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原文和翻译

《汉书》的原文和翻译（共8篇）

《汉书》的原文和翻译 篇1

原文：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太守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初，军从济南步入关，关吏予繻①。军曰：“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②，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③，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专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偃巡封城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藏，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偃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偃穷诎。当发使匈奴，军自请曰：“军无横草④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驽下不习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单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窃不胜愤懑。”上奇军对，擢为谏议大夫。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曰：“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越相吕嘉不期内属，发兵攻杀其王及汉使者，皆死。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

译文：

《汉书》的原文和翻译 篇2

“对一个译者来说, 译一个词, 不仅要正确地把词义译出, 而且要把这词所具有的特色、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褒贬的态度和正反的说法, 不温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体现。”黄邦杰先生的这句话是建立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基础上的一句经验总结, 很精辟。我们通过字典, 通过所学的语法知识了解的字词含义,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含义, 可以说是对字词本身的一种表面理解。然而语言是活生生的, 只有了解了字词在实际情况下的具体意义, 才可以说是真正地理解了字词。

我们来看下面这句话: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理解是翻译的基础, 在理解时, 译者必须注意分析原文中的每一个细节, 即使小到冠词也不能疏忽。在这里“a word”指的是一个词“the word”指的是最恰当的那个词, 因而, 我们不妨把这句话翻成:我从来不愁找不到一个词来表达思想, 而皮特则从来不愁找不出最恰当的那个词来。

再看看下面这个句子:He was a fool for danger.这句话我们如果逐字直译, 将会使译文生硬晦涩, 让读者一头雾水。“a fool for danger”字典里找不出对应的解释,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复阅读原文, 根据理解对词的意义进行处理。“一个傻瓜, 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我们不妨借用中文里的一个俗语来形象地传达原句的意和情: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文学翻译中要做到绝对的“信”, 是比较难的。因为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内涵、思维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异, 很难做到翻译完全对等。我们只有通过反复阅读原文, 根据字面形象去揣测作者的心思, 理解原文字、词、句的深层内涵, 并把信息传递给译者, 才能使译语读者准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直译, 字当句对地翻译, 容易让译文读者一头雾水, 不知所云。

二、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

“假如译词而不译意的话, 那只能算是翻译了一半, 所以说一加一还是等于一。如果翻译了原文的意思那才可以算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不但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还传达了原文内容所有、字面所无的意味那就是一加以等于三了。”王佐良先生也曾指出“翻译时当一切照原作, 雅俗如之, 深浅如之, 口气如之, 文体如之”。这些名家名言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那就是在文学翻译中, 除了要译准原文的字词, 还要力图再现原文的风格和意蕴。一般性翻译, 只要译文准确、通顺, 大抵就说得过去了,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却高得多, 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 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 否则就没有尽到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们来看一些例句:

(1) Is it necessary to shout?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英语句子, 我们很可能会把它译成“有必要大喊大叫吗?”似乎这样译也很忠实通顺, 然而在原文的情境中说话人是用一种非常含蓄委婉的口气在说话, 不愿意或不敢张扬事态, 想好言好语同听话人交流。这样一来, 译成“有必要大喊大叫吗?”就有责备听话人的语气在里面了, 不太合适。我们来看看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是怎么翻译的吧:说话就说话, 非得叫唤不可吗?

(2) What the devil use would they be to Pickering?这句话很俗, 译文当然不能雅, 否则就有失原文的味道了。“皮克林要它作什么屁用?”杨宪益先生的这个译文就很传神。

(3) 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这句话中“Home”“Home”“Homely”三个词形, 音相同或相似, 那我们如何在翻译时把这种精妙的韵味表达出来呢, 且看刘炳善教授是如何处理的:家虽不佳仍是家。“家”“佳”“家”三字绝好地和原文中的三个词形成映照。

文学翻译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要很好地理解原文, 除了上述语言层面的要求, 还必须具备相关话题的历史、地理、社会等背景知识, 否则就难以完全看懂全文, 建立在一知半解基础上的翻译又如何能准确地将原文信息传递给译文读者呢?意思尚没有准确传达, 风格意蕴就更是空中楼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 准确理解原文应该是文学翻译的第一要务。

摘要：一般性翻译, 只要译文准确、通顺, 大抵就说得过去了,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却高得多, 译文除了准确、通顺外, 还必须传达出原文语言上的文学味。本文通过举例, 谈谈如何在文学翻译中理解英语原文的字词, 表达原文的韵味。

关键词：文学翻译,理解,表达,文学味

参考文献

[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C].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后汉书·志·天文下原文以及翻译 篇3

作者：范晔

桓三十八 灵二十 献九 陨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二年二月辛卯，荧惑行在舆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门，留十五日，出端门。丙申，荧惑入东井。八月己亥，镇星犯舆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长五尺，见天市中，东南指，色黄白，九月戊辰不见。荧惑犯舆鬼为死丧，质星为戮臣，入太微为乱臣。镇星犯舆鬼为丧。彗星见天市中为贵人。至和平元年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骄乱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昼见。永兴二年闰月丁酉，太白昼见。时，上幸后宫采女邓猛，明年，封猛兄演为南顿侯。后四岁，梁皇后崩，梁冀被诛，猛立为皇后，恩宠甚盛。

永寿元年三月丙申，镇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门。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门。八月己巳，荧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门。太微，天子廷也。镇星为贵臣妃后，逆行为匿谋。辰星入太微为大水，一曰后宫有忧。是岁雒水溢至津门，南阳大水。荧惑留入太微中，又为乱臣。是时梁氏专政。九月己酉，昼有流星长二尺所，色黄白。癸巳，荧惑犯岁星，为奸臣谋，大将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见。辰星为水，为兵，为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轩辕大星，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荧惑入东井口中，为大臣有诛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二年七月，懿献皇后以忧死。大将军梁冀使太仓令秦宫刺杀议郎邴尊，又欲杀邓后母宣。事觉，桓帝收冀及妻寿襄城君印绶，皆自杀。诛诸梁及孙氏宗族，或徙边。是其应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五月辛酉，客星在营室，稍顺行，生芒长五尺所，至心一度，转为彗。荧惑犯舆鬼质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肃坐蛮夷贼攻盗郡县，取财物一亿以上，入府取铜虎符，肃背敌走，不救城郭;又临黎阳竭者燕乔坐赃，重泉令彭良杀无辜，皆弃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谦坐赃，下狱死。客星在营室至心作彗，为大丧。后四年，邓后以忧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昼见。是时，邓后家贵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岁星。八月庚戌，荧惑犯舆鬼质星。庚申，岁星犯轩辕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荧惑犯轩辕第二星。辰星犯岁星为兵。荧惑犯质星有戮臣。岁星犯轩辕为女主忧。太白犯房北星为后宫。其八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胜弟中常侍上蔡侯C369、北乡侯党皆自杀。癸亥，皇后邓氏坐执左道废，迁于桐宫死，宗亲侍中B036阳侯邓康、河南尹邓万、越骑校尉邓弼、虎贲中郎将安阳侯邓会、侍中监羽林左骑邓德、右骑邓寿、昆阳侯邓统、BF 73阳侯邓秉、议郎邓循皆系暴室，万、会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为贼所拘略，桂阳太守任胤背敌走，皆弃市，荧惑犯舆鬼质星之应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舆鬼质星。壬午，荧惑入太微右执法。闰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岁星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午，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九年正月壬辰，岁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门。六月壬戌，太白行人舆鬼。七月乙未，荧惑行舆鬼中，犯质星。九月辛亥，荧惑入太微西门，积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荧惑逆行入太微东门，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门。七月丙戌，太白昼见经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舆鬼质星有戮臣。荧惑入太微为贼臣。太白犯心前星为兵丧。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将相有诛者。岁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为人主。太白、荧惑入舆鬼，皆为死丧，又犯质星为戮臣。荧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为人主。太白昼见经天为兵，忧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刘质、南阳太守成瑨皆坐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为贼所拘，尚书郎孟珰坐受金漏言，皆弃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荧惑留守太微之应也。

孝灵帝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大臣伏诛。其八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谋欲尽诛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史朱瑀觉之，矫制杀蕃、武等，家属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占曰：“荧惑所守为兵乱。”斗为吴，其十一月，会稽贼许昭聚众自称大将军，昭父生为越王，攻破郡县。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宫，蛇行，有首尾无身，赤色，有光、B058垣墙。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气如一匹练，冲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为上将贵相。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六年，司徒刘B060为中常侍曹节所谮，下狱死。白气冲北斗为大战，明年冬，扬州刺史臧B857、丹阳太守陈寅，攻盗贼苴康，斩首数千级。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轩辕第二星，东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长数尺，稍长至五六丈，赤色，经历十余宿，八十余日，乃消于天菀中。流星为贵使，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流星从轩辕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伐杀也。至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上遣中郎将皇甫嵩、朱俊等征之，斩首十万余级。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至初平元年，献帝迁都长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东行至于张乃去。张为周地，彗星犯之为兵乱。后四年，京都大发兵击黄巾贼。

五年四月，荧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东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余日而消。十月，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相去各五六寸，如连珠。占曰：“荧惑在太微为乱臣。”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孙璋等，并为奸乱。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为丧。虚，齐地。明年，琅邪王据薨。

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后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中平六年，官车晏驾，大将军何进令司隶校尉袁绍私募兵千余人，阴D266雒阳城外，窃呼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至京都，共诛中官，对战南、北宫阙下，死者数千人，燔烧宫室，迁都西京。及司徒王允与将军吕布诛卓， 卓部曲将郭汜、李C765旋兵攻长安，公卿百官吏民战死者且万人。天下之乱，皆自内发。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占曰：“为兵。”至六年，司隶校尉袁绍诛灭中官，大将军部曲将吴匡攻杀车骑将军何苗，死者数千人。

三年四月，荧惑逆行守心后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后星。占曰：“为大丧。”后三年而灵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宫，后三出，六十余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贯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宫，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为贵人丧。”明年四月，宫车晏驾。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长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触宦者星，色白，长二三丈，后尾再屈，食顷乃灭，状似枉矢。占曰：“枉矢流发，其宫射，所谓矢当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谋尽诛中官，中官觉，于省中杀进：俱两破灭，天下由此遂大坏乱。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将军何进于省中为诸黄门所杀。己巳，车骑将军何苗为进部曲将吴匡所杀。

孝献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见，则王征伐四方。”其后丞相曹公征讨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两角间，东北行入天市中而灭。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是时上在长安，后二年东迁，明年七月，至雒阳，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许。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时袁绍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绍军为曹公所破。七年夏，绍死，后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井舆鬼，入轩辕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后魏文帝受禅。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荆州分也，时荆州牧刘表据荆州，益州从事周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将伐荆州，琮惧，举军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诸侯。周群以为西方专据土地者，皆将失土。是时益州牧刘璋据益州，汉中太守张鲁别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宗建别据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将击凉州。十九年，获宗建，韩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汉中，鲁降。

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余日。占曰：“岁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夕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后妃、太微，锋炎指帝坐。占曰：“除旧布新之象也。”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陨石陈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传曰陨星也。董仲舒以为从高反下之象。或以为庶人惟星，陨，民困之象也。

《汉书》的原文和翻译 篇4

任延字长孙。更始元年，拜会稽都尉。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敬待以师友之礼 。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

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太末，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掾吏曰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伯夷之节。都尉扫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苌乃乘辇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遂署议曹祭酒。苌寻病卒，延自临殡，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贤大夫争往宦焉。

建武初，诏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

拜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郡遂有儒雅之士。

后坐擅诛羌不先上，左转召陵令。

(选自《后汉书任延传》)

5、下列对加线的字词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修书记，致医药 致：送去

B.吏使相望于道 相望：相互看望

C.遂署议曹祭酒 署：暂任

D.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 暴害：残暴凶恶

6、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都表现任延造福于民的一组是( )(3分)

①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②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③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④履正奉公，臣子之节。⑤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⑥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

A.①②⑥ B.②⑤⑥ C.③④⑤ D.①③④

7.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任延就任会稽尉后，总是聘请那些品行高尚的人，救济家庭贫穷的属官，勉励那些孝敬老人的人，可见，任延自己就是个“躬德履义”之人。

B.任延认为龙丘先生有伯夷一般的节操，所以非常尊重他，可是龙丘为官不久就因病去世，任延很气愤，于是连续三天不去上朝。

C.任延到任九真后，发现这里的.人们靠打猎为生，常常搞到生活贫困。于是，教他们开垦荒地，终于使当地百姓富足。

D.任延胆敢当面否定皇帝告诫他的要好好侍奉上级的话，不过皇帝还是肯定了任延的观点。

8.翻译文言文中的画线句。(9分)

①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

②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

③后坐擅诛羌不先上，左转召陵令。

参考答案

5.B(连绵不断)

6.A

7.B(不是感到气愤，而是表示悲伤与哀悼)

8.(见译文)

参考译文

任延，字长孙。 更始元年，被任命为会稽都尉。会稽以人才众多而著称。任延到任，都聘请品行高尚的人，以对待老师和朋友的礼节尊敬地对待他们。对于贫穷的属官，总是分出自己的俸禄来救济他们。每次视察属县，总是派人慰问勉励孝子，招待他们吃饭。

吴地有位龙丘苌，隐居在太末。王莽时，四辅和三公连续征召他，但他不愿前去。属官汇报建议任延征召他。任延说：“龙丘先生亲自实行道德大义，有伯夷一般的节操。都尉为他洒扫院门，尚且担心让他感到羞辱，征召他是不可以的。”派功曹拿自己的名贴前去拜访，任延写了书牍，派人送去医药，前往的官吏使者在路上连绵不断。一年以后，龙丘苌就乘车来到任延的官府拜见，希望在有生之日被录用任职。最终请他暂任议曹祭酒。龙丘苌不久因病去世，任延亲自前去灵前祭祀，三日没有升堂办公。因此郡中贤能的士人都积极入仕了。

建武初年，皇帝征召他任九真太守。九真太守民众习惯以打猎为业，不懂得用牛耕种，民众常常到交耻去买粮，常常导致生活贫困。任延于是下令铸造农具，教他们开垦田地。田地一年年开垦多了，百姓富足。

他被任命为武威太守，皇帝亲自召见，告诫他说：“好好侍俸上级长官，不要失掉好的名声。”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不利己，利己不忠臣。行正奉公，是臣子的节操。上级、下级人云亦云，对陛下不是好事，至于好好侍奉上级长官，臣不收接受旨意。“皇帝感慨地说：“你的话是对的。”

到武威之后，当时带兵的长史田绀，是郡里的大宗族，他的子侄门客为人残暴凶恶。任延将男绀逮捕办禁，田绀父子与门客被依法处死的有五六人。田绀的小儿子田尚就聚集了流氓几百人。自称为将军。夜里来攻打郡城，任延立即出兵击败了他们，从此威镇境内，官吏、民众都很敬畏他。

任延又建立了学校，设立了主管的学官，从属官吏的子孙，都令人上学读书，武威郡才有了有学问的儒生。

《汉书》的原文和翻译 篇5

原文：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为太守陈宠功曹，当职割断，不避豪右。宠风声大行，入为大司农。和帝问曰：“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谭显拾遗补阔，臣奉宣诏书而己。”帝大悦，涣由此显名。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在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后坐考妖言不实论。岁余，征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擿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酸以千数。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盘案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抄，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自涣卒后，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称职。永和中，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峻擢用文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一岁断狱，不过数十。威风猛于涣，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终于太山太守。(节选自《后汉书·王涣传》)

译文：

《汉书》的原文和翻译 篇6

一、司马迁与班固生平经历、写作背景的比较

1. 司马迁与班固的生平经历比较

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记载, 最重要的当属《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世家, 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 在父亲的长期培养和教育之下, 司马迁继承父业、研究历史的思想才逐渐明确起来。良好的家学熏陶, 是司马迁得以编纂《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 司马迁因替李陵说情而惨遭宫刑, 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大转折, 他在生与死, 荣与辱的抉择中承受了痛苦的煎熬, 最终悟出了“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的道理, 从此发愤著书。《史记》的编撰是他的精神支柱, 给予他心灵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 这也是《史记》最终写就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班固的生平经历与司马迁是很相近的。首先, 班固的家学渊源与司马迁相比,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固的家世给了他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雄厚的基础, 使其在早年时饱览群书, 为日后《汉书》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父班彪对《史记》深有研究, 在肯定了司马迁“良史之才”的同时, 指出了《史记》的粗疏之处, 亲作《史纪后传》, 这对班固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再者, 班固一生追求功名, 相较于司马迁, 他更重视于兴汉爱国与合乎儒家道德的功利。他为窦宪出征匈奴写下了《封燕然山铭》, 但不久祸从天降———他因窦宪谋逆案而受到牵连, 身陷囹圄, 不久便卒于狱中, 去世时仍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 经后人修撰才终成《汉书》。

总体说来, 司马迁与班固都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 且《史记》《汉书》二史的完成, 凝聚着父子二人乃至两个家庭的巨大心血。司马迁与班固都曾因受到他人牵连而入狱, 都曾忍受过无边的苦难与寂寞, 这点大概也是古今有所成就之人所必经的道路罢。

2. 司马迁与班固的写作背景比较

司马迁与班固同为两汉时期的重要史学家, 但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氛围却不尽相同, 因而成书的环境是有所差异的。

司马迁处于西汉时期, 《史记》诞生于汉武帝时期。西汉经过高帝、惠帝、文帝、景帝四代帝王的治理后, 经济有所发展, 政治日益稳固, 如此必然促进文化学术领域的繁荣兴盛。第一, 汉武帝为计久安, 巩固西汉王朝统治, 有能力也有需要“通观古今”, 以说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发展的必然性, 故司马迁编写《史记》乃是应时而生。第二, 武帝一朝气象宏伟、文化昌盛, 为司马迁提供了良好的修史条件。汉武帝的专制有别于秦始皇, 他能容下臣子的直言进谏, 也重视修史, 曾下令:“天下计书, 先上太史公, 副上丞相, 序事如古春秋。”[1]司马迁也曾言:“百年之间,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2]正因如此, 司马迁才阅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在《春秋》《尚书》《左传》等史书的基础之上, 做到“通古今之变”, 写就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著。第三, 武帝后期开始横征暴敛、滥用民力, 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为他“原始察综、见盛观衰”的写作方法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司马迁于盛世之中看到了倾颓之象, 心中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因此《史记》的内容多呈现出既尊汉又批汉的矛盾特点。

班固则处于东汉时期, 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之后, 政局比较稳定, 专制主义的根基日渐稳固, 发展较为稳定;后来逐渐转入由外戚和宦官当政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此时, 班固编写《汉书》也就需要因时而变, 更多着眼于当下面临的各种实践难题而非“追溯远古”了。另外, 这一时期, 神化王权的思想日渐浓厚, 国史的修撰必须置于天子的诏令下。班固作史, 大部分情况下是在明、章二帝的“特别关照”下进行的, 帝王不时过问其事, 且对修史有过明确表态, 即只能颂扬汉德, 不能贬损当世[3]158。这种历史氛围, 使得班固在编写《汉书》时, 讲究“汉承尧运”, 强调“天命所归”, 也就是说, 班固要通过历史说教来维护皇朝统治, 这点与司马迁显然有相异之处, 但这究竟是班固自己情愿效力于皇权, 还是他迫于时局的无奈之举, 我们不能擅作断言, 但笔者更愿意相信: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史官, 班固很想秉承自己的实录精神, 至于《汉书》中所表现的神意史观, 或许并非是他的初衷。

二.《史记》与《汉书》在体例与内容上的比较

1.《史记》与《汉书》在体例上的不同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其“纪传体”与“通史”两方面, 可分开来讲, 先说其“通史”的一方面:《史记》记载着上自传说中的黄帝, 下至汉武帝晚期近3000年的历史, 是我国第一部条理清晰, 内容丰富的通史。再看“纪传体”的一面:《史记》“勒成一书, 分为五体”, [4]130篇中, 分为本纪十二, 世家三十, 列传七十, 表十, 书八。五体中, 居于中心地位的还是本纪、世家和列传, 此三者系同一种文体, 均属纪传体性质。这种以人物为中心来叙述历史的史书编纂体例称为纪传体。从体裁来看, 有的前人已经用过, 并不全是司马迁的首创, 但是, 能把这五种体裁有意识地配合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司马迁乃是第一人。自班固以下, 纪传体被历代沿袭效仿, 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

班固编纂的《汉书》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与《史记》相比较, 在编纂体例方面既有继承, 又有创新, 继承主要在于它沿袭了《史记》的纪传体特质, 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汉书》不是通史而是断代史, 记述的起讫时限为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整个西汉一代共230年的历史。“断代为史”可以避免通史中的不必要重复, 其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史书体例变化的一大进步。《汉书》的这种断代史体例创立了正史模式, 为以后历代所仿效, 二十五史中除《史记》和《南北史》以外, 均是以《汉书》为楷模“断代为史”的。第二, 《汉书》破除了世家一体的格局。改《史记》中的“书”为“志”, 取消了“世家”, 凡《史记》列入世家的汉代人物, 《汉书》均写入“传”。由于《汉书》所记载的是西汉一代的历史, 此时已经不存在长期具有独立政权性质的世袭侯王, 因此《汉书》取消了世家这种体裁, 是符合历史时势变化的。第三, 《汉书》修订并增补了《史记》中的体例, 确立了十志。具体而言, 《汉书》将《史记》中的“律书”、“历书”并为“律历志”;“礼书”、“乐书”并为“礼乐志”;改《史记》“平准书”为“食货志”;“封禅书”为“郊祀志”;“天官书”为“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此外, 还新创立了地理、艺文、刑法、五行四志。十志的确立, 成为后代正史撰写典制篇卷的遵循规范, 且为后代志书体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例如《通典》、《文献通考》等书, 就是在十志的影响下陆续产生的。

2.《史记》与《汉书》在内容上的不同

司马迁《史记》的内容特色, 简言之, 可以归结为“广”和“新”。先说“广”:《史记》在“五体结构”的基础上包罗万象, 跨越时间之久, 记载内容之广, 是前无古人的。从时间上来看, 它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近三千年的历史;从地理范围来看, 它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 把触角延伸到了我国今日的版图之外;从记载的人物来说, 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帝王将相、官僚贵族、隐士游侠、农民商贾等, 无所不包;从记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来说, 它更是第一次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史记》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 说明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书, 而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再来说“新”:《史记》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第一, 《史记》首创经济史传, 如《平淮书》和《货殖列传》, 叙述了经济状况, 指出生产活动在历史中的重要性, 开创了我国史学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第二, 《史记》首创民族史传, 如《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 详今略古地介绍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 打破了封建正统思想把少数民族斥为夷狄之邦, 不予载述的局限性。第三, 《史记》首创学术史传, 如《论六家要旨》中, 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学术总论, 便很有研究价值。《史记》出现之前, 我国是没有学术史的, 《史记》开创了我国学术史的先河。

《汉书》的内容与《史记》相比有所重叠, 史料上也有所借鉴, 同时有其独特的创新之处。一方面, 《汉书》在利用《史记》的材料时有很多增补、移动、删节、订正之处, 二者没有一篇是完全相同的;另一方面, 汉武帝之后的历史内容为《汉书》新增, 惠帝一纪也为《史记》所无, 而班固所补, 这是《汉书》的创新之处。另外, 《汉书》继《史记》之后, 进一步发展了国内外民族历史的记载, 增加了大量西南夷和匈奴传的史事。比如将《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 详细记述了西域各个地区的历史, 为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及亚洲有关各国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总之, 《汉书》与《史记》相较, 在编撰体例上有所创新, 而体例的变化必将反映到内容的著述中去。一方面, 《汉书》对《史记》在继承和利用中有所创造和发展;另一方面, 《汉书》规整的体例适合于记述“包举一代”之事, 但在作史思想的深奥变化和追求理想方面, 较于《史记》, 还是较为逊色的。[5]

三、《史记》与《汉书》在写作风格、语言特色上的比较

《汉书》接踵《史记》, 千载而下, 《史》《汉》并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一代有一代之史学, 时局的差异与个人的经历往往造成文人写作风格的不同, 进而语言的风貌也随之改变。司马迁浪漫外放, 班固严谨内敛;《史记》雄放酣畅, 《汉书》法度严明。

1.《史记》与《汉书》在写作风格上的不同

司马迁《史记》的风格多姿多彩, 异彩纷呈, 归纳起来, 不外乎以下三点:雄健、婉曲、峻洁。雄健乃是司马迁写作的最大风格, 清人刘大櫆曾言:“文贵大, 古文之大者莫如史迁”。司马迁笔力劲键、感情充沛, 发之为文, 使得《史记》的文势大起大落, 跌宕有致。此外, 我们也不能忽略他风格中委婉的一面。司马迁的感情和思想在所有时候都像庐山瀑布一般倾泻无疑, 有时, 他会将自己的是非态度、爱憎情感隐蔽起来, 让读者去思考领会, 给人以含蓄的美感。比如在批评讽刺汉武帝时, 就运用了委婉的笔法, “语虽论秦, 意乃指汉”。最后则是其峻洁的风格, 所谓峻洁, 主要指《史记》的文笔朴素凝练, 干净利落, 没有东枝西蔓之病。梁启超曾评价说:“司马迁行文, 或从大处着眼, 或从小处落墨, 总之是非常善于抓住主要的东西作刻意的描绘, 而将那些可有可无, 无关紧要的史料一并删除。”故称之为“峻洁”, 是最恰当不过的。

关于《汉书》的文风, 可以用“正统醇正”四个字概括。汉代大家辈出, 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诸家之文, 或疏直激切, 或纵横变化, 大抵都带有先秦诸子的文风, 而班固已然形成了一套正统思想, 所为文章, 也就最富有大汉王朝的正统气息。班固在《汉书》中表达的正统思想, 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其一, 是父亲班彪的影响。班彪曾表示坚决维护汉朝一统天下, 反对诸侯割据, 著有《王命论》, 说明汉继尧统, 得灵命之符, 虽逢世乱, 亦不可作非分之想, 其正统思想是很典型的。其二, 《汉书》是秉承天子旨意写就的, 具有“遵命文学”的性质。《汉书》正统的文风, 与《史记》有很大不同, 不妨以《游侠列传》为例作个比较。司马迁写《游侠列传》, 对于布衣之侠, 闾巷之侠, 尽情称赞。他在序言中说:“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困厄”, 对于曾受国法制裁的侠客郭解, 司马迁亦公然为其辩护, 这明显的与统治阶级的思想相违背。而班固不然, 他写《游侠列传》, 尽废《史记》的原序而不用, 另写序言, 而且与司马迁的观点针锋相对, 曾言:“况于郭解之伦, 以匹夫之细, 窃杀生之权, 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差异之甚, 态度之别可见一斑。

2.《史记》与《汉书》在语言特色上的不同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史记》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美感效应, 语言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司马迁善于对社会、人生进行细致的观察, 善于抓住人或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描绘, 在语言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使得《史记》不仅是一本历史学著作, 更是一座文学语言的宝库。

《史记》的语言特色体现在多个方面, 本文只从人物语言、叙述语言和民间语言的借用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第一, 人物语言个性化。《史记》中的人物语言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 使读者“闻其声, 知其人”, 透过其人的语言和口吻, 便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性格和气质。比如写刘邦, “汉王啜食吐哺, 骂曰:‘竖儒, 几败而公事’”, 刘邦出身微贱, 说话粗野的鲜明特点便跃然于纸上。第二, 叙述语言散文化。就叙述语言来说, 《史记》的总体风格灵活自由, 既精炼又传神, 既简约又繁复, 可谓不拘一格。司马迁遣词造句, 句式风格多变, 句子长的可以长到几十个字, 短的可以短到两三个字, 甚至一个字。长长短短, 使得文章错落有致。如在《吕太后本纪》中叙述道:“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 去眼, 煇耳, 饮瘖药, 使居厕中, 命曰:‘人彘’”。司马迁用短句, 仅短短二十来个字, 就刻画出吕后的嫉妒、残忍与灭绝人性, 读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第三, 善于吸收和提炼民间语言。司马迁在《史记》中运用了大量民间歌谣、谚语、俚语等, 在增强语言丰富性的同时, 深刻地阐发了主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指责司马迁“其所载多聚旧纪, 时差杂言”, 实际上这一指责是不正确的。所谓“杂言”, 乃是司马迁对民间语言的吸收与融化, 《史记》也因此而倍添光彩。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就曾言“一尺布, 尚可缝, 一斗米,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司马迁引用歌谣揭露了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让人读来印象深刻。

今人评价班固, 多半说他的语言不及司马迁生动活泼, 这点确实是存在的, 但对中国古代史学和语言文学的发展, 《汉书》也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汉书》贵在写实, 语言平实精炼, 古拙典雅, 有规矩法度贯穿其中。相比于《史记》跌宕隽秀,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具体说来, 《汉书》的语言风格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语言丰赡庸雅。《汉书》句法严整而精巧, 语言丰富多彩, 向来学者以富赡许之。较之《史记》善用虚词, 《汉书》则在实词运用上追求变化, 因而其语汇之丰富, 实在《史记》之上。第二, 语言千锤百炼, 准确凝练。《汉书》语言将散文散体风格与辞赋整饬特点加以整合, 总体上显得简练工整。相较于《史记》, 《汉书》精简了大量文字而大意未改, 未尝没有锤炼的功夫, 但自文学角度看, 简则简矣, 无奈失去了许多韵味[4,106]。如改《史记》中刘、张二人的问答为张良一人的陈述, 刘邦一连声的七个“未能也”也被删削尽净, 使原本生动的对答场景顿然消失, 也使直泄而下的语势化为一潭止水了。第三, 语言冷峻平实。“一般说来, 班固笔下的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着情感, 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6,254]更有学者说:“《史记》文情并茂, 而《汉书》除《苏武传》《李陵传》动情, 一般感情上较为冷静。”[7]103因而《汉书》的语言措辞是冷峻含蓄的。

结语

《史记》与《汉书》的前后诞生, 恰如两颗璀璨的明星, 分别代表了西汉和东汉文化创造的杰出成果。如果说《史记》的创作倾注了太史公父子特别是司马迁的全部心血, 那么《汉书》之中则凝聚了班氏父子特别是班固的非凡才智。如果说《史记》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精神的激励和司马迁父子历史责任感共同驱使的产物, 那么《汉书》则是大汉帝业中兴的感召和班氏父子强烈著史意识驱动的结果。此外,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编纂体例上有一系列创新, 这些创新为以后的史家所继承, 奠定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纂方法。从《史记》到《汉书》, 不仅体现了大汉盛世之中杰出的史家欲以人明史, 以史鉴世的积极追求, 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西汉至东汉跨越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 同时, 这一风气也反映到了著述的文风之中, 形成了《史记》雄健峻洁, 《汉书》正统醇正的特点。

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 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宏伟巨篇,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既《史记》之后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两部典籍在史学价值上可以比肩, 但在史家生平, 写作背景、编纂体例、取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关键词：《汉书》,《史记》,司马迁,班固,比较

参考文献

[1]韩兆琦.史记通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2]安平秋, 张大可, 俞樟华.史记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

[3]潘定武.汉书文学论稿[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4]张学诚, 李梅, 史记讲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5]仓修良.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1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6]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后汉书·周举传》原文及译文 篇7

原文：

周举字宣光，汝南汝阳人，陈留太守防之子。举姿貌短陋，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从横周宣光。”

延光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时宦者孙程等既立顺帝，诛灭诸阎，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举谓郃曰：“昔郑武姜谋杀严公①，严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焦之言，循复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后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厉群臣，朝觐如旧，以厌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陈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东宫，太后由此以安。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②。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举出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

建和三年卒。朝廷以举清公亮直，方欲以为宰相，深痛惜之。

(《后汉书·卷六十一》，有删改)

【注】①严公：指春秋时期的郑庄公。②龙忌之禁：古时指鬼神忌日，此处指禁火的风俗。

译文：

周举字宣光，汝南汝阳县人，是陈留太守周防的儿子。周举身材短小，相貌丑陋，但是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为当时儒者(读书人)所尊崇。所以，京城中流传着称赞他的话：“周宣光通晓《五经》。”

延光四年，(周举)被征召到司徒李郃府中做官。当时，宦官孙程等人拥立顺帝，诛杀了阎氏家族的人。议郎陈禅认为阎太后与皇帝之间没有母子恩情，应该让太后移到离宫中居住，断绝朝拜参见。议论政事的大臣们都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周举对李郃说：“从前，郑武姜设计杀害郑庄公，郑庄公发誓不到黄泉母子不再相见;秦始皇怨恨他母亲行为不端，长时间不与她见面。后来，有感于颍考叔、茅焦的话，重新遵循做儿子的道义。书传上都称颂他们。现在，阎氏家族刚刚被诛灭，太后被幽禁在离宫，如果因悲痛忧愁而生出疾病，一旦逝去，皇帝将凭什么来号令天下的人呢?如果按照陈禅的建议去做，后世的人就会归罪于您。应该秘密地向皇帝上书，让皇帝尊奉太后，率领督促大臣们，像先前一样朝见太后，来满足上天的心意，符合众人的愿望。”李郃立即向皇帝上书陈述了这个道理。第二年正月，皇帝就到东宫去朝拜太后，太后从此就安定下来。

周举升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因介子推被焚烧而死，有禁火的风俗。到了介子推死的那个月，都说神灵不喜举火，因此百姓每年冬季有一个月要吃冷食，不敢生火煮饭，一家老小不堪冷食，每年死不少人。周举到了并州，作了凭吊介子推的.祭文放在他的庙里，说严寒的冬天离开火，残损百姓生命，这不是贤人的意思，并向百姓宣传，使他们恢复熟食。于是百姓的迷惑渐渐得以消除，风俗渐渐改变。

周举外调担任蜀郡太守，因事获罪被免官。大将军梁商给皇帝上书，推荐周举担任从事中郎，对他非常敬重。(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规模邀请宾客，在洛水边宴饮，周举当时称病没有去。梁商与亲朋好友开怀畅饮，快乐至极。等到酒宴将散，歌唱结束，他接着吟唱了《薤露》这首歌曲，在座的人听了之后，都为之掩面流泪。太仆张种当时也在场，等到回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周举。周举感叹说：“这就是所谓的悲哀或欢乐不合时宜，歌唱不合场所。灾祸就要到来了啊!”梁商到秋天果然死去。

关于《师说》的原文和翻译 篇8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jiē）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fǒu）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tán）、苌弘、师襄、老聃（dān）。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他所存在的疑惑，就始终不能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习的风尚没有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众人喜爱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教育孩子；他们自己呢，却以从师学习为耻，这真是糊涂啊！那孩子的老师，教他们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给人解释疑惑的老师。不理解文句，疑惑得不到解决，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求教（意思是不知句读的倒要从师，不能解惑的却不从师），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智的呢。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如有人称人家为老师，称自己为学生，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类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难道值得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强，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像这样罢了。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被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

［3］受：通“授”。传授。

［4］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 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5］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6］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7］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道：这里作动词用，学习、从师的意思。

［8］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之，即以之为师。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庸，岂，哪。知，了解，知道。

［10］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知识、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谁懂得道理，谁就是自己的老师。

［11］师道：以师为道。即学道。道，这里有风尚的意思。

［12］出人：超出（一般）人。

［13］众人：普通人。

［14］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15］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16］惑矣：（真）糊涂啊！

［17］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18］句读（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 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读，通“逗”。

［19］或师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请教老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却不问老师。“不”同“否”。此句翻译时应注意交错翻译，详见下文翻译。

［20］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之不知）倒要学习，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却放弃了。

［21］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

［22］百工：泛指手工业者。

［23］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4］位卑则足羞：(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耻辱。

［25］谀（yú）：阿谀、奉承。

［26］复：恢复。

［27］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

［28］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29］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语气词，起加强反问语气作用。

［30］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31］ 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ｈàｏ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

［32］苌（cháng）弘：东周 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

［33］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34］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35］不必：不一定。

［36］术业有专攻：学问和技艺上（各）自有（各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37］李氏子蟠：李蟠（pán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38］六艺经传（zhuàn）：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六艺：指六经，即《》、《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

［39］不拘于时：不被时俗所限制。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40］余嘉其能行古道。嘉：赞许

［41］贻：赠送