕，其中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学生、与科恩-本迪私交不错的格扎维埃-郎格拉德。几十年后，科恩-本迪谈到，他“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科恩-本迪等人再度占领了行政楼，以抗议警察逮捕学生。许多当事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一点半”。但，这已经不再是“红色达尼”与格拉潘院长的游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一个小小的、仅有142名成员的组织诞生了；不久后，这个效仿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命名为“3月22日运动”的小团体，将成为法国“红五月”风暴的核心组织之一。

“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

“3月22日运动”成立一个多月后，4月27日，科恩-本迪遭遇了警方的传讯。

一个多月来，在农泰尔文学院，一本印有“3月22日运动”标记的小册子在学生宿舍里流传着。它的内容包括了《国际歌》歌词、团体会议公报以及一篇短文，《催泪瓦斯的自制方法》。洛朗-若弗兰后来说，“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开玩笑的话”；但自制武器的鼓吹，无疑刺激了警察的尊严与学校当局最敏感的神经。这一天清晨八点，在自己的寓所门口，科恩-本迪被几名警察带走了。

仅仅12个小时之后，科恩-本迪就被释放了。那么，签发传讯令、多少意在恫吓的那名警官能否想象呢？此举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使那个爱激动、无事也要生非的捣蛋鬼走出了农泰尔围墙，并一举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几乎刚刚步入警察局，在圣米歇尔广场一带，几十个左翼学生组织、上千名青年立即鼓噪起来。他们叫喊，“这是猪猡们第一次跨进大学围墙抓人”！他们的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惊动了蓬皮杜总理。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蓬皮杜……选择了宽容。”他亲自打电话要求警察局放人。

不仅如此。走出警察局后，科恩-本迪发现，众多记者、摄影师正等待着他；“隔几米远就有两名警察面对面地站着，长长地”，仿佛正接受他的检阅。这个捣蛋鬼的兴致一下子来了，他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在他的滔滔不绝中，镁光灯不断闪起。当天深夜，他的头像、名字与“红色达尼”的绰号，就出现在印刷厂的千万份报纸上。只要天一亮，邮差就会把它送进巴黎与法国的千家万户。

科恩-本迪成为全国性知名人物了。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下个星期，将是法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这个晚上，面对几百名为他举行凯旋会的青年，科恩-本迪一本正经地、多少显得煞有其事地宣称：“我们将和这个星期融为一体。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我是带头者、领袖，我将放弃个人崇拜……”

在一波波的欢声笑语中，这一天，在场的几百名青年无不认为，“红色达尼”在说俏皮话。又何止是这些学生？也是这一天，在自己的办公室，蓬皮杜总理这样描述法国的状况：“政府是稳固的，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至于大学里的小动静，他认为即将问世的改革计划，“将引发一场有益的、丰富多彩的大辩论”。而与此同时，当工会领袖们走进劳工部长马赛尔-让纳内的办公室，进行每年四月底例行公事般的“五一”游行申请时，马赛尔-让纳内平静地询问，“不会出什么问题吧”？那些工会领袖回答，“秋季前大概没问题”。

这一天，除了科恩-本迪自己，或许没有一个法国人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甚至，五天以后的1968年5月2日，当百余名“3月22日运动”成员再度出手、如同儿戏地第三次占领学院行政楼时，这些亲历者也丝毫不能预料到，此举将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

天井院

学院行政楼第三次被占领后，格拉潘院长终于动怒了。

两个多月以来，这个老实得有点窝囊、温和得近乎懦弱的老头儿，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空前凌辱。在法国教育界，他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他不愿再容忍，他决心惩戒“红色达尼”及其同伙了。这一天下午，通过学校纪律委员会，他给科恩-本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首脑送来了法庭传票。与此同时，他贴出公告，宣布关闭农泰尔文学院，以釜底抽薪地让科恩-本迪丧失主要舞台。他的这些手笔如此干净利落，以至于被认为“表现出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勇气”。

那么，格拉潘能够想到么，和那名传讯科恩-本迪的警察没什么两样，他的这些手笔是如此笨拙、如此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只会按照常理出牌，而科恩-本迪却不仅能够嗅到暴风雨的气息，他并且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这是庞大臃肿、恍若巨象的管理当局与机智灵活、犹如小猴子的“红色达尼”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从格拉潘、阿兰-佩雷菲特到蓬皮杜、戴高乐，无不大输而特输。

接到法庭传票后，科恩-本迪不惊反笑。当天晚上，他迅速召集了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其中包括“法全联”副主席、曾认为科恩-本迪“太不可预料”的雅克-索瓦热奥。在简短的会议后，鉴于农泰尔文学院已经关闭，他们决定转移战场，次日在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天井院举行集会。

天井院的集会，一开始显得异常疲沓、冷清。只有两百余名青年前来参加。更要命的是，无论雅克-索瓦热奥还是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主编乔治-马歇，两名演讲者的表现都令人不敢恭维；而辩才无双、恣意汪洋的“红色达尼”，这一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现场始终懒洋洋地。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中午时分，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参加者。”

午飯后，参加者果真多了些，但现场依旧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这个时候，一个饶有意味、至今扑朔迷离的小插曲发生了：主角科恩-本迪悄悄离开了会场；而一个小时以后，一名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说，百余名极右翼分子携带器械，正在赶赴天井院的路上；他们打算扰乱集会并袭击左翼学生。

这句话引发了天井院的沸腾。

几年来，左右翼青年阵营鲜明、剑拔弩张；他们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以现场的几个小团体为例，无论RCY（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还是YNL（青年列宁主义联盟），都拥有自己训练有素、好勇斗狠的纠察队。其中YML的纠察队被认为“极富纪律”、“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棒的使用”。后来，许多当事人回忆说，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找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有些人收拢着工程用的石块。……狂热的喧闹、小型的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

附近教室里的一些左翼学生也纷纷赶来。五百余人聚集着，准备把巴黎大学变成战场。这时候，又一个次要人物出现了。正是他与传讯“红色达尼”的警察、与倒霉的格拉潘院长一起，阴差阳错地制造了5月3日的骚乱，制造了那块铺路石，并引发了长达月余的法国大动乱。

这个人就是巴黎大学校长罗什。

铺路石

两个多月来，罗什始终忧心忡忡。他担心农泰尔校区的瘟疫弥漫到圣米歇尔校园；他担心自己重蹈格拉潘院长的覆辙。这一天，当左翼学生们忙着武装校园时，罗什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是不明白召来警察的后果，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巴黎大学变成斗殴场。几经犹豫之后，他终于拨打起了巴黎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的电话。

穆里斯-格里莫是一名青年问题专家，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很讨年轻人的喜欢。正因此，这个优雅、细腻、性情温和的业余作家，才被调任“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巴黎警察局长职务，以应付越来越频繁的校园骚动。罗什希望，以穆里斯-格里莫的经验，圣米歇尔的斗殴或许能够平息。

问题在于，这个晴朗的午后，穆里斯-格里莫正乘坐一架直升机、翱翔于巴黎的上空。罗什找不到他，于是这个倒霉的差使，落到了警察局办公室主任保利尼的身上。后来，洛朗-若弗兰写道：“穆里斯-格里莫在现场的话，兴许就不会发生骚乱。”

比起罗什，保利尼更显犹豫。他不愿去捅大学这个马蜂窝。但在罗什的反复央求下，他到底让步了。他让罗什提交一个书面申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么一来，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警察介入大学”，至少有了一面挡箭牌。

接近午后三点钟，大队警察终于出现在了圣米歇尔校区。在场的主要学生领袖、“法全联”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很识时务，他知道这一场架是打不起来了。他主动上前和带队警官协商，希望允许他们离开圣米歇尔。带队警官也很干脆：这不是镇压，这是疏导；学生们当然可以离开。但，为防止闹事者再度集结，他希望小伙子们“能坐着警车离开”。

这个纯属画蛇添足的手笔，是这一天无数阴差阳错的又一个。后来，评论家皮埃尔-蓬特写道，“只要让肇事者自行离开……一切就会进入秩序”。随即，又一个小过失使事态雪上添霜、并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由于警察们毫无准备，他们只有几部“色拉筐”（警车的戏称）；而需要运送的学生多达四五百人，于是，装车工作慢吞吞地进行着。在警车往返运送之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约五时许，正值学生们下课、去饭堂，他们纷纷加入了围观的行列。聚集到几千人的时候，突然间，一声“猪猡们滚出去”响起了。随即无数学生加入了混乱的叫骂。正当警察们不知所措之际，那名邋遢的、不知名的、科恩-本迪所说的“3月22日运动”成员，拾起了那块铺路石。他划出一个完美的曲线，准确地击倒了大约20米开外的法国警察队长克-布律内。

他以愤怒、叛逆的形象，肆无忌惮地抨击着现实中的一切，伦理、家庭、政权、宗教、资本主义与苏俄集权主义……他反抗一切。

1968年人们怎样生活？

电视网，世界大事，尽收眼底

电视网让法国学生看到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19届奥运会前10天，1968年10月2日，数千名墨西哥大学生走上街头，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为避免这次游行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墨西哥政府命令军队和警察阻止游行。

燃烧瓶，学生的武器

1968年，燃烧瓶与棍棒一起成为了从巴黎到东京的学生们手中反对当局的武器；燃烧瓶与自制步枪一起成为了越南游击队与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武器；燃烧瓶与石块一起成为了布拉格市民阻挡苏联坦克的武器；燃烧瓶和左轮手枪一起成为了美国黑人反抗白人种族主义行径的武器……

16mm摄影机，电影走上街头

电影从房间走上街道，从上流社会的名利圈聚焦到青年们身边，从精致僵化的躯壳中迸发出无章的奇思，年轻人用摄影机观看世界，从巴黎到越南，年轻人们拍年轻人自己的电影，反对父权、反对压迫。也许正是这16mm摄影机的普及，正是这新浪潮，才会有1968这一年的风起云涌。

电吉他

1968年，鲍勃·迪伦在《把一切带回家》一曲中开始运用电声乐器。一把电吉他奇异噪音般的魅力，解放了年轻世代的听觉和思想。电吉他触及了摇滚的变革，见证了摇滚的兴起。它在60年代发展成一种极度自由的表现方式。

第一只鼠标，看到的更多，思考的更少

1968年12月9日，斯坦福研究院的Engelbart博士公开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只鼠标。40年后，鼠标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常见的操作工具，它带来了电脑普及与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它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比1968年都更多，却思考的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