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精选8篇）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1

一、中国式民主的“民主过程”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

民主过程在现代民主政治语境下,可被视为“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即“利益集团（压力集团）在政府内外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过程可分为输入、转换、对环境的输出和对环境的结果等阶段。具言之，要求和支持的输入通过一个转换过程变成了权威性政策的输出。这一转化过程可以看作是有四个方面的功能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政策实施。

共产党的精英在获取利益诉求信息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过程即政治体系中政治行为主体之间交往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决策，而决策关键是占有足量的利益诉求信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也即决策所需要的足量信息并不是主要依赖于人民的利益表达，而在于党的精英主动“索取”和敏锐的洞察力，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精英发挥主导作用。、利益综合和决策中共产党的主导性：同样利益综合和决策,也只有党才能决定哪些利益诉求的信息能进入决策的视野和议事日程。这些信息,往往通过党内酝酿,首先会上升为党的意志,而后通过人大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政策并依托国家机构载体执行。

二、中国式民主体现着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双重性

精英民主的基本逻辑是：大众对国家事务无法精通,如果让他们亲自行使权力,往往效率是低下、成本昂贵、成效不足甚至导致灾难,因此需要具有强有力行政能力的议会制政府。

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中对人的注重甚于对制度的注重：中国政治一直以来注重“道”和“德”的概念，推崇“和谐”的理念,政治统治有东方式的朴素,在政治运作中对人的注重甚于对制度的注重。而从反面来说,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制约,中国应有的公民权利缺失,社会活力不足,更缺少自我更新能力。

“大众民主”和“精英统治”各有短长，用“主权在民”的原则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用“精英管理”的原则克服“民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满足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民主所追求的其实是公民自治的精神，虽然国土之大、人口之多、事务之繁，让“人民”完全当家作主不太可能，但是，公民自治的理念不应放弃。显然，让所有的“人民”都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和管理确实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尽可能实现地方乃至村落自治，让“人民”在他所生活的区域行使民主权利。事事都要“公投”、事事都要人民亲自管理不可行，而且也未必好，那我们就选择一批“管家”，替我们照管“家务”，如果满意就继续留用，如果不满意就按照合同把他们辞退。把人民民主无限放大会威胁个人自由的空间，那我们就把能够用来“民主”的事务限定在恰当的范围，使任何人不能以“民主”的名义和“民主”的方式侵犯“私人领域”（公民自由权利）。

“大众民主”和“精英统治”各有短长，那我们就把“主权”与“治权”分开：“主权”属于人民，“治权”交给具有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政治精英，并让民众对他们实行绩效考核，实现“人民统治”与“精英管理”的有机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用“主权在民”的原则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从而保证管理的权威性；用“精英管理”的原则克服“民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满足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保障了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另一方面提高政治专业化水平和政治效率,也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保障了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另一方面又有这些精英来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从而提高政治专业化水平和政治效率,也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率性。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

三、中国式民主宪政精神规定与现实运行体现着非完全契合性

民主与宪政的关系：民主与宪政之间，一方面,两者密不可分，宪政把价值和规则藏在程序和规则之中，为民主提供制度形式。同时，两者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因为民主制度涉及如何获得并保有权力，宪政制度涉及如何限制权力。中国式民主就表现出很强的这种张力特征。

我国的政体是“议行合一”式，本身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政体：宪政其实就是指宪法及其所规定的政体，•也即国家权力如何行使问题。我国的政体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既掌握立法权，又组织行政机关并领导和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亦

称“议行合一”。议行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民的代议机关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并支配行政权,就理想状态而言,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体制•。

从现实运行看，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非实质性，在实际的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并不很突出：当代中国是由政党、政府和军队三部分组成政权,每一部分都自成体系,但由共产党的领导联结在一起。在这种党政军一体化体制下，共产党的领导介入了人民代表大会中，因此，议行合一也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这样，虽然中国的宪政规定全国人大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它在实际的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并不很突出，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相比，它显然也较为形式化的非实质性的。而就宪法本身来看,其实际地位也并不像其自身规定的那样具有权威性。

四、中国式民主运行过程轨迹体现出自上而下的方向性

纵向民主：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纵向民主”（VerticalDemocracy）是约翰·奈斯比特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奈斯比特先生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新的政治模式被称为“纵向民主”。纵向民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奈斯比特先生看来，中国纵向民主受到“社会秩序”和“和谐”这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而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

1、从利益表达看，当代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由权力精英“为民作主”的。它所依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主动获取的过程，民众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往往还是等待出一个“青天”来为自己作为，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民众才会采取某种直接的行动进行利益表达。

2从利益综合与决策看，当代中国决策过程中，权力精英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力量对决策影响很小。决策过程不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而只表现为在共产党的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及其群体的政治互动，它实际上是“领袖领导人民

大众,而非公众支配领袖”•。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只反映少数权力精英的利益,而是通过中共党委体制下的政治折冲来进行规制。这种折冲既不是政治倾轧,也不是权力竞争,而是为了如何实现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生的政治分歧，归根到底是一种思想斗争，当然也是聚合社会不同利益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就是善于时刻将最大多数人民利益聚合起来并输入公共政策中取得政治家。

3、政策的执行。它一方面依靠从上至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机构,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动员群众的力量来践行政策精神,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从上至下的政治动员过程。但群众拥护和支持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政策本身的精神品质以及自上而下传输中的“扭曲”和“失真”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官僚执行过程中的模范示范作用。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2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进行的

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今的世界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 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不仅表现在经济上, 同时更存在于国与国的政治之间。中国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国际政治主体, 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影响, 这就要求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应处理好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实践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民主实践, 而中国的民主实践是深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的, 它需要适应中国的国情, 这样才能被中国的人民所接受和采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他国不同, 中国的选举制度、利益表达等民主机制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坚持本国特色的同时,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民主的一些方式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全球化过程中, 中国特色民主实践既要坚持自己的特色, 也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全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好的模式。科技发展的现代, 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便捷的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也是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进行的, 民主实践方式也由原来单一的面对面的交流扩展到了网络沟通, 它要求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采用多种方式拓宽民主表达渠道, 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 为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要求提供合理便捷的方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进行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民主不是生来就有的, 它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 改革深化的新特点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同民主实践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 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以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选择为前提和基础, 因此, 市场经济也是一种经济上的民主。马克思指出“说经济形式、交换, 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 那么内容, 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 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 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1]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 经济上的民主必然要求政治上实行民主,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是伴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深化发展。

其次, 改革是中国的二次革命, 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改革的性质决定改革的基本特点。中国改革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全面性要求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改革, 在政治上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要同步进行, 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应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政治领域的改革, 即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经济孤立的存在, 它需要经济改革为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推动力和经济支撑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保证了人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的地位, 使人们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民主地位, 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最终积极地以社会主人翁的身份自觉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遵循渐进式发展, 在渐进中有重大的突破

我国的民主实践走的是渐进式的发展道路, 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目标、分步骤的推进民主建设和改革。在民主实践中, 首先选择那些外围阻力小或是大家已经形成共识的部分先实行, 积累一定的经验和成果之后, 然后制定相应的政策, 逐步深入到中心、较难的部分。对于难点的问题, 从小范围、小区域开始, 再逐渐扩展到大范围、大区域。邓小平强调“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2]“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 不能一下子大干, 那样就乱了。国家那么大, 情况太复杂, 改革不容易, 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 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3]采取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面到深层、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从单项改革转向整体改革的渐进推进方式, 不仅在政治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社会上也保证了人民群众拥有自己的民主权利, 进而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 始终都要坚持中国的政治稳定, 把保持政治稳定作为我国民主实践的前提, 因为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一个国家进行各种建设的一个基本的社会环境, 包括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有序进行, 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 促进人民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自主追求, 加深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 从而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十七大以来, 中国在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实践都有所创新和变革, 这种渐进式和突破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促进了社会主义不断进步, 加强了政治稳定, 为人民安居提供了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197页

[2]《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85页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3

第一，促使国共团结，与之共赴国难。

各民主党派是促使国共合作的粘合剂，一直扮演调和国共矛盾、维持国共合作的中间人角色。抗战时期在经历了好几次反共浪潮的政治巨浪，国共合作却最终没有破裂，各民主党派在朝野中的巨大舆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加强内部团结，完善相应机构。

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破坏抗日、排斥异己，各民主党派为强化自身发挥“中间人”、“粘合剂”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斗争初期，各中间党派深深感到，各自为战，势单力孤，自身在政坛上的话语权大大下降，既不能推动国民政府实施宪政，又弱化了自身在国共两党间的调节能力，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原本一盘散沙的状况急需改变，以民盟为代表的一些民主党派联合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民盟的成立“实现了民主力量的联合，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第三，强化团结中共，扩大社会基础。

抗战初期，各民主党派及其进步人士对国民政府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尤其是在国府组织了一系列抗日会战并取得一些胜利的情况下，而且国民政府为粉饰民主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也确实吸纳了一些进步人士，这使得抗战早期民主党派对国府过于乐观，对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与效果估计过高。随着抗战进入相持，侵华日军调整相应策略，对国民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国民党逐渐暴露了本来的面目，开始走向消极抗日、排斥异己的道路。以皖南事变发生前后为一个转折点，不仅中共受到无端打击，而且民主党派也受到种种排挤与迫害。共同的命运，让彼此结为患难之交。因而除改组内部机构、加强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之外，强化与中共的合作，成为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活动的主要内容。

二、抗战时期重庆的民主党派活动表现出强烈的折衷色彩

任何政治团体的活动特点都深深打上时间空间的烙印。民主党派也不例外。重庆是国民政府战时老巢所在。各民主党派一无政权，二无军队，寄居国府巢穴。“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为争取国民党认可，获得合法地位，各中间党派可谓是委曲求全、煞费苦心，在重庆的活动也表现得小心翼翼。以民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例：他们不仅使用“统一”、“建国”的组织名称来表达与国民政府政策的某种一致。政治面貌也表现的十分温和，强调“党派平等”、“实施宪政”的同时，也提出“反对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合法化”的主张，体现出鲜明的折衷色彩。1941年10月秘密成立后的民盟在《光明报》上发表社论，指出民盟的职责是“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以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

三、从争取虚无的“政治话语权”到扩大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

抗战前期，由于对国府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合法的政党活动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获取合法的政治发言权。需要说明的是，在早期确实取得一些成果：在国民参政会第一界四次会议上，经过各民主党派的激烈讨论、据理力争，终于使参政会作出“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决议。

皖南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排挤中间党派，取消了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资格，并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让民主党派如梦初醒，逐渐意识到政治态度上的折衷和委曲求全，未能换来预期的结果。从而加快了在政治态度上的微妙转变。与中共的合作就是在这一事件以后加快的。

各民主党派在建立联合组织的酝酿过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帮助。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广泛接触，接待来访、出席他们的聚会，分析政治形势，阐明抗日主张，明确表示愿意对他们之间的联合进行协助，大大加快了民盟的创立。民盟成立后不久，位于重庆的民盟中央分别派人到昆明、成都、西安、桂林等地吸纳会员，扩大影响。抗战后期，民盟主要从事宪政活动，通过与中共的密切合作，让民主运动深入群众，并由此扩大自身在群众中的基础。并与中共一道反对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1944年9月，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三次会议上，民盟积极拥护中共代表提出的关于废除国民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4

今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

重要形式。”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对于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形式的伟大创造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上层建筑，总是受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反映各自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政治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实现形式。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选举民主的形式，体现在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表决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选举民主形式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西方的政治实践中却有其固有的缺陷，不能最广泛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往往成为少数有钱人的政治游戏以及少数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的工具。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吸收和借鉴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有益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选举民主；一种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协商民主。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创立和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民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特权，是奴隶主、封建主阶级或资产阶级享有的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批判地继承包括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彻底民主的理想和主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从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多数人的民主，是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精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极探索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形式，创建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还积极探索社会各方面人士民主协商、共谋国是的民主新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的实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得以保留，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从而正式形成了我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形式相辅相成的格局，开辟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创造性继承的产物。不同的文化理念，孕育不同的民主形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始终倡导“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把“和合”视为政治的最高境界，作为国泰民安的基本特征。所谓“和”就是各种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合”就是各种异质因素的相互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与和谐观念。要达到“和合”，就要做到“和而不同”，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差异，既相互碰撞又形成共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实现“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这种“和合”的政治文化传统，并赋予这种“和合”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协商民主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始终存在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的格局，其内部状况正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形式，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趋于多样。同时，香港、澳门回归后，还形成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的局面，等等。进入新世纪，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种多样性还将不断发展。

社会存在差别，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愿望。我们党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在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通过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得以充分体现，从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真正实现。

二、我国协商民主的四种基本实现途径

我国协

商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民主形式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中，贯穿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有四种实现途径，即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合作共事。

协商民主体现在政治协商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就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这种协商有两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比如，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双周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协商座谈会等形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每年都要举行多次协商会，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第二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比如，每年一次的全国政协大会，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与政协委员一起共商国是，政协委员都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参与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更多地体现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具有高层次、高频率、小范围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体现在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协商，两种方式各有特色，互为补充。

协商民主体现在参政议政中，主要是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积极发挥作用。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基本职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参政议政是协商民主中经常的、普遍的、广泛运用的一条途径，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献计出力，同时有利于党和政府的决策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各方面的合理要求，在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加民主和科学。

协商民主体现在民主监督中，主要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民主监督是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中一种独特的监督形式，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方面。具体表现为：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案，通过开展调研、视察活动以及提交提案、举报，通过参加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通过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受聘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邀监察、督查、检查人员，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民主评议等各种方式，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切实开展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的“刚”性监督相比，民主监督属于“柔”性监督，更能体现我国协商民主的特点，更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优势。

协商民主体现在合作共事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在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政协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社会基层单位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合作共事。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吸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各级人民政权和政协组织，让他们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毛泽东同志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大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目前，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党外人士占有适当比例，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在各级政协中，党外人士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政协委员不少于60％，政协常委不少于65％。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在职权范围内与共产党员干部有同等的权力。他们按照分工，列席中共党组会议，参加行政领导，参与有关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参与全局性事务和重大问题的讨论决定，在其分管的工作中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存在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使我国的协商民主最经常、最大量、最普遍地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能够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党外人士的聪明才智，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协商民主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

我国的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其主体涵盖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能够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使社会各群体中的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协商渠道得到系统综合地反映，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时，协商民主的内容十分广泛，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到影响群众具体利益的各项决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比如，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抗击非典、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建议，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建议9万多项，许多建议被党和政府采纳，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蕴含着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社会各界人士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在充分的、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协商讨论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比如，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共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12900多件，立案12300多件。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5030多件，立案4898件。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案4647件；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提案198件；人民团体提案1件；界别、小组提案52件。其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2213件，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提案1441件，政治法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提案1244件，社会各界各方面的愿望和建议得到了充分地包涵和反映，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协商民主坚持民主的多数与少数相统一，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能够最充分地调动社会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各方力量，集中各界智慧，形成强大合力。

有利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协商民主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使得这一民主形式更加真实、有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来，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宪法修改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据统计，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00多次，其中十六大以来就近60次，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就有近20次，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已基本形成制度。比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初稿形成前，中共中央就在征求党内意见的同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初稿形成后，胡锦涛同志又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其中有22条被采纳。又比如，去年8月，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协商会，征求党外人士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此前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很多政协委员也围绕编制“十一五”规划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十届政协首次专题协商会，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了不同专题的协商讨论，广泛听取和采纳各界人士的意见。

四、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

任何民主形式都有一个不断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更加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人们政治参与的意识不断提高，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日益增强，更加需要我们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我国社会更加和谐有序、更加充满活力。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鲜明的特色和蓬勃的生机。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同时，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党的主张和意愿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共识。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协商民主最大的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方面的民主协商、平等议事、同谋共识。只有在民主、和谐、宽松、活跃的良好氛围中，协商民主才能充分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真正成为反映民情、吸纳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必须大力发扬民主的作风，营造宽松的环境，倡导务实的态度，使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讲实话、说真话、道心里话，特别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充分发挥其他民主形式的作用。在我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共同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只有把各种民主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形式，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选举民主等其他民主形式，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使之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地反映和表达，社会各方面的正当要求得到最大限度地落实和满足。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不断推进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与选举民主本身往往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规则和运作程序相比，协商民主相对缺乏“刚性”的规范和要求，“柔性”的特征比较明显。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要求，不断推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并结合形势的发展不断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努力使协商民主这一形式更加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发展人民民主，服务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中国民主选举的看法1 篇5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入人心，民主选举是广大人民群众行使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手段。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复兴事业而愿意付出自己努力的广大党政干部。民主选举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民主选举的发展更需要不断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高中的政治学习让我们了解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体即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民主选举基层领导干部是民主管理的硬件设施”。它直接表达职工群众的意愿，也直接体现职工群众参加民主管理、参与民主决策的行为。就目前来看.民主选举一经试点推开，就已显现了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活力。它首先激励基层领导干部树起“勤政为”的形象，也同时引导有才干的职工群众或一般干部竞争上岗，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看到，民主选举已在激活用人机制、透明基层经营管理发挥基层工作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整个民主选举的工作流程和宣布结果时，其各类文件都需要通过应用写作文体传递出来，因此，我们应该注重个人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由民众投票选举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是迈进现代文明社会的阶梯,是确保人民成为“权力源”,实现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基础,是造就人民公仆的重要机制。民主选举的规范形式是差额选举,让选民“货比三家”;其操作平台是候选人间的公平竞争,让选民择优选择;民主选举的重要保证是维护民选结果的权威性;其组织保证是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

我对中国民主选举的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民主选举是加强基层民主的权利保障和重要手段

从权为民所授的根本出发点看，民主选举是落实民主最直接、最核心的权利保障，是提供权力运行的基础。民主必须落实到选举上，因为选举的目的，是通过大多数人选择最能够表达他们意愿和利益的代表，然后通过这些真正选举产生代表和代议机构去行使监督行政、司法等机构的职权，这也是我国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之意。一个社会民主的国家，不是去限制选民的选择自由，而是尽可能地保证每个选民都能作出自己最理想、最自由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民主的原则是人人平等，而选举中的“一人一票”正是这种民主原则的体现。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却存在许多人为的因素和值得改革或思索的问题。

1、候选人的产生问题。从现行的情况看，人大代表中的领导干部（包括党政领导、企事业单位领导）所占比例过大，来自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或其他社会人士的比例较少，加之又人为地划分在换届选举时要求要有少数民族代表、妇女代表、知识分子代表、归侨代表、民营企业代表等各类代表的比例，把这种代表的身份与代表职能混为一谈，造成代表参政比例的失衡。其实，如不把真正代表民意，有参政能力和充分了解人民群众呼声与利益的人选上来，即使各个阶层都照顾到了，而且比例均等，仍然不能说明就代表人民大多数利益或意愿。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要有若干方面代表人和一定的比例。同时，候选人往往由单位或组织确定而非群众酝酿推举，这种事先确定的候选人往往缺乏群众的了解和认知基础。

2、候选人的差额比例问题。有的确定的差额比例过小甚至没有差额。1979年以后，我国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对人大代表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这种差额的比例人员配置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差额选举，常常中组织上安排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去陪选。2004年修正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2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现在的情况是对正职一般都是初选等额选举，这也符合组织法的规定，就因为在法律规定上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各地实际上都是等额选举，这政治体制改革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是不相符合的。这方面越南走到了我们的前面，2006年4月，越共中央“十大”的选举，不单是规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省部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而且连党的总书记都是差额选举产生。这说明，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伐。

3、选民在选举前不能与候选人见面。没有对话交流和沟通，候选人也不了解选民的意愿和要求，这种选民与代表脱节的现象，造成代表没有自己真正的选民，选民也找不到自己的“代表”，候选人不能向选民介绍自己的情况，而由选举委员会甚至其他组织机构介绍自己的情况，使选民对候选人了解甚少，更谈不上向候选人提出和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造成很多的人大代表在代表会上成了“哑巴”，这样的代表在投票表决时很难说会投上“庄严的一票”。

要实现真正民主，候选人应以自荐为前提。当然，从组织的方式上讲，可以在当地党组织或有关机构的统一安排下，按照有关规则，在一定的范围内如选区进行自荐演说，同时听取选民的意见，使代表与选民有广泛的接触，产生亲近感或责任感。

二、科学划分选区，确立直选的正当性

科学划分选区是落实选举的重要环节。选区的划分就应尽量避免行政化的倾向。应该照顾到选民工作所在地和居住地的关系，兼顾到社会流动人员和长期在外地的农民工等方面的选举权的落实问题，在选举期间，只要居民持有身份证，并经过一定的核查，就应该在其工作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让其参与选举活动。减少委托投票的比例。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总结以往做法的基础上，甚至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重新进行设计，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和修改。

确立直选的正当性。选民直选基层政府领导的探索，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选民直选乡镇长、甚至县长、市长，按宪法人民主权和主权在民的精神，这种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比，直选更显示出更高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应当说是一种民主的进步。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党的意图与人民意志相结合的有机统一。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要在立法的层面上进行考量和确定。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裹足不前，长期等待观望，应在恰当的时候，在时机与条件成熟时，对宪法和地方组

织法的相关条款作相应的修改和规定，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保证公推直选的合法性与可操作性。

三、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各级人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但目前人大代表在权力机关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除了每年参加一次代表大会和地方组织的一、两次视察活动外，代表很少有机会参加活动，更难谈得上发挥参政和监督作用。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有吸收代表旁听常委会会议的规定，但大多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些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随之镇乡的人大主席消失，而街道一级又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使人大工作脱节断档。一些乡镇在村或街道居委会组织代表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方面，搞了代表活动室，定期组织代表参加活动，但这种活动只局限在县、乡一级的代表，市、县或全国人大代表的活动都缺乏载体，活动就更差一些。因此，如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仍值得探索。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很广，方式方法也很多，最直接的就是要把具有国家身份和法律地位与担负人民重托的人大代表作用充分发挥好。首先要提高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和参与决策的能力，如对财政预算的审查能力，改变代表看不懂预算报告的局面，使政府和财政的“钱袋子”权力转移到人大手中，实现权力“归位”。这就要求必须切实加强对人大代表的培训，包括政治思想上的提高，法律基本知识的培训，以及人大代表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要逐步使人大代表职业化，改变现在政府官员中人大代表所占比例偏多的现象。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政治热情，只有在各个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协调和保障，他们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社会主义研究》期刊以及一些网络资源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6

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后说：“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习总书记谈话中提到的富强、民主、文明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层面部署了不同的战略方针，富强、民主、文明分别是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追求的三大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的精神内涵，是已写入党章和国家宪法的党的基本主张及国家发展目标，反映了中国人民寻求民族复兴的心声和愿景，在核心价值观中居于统领地位。“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支撑。“富强、民主、文明”是当下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到十八大，党和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2013年12月23日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24字的核心价值观分为3个层面，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古往今来，富强一直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一度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面对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举起富国强民的旗帜，前仆后继。早期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实行变法图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期望发展实业强国富民。这些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探索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中华民族各阶级人民为实现民族富强的拼搏精神仍值得称赞。随后，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国家富强的目标就被写入了党的报告、大会和各项章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一个独立的新中国是国家富强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富强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

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来，中国的GDP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有16年超过10%，只有3年低于7%。3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4倍，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1年）。至此，我国已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国家富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已经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并逐步向富裕型过渡的阶段，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走向小康水平。1949年以前，我国人民生活毫无保障。现在，我们建立了以免费医疗（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费教育（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养老（城市退休制度和农村集体养老制度）制度为中心的高福利制度。不仅免费，而且医疗、教育等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仅以医疗为例。我国建立了一套富有创意的、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放在预防和消除传染病、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建国后，霍乱很快在我国绝迹。1955年，基本控制了人间鼠疫，1959年，性病基本被消灭。20世纪60年代初，比世界范围早了十余年灭绝天花；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麻疹、乙脑、白喉、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百日咳

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1949年到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这是当时发展中国家难得的成就。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在消费方面，居民消费质量明显提高，吃、穿、住、用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旅游支出在居民日常消费支出的比重中逐年增加。在居民消费水平增加的基础上，我国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不断采取措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在投资、出口方面，2001年11月10日，中国经过15年的努力，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终于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伴随着会议主席的一声槌响，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1986年7月10日，中国向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递交复关申请，1995中国申请入世，2001年9月13日与最后一个谈判对手墨西哥达成协议。15年的谈判复杂且充满变数，最终中方与所有成员就加入世贸组织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正在逐渐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由此将开始真正参与到世界竞争中来。可以说，中国加入直接贸易组织，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取得成就的认可，也是对飞速发展的巨大挑战。

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38700亿美元，对外贸易额在世界中的排名由原来的27位攀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来协调和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新秩序。中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加入世贸组织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大陆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外商投资，外资企业纷纷进驻中国，合资企业不断增加，逐步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民主是实现政治民主、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更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但现实问题是：在一个幅员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里，是无法真正做到让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卢梭曾经说过：“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所以在政治实践和制度层面，国家只能采取一定的形式确保体现多数人的意见，视为选举。然后根据选举的结果来形式一定的机构来执行人民的意志，视为代议。同时为了保障人民意志的执行，产生法律来监督政府的行为。由此可见，主权在民的原则，合法选民的选举，法律的监督是民主政治的三大要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是一个家天下的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无民主可言。五千年的君主专制，为我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留了不可想象的阻碍。直至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系统的提出了三民主义思想：民生、民族、民权，才有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萌芽。虽然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成功，中国也没有实现独立，“三民主义”在某些方面也显得不够成熟，但他对“君权”和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吹响中国人民追求民主政治的号角。对其的不断反思也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缺乏民主建设，封建社会和军阀混战时期不可能实行政治民主。因此，中国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社会主义阶段发展。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建国以来，我党在几代领导人的领导下实现了民主政治的建立、完善、创新发展阶段。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探索时期，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得中国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形成和丰富了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他一再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去,坚

持一切依靠群众,由群众监督政府等等。中共八大报告第一次用党的文献形式确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主政治方针。

建国后，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化进程开端是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国之初，由于各方面条件不够成熟，并没有实现全国普选，因此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此后，经过几年的过渡，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普选，实现了自下而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这部宪法保证了人民的权利。遗憾的是，在1957年以后，经历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中国民主政治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民主政治的进程也缓慢下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发展完善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建设高度民主目标的思想，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只有建立了高度的民主，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才能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

速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上正式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加强了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重视和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发展了基层民主，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趋完善等。此后，党的十四大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十六大把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些举措都加快了我国建构既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体制的进程。

民主政治的建设离不开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八十年代后，中国开始建立法治社会，律师数量急剧增加；1989年4月，通过《行政诉讼法》；基层官员开始直接选举而不是以前的上级任命；2003年通过了《行政许可法》，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通过《物权法》。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1982年宪法突出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从1954年宪法第三章改为第二章，放在更加显著的位置。2004年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成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

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

坚持民族平等、实现人民自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2%，其他55个民族占8%。国家一贯重视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宪法对少数民族的事务和权利作了更详细的规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自治机关既有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少数民族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权利，一直受到特殊照顾，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每届均大大高于占全国总人口8%的比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各民族人民共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体来看，中国的民主发展是较快也较平稳的，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近百年的民主建设任务，虽然中国在民主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有效地顺应了经济发展要求和人民民主意识提升带来的民主权利需求的。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

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汉字文化、四大发明、丝绸之路等这些印记着中华文化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先后提出了文化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遵循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原则，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创新内容、形式和手段，促进了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当今世界形势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迫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得以复苏，而且走上繁荣发展之路。中国终于实现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夙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注重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西部教育。在先进科技方面，科学人员勇攀科技高峰。神州系列飞船和探月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新水平。同时，科技界也正在完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编制，确立了未来十几年内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在文化建设方面，电视文艺大放异彩，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全国老百姓的“文化年夜饭”。《于无声处》、《丝路花雨》、《人到中年》，一部部作品笔力扛鼎。《渴望》、《四世同堂》、《周恩来》【补充更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等作品呈现出一个伟大时代厚重而细腻的文学艺术质地。体育事业发展迅速，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成功申请举办2020年冬季奥运会。在中国体育事业强劲发展的背后，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人民身体素质明显提高，我们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道路上，我们要把握好方向，在加强文化建设的同时注重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1949年，毛泽东签署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新方向。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清除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借鉴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创造适应新时代群众需要的新文化，为文化事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我们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摆到了突出位置，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对进一步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要求。结合时代发展要求，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西柏坡精神，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新时期的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我们不断丰富着伟大的民族精神。

当下，《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施，使得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深入人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制定顺应时代要求，全社会都在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尽力尽责；从孔繁森、李润五到任长霞„„一大批典型人物为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民族精神空前振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开遍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以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和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窗口”创建为标志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展。“村村通”、“手拉手”、“心连心”、“三下乡”、“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百县千乡文化工程”等等，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文化建设的步伐；“五个一工程”、国家图书奖，弘扬主旋律，体现多样化。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323卷《世界文学名著》等大批图书精品相继推出，标志着我国出版的新水平；随着“扫黄打非”斗争的深入，图书音像市场监管更加有力，非法音像出版物受到了沉重打击，出版音像制品得到了有效保护„„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了文化艺术的更大繁荣。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繁花竞秀：舞剧《红梅赞》、歌剧《苍原》、京剧《华子良》等以铿锵的锣鼓和飞扬的旋律，一次次重燃人们的激情；电视剧《长征》、《延安颂》、《省委书记》，电影《生死抉择》、《郑培民》、《张思德》等跨越时空，声情并茂唱响时代主旋律；小说《中国制造》、《国家干部》等文学创作笔走惊雷，气势磅礴，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新世纪新

阶段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

文化体制改革也加速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6个大型文化项目都已落成。近几年的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群众文化生活条件大力改善，先进文化的传播有了坚实的物质载体。如今无论穿行于城市还是乡村，鳞次栉比的文化建筑塑造着泱泱大国的文化形象。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7

一、“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理念

中国式民主创造性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本思想, 孟子讲“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充分注重“民”的地位和重要性, 但说到底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方法上是以“管”来“治”, 在政治理念上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有本质区别。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 人民群众创造一切, 人民群众是任何政权的基础, 只有坚持维护人民的利益,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民主专政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人民不再为统治阶级服务, 而是政府为人民服务, 由人民来行使最大的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民有发言权, 这样, 人民群众在社会的建设中的积极性, 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社会生活中的要求, 在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上当家作主, 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就是以人为本。

坚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 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和人民是鱼水关系, 党永远要站在人民的一边, 为人民的利益诉求服务。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以保障人民利益为根本方向, 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 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式民主的价值理念。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就是中国式民主理念的外在表现。

二、中国式民主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民主的路径选择是以党内民主为主体来推动基层民主和社会民主, 从而实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统一。中国式民主政治经历了一个优化过程。从最初的探索到逐渐完善, 每一步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式民主从未放弃过民主政治建设, 执政党的政治追求与人民的生活追求是相一致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当前中国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在探索中不断进行民主形式创新。如村民直接选举、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等, 使中国式民主的形式多样化。

目前我国最基本的民主形式主要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在我国早就存在, 我国政治制度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协商民主特征。作为一种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下的包容力, 比如, 我国采用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遵照政治协商原则共同协商社会问题;在社会层面, 各政府部门采取的听证会制度, 充分尊重人权, 体现了政治上的公开、公正、公平;在社会网络中, 人民群众利用网络交互平台相互沟通也是一种协商民主;在社区层面, 可以发展小区居民协商民主。现代通讯设备的便利为民主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比如手机微信, 网站等,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的发布言论, 提出观点, 进行交流和互动。现代技术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化民主提供了可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源头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说明了民主对于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代表制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设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架构, 实行党内代表大会制度、党员的民主生活制度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来实践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道路上做出表率, 从发展党内民主开始来带动人民民主的实现。所以说, 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路径选择, 也是长期实践检验的结果。

近年来, 中国共产党努力发展党内民主, 并取得显著成效。党内民主为人民民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示范的作用。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能够使人民民主的基础更为坚实。在完善党内民主基础上, 扩大基层民主, 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打牢基础, 逐层推进, 从基层起步, 逐级而上, 扩大中国式民主的范围, 实现全国范围内各个阶层的真正民主。邓小平说过:“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 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 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中国式民主, 就是要逐级下放权力, 权力由人民来行使, 这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一切民主形式的探索都是为了实现民主政治, 这是中国政治建设的追求和共产党的执政结果。民主政治需要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 坚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才能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师泽生, 李猛.参与民主:中国的实践[J].探索, 2011 (05) .

[2]卢瑾.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J].学术探索, 2011 (02) .

[3]陈炳辉, 王菁.试析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理论[J].江淮论坛, 2010 (02) .

[4]于海青.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理论评析[J].国外社会科学, 2009 (04) .

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篇8

关键词：基层民主：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D02—2589(2009)05—0065—02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管理层次较多，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心在基层，基层民主同保证人民合法权益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以民主选举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出现了“民主困境”，即政治参与要求的高涨与政治制度化水平偏低之间的矛盾。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是指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通过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对协商的主题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路径。

一、从温岭市泽国镇的民主恳谈制谈起

从2001年初到2003年，温岭市委将民主恳谈制引入基层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并以市委文件的形式将民主恳谈会的议题范围、参加对象、基本程序以及实施和监督环节进行明确规定，同时将民主恳谈会召开次数和绩效列入政绩考核，在镇级、村级和企业三个层面广泛推开。以泽国镇的镇级民主恳谈为例，具体的程序设计是：

1，镇党委、人大、政府、各种社会团体、群众都可以向政府提交召开民主恳谈会的议题，镇党政、人大联席会议确定恳谈主题。

2，镇政府办公室负责恳谈会的准备工作，并在一周前进行公告。主要是民意代表的确定，采取随机抽样方式以便保证公正性，并且在大会前10天，向这些民意代表送发了30个项目的说明材料和由专家组提供的中立、公正的项目介绍。

3，召开民主恳谈会时，先由镇领导向与会者报告恳谈内容和注意事项，然后所有与会者围绕主题平等对话、自由发言，所有意见发言均记录在案。

4，镇党政班子集体研究所有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将最后的决定向社会公布，涉及重大公共事项提交人大表决；民主恳谈会的决定由镇政府组织实施，镇党委、人大负责监督实施并征求反馈意见。

民主恳谈会的主要特点是“城乡居民出题目，党委政府抓落实”，恳谈的议题设定比较宽泛，主要给群众提供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强调平等对话，群众带着问题和疑虑而来。心情舒坦尽兴而归。对于群众提的意见，实施挂牌销号制度，处理一件，销号一件。

二、协商民主的突破

1，协商：矫正自由民主的不足。协商过程不是政治讨价还价或契约性市场交易形式，而是公共利益责任支配的程序。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协商过程是对当代自由民主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矫正。因为个人自由和自治是自由社会的核心要素，所以，尊重、理解对共同体生活普遍关怀的需求是对自由民主加以平衡的需要。缺少这种平衡关系，自由民主就存在着被试图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福利而不考虑后果的狭隘个人主义削弱的危险。

2，协商：多元权力主体间有效、稳妥的博弈方式。在任何国家内部，必然存在着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合体。协商民主，它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鼓励更多公民参与决策、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使其具备了正式的参与和协商特征。在西方地方民主政治实践中，就立法和决策举行听证会、商谈会、议事会等协商机制已经在不同区域成功地运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并已经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鼓励并扩大公民参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尊重理性、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多元分歧基础上的一致越来越多地成为地方政治实践的选择。

3，协商：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首先，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政治讨论包容所有的人，没有人具有超越任何其他人的优先性。协商民主政治的程序自由和平等价值，意味着公民不仅应该有平等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也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影响力的权利。其次，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协商过程的实质性特征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再则，形成决策的过程是将说服而非强制看作是政治的核心。参与者应该在获得最具说服力信息的基础上修改自己的建议，并接受对其建议的批判性审视。

4，协商：制约行政权力的膨胀。20世纪以来，行政机构的权力或者说官僚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协商民主论者认为。控制官僚自由裁量权的恰当途径是施行协商民主，实行协商的民主立法形式，只有协商形式才能规范、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因为真正的公共行政需要在讨论和决策中把公开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最大化，所有政策协商的参与者都有确定问题、争论证据和形成议程的同等机会，协商过程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协商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

三、我国发展基层协商式民主的有利因素

1，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公民的民主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而市场经济是以平等、协商、契约为主要特征的。人们对经济上契约行为的认同势必会影响到政治社会领域。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构造了一个社会资源自由流动的空间，具有独立利益和主体意识的多元利益群体在市场化中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又从社会层面推动以平等自治为理念的契约关系的建构，培育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的高涨又成为协商民主治理新政发展的社会动力。

2，我国现代史的发展有利于协商性特质的政治形态的形成。以统一战线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是在反帝、反封建及反官僚资本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发展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力量从“联合革命”到“协商建国”再到“合作治国”的内在逻辑。早在“中共二大”就以决议形式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思想，计划组织“民主主义的大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各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3，地方民主實践的锻炼提高了公民的政治素质。无论是城乡社区的自治管理，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的民主管理，还是农村的村民自治，不仅使中国普通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更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参与政治，如何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政治参与。民主不仅需要热情，而且更需要程序和规则。通过地方民主不断的实践和示范，中国人民正逐步掌握政策生活的程序、规则以及必要的技巧。这对于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中国，特别是对于缺乏制度化参与习惯的中国农民，以及对于我们在农村地区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目标来说，都是极其可贵。

4，党对发展基层民主的高度重視。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就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建设。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城乡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并要求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四、关于发展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思考

1，协商主体的主体平等性有待保证。玛莎·麦科伊曾说过：“对我们来说，最富吸引力的民主理想是，为每个作为公民而不是作为具有同样利益和思想的人提供超越不同社会背景和从属关系的连续的、结构性的机会。在这种面对面的背景中，不仅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而且每个人都有在与行为和直接相关的包容性、多样的解决问题的对话中利用发言权。”协商民主强调的是协商主体的主体平等性，以此来保证共同体中的公民都能够在确定议程和决策阶段拥有获得平等参与的机会，具有实质性的平等的影响机会，使最后达成的协议不是依赖于社会资源多少或政治权力的大小，而是依赖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更好观点的力量”。这就有需要国家完善相应的法律、程序、规则来实现。

2，协商民主的程序有待建设与规范。协商民主的程序化，不仅是协商效率提高的保证，也是协商结果公正的必要条件。以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在议题的确定上，由于议题和议程多由民主恳谈的组织者来确定，容易受到组织者喜好的影响，这使得民主恳谈会议题的确定不具有稳定性。

3，协商民主的民意代表性有待提高。协商民主追求平等、自由，原则上是让政治共同体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与机会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协商活动，提出他们自身的观点，并与其他观点相异者进行平等的沟通与辩论，必要时自觉自愿地调整自己的偏好，修改自己的观点，以至最后心悦诚服地接受最终的协商结果。但据了解，目前在温岭参加民主恳谈会人选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自愿参加，二是随机抽选。有些民主恳谈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真正的利益相关方没有与会，或者只有利益相关方与会、缺乏客观中立的第三方。

4，信息网络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力量有待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将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协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信息的对称性。而现代信息传输网络的繁荣的发展，可以使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构建起双向、多层、畅通的信息传输路径，为政策信息的传递、交流和沟通提供了极其便捷、迅速的通道。另外，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首先可以让协商主体对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保证了协商主体的知情权；其次借助媒体将有助于协商过程的公正、公开、透明；再次媒体还有助于对协商结果的跟踪和反馈。另外，借助媒体还有利于成功经验的迅速推广。

这么便宜?因为它不必缴纳国家17％的增值税、销售税，不用花大价钱研发产品；因为它是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把别人产品改头换面地组装拼凑一番。甚至有人疾愤不平：“在‘山寨帮’的集体狂欢中，是市场的混乱与沦丧，是国家合法税收被商贩抢劫。”山寨文化“混淆了公众的价值判断，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了。中国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传统，你的就是我的，行‘拿来主义’。”还有网友指出，山寨文化的核心是“简单效仿、小偷小摸和強取豪夺”。山寨文化的泛滥与其说是对草根创新精神的标榜和昭彰，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的裸露与讽刺。更有网友直言，山寨文化是一种“自由的、自利的、自私的亚文化”。

中立方：自由发展，自生自灭。在正反双方博弈中，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从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低俗文化，一直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高雅文化的对立存在，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应该利用文化权力打压谁。宽容一点，我们还会发现，许多看似低俗的大众文化背后，其实蕴藏着丰富的民间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有时会让人吃惊。当然，山寨文化产品如果涉嫌侵权抄袭，自有法律予以规范。但抡着捍卫文化的大旗去喊打喊杀，不合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在批判山寨文化低级趣味之后说：“人不可能一直崇高，也不可能一直恶搞，因此，社会上主流文化和山寨文化并存的现象是正常的，山寨文化让我们的表达方式更真实，也更多样化了。”对山寨文化是封杀还是宽容，目前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山寨产品的出现给市场规范和行业监管带来一定麻烦，但它也符合一些消费者需求，而且在“山寨现象”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如果一棍子打死，将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一方面应加强“山寨产品”的管理，严防违法山寨产品；另一方面也可考虑让山寨产品接受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让其自由发展，自生自灭。

是耶?非耶?关于山寨文化的争论可能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山寨文化如今已经登堂入室，成为一个需要所有人去正视、去思考的问题。

规范运行“山寨”也要有底线

对山寨文化的解读，有一个现象非常耐人寻味，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分歧。传统媒体对山寨文化所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山寨文化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强盗文化的替身，山寨文化不能给山寨产品披上华丽的外衣让其招摇过市。然而，网络媒体却将山寨文化赋予了“挑战文化霸权、消解各种强权”的含义……由此可以断定：网络是山寨文化的发现者和培育基地，而传统媒体则是山寨文化的终结者。面临着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尴尬处境，山寨文化下一步不知该往何处去?

然而，有专家指出，山寨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有底线，没有底线的山寨文化是不好玩的。这个底线，就是法律。应该说，当前的山寨乱象丛生，山寨产品的质量问题一直是社会担心的问题，有些山寨的产品直接危害到消费者的人生安全。据报道，四川省成都市一居民，购买了一台山寨热水器，洗澡时突然发生爆炸，房顶被炸出一个窟窿，该居民被严重烧伤。因此，山寨的乱象丛生亟待规范。但是，由谁来规范?怎么规范?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既然山寨已经建立，政府的有关部门就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因势利导，严格规范山寨的行为、路径，依法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山寨文化在中国百花园中确立一席之地，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真正的“山寨时代”尚未到来，因为山寨今后的路还很长，而且还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